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沫若之《女神》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女神》运用神话题材、诗剧体裁、象征手法、反映现实。其中《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时期，它曾给了广大青年以力量的鼓舞，因为它具有极丰富的思想特色。
首先，爱国主义思想是贯穿《女神》的巨流，那些诗就是在爱国主义激情的冲击下如火山般喷射出来的。诗人热情而狂放，如在《炉中煤》里，他借助燃烧的煤，来比喻自己对祖国“火一样的心肠”，反复咏唱“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这般摸样”，感情十分真挚。诗中还说：“我想我的前身，原来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这就是说从祖国的新生中看到自我新生。这种把自我解放和祖国解放结合起来的愿望，使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迸发出了奇异光彩。另外，《女神》的爱国主义富有战斗感情。对当时军阀的黑暗统治，诗人十分愤恨，在《女神之再生》、《党椂之花》等诗篇中，便对祸国殃民的军阀战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借聂政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抱负：“原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他要用鲜血进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
其次，整部诗集充溢着对封建社会的叛逆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凡是旧现实所要肯定的，他都要否定。在《凤凰涅槃》中，凤凰哀哀切切，口衔香米来把一切连同旧我一起焚毁：“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这种大胆和勇敢的扬弃，正是他的叛逆思想光辉辐射。二是旧现实所要否定的，他都要肯定。《匪徒颂》和《胜利的死》就显示了这一思想光辉。前一首诗中他向全世界上古往今来一切领域中的所有“革命匪徒”三呼万岁。在后一首诗里，他热烈赞颂爱尔兰爱国志士马克司威尼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视死如归的精神。
再者，《女神》还富于乐观主义精神和追求个性解放精神。《女神》虽然大胆否定既成的一切，但却没有给人带来悲观情绪，洋溢在诗中的一股乐观主义的热情。因为诗人是一面讴歌“破坏”，一面又讴歌“创造”。在《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中，他崇拜“太阳”、“火山”、“海洋”等一切自然物象，这是因为它们在诗人心目中都是“力”的象征，既是破坏的动力，也是创造的能量。弥漫在《女神》里的，总有一股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欢悦气氛：“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另外，《女神》中无处不有一个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诗人借助这个自我形象尽情地发泄内心的积愤，高唱反抗战歌，鼓吹个性自由。在《天狗》中，他凭借泛神论思想来极力宣示这一思想情调。在那里，我把“一切的星球吞了”，到后来又自我撕毁爆炸，这就是自我
破坏，自我燃烧，以此来达到解脱获得新生。在这里，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也得到承认。对于长期处于“不把人当作人”的封建统治下，已经习惯于将个人价值泯灭在封建伦理原则之下的中华民族，这无疑是伟大的解放与觉醒。
郭沫若的《女神》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部伟大新诗作，究其原因，除了内容反映彻底创新的“五四”精神外，艺术形式也实现了根本创新，富于陌生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第一，选材立意追求陌生化。《女神》无情诅咒全世界的旧事物，热烈歌颂旧世界的破坏者。如《凤凰涅槃》，作者借助凤凰这一神鸟，让它充当世界历史的见证人，抒发情感。群凤们飞过世界各地后发现，这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同时，《女神》纵情歌唱全世界的山河，颂扬全世界的人民和其他创造者。如《三个泛神论者》，诗人以“我爱”之情为构思线索，将中外三个人物及其事迹联成一体，表达了对全世界一切劳动者的敬意。“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我爱荷兰的斯宾诺莎……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我爱印度的家皮尔……因为我爱他是靠编渔网吃饭的人”。
第二，韵律安排追求陌生化。同韵反复以重申某种情绪，如《鹭鹚》，借鹭鹚飞行踪迹的白描，暗示作者一时不知去向，徘徊不定的情绪。徘徊情绪是低沉的，诗篇即用同音质的鱼韵“去”来反复申诉它。“你自从哪儿飞来？你要向哪儿飞去？”“突然飞下海里，你又飞向空中去。”只追求内在韵律以直写某种情绪，如《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为了喷发彻底破坏和彻底创造的豪情，诗人感到寻求外在的韵语纯属多余，便只以连珠炮式的音尺和诗行，将内心情绪的运动变化如实道出。“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第三，语言运用追求陌生化。诗人大量运用主动句式，以凸显人和生物的主体地位。如《光海》，诗人认为，无限的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以下为了突出欢笑精神的发出者，诗人又不厌其烦地列举道：“海也在笑，山也在笑，太阳也在笑，地球也在笑，我同阿和，我的嫩苗，同在笑中笑。”从铸句角度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突出自然界里人和生物的主体地位，说明在生态系统中，人和生物是地位平等的“家庭成员”。再有，诗人大量运用排比句式，以凸显人和生物的精神品质。《女神》运用排比句式组建诗行，一是整首诗的诗行都由排比句组成，如《晨安》以28个“晨安”领起每一行，向全世界的山川景物和先进人物，一一亲切问候“早上好”。二是一首诗中局部地方用排比句式，其余地方用其他句式，既兼顾其他反映内容，又突出排比句所传达的事物及其特点。如《西湖记游》，先叙述作者在杭州西湖的雷峰塔下，看见一位锄地的老年农民，然后即以局部的排比句式白描他的容貌，抒发对他的爱戴之情。
可见，《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读郭沫若之《女神》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女神》运用神话题材、诗剧体裁、象征手法、反映现实。其中《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时期，它曾给了广大青年以力量的鼓舞，因为它具有极丰富的思想特色。
首先，爱国主义思想是贯穿《女神》的巨流，那些诗就是在爱国主义激情的冲击下如火山般喷射出来的。诗人热情而狂放，如在《炉中煤》里，他借助燃烧的煤，来比喻自己对祖国“火一样的心肠”，反复咏唱“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这般摸样”，感情十分真挚。诗中还说：“我想我的前身，原来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这就是说从祖国的新生中看到自我新生。这种把自我解放和祖国解放结合起来的愿望，使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迸发出了奇异光彩。另外，《女神》的爱国主义富有战斗感情。对当时军阀的黑暗统治，诗人十分愤恨，在《女神之再生》、《党椂之花》等诗篇中，便对祸国殃民的军阀战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借聂政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抱负：“原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他要用鲜血进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
其次，整部诗集充溢着对封建社会的叛逆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凡是旧现实所要肯定的，他都要否定。在《凤凰涅槃》中，凤凰哀哀切切，口衔香米来把一切连同旧我一起焚毁：“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这种大胆和勇敢的扬弃，正是他的叛逆思想光辉辐射。二是旧现实所要否定的，他都要肯定。《匪徒颂》和《胜利的死》就显示了这一思想光辉。前一首诗中他向全世界上古往今来一切领域中的所有“革命匪徒”三呼万岁。在后一首诗里，他热烈赞颂爱尔兰爱国志士马克司威尼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视死如归的精神。
再者，《女神》还富于乐观主义精神和追求个性解放精神。《女神》虽然大胆否定既成的一切，但却没有给人带来悲观情绪，洋溢在诗中的一股乐观主义的热情。因为诗人是一面讴歌“破坏”，一面又讴歌“创造”。在《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中，他崇拜“太阳”、“火山”、“海洋”等一切自然物象，这是因为它们在诗人心目中都是“力”的象征，既是破坏的动力，也是创造的能量。弥漫在《女神》里的，总有一股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欢悦气氛：“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另外，《女神》中无处不有一个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诗人借助这个自我形象尽情地发泄内心的积愤，高唱反抗战歌，鼓吹个性自由。在《天狗》中，他凭借泛神论思想来极力宣示这一思想情调。在那里，我把“一切的星球吞了”，到后来又自我撕毁爆炸，这就是自我
破坏，自我燃烧，以此来达到解脱获得新生。在这里，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也得到承认。对于长期处于“不把人当作人”的封建统治下，已经习惯于将个人价值泯灭在封建伦理原则之下的中华民族，这无疑是伟大的解放与觉醒。
郭沫若的《女神》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部伟大新诗作，究其原因，除了内容反映彻底创新的“五四”精神外，艺术形式也实现了根本创新，富于陌生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第一，选材立意追求陌生化。《女神》无情诅咒全世界的旧事物，热烈歌颂旧世界的破坏者。如《凤凰涅槃》，作者借助凤凰这一神鸟，让它充当世界历史的见证人，抒发情感。群凤们飞过世界各地后发现，这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同时，《女神》纵情歌唱全世界的山河，颂扬全世界的人民和其他创造者。如《三个泛神论者》，诗人以“我爱”之情为构思线索，将中外三个人物及其事迹联成一体，表达了对全世界一切劳动者的敬意。“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我爱荷兰的斯宾诺莎……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我爱印度的家皮尔……因为我爱他是靠编渔网吃饭的人”。
第二，韵律安排追求陌生化。同韵反复以重申某种情绪，如《鹭鹚》，借鹭鹚飞行踪迹的白描，暗示作者一时不知去向，徘徊不定的情绪。徘徊情绪是低沉的，诗篇即用同音质的鱼韵“去”来反复申诉它。“你自从哪儿飞来？你要向哪儿飞去？”“突然飞下海里，你又飞向空中去。”只追求内在韵律以直写某种情绪，如《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为了喷发彻底破坏和彻底创造的豪情，诗人感到寻求外在的韵语纯属多余，便只以连珠炮式的音尺和诗行，将内心情绪的运动变化如实道出。“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第三，语言运用追求陌生化。诗人大量运用主动句式，以凸显人和生物的主体地位。如《光海》，诗人认为，无限的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以下为了突出欢笑精神的发出者，诗人又不厌其烦地列举道：“海也在笑，山也在笑，太阳也在笑，地球也在笑，我同阿和，我的嫩苗，同在笑中笑。”从铸句角度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突出自然界里人和生物的主体地位，说明在生态系统中，人和生物是地位平等的“家庭成员”。再有，诗人大量运用排比句式，以凸显人和生物的精神品质。《女神》运用排比句式组建诗行，一是整首诗的诗行都由排比句组成，如《晨安》以28个“晨安”领起每一行，向全世界的山川景物和先进人物，一一亲切问候“早上好”。二是一首诗中局部地方用排比句式，其余地方用其他句式，既兼顾其他反映内容，又突出排比句所传达的事物及其特点。如《西湖记游》，先叙述作者在杭州西湖的雷峰塔下，看见一位锄地的老年农民，然后即以局部的排比句式白描他的容貌，抒发对他的爱戴之情。
可见，《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