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天下观
——中日文化纵横谈
李冬君
1、我们要反省
问:中日关系是个大话题,很多人都在谈,谈了很多观点,你怎么看?
答:我以为,中日战争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太多,而我们自身对于这场战争却缺乏真正的反省,我们要求侵略者反省,其实我们自身更应该进行反省,因为我们受害更深。
问:当国人都在愤怒声讨时,你强调自我反省,似乎不合时宜。
答:谴责是必要的,但一味的谴责,不过是弱者的叫唤,真正的强者,要自我反省。
战争早已过去,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胜利者。我不反对当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在和平发展的今天,唱这样的进行曲已不合适,我们要用理性面对历史,对日本进行再认识。
2、日本文化里有“两个日本”
问: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环顾东瀛,汉化之深者,无逾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的反而是日本?这是日本后来西化造成的,还是汉化留下的病根?抑或兼而有之?
答:我想,还是兼而有之吧。
日本文化里面,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另一个是“欧化”的日本。这两个日本,在文化里面老打架,而土生土长的日本,在文化方面虽然觉醒,但还没有获得主体性。
日本有过两次文明开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唐化”,为中国唐朝文化所化;“欧化”,为西方文化所化。
唐朝是中国武力强盛时期,文化除了有尚武的精神,还有扩张性,“唐化”的日本,自然也就得了这样的文化基因。近代欧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文化也极具扩张性。
这两种文化的扩张性,在日本文化里膨胀起来,使“小日本”承载了过分沉重的“大和魂”。
3、“唐化”的日本
问: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唐化”的日本吗?
答:可以。日本第一次文明开化是“唐化”,由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开了先河,宪法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显然受了儒家思想影响;第二条是“敬崇佛教”,这两条都是倡导中国文化,第三条才是“服从天皇”,可见当时天皇的权威还不行,需要借助中国文化的影响。
问:派遣唐使也是从圣德太子开始吧?
答:是的。不过,那时唐朝还没有建立,应该叫做“遣隋使”才对,但日本人认同唐朝,所以统称为遣唐使。他四次遣使访隋,带来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问候。后来,又派留学生、留学僧赴隋,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天皇”称号。
问:日本“大化改新”是由遣唐使来推动的吧?
是的。太子死了以后,“和为贵”行不通,皇室发动了一次政变,由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策划,灭了飞扬跋扈的外戚权贵苏我氏,刚好遣唐使陆续回国,他们就用遣唐使,推行中央集权的“大化改新”,从制度上进行“唐化”,官制、兵制、田制、户籍制、赋役制都“唐化”——中央集权了。
问:一旦天皇集权了,日本就要对外扩张,对吧?
答:对。中央集权后,日本国力有所增强,又出兵朝鲜半岛,干预朝鲜三国纷争的局面,结果与唐朝发生冲突。唐朝支持新罗,日本扶植百济,百济联合高句丽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于是,唐朝出兵灭了百济,学生跟老师也打了一仗,结果一战而溃,退回国内,遣唐使从此中断。
后来中大兄皇子继位,为天智天皇。他死后,弟弟与他儿子之间又发生战争,儿子兵败而死,弟弟争得了皇位。不久,恢复了遣唐使,日本“唐化”,经历了约一个世纪。
4、“唐化”的国家神话
问:“唐化”在文化方面有什么成就和影响?
答:日本最早的古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就是“唐化”的产物。
在这两本书中,日本民族的神话,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理念,而且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大凡倡导国粹,弘扬民族精神,都要回到这两本书,以之为文化根、民族魂。
问:这方面,你能举一个现代学者的例子吗?
答:可以。二战期间,日本哲学界出了一个人物,名叫高山岩男,他1905年生于日本山形县,这一年,正值日俄战争,他把这场战争,当做世界史的转折点,日本命运的新起点,而他应运而生。
他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寻找土生土长的日本精神,结果找到了国家神话。
在《文化类型学》一书中,他写道:我们从“记纪”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日本的神话既不是自然神话,也不是文化神话,而是国家神话。因为日本的神话故事,多讲建国的由来、皇室的起源、国家的发展等,自然神话和文化神话,都从属于国家神话。
他认为,以国家神话为根柢的日本文化,经过“唐化”和“欧化”后,已经成为“世界的世界”文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早已过时,西方文化也正在衰落,惟有国家神话推动日本崛起。
问:结果呢?战争的结局自不必说了,国家神话也成了画饼充饥。值得一问的是,日本的哲学在此失足,是否出于一个历史的误会,将国家神话当做了日本文化的本体?
答:其实日本古代国家在“唐化”中形成,国家神话当然也就“唐化”了。
5、从《古事记》谈起
问:国家神话的编撰也从圣德太子开始吗?
答:可以这么说。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曾致力于国史和国家神话的编撰工作,编成《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这些书在大化政变时,都被烧毁了。
后来,天武天皇派人诵习“先记旧辞”,到了元明天皇和铜五年,由安万侣用汉文笔录成书,共三卷,上卷从天地开辟至神武天皇诞生,中卷从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下卷从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
这就是《古事纪》了,从圣德太子到天明天皇,前后花了约一百来年的时间,在书写方式、编撰体例以及思想方法上,都明显地“唐化”了,有些神话、传说可能就来源于中国,还有不少语句是从中国典籍里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的,其序文部分则完全仿照唐初长孙无忌的《进五经正义表》。
其时,日本本土文化尚处于“率民以事神”的“神化”阶段,一切新的制度文物,都要经过“神化”处理才具有普世性,例如,中央集权经过“神化”处理后,就变成了“神皇一体”的王权神话;而《周易》里的以阴阳为本的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其原理在《古事记》中,却以神话故事表现出来。
然而“唐化”,却要推动日本文化进入“圣化”阶段,因为从中国输入的典章制度,都是“圣化”的产物,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与它配套。日本文化的“圣化”,在《古事记》里也表现出来,如以“德”为本的“圣帝合一”的观念,显然是接受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
问:据说,日本文化对于儒家思想并未全盘接受,甚至对于孔子也有保留。
答: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从“神化”到“圣化”是以革命来完成的,其历史性的标志就是“汤武革命”,圣德太子接受儒教时没有接受革命观,因此,在日本文化中,“神化”与“圣化”不是前后相替,而是双轨并行,神道与儒教互补。对于孔子周游列国,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到了明治时代,一些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福泽渝吉等,将保留捅破了,指出孔子不忠,从此打开儒教的缺口,推动“欧化”。
问:你说的“神化”、“圣化”是新的提法,能否解释一下?
答:这是另一个问题,而且说来话长,有兴趣可以看我的另一本书《孔子圣化和儒者革命》。
6、“唐化”的转折
问:日本是在盛唐的压力下“唐化”?
答:日本败出朝鲜半岛,输得心服口服,虽然暂停了遣唐使,可不久便已恢复。唐朝的战略重心在西域,那里有丝绸之路,财源滚滚,而日本是个穷国,连货币都没有,唐朝没有给它施压。
问:日本何时开始有了货币?
答:据说,天武天皇造了“富本钱”,此为发端。后来,诸侯献铜,朝廷改元,年号“和铜”,并仿唐币造“和同开珎”钱,前后造了12种钱,为“本朝十二钱”。
问:钱是通货,做流通用的,有了钱,才会有真正的商业文明,以物易物还是自然经济,对吗?
答:是这样的。当时,以物易物还是日本主要的交换方式,钱出现以后,便取而代之了。恰好唐商滚滚而来,钱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本来,唐朝的商道在西域,唐朝强盛时,西域一片繁荣,可“安史之乱”一起,唐朝自顾不暇,势力退出西域,丝绸之路便荒芜了,这反而给了日本一个商业机会。
问: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唐朝衰落了,日本才兴起吗?
答:陆上丝绸之路停了,但贸易不能停,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来。陆上丝绸之路,日本很难分一杯羹,可海上丝绸之路,日本为终端,原来陆路属于朝鲜的位置,在海路被日本取代了。
问:日本就这样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里来了,这给了它更为宽阔的文化视野,对吗?
答:主要是大唐的衰落,给了日本反思中国文化的机会,那个如日中天的唐朝衰落了,还要盲目追随吗?这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张“欧化”的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失望。
问:日本文化的转折,是一点一滴潜移默化的吧?
答:奈良朝,对唐朝文化无限推崇,可到了平安朝就有些挑剔了,挑剔是从日常的装饰意识开始的。例如,奈良时代的“花食鸟”,花和鸟都是理想化的,被赋予了道德观念,这是唐风。可平安时代的花食鸟,则变成了自然主义的完全写实的花和鸟,其装饰纹样,表现了近于自然原型的纹章风。
后来,才慢慢地从观念上根本转变,出现了“神道为根本,儒教为枝叶,佛教为花实”的观念,从花鸟意识到神道观念,花了很长的时间,自以为找到了文化的根,其实是个误会,因为在《古事记》里,神话是日本的,而神道则是“唐化”的,如果还要追究,我们就会发现,连神话也是混合的。
从历史上看,神道的核心天皇,多半像汉献帝那样,被曹操那样的权臣挟持着,没有多少尊严,被杀死的不少,被废掉的不少,出家做和尚的也不少,所谓忠君不过是谎言。
---见后续载《南方周末》
走出天下观
——中日文化纵横谈
李冬君
1、我们要反省
问:中日关系是个大话题,很多人都在谈,谈了很多观点,你怎么看?
答:我以为,中日战争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太多,而我们自身对于这场战争却缺乏真正的反省,我们要求侵略者反省,其实我们自身更应该进行反省,因为我们受害更深。
问:当国人都在愤怒声讨时,你强调自我反省,似乎不合时宜。
答:谴责是必要的,但一味的谴责,不过是弱者的叫唤,真正的强者,要自我反省。
战争早已过去,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胜利者。我不反对当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在和平发展的今天,唱这样的进行曲已不合适,我们要用理性面对历史,对日本进行再认识。
2、日本文化里有“两个日本”
问: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环顾东瀛,汉化之深者,无逾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的反而是日本?这是日本后来西化造成的,还是汉化留下的病根?抑或兼而有之?
答:我想,还是兼而有之吧。
日本文化里面,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另一个是“欧化”的日本。这两个日本,在文化里面老打架,而土生土长的日本,在文化方面虽然觉醒,但还没有获得主体性。
日本有过两次文明开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唐化”,为中国唐朝文化所化;“欧化”,为西方文化所化。
唐朝是中国武力强盛时期,文化除了有尚武的精神,还有扩张性,“唐化”的日本,自然也就得了这样的文化基因。近代欧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文化也极具扩张性。
这两种文化的扩张性,在日本文化里膨胀起来,使“小日本”承载了过分沉重的“大和魂”。
3、“唐化”的日本
问: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唐化”的日本吗?
答:可以。日本第一次文明开化是“唐化”,由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开了先河,宪法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显然受了儒家思想影响;第二条是“敬崇佛教”,这两条都是倡导中国文化,第三条才是“服从天皇”,可见当时天皇的权威还不行,需要借助中国文化的影响。
问:派遣唐使也是从圣德太子开始吧?
答:是的。不过,那时唐朝还没有建立,应该叫做“遣隋使”才对,但日本人认同唐朝,所以统称为遣唐使。他四次遣使访隋,带来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问候。后来,又派留学生、留学僧赴隋,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天皇”称号。
问:日本“大化改新”是由遣唐使来推动的吧?
是的。太子死了以后,“和为贵”行不通,皇室发动了一次政变,由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策划,灭了飞扬跋扈的外戚权贵苏我氏,刚好遣唐使陆续回国,他们就用遣唐使,推行中央集权的“大化改新”,从制度上进行“唐化”,官制、兵制、田制、户籍制、赋役制都“唐化”——中央集权了。
问:一旦天皇集权了,日本就要对外扩张,对吧?
答:对。中央集权后,日本国力有所增强,又出兵朝鲜半岛,干预朝鲜三国纷争的局面,结果与唐朝发生冲突。唐朝支持新罗,日本扶植百济,百济联合高句丽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于是,唐朝出兵灭了百济,学生跟老师也打了一仗,结果一战而溃,退回国内,遣唐使从此中断。
后来中大兄皇子继位,为天智天皇。他死后,弟弟与他儿子之间又发生战争,儿子兵败而死,弟弟争得了皇位。不久,恢复了遣唐使,日本“唐化”,经历了约一个世纪。
4、“唐化”的国家神话
问:“唐化”在文化方面有什么成就和影响?
答:日本最早的古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就是“唐化”的产物。
在这两本书中,日本民族的神话,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理念,而且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大凡倡导国粹,弘扬民族精神,都要回到这两本书,以之为文化根、民族魂。
问:这方面,你能举一个现代学者的例子吗?
答:可以。二战期间,日本哲学界出了一个人物,名叫高山岩男,他1905年生于日本山形县,这一年,正值日俄战争,他把这场战争,当做世界史的转折点,日本命运的新起点,而他应运而生。
他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寻找土生土长的日本精神,结果找到了国家神话。
在《文化类型学》一书中,他写道:我们从“记纪”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日本的神话既不是自然神话,也不是文化神话,而是国家神话。因为日本的神话故事,多讲建国的由来、皇室的起源、国家的发展等,自然神话和文化神话,都从属于国家神话。
他认为,以国家神话为根柢的日本文化,经过“唐化”和“欧化”后,已经成为“世界的世界”文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早已过时,西方文化也正在衰落,惟有国家神话推动日本崛起。
问:结果呢?战争的结局自不必说了,国家神话也成了画饼充饥。值得一问的是,日本的哲学在此失足,是否出于一个历史的误会,将国家神话当做了日本文化的本体?
答:其实日本古代国家在“唐化”中形成,国家神话当然也就“唐化”了。
5、从《古事记》谈起
问:国家神话的编撰也从圣德太子开始吗?
答:可以这么说。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曾致力于国史和国家神话的编撰工作,编成《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这些书在大化政变时,都被烧毁了。
后来,天武天皇派人诵习“先记旧辞”,到了元明天皇和铜五年,由安万侣用汉文笔录成书,共三卷,上卷从天地开辟至神武天皇诞生,中卷从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下卷从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
这就是《古事纪》了,从圣德太子到天明天皇,前后花了约一百来年的时间,在书写方式、编撰体例以及思想方法上,都明显地“唐化”了,有些神话、传说可能就来源于中国,还有不少语句是从中国典籍里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的,其序文部分则完全仿照唐初长孙无忌的《进五经正义表》。
其时,日本本土文化尚处于“率民以事神”的“神化”阶段,一切新的制度文物,都要经过“神化”处理才具有普世性,例如,中央集权经过“神化”处理后,就变成了“神皇一体”的王权神话;而《周易》里的以阴阳为本的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其原理在《古事记》中,却以神话故事表现出来。
然而“唐化”,却要推动日本文化进入“圣化”阶段,因为从中国输入的典章制度,都是“圣化”的产物,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与它配套。日本文化的“圣化”,在《古事记》里也表现出来,如以“德”为本的“圣帝合一”的观念,显然是接受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
问:据说,日本文化对于儒家思想并未全盘接受,甚至对于孔子也有保留。
答: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从“神化”到“圣化”是以革命来完成的,其历史性的标志就是“汤武革命”,圣德太子接受儒教时没有接受革命观,因此,在日本文化中,“神化”与“圣化”不是前后相替,而是双轨并行,神道与儒教互补。对于孔子周游列国,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到了明治时代,一些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福泽渝吉等,将保留捅破了,指出孔子不忠,从此打开儒教的缺口,推动“欧化”。
问:你说的“神化”、“圣化”是新的提法,能否解释一下?
答:这是另一个问题,而且说来话长,有兴趣可以看我的另一本书《孔子圣化和儒者革命》。
6、“唐化”的转折
问:日本是在盛唐的压力下“唐化”?
答:日本败出朝鲜半岛,输得心服口服,虽然暂停了遣唐使,可不久便已恢复。唐朝的战略重心在西域,那里有丝绸之路,财源滚滚,而日本是个穷国,连货币都没有,唐朝没有给它施压。
问:日本何时开始有了货币?
答:据说,天武天皇造了“富本钱”,此为发端。后来,诸侯献铜,朝廷改元,年号“和铜”,并仿唐币造“和同开珎”钱,前后造了12种钱,为“本朝十二钱”。
问:钱是通货,做流通用的,有了钱,才会有真正的商业文明,以物易物还是自然经济,对吗?
答:是这样的。当时,以物易物还是日本主要的交换方式,钱出现以后,便取而代之了。恰好唐商滚滚而来,钱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本来,唐朝的商道在西域,唐朝强盛时,西域一片繁荣,可“安史之乱”一起,唐朝自顾不暇,势力退出西域,丝绸之路便荒芜了,这反而给了日本一个商业机会。
问: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唐朝衰落了,日本才兴起吗?
答:陆上丝绸之路停了,但贸易不能停,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来。陆上丝绸之路,日本很难分一杯羹,可海上丝绸之路,日本为终端,原来陆路属于朝鲜的位置,在海路被日本取代了。
问:日本就这样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里来了,这给了它更为宽阔的文化视野,对吗?
答:主要是大唐的衰落,给了日本反思中国文化的机会,那个如日中天的唐朝衰落了,还要盲目追随吗?这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张“欧化”的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失望。
问:日本文化的转折,是一点一滴潜移默化的吧?
答:奈良朝,对唐朝文化无限推崇,可到了平安朝就有些挑剔了,挑剔是从日常的装饰意识开始的。例如,奈良时代的“花食鸟”,花和鸟都是理想化的,被赋予了道德观念,这是唐风。可平安时代的花食鸟,则变成了自然主义的完全写实的花和鸟,其装饰纹样,表现了近于自然原型的纹章风。
后来,才慢慢地从观念上根本转变,出现了“神道为根本,儒教为枝叶,佛教为花实”的观念,从花鸟意识到神道观念,花了很长的时间,自以为找到了文化的根,其实是个误会,因为在《古事记》里,神话是日本的,而神道则是“唐化”的,如果还要追究,我们就会发现,连神话也是混合的。
从历史上看,神道的核心天皇,多半像汉献帝那样,被曹操那样的权臣挟持着,没有多少尊严,被杀死的不少,被废掉的不少,出家做和尚的也不少,所谓忠君不过是谎言。
---见后续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