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
2014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四个伟大”作为一句口号，其最完整的表达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亲密战友”关于“伟大领袖”的语录，四“伟大”与三“万岁”连接得堪称流畅完美，所以自其面世后，立刻就显示其权威性，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改的，四“伟大”的前后次序也不能颠倒。但如此严格规范的定式毕竟也有其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决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那天上午9时半左右，毛泽东、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在刚结束的中央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也是一身军装，摇着“小红书”紧挨着站在他身边。10时正，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陈在致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头衔就有了。接着由林彪讲话，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这样，林彪又给毛泽东加上了一个“伟大统帅”的头衔。3+1=4了。这就是“四个伟大”的雏形。虽然“3+1”的雏形在8月18日的林、陈讲话中已经具备，但在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中却还没有将它们捏合在一起。到了第三天，即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社论开头就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注1这是经过合成的“四个伟大”第一次面世。第五天，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又刊登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由林彪讲话。林彪在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注2这以后，“四个伟大”的说法就流行开了。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将“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穆欣的回忆还有具体细节：“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注3这就是说，进行合成操作的是康生。没有资料显示林彪或是陈伯达，或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参与了具体的合成。穆欣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与陈伯达和康生“共有”。曾经担任过江青的秘书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历史细节特别重视，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引述了穆欣的回忆，认为穆欣的看法“这是有道理的，符合历史实际”。注41966年8月24日，贺鹏飞带领清华大学红卫兵用铜头皮带驱使一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拆除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不久，保守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垮了台，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崛起。蒯大富等决定在二校门原址修建一座毛主席塑像。1967年春末，毛主席塑像即将落成，就想请林彪题词。在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蒯向叶群讲了这个意思，叶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蒯就写了一个条子转呈林彪，请林彪题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纸条上还写着“横写竖写都可以”的话。注5蒯大富写的条子是在《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口号基础上去掉了“我们”两个字，又在第一个“万岁”后加上了“万岁！万万岁！”五个字及两个惊叹号。虽说主要内容是抄来的，但蒯大富毕竟作了增减字。当时的蒯大富已成为造反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已经无人不晓。如果没有蒯大富之请，就很可能没有林彪后来的题词。没有林彪的这一题词，“四个伟大”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蒯大富在“四个伟大”的口号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忽视。既然，林彪题词原本是应蒯大富之请而专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照道理说应该在塑像落成之日正式发表。当然提前或滞后发表也都是可以的，但至少应该说明这是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缘由。然而，林彪题词的手迹却正式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全文近8000字）
胡鹏池
2014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四个伟大”作为一句口号，其最完整的表达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亲密战友”关于“伟大领袖”的语录，四“伟大”与三“万岁”连接得堪称流畅完美，所以自其面世后，立刻就显示其权威性，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改的，四“伟大”的前后次序也不能颠倒。但如此严格规范的定式毕竟也有其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决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那天上午9时半左右，毛泽东、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在刚结束的中央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也是一身军装，摇着“小红书”紧挨着站在他身边。10时正，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陈在致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头衔就有了。接着由林彪讲话，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这样，林彪又给毛泽东加上了一个“伟大统帅”的头衔。3+1=4了。这就是“四个伟大”的雏形。虽然“3+1”的雏形在8月18日的林、陈讲话中已经具备，但在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中却还没有将它们捏合在一起。到了第三天，即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社论开头就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注1这是经过合成的“四个伟大”第一次面世。第五天，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又刊登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由林彪讲话。林彪在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注2这以后，“四个伟大”的说法就流行开了。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将“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穆欣的回忆还有具体细节：“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注3这就是说，进行合成操作的是康生。没有资料显示林彪或是陈伯达，或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参与了具体的合成。穆欣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与陈伯达和康生“共有”。曾经担任过江青的秘书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历史细节特别重视，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引述了穆欣的回忆，认为穆欣的看法“这是有道理的，符合历史实际”。注41966年8月24日，贺鹏飞带领清华大学红卫兵用铜头皮带驱使一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拆除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不久，保守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垮了台，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崛起。蒯大富等决定在二校门原址修建一座毛主席塑像。1967年春末，毛主席塑像即将落成，就想请林彪题词。在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蒯向叶群讲了这个意思，叶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蒯就写了一个条子转呈林彪，请林彪题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纸条上还写着“横写竖写都可以”的话。注5蒯大富写的条子是在《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口号基础上去掉了“我们”两个字，又在第一个“万岁”后加上了“万岁！万万岁！”五个字及两个惊叹号。虽说主要内容是抄来的，但蒯大富毕竟作了增减字。当时的蒯大富已成为造反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已经无人不晓。如果没有蒯大富之请，就很可能没有林彪后来的题词。没有林彪的这一题词，“四个伟大”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蒯大富在“四个伟大”的口号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忽视。既然，林彪题词原本是应蒯大富之请而专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照道理说应该在塑像落成之日正式发表。当然提前或滞后发表也都是可以的，但至少应该说明这是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缘由。然而，林彪题词的手迹却正式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全文近8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