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已病入膏肓，但媒体仍值得期待
2010-10-20 06:57:43
浏览 25718 次 | 评论 190 条
日前，胡润富豪榜再次公布，并透露说“中国百亿富豪数量有可能已经和美国差不了，我所知道已经达到97位，而我肯定我们至少还漏掉了100多位。”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5，GDP的总量也只有美国的1/3的背景，这种数据，让人对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感觉到不寒而栗。但更让人惊讶的，是中国超级富豪的成长时间。让中国超级富豪数赶上美国的时间只用了10年，而美国培养出中国同样数量的超级富豪的时间，是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在这10年间，中国企业家的财富增长迅猛，2010年中国10亿富豪已经达到了1363人，百亿富豪达到了97人。而在10年前中国的10亿富豪只有24人，百亿级的富豪只有一人。在短短的10年间，中国超级富豪的数目和财富的总量都以几十到百倍的速度在增长。这种增速不但远远超过了10年来中国人均收入每年10%的增速，也超过了每年10%的GDP的增速，更超过了已经有点疯狂的国家财政收入20%以上的年均增速。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奇迹”，更是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讽刺，在这种超级富豪数的大跃进之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急速拉大。
当然，一个国家财富分配有一些合理的差距是应该的。因为把财富与资源给有能力的人、有财富的人去经营、管理、运作，它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资源回报率，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这种财富分配的差距必须要有个度，过了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这十年中间不断创出新高最终接近0.5，成为世界上这个衡量贫富差距的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贫富差距远远超过了合理的度，巨富迭出的背后是维稳压力重重的中国。
是什么使得在这10年中间，中国的富豪财富增长得如此迅猛？中国经济这10年内快速增长，最主要原因在于在这10年间中国财富分配多了两大杠杆工具。第一大工具就是房地产；从1998年实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已经成为了中国积聚财富的主阵地。第二大工具是以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以创业版为例，短短一年时间创业版就培养出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翁。短短10年里，由于这两种工具的出现，迅速加大了财富转移的速度和力度。
但是，别的国家也有有房地产市场、股票资本市场这种杠杆工具，为何却没有中国如此惊人的财富积累速度呢？这主要在于中国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是以政府的权力为主导。中国的房地产从开发、购买土地、税收、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同样，中国企业上市目前还是采用核准制并非备案制，而核准制就给了权利以巨大的调控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主导这两大工具的权力，偏偏由于体制的原因得不到制约。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权力寻租现象遍地开花，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权钱结合，让中国的财富向很小一部分人集中，最终让中国一步步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最近,中国国务院发表的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其中有一段看似平淡地数据公布引发了全国百姓的热议。这段话是这样的：“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公务员数量都是公开的，但唯独在中国，公务员的数量是保密的。国务院一不小心泄露了中国少数民族所占公务员数量的比例，结果中国百姓一下就推算出了中国公务员的总数。让中国的百姓开了一次眼，知道了中国到底有多少公务员。
这里所说的公务员，是指有行政和司法军事等领导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国公务员的总数量应该是：290万÷7.4%=3918万。按照2005年11月1日零时正计算的中国全国总人口数是大约为13亿人，13亿总人口÷3918万干部人数＝33.18人，就是每33个百姓就要养一个公务员。不过有好事的中国百姓说这个数据不对。如果要算得再精确一些，把公务员本身不作为供养人，那么应该是：(130000－3918)÷3918＝32.18人，即约为32个百姓养一个公务员。但如果真要精确，上述说法也不对，因为上述说的是在职的干部，国家还有很多离退休的干部，这些离退休的干部最少也占了全部干部数量的15左右，那么就是3918万X15%+3918万=4506万。130000万/4506万=28.85,即29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当然，29个老百姓中还应该去掉60岁到80岁，1岁到20岁的非劳动人口，即扣除老人、退休人员、未成年和在校学生人口总共6亿，剩余8亿人，便得出约20个成年人养1个官员。更准确的数字是：13亿-6.5亿/4506万=65000万/4506万==14人，即平均每14个百姓要养一个党国的“公务员”！
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惊人了，如果再精确就有点吓人。因为还有非公务员编制的事业单位，还有中石油、中石化、移动、联通、电力等等垄断国企，也要老百姓供养。至2006年底，全国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务员1550多万；没公务员名份但从事公务员工作人员1360万以上，合计2910万。加上4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财政和收费供养的人员达7000万。2006年，全国就业人数7.8亿，差不多每10个非财政供养就业人员要养活平均收入高几倍的靠财政、收费供养的人员。上述数据还是2006年的，现在已经是2010年了，公务员按照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增加。这样算起来，可能就是几个百姓就要供养一个政府人员。所以，中国百姓供养的政府官员不仅创造了世界记录，而且还创造了财政收费和收税的世界纪录。
然而，中国老百姓付出的巨大财富，供养官员的负担如此沉重，官员们却腐败横行，还变着法子挥霍民脂民膏。比如公款旅游早已经是全国纳税人诟病很久的问题，但公款旅游却在官府的纵容下，年年推出新花样，让人眼花撩乱。云南昆明市最近推出规范公职人员出境、出省考察的规定，包括因公出国或出境者，必须在回国20天内，提交不少于3千字的考察报告。舆论认为，用提交考察报告来抑制公款旅游，根本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给公款旅游披上合法外衣，成为大陆官员们的遮羞布。安徽霍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霍山县住建局组织职工前往上海、江苏等地旅游，约20万元费用全部公款报销；据《京华时报》报道，面对媒体的质疑，住建局办公室主任竟然理直气壮的辩解说：“我们要学习世博会的建筑规划。组织外出学习又有什么不可的呢？”河南省许昌市总工会组
织工作人员赴上海公款旅游，竟然以“帮扶款”的名义报销。7月9日，网络爆出消息：“教师绩效工资尚未到位，岳阳华容县纪委却组织40余人花费20万元公费‘贵州清凉游’”。华容县纪委领导辩称这是藉“7.1”去贵州学习，至少算是“红色旅游”。大陆所谓的“红色旅游”是指，把大陆执政党的纪念地、纪念物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旅游形式，幷精心打造了旅游线路和经典景区。据统计，大陆官员的所谓红色旅游自2005年启动以来，接待游客近10亿人次，现综合收入达4千亿元。而与红色旅游类似，今年到上海看世博，在很多地方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激发了各地官员的“学习”热情。如云南曲靖市麒麟区法院法官倾巢出动，公费赴沪，以致法庭暂时关闭；广西来宾市兴宾区教育部门安排全区校长到上海参观学习，令学校的正常运作受影响；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拒绝参观世博，竟然被单位罚款1500元，等等。香港《太阳报》指出，大陆官员的“三公消费”，每年开支多达9千亿元，民愤巨大，导致社会动荡；但当局却熟视无睹，反而推出种种自欺欺人的规定来掩人耳目，这必然会使“三公消费”愈演愈烈，官民矛盾进一步加剧。
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是除了当权者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用于集团利益的无度挥霍外，就是没有节制的贪污腐败。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务院研究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3大机构，联合调研、考核，费时5个多月，统计出如下天文数据：从1993年至2009年整整17年，经官方机构的不完全统计，流失的国有资产逾12万亿元。这还是指有形的资金、资产，而无形资产的流失更是无法计算。
12万亿元等于2009年国民经济总产值34万亿元的35.3%，是2009年国家财政总收入6.8万亿元的1.76倍，是2009年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省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倍多。12万亿相当于全国国企有形总产值52.62万亿元的22.8%，是2010年全国“三农”总投入8183亿元的14.66倍，是2009年全年投入教育经费4320亿元的27.8倍。12万亿元相当于全国八亿农村人口4年零2个月的总收入(2009年8亿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3530元)。
17年，12万亿元国资流失，平均年流失7千零58亿元。这些国有资产大部流入到下述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腰包中去：(一)原党政、国家部门官员转变为企业老板、高层主管；(二)官场内部侵吞、侵占， 其中包括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开设小金库和账号；(三)民营企业主，民营企业资产值1千万以上的，有86%来自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的亲属；(四)境外、外国企业、港澳台企业及名义上中外合资企业的高管层。
国资委在2008年10月一份调研、复核某国有企业出售、转让、兼并清况的报告中指出：当年是犯了过急、过快、求解脱的思想指导失误，把能尽快出售、转让及宣布破产作为思想解放、经济转型来鼓励。该报告更指出：国有企业出售、转让的价格，是有形资产价值的25%，有的甚至是原有形资产价值的5%不到。一批被鉴定为废矿或缺乏开采价值的矿山出售、转让价格是原估值的10% 甚至2%！
比如，下列典型国有资产流失事例：(一)东北三省原有1730多间国有大中型重工业及矿山企业，时资产值2620多亿元，其中1350多间合并、转让、出售
(自动倒闭)，总共只作价107亿零3800多万元。(二)上海市棉纺、毛纺企业产值至1980年代中期占全国棉纺业的30%，占全国毛纺业的40%；1990年代中期完成合并、 转让、出售(自动倒闭)、合资等，资产流失损耗时值730多亿元，112万棉纺、毛纺、丝绸业职工下岗、待退休。(三)2000年初，山西省、湖北省先后出售、转让年产5万吨以下煤矿3750多座，实际市值超过5万亿元，但在出售、转让时只作价1080亿零3000万元，不到实际市值的五十分之一，而已其中有3成煤矿的年产量超过10万吨。(四)稀有金属矿、稀士，至2009年底，25种稀有金属矿出口累计577万余吨，出口价仅为国际市场价的30%，稀土出口累计28万7千多吨，出口价仅为国际市场价的18%于25%，两类亏损、流失7千2百多亿。
由于马太效应，如果不对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权力主导经济体制予以改变，如果不对权力予以有效的监督，那么可以预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这种贫富差距还会继续拉大，社会维稳的压力会继续加剧，也许投入更多的维稳费用也将于事无补。——这，也许是胡润富豪榜流露出来的不容忽视的信息。
但中国大陆维护一党专政的体制，长期实施党禁报禁，依靠武力治国兼之喉舌欺骗宣传，扼杀任何不同的声音，形成当权者拥有绝对权力，从而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各级党政官员及其子女亲属公然呱分、鲸吞国有资产资金的总根源。如今，中国大地贪腐状况日甚一日，原来是官员级别越高贪得越多，现在发展到官位越小贪得越狠，诸如“亿元科级女贪官”、“绿化贪官”、“灯泡贪官”，不一而足。官员贪腐高峰期大大前移，原来所讲的“59岁现象”正变为“30岁现象”；整个社会主流价值已经崩溃，官方意识形态全面式微。恐怕多数共产党员本身是不信什么共产主义或什么“中国特色”的。他们的信仰就是权、钱、色！
上述所有触目惊心的普遍事实，说明中国官场已病入膏肓，须用起死回生之猛药。
“十二五”规划将进入“民富五年”，其中改革收入分配是重头戏；不过，民间学者指出，若现有的政治体制不改，“十二五”规划也只能是空头支票。因为所谓的富民，就涉及利益分配，就牵扯到利益集团，要他们让出利益来，如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利益集团就不可能把利益让出来。尤其是国有财产、全民财产及其生产出来的价值，往往由少数人尤其是领导人来控制了，成了他们个人随意支配收入了。
中共17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国多家媒体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刊登温家宝接受美国有綫新闻网（CNN）的专访；在国内外压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一些媒体乘机要求政治改革。比如湖南和江苏两家有影响的报纸分别以整版篇幅报导了在中国被视为敏感话题的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快报》以第11版全版的篇幅报导“温家宝接受CNN专访谈政改”，这是9月23日温家宝受访以来，大陆媒体对此次访问最大篇幅、最全面的报道。《潇湘日报》的文章收集了分析人士对温家宝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讲话的评论，幷对中国即将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乐观的预期。隶属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农村报》以“温家宝：言论自由不可缺”为题简短报导，摘引温所说“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不可缺少”，“人民对民主自
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上海《解放日报》则以评论形式，透露专访中的敏感话题。过去20天以来，至少有10多家有影响力的中央及地方报纸,以直接、打擦边球等方式,报道温家宝的政改谈话,或请专家学者撰文呼吁启动政治改革。
据香港《苹果日报》援引大陆评论人士指，媒体是在借势逼宫，要求中共推行政治改革，称这意味着“政治改革号角已吹响”。广东《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指出，在政治严冬气候下，媒体敢站出来呼吁政改，“历史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中国媒体仍然值得期待”。
官场已病入膏肓，但媒体仍值得期待
2010-10-20 06:57:43
浏览 25718 次 | 评论 190 条
日前，胡润富豪榜再次公布，并透露说“中国百亿富豪数量有可能已经和美国差不了，我所知道已经达到97位，而我肯定我们至少还漏掉了100多位。”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5，GDP的总量也只有美国的1/3的背景，这种数据，让人对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感觉到不寒而栗。但更让人惊讶的，是中国超级富豪的成长时间。让中国超级富豪数赶上美国的时间只用了10年，而美国培养出中国同样数量的超级富豪的时间，是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在这10年间，中国企业家的财富增长迅猛，2010年中国10亿富豪已经达到了1363人，百亿富豪达到了97人。而在10年前中国的10亿富豪只有24人，百亿级的富豪只有一人。在短短的10年间，中国超级富豪的数目和财富的总量都以几十到百倍的速度在增长。这种增速不但远远超过了10年来中国人均收入每年10%的增速，也超过了每年10%的GDP的增速，更超过了已经有点疯狂的国家财政收入20%以上的年均增速。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奇迹”，更是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讽刺，在这种超级富豪数的大跃进之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急速拉大。
当然，一个国家财富分配有一些合理的差距是应该的。因为把财富与资源给有能力的人、有财富的人去经营、管理、运作，它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资源回报率，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这种财富分配的差距必须要有个度，过了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这十年中间不断创出新高最终接近0.5，成为世界上这个衡量贫富差距的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贫富差距远远超过了合理的度，巨富迭出的背后是维稳压力重重的中国。
是什么使得在这10年中间，中国的富豪财富增长得如此迅猛？中国经济这10年内快速增长，最主要原因在于在这10年间中国财富分配多了两大杠杆工具。第一大工具就是房地产；从1998年实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已经成为了中国积聚财富的主阵地。第二大工具是以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以创业版为例，短短一年时间创业版就培养出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翁。短短10年里，由于这两种工具的出现，迅速加大了财富转移的速度和力度。
但是，别的国家也有有房地产市场、股票资本市场这种杠杆工具，为何却没有中国如此惊人的财富积累速度呢？这主要在于中国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是以政府的权力为主导。中国的房地产从开发、购买土地、税收、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同样，中国企业上市目前还是采用核准制并非备案制，而核准制就给了权利以巨大的调控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主导这两大工具的权力，偏偏由于体制的原因得不到制约。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权力寻租现象遍地开花，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权钱结合，让中国的财富向很小一部分人集中，最终让中国一步步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最近,中国国务院发表的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其中有一段看似平淡地数据公布引发了全国百姓的热议。这段话是这样的：“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公务员数量都是公开的，但唯独在中国，公务员的数量是保密的。国务院一不小心泄露了中国少数民族所占公务员数量的比例，结果中国百姓一下就推算出了中国公务员的总数。让中国的百姓开了一次眼，知道了中国到底有多少公务员。
这里所说的公务员，是指有行政和司法军事等领导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国公务员的总数量应该是：290万÷7.4%=3918万。按照2005年11月1日零时正计算的中国全国总人口数是大约为13亿人，13亿总人口÷3918万干部人数＝33.18人，就是每33个百姓就要养一个公务员。不过有好事的中国百姓说这个数据不对。如果要算得再精确一些，把公务员本身不作为供养人，那么应该是：(130000－3918)÷3918＝32.18人，即约为32个百姓养一个公务员。但如果真要精确，上述说法也不对，因为上述说的是在职的干部，国家还有很多离退休的干部，这些离退休的干部最少也占了全部干部数量的15左右，那么就是3918万X15%+3918万=4506万。130000万/4506万=28.85,即29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当然，29个老百姓中还应该去掉60岁到80岁，1岁到20岁的非劳动人口，即扣除老人、退休人员、未成年和在校学生人口总共6亿，剩余8亿人，便得出约20个成年人养1个官员。更准确的数字是：13亿-6.5亿/4506万=65000万/4506万==14人，即平均每14个百姓要养一个党国的“公务员”！
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惊人了，如果再精确就有点吓人。因为还有非公务员编制的事业单位，还有中石油、中石化、移动、联通、电力等等垄断国企，也要老百姓供养。至2006年底，全国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务员1550多万；没公务员名份但从事公务员工作人员1360万以上，合计2910万。加上4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财政和收费供养的人员达7000万。2006年，全国就业人数7.8亿，差不多每10个非财政供养就业人员要养活平均收入高几倍的靠财政、收费供养的人员。上述数据还是2006年的，现在已经是2010年了，公务员按照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增加。这样算起来，可能就是几个百姓就要供养一个政府人员。所以，中国百姓供养的政府官员不仅创造了世界记录，而且还创造了财政收费和收税的世界纪录。
然而，中国老百姓付出的巨大财富，供养官员的负担如此沉重，官员们却腐败横行，还变着法子挥霍民脂民膏。比如公款旅游早已经是全国纳税人诟病很久的问题，但公款旅游却在官府的纵容下，年年推出新花样，让人眼花撩乱。云南昆明市最近推出规范公职人员出境、出省考察的规定，包括因公出国或出境者，必须在回国20天内，提交不少于3千字的考察报告。舆论认为，用提交考察报告来抑制公款旅游，根本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给公款旅游披上合法外衣，成为大陆官员们的遮羞布。安徽霍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霍山县住建局组织职工前往上海、江苏等地旅游，约20万元费用全部公款报销；据《京华时报》报道，面对媒体的质疑，住建局办公室主任竟然理直气壮的辩解说：“我们要学习世博会的建筑规划。组织外出学习又有什么不可的呢？”河南省许昌市总工会组
织工作人员赴上海公款旅游，竟然以“帮扶款”的名义报销。7月9日，网络爆出消息：“教师绩效工资尚未到位，岳阳华容县纪委却组织40余人花费20万元公费‘贵州清凉游’”。华容县纪委领导辩称这是藉“7.1”去贵州学习，至少算是“红色旅游”。大陆所谓的“红色旅游”是指，把大陆执政党的纪念地、纪念物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旅游形式，幷精心打造了旅游线路和经典景区。据统计，大陆官员的所谓红色旅游自2005年启动以来，接待游客近10亿人次，现综合收入达4千亿元。而与红色旅游类似，今年到上海看世博，在很多地方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激发了各地官员的“学习”热情。如云南曲靖市麒麟区法院法官倾巢出动，公费赴沪，以致法庭暂时关闭；广西来宾市兴宾区教育部门安排全区校长到上海参观学习，令学校的正常运作受影响；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拒绝参观世博，竟然被单位罚款1500元，等等。香港《太阳报》指出，大陆官员的“三公消费”，每年开支多达9千亿元，民愤巨大，导致社会动荡；但当局却熟视无睹，反而推出种种自欺欺人的规定来掩人耳目，这必然会使“三公消费”愈演愈烈，官民矛盾进一步加剧。
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是除了当权者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用于集团利益的无度挥霍外，就是没有节制的贪污腐败。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务院研究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3大机构，联合调研、考核，费时5个多月，统计出如下天文数据：从1993年至2009年整整17年，经官方机构的不完全统计，流失的国有资产逾12万亿元。这还是指有形的资金、资产，而无形资产的流失更是无法计算。
12万亿元等于2009年国民经济总产值34万亿元的35.3%，是2009年国家财政总收入6.8万亿元的1.76倍，是2009年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省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倍多。12万亿相当于全国国企有形总产值52.62万亿元的22.8%，是2010年全国“三农”总投入8183亿元的14.66倍，是2009年全年投入教育经费4320亿元的27.8倍。12万亿元相当于全国八亿农村人口4年零2个月的总收入(2009年8亿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3530元)。
17年，12万亿元国资流失，平均年流失7千零58亿元。这些国有资产大部流入到下述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腰包中去：(一)原党政、国家部门官员转变为企业老板、高层主管；(二)官场内部侵吞、侵占， 其中包括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开设小金库和账号；(三)民营企业主，民营企业资产值1千万以上的，有86%来自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的亲属；(四)境外、外国企业、港澳台企业及名义上中外合资企业的高管层。
国资委在2008年10月一份调研、复核某国有企业出售、转让、兼并清况的报告中指出：当年是犯了过急、过快、求解脱的思想指导失误，把能尽快出售、转让及宣布破产作为思想解放、经济转型来鼓励。该报告更指出：国有企业出售、转让的价格，是有形资产价值的25%，有的甚至是原有形资产价值的5%不到。一批被鉴定为废矿或缺乏开采价值的矿山出售、转让价格是原估值的10% 甚至2%！
比如，下列典型国有资产流失事例：(一)东北三省原有1730多间国有大中型重工业及矿山企业，时资产值2620多亿元，其中1350多间合并、转让、出售
(自动倒闭)，总共只作价107亿零3800多万元。(二)上海市棉纺、毛纺企业产值至1980年代中期占全国棉纺业的30%，占全国毛纺业的40%；1990年代中期完成合并、 转让、出售(自动倒闭)、合资等，资产流失损耗时值730多亿元，112万棉纺、毛纺、丝绸业职工下岗、待退休。(三)2000年初，山西省、湖北省先后出售、转让年产5万吨以下煤矿3750多座，实际市值超过5万亿元，但在出售、转让时只作价1080亿零3000万元，不到实际市值的五十分之一，而已其中有3成煤矿的年产量超过10万吨。(四)稀有金属矿、稀士，至2009年底，25种稀有金属矿出口累计577万余吨，出口价仅为国际市场价的30%，稀土出口累计28万7千多吨，出口价仅为国际市场价的18%于25%，两类亏损、流失7千2百多亿。
由于马太效应，如果不对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权力主导经济体制予以改变，如果不对权力予以有效的监督，那么可以预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这种贫富差距还会继续拉大，社会维稳的压力会继续加剧，也许投入更多的维稳费用也将于事无补。——这，也许是胡润富豪榜流露出来的不容忽视的信息。
但中国大陆维护一党专政的体制，长期实施党禁报禁，依靠武力治国兼之喉舌欺骗宣传，扼杀任何不同的声音，形成当权者拥有绝对权力，从而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各级党政官员及其子女亲属公然呱分、鲸吞国有资产资金的总根源。如今，中国大地贪腐状况日甚一日，原来是官员级别越高贪得越多，现在发展到官位越小贪得越狠，诸如“亿元科级女贪官”、“绿化贪官”、“灯泡贪官”，不一而足。官员贪腐高峰期大大前移，原来所讲的“59岁现象”正变为“30岁现象”；整个社会主流价值已经崩溃，官方意识形态全面式微。恐怕多数共产党员本身是不信什么共产主义或什么“中国特色”的。他们的信仰就是权、钱、色！
上述所有触目惊心的普遍事实，说明中国官场已病入膏肓，须用起死回生之猛药。
“十二五”规划将进入“民富五年”，其中改革收入分配是重头戏；不过，民间学者指出，若现有的政治体制不改，“十二五”规划也只能是空头支票。因为所谓的富民，就涉及利益分配，就牵扯到利益集团，要他们让出利益来，如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利益集团就不可能把利益让出来。尤其是国有财产、全民财产及其生产出来的价值，往往由少数人尤其是领导人来控制了，成了他们个人随意支配收入了。
中共17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国多家媒体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刊登温家宝接受美国有綫新闻网（CNN）的专访；在国内外压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一些媒体乘机要求政治改革。比如湖南和江苏两家有影响的报纸分别以整版篇幅报导了在中国被视为敏感话题的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快报》以第11版全版的篇幅报导“温家宝接受CNN专访谈政改”，这是9月23日温家宝受访以来，大陆媒体对此次访问最大篇幅、最全面的报道。《潇湘日报》的文章收集了分析人士对温家宝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讲话的评论，幷对中国即将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乐观的预期。隶属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农村报》以“温家宝：言论自由不可缺”为题简短报导，摘引温所说“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不可缺少”，“人民对民主自
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上海《解放日报》则以评论形式，透露专访中的敏感话题。过去20天以来，至少有10多家有影响力的中央及地方报纸,以直接、打擦边球等方式,报道温家宝的政改谈话,或请专家学者撰文呼吁启动政治改革。
据香港《苹果日报》援引大陆评论人士指，媒体是在借势逼宫，要求中共推行政治改革，称这意味着“政治改革号角已吹响”。广东《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指出，在政治严冬气候下，媒体敢站出来呼吁政改，“历史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中国媒体仍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