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人才的兴衰不但标志着一定时代、地区的社会状况，还影响着社会的兴衰与历史的发展。而就整个历史背景来看，某一地域的人才兴盛与否不仅可以看出其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状况，更能透视出某一区域所恃有的社会风尚与文化精神。
巴蜀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文化区，虽然它并不是孤立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其独特的地理限制，其文明的发端与文化的发展在上古时代是落后于中原地区的。《蜀王本纪》说：“蜀人左，不知文书，未有礼乐。”又说：“蜀左言，无文字。”《世本》说：“蜀无姓。”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认为，虽这仅寥寥数语，但足以说明古蜀人的言语、文字及社会组织与中原地区大不相同。李白《蜀道难》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很能说明这一状况。直到秦汉时期，中原一带依然将巴蜀称为“西南夷”，其文化显然仍是落后于当时文化发达的中原一带的。但是，秦汉以后，巴蜀地区的文化却迅速发展，而且如滚滚东逝的长江水一般，淘出不尽的英雄、文杰，他们对整个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原因是什么？以此而言，探究巴蜀人才兴盛的原因及客观规律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地理的封闭与观念的开放
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必然的。一定的地理环境会影响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会造就一定的地域文化，会影响人的气质与性格。
从经济上看，只有在优越的地理环境之下，才可能有繁荣的经济；有了丰衣足食，不愁生计的经济条件，人们才有暇从事文化教育，注重于人才的培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灿烂的文化，无一不是建立在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交通便利的大河流域。而我国历史上人才的分布及人才中心的转移也足可证明：从西汉到北宋，全国的人才密集于黄河流域的河北、河南、陕西、山东一带，而自南来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人才的中心转移，则是由于经济重心的转移所至。经济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与南方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便利的交通等优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直到今天，地理环境仍然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丰富的矿藏、能源、方便的交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美国近代的西进运动、日本开发北海道。前苏联的重心转移、中东的崛起、中国21世纪开发大西北上程，无不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从这一点来说，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有着异常复杂的影响。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巴蜀长期处于经济滞后的境地。刘禹锡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在巴蜀落后之际，竟成了贬嫡官宦与流放犯人的凄凉之地。另一方面，巴蜀温润的气候、广饶的成都平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使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之中。
自秦蜀郡守李冰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成都平原的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来，巴蜀地区的经济开发即逐渐走向繁荣。秦汉时，巴蜀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产铁中心，到西汉时，成都已经与当时闻名全国的洛阳、临淄、宛、邯郸齐名，被誉为全国五大都市。历经三国战乱之后到唐代，巴蜀手工业繁荣发展，盛极一时，成都是当时最繁荣的城币，曾有“扬一益二”之说。宋元时期，战乱纷纷，四川因其独特的地理而处于相对稳定之中，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到明朝时，全国有大商业城币33个，而四川就占了三个。因此，从历史上看，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阻碍巴蜀人才的兴盛。如果说“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教”是其优越的地理条件造成的话，那么巴蜀肥沃的土壤促使经济平和的发展，也依然具备人才辈出的条件。
从文化上看，人才的成长与该地区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而一定的文化氛围又必定受一定的环境的影响。恩格斯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中说：“东方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上地私有制？我认为，这主要由于气候与土壤的性质。” 巴蜀这种群山环抱而又平畴千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类型。多山大川崇岭峻屹之地往往出慷慨悲歌之士，平湖秋月绿水环境之滨则多出文人才子，而多种文化的交融汇合，则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繁荣，尤其有利于集众家所长而成一家之言之才。苏拭在诗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的慷慨之音，又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转缠绵之语，更有“一蓑烟草任平升，也无风雨也无晴” 的空明畅达之境，这显然是多种文化交融汇合的结果。
事实上，巴蜀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造成古巴蜀先民封闭的文化意识。四川历来就与外界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在于经济和政治，更多的还是在文化上。可以说，巴蜀文化其实是巴蜀地域文化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交流、荟萃的产物。封闭的地理环境迫使古蜀先民产生开放的意识。烨阳国志·蜀志》里记存的“五了迎石牛”一类传说，便反映出古巴蜀先民力求打通闭塞，走出盆地，渴望与外界交流的观念行为。距今5300－6000年的大溪遗址、距今3000～5000年的三星堆遗址所出上的海螺、海贝、象牙，则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外来因素。更重要的是，巴蜀文化以大山般的胸怀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如传说中取代鱼凫王的杜宇、取代杜宇王的鳖灵，都是从巴蜀地域以外进人成都平原的非土著人。秦时迁蜀的赵人卓氏、山东程郑，也是在临邓（今邛崃市）东山再起，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贾的。
蜀人妒才之心相对较小，并且很善于学习。《文选·蜀都赋》李善注引刘渊林言：“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说明秦汉之际蜀地土著人很快便可以与中原移民进行语言交流了。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中原（时称中国）人才将蜀语纳进汉语的方言以内。这也就是西汉扬雄编《方言》时，将“秦晋”、“陇冀”、“梁益”井称的原因。
长期以来，外界总认为四川交通闭塞．因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又将如何解释呢？若干事实证明，巴蜀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四塞，不可以“盆地意识”来论之。甚至可以说，巴蜀文化的开拓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同海内外其他先进文化相比，亦是毫不逊色的。早在夏商之世及周初的三星堆文化或称三星堆文明，就以成都平原为辐射中心，其影响向北达到汉水流域与渭水上游，向东远及今宜昌长江两岸，向南则深入青衣江、大渡河流域。此外，它还通过古栈道、古长江及其支流水系、古蜀布之路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中原文明、荆楚文明、滇濮文明以及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海文明等诸文明的优秀成分大方地采借过来，用来发展和壮大自己。
地理环境对人的气质、性格是会产生影响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指出：生活在寒冷而偏远地区的人们“充满精力……但不能统治别人”，亚洲人“具有智慧和创造性……但却易处于屈从和奴隶地位”。近代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的气质、性格的影响时指出：“天酷热之时，使之精神昏沉，欲与天然力相争而不可得；严寒之时，使人精神憔悴，与天然力相抵太剧，而更无余力以及它。”我国历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江南多出清丽婉约之言，不能不说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四川复杂的地理环境中，既有江南水乡一般烟柳葱笼的平原，也有似靠塞北关碎石走马的荒境；既有陡不可攀的崇山峻岭，也有镜湖秋月般妩媚多姿的水乡泽国。这样的环境营造的文化氛围，必然是刚健与柔媚相合，激昂与含蓄相融，探索与自省相契的状况。有利的环境滋养文化，而不利的环境依然从反面刺激文化的发展。自古以来，巴蜀人民就同种种不利的环境相抗争，从鳖灵决玉垒山到李冰修都江堰，从南方丝绸之路到川康藏贸易的开辟。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反抗和背叛，造就了巴蜀人开放的经济意识，进一步影响了文化氛围，形成了开放的巴蜀文化意识。
正是由于巴蜀文化重交流、重开放的大环境的吸引，从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各类移民、各色人才并携带着各种先进的思想文化技术，源源人蜀，尤其是明清时代的几次文字狱，都未影响到文化发达的四川，相反，动荡的中原却促使了人才大量流人四川，从而使得巴蜀文化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局面，涌现出许多领先于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科技以及思想文化成果。
此外，优美的自然环境还有助于人格的完善，有助于人们审美感受力的培养，这对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学、音乐、美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历史L江南多诗人、画家、书法家，这与优美的山水风景是分不开的。优美的地理环境还有助于培养人们良好的脾性及心胸，如果长期处于优美的山水之地，就会，使人感到畅快、松弛，人的脾性也会变得温和而朴实，为自身营造出和谐的生存环境。古来巴蜀多仙山，风景名胜众多，秀“甲天下的名山峨眉，幽远迷离的道教名山青城，域内河川有长江、岷江、嘉陵江等越省而过，李白诗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很能概括巴蜀山水的美好景象。
纵观巴蜀地理，从西北的巴颜喀拉山脉、松藩草地向右是龙门山、十仓山至东北的大巴山脉、巫山，向南是武陵山，逐渐向西为大娄山、云贵高原渐至西南的横云岭及西部的芒康山，四川被众多山脉围成一个类似环形盆地的地带。四川可攻可守而形成安宁的政治局面，丰饶的物产使其大后方的地位益加巩固，吸引众多的文化名人、皇权贵族进川躲避劫难，而其沃野千里，前期科技相对落后以及明清战乱、灾荒，再次促使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为加速了文化的冲突，而使人才在激烈的冲突中大量产生。而以大凉山、峨眉、邛崃山为界的东西部环境的巨大差距，使其本身造成文化的冲突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四川本身于封闭之中又有流动而开放的行为心理，东西部在细腻婉约与粗朴豪放之间进行激烈的冲突、融合又为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总之，四川独特的地理使四川于封闭之中孕育着开放，于平和之中孕育着躁动不安，独特的地理优势又促使其具备多元的文化意识，这些相承又相悖的冲突形成了四川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经过长期的发展、孕育而爆发，促使了四川文化呈阶段性发展，也使四川人才的文化发展高峰期大量涌现。
二、政治的稳定与教育的繁荣
人是一切文明现象与精神运动的载体，因此文化的发展既是人才成长的基础，也是人才兴盛的表征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冲撞为人才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与激励；另一方面，人才的卓越成就更为文化的发展增添无限的光彩，使文明的光芒一次次放射出灿烂的火花。如果没有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没有正始之音与楚文化渊源，显然是难以产生卓绝千古的太白诗篇的。而正是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诗篇唱出了盛唐之音最辉煌的篇章，其文明又被推向新的巅峰。
人，始终是社会的人。社会为人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与机遇，所以人始终于社会的支配下成长。但纵观人才的概貌，可以发现人才井非同出一辙，同归一轨，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有军事家也有音乐家……考察政治的情况则可以发现：社会变革时期多为政治家、军事家、参谋智囊人才的产生提供大量机遇，而社会安定时期则有利于科学家、诗人、艺术家、经济学家作形而上学的思考。
巴蜀大地，其富庶广丰的川西平原足以形成自足的发展局面，独特的地理环境又可以形成：进可成高屋建瓴，席卷东南之势；退而可作凭险距守，安身立命之态。因此在历史，屡屡形成“王业之基”和长期与外界抗衡的情况。
从先秦时代起，巴蜀地域内就倡行统一与安定。巴地居民接受蜀王杜宇教化，杜宇拥据巴、汉之地；鱼凫不与鳖灵争而退隐西山等记载和传说，都是这种相忍为国、以求民安的淳朴古风的反映。商鞅的老师尸佼所以从秦地逃人蜀地，就是因为这里社会比较安定，少争斗，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和睦，无政治动乱之虞，便于潜心钻研学问。秦并巴蜀以后，巴蜀历史上相继出现过不少封建割据政权，但在其割据范围内，统治者很容易利用其独特的交通、地理情况而形成政治相对统一，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因而被某些史家写作“偏安一隅”，如蜀汉、如前后蜀、如大夏。特别是前后蜀时，北方文人为避中原战乱而纷纷南下人蜀——是这里的“世外桃源”气息将他们招引来的。而前后蜀时之所以文化昌盛（以绘画、雕刻、音乐、舞蹈为代表）、科学发达（以药物学、化学、科学著述为代表），也在乎此。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君主们，每逢中原战乱，其逃跑的第一个方向便是四JI了。因为这里的安全系数比其他地区为高。这安全系数中，当然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但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则是最为重要的。
纵观巴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巴蜀在大多数的时间内都能凭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经济条件而保持相对稳定的政治状况，使科学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尽量少地被中断，而科技的创造者与文化的传播者也可以从现实世界中解脱出来，专心于形而上学的思考。稳定的政治环境还可以为文学家提供更多的心情体悟生活，关注世界，创造更多诗篇的条件；为经济学家、科技工作者营造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最终有利于各种专业人才的成长。
政治的稳定还必然导致教育的繁荣，从历史上看，巴蜀之地对教育历来就十分重视。
教育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教育作为一项密切关系物质产品生产、精神产品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事业，在整个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大的作用。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依赖于教育，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遍阅世界各国的历史，追寻人类进步的过程，也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教育，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不可能被继承，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知识也就不可能被传播，社会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国将兴，必贵师而重传；贵师而重传，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转传，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苟子·大略》）。一个地区教育的发展水平及重视教育的程度，不仅可以预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也可为人才的兴盛、繁荣提供必要的手段。
巴蜀文化的兴盛肇始于文翁。文翁于汉景帝时期任蜀郡守，他在西汉初期四川政治稳定、人口增长、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兴起了一个重视教育和文化建设的高潮，历史上谓之为“文翁兴学”。这“开天下学官之先”的举措，使巴蜀的学习风气大为兴盛，读书求学的人数愈益增多，有不少人还出川深造。由于文翁的倡导，巴蜀学风之盛，赶上了当时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
此后，巴蜀私学广泛兴起。到唐代，已完善成为一种讲学授业、教授生徒、藏约经书、标榜学派等功能合一的书院。唐贞观九年（635年）在遂宁县创建的张九言书院是我国创设最早的私人书院。到宋代，经官方提倡、帮助，逐步形成了书院制度。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在蒲江城北大鹤山下创办的鹤山书院藏书过十万卷，比北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还多。魏了翁在书院授徒讲学、培养了大批理学人才。明清时期，私塾又遍布巴蜀城乡，对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巴蜀民众的知识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朝后期，张之洞任四川学官时于1875年创立了巴蜀最高学院“尊经书院”，对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改良运动的实践，以及新学的推广、新式学校的开办，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甲午战争之后，尊经书院开始由崇尚经学的旧式书院向传播“新学”的新式学院转化。尊经书院对新学的重视，迅速影响了全川，各地先后办起了新式学堂，如武备学堂、西学堂。算学堂、数学堂、经济学堂、农学堂等。这一切不仅促使巴蜀文化走出单一经伦治世的旧套，而步人综合发展的新道，同时也使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大批人才蜂拥出现。
抗战期间，南京沦陷，武汉失守，四川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而成为全国的大后方，许多高等院校、文化团体以及大批文化人士集中于四川，使四川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政治、教育与文化的中心，四川的教育事业更得以蓬勃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巴蜀教育因巴蜀地域的政治环境稳定而历来受到重视并发展到一个极高的阶段，它加速了生产科技及生产经验及人文文化的传播、扩展、延续，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更多、更广的机遇。温柔敦厚的巴蜀文化，在两千多年间诗书琅琅，从而孕育出了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苏河、苏辙、杨慎、张船山、郭沫若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孕育出如陈寿、常策。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伍史学家；孕育出魏晋南北朝巴蜀地方史与南宋当代史这古代史学史L的两座高峰；孕育出了东汉张陵的道教，宋代张行成、张拭、魏了翁的理学……
三、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兴盛
纵观巴蜀历史，人才的发展并非静止如水，有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有时却人才凋零，万马齐音。其中到底隐含了一种什么样的规律呢？
对人才辈出的历史规律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却对经济的发展与人才成长的关系有共同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人的一切活动，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包括政治、科技、文化、教育诸方面。因此从根本上讲，人才要兴盛，最终还是必须根源于经济的发展。当然，因为文化的发展规律有其特殊性，人是“现实”与“精神”结合的产物，任何脱离现实的人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人的成长必须在激烈碰撞的文化中进行抉择：或回归传统，或倡导新尚，或在现实中为“旧” 而战，或执著于新声的成长……人的不同抉择就造就了人才的不同类型：有为新文化而战的鲁迅之流，有为旧文化而死的孔子之辈；文天样保其旧制，孙中山创建新体……，而导致文化冲撞的根本缘由在于经济的发展：墨、儒、道、兵、法诸家争鸣源于封建经济将取代奴隶制经济形态；欧洲出现文艺巨匠莎士比亚、但丁、达，芬奇与宗教僧侣文化对抗则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发展在文化上的体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将星荟萃是种植园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巨大冲突；中国近百年来文人。学者、将才涌现也是经济的巨大不平衡所致……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
巴蜀人才的成长存在“人才波峰”与“人才波谷”现象，从根本上说，正是巴蜀具有不断冲突的经济所致。这恰应了一句话：时势造人才。
纵观巴蜀经济史，在秦汉以前，巴蜀自身一直处于经济上的接纳时期。蜀人是从岷江上游逐渐迁移至成都平原，由渔猎生活而逐渐转向农耕的。而巴人则是由湖北省南部迁移而来的。直到蜀王杜宇“教民务农… 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之后开明决工垒山，引水人成都平原，蜀地的农业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了。同时，巴地的盐、茶、丹砂、中药材等物产也十分有名，巴蜀的手工业有纺织、矿冶、陶瓷、漆器等，成都一带则以织锦业而繁荣。虽然巴蜀经济日渐中兴，但在整体上与中原文化的差异仍然很大。与此经济基础相适应，巴蜀文化也远远落后于中原，人才辈出的时代也尚未到来。
巴蜀经济的大发展；是在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
秦并巴蜀后，把商鞅“坏井田，开吁陌”的办法推广于巴蜀地区，实行统 的“秦田律”，同时还根据巴蜀与北方气候不同的特点，规定了老除杂草，整治农村道路、桥梁以及兴修水利的时限，以此破除巴蜀的“低级”劳作状态，以期确立封建土地制。另外，秦“移民万家以实之”，从秦惠文王至秦始皇的一百多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人来到巴蜀安家落户，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耕种技术及生产工具也在巴蜀得以普及推广，巴蜀原有的经济形态由此瓦解，被先进的中原生产方式所取代。
每一种经济都伴随着一种文化形态，每一次经济的变革总会带来文化的巨大冲撞，而文化自身所固有的排他性又使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要经历一个持久的，或激烈，或缓和，或表面化，或潜隐的战斗过程，被文化所支配的人也由此在这些“战斗”中不断被激励，被升华，最终成为每一种文化的“战士”。当然这些战斗可能是激烈的文化论争或政治、军事斗争，也有可能连人本身也无法知道他是处于一种文化支配中而在为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却实际是在替一种文化“效劳”。由此可见，文化的巨大冲突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秦统一天下进而传播大量的中原生产技术于巴蜀，是秦汉时期的巴蜀经济繁荣。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
在此基础上，巴蜀经济又经过历代开发，开始走向稳定繁荣时期。蜀汉时，诸葛亮“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使成都平原“黍稷油油，粳粮莫莫”，不仅与魏吴成鼎足之势，更重要的是诸葛亮知人善任，注重文治教化，从而使蜀国吏治风化属三国第一。封建经济得以更好发展。至唐中叶，北方经济向南方转移，四川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接纳地，经过融合，巴蜀经济盛极一时，故有“扬一益二”之说。至安史之乱唐玄宗人蜀以后，衣冠大族，多来四川避难，四川经济发展再度掀起高潮，成为当时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由于巴蜀经济在秦汉以后一直处于急剧发展的时期，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不断为四川经济的发展制造动力，造就人才成长的时势，而几度经济的急速转变期则是其顶峰，与之相对照的则是人才的波峰。
经济的发展是与科技的兴盛分不开的。科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早在秦汉以前，蜀地就有较为发达的科学技术。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充分展示出古蜀人高度的审美能力与冶铸技术，而在这以后更有许多惠及当代的重大科技成果。最为著名的是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其方法与思想至今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外，在交通上的栈道与索道，也体现出很高的工程技术水平。这些高妙的科学技术虽然没有直接作用于巴蜀的古朴文化上，但对于经济、政治的直接影响，进而对文化的间接作用，显然也是不可忽视的。
至秦汉时代，政治的统一与中原文化的大举传播，更使得巴蜀科技水平进一步得以提高。最为典型的是巴蜀的天文学，在西汉时便到达了其高峰，涌现出如落下民伍文孙、任文公、伍永等一大批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们在历法、天文仪器诸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震惊了世界。除天文外，巴蜀的水利技术也领先于中原，井盐、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也很著名。巴蜀科技的兴盛不仅直接促进了科技后备人才的成长，为人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较高的起点，而且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人对神、对虚空的看法逐渐减弱也促成了崇尚科技的气氛的形成，在人才成长的非人为控制因素上增加了其可能性。
隋唐以后，四川经济发展，文化兴盛，在普遍重视科技发明和科技应用的氛围里，四川所产生的科技人才更是不乏其人，如梁令瓒、张思训、秦九韶，都是名扬中外的大科学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是文化的载体，印刷十的兴盛无疑是文化兴旺发达的需要与表征。隋唐时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中唐以后，四川雕版印刷术迅速发展。文宗时期（827—840年），剑南两川和淮南道雕版印刷的历书“已满天下”。唐末，四川更成为全国雕版印刷的中心。当时四川雕印的书籍，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流传到日本。五代时期，四川的印刷术进一步发展。前蜀乾德五年（923年），刻印了诗僧员体的诗集《样月集》。后蜀主孟昶崇尚德经，命宰相毋昭裔仿照前人的办法，历经八年，镌刻了《论语》、《尔雅》等10部儒家经典于石壁，即有名的《孟蜀石经》，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由于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印刷术在宋元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史》为蜀人立传者达158人。《四库全书》所存两宋蜀人文集30余家。《来代蜀文辑录》一书，辑录了散于民间的452家蜀人遗文2000余篇。众多的土人倾心于学术，相继于著书立说，促成了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当时的杭州、四川、福建，是全国的三个印刷中心，蜀版具有版好、字好、墨好、纸好等优点，举世闻名，后世称赞。由于诸多士人、学者的努力，宋代成为四川历史上文化事业兴盛繁荣的时期，有两宋“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之美誉。当然，人文之盛，必然也是人才之盛。
明清时期，四川的科技又有了新的发展。蜀锦的纺织技术有了较大的改进，织锦机械的制造已相当精密，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而其造盐技术——卓简并与海井的开掘与发展，也逐步总结出一整套凿井、导水、治井、打捞、采卤等技术。科技的进步在农业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出现了一批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著述，如
四、人口的流动与文化的融合
人口的迁徙流动会引起某地区的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的变化，也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以及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仅从文化上来讲，人口的迁徙流动必然会引起习俗、风俗的变迁与文化的交融。归纳起来，有三种情况：
一是迁人的群落受当地风俗的影响而被同化，从而归附于当地文化圈内。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迁人中原大抵为这种情况。
二是迁人的群落以强大的势力兼并，甚至消灭掉其本土文化，从而使迁人民族文化继续占统治地位。如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拉丁美洲的迁移与繁荣，其中尤以美国最为典型，其原始的以印第安文化为代表的美洲文化在美国已退人亚文化因而不再占统治地位。
三是迁人者与本地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最后交织形成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互相融合的结果，也是相互斗争的结果。我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大体上都属于这一情况。
从文化上讲，无论是屈服、兼并，还是融合，都会在斗争中把文化推向前进。四川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但这种状况并非始而有之。从历史上看，四）门自古就是我国最主要的人口迁人区之一。
在历史上，四川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人期。这几次人口的大流动都为巴蜀文化的融合发展及文化精神的形成构成了不可多得的条件与激励。仔细分析，不同方式的人口迁徙分别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多样的贡献。
巴蜀与中原各地人口的相互流动，首先在于历代向巴蜀有目的、有计划的大量移民。如秦汉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一带，统治者视巴蜀为大后方。为了巩固和稳定封建政权、镇压地方豪强，更有力地控制山东六国的旧贵族，秦汉统治者都曾有目的有组织地向巴蜀移民，以加强对旧贵族的管理和促进巴蜀地区的开发。这次移民不但促进了巴蜀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引人中原一带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技，同时也使中原的文化在巴蜀得以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又如清初的移民，针对四川在明末遭受战乱所造成的荒芜，清初统治者鼓励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少地农民大量人川开垦荒地，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措施，使四川经济迅速恢复井有了较大发展。
除一般移民外，四川作为“西南夷”之地，历来还有大量的罪人被充军人川，文士、官宦遭贬黜而人），这也为巴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途径。早在秦汉时期，巴蜀即为流放犯人之所，《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直到唐宋时期，巴蜀还同岭南、滇西一样，是贬黜官宦之所。历代受贬黜者，既有不法官吏，又有因抑商政策而遭打击的商贾豪富，更多的则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精英”，他们对巴蜀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诚如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对这种现象所言：“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考。‘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51，那么就必须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虽然从宏观上讲，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但就作为流放土地的巴蜀而言，却是一种残酷的机缘，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发展。
除此之外，士人游学或游宦于巴蜀与中原之间，沟通信息，传播先进文化，也是促进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还在秦汉时期，已有不少士人游学或游宦于中原与巴蜀之间，如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曾三次往返于中原与巴蜀。同时，巴蜀土人受业于京师或游学中原各地，学成回来的也不乏其人。如文翁治蜀时曾数次派遣“留学生”去京师，受业博士或学法令，数年之后，“蜀生皆成就还归”O至于在巴蜀本地拜师求学、学成后前往京师及中原，或官属公卿、牧守，或主管科技文教者，就更多了，如两汉时期就有王褒、扬雄、落下闳、王延等人。历代还有不少因种种原因而与巴蜀结下渊源，从而对巴蜀文化作出突出贡献者，如诸葛亮、杜甫……这些人所分别承载的中原文明与巴蜀文化在历史上不断地交往，有力地促进了巴蜀汇纳百川的文化精神与人才的兴盛。
大量人口迁进四川，使巴蜀之地在文化上处于一种混杂状态，巴蜀本地所固有的文化不停地被碰击、冲撞，使巴蜀文化一直在激烈的震荡中让承载文化的人不断地被冲击产生的动力所激励，进而推动文化的向前发展；而各地携带科技与智慧之民大量拥入四川，使四川在智力上的优势也不可忽视，虽然成功者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那百分之一的“天才”是不容分置的。
人口大量流动必然造成文化上的冲突，从而激起承载文化的人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选择，不论是大规模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口迁徙，还是罪人的流放，人才的文化交流，其所创造的动力都是促进人才成长的极为重要的源泉。加之巴蜀大地丰饶的物产和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这就促成了巴蜀本身既有平和又有激烈的文化冲突，加之教育、科技的推进，政治的倡导，巴蜀人才由此而形成丰盛的局面。
社会规律也是人的规律，社会历史是经过无数个的选择和创造性行为而具体实现的，人的活动不是盲目地适应社会，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意义的创造过程与盲目的结合。这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量，从而又产生政治与科技文化的变革。作为社会发展的总结果的某一历史状况，总是在诸多因素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深刻地论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的思想，他说：“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于一个总的结果。即有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一个人所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巴蜀文化的融合发展不是几个文人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一两次的人口迁移所促成，更不是由一次政治变革造就，而是以繁荣的经济为根源，以安定的政治为条件，以人口的迁移为重要途径，由历代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所造就的。这种文化现象在华夏文明的诸多文化圈中是特殊的，个别的，但却又是经济、地理、政治变革以及教育、科技制度等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人才的兴衰不但标志着一定时代、地区的社会状况，还影响着社会的兴衰与历史的发展。而就整个历史背景来看，某一地域的人才兴盛与否不仅可以看出其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状况，更能透视出某一区域所恃有的社会风尚与文化精神。
巴蜀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文化区，虽然它并不是孤立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其独特的地理限制，其文明的发端与文化的发展在上古时代是落后于中原地区的。《蜀王本纪》说：“蜀人左，不知文书，未有礼乐。”又说：“蜀左言，无文字。”《世本》说：“蜀无姓。”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认为，虽这仅寥寥数语，但足以说明古蜀人的言语、文字及社会组织与中原地区大不相同。李白《蜀道难》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很能说明这一状况。直到秦汉时期，中原一带依然将巴蜀称为“西南夷”，其文化显然仍是落后于当时文化发达的中原一带的。但是，秦汉以后，巴蜀地区的文化却迅速发展，而且如滚滚东逝的长江水一般，淘出不尽的英雄、文杰，他们对整个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原因是什么？以此而言，探究巴蜀人才兴盛的原因及客观规律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地理的封闭与观念的开放
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必然的。一定的地理环境会影响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会造就一定的地域文化，会影响人的气质与性格。
从经济上看，只有在优越的地理环境之下，才可能有繁荣的经济；有了丰衣足食，不愁生计的经济条件，人们才有暇从事文化教育，注重于人才的培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灿烂的文化，无一不是建立在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交通便利的大河流域。而我国历史上人才的分布及人才中心的转移也足可证明：从西汉到北宋，全国的人才密集于黄河流域的河北、河南、陕西、山东一带，而自南来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人才的中心转移，则是由于经济重心的转移所至。经济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与南方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便利的交通等优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直到今天，地理环境仍然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丰富的矿藏、能源、方便的交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美国近代的西进运动、日本开发北海道。前苏联的重心转移、中东的崛起、中国21世纪开发大西北上程，无不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从这一点来说，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有着异常复杂的影响。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巴蜀长期处于经济滞后的境地。刘禹锡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在巴蜀落后之际，竟成了贬嫡官宦与流放犯人的凄凉之地。另一方面，巴蜀温润的气候、广饶的成都平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使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之中。
自秦蜀郡守李冰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成都平原的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来，巴蜀地区的经济开发即逐渐走向繁荣。秦汉时，巴蜀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产铁中心，到西汉时，成都已经与当时闻名全国的洛阳、临淄、宛、邯郸齐名，被誉为全国五大都市。历经三国战乱之后到唐代，巴蜀手工业繁荣发展，盛极一时，成都是当时最繁荣的城币，曾有“扬一益二”之说。宋元时期，战乱纷纷，四川因其独特的地理而处于相对稳定之中，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到明朝时，全国有大商业城币33个，而四川就占了三个。因此，从历史上看，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阻碍巴蜀人才的兴盛。如果说“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教”是其优越的地理条件造成的话，那么巴蜀肥沃的土壤促使经济平和的发展，也依然具备人才辈出的条件。
从文化上看，人才的成长与该地区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而一定的文化氛围又必定受一定的环境的影响。恩格斯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中说：“东方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上地私有制？我认为，这主要由于气候与土壤的性质。” 巴蜀这种群山环抱而又平畴千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类型。多山大川崇岭峻屹之地往往出慷慨悲歌之士，平湖秋月绿水环境之滨则多出文人才子，而多种文化的交融汇合，则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繁荣，尤其有利于集众家所长而成一家之言之才。苏拭在诗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的慷慨之音，又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转缠绵之语，更有“一蓑烟草任平升，也无风雨也无晴” 的空明畅达之境，这显然是多种文化交融汇合的结果。
事实上，巴蜀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造成古巴蜀先民封闭的文化意识。四川历来就与外界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在于经济和政治，更多的还是在文化上。可以说，巴蜀文化其实是巴蜀地域文化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交流、荟萃的产物。封闭的地理环境迫使古蜀先民产生开放的意识。烨阳国志·蜀志》里记存的“五了迎石牛”一类传说，便反映出古巴蜀先民力求打通闭塞，走出盆地，渴望与外界交流的观念行为。距今5300－6000年的大溪遗址、距今3000～5000年的三星堆遗址所出上的海螺、海贝、象牙，则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外来因素。更重要的是，巴蜀文化以大山般的胸怀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如传说中取代鱼凫王的杜宇、取代杜宇王的鳖灵，都是从巴蜀地域以外进人成都平原的非土著人。秦时迁蜀的赵人卓氏、山东程郑，也是在临邓（今邛崃市）东山再起，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贾的。
蜀人妒才之心相对较小，并且很善于学习。《文选·蜀都赋》李善注引刘渊林言：“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说明秦汉之际蜀地土著人很快便可以与中原移民进行语言交流了。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中原（时称中国）人才将蜀语纳进汉语的方言以内。这也就是西汉扬雄编《方言》时，将“秦晋”、“陇冀”、“梁益”井称的原因。
长期以来，外界总认为四川交通闭塞．因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又将如何解释呢？若干事实证明，巴蜀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四塞，不可以“盆地意识”来论之。甚至可以说，巴蜀文化的开拓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同海内外其他先进文化相比，亦是毫不逊色的。早在夏商之世及周初的三星堆文化或称三星堆文明，就以成都平原为辐射中心，其影响向北达到汉水流域与渭水上游，向东远及今宜昌长江两岸，向南则深入青衣江、大渡河流域。此外，它还通过古栈道、古长江及其支流水系、古蜀布之路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中原文明、荆楚文明、滇濮文明以及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海文明等诸文明的优秀成分大方地采借过来，用来发展和壮大自己。
地理环境对人的气质、性格是会产生影响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指出：生活在寒冷而偏远地区的人们“充满精力……但不能统治别人”，亚洲人“具有智慧和创造性……但却易处于屈从和奴隶地位”。近代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的气质、性格的影响时指出：“天酷热之时，使之精神昏沉，欲与天然力相争而不可得；严寒之时，使人精神憔悴，与天然力相抵太剧，而更无余力以及它。”我国历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江南多出清丽婉约之言，不能不说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四川复杂的地理环境中，既有江南水乡一般烟柳葱笼的平原，也有似靠塞北关碎石走马的荒境；既有陡不可攀的崇山峻岭，也有镜湖秋月般妩媚多姿的水乡泽国。这样的环境营造的文化氛围，必然是刚健与柔媚相合，激昂与含蓄相融，探索与自省相契的状况。有利的环境滋养文化，而不利的环境依然从反面刺激文化的发展。自古以来，巴蜀人民就同种种不利的环境相抗争，从鳖灵决玉垒山到李冰修都江堰，从南方丝绸之路到川康藏贸易的开辟。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反抗和背叛，造就了巴蜀人开放的经济意识，进一步影响了文化氛围，形成了开放的巴蜀文化意识。
正是由于巴蜀文化重交流、重开放的大环境的吸引，从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各类移民、各色人才并携带着各种先进的思想文化技术，源源人蜀，尤其是明清时代的几次文字狱，都未影响到文化发达的四川，相反，动荡的中原却促使了人才大量流人四川，从而使得巴蜀文化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局面，涌现出许多领先于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科技以及思想文化成果。
此外，优美的自然环境还有助于人格的完善，有助于人们审美感受力的培养，这对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学、音乐、美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历史L江南多诗人、画家、书法家，这与优美的山水风景是分不开的。优美的地理环境还有助于培养人们良好的脾性及心胸，如果长期处于优美的山水之地，就会，使人感到畅快、松弛，人的脾性也会变得温和而朴实，为自身营造出和谐的生存环境。古来巴蜀多仙山，风景名胜众多，秀“甲天下的名山峨眉，幽远迷离的道教名山青城，域内河川有长江、岷江、嘉陵江等越省而过，李白诗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很能概括巴蜀山水的美好景象。
纵观巴蜀地理，从西北的巴颜喀拉山脉、松藩草地向右是龙门山、十仓山至东北的大巴山脉、巫山，向南是武陵山，逐渐向西为大娄山、云贵高原渐至西南的横云岭及西部的芒康山，四川被众多山脉围成一个类似环形盆地的地带。四川可攻可守而形成安宁的政治局面，丰饶的物产使其大后方的地位益加巩固，吸引众多的文化名人、皇权贵族进川躲避劫难，而其沃野千里，前期科技相对落后以及明清战乱、灾荒，再次促使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为加速了文化的冲突，而使人才在激烈的冲突中大量产生。而以大凉山、峨眉、邛崃山为界的东西部环境的巨大差距，使其本身造成文化的冲突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四川本身于封闭之中又有流动而开放的行为心理，东西部在细腻婉约与粗朴豪放之间进行激烈的冲突、融合又为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总之，四川独特的地理使四川于封闭之中孕育着开放，于平和之中孕育着躁动不安，独特的地理优势又促使其具备多元的文化意识，这些相承又相悖的冲突形成了四川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经过长期的发展、孕育而爆发，促使了四川文化呈阶段性发展，也使四川人才的文化发展高峰期大量涌现。
二、政治的稳定与教育的繁荣
人是一切文明现象与精神运动的载体，因此文化的发展既是人才成长的基础，也是人才兴盛的表征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冲撞为人才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与激励；另一方面，人才的卓越成就更为文化的发展增添无限的光彩，使文明的光芒一次次放射出灿烂的火花。如果没有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没有正始之音与楚文化渊源，显然是难以产生卓绝千古的太白诗篇的。而正是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诗篇唱出了盛唐之音最辉煌的篇章，其文明又被推向新的巅峰。
人，始终是社会的人。社会为人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与机遇，所以人始终于社会的支配下成长。但纵观人才的概貌，可以发现人才井非同出一辙，同归一轨，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有军事家也有音乐家……考察政治的情况则可以发现：社会变革时期多为政治家、军事家、参谋智囊人才的产生提供大量机遇，而社会安定时期则有利于科学家、诗人、艺术家、经济学家作形而上学的思考。
巴蜀大地，其富庶广丰的川西平原足以形成自足的发展局面，独特的地理环境又可以形成：进可成高屋建瓴，席卷东南之势；退而可作凭险距守，安身立命之态。因此在历史，屡屡形成“王业之基”和长期与外界抗衡的情况。
从先秦时代起，巴蜀地域内就倡行统一与安定。巴地居民接受蜀王杜宇教化，杜宇拥据巴、汉之地；鱼凫不与鳖灵争而退隐西山等记载和传说，都是这种相忍为国、以求民安的淳朴古风的反映。商鞅的老师尸佼所以从秦地逃人蜀地，就是因为这里社会比较安定，少争斗，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和睦，无政治动乱之虞，便于潜心钻研学问。秦并巴蜀以后，巴蜀历史上相继出现过不少封建割据政权，但在其割据范围内，统治者很容易利用其独特的交通、地理情况而形成政治相对统一，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因而被某些史家写作“偏安一隅”，如蜀汉、如前后蜀、如大夏。特别是前后蜀时，北方文人为避中原战乱而纷纷南下人蜀——是这里的“世外桃源”气息将他们招引来的。而前后蜀时之所以文化昌盛（以绘画、雕刻、音乐、舞蹈为代表）、科学发达（以药物学、化学、科学著述为代表），也在乎此。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君主们，每逢中原战乱，其逃跑的第一个方向便是四JI了。因为这里的安全系数比其他地区为高。这安全系数中，当然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但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则是最为重要的。
纵观巴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巴蜀在大多数的时间内都能凭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经济条件而保持相对稳定的政治状况，使科学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尽量少地被中断，而科技的创造者与文化的传播者也可以从现实世界中解脱出来，专心于形而上学的思考。稳定的政治环境还可以为文学家提供更多的心情体悟生活，关注世界，创造更多诗篇的条件；为经济学家、科技工作者营造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最终有利于各种专业人才的成长。
政治的稳定还必然导致教育的繁荣，从历史上看，巴蜀之地对教育历来就十分重视。
教育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教育作为一项密切关系物质产品生产、精神产品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事业，在整个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大的作用。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依赖于教育，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遍阅世界各国的历史，追寻人类进步的过程，也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教育，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不可能被继承，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知识也就不可能被传播，社会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国将兴，必贵师而重传；贵师而重传，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转传，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苟子·大略》）。一个地区教育的发展水平及重视教育的程度，不仅可以预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也可为人才的兴盛、繁荣提供必要的手段。
巴蜀文化的兴盛肇始于文翁。文翁于汉景帝时期任蜀郡守，他在西汉初期四川政治稳定、人口增长、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兴起了一个重视教育和文化建设的高潮，历史上谓之为“文翁兴学”。这“开天下学官之先”的举措，使巴蜀的学习风气大为兴盛，读书求学的人数愈益增多，有不少人还出川深造。由于文翁的倡导，巴蜀学风之盛，赶上了当时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
此后，巴蜀私学广泛兴起。到唐代，已完善成为一种讲学授业、教授生徒、藏约经书、标榜学派等功能合一的书院。唐贞观九年（635年）在遂宁县创建的张九言书院是我国创设最早的私人书院。到宋代，经官方提倡、帮助，逐步形成了书院制度。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在蒲江城北大鹤山下创办的鹤山书院藏书过十万卷，比北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还多。魏了翁在书院授徒讲学、培养了大批理学人才。明清时期，私塾又遍布巴蜀城乡，对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巴蜀民众的知识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朝后期，张之洞任四川学官时于1875年创立了巴蜀最高学院“尊经书院”，对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改良运动的实践，以及新学的推广、新式学校的开办，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甲午战争之后，尊经书院开始由崇尚经学的旧式书院向传播“新学”的新式学院转化。尊经书院对新学的重视，迅速影响了全川，各地先后办起了新式学堂，如武备学堂、西学堂。算学堂、数学堂、经济学堂、农学堂等。这一切不仅促使巴蜀文化走出单一经伦治世的旧套，而步人综合发展的新道，同时也使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大批人才蜂拥出现。
抗战期间，南京沦陷，武汉失守，四川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而成为全国的大后方，许多高等院校、文化团体以及大批文化人士集中于四川，使四川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政治、教育与文化的中心，四川的教育事业更得以蓬勃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巴蜀教育因巴蜀地域的政治环境稳定而历来受到重视并发展到一个极高的阶段，它加速了生产科技及生产经验及人文文化的传播、扩展、延续，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更多、更广的机遇。温柔敦厚的巴蜀文化，在两千多年间诗书琅琅，从而孕育出了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苏河、苏辙、杨慎、张船山、郭沫若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孕育出如陈寿、常策。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伍史学家；孕育出魏晋南北朝巴蜀地方史与南宋当代史这古代史学史L的两座高峰；孕育出了东汉张陵的道教，宋代张行成、张拭、魏了翁的理学……
三、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兴盛
纵观巴蜀历史，人才的发展并非静止如水，有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有时却人才凋零，万马齐音。其中到底隐含了一种什么样的规律呢？
对人才辈出的历史规律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却对经济的发展与人才成长的关系有共同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人的一切活动，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包括政治、科技、文化、教育诸方面。因此从根本上讲，人才要兴盛，最终还是必须根源于经济的发展。当然，因为文化的发展规律有其特殊性，人是“现实”与“精神”结合的产物，任何脱离现实的人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人的成长必须在激烈碰撞的文化中进行抉择：或回归传统，或倡导新尚，或在现实中为“旧” 而战，或执著于新声的成长……人的不同抉择就造就了人才的不同类型：有为新文化而战的鲁迅之流，有为旧文化而死的孔子之辈；文天样保其旧制，孙中山创建新体……，而导致文化冲撞的根本缘由在于经济的发展：墨、儒、道、兵、法诸家争鸣源于封建经济将取代奴隶制经济形态；欧洲出现文艺巨匠莎士比亚、但丁、达，芬奇与宗教僧侣文化对抗则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发展在文化上的体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将星荟萃是种植园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巨大冲突；中国近百年来文人。学者、将才涌现也是经济的巨大不平衡所致……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
巴蜀人才的成长存在“人才波峰”与“人才波谷”现象，从根本上说，正是巴蜀具有不断冲突的经济所致。这恰应了一句话：时势造人才。
纵观巴蜀经济史，在秦汉以前，巴蜀自身一直处于经济上的接纳时期。蜀人是从岷江上游逐渐迁移至成都平原，由渔猎生活而逐渐转向农耕的。而巴人则是由湖北省南部迁移而来的。直到蜀王杜宇“教民务农… 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之后开明决工垒山，引水人成都平原，蜀地的农业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了。同时，巴地的盐、茶、丹砂、中药材等物产也十分有名，巴蜀的手工业有纺织、矿冶、陶瓷、漆器等，成都一带则以织锦业而繁荣。虽然巴蜀经济日渐中兴，但在整体上与中原文化的差异仍然很大。与此经济基础相适应，巴蜀文化也远远落后于中原，人才辈出的时代也尚未到来。
巴蜀经济的大发展；是在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
秦并巴蜀后，把商鞅“坏井田，开吁陌”的办法推广于巴蜀地区，实行统 的“秦田律”，同时还根据巴蜀与北方气候不同的特点，规定了老除杂草，整治农村道路、桥梁以及兴修水利的时限，以此破除巴蜀的“低级”劳作状态，以期确立封建土地制。另外，秦“移民万家以实之”，从秦惠文王至秦始皇的一百多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人来到巴蜀安家落户，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耕种技术及生产工具也在巴蜀得以普及推广，巴蜀原有的经济形态由此瓦解，被先进的中原生产方式所取代。
每一种经济都伴随着一种文化形态，每一次经济的变革总会带来文化的巨大冲撞，而文化自身所固有的排他性又使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要经历一个持久的，或激烈，或缓和，或表面化，或潜隐的战斗过程，被文化所支配的人也由此在这些“战斗”中不断被激励，被升华，最终成为每一种文化的“战士”。当然这些战斗可能是激烈的文化论争或政治、军事斗争，也有可能连人本身也无法知道他是处于一种文化支配中而在为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却实际是在替一种文化“效劳”。由此可见，文化的巨大冲突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秦统一天下进而传播大量的中原生产技术于巴蜀，是秦汉时期的巴蜀经济繁荣。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
在此基础上，巴蜀经济又经过历代开发，开始走向稳定繁荣时期。蜀汉时，诸葛亮“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使成都平原“黍稷油油，粳粮莫莫”，不仅与魏吴成鼎足之势，更重要的是诸葛亮知人善任，注重文治教化，从而使蜀国吏治风化属三国第一。封建经济得以更好发展。至唐中叶，北方经济向南方转移，四川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接纳地，经过融合，巴蜀经济盛极一时，故有“扬一益二”之说。至安史之乱唐玄宗人蜀以后，衣冠大族，多来四川避难，四川经济发展再度掀起高潮，成为当时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由于巴蜀经济在秦汉以后一直处于急剧发展的时期，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不断为四川经济的发展制造动力，造就人才成长的时势，而几度经济的急速转变期则是其顶峰，与之相对照的则是人才的波峰。
经济的发展是与科技的兴盛分不开的。科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早在秦汉以前，蜀地就有较为发达的科学技术。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充分展示出古蜀人高度的审美能力与冶铸技术，而在这以后更有许多惠及当代的重大科技成果。最为著名的是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其方法与思想至今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外，在交通上的栈道与索道，也体现出很高的工程技术水平。这些高妙的科学技术虽然没有直接作用于巴蜀的古朴文化上，但对于经济、政治的直接影响，进而对文化的间接作用，显然也是不可忽视的。
至秦汉时代，政治的统一与中原文化的大举传播，更使得巴蜀科技水平进一步得以提高。最为典型的是巴蜀的天文学，在西汉时便到达了其高峰，涌现出如落下民伍文孙、任文公、伍永等一大批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们在历法、天文仪器诸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震惊了世界。除天文外，巴蜀的水利技术也领先于中原，井盐、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也很著名。巴蜀科技的兴盛不仅直接促进了科技后备人才的成长，为人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较高的起点，而且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人对神、对虚空的看法逐渐减弱也促成了崇尚科技的气氛的形成，在人才成长的非人为控制因素上增加了其可能性。
隋唐以后，四川经济发展，文化兴盛，在普遍重视科技发明和科技应用的氛围里，四川所产生的科技人才更是不乏其人，如梁令瓒、张思训、秦九韶，都是名扬中外的大科学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是文化的载体，印刷十的兴盛无疑是文化兴旺发达的需要与表征。隋唐时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中唐以后，四川雕版印刷术迅速发展。文宗时期（827—840年），剑南两川和淮南道雕版印刷的历书“已满天下”。唐末，四川更成为全国雕版印刷的中心。当时四川雕印的书籍，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流传到日本。五代时期，四川的印刷术进一步发展。前蜀乾德五年（923年），刻印了诗僧员体的诗集《样月集》。后蜀主孟昶崇尚德经，命宰相毋昭裔仿照前人的办法，历经八年，镌刻了《论语》、《尔雅》等10部儒家经典于石壁，即有名的《孟蜀石经》，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由于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印刷术在宋元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史》为蜀人立传者达158人。《四库全书》所存两宋蜀人文集30余家。《来代蜀文辑录》一书，辑录了散于民间的452家蜀人遗文2000余篇。众多的土人倾心于学术，相继于著书立说，促成了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当时的杭州、四川、福建，是全国的三个印刷中心，蜀版具有版好、字好、墨好、纸好等优点，举世闻名，后世称赞。由于诸多士人、学者的努力，宋代成为四川历史上文化事业兴盛繁荣的时期，有两宋“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之美誉。当然，人文之盛，必然也是人才之盛。
明清时期，四川的科技又有了新的发展。蜀锦的纺织技术有了较大的改进，织锦机械的制造已相当精密，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而其造盐技术——卓简并与海井的开掘与发展，也逐步总结出一整套凿井、导水、治井、打捞、采卤等技术。科技的进步在农业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出现了一批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著述，如
四、人口的流动与文化的融合
人口的迁徙流动会引起某地区的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的变化，也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以及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仅从文化上来讲，人口的迁徙流动必然会引起习俗、风俗的变迁与文化的交融。归纳起来，有三种情况：
一是迁人的群落受当地风俗的影响而被同化，从而归附于当地文化圈内。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迁人中原大抵为这种情况。
二是迁人的群落以强大的势力兼并，甚至消灭掉其本土文化，从而使迁人民族文化继续占统治地位。如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拉丁美洲的迁移与繁荣，其中尤以美国最为典型，其原始的以印第安文化为代表的美洲文化在美国已退人亚文化因而不再占统治地位。
三是迁人者与本地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最后交织形成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互相融合的结果，也是相互斗争的结果。我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大体上都属于这一情况。
从文化上讲，无论是屈服、兼并，还是融合，都会在斗争中把文化推向前进。四川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但这种状况并非始而有之。从历史上看，四）门自古就是我国最主要的人口迁人区之一。
在历史上，四川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人期。这几次人口的大流动都为巴蜀文化的融合发展及文化精神的形成构成了不可多得的条件与激励。仔细分析，不同方式的人口迁徙分别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多样的贡献。
巴蜀与中原各地人口的相互流动，首先在于历代向巴蜀有目的、有计划的大量移民。如秦汉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一带，统治者视巴蜀为大后方。为了巩固和稳定封建政权、镇压地方豪强，更有力地控制山东六国的旧贵族，秦汉统治者都曾有目的有组织地向巴蜀移民，以加强对旧贵族的管理和促进巴蜀地区的开发。这次移民不但促进了巴蜀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引人中原一带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技，同时也使中原的文化在巴蜀得以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又如清初的移民，针对四川在明末遭受战乱所造成的荒芜，清初统治者鼓励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少地农民大量人川开垦荒地，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措施，使四川经济迅速恢复井有了较大发展。
除一般移民外，四川作为“西南夷”之地，历来还有大量的罪人被充军人川，文士、官宦遭贬黜而人），这也为巴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途径。早在秦汉时期，巴蜀即为流放犯人之所，《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直到唐宋时期，巴蜀还同岭南、滇西一样，是贬黜官宦之所。历代受贬黜者，既有不法官吏，又有因抑商政策而遭打击的商贾豪富，更多的则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精英”，他们对巴蜀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诚如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对这种现象所言：“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考。‘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51，那么就必须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虽然从宏观上讲，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但就作为流放土地的巴蜀而言，却是一种残酷的机缘，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发展。
除此之外，士人游学或游宦于巴蜀与中原之间，沟通信息，传播先进文化，也是促进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还在秦汉时期，已有不少士人游学或游宦于中原与巴蜀之间，如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曾三次往返于中原与巴蜀。同时，巴蜀土人受业于京师或游学中原各地，学成回来的也不乏其人。如文翁治蜀时曾数次派遣“留学生”去京师，受业博士或学法令，数年之后，“蜀生皆成就还归”O至于在巴蜀本地拜师求学、学成后前往京师及中原，或官属公卿、牧守，或主管科技文教者，就更多了，如两汉时期就有王褒、扬雄、落下闳、王延等人。历代还有不少因种种原因而与巴蜀结下渊源，从而对巴蜀文化作出突出贡献者，如诸葛亮、杜甫……这些人所分别承载的中原文明与巴蜀文化在历史上不断地交往，有力地促进了巴蜀汇纳百川的文化精神与人才的兴盛。
大量人口迁进四川，使巴蜀之地在文化上处于一种混杂状态，巴蜀本地所固有的文化不停地被碰击、冲撞，使巴蜀文化一直在激烈的震荡中让承载文化的人不断地被冲击产生的动力所激励，进而推动文化的向前发展；而各地携带科技与智慧之民大量拥入四川，使四川在智力上的优势也不可忽视，虽然成功者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那百分之一的“天才”是不容分置的。
人口大量流动必然造成文化上的冲突，从而激起承载文化的人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选择，不论是大规模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口迁徙，还是罪人的流放，人才的文化交流，其所创造的动力都是促进人才成长的极为重要的源泉。加之巴蜀大地丰饶的物产和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这就促成了巴蜀本身既有平和又有激烈的文化冲突，加之教育、科技的推进，政治的倡导，巴蜀人才由此而形成丰盛的局面。
社会规律也是人的规律，社会历史是经过无数个的选择和创造性行为而具体实现的，人的活动不是盲目地适应社会，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意义的创造过程与盲目的结合。这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量，从而又产生政治与科技文化的变革。作为社会发展的总结果的某一历史状况，总是在诸多因素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深刻地论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的思想，他说：“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于一个总的结果。即有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一个人所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巴蜀文化的融合发展不是几个文人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一两次的人口迁移所促成，更不是由一次政治变革造就，而是以繁荣的经济为根源，以安定的政治为条件，以人口的迁移为重要途径，由历代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所造就的。这种文化现象在华夏文明的诸多文化圈中是特殊的，个别的，但却又是经济、地理、政治变革以及教育、科技制度等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