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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喇嘛旗的设置
宝贵贞 ( 2009-05-07) 来源： 中国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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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曾经在蒙古族地区一些地方实行局部的政教合一统治，即设置喇嘛旗以加强对蒙古族地区的控制。本文以内蒙古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为个案，就喇嘛旗设立的原因、建制、管理方式、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说明喇嘛旗的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
［关键词］清政府；格鲁派；喇嘛旗；宗教政策
［中图分类号］D633．0=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6）03－0060－05
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与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
明代晚期（北元俺答汗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①（注：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俗称喇嘛教，明末至清代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又被俗称为黄教，为了规范起见，本文中沿用藏侍佛教汶一提法。）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并迅速在蒙古社会中蔓延。至17世纪上半叶，黄教成为蒙古全民族信奉的宗教，其势力已深入漠南、漠北和漠西等广大蒙古地区。明末清初的战乱使漠南蒙古地区黄教一度衰落。清朝前期，清政府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特别予以倡导和保护，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的优礼，黄教地位日崇，影响渐大，迅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寺庙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仅漠南地区即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喇嘛数十万人。可谓“寺庙林立，僧众遍布”。其次，黄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及各种尊贵名号和职衔，他们在寺院内甚至还拥有行政司法等权力，并参与蒙旗政治事务，成一时之盛，前所未有。
清代黄教在蒙古地区走向全盛的突出标志，就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胡图克图系统的形成。黄教的活佛系统始于西藏，16世纪在西藏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为了保证黄教的顺利传播，防止寺院财产的外流，蒙古地区客观上也需要自己的活佛转世系统，需要自己的宗教领袖。1614年，应喀尔喀蒙古汗王之邀，西藏觉囊派僧人多罗那他来到库伦传教，被尊之为“哲布尊丹巴”。他于1634年去世，恰好1635年土谢图汗生有一子，即被指认为多罗那他转世，是为哲布尊丹巴一世。哲布尊丹巴一世后入藏学法，1649年改宗格鲁派。清康熙三十年受封为呼图克图大喇嘛，管理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事务。蒙古人又称之为“温都尔格根”。1691年，多伦会盟时，清廷正式承认了哲布尊丹巴在喀尔喀（漠北）蒙古的宗教领袖地位。章嘉呼图克图系统在漠南蒙古的地位则完全是由清政府确立的。当看到哲布尊丹巴活佛正在走向一个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的领袖位置时，清廷一方面有意扶植章嘉活佛系统以分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作为蒙古地区黄教领袖的特权，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漠北政教权力移至蒙古大臣、再由蒙古大臣移至满蒙大臣、最后集中到满洲大臣之手，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活佛的世俗权力。对活佛转世则由蒙古人改为藏族人，以彻底清除任何形成政教一体势力的可能性。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迅猛发展固然有众多原因，但根本原因却在于清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即联络蒙藏并抑制回汉。早在努尔哈赤时期，针对“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的特点，即开始推行笼络和优待藏传佛教的政策，对其继承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皇太极即位后，将尊崇藏传佛教视为“驭藩工具”，继续笼络之策，对前来归附的上层喇嘛，优礼有加。顺治时期曾多次派专使入藏，敦请达赖喇嘛前来内地，世祖诏书中坦言：“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然而，利用宗教统治蒙古这一政治策略最有利的实施者，当推康熙帝。有两件大事不能不提，其一是通过兴建多伦汇宗寺确立了章嘉活佛统领内蒙古宗教的领袖地位，形成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此后历代章嘉活佛都受到清政府的特殊礼遇；其二是康熙帝亲自降旨，组织蒙古喇嘛高僧大德将林丹汗时期编就的蒙文《甘珠尔》经抄本，做了仔细校勘后在北京刊行。雍正和乾隆等后世帝王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出于“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统治目的，清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相当完备。概括起来主要包括：（1）推行等级制度，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形式，封赏名号，如呼图克图、诺们汗等，优越喇嘛的特殊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僧侣贵族。据有关史料，清廷所封的呼图克图分4个等级有55位之多。（2）在喇嘛徒众比较集中的地区或重要宗教领袖所在地区设立喇嘛旗，授予宗教上层人物与世俗王公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确认其封建特权。（3）经济上予以扶持，赏赐丰厚，广建寺院。清朝前期，政府曾多次拨款兴建寺庙，如多伦的汇宗寺、善因寺、兴源寺等等。（4）设立理藩院，规范并强化宗教管理。其中，设置喇嘛旗，授予宗教上层人物与世俗王公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确认其封建特权，在局部地方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无疑是清朝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喇嘛旗设置的原因
提到喇嘛旗的设置，还得从清代以来在蒙古地区实行的盟旗制度说起。盟旗制度是清王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特殊行政制度。清初，根据“众建以分其势”的分而治之原则，把蒙古地区分成了许多互不统属的旗。旗是基本军事、行政单位，同时也是清朝皇帝赐给旗内各级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旗是经过编组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任命札萨克形成的。一般称札萨克旗，此外还有总管旗和喇嘛旗，直接受清政府的控制。会盟则是蒙古地区自明代即已形成的传统，遇有重要事情，必采取若干部落或兀鲁思（清代为旗）会盟协商解决，清代以后定为惯例。盟旗制度的形成，成为清政府对蒙古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保证。
为了扩大喇嘛教的政治影响，提高喇嘛教上层人物的政治地位，清政府授予蒙古地区喇嘛教一些首领人物与世俗封建主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理藩院则例》规定：“喇嘛之辖众者，令治其事如札萨克”。为此，凡喇嘛徒众比较集中的地区或重要宗教领袖所在地区，清政府于1667年批准一些大喇嘛或大寺庙的领地，建制喇嘛旗。清代在蒙古地区总共设有7个喇嘛旗，即：内蒙古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喀尔喀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旗、札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旗、青苏珠克图诺们旗、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旗和青海的察汗诺们罕旗。其中5个在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一个在青海，一个是内蒙古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喇嘛旗是建立在大寺庙领地上的特殊旗，喇嘛旗的地位与政治权利，同札萨克旗平等，规定喇嘛札萨克享有特殊的权力，除了军事事务外，所有宗教事务及领地内的行政、民事、税收、经济等事务，都由寺庙札萨克大喇嘛全权处理，因此，锡勒图库伦不是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而是由清朝统治者划定的宗教领地；统治者不是蒙古王公，而是由清政府直接委派的达喇嘛，实行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另外，库伦曾经是内喀尔喀部的牧地，没有土著居民，在设置喇嘛旗以后，清政府命漠南蒙古各地派遣一批批牧民到此定居，成为喇嘛旗的属民，所以，库伦旗与其他蒙古札萨克旗不同，没有台吉等世袭王公贵族。
三、喇嘛旗的建制与沿草
内蒙古东部的锡勒图库伦旗历史上就是一个完全实行了政教合一制度的喇嘛旗，其政治机构和管理方式都不同于一般札萨克旗。本文以锡勒图库伦旗为个案，说明喇嘛旗的建制、管理等相关问题。“锡勒图”是蒙古语法座的意思，锡勒图喇嘛是仅次于呼图克图、葛根的职务，掌握政教两权，是宗教上的教主和行政上的首领。一般是在没有呼图克图、葛根的寺庙设此职务，全权管理本寺庙的政教事务。由于锡勒图库伦喇嘛旗是特别设置的喇嘛旗，而库伦旗主庙兴源寺又没有转世葛根（活佛），而把最高位喇嘛称之为锡勒图喇嘛，即锡勒图库伦旗札萨克喇嘛，故库伦旗亦称锡勒图库伦旗。所以，库伦旗的锡勒图达喇嘛就是全旗的最高领导，负责管理全旗的政教事务。
库伦旗在清代曾先后建起了大小30余座寺庙，其中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有库伦三大寺之称。始建于1649年的兴源寺是锡勒图库伦旗的主庙，也是宗教活动中心；建于1670年的象教寺是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的执政中心，这里既是寺庙，又是衙门，是政治活动中心；福缘寺是库伦旗财务机构所在地，负责管理全旗交租纳税等事务。该寺的创建人阿旺札米扬是锡勒图库伦旗第十二世札萨克达喇嘛，在历任札萨克喇嘛中他是惟一被清廷赐予“呼图克图”称号的人。另有吉祥天女庙，建于1655年（顺治十二），由当时锡勒图库伦旗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班第达诺们汗西札布衮如克主持建造。据说该寺供奉的吉祥天女画像是当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送给西札布衮如克的，是他的护法神，当吉祥天女庙建成后，吉祥天女画像即作为锡勒图库伦旗的主神供奉。该庙虽然规模不大，却因为供奉着库伦旗主神而地位很高。每逢正月初一，札萨克达喇嘛等全体喇嘛印务处官员，均需前来叩拜吉祥天女庙。
有清一代，锡勒图库伦旗札萨克喇嘛均由理藩院直接任免。从1667—1931年这200多年间，库伦喇嘛旗共经23任札萨克达喇嘛。锡勒图库伦旗札萨克喇嘛旗第一任札萨克达喇嘛名希力布，原籍青海安多地方的藏族萨木鲁家族。于17世纪初到蒙古东部地区传教，由于他在巴林、喀喇沁等地传教影响大，声望高，被尊称为曼珠锡礼呼图克图。17世纪20年代，新兴的满洲首领皇太极，为了同蒙古族“联络感情”，发挥宗教的特殊作用，邀请内蒙古地区的一批宗教上层人物到盛京，并给予很高的礼遇。当时曼珠锡礼呼图克图就在被邀之列。1632年前后，希力布喇嘛来到现在的库伦旗一带传教。1634年，应希力布喇嘛的请求，皇太极准许他定居库伦，划定其宗教活动的领地，称曼珠锡礼库伦。又命蒙古诸部各派遣若干喇嘛到库伦驻庙颂经，规定每年从国库拨银1000两为香火费用。1636年，希力布喇嘛去世后，皇太极赐给希力布喇嘛的弟弟囊素喇嘛为“锡勒图达尔汗却尔吉”封号，继承希力布喇嘛的席位，锡勒图库伦由此得名。1646年，清廷委任盛京实胜寺喇嘛西布扎昆如克为锡勒图库伦掌印达喇嘛，并赐札萨克印玺，统领政教。从此锡勒图库伦基本上确立了政教合一制度。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主持建造了主寺兴源寺及供奉锡勒图库伦主神的吉祥天女庙（罕王庙）。清廷再次调入一批喇嘛驻锡勒图库伦庙。库伦旗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很受清廷赏识，曾被召至北京为顺治皇帝和他的母亲孝庄文皇太后讲经说法。在北京主持建造黄寺等，被授予“班第达诺门汗”封号，又参与迎送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礼仪活动。从此，巩固和提高了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合一制度的地位。雍正七年（1729年），《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五十八明确规定：“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缺出，应将墨尔根绰尔济之孙补放或于徒众内择其才堪胜任者保送到理藩院补放。”这一定例一直沿用到第二十一任札萨克达喇嘛，因此，库伦札萨克达喇嘛，除了第三、第五、第二十二、第二十三世外，均由青海省安多地方（今乐都县）的藏族墨尔根绰尔济家族的喇嘛担任。①（注：参见《库伦旗文史资料》［C］，第四辑，《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第17页。）法位继承采取的是委任制，实际上依然是世袭制，所不同的只是因为喇嘛无嫡系子孙而不得不改由旁系子孙继承。他们直接对清朝政府负责，在清政府所准许的范围内行使其职权。
四、喇嘛旗的管理模式
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作为实行了政教合一制度的札萨克旗，其统治机构和官职设置，适于政教合一制度的实际，同其他札萨克喇嘛旗有所不同。《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五十六规定：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俗称喇嘛王），由理藩院直接任免，兼行政长官与宗教领袖于一身。其下设辅佐管理政教事务的札萨克喇嘛、掌管全旗政务的德木齐、博什格和主要掌管寺庙事务的格斯贵等各级官职。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的喇嘛印务处（俗称喇嘛王府）和掌印札萨克喇嘛的驻地均设在象教寺，称之为“上仓”，是决定和办理全旗重要政务和教务的地方。
喇嘛旗的设置决定了喇嘛旗的权力。喇嘛旗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喇嘛印务处，由札萨克达喇嘛每逢初一、十五定期举行两次例会，决定全旗重要政教事务。遇到特殊情况，则举行特别会议。在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喇嘛札萨克管理全旗行政、财政、税收、民事、诉讼等事务。札萨克达喇嘛的权力包括：
首先，管理全旗旗民和哈里雅特的行政、财政、税收、民事、诉讼等事务。
其次，管理全旗财政和税收。清代中期，库伦喇嘛旗是内蒙古东部地区惟一开放的重要商业集散地，大小店铺林立，商业税收是当时的重要财政来源。
第三，管理寺庙和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喇嘛札萨克旗，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以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为中心，先后建起了15座寺庙，成为规模很大的寺庙群。清政府还对喇嘛旗规定了特别的优待政策，即库伦旗的喇嘛定额为1000人，发放1000个度牒，按喇嘛人数发放银赏和口粮，每年发给白银1000两，羊1000只，米1000斛。历史上库伦曾有过“一千喇嘛之库伦”的称谓，当然这一数字是指整个库伦地区而言。库伦旗札萨克还规定，牧民人家若有三个儿子，必须有一人出家当喇嘛，每逢牛、蛇、鸡年，进行一次普查登记，凡出家当喇嘛者，生活有保障，且不负担各种差役和赋税。寺庙拥有量的哈里雅特税户、喇嘛、所属土地、草场、房屋等财产，其政务、教务全由札萨克喇嘛直接管理。
第四，管理民团。库伦旗本来没有驻军，也不设地方武装，晚清时期它屡遭匪祸，开始组建民团，民团是维护社会治安的组织，由札萨克达喇嘛统一管理。
第五，管理民事、诉讼案件。因为库伦旗是政教合一的喇嘛旗，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由札萨克喇嘛自行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库伦喇嘛旗的喇嘛受戒后可以回俗家居住，参加生产劳动，继承家业，甚至可以娶妻生子。对此，当地喇嘛们的解释是：锡勒图库伦的主神、山水神均为女性，所以本旗喇嘛可以与女人接触。事实上，这种世俗化现象与政教合一的制度有关。由于喇嘛旗中喇嘛具有其他地方喇嘛不可能有的社会地位，致使他们权力过大，可以随心所欲，同王公贵族一样享受世俗生活，竟然无视宗教的清规戒律。当然，这一现象是到清朝中期以后逐渐出现的。
这种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31年3月，蒙藏委员会呈报南京国民政府核准，南京政府行政院于1931年3月29日公布了《卓索图盟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分治办法》五条，取消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合一制度，札萨克达喇嘛改任旗札萨克，废除了自康熙年间即已实行的喇嘛旗政教合一制度。
五、结语
纵观有清一代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的政策，总是在扶持藏传佛教的旗帜下，行安定统治之实，以众多优待怀柔政策达到控制、限制之目的。无论是札萨克达喇嘛的任命、各级官职的设置，还是不同于一般札萨克旗的管理方式，这一切都说明喇嘛旗的设置不过是清王朝通过扶持藏传佛教进而控制蒙古地区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以蒙古部落为屏藩”的战略构想的一个环节而已。清人所著《啸亭杂录》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国家宠信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借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篱。”当然，如果说清代诸位帝王对佛教的态度纯粹是出于政治需要，似乎也不够客观。事实上，清朝诸帝的一些活动，也表现了他们对佛教的崇敬。从顺治、康熙到雍正、乾隆都曾多次到五台山拈香礼佛，建道场，祈求万寿无疆等等。但是，笔者认为，相对于统治者的政治策略而言，这些不过是问题的次要方面而已。
［主要参考文献］
1、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库伦旗文史资料》［C］第四辑（即《锡勒图库伦喇嘛旗》），2002年；
3、乔吉：《内蒙古寺庙》［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
4、苏鲁格、那木斯来：《简明内蒙古佛教史》［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
5、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6、张践、齐经轩：《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作者简介］宝贵贞，女，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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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喇嘛旗的设置
宝贵贞 ( 2009-05-07) 来源： 中国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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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曾经在蒙古族地区一些地方实行局部的政教合一统治，即设置喇嘛旗以加强对蒙古族地区的控制。本文以内蒙古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为个案，就喇嘛旗设立的原因、建制、管理方式、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说明喇嘛旗的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
［关键词］清政府；格鲁派；喇嘛旗；宗教政策
［中图分类号］D633．0=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6）03－0060－05
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与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
明代晚期（北元俺答汗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①（注：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俗称喇嘛教，明末至清代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又被俗称为黄教，为了规范起见，本文中沿用藏侍佛教汶一提法。）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并迅速在蒙古社会中蔓延。至17世纪上半叶，黄教成为蒙古全民族信奉的宗教，其势力已深入漠南、漠北和漠西等广大蒙古地区。明末清初的战乱使漠南蒙古地区黄教一度衰落。清朝前期，清政府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特别予以倡导和保护，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的优礼，黄教地位日崇，影响渐大，迅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寺庙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仅漠南地区即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喇嘛数十万人。可谓“寺庙林立，僧众遍布”。其次，黄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及各种尊贵名号和职衔，他们在寺院内甚至还拥有行政司法等权力，并参与蒙旗政治事务，成一时之盛，前所未有。
清代黄教在蒙古地区走向全盛的突出标志，就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胡图克图系统的形成。黄教的活佛系统始于西藏，16世纪在西藏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为了保证黄教的顺利传播，防止寺院财产的外流，蒙古地区客观上也需要自己的活佛转世系统，需要自己的宗教领袖。1614年，应喀尔喀蒙古汗王之邀，西藏觉囊派僧人多罗那他来到库伦传教，被尊之为“哲布尊丹巴”。他于1634年去世，恰好1635年土谢图汗生有一子，即被指认为多罗那他转世，是为哲布尊丹巴一世。哲布尊丹巴一世后入藏学法，1649年改宗格鲁派。清康熙三十年受封为呼图克图大喇嘛，管理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事务。蒙古人又称之为“温都尔格根”。1691年，多伦会盟时，清廷正式承认了哲布尊丹巴在喀尔喀（漠北）蒙古的宗教领袖地位。章嘉呼图克图系统在漠南蒙古的地位则完全是由清政府确立的。当看到哲布尊丹巴活佛正在走向一个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的领袖位置时，清廷一方面有意扶植章嘉活佛系统以分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作为蒙古地区黄教领袖的特权，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漠北政教权力移至蒙古大臣、再由蒙古大臣移至满蒙大臣、最后集中到满洲大臣之手，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活佛的世俗权力。对活佛转世则由蒙古人改为藏族人，以彻底清除任何形成政教一体势力的可能性。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迅猛发展固然有众多原因，但根本原因却在于清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即联络蒙藏并抑制回汉。早在努尔哈赤时期，针对“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的特点，即开始推行笼络和优待藏传佛教的政策，对其继承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皇太极即位后，将尊崇藏传佛教视为“驭藩工具”，继续笼络之策，对前来归附的上层喇嘛，优礼有加。顺治时期曾多次派专使入藏，敦请达赖喇嘛前来内地，世祖诏书中坦言：“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然而，利用宗教统治蒙古这一政治策略最有利的实施者，当推康熙帝。有两件大事不能不提，其一是通过兴建多伦汇宗寺确立了章嘉活佛统领内蒙古宗教的领袖地位，形成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此后历代章嘉活佛都受到清政府的特殊礼遇；其二是康熙帝亲自降旨，组织蒙古喇嘛高僧大德将林丹汗时期编就的蒙文《甘珠尔》经抄本，做了仔细校勘后在北京刊行。雍正和乾隆等后世帝王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出于“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统治目的，清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相当完备。概括起来主要包括：（1）推行等级制度，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形式，封赏名号，如呼图克图、诺们汗等，优越喇嘛的特殊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僧侣贵族。据有关史料，清廷所封的呼图克图分4个等级有55位之多。（2）在喇嘛徒众比较集中的地区或重要宗教领袖所在地区设立喇嘛旗，授予宗教上层人物与世俗王公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确认其封建特权。（3）经济上予以扶持，赏赐丰厚，广建寺院。清朝前期，政府曾多次拨款兴建寺庙，如多伦的汇宗寺、善因寺、兴源寺等等。（4）设立理藩院，规范并强化宗教管理。其中，设置喇嘛旗，授予宗教上层人物与世俗王公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确认其封建特权，在局部地方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无疑是清朝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喇嘛旗设置的原因
提到喇嘛旗的设置，还得从清代以来在蒙古地区实行的盟旗制度说起。盟旗制度是清王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特殊行政制度。清初，根据“众建以分其势”的分而治之原则，把蒙古地区分成了许多互不统属的旗。旗是基本军事、行政单位，同时也是清朝皇帝赐给旗内各级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旗是经过编组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任命札萨克形成的。一般称札萨克旗，此外还有总管旗和喇嘛旗，直接受清政府的控制。会盟则是蒙古地区自明代即已形成的传统，遇有重要事情，必采取若干部落或兀鲁思（清代为旗）会盟协商解决，清代以后定为惯例。盟旗制度的形成，成为清政府对蒙古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保证。
为了扩大喇嘛教的政治影响，提高喇嘛教上层人物的政治地位，清政府授予蒙古地区喇嘛教一些首领人物与世俗封建主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理藩院则例》规定：“喇嘛之辖众者，令治其事如札萨克”。为此，凡喇嘛徒众比较集中的地区或重要宗教领袖所在地区，清政府于1667年批准一些大喇嘛或大寺庙的领地，建制喇嘛旗。清代在蒙古地区总共设有7个喇嘛旗，即：内蒙古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喀尔喀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旗、札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旗、青苏珠克图诺们旗、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旗和青海的察汗诺们罕旗。其中5个在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一个在青海，一个是内蒙古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喇嘛旗是建立在大寺庙领地上的特殊旗，喇嘛旗的地位与政治权利，同札萨克旗平等，规定喇嘛札萨克享有特殊的权力，除了军事事务外，所有宗教事务及领地内的行政、民事、税收、经济等事务，都由寺庙札萨克大喇嘛全权处理，因此，锡勒图库伦不是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而是由清朝统治者划定的宗教领地；统治者不是蒙古王公，而是由清政府直接委派的达喇嘛，实行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另外，库伦曾经是内喀尔喀部的牧地，没有土著居民，在设置喇嘛旗以后，清政府命漠南蒙古各地派遣一批批牧民到此定居，成为喇嘛旗的属民，所以，库伦旗与其他蒙古札萨克旗不同，没有台吉等世袭王公贵族。
三、喇嘛旗的建制与沿草
内蒙古东部的锡勒图库伦旗历史上就是一个完全实行了政教合一制度的喇嘛旗，其政治机构和管理方式都不同于一般札萨克旗。本文以锡勒图库伦旗为个案，说明喇嘛旗的建制、管理等相关问题。“锡勒图”是蒙古语法座的意思，锡勒图喇嘛是仅次于呼图克图、葛根的职务，掌握政教两权，是宗教上的教主和行政上的首领。一般是在没有呼图克图、葛根的寺庙设此职务，全权管理本寺庙的政教事务。由于锡勒图库伦喇嘛旗是特别设置的喇嘛旗，而库伦旗主庙兴源寺又没有转世葛根（活佛），而把最高位喇嘛称之为锡勒图喇嘛，即锡勒图库伦旗札萨克喇嘛，故库伦旗亦称锡勒图库伦旗。所以，库伦旗的锡勒图达喇嘛就是全旗的最高领导，负责管理全旗的政教事务。
库伦旗在清代曾先后建起了大小30余座寺庙，其中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有库伦三大寺之称。始建于1649年的兴源寺是锡勒图库伦旗的主庙，也是宗教活动中心；建于1670年的象教寺是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的执政中心，这里既是寺庙，又是衙门，是政治活动中心；福缘寺是库伦旗财务机构所在地，负责管理全旗交租纳税等事务。该寺的创建人阿旺札米扬是锡勒图库伦旗第十二世札萨克达喇嘛，在历任札萨克喇嘛中他是惟一被清廷赐予“呼图克图”称号的人。另有吉祥天女庙，建于1655年（顺治十二），由当时锡勒图库伦旗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班第达诺们汗西札布衮如克主持建造。据说该寺供奉的吉祥天女画像是当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送给西札布衮如克的，是他的护法神，当吉祥天女庙建成后，吉祥天女画像即作为锡勒图库伦旗的主神供奉。该庙虽然规模不大，却因为供奉着库伦旗主神而地位很高。每逢正月初一，札萨克达喇嘛等全体喇嘛印务处官员，均需前来叩拜吉祥天女庙。
有清一代，锡勒图库伦旗札萨克喇嘛均由理藩院直接任免。从1667—1931年这200多年间，库伦喇嘛旗共经23任札萨克达喇嘛。锡勒图库伦旗札萨克喇嘛旗第一任札萨克达喇嘛名希力布，原籍青海安多地方的藏族萨木鲁家族。于17世纪初到蒙古东部地区传教，由于他在巴林、喀喇沁等地传教影响大，声望高，被尊称为曼珠锡礼呼图克图。17世纪20年代，新兴的满洲首领皇太极，为了同蒙古族“联络感情”，发挥宗教的特殊作用，邀请内蒙古地区的一批宗教上层人物到盛京，并给予很高的礼遇。当时曼珠锡礼呼图克图就在被邀之列。1632年前后，希力布喇嘛来到现在的库伦旗一带传教。1634年，应希力布喇嘛的请求，皇太极准许他定居库伦，划定其宗教活动的领地，称曼珠锡礼库伦。又命蒙古诸部各派遣若干喇嘛到库伦驻庙颂经，规定每年从国库拨银1000两为香火费用。1636年，希力布喇嘛去世后，皇太极赐给希力布喇嘛的弟弟囊素喇嘛为“锡勒图达尔汗却尔吉”封号，继承希力布喇嘛的席位，锡勒图库伦由此得名。1646年，清廷委任盛京实胜寺喇嘛西布扎昆如克为锡勒图库伦掌印达喇嘛，并赐札萨克印玺，统领政教。从此锡勒图库伦基本上确立了政教合一制度。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主持建造了主寺兴源寺及供奉锡勒图库伦主神的吉祥天女庙（罕王庙）。清廷再次调入一批喇嘛驻锡勒图库伦庙。库伦旗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很受清廷赏识，曾被召至北京为顺治皇帝和他的母亲孝庄文皇太后讲经说法。在北京主持建造黄寺等，被授予“班第达诺门汗”封号，又参与迎送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礼仪活动。从此，巩固和提高了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合一制度的地位。雍正七年（1729年），《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五十八明确规定：“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缺出，应将墨尔根绰尔济之孙补放或于徒众内择其才堪胜任者保送到理藩院补放。”这一定例一直沿用到第二十一任札萨克达喇嘛，因此，库伦札萨克达喇嘛，除了第三、第五、第二十二、第二十三世外，均由青海省安多地方（今乐都县）的藏族墨尔根绰尔济家族的喇嘛担任。①（注：参见《库伦旗文史资料》［C］，第四辑，《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第17页。）法位继承采取的是委任制，实际上依然是世袭制，所不同的只是因为喇嘛无嫡系子孙而不得不改由旁系子孙继承。他们直接对清朝政府负责，在清政府所准许的范围内行使其职权。
四、喇嘛旗的管理模式
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作为实行了政教合一制度的札萨克旗，其统治机构和官职设置，适于政教合一制度的实际，同其他札萨克喇嘛旗有所不同。《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五十六规定：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俗称喇嘛王），由理藩院直接任免，兼行政长官与宗教领袖于一身。其下设辅佐管理政教事务的札萨克喇嘛、掌管全旗政务的德木齐、博什格和主要掌管寺庙事务的格斯贵等各级官职。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的喇嘛印务处（俗称喇嘛王府）和掌印札萨克喇嘛的驻地均设在象教寺，称之为“上仓”，是决定和办理全旗重要政务和教务的地方。
喇嘛旗的设置决定了喇嘛旗的权力。喇嘛旗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喇嘛印务处，由札萨克达喇嘛每逢初一、十五定期举行两次例会，决定全旗重要政教事务。遇到特殊情况，则举行特别会议。在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喇嘛札萨克管理全旗行政、财政、税收、民事、诉讼等事务。札萨克达喇嘛的权力包括：
首先，管理全旗旗民和哈里雅特的行政、财政、税收、民事、诉讼等事务。
其次，管理全旗财政和税收。清代中期，库伦喇嘛旗是内蒙古东部地区惟一开放的重要商业集散地，大小店铺林立，商业税收是当时的重要财政来源。
第三，管理寺庙和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喇嘛札萨克旗，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以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为中心，先后建起了15座寺庙，成为规模很大的寺庙群。清政府还对喇嘛旗规定了特别的优待政策，即库伦旗的喇嘛定额为1000人，发放1000个度牒，按喇嘛人数发放银赏和口粮，每年发给白银1000两，羊1000只，米1000斛。历史上库伦曾有过“一千喇嘛之库伦”的称谓，当然这一数字是指整个库伦地区而言。库伦旗札萨克还规定，牧民人家若有三个儿子，必须有一人出家当喇嘛，每逢牛、蛇、鸡年，进行一次普查登记，凡出家当喇嘛者，生活有保障，且不负担各种差役和赋税。寺庙拥有量的哈里雅特税户、喇嘛、所属土地、草场、房屋等财产，其政务、教务全由札萨克喇嘛直接管理。
第四，管理民团。库伦旗本来没有驻军，也不设地方武装，晚清时期它屡遭匪祸，开始组建民团，民团是维护社会治安的组织，由札萨克达喇嘛统一管理。
第五，管理民事、诉讼案件。因为库伦旗是政教合一的喇嘛旗，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由札萨克喇嘛自行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库伦喇嘛旗的喇嘛受戒后可以回俗家居住，参加生产劳动，继承家业，甚至可以娶妻生子。对此，当地喇嘛们的解释是：锡勒图库伦的主神、山水神均为女性，所以本旗喇嘛可以与女人接触。事实上，这种世俗化现象与政教合一的制度有关。由于喇嘛旗中喇嘛具有其他地方喇嘛不可能有的社会地位，致使他们权力过大，可以随心所欲，同王公贵族一样享受世俗生活，竟然无视宗教的清规戒律。当然，这一现象是到清朝中期以后逐渐出现的。
这种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31年3月，蒙藏委员会呈报南京国民政府核准，南京政府行政院于1931年3月29日公布了《卓索图盟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分治办法》五条，取消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合一制度，札萨克达喇嘛改任旗札萨克，废除了自康熙年间即已实行的喇嘛旗政教合一制度。
五、结语
纵观有清一代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的政策，总是在扶持藏传佛教的旗帜下，行安定统治之实，以众多优待怀柔政策达到控制、限制之目的。无论是札萨克达喇嘛的任命、各级官职的设置，还是不同于一般札萨克旗的管理方式，这一切都说明喇嘛旗的设置不过是清王朝通过扶持藏传佛教进而控制蒙古地区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以蒙古部落为屏藩”的战略构想的一个环节而已。清人所著《啸亭杂录》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国家宠信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借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篱。”当然，如果说清代诸位帝王对佛教的态度纯粹是出于政治需要，似乎也不够客观。事实上，清朝诸帝的一些活动，也表现了他们对佛教的崇敬。从顺治、康熙到雍正、乾隆都曾多次到五台山拈香礼佛，建道场，祈求万寿无疆等等。但是，笔者认为，相对于统治者的政治策略而言，这些不过是问题的次要方面而已。
［主要参考文献］
1、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库伦旗文史资料》［C］第四辑（即《锡勒图库伦喇嘛旗》），2002年；
3、乔吉：《内蒙古寺庙》［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
4、苏鲁格、那木斯来：《简明内蒙古佛教史》［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
5、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6、张践、齐经轩：《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作者简介］宝贵贞，女，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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