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战略的五大特征和五大机制
辜胜阻 李洪斌 王敏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以廉价要素支撑的中国低价工业化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揭示了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创新驱动战略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具有哪些发展特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需要哪些机制创新激发创新活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把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要素驱动发展阶段、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和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是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之后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竞争优势将从主要依赖天然资源、自然环境、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和大规模资本投资转向主要依靠企业创新，更加强调生产效率和先进、高级的技术。国家竞争的焦点也将集中在技术与产品差异。产品竞争依赖于国家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和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许多产业出现完整的钻石体系，所有关键要素不但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交互作用的效应也将达到最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从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演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波特理论中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体现为以企业创新主导、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和更先进技术水平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时期。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
中国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不仅是因为创新有助于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和突破资源环境瓶颈，还在于中国不能再错过新的科技革命。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创新型国家，不能单纯以拥有多少科技人员、发表多少学术论文、取得多少科技成果为依据，更重要的是看创新在国家发展中是否起到主导作用，是否存在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
对中国来说，创新驱动战略不仅仅是要素动力转换问题，更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中国不缺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但缺少能把要素集成的创新制度；中国不缺少科技型企业，但缺少与创新相适应的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创业文化。在创新驱动战略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一定要化为“企业行为”，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此，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取得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特别是关键性技术和核心技术，提高产业和企业的技术竞争实力，更需要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为技术创新提供完善、高效的配套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
我们认为，创新驱动战略具体表现为五大特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着力完善五大机制。
一、创新驱动战略的五大特征
(一）创新驱动战略是一项多主体参与、多要素互动的系统工程
创新的概念自1912年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来。他指出，创新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也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经历了众多学者不断发展完善之后，目前进一步被放置于复杂性科学的视野，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从创新发生的全过程看，创新是由用户需求、技术研发、试点示范、推广应用、标准监督和用户反馈等多个环节构成，涉及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政
府、中介服务机构等多个主体以及消费者、供应商等推动力量，包括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在创新驱动战略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中介服务机构是服务支持的主体。各类主体互相联系，密不可分。创新驱动型经济的重要判断标准是是否存在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科研和研发机构、风险和创业投资、科技企业家等创新要素的高度集聚和是否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中介服务机构等服务主体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引导、创业教育、创业培训、交流社区、天使投资、创业孵化以及法律、金融、广告营销等一系列专项服务，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创业创新。中关村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生态初步形成，创新溢出效应逐步显现。
(二）创新驱动战略是以企业为核心主体，强调价值的实现和利润的获取
创新驱动战略虽然参与主体众多，但落脚点在企业。真正的创新动力应该从企业的本质去找，那就是利润。因为企业并不是天然地需要创新，但却是天然地需要利润。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新制，推动创新主体在开放中实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走出创新“自闭症”完善合作创新机制要发挥政府制度创新主体的作用，加大科技投入，建立激励创新的财税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创新的金融支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创新者利益。要把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成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主体。加强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基础性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究方面的原始创新，发挥其人才培育功能，培养一批既懂科技又懂市场的新型的创新创业人才。要激活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其主动进入高新技术研发和孵化领域，参与并引导高校、科研机构进行新技术研发，形成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协同机制。以航天产业为例，航天科技是一项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具有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的特点。我国航天科技创新特别注重发挥作为系统总体单位的牵引带动作用，凝聚国内各方面创新资源，大力推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了航天产业在核心技术难以引进“倒逼机制”下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推动不同规模企业联合创新。大型企业优势在于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对复杂技术的集成能力；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吸纳新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新技术、新产品方面是难以替代的。好的创新生态，就是通过市场的对接，使不同规模企业扬长避短，形成优势互补的利益链接。为此，要构建行业内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体系，建立大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的工作机制和对接平台，鼓励国企与民企建立基于产业链的协作体系，并依托产业集群提高产业整体创新能力。鼓励国企民企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分包经营、特许经营、技术研发、互相参股、联合投资及联合海外并购等多种形式合作。健全促进大中小企业协作创新的政策激励体系，加大对合作中的中小企业保护力度，完善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民营中小企业在分工协作中的经济利益的组织的综合过程。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获取商业利益”而其核心则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即以市场导向来进行技术创新。创新价值的实现才是创新的终极目标，也是衡量创新成效的基本依据。不坚持创新的价值实现，蕴藏在社会中的巨大的创造积极性行将泯灭。企业正是实现市场价值这一创新最重要环节的完成者。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关键是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
(三）创新驱动战略以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为主要内容，以分散高风险为重要着力点 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创新驱动发展体现为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风险能否合理分散和补偿是关键。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罗森伯格在谈到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时，特别强调了“创新的尝试大多情况下以失败告终”。德鲁克也曾指出“绝大
多数创新思想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创新思想正好像青蛙蛋一样，孵化1000个只能成熟一两个。”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面临的高风险可能来自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政策风险等多方面。创新型产品不像成熟产品那样有现成的设备、生产工艺可供利用，技术创新失败的可能性较大；新产品从研究开发到试生产、批量生产，一直到产生效益存在较长一段时期，可能出现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或者有更新的替代产品等风险；技术创新的前期投资是否保证以及这些投资能否按期收回并获得令人满意的利润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与不确定性是与技术创新相伴随的重要特征，也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四）创新驱动战略以人力资源为第一资源，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产业越来越具有智力密集的特征
与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不同，创新驱动更加强调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投入。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学校正规教育和“干中学”获得人力资本积累。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创新活动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知识依赖性，逐渐成为高知识群体才能完成的工作。当前，经济增长要实现创新驱动除了强调知识型企业家的重要性以外，也需要拥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特别是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和上海张江三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都是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具有良好的人才资源基础。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产业领军人才成为提升三大高新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研究转化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的“主力军”。
(五）创新驱动战略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植性特征，它的实施需要培育独特的区域创新文化，营造开放和包容的创新氛围
创新驱动的战略核心是促进原始创新，原始创新哪里来，来自其肥沃的培育土壤—适宜的科技创新文化。迈克尔·波特曾经说过“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模仿的、最持久的竞争优势”。文化的功能在于它是信息载体，在于它所生成的习惯势力，在于生长在同一文化土壤的人们共享着它所承载的信息，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中外许多成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地区，如美国硅谷、中国深圳和中关村等均离不开其特定的区域创新文化。硅谷文化主要体现为勇于创新、敢于创业，鼓励冒险、允许失败，鼓励竞争、崇尚合作，献身职业、成就事业。深圳发展的成功是得益于建立在城市移民文化基础上的创业创新文化，开放的移民文化为创业者提供了创业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创业者到深圳，基本上无亲无靠，只能靠自己独立打拼，不断进取。中关村区域文化则是以学缘、业缘为基础，以技术研发为纽带，在强烈的改善收入的愿望推动下形成的科技人员创业文化。
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五大机制
(一）灵活选择合作创新形式，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完善合作创新机制和合法权益。 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实现开放式创新。要进一步融入全球的创新体系中，利用全球的科技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和金融资源，以共享的方式参与全球创新。加大引进技术和合作技术的研发投入，实现企业的技术创新由重引进向重消化吸收的转变。提高技术引进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在技术引进之前要对引进的技术做好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创新引进技术的方式，特别是要借鉴三峡工程走“引进技术、联合设计、合作制造、消化吸收”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模式，做好技术引进中的制度安排，走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开放式创新道路。
加强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让企业专注于创新。以官产学研合作机制为突破口，整体推进创新的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要完善包括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逐步培育和规范管理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强化中介组织的联动集成作用，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市场体系结构。加快发展以物流、金融、
咨询、评估和法律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中介服务体系的服务水平和效率，为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提供集成式、规模化、专业化的服务，让企业和企业家专注于创新。整合、集成科技资源，实现精密仪器、大型设备等物力资源的共享以及文献、图书、资料和科学数据等信息资源的共享。
(二）加强利益引导机制，营造“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良好环境，引导企业自觉自主创新，实现创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加大财税支持，减轻企业税负，让实体型企业轻装上阵。以税制改革为主要措施，构建扶持企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对企业“少取多予”，通过减税、减费等方式提高做实业的投资回报率。大规模减轻实体型企业税负，对小微企业的减税要从百亿级上升到千亿级，提高实体型企业应对高成本的能力。深入研究税制改革，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制度要逐步向税基单一、少税种、低税率的“简单税”转变。要规范政府收税、收费行为，清理行政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完善纳税服务，优化税收环境，降低企业纳税成本和“隐形负担”。建立创新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对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实施“首购”政策和“优先购买”政策，扩大其市场需求。要实施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切实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使创新者的利益不受侵害。要营造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要素使用效率的环境。加快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清理各种要素市场准入条件中有关所有制限制的条款，打破行业垄断与地区封锁，促进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同一规则环境下参与要素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依法保护不同市场主体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合法权益，构建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法治环境。
(三）优化风险分散机制，完善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股权投资体系和多层次、“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挥股权投资在培育创新型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
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具有要素集成、筛选发现、企业培育、风险分散、资金放大等多重功能，能够通过以价格为信号的市场机制，实现创新风险的市场分担和创新高回报的社会共享，进而促进创新。落实创新驱动战略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让金融资本分散创新的高风险和分享创新成功的高回报。然而，当前中国VC/PE行业的发展存在“四重四轻”行为：一是“重投机，轻发展”的盲目跟风行为，突出表现为一哄而起的非理性行为。二是“重短期见效，轻长远战略”的短视和短期行为。三是“重晚期，轻早期”的急功近利行为。不重视早期的企业发现、筛选、培育，只顾晚期摘“成熟的桃子”，投资阶段明显偏向扩张期和成熟期，造成后端投资过度“拥挤”，而前端投资则出现严重的“贫血”。四是“重规模，轻服务”的贪大求快行为。VC/PE规模膨胀与人才匮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投资机构普遍缺乏投后管理和增值服务的能力。
美国的天使投资（AC)总额和风险投资（VC)总额规模相当，但是天使投资（AC)的创业公司数量则是风险投资（VC)投资的创业公司数量的10倍以上。大量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在创新创业企业度过“死亡之谷”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前要引导AC/VC恢复“本色”，积极推动投资链前移，发挥AC/VC对初创企业和项目的发现、筛选、培育和风险分散功能，鼓励投资机构专注有潜力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加强股权投资链条的最前端。鼓励社会阶层中具有大量“闲钱”、冒险精神和丰富成功经验的潜在天使投资人积极投身于天使投资。要通过减少征税环节、降低税率、提高税基、再投资退税等措施加大财税优惠力度，尽力为股权投资减轻税负，为股权投资行业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研究有限合伙制在风险投资企业中的应用，调动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和管理者的管理积极性。通过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明确股权投资参与主体、客体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减少股权投资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为股权投资的规范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构建“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拓宽AC/VC/PE退出通道。要改变VC/PE“千军万马挤
独木桥”主要靠IPO退出的局面，拓宽VC/PE退出通道，促进风险投资在良性循环中不断壮大，使其不断孵化科技成果和前景良好的成长型创新企业。推动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在进一步壮大主板、发展中小板、改革创业板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新三板扩容及场外交易市场建设，拓宽资本市场塔基，使中国“倒金字塔型”资本市场实现向“正金字塔型”资本市场转变。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全力推动并购重组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强并购相关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争通过并购等多渠道退出。
(四）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通过不断完善分配方式和奖励形式，充分调动创新型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变人才分布结构，鼓励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发挥人才在创新中“第一资源”的作用
据统计，美国有80%左右的优秀人才集聚在企业。相比之下，我国有很大部分科技人才集中在机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过多地分布在企业之外，远离市场。201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仅为2.8%。从分布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中的55%集中在大型企业，小企业研发人员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的19.4%。全国研发人员中，博士毕业的只有13.4%在企业，占企业研发人员总数的1.1%。这种人才分布结构显然不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为此，要完善创业-创新互动机制，鼓励科技人员创业，支持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允许和鼓励部分科研人员去企业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或者利用重大项目培养技术领军人才，利用其与科研机构的天然联系或者直接利用其成果孵化新技术和新企业。不断完善分配形式和奖励形式，鼓励科研人员以自主知识产权、科研成果为资本，参与企业投资和收益分配。鼓励有条件的高技术企业采取股份期权的试点等，对有贡献的高级管理者、骨干技术人员实施股权激励。在企业创新中实施股权激励，让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技术人员持股，将带来“四金”效应，即“金色的梦想”，让科技人员实现了在企业当老板的梦想；“金色的纽带”，把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连接在一起；“金色的桥梁”，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达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共识；“金色的手铐”，给科技人员的股份越多，其压力也就越大。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机制要以激励人力资本开发和推动技术创新为宗旨，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管理创新等其他改革配合使用，通过设置期限条件、目标考核等限制条件来保证激励与约束相容。要根据企业发展现实情况和股权激励工具的适用范围，在激励方式和方法上创新。
(五）发挥文化促进功能，重振企业家创新精神，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创新创业文化，重塑区域创新文化价值体系，让创新创业的活力竞相迸发
当前，中国要实现创新驱动转型亟需重振企业家精神，形成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社会文化氛围。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有人将其概括为“创新是灵魂，冒险是天性，合作是精华，敬业是动力，学习是关键，执着是本色，诚信是基石”。企业家精神中最重要的是作为企业家精神之灵魂的“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推动企业创新转型的重要动力。作为企业的领航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市场发展的机遇，并以创新思维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企业转型，使企业发展适应市场需求，并永远处于时代发展前沿，充满市场活力与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会形成企业的创新文化，传递到企业的每一位员工，使员工养成一种追求不断创新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意识，在工作中积极创新。然而，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融资贵、税负重、用工难、成本高和利润薄等多重困境，企业创新面临动力不足、风险太大、能力有限和融资太难四大创新瓶颈，企业家的实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出现衰退的现象令人担忧。重塑区域创新文化价值体系，积极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创新创业文化已势在必行。具体来说：要弘扬创业文化，实现从官本位思维向商本位思维转变；弘扬创新文化，实现从墨守成规、小富即安向勇于创新、大富思进的转变；弘扬合作文化，实现从利己“独赢”向合作共赢的转变；弘扬信用文化，
实现从重即期利益向重长远效应的转变，从守财向守信转变；弘扬开放文化，倡导开放思维与流动意识，实现从静态封闭向动态开放的转变。
基金资助项目或攻关课题论文若系部、省级以上基金资助项目或攻关课题（作者应附证书或文件复印件，并按期编号保存），或者曾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可在题名页标注脚注（左下角）。曾在国内学术会议上报告的论文一般不必注明。
创新驱动战略的五大特征和五大机制
辜胜阻 李洪斌 王敏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以廉价要素支撑的中国低价工业化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揭示了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创新驱动战略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具有哪些发展特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需要哪些机制创新激发创新活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把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要素驱动发展阶段、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和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是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之后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竞争优势将从主要依赖天然资源、自然环境、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和大规模资本投资转向主要依靠企业创新，更加强调生产效率和先进、高级的技术。国家竞争的焦点也将集中在技术与产品差异。产品竞争依赖于国家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和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许多产业出现完整的钻石体系，所有关键要素不但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交互作用的效应也将达到最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从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演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波特理论中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体现为以企业创新主导、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和更先进技术水平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时期。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
中国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不仅是因为创新有助于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和突破资源环境瓶颈，还在于中国不能再错过新的科技革命。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创新型国家，不能单纯以拥有多少科技人员、发表多少学术论文、取得多少科技成果为依据，更重要的是看创新在国家发展中是否起到主导作用，是否存在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
对中国来说，创新驱动战略不仅仅是要素动力转换问题，更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中国不缺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但缺少能把要素集成的创新制度；中国不缺少科技型企业，但缺少与创新相适应的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创业文化。在创新驱动战略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一定要化为“企业行为”，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此，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取得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特别是关键性技术和核心技术，提高产业和企业的技术竞争实力，更需要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为技术创新提供完善、高效的配套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
我们认为，创新驱动战略具体表现为五大特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着力完善五大机制。
一、创新驱动战略的五大特征
(一）创新驱动战略是一项多主体参与、多要素互动的系统工程
创新的概念自1912年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来。他指出，创新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也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经历了众多学者不断发展完善之后，目前进一步被放置于复杂性科学的视野，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从创新发生的全过程看，创新是由用户需求、技术研发、试点示范、推广应用、标准监督和用户反馈等多个环节构成，涉及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政
府、中介服务机构等多个主体以及消费者、供应商等推动力量，包括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在创新驱动战略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中介服务机构是服务支持的主体。各类主体互相联系，密不可分。创新驱动型经济的重要判断标准是是否存在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科研和研发机构、风险和创业投资、科技企业家等创新要素的高度集聚和是否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中介服务机构等服务主体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引导、创业教育、创业培训、交流社区、天使投资、创业孵化以及法律、金融、广告营销等一系列专项服务，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创业创新。中关村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生态初步形成，创新溢出效应逐步显现。
(二）创新驱动战略是以企业为核心主体，强调价值的实现和利润的获取
创新驱动战略虽然参与主体众多，但落脚点在企业。真正的创新动力应该从企业的本质去找，那就是利润。因为企业并不是天然地需要创新，但却是天然地需要利润。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新制，推动创新主体在开放中实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走出创新“自闭症”完善合作创新机制要发挥政府制度创新主体的作用，加大科技投入，建立激励创新的财税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创新的金融支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创新者利益。要把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成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主体。加强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基础性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究方面的原始创新，发挥其人才培育功能，培养一批既懂科技又懂市场的新型的创新创业人才。要激活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其主动进入高新技术研发和孵化领域，参与并引导高校、科研机构进行新技术研发，形成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协同机制。以航天产业为例，航天科技是一项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具有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的特点。我国航天科技创新特别注重发挥作为系统总体单位的牵引带动作用，凝聚国内各方面创新资源，大力推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了航天产业在核心技术难以引进“倒逼机制”下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推动不同规模企业联合创新。大型企业优势在于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对复杂技术的集成能力；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吸纳新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新技术、新产品方面是难以替代的。好的创新生态，就是通过市场的对接，使不同规模企业扬长避短，形成优势互补的利益链接。为此，要构建行业内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体系，建立大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的工作机制和对接平台，鼓励国企与民企建立基于产业链的协作体系，并依托产业集群提高产业整体创新能力。鼓励国企民企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分包经营、特许经营、技术研发、互相参股、联合投资及联合海外并购等多种形式合作。健全促进大中小企业协作创新的政策激励体系，加大对合作中的中小企业保护力度，完善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民营中小企业在分工协作中的经济利益的组织的综合过程。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获取商业利益”而其核心则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即以市场导向来进行技术创新。创新价值的实现才是创新的终极目标，也是衡量创新成效的基本依据。不坚持创新的价值实现，蕴藏在社会中的巨大的创造积极性行将泯灭。企业正是实现市场价值这一创新最重要环节的完成者。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关键是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
(三）创新驱动战略以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为主要内容，以分散高风险为重要着力点 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创新驱动发展体现为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风险能否合理分散和补偿是关键。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罗森伯格在谈到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时，特别强调了“创新的尝试大多情况下以失败告终”。德鲁克也曾指出“绝大
多数创新思想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创新思想正好像青蛙蛋一样，孵化1000个只能成熟一两个。”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面临的高风险可能来自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政策风险等多方面。创新型产品不像成熟产品那样有现成的设备、生产工艺可供利用，技术创新失败的可能性较大；新产品从研究开发到试生产、批量生产，一直到产生效益存在较长一段时期，可能出现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或者有更新的替代产品等风险；技术创新的前期投资是否保证以及这些投资能否按期收回并获得令人满意的利润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与不确定性是与技术创新相伴随的重要特征，也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四）创新驱动战略以人力资源为第一资源，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产业越来越具有智力密集的特征
与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不同，创新驱动更加强调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投入。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学校正规教育和“干中学”获得人力资本积累。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创新活动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知识依赖性，逐渐成为高知识群体才能完成的工作。当前，经济增长要实现创新驱动除了强调知识型企业家的重要性以外，也需要拥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特别是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和上海张江三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都是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具有良好的人才资源基础。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产业领军人才成为提升三大高新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研究转化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的“主力军”。
(五）创新驱动战略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植性特征，它的实施需要培育独特的区域创新文化，营造开放和包容的创新氛围
创新驱动的战略核心是促进原始创新，原始创新哪里来，来自其肥沃的培育土壤—适宜的科技创新文化。迈克尔·波特曾经说过“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模仿的、最持久的竞争优势”。文化的功能在于它是信息载体，在于它所生成的习惯势力，在于生长在同一文化土壤的人们共享着它所承载的信息，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中外许多成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地区，如美国硅谷、中国深圳和中关村等均离不开其特定的区域创新文化。硅谷文化主要体现为勇于创新、敢于创业，鼓励冒险、允许失败，鼓励竞争、崇尚合作，献身职业、成就事业。深圳发展的成功是得益于建立在城市移民文化基础上的创业创新文化，开放的移民文化为创业者提供了创业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创业者到深圳，基本上无亲无靠，只能靠自己独立打拼，不断进取。中关村区域文化则是以学缘、业缘为基础，以技术研发为纽带，在强烈的改善收入的愿望推动下形成的科技人员创业文化。
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五大机制
(一）灵活选择合作创新形式，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完善合作创新机制和合法权益。 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实现开放式创新。要进一步融入全球的创新体系中，利用全球的科技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和金融资源，以共享的方式参与全球创新。加大引进技术和合作技术的研发投入，实现企业的技术创新由重引进向重消化吸收的转变。提高技术引进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在技术引进之前要对引进的技术做好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创新引进技术的方式，特别是要借鉴三峡工程走“引进技术、联合设计、合作制造、消化吸收”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模式，做好技术引进中的制度安排，走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开放式创新道路。
加强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让企业专注于创新。以官产学研合作机制为突破口，整体推进创新的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要完善包括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逐步培育和规范管理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强化中介组织的联动集成作用，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市场体系结构。加快发展以物流、金融、
咨询、评估和法律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中介服务体系的服务水平和效率，为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提供集成式、规模化、专业化的服务，让企业和企业家专注于创新。整合、集成科技资源，实现精密仪器、大型设备等物力资源的共享以及文献、图书、资料和科学数据等信息资源的共享。
(二）加强利益引导机制，营造“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良好环境，引导企业自觉自主创新，实现创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加大财税支持，减轻企业税负，让实体型企业轻装上阵。以税制改革为主要措施，构建扶持企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对企业“少取多予”，通过减税、减费等方式提高做实业的投资回报率。大规模减轻实体型企业税负，对小微企业的减税要从百亿级上升到千亿级，提高实体型企业应对高成本的能力。深入研究税制改革，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制度要逐步向税基单一、少税种、低税率的“简单税”转变。要规范政府收税、收费行为，清理行政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完善纳税服务，优化税收环境，降低企业纳税成本和“隐形负担”。建立创新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对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实施“首购”政策和“优先购买”政策，扩大其市场需求。要实施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切实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使创新者的利益不受侵害。要营造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要素使用效率的环境。加快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清理各种要素市场准入条件中有关所有制限制的条款，打破行业垄断与地区封锁，促进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同一规则环境下参与要素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依法保护不同市场主体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合法权益，构建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法治环境。
(三）优化风险分散机制，完善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股权投资体系和多层次、“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挥股权投资在培育创新型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
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具有要素集成、筛选发现、企业培育、风险分散、资金放大等多重功能，能够通过以价格为信号的市场机制，实现创新风险的市场分担和创新高回报的社会共享，进而促进创新。落实创新驱动战略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让金融资本分散创新的高风险和分享创新成功的高回报。然而，当前中国VC/PE行业的发展存在“四重四轻”行为：一是“重投机，轻发展”的盲目跟风行为，突出表现为一哄而起的非理性行为。二是“重短期见效，轻长远战略”的短视和短期行为。三是“重晚期，轻早期”的急功近利行为。不重视早期的企业发现、筛选、培育，只顾晚期摘“成熟的桃子”，投资阶段明显偏向扩张期和成熟期，造成后端投资过度“拥挤”，而前端投资则出现严重的“贫血”。四是“重规模，轻服务”的贪大求快行为。VC/PE规模膨胀与人才匮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投资机构普遍缺乏投后管理和增值服务的能力。
美国的天使投资（AC)总额和风险投资（VC)总额规模相当，但是天使投资（AC)的创业公司数量则是风险投资（VC)投资的创业公司数量的10倍以上。大量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在创新创业企业度过“死亡之谷”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前要引导AC/VC恢复“本色”，积极推动投资链前移，发挥AC/VC对初创企业和项目的发现、筛选、培育和风险分散功能，鼓励投资机构专注有潜力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加强股权投资链条的最前端。鼓励社会阶层中具有大量“闲钱”、冒险精神和丰富成功经验的潜在天使投资人积极投身于天使投资。要通过减少征税环节、降低税率、提高税基、再投资退税等措施加大财税优惠力度，尽力为股权投资减轻税负，为股权投资行业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研究有限合伙制在风险投资企业中的应用，调动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和管理者的管理积极性。通过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明确股权投资参与主体、客体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减少股权投资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为股权投资的规范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构建“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拓宽AC/VC/PE退出通道。要改变VC/PE“千军万马挤
独木桥”主要靠IPO退出的局面，拓宽VC/PE退出通道，促进风险投资在良性循环中不断壮大，使其不断孵化科技成果和前景良好的成长型创新企业。推动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在进一步壮大主板、发展中小板、改革创业板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新三板扩容及场外交易市场建设，拓宽资本市场塔基，使中国“倒金字塔型”资本市场实现向“正金字塔型”资本市场转变。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全力推动并购重组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强并购相关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争通过并购等多渠道退出。
(四）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通过不断完善分配方式和奖励形式，充分调动创新型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变人才分布结构，鼓励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发挥人才在创新中“第一资源”的作用
据统计，美国有80%左右的优秀人才集聚在企业。相比之下，我国有很大部分科技人才集中在机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过多地分布在企业之外，远离市场。201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仅为2.8%。从分布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中的55%集中在大型企业，小企业研发人员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的19.4%。全国研发人员中，博士毕业的只有13.4%在企业，占企业研发人员总数的1.1%。这种人才分布结构显然不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为此，要完善创业-创新互动机制，鼓励科技人员创业，支持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允许和鼓励部分科研人员去企业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或者利用重大项目培养技术领军人才，利用其与科研机构的天然联系或者直接利用其成果孵化新技术和新企业。不断完善分配形式和奖励形式，鼓励科研人员以自主知识产权、科研成果为资本，参与企业投资和收益分配。鼓励有条件的高技术企业采取股份期权的试点等，对有贡献的高级管理者、骨干技术人员实施股权激励。在企业创新中实施股权激励，让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技术人员持股，将带来“四金”效应，即“金色的梦想”，让科技人员实现了在企业当老板的梦想；“金色的纽带”，把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连接在一起；“金色的桥梁”，科技人员和企业之间达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共识；“金色的手铐”，给科技人员的股份越多，其压力也就越大。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机制要以激励人力资本开发和推动技术创新为宗旨，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管理创新等其他改革配合使用，通过设置期限条件、目标考核等限制条件来保证激励与约束相容。要根据企业发展现实情况和股权激励工具的适用范围，在激励方式和方法上创新。
(五）发挥文化促进功能，重振企业家创新精神，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创新创业文化，重塑区域创新文化价值体系，让创新创业的活力竞相迸发
当前，中国要实现创新驱动转型亟需重振企业家精神，形成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社会文化氛围。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有人将其概括为“创新是灵魂，冒险是天性，合作是精华，敬业是动力，学习是关键，执着是本色，诚信是基石”。企业家精神中最重要的是作为企业家精神之灵魂的“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推动企业创新转型的重要动力。作为企业的领航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市场发展的机遇，并以创新思维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企业转型，使企业发展适应市场需求，并永远处于时代发展前沿，充满市场活力与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会形成企业的创新文化，传递到企业的每一位员工，使员工养成一种追求不断创新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意识，在工作中积极创新。然而，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融资贵、税负重、用工难、成本高和利润薄等多重困境，企业创新面临动力不足、风险太大、能力有限和融资太难四大创新瓶颈，企业家的实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出现衰退的现象令人担忧。重塑区域创新文化价值体系，积极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创新创业文化已势在必行。具体来说：要弘扬创业文化，实现从官本位思维向商本位思维转变；弘扬创新文化，实现从墨守成规、小富即安向勇于创新、大富思进的转变；弘扬合作文化，实现从利己“独赢”向合作共赢的转变；弘扬信用文化，
实现从重即期利益向重长远效应的转变，从守财向守信转变；弘扬开放文化，倡导开放思维与流动意识，实现从静态封闭向动态开放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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