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岂能蔽日——评西方民族学理论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也必然存在着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共同发展问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日前召开第15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探讨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并邀请万延海、王国乡、孙名等20余位学者展开讨论，由龙西江教授作主题发言。
龙西江指出西方的民族学和理论往往把汉族等同于中国。认为只有汉族是中国人，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外国人；只有中原这一小块地方是中国，其它地方都不是中国；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汉族向外征服扩张的历史。他们用西方地域上产生的国家理论和民族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国家起源、文明起源和中华各民族的关系，看不见整体的中国文明系统和国家系统，从而否定统一的中国国家传统和精神文化传统的存在，否定中国自古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历史，否定中国的文明。他们利用西方观念曲解、窜改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利用曲解了的历史文化因素挑拔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期利用中国的民族问题（例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肢解中国，以便分而治之。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直接危及中国的国家总体安全利益和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凝聚力。
众所周知，每一种民族学和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民族传统，并和一定的国情联系在一起，因而它只适用于特定的范围。例如，今天的欧洲民族没有经历过人类文明的上古史时期。因此，他们就没有人类上古文明历史的实证经验，就不能理解、更没有跨越东、西方不同的文明系统的诸多不同的理念。今天的欧洲人虽然是古代西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但是却不是古代辉煌的西方文明创造者的后裔。他们的先祖是公元前后生活于中亚黑海和在黑海之间处于蒙昧状态的日尔曼蛮族，没有文字，也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他们所看到、所理解的人类关系，包括民族间关系，相对来说是不长的。
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形成了地域上产生的民族国家，即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英法等单民族国家。十六世纪工业革命后，欧洲殖民者开始向美洲、非洲、亚洲殖民和扩张。通过野蛮征服，他们开始接触到这些地域上别的文明系统中的人群。在此之前他们与这些地域上的土著居民没有任何血缘、历史、文化和宗教上的关系。西方人对这些土著居民内部的相互关系和历史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因此，西方人对世界、对其他文明系统中的人群（或称民族）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断裂的。对于别的文明系统，例如中国数千年纵深历史所形成的有关民族和国家之种种理念、相互关系和原则，西方人是不理解的。
西方的民族理论分为老殖民者理论和新殖民者理论。早期的老殖民者的民族学理论，是英法等单一的欧洲民族国家为统治其殖民地内土著民族和消灭土著民族的国家，而展开的对土著民族的文化、宗教和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点是：怎样分化、离间和篡改土著民族间的传统关系和历史，挑起土著民族的内耗和事端，以便各个突破，分而治之。出于这种自私的目的，西方在调解与别的民族的利益矛盾冲突方面是根本无能的，土著民族无法与他们相处，美洲印地安人几乎被他们杀光就是例证。
二战后，各土著民族和国家纷纷独立，西方殖民者丧失了大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方在形式上对自己的民族学理论进行了修改，将新独立的国家变为贸易伙伴，通过不平等贸易交往，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在政治经济上对他们实行间接控制。新殖民者表面上不再露骨地高谈“欧洲文明中心论”和“欧洲文化优于一切”的调子。形势变了，理论的
手段也变了，但目的没有变。今天某些西方人在我国西藏、台湾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也是如此。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地方之一，它不仅有着人类历史上最早、最长的编年史，而且也是地球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最古老的文明系统和最古老的民族。这一点在民族学和理论上的意义，今天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对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大规模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上古浩若烟海的汉文典籍进行对勘研究后，发现中国上古经籍的记载都是有所依据的，能够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中国上古经籍的史料和记载，经过人类学科学的研究和处理，是可以相信和使用的。例如《山海经》、考古资料和卜辞甲骨文可证明其真实性。当代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们认为：透过《山海经》里古图腾神话传说的外衣，人们见到大体可信的中国上古历史，它记载了中国境内上百个氏族部落之方国，记载了中国上万年前的历史。因此张光直先生指出：“近代社会科学只是西方文明史经验的总结，它的一般性法则实际上只能适用于西方文明史。”
现代语言科学研究的成果与中国上古传统汉文文献，如《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的记载是一致的，即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向四方和边疆，它的先祖都可追溯为炎黄。
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其中夏周二代是来自西部的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王朝、炎黄均出自本羌。而商则来自东夷。我们在西南、西北地区对一些先祖出自西羌的民族（例如彝族、西番、羌族）进行的田野调查，发现他们的氏族（或称家支）每隔七代就分宗为两个不同胞族（并各取一个不同的各称），然后开始互相通婚。这些众多的不同的互相通婚的胞族都记住自认为是最古老、最初的那个氏族的名称，并认为自己就是它的子孙（炎黄就是这种被认为最古最初氏族的名称，最初很可能是属于这一氏族的某个英雄的名字）。汉文古籍上记载的历史上的古羌内婚制的习俗和规定与我们今天的田野调查是完全相符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夏周二族在中原是内婚制和外婚制同时并用，而且最初他们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阶段，在握有统治权后才开始向父系氏族迈进，根本就没有今天汉族的这种姓氏制度，这样，对中国上古历史许多解释不了的现象，就能够进行解释了。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既是一元多体的，又是多元一体的，但主要是一元多体，以炎黄为主体。
对国家和民族的定义内涵东西方极不相同。不清楚这些定义和概念，讨论将难以深入进行。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文明发展史观，就无法弄清楚例如西方之夏、甘青河湟之夏、东南沿海之夏，孰先孰后、孰真孰伪等等命题，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学理念体系。欧洲的国家是指“城邦”，英文国家一词countryside是指城堡和其边缘地带；而中国的“国家”则是指由血缘纽带关系联结起来的辽阔土地上的广大人群。古代中国很重视血缘关系，对自己每一宗支的分布、繁衍和迁徙都尽可能地搞清楚和记载下来，这同时含有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和负责。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古中国文化亦主张“有教无类”，视为兄弟，一视同仁。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到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的人群就不停地向西部的青藏高原、新疆和中亚地区迁徙。这些西部高原上的人群同时又不停地穿过横断山区和河西走廊迁回到中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的故土上。在漫长的时代里，这种迁徙运动是相互的持续不断。于是，在长达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在这辽阔的地域上，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产生了辉煌的中国文明。
汉族是由西羌、北狄、南蛮、东夷四夷少数民族在中原汇聚而形成的。中国的典籍记载中国境内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先祖——－炎黄，有着共同的底层民族文化和底
层原始宗教的源头，中国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可以在汉文古籍中读到自己先祖的上古历史和与汉族共同的渊源关系。汉族是由四夷少数民族共同形成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今天的藏羌各族本身就是汉民族的西部源头。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别传》中第一句话就是“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后来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407一431年）也是这样认为。赫连勃勃说：“朕大禹之后，……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鲜卑人拓拔珪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北魏的皇室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公元557年鲜卑人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帝，建立了北周，宇文泰认为自己是炎帝之后裔。《周书·帝记第一》中说：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系逐展朔野”。鲜卑人慕容皇光曾建立前燕政权（337一370）。《晋书·慕容廆载记》说：“其先有熊氏（黄帝）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早曰东胡”。慕容皇光是慕容族的后裔。其后，这个家族中，慕容垂曾建立后燕（384一407）；慕容泓曾建立西燕（384一394）；慕容德曾建立南燕（394一410）。当然，他们都认为是有熊氏（黄帝）的后裔。鲜卑人拓拔猗卢建立的代国（315－376），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氏人符洪曾建立前秦政权（350－364）。《晋书·符洪载记》曰：“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
以上是历史上汉族和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统治阶级所建立的许多王朝，他们中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黄帝和炎帝的后裔，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是处在“大杂居、小聚居”状态中。
可见，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首先存在着“一元多体”（注：“一元”是指共同的源头）的关系，其次才是费孝通先生指出的“多元一体”的关系。自先秦上溯，中国就一直存在“中国（指中原）”与“四海（指四肢）”是一体的思想。数千年来，“大一统”的思想浸润着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不能按西方的观念把中国“大一统”的思想理解为狭隘的大民族主义和向外征服力，而应理解为中华民族诸疆域向其文明中心所产生的巨大向心力和伟大的回归。
考古学发现，中国的中原地区至少是在八千年以前就穿过新疆和西藏，向中亚、西亚和北欧传播了彩陶制陶术和象形文字。伟大的历史语言学派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指出：“华语实际上是北部的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和芬兰语，以及南部的泰语、马来语、菩提亚语和泰穆尔语的最早的定居地，这些语言起初不稳定，后来才变得固定和传之久远。” 由此可见，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各族（诸夷）人民共同创造的。
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因素，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是比较容易协调和处理好的，这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巨大遗产和共同的民族精神文化财富。汤因比对中国文明很倾慕，他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孕育着人类团结的精神，预示着人类美好的未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看到东部的汉族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有利益分配上的问题。同时，中国的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意识和民族心理素质等。在历史上，大汉族主义也曾欺压过少数民族，而地方民族主义也曾压迫过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因此，造成了相当的民族隔阂。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需要认真去化解，而党和政府也正在这样做。
现代西方民族学理论妄自尊大，对其它国家和民族指指点点，一付真理化身的模样，但由于其先天不足，往往坐井观天，难以理解象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的复杂民族现象，但又缺乏谦逊和科学的态度，硬要把人家的东西削足适履，用自己的狭隘理论框架去解释，结果不是歪曲，就是挑拨别国的民族关系，制造不安定，对此必须予以警告和揭露。
浮云岂能蔽日——评西方民族学理论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也必然存在着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共同发展问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日前召开第15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探讨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并邀请万延海、王国乡、孙名等20余位学者展开讨论，由龙西江教授作主题发言。
龙西江指出西方的民族学和理论往往把汉族等同于中国。认为只有汉族是中国人，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外国人；只有中原这一小块地方是中国，其它地方都不是中国；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汉族向外征服扩张的历史。他们用西方地域上产生的国家理论和民族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国家起源、文明起源和中华各民族的关系，看不见整体的中国文明系统和国家系统，从而否定统一的中国国家传统和精神文化传统的存在，否定中国自古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历史，否定中国的文明。他们利用西方观念曲解、窜改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利用曲解了的历史文化因素挑拔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期利用中国的民族问题（例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肢解中国，以便分而治之。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直接危及中国的国家总体安全利益和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凝聚力。
众所周知，每一种民族学和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民族传统，并和一定的国情联系在一起，因而它只适用于特定的范围。例如，今天的欧洲民族没有经历过人类文明的上古史时期。因此，他们就没有人类上古文明历史的实证经验，就不能理解、更没有跨越东、西方不同的文明系统的诸多不同的理念。今天的欧洲人虽然是古代西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但是却不是古代辉煌的西方文明创造者的后裔。他们的先祖是公元前后生活于中亚黑海和在黑海之间处于蒙昧状态的日尔曼蛮族，没有文字，也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他们所看到、所理解的人类关系，包括民族间关系，相对来说是不长的。
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形成了地域上产生的民族国家，即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英法等单民族国家。十六世纪工业革命后，欧洲殖民者开始向美洲、非洲、亚洲殖民和扩张。通过野蛮征服，他们开始接触到这些地域上别的文明系统中的人群。在此之前他们与这些地域上的土著居民没有任何血缘、历史、文化和宗教上的关系。西方人对这些土著居民内部的相互关系和历史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因此，西方人对世界、对其他文明系统中的人群（或称民族）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断裂的。对于别的文明系统，例如中国数千年纵深历史所形成的有关民族和国家之种种理念、相互关系和原则，西方人是不理解的。
西方的民族理论分为老殖民者理论和新殖民者理论。早期的老殖民者的民族学理论，是英法等单一的欧洲民族国家为统治其殖民地内土著民族和消灭土著民族的国家，而展开的对土著民族的文化、宗教和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点是：怎样分化、离间和篡改土著民族间的传统关系和历史，挑起土著民族的内耗和事端，以便各个突破，分而治之。出于这种自私的目的，西方在调解与别的民族的利益矛盾冲突方面是根本无能的，土著民族无法与他们相处，美洲印地安人几乎被他们杀光就是例证。
二战后，各土著民族和国家纷纷独立，西方殖民者丧失了大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方在形式上对自己的民族学理论进行了修改，将新独立的国家变为贸易伙伴，通过不平等贸易交往，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在政治经济上对他们实行间接控制。新殖民者表面上不再露骨地高谈“欧洲文明中心论”和“欧洲文化优于一切”的调子。形势变了，理论的
手段也变了，但目的没有变。今天某些西方人在我国西藏、台湾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也是如此。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地方之一，它不仅有着人类历史上最早、最长的编年史，而且也是地球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最古老的文明系统和最古老的民族。这一点在民族学和理论上的意义，今天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对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大规模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上古浩若烟海的汉文典籍进行对勘研究后，发现中国上古经籍的记载都是有所依据的，能够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中国上古经籍的史料和记载，经过人类学科学的研究和处理，是可以相信和使用的。例如《山海经》、考古资料和卜辞甲骨文可证明其真实性。当代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们认为：透过《山海经》里古图腾神话传说的外衣，人们见到大体可信的中国上古历史，它记载了中国境内上百个氏族部落之方国，记载了中国上万年前的历史。因此张光直先生指出：“近代社会科学只是西方文明史经验的总结，它的一般性法则实际上只能适用于西方文明史。”
现代语言科学研究的成果与中国上古传统汉文文献，如《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的记载是一致的，即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向四方和边疆，它的先祖都可追溯为炎黄。
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其中夏周二代是来自西部的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王朝、炎黄均出自本羌。而商则来自东夷。我们在西南、西北地区对一些先祖出自西羌的民族（例如彝族、西番、羌族）进行的田野调查，发现他们的氏族（或称家支）每隔七代就分宗为两个不同胞族（并各取一个不同的各称），然后开始互相通婚。这些众多的不同的互相通婚的胞族都记住自认为是最古老、最初的那个氏族的名称，并认为自己就是它的子孙（炎黄就是这种被认为最古最初氏族的名称，最初很可能是属于这一氏族的某个英雄的名字）。汉文古籍上记载的历史上的古羌内婚制的习俗和规定与我们今天的田野调查是完全相符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夏周二族在中原是内婚制和外婚制同时并用，而且最初他们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阶段，在握有统治权后才开始向父系氏族迈进，根本就没有今天汉族的这种姓氏制度，这样，对中国上古历史许多解释不了的现象，就能够进行解释了。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既是一元多体的，又是多元一体的，但主要是一元多体，以炎黄为主体。
对国家和民族的定义内涵东西方极不相同。不清楚这些定义和概念，讨论将难以深入进行。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文明发展史观，就无法弄清楚例如西方之夏、甘青河湟之夏、东南沿海之夏，孰先孰后、孰真孰伪等等命题，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学理念体系。欧洲的国家是指“城邦”，英文国家一词countryside是指城堡和其边缘地带；而中国的“国家”则是指由血缘纽带关系联结起来的辽阔土地上的广大人群。古代中国很重视血缘关系，对自己每一宗支的分布、繁衍和迁徙都尽可能地搞清楚和记载下来，这同时含有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和负责。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古中国文化亦主张“有教无类”，视为兄弟，一视同仁。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到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的人群就不停地向西部的青藏高原、新疆和中亚地区迁徙。这些西部高原上的人群同时又不停地穿过横断山区和河西走廊迁回到中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的故土上。在漫长的时代里，这种迁徙运动是相互的持续不断。于是，在长达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在这辽阔的地域上，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产生了辉煌的中国文明。
汉族是由西羌、北狄、南蛮、东夷四夷少数民族在中原汇聚而形成的。中国的典籍记载中国境内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先祖——－炎黄，有着共同的底层民族文化和底
层原始宗教的源头，中国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可以在汉文古籍中读到自己先祖的上古历史和与汉族共同的渊源关系。汉族是由四夷少数民族共同形成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今天的藏羌各族本身就是汉民族的西部源头。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别传》中第一句话就是“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后来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407一431年）也是这样认为。赫连勃勃说：“朕大禹之后，……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鲜卑人拓拔珪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北魏的皇室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公元557年鲜卑人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帝，建立了北周，宇文泰认为自己是炎帝之后裔。《周书·帝记第一》中说：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系逐展朔野”。鲜卑人慕容皇光曾建立前燕政权（337一370）。《晋书·慕容廆载记》说：“其先有熊氏（黄帝）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早曰东胡”。慕容皇光是慕容族的后裔。其后，这个家族中，慕容垂曾建立后燕（384一407）；慕容泓曾建立西燕（384一394）；慕容德曾建立南燕（394一410）。当然，他们都认为是有熊氏（黄帝）的后裔。鲜卑人拓拔猗卢建立的代国（315－376），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氏人符洪曾建立前秦政权（350－364）。《晋书·符洪载记》曰：“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
以上是历史上汉族和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统治阶级所建立的许多王朝，他们中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黄帝和炎帝的后裔，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是处在“大杂居、小聚居”状态中。
可见，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首先存在着“一元多体”（注：“一元”是指共同的源头）的关系，其次才是费孝通先生指出的“多元一体”的关系。自先秦上溯，中国就一直存在“中国（指中原）”与“四海（指四肢）”是一体的思想。数千年来，“大一统”的思想浸润着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不能按西方的观念把中国“大一统”的思想理解为狭隘的大民族主义和向外征服力，而应理解为中华民族诸疆域向其文明中心所产生的巨大向心力和伟大的回归。
考古学发现，中国的中原地区至少是在八千年以前就穿过新疆和西藏，向中亚、西亚和北欧传播了彩陶制陶术和象形文字。伟大的历史语言学派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指出：“华语实际上是北部的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和芬兰语，以及南部的泰语、马来语、菩提亚语和泰穆尔语的最早的定居地，这些语言起初不稳定，后来才变得固定和传之久远。” 由此可见，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各族（诸夷）人民共同创造的。
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因素，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是比较容易协调和处理好的，这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巨大遗产和共同的民族精神文化财富。汤因比对中国文明很倾慕，他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孕育着人类团结的精神，预示着人类美好的未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看到东部的汉族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有利益分配上的问题。同时，中国的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意识和民族心理素质等。在历史上，大汉族主义也曾欺压过少数民族，而地方民族主义也曾压迫过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因此，造成了相当的民族隔阂。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需要认真去化解，而党和政府也正在这样做。
现代西方民族学理论妄自尊大，对其它国家和民族指指点点，一付真理化身的模样，但由于其先天不足，往往坐井观天，难以理解象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的复杂民族现象，但又缺乏谦逊和科学的态度，硬要把人家的东西削足适履，用自己的狭隘理论框架去解释，结果不是歪曲，就是挑拨别国的民族关系，制造不安定，对此必须予以警告和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