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峡
长江水又向东流，经过巫峡，这是传说蜀王杜宇开凿来通行江水的。长江在巫峡流淌，向东流过新崩滩。滩旁的山是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塌的。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又再次崩塌。山崩塌的当天，长江水向上逆流一百多里，涌起几十丈高。现在滩里有些石头，形状或圆得像箪，或方得像房屋，数量不少，这都是当初山崩后掉下来的。由于掉下的石头阻碍水流，江水湍急，所以叫“新崩滩”。而山崩后留下的断岩残壁和其他山岭相比，仍然显得高耸特立。新崩滩往下行十多里，有座山叫大巫山，不仅仅是三峡独一无二的，可以和岷山、峨眉山、衡山、九嶷山相媲美，它的气势好像要庇护众山，削平天上的云朵，直上霄汉与天公比高。这一段首尾长一百六十里，被称为巫峡。（实际的巫峡长度仅为42公里，此处不准确）大概是因山而得名。
三峡七百里的范围中（不准确，实际测量仅204公里），两岸山峰不断。三峡沿岸的山峰高耸连绵，把阳光和天空都遮挡了，如果不是正午或者夜半，就见不到日月。而夏季江水涨漫上山坡，不能行船。有时有紧急公务，早上从白帝城出发，晚上就到江陵，路途一千二百多里，就算乘奔马、驾疾风，也没有那样快。而春季和冬季，却可以看见白色的急流、清澈的深潭，江水回映清光，山峦倒映水中，在陡峭的山峰上生长着柽柳和柏树，悬空流淌的泉水和瀑布飞溅冲刷，泉水清澈、树木繁密、山高岭峻、草木茂盛，种种美景，真是绝妙。每每到天气初晴的清晨，山林清寒，山涧冷寂，经常有猿猴在山中长声啸叫，经常引颈哀歌，鸣叫声在山谷中回荡，久久不停。所以长江上的打鱼人渔歌唱道：“长江三峡巫峡最长，听到猿鸣，就会让人忍不住落泪。”
永宁寺
永宁寺是熙平元年是由灵太后创立的。寺的位置在阊阖门南面一里、御道的西面。永宁寺东面有太尉府，西和永康里相对，南边挨着昭玄曹，北方靠近御史台。阊阖门前面御道以东是左卫府，左卫府南面是司徒府。司徒府南是国子学，国子学殿堂内有孔子的塑像，两旁分别有颜渊向孔子请教“仁”以及子路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的塑像。国子学南为宗正寺，宗正寺南是太庙，太庙南是护军府，护军府南为衣冠里。御道西面是右卫府，右卫府南面是太尉府，太尉府南是将作曹，将作曹南是九级府，九级府南是太社，太社南有凌阴里，就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藏冰地。
译文：永宁寺里有一座九层佛塔，是用木头架成，整个高度为九十丈。加上塔顶十丈金刹，整个塔尖到地面高度为一千尺。（这里是夸饰之语，见周国林编《中国历史文选》）就算在距离京师百里远的地方，也能见到其雄姿。原来修塔挖掘地基到地下水下的土层，挖出三十尊金像。灵太后认为这是信奉佛教教义的征兆，所以修建时过于奢侈。金刹顶上立有金质宝瓶，容量有二十五斛大。宝瓶下面有十一重承接雨露的金盘，金盘周围悬挂金属大铃。又有四根金属锁链连接塔的四个角度。锁链上也挂着金属大铃。铃铛大小如同大酒瓮。佛塔一共有九级，每级的角落都挂着金属大铃，上下一共有一百三十个。佛塔有四面，每面有三扇门六个窗，门都用朱漆漆过。窗面上各有五行金属大铃，十二扇门二十四个窗户共计5400枚（共计九层）。又有金属制作的拉环和鐶钮。永宁寺的修筑可以说用尽了最好的技术，达到了最好的效果，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彩色图绘的柱子和贴金的门铺首，简直让人惊奇。而到了清风吹拂的晴朗夜晚，铃铛齐鸣，发出的铿锵声响可以在十多里外听到。
译文：佛塔北面有一所佛殿，形状像太极殿。佛殿里有一尊一丈八高的金质佛像，有十尊真人大小的金质佛像，有三尊彩丝织绣编缀着珍珠的佛像，有五尊用金丝编织而成的佛像，有两尊玉质佛像。这些佛像统统制作精妙，举世无双。共有一千多间房屋，都认真修饰房梁、墙壁、门窗，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其中门上镂刻着青色连锁图纹，窗户上也雕刻着花纹。佛殿外种栽栝树、柏树、松树、椿树，树木枝叶繁茂，盖住了屋檐。竹子和香草，布满了空地。因此常景撰写的永宁寺碑说：“就连须弥山和兜率的佛殿庙宇，也比不上永宁寺。”
译文：外国所进献的佛经、佛像，都藏在永宁寺。永宁寺的院墙都加上短的椽子，将瓦放在椽子上，就像现今的宫墙一样。永宁寺的东南西北方向各开一道门。南门的楼有三层，用三条阁道相通，高度距离地面二十丈，形制和端门相似。楼画上云气和仙灵，用列钱和青色连锁文装饰，光鲜华丽，威严庄重。拱门绘有四大金刚和四只狮子，用金银和珠玉装饰，装饰美盛，气势宏大，世间少有。东西两道门的情况也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楼只有两层。北门没有房屋（楼），像乌头门。四道门外面，都种着槐树，绿水环绕，行人常常在此乘凉歇息。路上尘土绝迹，并不是下雨湿润导致：凉风习习，难道是团扇带来的吗？
译文：寺院修建好之后，北魏孝明帝与太后一块登上佛塔。从佛塔看皇宫，像在自己的手掌心；俯视京城，就像是家中的庭院。因为从佛塔可以看到皇宫的情况，所以禁止人随意登塔。我曾经与河南尹胡孝世一块登上佛塔，可感受到云层和水汽，真是一点不假。
译文：有来自西域的僧徒菩提达摩，是波斯国人。他从八荒边远之地到中原来游历。到洛阳以后，看到永宁寺佛塔的承露金盘光芒好像日光一样耀眼，照射四方；铃铛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响彻宇宙。达摩不禁赞叹歌咏，以为寺实在是神功所建。达摩自叙说：“我现在一百五十岁，历游了世界上各个国家，而永宁寺的精巧壮丽，是连印度佛寺也比不上的。就算佛寺到了极致境界，也到不到永宁寺这样。”达摩口中唱念南无阿弥陀佛，整日双手和掌以
译文：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大风好像要吹倒寺院房屋，拔掉寺院树木。佛塔金刹上的宝瓶被风吹掉，落到地上，入地一丈多。
朝廷又命令工匠，重新铸造新的宝瓶。。
译文：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二月，佛塔（木结构，易着火）被火烧毁，孝武帝登上凌云台观望火势，派遣南阳王元宝炬、录尚书长孙稚率领羽林军救火。孝武帝以下没有不悲伤惋惜的，都落泪离开凌云台。大火最初从第八层发生，天刚亮时突然转猛。当时雷雨交加，杂着小雪。佛教僧众和世俗人士都来观看火势，悲苦哀痛的哭声，震天动地，充斥京城。有三名男僧奔入大火殉难。大火持续三个月不灭，„„一年了还有余烬。„„七月，平阳王被侍中斛斯椿唆使，到长安投奔宇文泰。（此后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十月，东魏的京城由洛阳迁到
京兆府序
译文：京兆府的地盘，是《禹贡》记载中的雍州，舜当初设置十二牧，其中就有分掌雍州。周武王将丰京和镐京作为都城，周平王东迁，把岐山和丰京之间的土地赏赐给秦襄公，秦孝公时期才将咸阳作为都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设置内史统治关中地区。项羽灭掉秦，把关中（内史）分成三部分，封章邯为雍王，治废邱；封司马欣为塞王，治栎阳；封董翳为翟王，治高奴，称为三秦。汉高祖入关平定三秦，又把三秦恢复为内史。汉景帝时期将内史分为左内史、右内史。汉武帝太初元年把右内史改名为京兆尹（右内史官名保留），后来和左冯翊、右扶风一块合称三辅。“三辅”的治所都在长安城中，又设置司隶校尉统管三辅。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在关中地区设置雍州，很快又改为三辅。
译文：曹魏从河西分出凉州，从陇右分出秦州，原来东汉时的三辅仍照旧为司隶校尉统辖。西晋初年取消司隶校尉，又重新设置雍州。晋愍帝以后，刘聪、石勒、苻建。姚苌等相继占领雍州，苌孙泓被刘裕打败后，雍州归东晋。东晋再次设置雍州和京兆郡，但很快被赫连勃勃攻占。赫连勃勃又派自己的儿子赫连璝镇守，改名为“南台”。后来北魏太武帝打败赫连昌，又在长安设置雍州。孝武帝从洛阳逃到长安后，改名为京兆尹。
译文：隋代开皇三年，从长安的旧城迁都到龙首原的新都城（即新建的大兴城），就是现在的都城。隋文帝废除北魏末年设置的京兆尹，改为雍州。隋炀帝又改为京兆郡。武德元年，恢复为雍州。开元元年，又改名为京兆府。
西汉建立第五年（公元前202年，公元前206年灭秦建汉），汉高祖在洛阳，娄敬劝说他：“陛下您想建都洛阳，难道是想和周王朝一比高下吗？周王朝建都洛阳（周平王迁都洛阳），是因为天下的中心，四方向天子进献，路程平均，如果天子有德行，就会凭借这里统御天下；如果天子没有德行，就会灭亡。凡是在洛阳建都的帝王，都想依靠德行来让天下归心，不想凭借险要地形，使得后代娇纵奢靡。现今陛下打算和成康之治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何况秦地为群山护卫，黄河环绕，地势险要，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作为屏障，突然有危难，马上可以聚集百万大军。沿袭秦朝旧业，依凭非常肥美的土地，这就好比天然的府库。陛下您如果入关建都，就算崤山以东不太平，秦朝旧地，可以保全。假如和人打架，不掐其咽喉，按住其背后，就不能彻底打赢。现在陛下您假如建都关中，控制秦朝故地，这也是战略上控制了要害。”汉高祖向其他大臣征求意见，那些大臣们家乡都在崤山以东，极力说周朝存在几百年，秦朝只有两代，在关中建都不如在洛阳建都。汉高祖心中疑惑，不能决断。等听到张良陈述建都关中的好处后，立即起驾西进，建都关中。第二年，汉高祖擒获韩信，田肯向汉高祖祝贺说：“太好了，陛下您擒获韩信，又在关中建都。秦地地势险要，是可以胜敌的地方，以黄河为护卫，以群山为险阻，能以一当百，以少胜多。在这里向敌人发动进攻，就好比在高屋之上倾倒瓶子里的水，不可阻挡。”从西汉到现在（唐），关中一直是重要的战略要地。
二 体
译文：三皇五帝时代，史书有《三坟》和《五典》，由于年代久远，不能得知（知晓）详情。《古文尚书》记载的内容，从唐、虞一直到周。然而世风质朴，文风崇尚简略，要想要求史籍有完备的体例，一定是空缺不完备的。接下来左丘明为解释《春秋》作《春秋左氏传》，司马迁写《史记》，史籍体例于是完备。后来的史学著作，都是继承这两种体例，即使有所变化，程度终究有限，谁能超越呢！荀悦、张璠是左丘明一派的，班固、华峤，是司马迁的同类。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家，互相夸耀。一定要分辨清楚事实，才能评判二者的优劣。
译文﹕编年体，按年代时间先后顺序来撰写。无论是华夏，还是蛮夷，只要是处于相同的年代，必定会把发生的事情都记载下来。编年体的优点在于，史实没有重复。那些贤明出色的人物，贞洁自好的女性，以及事关执政的重要史实，一定会详察毕录。而事迹不彰显的人物，就不会记录下来。例如绛县老人、杞梁妻子，都是因为分别同赵武和齐庄公相应对而被记载。至于贤德的柳下惠、德行卓著的颜回，却都没有被《春秋》、《左传》记录下来。因此，编年体的不足在于详细的时候连小事都不会放过，粗略的时候连大事都会遗漏(因为按时间先后顺序记事，就不能以人物、事件为中心来编排，必定有所
译文﹕纪传体，本纪提纲挈领，列传记载详细内容，表综合记录，志分门别类记载。无论天文、地理、国家大事，不管明显、隐晦，事大事小，都不会错过。这就是纪传体的优点。而同样一件史事，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篇目，没有连续记载，不断零星出现，像《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汉书》将项羽列入《列传》。而且在编排同类史实和人物的时候，不按时间先后顺序，年代晚的人反而
居于卷首，年代早的人却被记录到后面（有悖于传统的史学时间观念，先发生应先写。也有悖于伦理观念。），所以西汉的贾谊和楚国的屈原放在一块，春秋鲁国的曹沬与战国燕的荆轲同在一传。这就是纪
译文：比较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缺点，各有长短。但东晋干宝写作史书，极力推崇左丘明，贬低司马迁。他的依据是：《左传》能在30卷的有限篇幅内，记录了240年间发生的事情，没有遗漏。仔细推敲这种说法，是夸张吗？春秋时期的史事，被收录进《左传》，只有三分之一。左丘明自己知道《左传》简略，所以就写《国语》来补充。然而《国语》记载的内容以外，还有很多遗漏之处，怎么能讲全部包括、没有遗漏呢？假如左丘明世代担任史官，史书都模仿《左传》的话，西汉的严君平、郑子真，东汉的郭泰、黄宪，晁错、董仲舒的对策，刘向、谷永的上书，都是德行卓著，名满天下，见识深刻，切中时政，或者因为隐居避世，地位卑下，没有做官；或者因为内容繁多，事情复杂，难以编排，都省去不记，这是可以的。一定要割舍不下，不予删减，那么西汉的众多史实全部编排在一起，恐怕就琐碎芜杂，支离破碎了。所以班固知道这样做的弊端，就用纪传体的形式来处理史实，使得条理清楚，重点突出。而荀悦不满意《汉书》分类记事的迂曲疏阔，又依照《左传》，对《汉书》进行裁剪取舍，仅保留下了30卷，受到历代的肯定，甚至超过了《汉书》本身。
译文：那么，班固所创纪传体断代史、荀悦所创编年体断代史，相互竞争，想要废除其中一种，是非常困难的。后来的史学家，不能脱离这两种体裁。所以王隐和虞预分别撰有纪传体《晋书》，与之相呼应，干宝就写有编年体《晋纪》；徐爰和沈约各自撰有纪传体《宋书》，与之相呼应，裴子野就写有编年体《宋略》。纪传体断代史和编年体断代史各有优点，同时流传。奇怪的是，干宝只知道固守编年体。
《书教下》译文
《易经》说：“以蓍草占测吉凶这种方法的性质圆通多变而神奇不定，以卦象占测凶吉这种方法的性质拘滞少变化而可以提供认识、知识。”闲暇时我曾经用这种说法评论古今史籍，撰述要求史书体裁灵活，且有发人深思的见解，记注要求史料体裁严谨，内容全面而富含知识。“用蓍草比照卦，可以得知卦象代表的将来；用卦比照蓍草，可以得知蓍草体现的过去。”记注的目的（功能）是保留过去发生的事情，撰述的目的（功能）是为了给后世提供参考（带来启发）；所以记注保存过去，可以提供知识：撰述启示未来，发人深思。保留过去就需要完备没有遗漏，所以体例是固定的，性质拘滞少变化；启示未来就需要有所取舍，因此体例不受限制。性质圆通多变。周代六卿属官共三百六十人，把职掌天、地、人的官职以及统属记载无遗，可以说完备了。然而各类史官都只是保存史料，还没有体现一家之言的史官（祝史祷天时的言辞，也算是体现了圆通精神，但没有专门从事撰述的史官。例如《尚书》中的誓词和诰令，本来就是史官所记；像《帝典》等篇章，并没有由从事撰述的史官写成）。那么史籍撰述的伟业，不能拘泥于史官，一定要等到适宜的人选才会成功；不是足够的圣哲贤明，深入把握二帝三王精深微妙的旨意，是不足以胜任此伟业的。这就是《尚书》没有固定的体例，圆通多变、神奇不定的原因。
《尚书》、《春秋》，都是圣人流传下来的经典。《尚书》没有固定体例，而《春秋》却是有的；所以春秋体现了《尚书》记事的部分，而《尚书》没有后继者了。世人都知道，有固定的模式（体例）容易借鉴，没有固定模式很难模仿。然而，撰述和记注从有史籍产生，就缺一不可。就算不能穷究《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本意，也可以得到圆神方智的深意。继《春秋》的史学家，最优秀者是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的著作（《史记》）接近圆通多变而神奇不定，班固的著作（《汉书》）接近拘滞少变化。
《尚书》的记事、记言演变为《春秋》的记事，《尚书》没有固定体例，《左传》有固定的表达方式，是用来解释《春秋》的。《左传》演变为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左传》按时间先后记事，《史记》分为五体，可以记述更广泛的内容。《史记》又演变为班固的《汉书》（断代史纪传体），《史记》富于变化，而《汉书》固守规章，重在包举一代史事。就体例来讲，《史记》与《左传》大不相同，《汉书》和《史记》比较接近。《左传》按时间顺序记事，是编年体的源头；《史记》、《汉书》容量大，记事完备，都是纪传体的源头。推究精妙细微来说，《史记》得《尚书》遗教，在灵活机动方面比较接近《左传》；而《汉书》只知谨守纪传体，多得《周礼》遗教，缺少灵活机动的精神。
司马迁《史记》的“本纪”、“表”、“书”、“传”等体裁，以《左传》为本源而略有变化，不拘泥于体例。《伯夷列传》是列传的序例，不只是专门为伯夷写传(作传)；《屈贾列传》是表明对周勃、灌婴对贾谊谗言的厌恶，贾谊作赋凭吊屈原，不是歌颂屈原的忠诚，而是对自己遭遇的身世之叹。《仓公传》记录了淳于意为人治病的医案，《货殖列传》同时介绍了各地物产，《龟策列传》只讲卜筮，也有依据事实确定篇章内容的意图，本不是呆板地只为某个人陈述生平。《张耳陈余列传》，二人的事迹可以互相参见；《孟子荀卿列传》是全面记载诸子的事迹、学说。古人拟定文章题目，往往不受限制，例如《关雎》、《鹿鸣》，主旨是淑女应以君子为配偶，描写宴乐嘉宾。但有人批评《史记》中人物排列次序不妥（例如将孟子与邹衍、邹忌、邹奭并列）。有人又指责《史记》内容不够谨慎，有重复的地方（例如子贡的事迹已经在《弟子传》中出现，又在《货殖列传》里涉及）。他们不明了古人写作的宗旨，反而用后世人拘泥的成规，反过来诋毁古人的灵活变通。也由此可知，《史记》体例灵活多变，见解发人深思，还有《尚书》的遗风。
《史记》不能作为固定的取法模式，《汉书》因袭《史记》的体例，确立下一定的义例，于是为后世建立了不变的史书体裁。三代以后，有杰出史学才能者不是每世都出现的，严格遵守成例，等待有杰出史学才能者来推陈出新，这是史学发展的大势造成的。但《汉书》本来是撰述而不是记注，在拘滞和富于知识中，仍然保留了圆通多变、神奇不定的特点作为指导，因此能自成一家而流传后世。《汉书》之后的纪传体史书抛弃了《汉书》的深意，“本纪”、“表”、“志”、“列传”和科举考试的科目规章、官府文书一样遵守成规，既不像记注，也不像撰述，古人著史的宗旨就不用说了。这些史学著作不能自成一家，史事文字都晦涩不明，还拘泥于成法，自以为取法于《史记》、《汉书》，真正的史学失传很久了。
天文历法应用日久，就会出现差误。推算历法越到后来越繁复。这是前人谈论天文历法的规律。史学也像这样。从《尚书》到《春秋》，根据事实、命名篇目，不拘于常规的特色，因为排比史事，遣词用字而变得有些繁复。从《左传》、《国语》到《史记》，时间和事件相配合，不能贯通，因为将史实进行分类而更加繁复。纪传体流行了一千多年，学者前后继承，就好像夏天穿葛衣，冬天着裘，渴了喝水，饿了吃饭，没有什么变化。然而，没有独到的构思和见解，没有能流传千古的才能，而拘谨得像遵守科举考试的科目规章一样，不敢稍有变化，就好像编写胥吏的文书，繁杂得不知道从哪里删减。要讲拘滞而史实丰富，过多重复，粗疏错乱，难以有典故可以依据。要讲圆通而神奇不定，芜杂繁多，不能背诵和记住。一般水平的史官只知道固守纪传体的模式，史书被体例所局限，要求史实丰富与圆通灵活兼备，却不知道纪传体原来由编年体（即《春秋》）演变而来，《春秋》原本是符合《尚书》的本意的。《易经》说：“通变就可以达到无穷，可以长久。”纪传体真是三代以后的优秀史书体裁，但流传长久，先王的重要法度（即《尚书》）反而被后世拘谨刻板的纪传体所遮蔽，怎么能不考虑如何变化圆通的道理呢？
《左传》创立编年体，不能详尽地划分体例；《史记》、《汉书》创立“本纪”、“表”、“列传”和“（书）志”，成就了体例划分。一般水平的史官反而被体例所束缚，导致了史书内容繁杂，记事晦涩，就好比训诂、注疏是用来解释经的，庸俗的学者们反而被训诂、注疏所局限，失去了经的本意。经被注释所隐蔽，应当去回到经的本体；史书被体例所束缚，应当去回到没有（不讲究）体例的原初状态。史书体例由《左传》确立，为什么不去回到《尚书》没有被《春秋》所继承的原意阶段呢？
万物变化周而复始，循环不息，能读透《庄子》的人，将其理解为天地万物有变化规律，人也一样，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事情屡次变易就会回到原初形态，极尽修饰就会回归质朴，这是天下自然而然的道理。《尚书》灵活多变而神奇不定，对史学著作来说，其体裁及其圆而神的作史理念好到了极点。《尚书》的意旨，非得才能卓越的史学人才来继承，所以传到左丘明，又被司马迁、班固发扬光大。从刘知几以后，都以为《尚书》的遗教失传，史官不能发扬光大了。而且从《隋书·经籍志》开始，把纪传体作为正史，编年体作为古史，历代沿用，于是划分主次，全部将纪传体放在前位，编年体位居其后。《史记》、《汉书》从非正统地位反而取代了《春秋》的正统地位，荀悦著《汉纪》、袁宏著《后汉纪》，却从编年体的正统地位降到从属地位。司马光《资治通鉴》不满于纪传体而用编年体；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又不满于编年体，而创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根据事件（史事）而确定篇目，不被体例所限制，如果不是深切把握古今要旨，天下大事，就不能搜罗无遗，不能裁剪修改，既不遗漏，也不滥竽充数。（纪事本末体）文字比纪传体简略，记事比编年体明白，坚决取舍，体例灵活多变而神奇不定，这就是《尚书》的遗教。袁枢本来没有传承《尚书》遗教的意图，而且他的学问也不足以达到这种程度，史书本身也不完全吻合他自己的主张。所以历代目录学家把《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列为杂史，自然属于方便阅读史书的类型。但如果承袭这种方法，认真摸索，进行改进，那么《尚书》因事命篇的渊源就隐约可见了。史书有作者比较普通而读者见解精深独到的情况，《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说，神异的事物可以变成平凡无奇，而平凡无奇的东西也（又）可以变成神奇，根本原因在于，万物变化是周而复始，循环不止的。
史书是记录史事的，史事变化多端，面目各异，史书体裁多变来适应史事，必定会根据史事安排篇目，不被通常的体例所束缚，这样就能收放自如，既没有一点遗漏，也没有一点凑数。这就是《尚书》写法灵巧，后人无法辨别仿效的原因。到《左传》，已经不免用史事来顺从体例，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造成的。拿《尚书》这样神奇的作史方法来要求后世的史官，难道不是相差太远了吗？不知道作为经的《尚书》不能掌握，而《尚书》的旨意却是可以仿效的。况且《尚书》本来就有不能完全学习的地方。即便是纪事本末体，只是普通记录史事的史书，也不会完全取法《尚书》，只是体例有所接近，不因记事的体例而妨碍史意表达。考量古今的史书，确定体裁和内容的适当，就应该学习（尊崇）《尚书》的旨意，而用《史记》的体例变通《左传》的体例，原因是消除纪传体的陈弊（积弊），并不是喜好新异。
纪传体虽然是司马迁所首创，但显然是继承了其他史书体例。看看《太古年纪》、《夏殷春秋》和《竹书纪年》，可以发现，本纪采用编年体的体例，从文字产生以来就有了。《尚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史书，编年详尽记事，即为“经”之传，人物之传。如果用《尚书》因事命篇的主旨为《春秋》作传，就不会造成《左传》以史事记载来屈从体例的情况，可以删除繁琐芜杂的文字；如果用《尚书》因事命篇的主旨为《史记》作传，那么《史记》的八篇“书”和三十篇“世家”不用分类，都可以仿效《左传》而统一命名为传。或者考察典章制度，或者叙述大事情的前因后果，或者讲述个人的行为言论（就是人物列传），或者把同种性质的事情放在一起，或者记
录下一个（特定）时期的重要政令（训诰之类），或者写下特定朝代的文章，总之，根据具体内容确定篇目，作为对本纪的辅助。那么和《左传》对《春秋》的辅助相比，就没有受时间先后局限的不足；比起《史记》的“书”和“列传”、“世家”，就没有同样的事情反复出现的弊病。文字简略史事就更加明了，体例简单旨意更加精当。这难道不是内容、形式都适宜，古今的适当模式吗！人物和事件，都按因事命篇的精神处理，如果有不便记录的内容，就另外制作图表，作为补充；像天文、地理、车舆服饰、仪仗礼器等不能按专篇来处理的内容，也难以用文字来描述，就单独用图画来表现。要想贯通《尚书》、《春秋》的旨意，消除《史记》、《汉书》的弊病，这就是最好的办法。至于创立新体例，鉴别条目，比较古今的史学著作，确定史书的地位，另外写有《圆通》一篇，这里就不再陈述了。
五代史论下之十三
当制度不能治理天下，就相当于没有制度。这样一来百姓失去民生的依靠，君主也失去了百姓的支持。所以天下要国泰民安，一定要先有制定制度的君主，让百姓知道上有君主，下有官吏，而（君主）自己也有操守来谋求民生。开始制定制度的时候，不能都完备，后世沿用，会有害百姓，滋生祸乱。但也是因为初初创立法度，或者因为过于偏颇，或者因为过于简陋，只是初具规模，要求后世来改革。所以秦朝因为制度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不少，但在战国时期六国一团乱麻的情况下，首先确立制度，让百姓知晓制度的存在。后来西汉为政宽大，沿袭秦制并去掉繁难苛刻的部分，使天下太平。五胡轻视制度，宇文泰时期才开始在苏绰的帮助下建立制度，唐代继承了西魏、北周的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也是如此。
从唐宣宗以后，懿宗、僖宗不守为君之道。叛离的大臣和盗贼们(民间农民起义)纷纷割据一方，皇上忙着保全性命，大臣们人人自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三大因素让大臣们政治命运艰难），天下没有制度，到郭威建立后周，有百年之久。（超过百年，安史之乱到后周建立。但这里指九世以后半叶到十世纪中叶）唐代的好制度，没有一个保留下来，而摧残民生的弊政，却一脉相承，日趋严重。所谓皇上，有实力就可以当，没有实力就下台；所谓宰相，不留心国家治乱和天下存亡。发布给百姓的政令，强迫他们接受，榨取他们来满足战争需要（军事需要）。这样一来，怎么指望君臣有时间和心思去进行制度建设呢？叛乱的大臣可以做天子，武夫（没有文化的武夫）可以执掌朝政，幕僚门客可以做宰相，其他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也像和凝一样以丽词小文名噪一时而已。到后周建立，才开始建立制度。以后君王可以说：我以为民造福为职责。百姓也可以说：皇上让我们享太平，不只是榨取我们的钱财，轻视我们和生命，把我们视作争夺天下的工具
明代宦官
明代宦官所造成的祸害，与唐代相比虽然稍稍轻微，但到刘瑾、魏忠贤，所带来的危害也不比东汉末年小。从前明太祖规定宦官不能干预政事，官品不能高于四品。永乐年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侯显出使西藏，马琪镇守安南。又因为西北边防的将领大多是洪武朝的旧部，不能没有疑心顾虑，于是设置镇守官员，由宦官担任。在京都又设立东厂，缉访谋反大逆的奸恶等事，宦官开始得到重用。明宣宗时期，宦官四处出使，为皇帝搜刮了许多奇花异鸟和珍宝。但袁琦、裴可烈等人，只要犯罪就诛杀，所以宦官不敢放肆。明英宗以后，边地镇守，京都领兵，仓库盐场，土木工程，珠榷（广东）银矿，市舶司和织造都有宦官参与。何良俊说：“嘉靖年间有宦官对朱大韶说：从前张璁上朝，我们要向他行礼。后来我们以平等之礼对待夏言，而现在严嵩要向我们行礼后才上朝。”嘉靖皇帝控驭宦官最严厉，四十多年间没有对宦官委以重任，所以嘉靖一朝宦官最为收敛。但是宦官的地位已先后有所不同，何况明武宗、明熹宗时期呢！野史记载：永乐年间，朝廷派遣宦官到五军都督府和六部，宦官都在离都督府和六部官员一丈以外作揖行礼，如果遇到公侯和驸马，都下马站在路旁等对方先通过。现在宦官像对待下属一样使唤都督府和六部官员，而公侯驸马在路上遇见宦官，反而各自回避，并称宦官为翁父。而其他大臣见到宦官就更要叩头跪拜了。这些变化可以体现明代宦官权势的大致情况。总的来说，明代宦官专权从王振开始。但当时朝臣依附王振的，只有王骥、王祐等人。其余的大臣还不肯归附，所以薛瑄、李时勉都被王振诬害。等到汪直专权，依附他的人逐渐增多，汪直奉命出使，巡案御史在马前迎接跪拜，巡抚也衣着军服在路途恭迎。王越、陈钺等成为汪直的心腹。但内阁大臣商辂、刘珝等人还接连上章弹劾汪直。尚书项忠、兵部侍郎马文升等也轻薄汪直，被汪直所诬害。士大夫的气节，还没有完全丧失。到刘瑾，焦芳、刘宇、张采等成为心腹，杀害好人，索求贿赂，危害天下。但是刘瑾憎恶翰林院官员不肯屈服，于是拿《通鉴纂要》抄写不够恭谨为理由，指责并罢免了纂写的官员。可以看出，这时朝中大臣还没有完全向刘瑾一边倒。况且王振、汪直喜好拢络名士，王振听说薛瑄、陈敬宗的名声，特地找到他们。汪直听说杨继宗的名气，亲自前往凭吊。刘瑾听说康海的名声，因为康海向自己替李梦阳求情而让李立刻出狱。这也说明还不敢把朝中大臣像奴隶一样对待。等到魏忠贤专权，借“三案”弹劾东林党人，打击被贬谪的官员，小人们想借势报复正人君子，于是纷纷依附魏忠贤。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称“五虎”。武臣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称“五彪”。另外尚书周应秋、卿寺官员（九卿官员）曾钦程等号称“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的说法，可以说从内阁、六部到地方总督巡抚，都是魏忠贤的党羽，很快就可以发生篡权弑君的大祸了。明史记载（卷304《宦官》）明太祖时期的制度是，宦官不能读书和识字。明宣宗开始设立内书堂，挑选小太监让大学士陈山教授。于是成为制度，因此宦官多通文墨。（《四友斋丛说》却认为，永乐年间皇帝已命令吏部选拔教官，到宫中教授宦官。王振最初以教官
录下一个（特定）时期的重要政令（训诰之类），或者写下特定朝代的文章，总之，根据具体内容确定篇目，作为对本纪的辅助。那么和《左传》对《春秋》的辅助相比，就没有受时间先后局限的不足；比起《史记》的“书”和“列传”、“世家”，就没有同样的事情反复出现的弊病。文字简略史事就更加明了，体例简单旨意更加精当。这难道不是内容、形式都适宜，古今的适当模式吗！人物和事件，都按因事命篇的精神处理，如果有不便记录的内容，就另外制作图表，作为补充；像天文、地理、车舆服饰、仪仗礼器等不能按专篇来处理的内容，也难以用文字来描述，就单独用图画来表现。要想贯通《尚书》、《春秋》的旨意，消除《史记》、《汉书》的弊病，这就是最好的办法。至于创立新体例，鉴别条目，比较古今的史学著作，确定史书的地位，另外写有《圆通》一篇，这里就不再陈述了。
五代史论下之十三
当制度不能治理天下，就相当于没有制度。这样一来百姓失去民生的依靠，君主也失去了百姓的支持。所以天下要国泰民安，一定要先有制定制度的君主，让百姓知道上有君主，下有官吏，而（君主）自己也有操守来谋求民生。开始制定制度的时候，不能都完备，后世沿用，会有害百姓，滋生祸乱。但也是因为初初创立法度，或者因为过于偏颇，或者因为过于简陋，只是初具规模，要求后世来改革。所以秦朝因为制度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不少，但在战国时期六国一团乱麻的情况下，首先确立制度，让百姓知晓制度的存在。后来西汉为政宽大，沿袭秦制并去掉繁难苛刻的部分，使天下太平。五胡轻视制度，宇文泰时期才开始在苏绰的帮助下建立制度，唐代继承了西魏、北周的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也是如此。
从唐宣宗以后，懿宗、僖宗不守为君之道。叛离的大臣和盗贼们(民间农民起义)纷纷割据一方，皇上忙着保全性命，大臣们人人自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三大因素让大臣们政治命运艰难），天下没有制度，到郭威建立后周，有百年之久。（超过百年，安史之乱到后周建立。但这里指九世以后半叶到十世纪中叶）唐代的好制度，没有一个保留下来，而摧残民生的弊政，却一脉相承，日趋严重。所谓皇上，有实力就可以当，没有实力就下台；所谓宰相，不留心国家治乱和天下存亡。发布给百姓的政令，强迫他们接受，榨取他们来满足战争需要（军事需要）。这样一来，怎么指望君臣有时间和心思去进行制度建设呢？叛乱的大臣可以做天子，武夫（没有文化的武夫）可以执掌朝政，幕僚门客可以做宰相，其他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也像和凝一样以丽词小文名噪一时而已。到后周建立，才开始建立制度。以后君王可以说：我以为民造福为职责。百姓也可以说：皇上让我们享太平，不只是榨取我们的钱财，轻视我们和生命，把我们视作争夺天下的工具
明代宦官
明代宦官所造成的祸害，与唐代相比虽然稍稍轻微，但到刘瑾、魏忠贤，所带来的危害也不比东汉末年小。从前明太祖规定宦官不能干预政事，官品不能高于四品。永乐年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侯显出使西藏，马琪镇守安南。又因为西北边防的将领大多是洪武朝的旧部，不能没有疑心顾虑，于是设置镇守官员，由宦官担任。在京都又设立东厂，缉访谋反大逆的奸恶等事，宦官开始得到重用。明宣宗时期，宦官四处出使，为皇帝搜刮了许多奇花异鸟和珍宝。但袁琦、裴可烈等人，只要犯罪就诛杀，所以宦官不敢放肆。明英宗以后，边地镇守，京都领兵，仓库盐场，土木工程，珠榷（广东）银矿，市舶司和织造都有宦官参与。何良俊说：“嘉靖年间有宦官对朱大韶说：从前张璁上朝，我们要向他行礼。后来我们以平等之礼对待夏言，而现在严嵩要向我们行礼后才上朝。”嘉靖皇帝控驭宦官最严厉，四十多年间没有对宦官委以重任，所以嘉靖一朝宦官最为收敛。但是宦官的地位已先后有所不同，何况明武宗、明熹宗时期呢！野史记载：永乐年间，朝廷派遣宦官到五军都督府和六部，宦官都在离都督府和六部官员一丈以外作揖行礼，如果遇到公侯和驸马，都下马站在路旁等对方先通过。现在宦官像对待下属一样使唤都督府和六部官员，而公侯驸马在路上遇见宦官，反而各自回避，并称宦官为翁父。而其他大臣见到宦官就更要叩头跪拜了。这些变化可以体现明代宦官权势的大致情况。总的来说，明代宦官专权从王振开始。但当时朝臣依附王振的，只有王骥、王祐等人。其余的大臣还不肯归附，所以薛瑄、李时勉都被王振诬害。等到汪直专权，依附他的人逐渐增多，汪直奉命出使，巡案御史在马前迎接跪拜，巡抚也衣着军服在路途恭迎。王越、陈钺等成为汪直的心腹。但内阁大臣商辂、刘珝等人还接连上章弹劾汪直。尚书项忠、兵部侍郎马文升等也轻薄汪直，被汪直所诬害。士大夫的气节，还没有完全丧失。到刘瑾，焦芳、刘宇、张采等成为心腹，杀害好人，索求贿赂，危害天下。但是刘瑾憎恶翰林院官员不肯屈服，于是拿《通鉴纂要》抄写不够恭谨为理由，指责并罢免了纂写的官员。可以看出，这时朝中大臣还没有完全向刘瑾一边倒。况且王振、汪直喜好拢络名士，王振听说薛瑄、陈敬宗的名声，特地找到他们。汪直听说杨继宗的名气，亲自前往凭吊。刘瑾听说康海的名声，因为康海向自己替李梦阳求情而让李立刻出狱。这也说明还不敢把朝中大臣像奴隶一样对待。等到魏忠贤专权，借“三案”弹劾东林党人，打击被贬谪的官员，小人们想借势报复正人君子，于是纷纷依附魏忠贤。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称“五虎”。武臣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称“五彪”。另外尚书周应秋、卿寺官员（九卿官员）曾钦程等号称“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的说法，可以说从内阁、六部到地方总督巡抚，都是魏忠贤的党羽，很快就可以发生篡权弑君的大祸了。明史记载（卷304《宦官》）明太祖时期的制度是，宦官不能读书和识字。明宣宗开始设立内书堂，挑选小太监让大学士陈山教授。于是成为制度，因此宦官多通文墨。（《四友斋丛说》却认为，永乐年间皇帝已命令吏部选拔教官，到宫中教授宦官。王振最初以教官
身份进入宫中，后来自行阉割成为宦官，做到司礼监的职位。）几代以后，成了积重难返的局面。但考察宦官产生灾祸的缘由，也不完全由于宦官有文化知识。王振、汪直、刘瑾固然粗通文墨，魏忠贤却是文盲，而产生的危害更大。可能是因为君主昏庸，没有政治智慧，所以他们有机会愚弄君主，窃取大权。例如宪宗稍稍能醒悟，汪直开始虽然为所欲为，后来终究被疏远而不用。明武宗也能把刘瑾擒获处死。只有明英宗、熹宗两朝幼年即位，所以王振、魏忠贤可以无所顾忌。但英宗初年，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政，王振心中畏惧，不敢过分。等到“三杨”相继辞世，王振就跋扈而不能制服。熹宗初年，朝中正直之士占主导，魏忠贤也有所顾虑，四年以后，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相继离朝，魏忠贤于是为所欲为。王振、魏忠贤专权的时间，长不过六七年，短只有三四年，所产生的祸害已经这样。假如英宗、熹宗初年既已专权，祸害就更说不完了。这样看来，培养忠直的大臣，来端正政治风气，防止祸乱萌发，就是君主的大事。
汰 侈
石崇每次邀请客人参加宴会，都要让家伎斟酒劝客。客人如果有不干杯的情况，就让侍从杀掉斟酒劝客的那位家伎。有一次，王丞相和王大将军（王导和王敦）一块去石崇家赴宴。王导向来不能喝酒，每到家伎劝酒，总是勉强自己喝，喝到大醉。家伎向王敦斟酒劝饮，王敦每次都坚决不喝，想看看究竟会怎样。石崇已让人连续斩杀三个家伎，王敦还神色自如，坚持不喝。王导看不下去，就责备王敦，王敦说：“石崇杀自己的家伎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石崇家的厕所通常有十多个奴婢列队服侍，都精心打扮，衣着华丽，像甲煎粉、沉香汁之类，全部齐备。又提供新衣服让客人穿着（新衣服）出来。客人大多羞愧，不愿去上厕所。王敦去上厕所，脱掉原来的衣服，穿上新衣服，神色高傲。服侍的奴婢们私下议论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作乱叛国！”
晋武帝曾经到王济家去，王济就请他吃饭，所有的食器都用琉璃做成，上菜的奴婢有一百多人，个个都穿着绫罗裙裤，看上去好像用手拿着菜品一样。有一道蒸乳猪非常鲜美，和平常味道不大一样。晋武帝感到很奇怪，就问王济。王济回答说：“这是用人奶喂养的小猪。”晋武帝很不高兴，还没有吃完就离开了。王济的做法是王恺和石崇所不能做的。
王恺用饴糖和干饭洗锅，石崇就用蜡烛做燃料做饭。王恺用紫丝布做步障衬上碧凌作里子，长达四十里，石崇就用锦作五十里的步障来抗衡。石崇用花椒为泥墙材料，王恺就用赤石脂来泥墙壁。
石崇为客人做豆子粥，一瞬间就好了。而且冬天总有佐味的韭菜末。还有，虽然石崇牛的外形和体格都比不上王恺的牛，但一次石崇和王恺一块儿出城游玩，石崇很晚才动身返城，和王恺争着进洛阳城，石崇的牛在跑了几十步后突然像飞鸟一样快，而王恺的牛无论怎样尽力奔走都比不上。王恺每每因为这三件事情而遗憾不已。于是王恺秘密贿赂石崇的家务总管和驾牛的车夫，以了解内幕。家务总管说：“豆子很难煮，只有事先准备熟豆末，等客人来，就把稀粥和熟豆末和在一起。而佐味的韭菜末，是用捣碎的韭菜根与麦苗混合在一起。”王恺又向牛车夫询问驾车的诀窍。牛车夫说：“牛的行动本来并不缓慢，只是由于驾车人不及时（来不及）控制牛。牛跑得快时，就干脆听凭它随意偏向车辕的哪一边，这样牛车就跑得快了。”王恺全部听从了建议，终于在和石崇的较量中争到头名。石崇后来了解到内情，就把总管和牛车夫全部杀死。
王恺有条牛，名叫“八百里驳”，王恺经常命人琢磨修饰牛的角蹄，使角蹄像玉石般晶莹。王济对王恺说：“我射箭不如你，现在我用千万钱作赌注，用射箭赌你的‘八百里驳’。”王恺自恃射箭技艺高超，又认为神奇的动物没有理由被杀掉，就答应了王济。王恺让王济先射箭，可王济一箭就中靶。王济退后坐在胡床上，大声命令手下马上把“八百里驳”的心拿来。很快烤牛心就送来了，王济吃了一块就离开。
王恺曾经体罚一个人，让他赤身裸体。因为王恺要入朝值班，这个人就被困在曲折幽深的内室，王恺不让人指引出路。这个人就饿了一整天，不知道怎么出去。后来有人帮助他，快要饿死了，才找到路离开王府。
石崇和王恺争比豪奢，两人都拼命修饰车马服饰。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每次都帮助王恺。晋武帝曾经把一棵高二尺的珊瑚树赐给王恺。这棵珊瑚树枝条繁茂，世上少有。王恺就炫耀给石崇看。石崇观赏完毕，马上用铁如意敲打珊瑚树，珊瑚树应声而碎。王恺既感到惋惜，又认为这是石崇的妒忌行为，所以严厉地责备石崇。石崇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还你（赔）就是！”于是命令下人把自己珍藏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其中有六、七棵有三四尺高，枝条树干冠绝当世，像王恺那样的有很多。王恺看了以后，又羞愧又失落。
王济免官后，到北芒山下建立新的府邸。当时，洛阳人口拥挤，地价昂贵。王济喜好马射，就买地作马射场，地的价格是王济把钱币绕马射场排列一周。当时人就把马射场称作“金沟”。
司马权有头奔跑速度很快的牛，视若珍宝。王衍和司马权比赛射箭，赢得了这头牛。司马权说：“你如果自己要乘坐牛车，我也就不说什么；但你如果想吃牛肉，我愿意用二十头肥牛来替换，这样就不影响你吃牛肉，而我的宝贝也可以保全。”但王衍最终把那头牛宰来吃了。
《军机处》
译文：军机处本来是内阁分支，清朝初年继承明代的旧制度，重大政务处理都经过内阁，而公务交给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上奏，康熙年间，圣旨诏令曾经由南书房翰林撰写，当时，南书房是最机要的部门，就好像唐代翰林学士专掌内制一样，雍正年间，朝廷在两地用兵，（先是雍正六年，即1723年蒙古贵族在青海发动叛乱，由川陕总督年羹尧平定叛乱；后雍正五年，即1727年，西藏内部分裂势力再次叛乱，清廷命颇罗鼐平定叛乱）因为内阁位于太和门外，官员连日执勤，容易泄露机密，就在隆宗门内开始设立军需房，选用内阁中行事严谨缜密的官员负责抄写文件。后来军需房改名“军机处”（雍正七年改军需房，雍正十年改名军机处）。军机处地理位置靠近皇帝宫殿，方便随时召唤。担任军机大臣者都是皇帝亲近的重臣。因此秉承皇帝旨意，发布政令，都由军机处完成。军机处办公场所最初仅设几间板屋，当今皇帝特地命令改建为瓦屋。但草拟圣旨还是由军机大臣来完成。先前世宗皇帝时期，草拟圣旨都是由张廷玉完成。今朝皇帝在位初期，张廷玉因为汪由敦擅长写作，特地推荐汪进入军机处，代替自己草拟圣旨。乾隆十二年、十三年，朝廷在大金川开展了军事行动，所有相关圣旨都由汪由敦完成。军机处的满文圣旨，都由舒赫德和班第完成，而蒙古文圣旨由理藩院纳延泰完成，他们都根据要求进行草拟。等到傅恒担任军机大臣，军机处的满族属员想借机为自己谋求仕途，傅恒就稍稍让他们草拟一些圣旨。最初只是简单的文件（圣旨），后来所有的圣旨都由满族属员草拟。汪由敦看见满族属员代拟了所有本该由傅恒草拟的圣旨，而汉文圣旨还必须要自己草拟，感到自己任务过重，就听任属员（汉族）代自己草拟。时间一长，草拟圣旨就成了军机处属员的本职工作，即使是皇上，也知晓军机处属员代拟圣旨的事情。而军机处的属员也不一定全部由内阁产生，六部三院中能干的官员也可以充任（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三院：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而且军机处的人员数量也是从前的好几倍。这就是军机处前后的不同情况。
译文：就处理诏令来说，曹魏以来属于中书省的职权，所以魏晋宋齐梁陈时期，中书令非常显贵，一定由重臣担任。由于中书令官职尊贵，并不会经常亲自奏事，常常让中书舍人向皇帝奏事，因此中书舍人也是非常显要的官职。唐代初年仍然这样，唐高宗时期才由弘文馆直学士分担中书省的职务。唐玄宗时期又把拟定重大诏令的职权转移给翰林学士，因此中书门下的职权有所减轻（唐初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的议事地点在门下省，称政事堂。高宗时，政事堂改设在中书省。玄宗时，政事堂改称“中书门下”，并设五房分曹办事，实际上发展为一个宰相的办事机构。这里“中书门下”实际上是指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唐代中期以后，宦官担任枢密使，操掌大权，翰林学士和中书门下都没有实权，所以枢密使是极其显贵的官职（唐代宗时，在内廷设置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奏章传递，传达诏旨，逐渐参与机密。在宦官专权的时候，枢密使可参与朝政，宰相之权多被剥夺。唐昭宗时候，诛宦官（朱温为与宦官争权，杀死宦官数百人，宦官势力遭到毁灭打击，此后朝廷完全被朱温控制），宫中宦官全无，蒋玄晖被昭宗任命为枢密使，这就是由宦官外的大臣担任枢密使的开端。枢密使位高权重，被人们所竞相羡慕，所以宣徽使孔循想做枢密使，就在朱温面前诬陷蒋玄晖，蒋玄晖因而被朱温所杀。后梁设立崇政院，崇政院使权同枢密使，由敬翔担任。后唐又将崇政院使改名为枢密使，庄宗时期由郭崇韬担任。晋高祖因为刘处尚担任枢密使不称职，就废除了枢密使一职，其职权归入中书省，枢密院学士也就废止。而晋出帝时期，又恢复了枢密使的职务，桑维翰曾经担任。后周世宗在位时期，王朴担任枢密使。所以五代时期的枢密院，也就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书，唐朝初年的中书、中期的弘文馆直学士和翰林学士及后期的枢密使。到宋、金时期，枢密使专门职掌军事事务，不再参与其他事务，当时和宰相分掌军政，称为“两府”。元代军政大事都由中书省处理。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后，废除了中书省，让六部各自奏事，因此军国大事都由皇帝独裁。但是每天政务繁杂，各种文案工作不得不由其他官员完成，所以永乐年间设立内阁，批示答复奏章，拟定圣旨，逐渐成了以前的中书省。再后来皇帝和内阁大臣不经常见面，皇帝有圣旨，就命令太监事先写好要点，再交给内阁详细撰写，发布诏令。（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代替皇帝，用朱笔批示奏章公文，叫“批红”。这种做法为宦官弄权提供了方便。）于是皇宫中有了秉笔太监，其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和唐代枢密院相同。清朝宦官不能干预政事。顺治皇帝时期，就每天到票本房，让大学士到自己面前票拟。康熙年间，虽然有南书房负责起草诏令的惯例，但重大政事仍由内阁处理。雍正朝开始，批复奏本、奏章归内阁完成，重大事务和军事都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意旨办理，所以皇帝每天和大臣见面。不要说宦官无法干预政事，就连军机大臣本身，也只是根据皇帝指示拟定谕旨，发布到有关部门，而不能稍稍干政
《容斋随笔》三则
汉唐八相
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汉唐时期的知名宰相，这不用多说。但前面六位名相都在相位上呆到退休，而姚崇、宋璟在玄宗朝为相，都没有超过三年。姚崇是因为两个儿子和亲近的下属收受贿赂，被罢免事出有因。宋璟却仅仅因为禁止私铸钱币和痛恨有罪而不断上诉的人，玄宗听取了优人的玩笑话而将宋璟罢免。姚、宋二人此后再也没有做宰相。宋璟被罢免宰相的时候，只有五十八岁，十七年后才去世。宋璟以后继任做宰相的，有张嘉贞、张说、源乾曜、王俊、宇文融、裴光庭、萧嵩，牛仙客等人。他们才能平平。只有杜暹、李元纮贤能，也只是清廉拘谨，有操守而已。明明有良马却不用，反而盲目地去寻求，真让
人惋惜啊！萧何死前，向汉惠帝所推荐的继任者只有曹参一人。魏相和丙吉同心协力，共同辅佐汉宣帝。房玄龄每次商议重大事情，一定会说：“除了杜如晦，没有人能谋划。”姚崇回避相位，推荐宋璟来代替自己。只有贤人才能真正了解贤人，这是后人做不到的。
萧房知人
汉高祖前往南郑，韩信在路途中悄悄离开汉高祖，萧何却自行前往追回韩信。汉高祖知道以后骂萧何：“离开的大将有几十人，你不去追回，却偏偏追回韩信，你真会演戏。”萧何说：“其他大将那样的人才容易得到，而韩信这样的顶级人才，天下独一无二。如果想要夺取天下，只有韩信才能真正出谋划策。“汉高祖于是把韩信任命为大将，终于成就了统一大业。唐太宗做秦王时，太子府的僚属散失很多，唐太宗深感忧虑。房玄龄说：“离开的人虽然多，但不值得顾惜。只有杜如晦，是能辅佐大王您的人才。大王想争夺天下，没有杜如晦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太宗于是上表，将杜如晦留在太子府，终于成为一代名相。韩信和杜如晦的离开与留下，关系到这样的生死存亡大局，萧何、房玄龄对人才的了解，别人是无法比得上的。樊哙跟随汉高祖在沛县反秦，劝高祖还军霸上，又在鸿门宴上机智地救出高祖，功劳也不小了。但韩信羞与樊哙为伍。唐俭帮助唐太宗建立反隋大计，派人向唐高祖报告孤独怀思谋反，又出使突厥，说服颉利可汗归附，绝不是平庸的人。但李靖却认为不值得顾惜。拿韩信、李靖和樊哙、唐俭相比较，就好像熊和野猫、黄鼠狼相比。成就帝王大业，不仅仅是一两个天才就能做到的，一定要等待像韩信那样的武将，杜如晦那样的文臣出现，然后再重用他们，不是很困难吗？只要能把萧何、房玄龄重用起来，让真正的人才互相引进，人才就像珠玉无腿而不断汇聚。
汉武留意郡守
汉武帝天生资质聪明绝伦，政令由自己制定，所以宰相的人选，不太注意，而只是让他们安排落实命令。不过汉武帝对郡守的选任，却非常重视。庄助担任会稽太守，几年都不向汉武帝汇报政情，汉武帝就下发诏书，说：“你对宫中官职感到倦怠，思乡心切，出任家乡郡守。千里阻隔，很久都没有你的消息。”吾丘寿王担任东郡都尉，汉武帝因为吾丘寿王已经担任都尉就不再设置太守（既担任都尉又当太守）。汉武帝发布诏书给吾丘寿王，诏书讲：“你在朝中时，既聪慧，又富于谋略。但等到做了下辖十多座城、官位四千石的太守，却政务荒废，盗贼横行，和你从前的表现很不相称，这是为什么呢？”汲黯被任命为淮阳太守，却不接受太守官印。汉武帝说：“你看不上淮阳太守的职务吗？我现在任命你，是因为淮阳的官民不和谐，我只能依靠你的威望，让你宽松治理。”看这三件事，就知道无论郡国的大事小事，汉武帝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郡县官员感觉汉武帝就在自己头上关注着自己，怎么敢不尽力工作呢？只可惜汉武帝的形象被征伐和奢侈所破坏，老百姓感受不到他的恩泽，真让人遗憾啊!
三 峡
长江水又向东流，经过巫峡，这是传说蜀王杜宇开凿来通行江水的。长江在巫峡流淌，向东流过新崩滩。滩旁的山是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塌的。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又再次崩塌。山崩塌的当天，长江水向上逆流一百多里，涌起几十丈高。现在滩里有些石头，形状或圆得像箪，或方得像房屋，数量不少，这都是当初山崩后掉下来的。由于掉下的石头阻碍水流，江水湍急，所以叫“新崩滩”。而山崩后留下的断岩残壁和其他山岭相比，仍然显得高耸特立。新崩滩往下行十多里，有座山叫大巫山，不仅仅是三峡独一无二的，可以和岷山、峨眉山、衡山、九嶷山相媲美，它的气势好像要庇护众山，削平天上的云朵，直上霄汉与天公比高。这一段首尾长一百六十里，被称为巫峡。（实际的巫峡长度仅为42公里，此处不准确）大概是因山而得名。
三峡七百里的范围中（不准确，实际测量仅204公里），两岸山峰不断。三峡沿岸的山峰高耸连绵，把阳光和天空都遮挡了，如果不是正午或者夜半，就见不到日月。而夏季江水涨漫上山坡，不能行船。有时有紧急公务，早上从白帝城出发，晚上就到江陵，路途一千二百多里，就算乘奔马、驾疾风，也没有那样快。而春季和冬季，却可以看见白色的急流、清澈的深潭，江水回映清光，山峦倒映水中，在陡峭的山峰上生长着柽柳和柏树，悬空流淌的泉水和瀑布飞溅冲刷，泉水清澈、树木繁密、山高岭峻、草木茂盛，种种美景，真是绝妙。每每到天气初晴的清晨，山林清寒，山涧冷寂，经常有猿猴在山中长声啸叫，经常引颈哀歌，鸣叫声在山谷中回荡，久久不停。所以长江上的打鱼人渔歌唱道：“长江三峡巫峡最长，听到猿鸣，就会让人忍不住落泪。”
永宁寺
永宁寺是熙平元年是由灵太后创立的。寺的位置在阊阖门南面一里、御道的西面。永宁寺东面有太尉府，西和永康里相对，南边挨着昭玄曹，北方靠近御史台。阊阖门前面御道以东是左卫府，左卫府南面是司徒府。司徒府南是国子学，国子学殿堂内有孔子的塑像，两旁分别有颜渊向孔子请教“仁”以及子路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的塑像。国子学南为宗正寺，宗正寺南是太庙，太庙南是护军府，护军府南为衣冠里。御道西面是右卫府，右卫府南面是太尉府，太尉府南是将作曹，将作曹南是九级府，九级府南是太社，太社南有凌阴里，就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藏冰地。
译文：永宁寺里有一座九层佛塔，是用木头架成，整个高度为九十丈。加上塔顶十丈金刹，整个塔尖到地面高度为一千尺。（这里是夸饰之语，见周国林编《中国历史文选》）就算在距离京师百里远的地方，也能见到其雄姿。原来修塔挖掘地基到地下水下的土层，挖出三十尊金像。灵太后认为这是信奉佛教教义的征兆，所以修建时过于奢侈。金刹顶上立有金质宝瓶，容量有二十五斛大。宝瓶下面有十一重承接雨露的金盘，金盘周围悬挂金属大铃。又有四根金属锁链连接塔的四个角度。锁链上也挂着金属大铃。铃铛大小如同大酒瓮。佛塔一共有九级，每级的角落都挂着金属大铃，上下一共有一百三十个。佛塔有四面，每面有三扇门六个窗，门都用朱漆漆过。窗面上各有五行金属大铃，十二扇门二十四个窗户共计5400枚（共计九层）。又有金属制作的拉环和鐶钮。永宁寺的修筑可以说用尽了最好的技术，达到了最好的效果，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彩色图绘的柱子和贴金的门铺首，简直让人惊奇。而到了清风吹拂的晴朗夜晚，铃铛齐鸣，发出的铿锵声响可以在十多里外听到。
译文：佛塔北面有一所佛殿，形状像太极殿。佛殿里有一尊一丈八高的金质佛像，有十尊真人大小的金质佛像，有三尊彩丝织绣编缀着珍珠的佛像，有五尊用金丝编织而成的佛像，有两尊玉质佛像。这些佛像统统制作精妙，举世无双。共有一千多间房屋，都认真修饰房梁、墙壁、门窗，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其中门上镂刻着青色连锁图纹，窗户上也雕刻着花纹。佛殿外种栽栝树、柏树、松树、椿树，树木枝叶繁茂，盖住了屋檐。竹子和香草，布满了空地。因此常景撰写的永宁寺碑说：“就连须弥山和兜率的佛殿庙宇，也比不上永宁寺。”
译文：外国所进献的佛经、佛像，都藏在永宁寺。永宁寺的院墙都加上短的椽子，将瓦放在椽子上，就像现今的宫墙一样。永宁寺的东南西北方向各开一道门。南门的楼有三层，用三条阁道相通，高度距离地面二十丈，形制和端门相似。楼画上云气和仙灵，用列钱和青色连锁文装饰，光鲜华丽，威严庄重。拱门绘有四大金刚和四只狮子，用金银和珠玉装饰，装饰美盛，气势宏大，世间少有。东西两道门的情况也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楼只有两层。北门没有房屋（楼），像乌头门。四道门外面，都种着槐树，绿水环绕，行人常常在此乘凉歇息。路上尘土绝迹，并不是下雨湿润导致：凉风习习，难道是团扇带来的吗？
译文：寺院修建好之后，北魏孝明帝与太后一块登上佛塔。从佛塔看皇宫，像在自己的手掌心；俯视京城，就像是家中的庭院。因为从佛塔可以看到皇宫的情况，所以禁止人随意登塔。我曾经与河南尹胡孝世一块登上佛塔，可感受到云层和水汽，真是一点不假。
译文：有来自西域的僧徒菩提达摩，是波斯国人。他从八荒边远之地到中原来游历。到洛阳以后，看到永宁寺佛塔的承露金盘光芒好像日光一样耀眼，照射四方；铃铛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响彻宇宙。达摩不禁赞叹歌咏，以为寺实在是神功所建。达摩自叙说：“我现在一百五十岁，历游了世界上各个国家，而永宁寺的精巧壮丽，是连印度佛寺也比不上的。就算佛寺到了极致境界，也到不到永宁寺这样。”达摩口中唱念南无阿弥陀佛，整日双手和掌以
译文：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大风好像要吹倒寺院房屋，拔掉寺院树木。佛塔金刹上的宝瓶被风吹掉，落到地上，入地一丈多。
朝廷又命令工匠，重新铸造新的宝瓶。。
译文：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二月，佛塔（木结构，易着火）被火烧毁，孝武帝登上凌云台观望火势，派遣南阳王元宝炬、录尚书长孙稚率领羽林军救火。孝武帝以下没有不悲伤惋惜的，都落泪离开凌云台。大火最初从第八层发生，天刚亮时突然转猛。当时雷雨交加，杂着小雪。佛教僧众和世俗人士都来观看火势，悲苦哀痛的哭声，震天动地，充斥京城。有三名男僧奔入大火殉难。大火持续三个月不灭，„„一年了还有余烬。„„七月，平阳王被侍中斛斯椿唆使，到长安投奔宇文泰。（此后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十月，东魏的京城由洛阳迁到
京兆府序
译文：京兆府的地盘，是《禹贡》记载中的雍州，舜当初设置十二牧，其中就有分掌雍州。周武王将丰京和镐京作为都城，周平王东迁，把岐山和丰京之间的土地赏赐给秦襄公，秦孝公时期才将咸阳作为都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设置内史统治关中地区。项羽灭掉秦，把关中（内史）分成三部分，封章邯为雍王，治废邱；封司马欣为塞王，治栎阳；封董翳为翟王，治高奴，称为三秦。汉高祖入关平定三秦，又把三秦恢复为内史。汉景帝时期将内史分为左内史、右内史。汉武帝太初元年把右内史改名为京兆尹（右内史官名保留），后来和左冯翊、右扶风一块合称三辅。“三辅”的治所都在长安城中，又设置司隶校尉统管三辅。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在关中地区设置雍州，很快又改为三辅。
译文：曹魏从河西分出凉州，从陇右分出秦州，原来东汉时的三辅仍照旧为司隶校尉统辖。西晋初年取消司隶校尉，又重新设置雍州。晋愍帝以后，刘聪、石勒、苻建。姚苌等相继占领雍州，苌孙泓被刘裕打败后，雍州归东晋。东晋再次设置雍州和京兆郡，但很快被赫连勃勃攻占。赫连勃勃又派自己的儿子赫连璝镇守，改名为“南台”。后来北魏太武帝打败赫连昌，又在长安设置雍州。孝武帝从洛阳逃到长安后，改名为京兆尹。
译文：隋代开皇三年，从长安的旧城迁都到龙首原的新都城（即新建的大兴城），就是现在的都城。隋文帝废除北魏末年设置的京兆尹，改为雍州。隋炀帝又改为京兆郡。武德元年，恢复为雍州。开元元年，又改名为京兆府。
西汉建立第五年（公元前202年，公元前206年灭秦建汉），汉高祖在洛阳，娄敬劝说他：“陛下您想建都洛阳，难道是想和周王朝一比高下吗？周王朝建都洛阳（周平王迁都洛阳），是因为天下的中心，四方向天子进献，路程平均，如果天子有德行，就会凭借这里统御天下；如果天子没有德行，就会灭亡。凡是在洛阳建都的帝王，都想依靠德行来让天下归心，不想凭借险要地形，使得后代娇纵奢靡。现今陛下打算和成康之治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何况秦地为群山护卫，黄河环绕，地势险要，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作为屏障，突然有危难，马上可以聚集百万大军。沿袭秦朝旧业，依凭非常肥美的土地，这就好比天然的府库。陛下您如果入关建都，就算崤山以东不太平，秦朝旧地，可以保全。假如和人打架，不掐其咽喉，按住其背后，就不能彻底打赢。现在陛下您假如建都关中，控制秦朝故地，这也是战略上控制了要害。”汉高祖向其他大臣征求意见，那些大臣们家乡都在崤山以东，极力说周朝存在几百年，秦朝只有两代，在关中建都不如在洛阳建都。汉高祖心中疑惑，不能决断。等听到张良陈述建都关中的好处后，立即起驾西进，建都关中。第二年，汉高祖擒获韩信，田肯向汉高祖祝贺说：“太好了，陛下您擒获韩信，又在关中建都。秦地地势险要，是可以胜敌的地方，以黄河为护卫，以群山为险阻，能以一当百，以少胜多。在这里向敌人发动进攻，就好比在高屋之上倾倒瓶子里的水，不可阻挡。”从西汉到现在（唐），关中一直是重要的战略要地。
二 体
译文：三皇五帝时代，史书有《三坟》和《五典》，由于年代久远，不能得知（知晓）详情。《古文尚书》记载的内容，从唐、虞一直到周。然而世风质朴，文风崇尚简略，要想要求史籍有完备的体例，一定是空缺不完备的。接下来左丘明为解释《春秋》作《春秋左氏传》，司马迁写《史记》，史籍体例于是完备。后来的史学著作，都是继承这两种体例，即使有所变化，程度终究有限，谁能超越呢！荀悦、张璠是左丘明一派的，班固、华峤，是司马迁的同类。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家，互相夸耀。一定要分辨清楚事实，才能评判二者的优劣。
译文﹕编年体，按年代时间先后顺序来撰写。无论是华夏，还是蛮夷，只要是处于相同的年代，必定会把发生的事情都记载下来。编年体的优点在于，史实没有重复。那些贤明出色的人物，贞洁自好的女性，以及事关执政的重要史实，一定会详察毕录。而事迹不彰显的人物，就不会记录下来。例如绛县老人、杞梁妻子，都是因为分别同赵武和齐庄公相应对而被记载。至于贤德的柳下惠、德行卓著的颜回，却都没有被《春秋》、《左传》记录下来。因此，编年体的不足在于详细的时候连小事都不会放过，粗略的时候连大事都会遗漏(因为按时间先后顺序记事，就不能以人物、事件为中心来编排，必定有所
译文﹕纪传体，本纪提纲挈领，列传记载详细内容，表综合记录，志分门别类记载。无论天文、地理、国家大事，不管明显、隐晦，事大事小，都不会错过。这就是纪传体的优点。而同样一件史事，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篇目，没有连续记载，不断零星出现，像《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汉书》将项羽列入《列传》。而且在编排同类史实和人物的时候，不按时间先后顺序，年代晚的人反而
居于卷首，年代早的人却被记录到后面（有悖于传统的史学时间观念，先发生应先写。也有悖于伦理观念。），所以西汉的贾谊和楚国的屈原放在一块，春秋鲁国的曹沬与战国燕的荆轲同在一传。这就是纪
译文：比较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缺点，各有长短。但东晋干宝写作史书，极力推崇左丘明，贬低司马迁。他的依据是：《左传》能在30卷的有限篇幅内，记录了240年间发生的事情，没有遗漏。仔细推敲这种说法，是夸张吗？春秋时期的史事，被收录进《左传》，只有三分之一。左丘明自己知道《左传》简略，所以就写《国语》来补充。然而《国语》记载的内容以外，还有很多遗漏之处，怎么能讲全部包括、没有遗漏呢？假如左丘明世代担任史官，史书都模仿《左传》的话，西汉的严君平、郑子真，东汉的郭泰、黄宪，晁错、董仲舒的对策，刘向、谷永的上书，都是德行卓著，名满天下，见识深刻，切中时政，或者因为隐居避世，地位卑下，没有做官；或者因为内容繁多，事情复杂，难以编排，都省去不记，这是可以的。一定要割舍不下，不予删减，那么西汉的众多史实全部编排在一起，恐怕就琐碎芜杂，支离破碎了。所以班固知道这样做的弊端，就用纪传体的形式来处理史实，使得条理清楚，重点突出。而荀悦不满意《汉书》分类记事的迂曲疏阔，又依照《左传》，对《汉书》进行裁剪取舍，仅保留下了30卷，受到历代的肯定，甚至超过了《汉书》本身。
译文：那么，班固所创纪传体断代史、荀悦所创编年体断代史，相互竞争，想要废除其中一种，是非常困难的。后来的史学家，不能脱离这两种体裁。所以王隐和虞预分别撰有纪传体《晋书》，与之相呼应，干宝就写有编年体《晋纪》；徐爰和沈约各自撰有纪传体《宋书》，与之相呼应，裴子野就写有编年体《宋略》。纪传体断代史和编年体断代史各有优点，同时流传。奇怪的是，干宝只知道固守编年体。
《书教下》译文
《易经》说：“以蓍草占测吉凶这种方法的性质圆通多变而神奇不定，以卦象占测凶吉这种方法的性质拘滞少变化而可以提供认识、知识。”闲暇时我曾经用这种说法评论古今史籍，撰述要求史书体裁灵活，且有发人深思的见解，记注要求史料体裁严谨，内容全面而富含知识。“用蓍草比照卦，可以得知卦象代表的将来；用卦比照蓍草，可以得知蓍草体现的过去。”记注的目的（功能）是保留过去发生的事情，撰述的目的（功能）是为了给后世提供参考（带来启发）；所以记注保存过去，可以提供知识：撰述启示未来，发人深思。保留过去就需要完备没有遗漏，所以体例是固定的，性质拘滞少变化；启示未来就需要有所取舍，因此体例不受限制。性质圆通多变。周代六卿属官共三百六十人，把职掌天、地、人的官职以及统属记载无遗，可以说完备了。然而各类史官都只是保存史料，还没有体现一家之言的史官（祝史祷天时的言辞，也算是体现了圆通精神，但没有专门从事撰述的史官。例如《尚书》中的誓词和诰令，本来就是史官所记；像《帝典》等篇章，并没有由从事撰述的史官写成）。那么史籍撰述的伟业，不能拘泥于史官，一定要等到适宜的人选才会成功；不是足够的圣哲贤明，深入把握二帝三王精深微妙的旨意，是不足以胜任此伟业的。这就是《尚书》没有固定的体例，圆通多变、神奇不定的原因。
《尚书》、《春秋》，都是圣人流传下来的经典。《尚书》没有固定体例，而《春秋》却是有的；所以春秋体现了《尚书》记事的部分，而《尚书》没有后继者了。世人都知道，有固定的模式（体例）容易借鉴，没有固定模式很难模仿。然而，撰述和记注从有史籍产生，就缺一不可。就算不能穷究《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本意，也可以得到圆神方智的深意。继《春秋》的史学家，最优秀者是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的著作（《史记》）接近圆通多变而神奇不定，班固的著作（《汉书》）接近拘滞少变化。
《尚书》的记事、记言演变为《春秋》的记事，《尚书》没有固定体例，《左传》有固定的表达方式，是用来解释《春秋》的。《左传》演变为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左传》按时间先后记事，《史记》分为五体，可以记述更广泛的内容。《史记》又演变为班固的《汉书》（断代史纪传体），《史记》富于变化，而《汉书》固守规章，重在包举一代史事。就体例来讲，《史记》与《左传》大不相同，《汉书》和《史记》比较接近。《左传》按时间顺序记事，是编年体的源头；《史记》、《汉书》容量大，记事完备，都是纪传体的源头。推究精妙细微来说，《史记》得《尚书》遗教，在灵活机动方面比较接近《左传》；而《汉书》只知谨守纪传体，多得《周礼》遗教，缺少灵活机动的精神。
司马迁《史记》的“本纪”、“表”、“书”、“传”等体裁，以《左传》为本源而略有变化，不拘泥于体例。《伯夷列传》是列传的序例，不只是专门为伯夷写传(作传)；《屈贾列传》是表明对周勃、灌婴对贾谊谗言的厌恶，贾谊作赋凭吊屈原，不是歌颂屈原的忠诚，而是对自己遭遇的身世之叹。《仓公传》记录了淳于意为人治病的医案，《货殖列传》同时介绍了各地物产，《龟策列传》只讲卜筮，也有依据事实确定篇章内容的意图，本不是呆板地只为某个人陈述生平。《张耳陈余列传》，二人的事迹可以互相参见；《孟子荀卿列传》是全面记载诸子的事迹、学说。古人拟定文章题目，往往不受限制，例如《关雎》、《鹿鸣》，主旨是淑女应以君子为配偶，描写宴乐嘉宾。但有人批评《史记》中人物排列次序不妥（例如将孟子与邹衍、邹忌、邹奭并列）。有人又指责《史记》内容不够谨慎，有重复的地方（例如子贡的事迹已经在《弟子传》中出现，又在《货殖列传》里涉及）。他们不明了古人写作的宗旨，反而用后世人拘泥的成规，反过来诋毁古人的灵活变通。也由此可知，《史记》体例灵活多变，见解发人深思，还有《尚书》的遗风。
《史记》不能作为固定的取法模式，《汉书》因袭《史记》的体例，确立下一定的义例，于是为后世建立了不变的史书体裁。三代以后，有杰出史学才能者不是每世都出现的，严格遵守成例，等待有杰出史学才能者来推陈出新，这是史学发展的大势造成的。但《汉书》本来是撰述而不是记注，在拘滞和富于知识中，仍然保留了圆通多变、神奇不定的特点作为指导，因此能自成一家而流传后世。《汉书》之后的纪传体史书抛弃了《汉书》的深意，“本纪”、“表”、“志”、“列传”和科举考试的科目规章、官府文书一样遵守成规，既不像记注，也不像撰述，古人著史的宗旨就不用说了。这些史学著作不能自成一家，史事文字都晦涩不明，还拘泥于成法，自以为取法于《史记》、《汉书》，真正的史学失传很久了。
天文历法应用日久，就会出现差误。推算历法越到后来越繁复。这是前人谈论天文历法的规律。史学也像这样。从《尚书》到《春秋》，根据事实、命名篇目，不拘于常规的特色，因为排比史事，遣词用字而变得有些繁复。从《左传》、《国语》到《史记》，时间和事件相配合，不能贯通，因为将史实进行分类而更加繁复。纪传体流行了一千多年，学者前后继承，就好像夏天穿葛衣，冬天着裘，渴了喝水，饿了吃饭，没有什么变化。然而，没有独到的构思和见解，没有能流传千古的才能，而拘谨得像遵守科举考试的科目规章一样，不敢稍有变化，就好像编写胥吏的文书，繁杂得不知道从哪里删减。要讲拘滞而史实丰富，过多重复，粗疏错乱，难以有典故可以依据。要讲圆通而神奇不定，芜杂繁多，不能背诵和记住。一般水平的史官只知道固守纪传体的模式，史书被体例所局限，要求史实丰富与圆通灵活兼备，却不知道纪传体原来由编年体（即《春秋》）演变而来，《春秋》原本是符合《尚书》的本意的。《易经》说：“通变就可以达到无穷，可以长久。”纪传体真是三代以后的优秀史书体裁，但流传长久，先王的重要法度（即《尚书》）反而被后世拘谨刻板的纪传体所遮蔽，怎么能不考虑如何变化圆通的道理呢？
《左传》创立编年体，不能详尽地划分体例；《史记》、《汉书》创立“本纪”、“表”、“列传”和“（书）志”，成就了体例划分。一般水平的史官反而被体例所束缚，导致了史书内容繁杂，记事晦涩，就好比训诂、注疏是用来解释经的，庸俗的学者们反而被训诂、注疏所局限，失去了经的本意。经被注释所隐蔽，应当去回到经的本体；史书被体例所束缚，应当去回到没有（不讲究）体例的原初状态。史书体例由《左传》确立，为什么不去回到《尚书》没有被《春秋》所继承的原意阶段呢？
万物变化周而复始，循环不息，能读透《庄子》的人，将其理解为天地万物有变化规律，人也一样，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事情屡次变易就会回到原初形态，极尽修饰就会回归质朴，这是天下自然而然的道理。《尚书》灵活多变而神奇不定，对史学著作来说，其体裁及其圆而神的作史理念好到了极点。《尚书》的意旨，非得才能卓越的史学人才来继承，所以传到左丘明，又被司马迁、班固发扬光大。从刘知几以后，都以为《尚书》的遗教失传，史官不能发扬光大了。而且从《隋书·经籍志》开始，把纪传体作为正史，编年体作为古史，历代沿用，于是划分主次，全部将纪传体放在前位，编年体位居其后。《史记》、《汉书》从非正统地位反而取代了《春秋》的正统地位，荀悦著《汉纪》、袁宏著《后汉纪》，却从编年体的正统地位降到从属地位。司马光《资治通鉴》不满于纪传体而用编年体；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又不满于编年体，而创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根据事件（史事）而确定篇目，不被体例所限制，如果不是深切把握古今要旨，天下大事，就不能搜罗无遗，不能裁剪修改，既不遗漏，也不滥竽充数。（纪事本末体）文字比纪传体简略，记事比编年体明白，坚决取舍，体例灵活多变而神奇不定，这就是《尚书》的遗教。袁枢本来没有传承《尚书》遗教的意图，而且他的学问也不足以达到这种程度，史书本身也不完全吻合他自己的主张。所以历代目录学家把《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列为杂史，自然属于方便阅读史书的类型。但如果承袭这种方法，认真摸索，进行改进，那么《尚书》因事命篇的渊源就隐约可见了。史书有作者比较普通而读者见解精深独到的情况，《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说，神异的事物可以变成平凡无奇，而平凡无奇的东西也（又）可以变成神奇，根本原因在于，万物变化是周而复始，循环不止的。
史书是记录史事的，史事变化多端，面目各异，史书体裁多变来适应史事，必定会根据史事安排篇目，不被通常的体例所束缚，这样就能收放自如，既没有一点遗漏，也没有一点凑数。这就是《尚书》写法灵巧，后人无法辨别仿效的原因。到《左传》，已经不免用史事来顺从体例，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造成的。拿《尚书》这样神奇的作史方法来要求后世的史官，难道不是相差太远了吗？不知道作为经的《尚书》不能掌握，而《尚书》的旨意却是可以仿效的。况且《尚书》本来就有不能完全学习的地方。即便是纪事本末体，只是普通记录史事的史书，也不会完全取法《尚书》，只是体例有所接近，不因记事的体例而妨碍史意表达。考量古今的史书，确定体裁和内容的适当，就应该学习（尊崇）《尚书》的旨意，而用《史记》的体例变通《左传》的体例，原因是消除纪传体的陈弊（积弊），并不是喜好新异。
纪传体虽然是司马迁所首创，但显然是继承了其他史书体例。看看《太古年纪》、《夏殷春秋》和《竹书纪年》，可以发现，本纪采用编年体的体例，从文字产生以来就有了。《尚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史书，编年详尽记事，即为“经”之传，人物之传。如果用《尚书》因事命篇的主旨为《春秋》作传，就不会造成《左传》以史事记载来屈从体例的情况，可以删除繁琐芜杂的文字；如果用《尚书》因事命篇的主旨为《史记》作传，那么《史记》的八篇“书”和三十篇“世家”不用分类，都可以仿效《左传》而统一命名为传。或者考察典章制度，或者叙述大事情的前因后果，或者讲述个人的行为言论（就是人物列传），或者把同种性质的事情放在一起，或者记
录下一个（特定）时期的重要政令（训诰之类），或者写下特定朝代的文章，总之，根据具体内容确定篇目，作为对本纪的辅助。那么和《左传》对《春秋》的辅助相比，就没有受时间先后局限的不足；比起《史记》的“书”和“列传”、“世家”，就没有同样的事情反复出现的弊病。文字简略史事就更加明了，体例简单旨意更加精当。这难道不是内容、形式都适宜，古今的适当模式吗！人物和事件，都按因事命篇的精神处理，如果有不便记录的内容，就另外制作图表，作为补充；像天文、地理、车舆服饰、仪仗礼器等不能按专篇来处理的内容，也难以用文字来描述，就单独用图画来表现。要想贯通《尚书》、《春秋》的旨意，消除《史记》、《汉书》的弊病，这就是最好的办法。至于创立新体例，鉴别条目，比较古今的史学著作，确定史书的地位，另外写有《圆通》一篇，这里就不再陈述了。
五代史论下之十三
当制度不能治理天下，就相当于没有制度。这样一来百姓失去民生的依靠，君主也失去了百姓的支持。所以天下要国泰民安，一定要先有制定制度的君主，让百姓知道上有君主，下有官吏，而（君主）自己也有操守来谋求民生。开始制定制度的时候，不能都完备，后世沿用，会有害百姓，滋生祸乱。但也是因为初初创立法度，或者因为过于偏颇，或者因为过于简陋，只是初具规模，要求后世来改革。所以秦朝因为制度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不少，但在战国时期六国一团乱麻的情况下，首先确立制度，让百姓知晓制度的存在。后来西汉为政宽大，沿袭秦制并去掉繁难苛刻的部分，使天下太平。五胡轻视制度，宇文泰时期才开始在苏绰的帮助下建立制度，唐代继承了西魏、北周的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也是如此。
从唐宣宗以后，懿宗、僖宗不守为君之道。叛离的大臣和盗贼们(民间农民起义)纷纷割据一方，皇上忙着保全性命，大臣们人人自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三大因素让大臣们政治命运艰难），天下没有制度，到郭威建立后周，有百年之久。（超过百年，安史之乱到后周建立。但这里指九世以后半叶到十世纪中叶）唐代的好制度，没有一个保留下来，而摧残民生的弊政，却一脉相承，日趋严重。所谓皇上，有实力就可以当，没有实力就下台；所谓宰相，不留心国家治乱和天下存亡。发布给百姓的政令，强迫他们接受，榨取他们来满足战争需要（军事需要）。这样一来，怎么指望君臣有时间和心思去进行制度建设呢？叛乱的大臣可以做天子，武夫（没有文化的武夫）可以执掌朝政，幕僚门客可以做宰相，其他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也像和凝一样以丽词小文名噪一时而已。到后周建立，才开始建立制度。以后君王可以说：我以为民造福为职责。百姓也可以说：皇上让我们享太平，不只是榨取我们的钱财，轻视我们和生命，把我们视作争夺天下的工具
明代宦官
明代宦官所造成的祸害，与唐代相比虽然稍稍轻微，但到刘瑾、魏忠贤，所带来的危害也不比东汉末年小。从前明太祖规定宦官不能干预政事，官品不能高于四品。永乐年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侯显出使西藏，马琪镇守安南。又因为西北边防的将领大多是洪武朝的旧部，不能没有疑心顾虑，于是设置镇守官员，由宦官担任。在京都又设立东厂，缉访谋反大逆的奸恶等事，宦官开始得到重用。明宣宗时期，宦官四处出使，为皇帝搜刮了许多奇花异鸟和珍宝。但袁琦、裴可烈等人，只要犯罪就诛杀，所以宦官不敢放肆。明英宗以后，边地镇守，京都领兵，仓库盐场，土木工程，珠榷（广东）银矿，市舶司和织造都有宦官参与。何良俊说：“嘉靖年间有宦官对朱大韶说：从前张璁上朝，我们要向他行礼。后来我们以平等之礼对待夏言，而现在严嵩要向我们行礼后才上朝。”嘉靖皇帝控驭宦官最严厉，四十多年间没有对宦官委以重任，所以嘉靖一朝宦官最为收敛。但是宦官的地位已先后有所不同，何况明武宗、明熹宗时期呢！野史记载：永乐年间，朝廷派遣宦官到五军都督府和六部，宦官都在离都督府和六部官员一丈以外作揖行礼，如果遇到公侯和驸马，都下马站在路旁等对方先通过。现在宦官像对待下属一样使唤都督府和六部官员，而公侯驸马在路上遇见宦官，反而各自回避，并称宦官为翁父。而其他大臣见到宦官就更要叩头跪拜了。这些变化可以体现明代宦官权势的大致情况。总的来说，明代宦官专权从王振开始。但当时朝臣依附王振的，只有王骥、王祐等人。其余的大臣还不肯归附，所以薛瑄、李时勉都被王振诬害。等到汪直专权，依附他的人逐渐增多，汪直奉命出使，巡案御史在马前迎接跪拜，巡抚也衣着军服在路途恭迎。王越、陈钺等成为汪直的心腹。但内阁大臣商辂、刘珝等人还接连上章弹劾汪直。尚书项忠、兵部侍郎马文升等也轻薄汪直，被汪直所诬害。士大夫的气节，还没有完全丧失。到刘瑾，焦芳、刘宇、张采等成为心腹，杀害好人，索求贿赂，危害天下。但是刘瑾憎恶翰林院官员不肯屈服，于是拿《通鉴纂要》抄写不够恭谨为理由，指责并罢免了纂写的官员。可以看出，这时朝中大臣还没有完全向刘瑾一边倒。况且王振、汪直喜好拢络名士，王振听说薛瑄、陈敬宗的名声，特地找到他们。汪直听说杨继宗的名气，亲自前往凭吊。刘瑾听说康海的名声，因为康海向自己替李梦阳求情而让李立刻出狱。这也说明还不敢把朝中大臣像奴隶一样对待。等到魏忠贤专权，借“三案”弹劾东林党人，打击被贬谪的官员，小人们想借势报复正人君子，于是纷纷依附魏忠贤。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称“五虎”。武臣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称“五彪”。另外尚书周应秋、卿寺官员（九卿官员）曾钦程等号称“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的说法，可以说从内阁、六部到地方总督巡抚，都是魏忠贤的党羽，很快就可以发生篡权弑君的大祸了。明史记载（卷304《宦官》）明太祖时期的制度是，宦官不能读书和识字。明宣宗开始设立内书堂，挑选小太监让大学士陈山教授。于是成为制度，因此宦官多通文墨。（《四友斋丛说》却认为，永乐年间皇帝已命令吏部选拔教官，到宫中教授宦官。王振最初以教官
录下一个（特定）时期的重要政令（训诰之类），或者写下特定朝代的文章，总之，根据具体内容确定篇目，作为对本纪的辅助。那么和《左传》对《春秋》的辅助相比，就没有受时间先后局限的不足；比起《史记》的“书”和“列传”、“世家”，就没有同样的事情反复出现的弊病。文字简略史事就更加明了，体例简单旨意更加精当。这难道不是内容、形式都适宜，古今的适当模式吗！人物和事件，都按因事命篇的精神处理，如果有不便记录的内容，就另外制作图表，作为补充；像天文、地理、车舆服饰、仪仗礼器等不能按专篇来处理的内容，也难以用文字来描述，就单独用图画来表现。要想贯通《尚书》、《春秋》的旨意，消除《史记》、《汉书》的弊病，这就是最好的办法。至于创立新体例，鉴别条目，比较古今的史学著作，确定史书的地位，另外写有《圆通》一篇，这里就不再陈述了。
五代史论下之十三
当制度不能治理天下，就相当于没有制度。这样一来百姓失去民生的依靠，君主也失去了百姓的支持。所以天下要国泰民安，一定要先有制定制度的君主，让百姓知道上有君主，下有官吏，而（君主）自己也有操守来谋求民生。开始制定制度的时候，不能都完备，后世沿用，会有害百姓，滋生祸乱。但也是因为初初创立法度，或者因为过于偏颇，或者因为过于简陋，只是初具规模，要求后世来改革。所以秦朝因为制度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不少，但在战国时期六国一团乱麻的情况下，首先确立制度，让百姓知晓制度的存在。后来西汉为政宽大，沿袭秦制并去掉繁难苛刻的部分，使天下太平。五胡轻视制度，宇文泰时期才开始在苏绰的帮助下建立制度，唐代继承了西魏、北周的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也是如此。
从唐宣宗以后，懿宗、僖宗不守为君之道。叛离的大臣和盗贼们(民间农民起义)纷纷割据一方，皇上忙着保全性命，大臣们人人自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三大因素让大臣们政治命运艰难），天下没有制度，到郭威建立后周，有百年之久。（超过百年，安史之乱到后周建立。但这里指九世以后半叶到十世纪中叶）唐代的好制度，没有一个保留下来，而摧残民生的弊政，却一脉相承，日趋严重。所谓皇上，有实力就可以当，没有实力就下台；所谓宰相，不留心国家治乱和天下存亡。发布给百姓的政令，强迫他们接受，榨取他们来满足战争需要（军事需要）。这样一来，怎么指望君臣有时间和心思去进行制度建设呢？叛乱的大臣可以做天子，武夫（没有文化的武夫）可以执掌朝政，幕僚门客可以做宰相，其他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也像和凝一样以丽词小文名噪一时而已。到后周建立，才开始建立制度。以后君王可以说：我以为民造福为职责。百姓也可以说：皇上让我们享太平，不只是榨取我们的钱财，轻视我们和生命，把我们视作争夺天下的工具
明代宦官
明代宦官所造成的祸害，与唐代相比虽然稍稍轻微，但到刘瑾、魏忠贤，所带来的危害也不比东汉末年小。从前明太祖规定宦官不能干预政事，官品不能高于四品。永乐年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侯显出使西藏，马琪镇守安南。又因为西北边防的将领大多是洪武朝的旧部，不能没有疑心顾虑，于是设置镇守官员，由宦官担任。在京都又设立东厂，缉访谋反大逆的奸恶等事，宦官开始得到重用。明宣宗时期，宦官四处出使，为皇帝搜刮了许多奇花异鸟和珍宝。但袁琦、裴可烈等人，只要犯罪就诛杀，所以宦官不敢放肆。明英宗以后，边地镇守，京都领兵，仓库盐场，土木工程，珠榷（广东）银矿，市舶司和织造都有宦官参与。何良俊说：“嘉靖年间有宦官对朱大韶说：从前张璁上朝，我们要向他行礼。后来我们以平等之礼对待夏言，而现在严嵩要向我们行礼后才上朝。”嘉靖皇帝控驭宦官最严厉，四十多年间没有对宦官委以重任，所以嘉靖一朝宦官最为收敛。但是宦官的地位已先后有所不同，何况明武宗、明熹宗时期呢！野史记载：永乐年间，朝廷派遣宦官到五军都督府和六部，宦官都在离都督府和六部官员一丈以外作揖行礼，如果遇到公侯和驸马，都下马站在路旁等对方先通过。现在宦官像对待下属一样使唤都督府和六部官员，而公侯驸马在路上遇见宦官，反而各自回避，并称宦官为翁父。而其他大臣见到宦官就更要叩头跪拜了。这些变化可以体现明代宦官权势的大致情况。总的来说，明代宦官专权从王振开始。但当时朝臣依附王振的，只有王骥、王祐等人。其余的大臣还不肯归附，所以薛瑄、李时勉都被王振诬害。等到汪直专权，依附他的人逐渐增多，汪直奉命出使，巡案御史在马前迎接跪拜，巡抚也衣着军服在路途恭迎。王越、陈钺等成为汪直的心腹。但内阁大臣商辂、刘珝等人还接连上章弹劾汪直。尚书项忠、兵部侍郎马文升等也轻薄汪直，被汪直所诬害。士大夫的气节，还没有完全丧失。到刘瑾，焦芳、刘宇、张采等成为心腹，杀害好人，索求贿赂，危害天下。但是刘瑾憎恶翰林院官员不肯屈服，于是拿《通鉴纂要》抄写不够恭谨为理由，指责并罢免了纂写的官员。可以看出，这时朝中大臣还没有完全向刘瑾一边倒。况且王振、汪直喜好拢络名士，王振听说薛瑄、陈敬宗的名声，特地找到他们。汪直听说杨继宗的名气，亲自前往凭吊。刘瑾听说康海的名声，因为康海向自己替李梦阳求情而让李立刻出狱。这也说明还不敢把朝中大臣像奴隶一样对待。等到魏忠贤专权，借“三案”弹劾东林党人，打击被贬谪的官员，小人们想借势报复正人君子，于是纷纷依附魏忠贤。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称“五虎”。武臣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称“五彪”。另外尚书周应秋、卿寺官员（九卿官员）曾钦程等号称“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的说法，可以说从内阁、六部到地方总督巡抚，都是魏忠贤的党羽，很快就可以发生篡权弑君的大祸了。明史记载（卷304《宦官》）明太祖时期的制度是，宦官不能读书和识字。明宣宗开始设立内书堂，挑选小太监让大学士陈山教授。于是成为制度，因此宦官多通文墨。（《四友斋丛说》却认为，永乐年间皇帝已命令吏部选拔教官，到宫中教授宦官。王振最初以教官
身份进入宫中，后来自行阉割成为宦官，做到司礼监的职位。）几代以后，成了积重难返的局面。但考察宦官产生灾祸的缘由，也不完全由于宦官有文化知识。王振、汪直、刘瑾固然粗通文墨，魏忠贤却是文盲，而产生的危害更大。可能是因为君主昏庸，没有政治智慧，所以他们有机会愚弄君主，窃取大权。例如宪宗稍稍能醒悟，汪直开始虽然为所欲为，后来终究被疏远而不用。明武宗也能把刘瑾擒获处死。只有明英宗、熹宗两朝幼年即位，所以王振、魏忠贤可以无所顾忌。但英宗初年，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政，王振心中畏惧，不敢过分。等到“三杨”相继辞世，王振就跋扈而不能制服。熹宗初年，朝中正直之士占主导，魏忠贤也有所顾虑，四年以后，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相继离朝，魏忠贤于是为所欲为。王振、魏忠贤专权的时间，长不过六七年，短只有三四年，所产生的祸害已经这样。假如英宗、熹宗初年既已专权，祸害就更说不完了。这样看来，培养忠直的大臣，来端正政治风气，防止祸乱萌发，就是君主的大事。
汰 侈
石崇每次邀请客人参加宴会，都要让家伎斟酒劝客。客人如果有不干杯的情况，就让侍从杀掉斟酒劝客的那位家伎。有一次，王丞相和王大将军（王导和王敦）一块去石崇家赴宴。王导向来不能喝酒，每到家伎劝酒，总是勉强自己喝，喝到大醉。家伎向王敦斟酒劝饮，王敦每次都坚决不喝，想看看究竟会怎样。石崇已让人连续斩杀三个家伎，王敦还神色自如，坚持不喝。王导看不下去，就责备王敦，王敦说：“石崇杀自己的家伎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石崇家的厕所通常有十多个奴婢列队服侍，都精心打扮，衣着华丽，像甲煎粉、沉香汁之类，全部齐备。又提供新衣服让客人穿着（新衣服）出来。客人大多羞愧，不愿去上厕所。王敦去上厕所，脱掉原来的衣服，穿上新衣服，神色高傲。服侍的奴婢们私下议论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作乱叛国！”
晋武帝曾经到王济家去，王济就请他吃饭，所有的食器都用琉璃做成，上菜的奴婢有一百多人，个个都穿着绫罗裙裤，看上去好像用手拿着菜品一样。有一道蒸乳猪非常鲜美，和平常味道不大一样。晋武帝感到很奇怪，就问王济。王济回答说：“这是用人奶喂养的小猪。”晋武帝很不高兴，还没有吃完就离开了。王济的做法是王恺和石崇所不能做的。
王恺用饴糖和干饭洗锅，石崇就用蜡烛做燃料做饭。王恺用紫丝布做步障衬上碧凌作里子，长达四十里，石崇就用锦作五十里的步障来抗衡。石崇用花椒为泥墙材料，王恺就用赤石脂来泥墙壁。
石崇为客人做豆子粥，一瞬间就好了。而且冬天总有佐味的韭菜末。还有，虽然石崇牛的外形和体格都比不上王恺的牛，但一次石崇和王恺一块儿出城游玩，石崇很晚才动身返城，和王恺争着进洛阳城，石崇的牛在跑了几十步后突然像飞鸟一样快，而王恺的牛无论怎样尽力奔走都比不上。王恺每每因为这三件事情而遗憾不已。于是王恺秘密贿赂石崇的家务总管和驾牛的车夫，以了解内幕。家务总管说：“豆子很难煮，只有事先准备熟豆末，等客人来，就把稀粥和熟豆末和在一起。而佐味的韭菜末，是用捣碎的韭菜根与麦苗混合在一起。”王恺又向牛车夫询问驾车的诀窍。牛车夫说：“牛的行动本来并不缓慢，只是由于驾车人不及时（来不及）控制牛。牛跑得快时，就干脆听凭它随意偏向车辕的哪一边，这样牛车就跑得快了。”王恺全部听从了建议，终于在和石崇的较量中争到头名。石崇后来了解到内情，就把总管和牛车夫全部杀死。
王恺有条牛，名叫“八百里驳”，王恺经常命人琢磨修饰牛的角蹄，使角蹄像玉石般晶莹。王济对王恺说：“我射箭不如你，现在我用千万钱作赌注，用射箭赌你的‘八百里驳’。”王恺自恃射箭技艺高超，又认为神奇的动物没有理由被杀掉，就答应了王济。王恺让王济先射箭，可王济一箭就中靶。王济退后坐在胡床上，大声命令手下马上把“八百里驳”的心拿来。很快烤牛心就送来了，王济吃了一块就离开。
王恺曾经体罚一个人，让他赤身裸体。因为王恺要入朝值班，这个人就被困在曲折幽深的内室，王恺不让人指引出路。这个人就饿了一整天，不知道怎么出去。后来有人帮助他，快要饿死了，才找到路离开王府。
石崇和王恺争比豪奢，两人都拼命修饰车马服饰。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每次都帮助王恺。晋武帝曾经把一棵高二尺的珊瑚树赐给王恺。这棵珊瑚树枝条繁茂，世上少有。王恺就炫耀给石崇看。石崇观赏完毕，马上用铁如意敲打珊瑚树，珊瑚树应声而碎。王恺既感到惋惜，又认为这是石崇的妒忌行为，所以严厉地责备石崇。石崇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还你（赔）就是！”于是命令下人把自己珍藏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其中有六、七棵有三四尺高，枝条树干冠绝当世，像王恺那样的有很多。王恺看了以后，又羞愧又失落。
王济免官后，到北芒山下建立新的府邸。当时，洛阳人口拥挤，地价昂贵。王济喜好马射，就买地作马射场，地的价格是王济把钱币绕马射场排列一周。当时人就把马射场称作“金沟”。
司马权有头奔跑速度很快的牛，视若珍宝。王衍和司马权比赛射箭，赢得了这头牛。司马权说：“你如果自己要乘坐牛车，我也就不说什么；但你如果想吃牛肉，我愿意用二十头肥牛来替换，这样就不影响你吃牛肉，而我的宝贝也可以保全。”但王衍最终把那头牛宰来吃了。
《军机处》
译文：军机处本来是内阁分支，清朝初年继承明代的旧制度，重大政务处理都经过内阁，而公务交给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上奏，康熙年间，圣旨诏令曾经由南书房翰林撰写，当时，南书房是最机要的部门，就好像唐代翰林学士专掌内制一样，雍正年间，朝廷在两地用兵，（先是雍正六年，即1723年蒙古贵族在青海发动叛乱，由川陕总督年羹尧平定叛乱；后雍正五年，即1727年，西藏内部分裂势力再次叛乱，清廷命颇罗鼐平定叛乱）因为内阁位于太和门外，官员连日执勤，容易泄露机密，就在隆宗门内开始设立军需房，选用内阁中行事严谨缜密的官员负责抄写文件。后来军需房改名“军机处”（雍正七年改军需房，雍正十年改名军机处）。军机处地理位置靠近皇帝宫殿，方便随时召唤。担任军机大臣者都是皇帝亲近的重臣。因此秉承皇帝旨意，发布政令，都由军机处完成。军机处办公场所最初仅设几间板屋，当今皇帝特地命令改建为瓦屋。但草拟圣旨还是由军机大臣来完成。先前世宗皇帝时期，草拟圣旨都是由张廷玉完成。今朝皇帝在位初期，张廷玉因为汪由敦擅长写作，特地推荐汪进入军机处，代替自己草拟圣旨。乾隆十二年、十三年，朝廷在大金川开展了军事行动，所有相关圣旨都由汪由敦完成。军机处的满文圣旨，都由舒赫德和班第完成，而蒙古文圣旨由理藩院纳延泰完成，他们都根据要求进行草拟。等到傅恒担任军机大臣，军机处的满族属员想借机为自己谋求仕途，傅恒就稍稍让他们草拟一些圣旨。最初只是简单的文件（圣旨），后来所有的圣旨都由满族属员草拟。汪由敦看见满族属员代拟了所有本该由傅恒草拟的圣旨，而汉文圣旨还必须要自己草拟，感到自己任务过重，就听任属员（汉族）代自己草拟。时间一长，草拟圣旨就成了军机处属员的本职工作，即使是皇上，也知晓军机处属员代拟圣旨的事情。而军机处的属员也不一定全部由内阁产生，六部三院中能干的官员也可以充任（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三院：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而且军机处的人员数量也是从前的好几倍。这就是军机处前后的不同情况。
译文：就处理诏令来说，曹魏以来属于中书省的职权，所以魏晋宋齐梁陈时期，中书令非常显贵，一定由重臣担任。由于中书令官职尊贵，并不会经常亲自奏事，常常让中书舍人向皇帝奏事，因此中书舍人也是非常显要的官职。唐代初年仍然这样，唐高宗时期才由弘文馆直学士分担中书省的职务。唐玄宗时期又把拟定重大诏令的职权转移给翰林学士，因此中书门下的职权有所减轻（唐初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的议事地点在门下省，称政事堂。高宗时，政事堂改设在中书省。玄宗时，政事堂改称“中书门下”，并设五房分曹办事，实际上发展为一个宰相的办事机构。这里“中书门下”实际上是指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唐代中期以后，宦官担任枢密使，操掌大权，翰林学士和中书门下都没有实权，所以枢密使是极其显贵的官职（唐代宗时，在内廷设置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奏章传递，传达诏旨，逐渐参与机密。在宦官专权的时候，枢密使可参与朝政，宰相之权多被剥夺。唐昭宗时候，诛宦官（朱温为与宦官争权，杀死宦官数百人，宦官势力遭到毁灭打击，此后朝廷完全被朱温控制），宫中宦官全无，蒋玄晖被昭宗任命为枢密使，这就是由宦官外的大臣担任枢密使的开端。枢密使位高权重，被人们所竞相羡慕，所以宣徽使孔循想做枢密使，就在朱温面前诬陷蒋玄晖，蒋玄晖因而被朱温所杀。后梁设立崇政院，崇政院使权同枢密使，由敬翔担任。后唐又将崇政院使改名为枢密使，庄宗时期由郭崇韬担任。晋高祖因为刘处尚担任枢密使不称职，就废除了枢密使一职，其职权归入中书省，枢密院学士也就废止。而晋出帝时期，又恢复了枢密使的职务，桑维翰曾经担任。后周世宗在位时期，王朴担任枢密使。所以五代时期的枢密院，也就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书，唐朝初年的中书、中期的弘文馆直学士和翰林学士及后期的枢密使。到宋、金时期，枢密使专门职掌军事事务，不再参与其他事务，当时和宰相分掌军政，称为“两府”。元代军政大事都由中书省处理。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后，废除了中书省，让六部各自奏事，因此军国大事都由皇帝独裁。但是每天政务繁杂，各种文案工作不得不由其他官员完成，所以永乐年间设立内阁，批示答复奏章，拟定圣旨，逐渐成了以前的中书省。再后来皇帝和内阁大臣不经常见面，皇帝有圣旨，就命令太监事先写好要点，再交给内阁详细撰写，发布诏令。（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代替皇帝，用朱笔批示奏章公文，叫“批红”。这种做法为宦官弄权提供了方便。）于是皇宫中有了秉笔太监，其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和唐代枢密院相同。清朝宦官不能干预政事。顺治皇帝时期，就每天到票本房，让大学士到自己面前票拟。康熙年间，虽然有南书房负责起草诏令的惯例，但重大政事仍由内阁处理。雍正朝开始，批复奏本、奏章归内阁完成，重大事务和军事都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意旨办理，所以皇帝每天和大臣见面。不要说宦官无法干预政事，就连军机大臣本身，也只是根据皇帝指示拟定谕旨，发布到有关部门，而不能稍稍干政
《容斋随笔》三则
汉唐八相
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汉唐时期的知名宰相，这不用多说。但前面六位名相都在相位上呆到退休，而姚崇、宋璟在玄宗朝为相，都没有超过三年。姚崇是因为两个儿子和亲近的下属收受贿赂，被罢免事出有因。宋璟却仅仅因为禁止私铸钱币和痛恨有罪而不断上诉的人，玄宗听取了优人的玩笑话而将宋璟罢免。姚、宋二人此后再也没有做宰相。宋璟被罢免宰相的时候，只有五十八岁，十七年后才去世。宋璟以后继任做宰相的，有张嘉贞、张说、源乾曜、王俊、宇文融、裴光庭、萧嵩，牛仙客等人。他们才能平平。只有杜暹、李元纮贤能，也只是清廉拘谨，有操守而已。明明有良马却不用，反而盲目地去寻求，真让
人惋惜啊！萧何死前，向汉惠帝所推荐的继任者只有曹参一人。魏相和丙吉同心协力，共同辅佐汉宣帝。房玄龄每次商议重大事情，一定会说：“除了杜如晦，没有人能谋划。”姚崇回避相位，推荐宋璟来代替自己。只有贤人才能真正了解贤人，这是后人做不到的。
萧房知人
汉高祖前往南郑，韩信在路途中悄悄离开汉高祖，萧何却自行前往追回韩信。汉高祖知道以后骂萧何：“离开的大将有几十人，你不去追回，却偏偏追回韩信，你真会演戏。”萧何说：“其他大将那样的人才容易得到，而韩信这样的顶级人才，天下独一无二。如果想要夺取天下，只有韩信才能真正出谋划策。“汉高祖于是把韩信任命为大将，终于成就了统一大业。唐太宗做秦王时，太子府的僚属散失很多，唐太宗深感忧虑。房玄龄说：“离开的人虽然多，但不值得顾惜。只有杜如晦，是能辅佐大王您的人才。大王想争夺天下，没有杜如晦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太宗于是上表，将杜如晦留在太子府，终于成为一代名相。韩信和杜如晦的离开与留下，关系到这样的生死存亡大局，萧何、房玄龄对人才的了解，别人是无法比得上的。樊哙跟随汉高祖在沛县反秦，劝高祖还军霸上，又在鸿门宴上机智地救出高祖，功劳也不小了。但韩信羞与樊哙为伍。唐俭帮助唐太宗建立反隋大计，派人向唐高祖报告孤独怀思谋反，又出使突厥，说服颉利可汗归附，绝不是平庸的人。但李靖却认为不值得顾惜。拿韩信、李靖和樊哙、唐俭相比较，就好像熊和野猫、黄鼠狼相比。成就帝王大业，不仅仅是一两个天才就能做到的，一定要等待像韩信那样的武将，杜如晦那样的文臣出现，然后再重用他们，不是很困难吗？只要能把萧何、房玄龄重用起来，让真正的人才互相引进，人才就像珠玉无腿而不断汇聚。
汉武留意郡守
汉武帝天生资质聪明绝伦，政令由自己制定，所以宰相的人选，不太注意，而只是让他们安排落实命令。不过汉武帝对郡守的选任，却非常重视。庄助担任会稽太守，几年都不向汉武帝汇报政情，汉武帝就下发诏书，说：“你对宫中官职感到倦怠，思乡心切，出任家乡郡守。千里阻隔，很久都没有你的消息。”吾丘寿王担任东郡都尉，汉武帝因为吾丘寿王已经担任都尉就不再设置太守（既担任都尉又当太守）。汉武帝发布诏书给吾丘寿王，诏书讲：“你在朝中时，既聪慧，又富于谋略。但等到做了下辖十多座城、官位四千石的太守，却政务荒废，盗贼横行，和你从前的表现很不相称，这是为什么呢？”汲黯被任命为淮阳太守，却不接受太守官印。汉武帝说：“你看不上淮阳太守的职务吗？我现在任命你，是因为淮阳的官民不和谐，我只能依靠你的威望，让你宽松治理。”看这三件事，就知道无论郡国的大事小事，汉武帝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郡县官员感觉汉武帝就在自己头上关注着自己，怎么敢不尽力工作呢？只可惜汉武帝的形象被征伐和奢侈所破坏，老百姓感受不到他的恩泽，真让人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