掉在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有人捡？
美国经济学界多年前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天，一位学富五车的经济学者教授和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助理教授一起外出吃午饭。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眼尖的年轻教授发现地上有张100美元的大面额钞票，便弯下腰准备把它捡起来。不料，那位老教授立刻出手拦住他说：“别捡了，这钞票是假的。”年轻教授不服气、问道：“你如何断定这钞票是假的?”老教授随口回答：“如果这100元的钞票是真的，早该被人拾走了。”
老教授的答案虽然书呆得可笑，但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市场的高效率保证它时时出清，谈判桌上没有剩下的钱，人行道上也不可能有还未被捡走的钞票。在老教授看来，年轻教授是经济学修养不够才会伸手去捡那掉在地上的钞票。
掉在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没人捡，当然还有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等其他原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种种浪费现象．其实就和钞票掉地上没人捡一样。我们的无奈等待，其实还是和“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分不开。
奥尔森1996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大面额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的文章。他认为，能够在国家这一层次上解释贫富差别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源的禀赋不同。二是公共政策和体制不同。奥尔森的结论是、决定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不是包括技术、知识、土地、资金和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票赋，而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和公共政策以及影响体制与政策质量的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有亿万元钞票掉在地上没人捡!要捡起这巨额钞票，必须靠千万人的分工、合作，必须有对私人产权的绝对保护以及对合同的公正实施。好的体制和政策能够保证对产权长期有效的保护，杜绝任何形式的掠夺，激励人们从事分工、合作的创新生产活动，特别是“产权密集型”的生产活动。“掉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捡不来”、“不让捡”或者“捡了也白捡”，关键是体制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的事确实也不少见．莫斯科街道上前些年就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沿街的店铺大量空置；另一方面，街道夯涌现出许多金属做成的箱形销售摊。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万只这样的金属箱子，一眼望去就像是置身于金属森林之中。为什么在莫斯科寒冬里沿街叫卖的商贩不搬到温暖的店铺里去?为什么沿街店铺的拥有者要放弃可观的租金收入?为什么掉在街边的钞票多年没人捡?密执根大学一位叫黑勒的年轻教授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反公地悲剧”的概念。
大家也许对“公地悲剧”的概念较为熟悉。
“悲剧”的产生是由“公地”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而且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结果是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它们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黑勒的反公地有相反的产权特性。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也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反公地”的产权特性是给资源的使用设置障碍，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就像在一间房子的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别归十几个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同一时间到齐。显而易见，打开房门的机会非常小，房子的使用
率非常低。黑勒发现，莫斯科的沿街店铺和这间房子十分相像，具有“反公地”的产权特性。 直到1995年，俄罗斯95%的商用房地产仍然由地方政府拥有。其中，莫斯科国有店铺的产权结构尤其复杂，存在下面四个问题。首先，每一种产权有多个拥有者。例如，6个政府机构共享出售权，5个机构有权得到售款，3个机构有权出租店铺，5个机构有权收取租金。第二，产权的非对称拥有。有权出售的不一定有权获得售款；有权出租的不一定有权收取租金；有权决定用途的不一定有占用权。第三，拥有产权的政府机构和机构中掌握决策权及实际控制权的官僚利益不一致，产生“委托一代理人”问题。第四，占用者一般无权将店铺转租。支离破碎的产权结构就像是一篓螃蟹你夹住我的后脚、我钳住你的前腿，谁也动弹不得。莫斯科的沿街店铺有许多拥有者，他们都拥有阻止他人“开门”的“钥匙”，但谁都无法自己“开锁进门”，正好符合“反公地”的定义。
很明显，“反公地”的产权不是虚置、不明晰的产权，而是支离破碎的产权。“公地悲剧”可以靠明确产权来解决，而“反公地悲剧”则需要以整合产权来化解。那么，私人企业家有能力运用市场的力量对产权进行整合吗?从莫斯科沿街店铺的产权结构可以看出，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要在众多政府机构的“迷宫”中找出所有关键人物进行谈判．向他们购买产权，并且确保交易合同能得到顺利实施，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交易成本极高的事情。
对比之下，在莫斯科街边摆个金属箱销售摊子反而容易得多。先给消防局、供电局、城市建筑管理局等单位的主管送礼，得到他们的批准后再买通审批营业执照的工商管理官员，贿赂税务官员，向黑手党交保护费，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当然，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位叫卡拉莫夫的摊主这样说：“摊子设起来以后你还要继续行贿，不然他们会把它封了。黑手党是最容易对付的，他们不会要价太高，要多少拿多少，不会多拿。最难的是行贿，你送钱得送对人，不然白送。”卡拉莫夫的做法是在政府办公室外连续呆几天，见到官员就送些糖果和小礼物，最后总会有好心人指点迷津，帮他找到目标对象。摆摊子有章可据，租店铺却无门可入。结果必然是金属箱子越摆越多，店铺仍然闲置街边，掉在莫斯科街道上的钞票还是捡不起来。
中国“反公地悲剧”的一个例于是福建省前副省长张遗记述的关于闽江河沙的故事。话说日本东京的水泥厂每年需进口淡水沙300万吨，而福建闽江上游的洪水每年给闽江口带来700万吨河沙，阻塞航道。把闽江河沙卖给东京水泥厂既能疏通航道又可以嫌取外汇，是捞起“掉进河里的钞票”的好事情。日本议会日中友好议员协会会长古井喜实1979年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福建长期提供闽江口淡水河沙。邓小平批示支持，李先念也批示赞成。没想到闽江河沙是“反公地”，诸多的“产权拥有者”都想得到掉进河里的钞票。外贸局认为河沙出口属于外贸，应该归外贸局经营；交通航运部门则认为挖沙与清理航道分不开，应该由他们经营；建筑材料局又说河沙属于建筑材料，国家分工属于他们经营；还有集体所有制的闽江河沙队，说是历史上他们以挖沙谋生，国家不应与民争利。这些单位相互间不断扯皮，一拖6年，日本方面只好作罢。掉进河里的钞票最终还是没有捞起来。
对“反公地悲剧”问题，政府部门近来有较明确的认识。据报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认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同一企业的所有权由不同的政府机构行使。例如，人事权和监督权掌握在企业工委和国企监事会手中，收益由财政部负责，薪酬则由劳动部审定。其结果是，每个机构都可以从某个方面向企业发号施令，但谁都不对企业经营的整体结果负责，也不可能负责。意识到产权支离破碎的弊端，十六大提出了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确保国企所有者责、权、利的统一。建立统一的所有权代表的确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的目的是通过整合产权来解决“反公地悲剧”问题。
诚然，在交易费用很高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要比市场整合有效得多。应该注意的是，现有的产权拥有者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而产权有偿转让的方案则会使问题复杂化。
另外，“委托—代理人”问题也将继续存在于独立、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之中。（陈抗，《百姓》2003年第10期)
掉在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有人捡？
美国经济学界多年前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天，一位学富五车的经济学者教授和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助理教授一起外出吃午饭。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眼尖的年轻教授发现地上有张100美元的大面额钞票，便弯下腰准备把它捡起来。不料，那位老教授立刻出手拦住他说：“别捡了，这钞票是假的。”年轻教授不服气、问道：“你如何断定这钞票是假的?”老教授随口回答：“如果这100元的钞票是真的，早该被人拾走了。”
老教授的答案虽然书呆得可笑，但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市场的高效率保证它时时出清，谈判桌上没有剩下的钱，人行道上也不可能有还未被捡走的钞票。在老教授看来，年轻教授是经济学修养不够才会伸手去捡那掉在地上的钞票。
掉在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没人捡，当然还有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等其他原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种种浪费现象．其实就和钞票掉地上没人捡一样。我们的无奈等待，其实还是和“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分不开。
奥尔森1996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大面额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的文章。他认为，能够在国家这一层次上解释贫富差别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源的禀赋不同。二是公共政策和体制不同。奥尔森的结论是、决定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不是包括技术、知识、土地、资金和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票赋，而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和公共政策以及影响体制与政策质量的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有亿万元钞票掉在地上没人捡!要捡起这巨额钞票，必须靠千万人的分工、合作，必须有对私人产权的绝对保护以及对合同的公正实施。好的体制和政策能够保证对产权长期有效的保护，杜绝任何形式的掠夺，激励人们从事分工、合作的创新生产活动，特别是“产权密集型”的生产活动。“掉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捡不来”、“不让捡”或者“捡了也白捡”，关键是体制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的事确实也不少见．莫斯科街道上前些年就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沿街的店铺大量空置；另一方面，街道夯涌现出许多金属做成的箱形销售摊。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万只这样的金属箱子，一眼望去就像是置身于金属森林之中。为什么在莫斯科寒冬里沿街叫卖的商贩不搬到温暖的店铺里去?为什么沿街店铺的拥有者要放弃可观的租金收入?为什么掉在街边的钞票多年没人捡?密执根大学一位叫黑勒的年轻教授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反公地悲剧”的概念。
大家也许对“公地悲剧”的概念较为熟悉。
“悲剧”的产生是由“公地”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而且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结果是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它们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黑勒的反公地有相反的产权特性。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也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反公地”的产权特性是给资源的使用设置障碍，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就像在一间房子的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别归十几个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同一时间到齐。显而易见，打开房门的机会非常小，房子的使用
率非常低。黑勒发现，莫斯科的沿街店铺和这间房子十分相像，具有“反公地”的产权特性。 直到1995年，俄罗斯95%的商用房地产仍然由地方政府拥有。其中，莫斯科国有店铺的产权结构尤其复杂，存在下面四个问题。首先，每一种产权有多个拥有者。例如，6个政府机构共享出售权，5个机构有权得到售款，3个机构有权出租店铺，5个机构有权收取租金。第二，产权的非对称拥有。有权出售的不一定有权获得售款；有权出租的不一定有权收取租金；有权决定用途的不一定有占用权。第三，拥有产权的政府机构和机构中掌握决策权及实际控制权的官僚利益不一致，产生“委托一代理人”问题。第四，占用者一般无权将店铺转租。支离破碎的产权结构就像是一篓螃蟹你夹住我的后脚、我钳住你的前腿，谁也动弹不得。莫斯科的沿街店铺有许多拥有者，他们都拥有阻止他人“开门”的“钥匙”，但谁都无法自己“开锁进门”，正好符合“反公地”的定义。
很明显，“反公地”的产权不是虚置、不明晰的产权，而是支离破碎的产权。“公地悲剧”可以靠明确产权来解决，而“反公地悲剧”则需要以整合产权来化解。那么，私人企业家有能力运用市场的力量对产权进行整合吗?从莫斯科沿街店铺的产权结构可以看出，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要在众多政府机构的“迷宫”中找出所有关键人物进行谈判．向他们购买产权，并且确保交易合同能得到顺利实施，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交易成本极高的事情。
对比之下，在莫斯科街边摆个金属箱销售摊子反而容易得多。先给消防局、供电局、城市建筑管理局等单位的主管送礼，得到他们的批准后再买通审批营业执照的工商管理官员，贿赂税务官员，向黑手党交保护费，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当然，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位叫卡拉莫夫的摊主这样说：“摊子设起来以后你还要继续行贿，不然他们会把它封了。黑手党是最容易对付的，他们不会要价太高，要多少拿多少，不会多拿。最难的是行贿，你送钱得送对人，不然白送。”卡拉莫夫的做法是在政府办公室外连续呆几天，见到官员就送些糖果和小礼物，最后总会有好心人指点迷津，帮他找到目标对象。摆摊子有章可据，租店铺却无门可入。结果必然是金属箱子越摆越多，店铺仍然闲置街边，掉在莫斯科街道上的钞票还是捡不起来。
中国“反公地悲剧”的一个例于是福建省前副省长张遗记述的关于闽江河沙的故事。话说日本东京的水泥厂每年需进口淡水沙300万吨，而福建闽江上游的洪水每年给闽江口带来700万吨河沙，阻塞航道。把闽江河沙卖给东京水泥厂既能疏通航道又可以嫌取外汇，是捞起“掉进河里的钞票”的好事情。日本议会日中友好议员协会会长古井喜实1979年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福建长期提供闽江口淡水河沙。邓小平批示支持，李先念也批示赞成。没想到闽江河沙是“反公地”，诸多的“产权拥有者”都想得到掉进河里的钞票。外贸局认为河沙出口属于外贸，应该归外贸局经营；交通航运部门则认为挖沙与清理航道分不开，应该由他们经营；建筑材料局又说河沙属于建筑材料，国家分工属于他们经营；还有集体所有制的闽江河沙队，说是历史上他们以挖沙谋生，国家不应与民争利。这些单位相互间不断扯皮，一拖6年，日本方面只好作罢。掉进河里的钞票最终还是没有捞起来。
对“反公地悲剧”问题，政府部门近来有较明确的认识。据报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认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同一企业的所有权由不同的政府机构行使。例如，人事权和监督权掌握在企业工委和国企监事会手中，收益由财政部负责，薪酬则由劳动部审定。其结果是，每个机构都可以从某个方面向企业发号施令，但谁都不对企业经营的整体结果负责，也不可能负责。意识到产权支离破碎的弊端，十六大提出了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确保国企所有者责、权、利的统一。建立统一的所有权代表的确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的目的是通过整合产权来解决“反公地悲剧”问题。
诚然，在交易费用很高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要比市场整合有效得多。应该注意的是，现有的产权拥有者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而产权有偿转让的方案则会使问题复杂化。
另外，“委托—代理人”问题也将继续存在于独立、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之中。（陈抗，《百姓》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