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涅在考察了法国革命史之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要想使一项革新和平地实现，它必须是无人反对的；否则就会爆发战争，就会蔓延革命，因为革新带来的新鲜空气使全国人民都要起来进行誓死捍卫。米涅的结论也就是说，法国的大革命是由改革引起的，没有对旧制度的改革就没有这场血腥革命，而有改革就必然会有反对，有反对就会激发革命的暴力冲动，于是革命者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杀人，也为了自己的理论而杀人。革命洪流席之处，道德、人道、人民福祉，世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他们用作进行屠杀的理由，用来保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暴力革命所到之处就是文明的终结，所有的社会基础也会连根拔掉，革命要求把一切文明的积累推到重来。
其实这样的革命图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俄国革命成为我们效仿的师爷，一直是指导另一场革命的理论核心与成功典范，二十世纪的远东才沉浸在暴力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文明社会为这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革命又吃掉了自己的儿女。要知道，革命者在革命中的动力是巨大的，一是来自热爱自己的理想，想把心中的蓝图在一夜之间实现，于是穷尽各种暴力手段妄图改造社会、改造人性。一是在革命中焕发出的权力统治欲望，只有在革命中，权力的果实才显得伸手可得，权力的宝座不再遥不可及。革命确实让人增长改天换地的野心，有看得见的皇帝轮流做的可能。无论是哪一种革命的动力，其过程都必然伴随着暴力的滥用，因为革命者认为为了“公意”可以放火、杀人，可以采用一切手段。雅各宾派的圣茹斯特毫不遮掩地说：“敢干，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江青深得毛泽东的真传，也曾对叶群说，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消灭反对你的人。因此，暴力革命不仅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同样也把平民百姓送进革命发动的绞肉机。
由于暴力革命造成的红色恐怖，对于革命的警惕和防范才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避免暴力革命已成为大变革时代的严肃话题。当一项社会制度已经不能为人们提供福利，制度本身的邪恶正在承担全部罪责之时，变革的要求和力量已不是传统的镇压方式能够控制的。但是，在旧制度之上维护式的改革极易酿成彻底革命，托克维尔也曾得出如此的结论。辛亥革命也恰恰发生在清王朝推行改革之际，而并非在它的残酷统治时期。但也并不是说，一味拒绝社会变革就会避免一场革命，拒绝的结果可能导致更大的暴力反抗。拒绝变革有可能把暴力革命的时间提前，或者使革命升级。
革命并非来自什么思想力量的发动，革命是社会矛盾积压到一个临界点之时自然发生的，因此，也并不是说只因推进改革才会爆发革命。改革只不过是给人们提供一个替代现行体制的幻象。之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还是爆发了革命，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改革的前提与目的。如果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去修改错误，只能加固错误的前提本身，改革的目的也会成为对于错误前提巩固的目的。如果改革的目的不是把自由归还给人民，而只是为了修补体制的漏洞，借此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那么，一场革命的席卷并不遥远。
其实，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并不是它们因为推动改革而放松了社会控制的原因，而是它们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抱残守缺，以至于失去了宝贵的机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他们对于和平转型机会的失去有多么可惜，革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如同与人民拔河，当你的力量拔不过民众的权利觉醒和自由要求之时，最好的结局是放弃参赛。这样的结果，双方都没有耗散力量，减少了双方的损失，也减少了仇恨的培养。如果一味要与人民决一死战，其结果已经可想而知。当人们付出了代价赢得了胜利之后，一定会以复仇之举来弥补代价的损失。这种情况下，双方不管是谁，胜利越彻底，造成的仇恨越深。胜利的同时，还会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种子，形成三千年不变之局的恶性循环。
现代文明已经让人们知道，自由是属于大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无缘无故地限制他人的自由。今天的人们需要的已经不再是信誓旦旦的理想承诺，因此，改革的幻象已经无法安抚人们渴望天赋自由的内心。人们看到了一味的空头许诺已经是在为罪恶拖延时间，理想已经无法等得太久。刘瑜说，给理想一点儿时间。这本是警告暴力革命者的，她说的等待有建立在良性制度构建基础之上的理由，像是等待一个健康的婴儿慢慢长大。如果等待的前提是一只有病的狗，要让我们给它点儿时间，让它变成人，虽然主人说已经在用最好的药品为其治疗，那么，这种等待肯定会转换成对狗的抛弃。
没有人天生就喜欢革命，倒是有人天生愿意活在等待中，因此，有些制度才得以活得很长。但是，任何等待都有一定的临界，就像再有耐心的人也无法永远守护一个空头约会。当所有的等待和期盼转化为改革幻象之时，历史的链条会突然中断，革命总是以它出人意料的方式，在出人意料的时间发生。这种情势之下，任何对于革命的镇压都会扩大革命。对于革命越是全力围剿，反而越容易使革命获得成功。就像清末对于革命党的镇压，反而让立宪派也站在革命者一边。革命运动一旦开始，它所散发的魅力还会给人们提供无穷的想象空间，远非暴力机器能够弹压。
问题是现在的变革已无退路。关于变革已在形成普遍共识，包括朝野双方。这里可能存在各自不同的目的，但要求变革有着行动的一致性。别以为体制内的力量都是旧制度的保守者，也不像陈永苗先生所说的“体制内的改革力量等于零蛋”。革命之中，这些人表现出来的往往更极端、顽强，直到精力耗尽。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在三千年待变之际就头顶了万枚炸弹，随时有倾泻的可能。既然变革已无可避免，那么，寻求最小的社会成本来支持这场变革才是现实的，才是关乎个体生命的。除此之外，任何高蹈的理想和拖延都会酿成不可想象的灾难。对于旧制度的斗争既已开始，必定是新制度的胜利。历史又常常以它难以抗拒的规律滚滚而来，碾碎执意要阻挡它的人，一些伟大的人物恰恰是在顺应历史之势之时出现的。
权力通吃与权力分肥是梁山体制的设立合法性，看得见的打家劫舍只不过是普通的生存手段，梁山体制的任何修补无助于山下百姓的利益。善良的人们总是寄希望于分肥体制的健康，以此来抑制可能到来的社会革命，从而减少社会震荡。政治实践中，无论是左派的激进还是右派的温和都没有脱离几千年未变之梁山情结，往往还未招安，就开始摇尾。于是只能加强梁山原罪的重复，其结果并不是放松了对山下的控制，而是越强大越需要山下资源的供给。这种经验已经在俄国革命中和辛亥革命前得到验证，中国的“三十年”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生长在知识分子心中的意淫。在旧体制的前提下对于体制的修补其结果更有利于体制内权力的集中，权力又能极大地强化掌权者的支配能力，然后把权力赋予的支配力等同于自己的中兴才能，以至于形成权力中心权势欲望的再度膨胀，并继续滥用权力。因此，大背景之下的任何修补式改革只是个时间拖延问题，并不能把革命的因素全部就地杀死，只是把革命的冲动暂时转移成对于变革的期待。但是这种幻象很快会戳破人们的心理预期，风暴还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到来。这时候人们已经明白，任何没有制度限制的政府行为都是靠不住的，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关在笼子里权力。因此，休谟才大声疾呼：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经过了二十世纪巨大灾难的人们已经普遍警惕暴力革命的发生，人们发现满腔热血投入的革命并未给自己换来当年的理想，只是实现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但是，警惕并不意味着彻底排除，革命是一团沉睡的火种，随时即有唤醒的可能。今天的时代，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宪政已经深入人心，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不是一种文化改造或建设能够替代。世界范围内，摒弃了暴力和血腥的民主制转型在不断改写人类的历史经验，南非、缅甸及其众多国家的民主转型给人类文明刷新了期待和希望。看来，人类完全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制度选择，人类理性在文明选择中会不断摒弃自私和野蛮。这种和平转型之中，妥协的技术手段不会把政治对手赶尽杀绝，和平转型还会尽力使历史达成谅解，从而使权力的转移在程序范围内和平过渡。
任何社会制度的设立都不能离开保障公民自由这一重要目的，民主与公平是实现自由的重要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离开了捍卫自由这一目的的制度改革根本无法实施民主，没有自由与民主内涵的制度更无法进入法治的良性范畴。政府的积极自由会挤压公民消极自由的空间，保障公民自由是抽象权利的任务。因此，放开社会，还自由予人民是制度变革的诚意所在，否则，只能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动。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革命来看，革命远非是几个公知能够呐喊成功的，而是社会矛盾积压的结果。这也是斯考波尔所发现的革命规律：“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制造的。”如果朝野共识的社会公正得不到保证，人们的自由与权利继续被践踏，那么，和平转型的时间可能留给了革命。任何可怕的结果并不是随着某种意愿就能消失，也并不是刀枪挥舞之后大地就会呈现一片安宁。人类在突破理性的界限之时往往进行了成本算计，当生命已经变成生存的成本之后，理性的选择会偏向一种突围。在既得权力挑战人们的权利底线、权力分肥转化成个人灾难的今天，人们已经知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为什么受到了长期剥夺。
黄万盛讲：“革命不是原罪”。他举例说：哈佛的罗尔斯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一次，罗尔斯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的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讲得虽然很好，我也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一下子怔住了，他说，让我想一想，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深思了十分钟后，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案：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说法是给理想一点儿时间。有人把此偷换成给改革一点儿时间。要知道，个体生命的时间是有限度的，谁能给个体生命延长点儿时间？每一个人都不愿把自由与权利的拥有寄托在生命消失之后，自由与权利的价值前提是生命的存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像一首歌中的那个“小薇”，相信终有一天那人带她飞到天上去，给她“摘下星一颗”。我们要那星星干什么，只需要在阳光下自由地呼吸就够了。
2012年8月25日
米涅在考察了法国革命史之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要想使一项革新和平地实现，它必须是无人反对的；否则就会爆发战争，就会蔓延革命，因为革新带来的新鲜空气使全国人民都要起来进行誓死捍卫。米涅的结论也就是说，法国的大革命是由改革引起的，没有对旧制度的改革就没有这场血腥革命，而有改革就必然会有反对，有反对就会激发革命的暴力冲动，于是革命者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杀人，也为了自己的理论而杀人。革命洪流席之处，道德、人道、人民福祉，世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他们用作进行屠杀的理由，用来保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暴力革命所到之处就是文明的终结，所有的社会基础也会连根拔掉，革命要求把一切文明的积累推到重来。
其实这样的革命图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俄国革命成为我们效仿的师爷，一直是指导另一场革命的理论核心与成功典范，二十世纪的远东才沉浸在暴力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文明社会为这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革命又吃掉了自己的儿女。要知道，革命者在革命中的动力是巨大的，一是来自热爱自己的理想，想把心中的蓝图在一夜之间实现，于是穷尽各种暴力手段妄图改造社会、改造人性。一是在革命中焕发出的权力统治欲望，只有在革命中，权力的果实才显得伸手可得，权力的宝座不再遥不可及。革命确实让人增长改天换地的野心，有看得见的皇帝轮流做的可能。无论是哪一种革命的动力，其过程都必然伴随着暴力的滥用，因为革命者认为为了“公意”可以放火、杀人，可以采用一切手段。雅各宾派的圣茹斯特毫不遮掩地说：“敢干，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江青深得毛泽东的真传，也曾对叶群说，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消灭反对你的人。因此，暴力革命不仅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同样也把平民百姓送进革命发动的绞肉机。
由于暴力革命造成的红色恐怖，对于革命的警惕和防范才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避免暴力革命已成为大变革时代的严肃话题。当一项社会制度已经不能为人们提供福利，制度本身的邪恶正在承担全部罪责之时，变革的要求和力量已不是传统的镇压方式能够控制的。但是，在旧制度之上维护式的改革极易酿成彻底革命，托克维尔也曾得出如此的结论。辛亥革命也恰恰发生在清王朝推行改革之际，而并非在它的残酷统治时期。但也并不是说，一味拒绝社会变革就会避免一场革命，拒绝的结果可能导致更大的暴力反抗。拒绝变革有可能把暴力革命的时间提前，或者使革命升级。
革命并非来自什么思想力量的发动，革命是社会矛盾积压到一个临界点之时自然发生的，因此，也并不是说只因推进改革才会爆发革命。改革只不过是给人们提供一个替代现行体制的幻象。之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还是爆发了革命，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改革的前提与目的。如果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去修改错误，只能加固错误的前提本身，改革的目的也会成为对于错误前提巩固的目的。如果改革的目的不是把自由归还给人民，而只是为了修补体制的漏洞，借此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那么，一场革命的席卷并不遥远。
其实，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并不是它们因为推动改革而放松了社会控制的原因，而是它们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抱残守缺，以至于失去了宝贵的机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他们对于和平转型机会的失去有多么可惜，革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如同与人民拔河，当你的力量拔不过民众的权利觉醒和自由要求之时，最好的结局是放弃参赛。这样的结果，双方都没有耗散力量，减少了双方的损失，也减少了仇恨的培养。如果一味要与人民决一死战，其结果已经可想而知。当人们付出了代价赢得了胜利之后，一定会以复仇之举来弥补代价的损失。这种情况下，双方不管是谁，胜利越彻底，造成的仇恨越深。胜利的同时，还会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种子，形成三千年不变之局的恶性循环。
现代文明已经让人们知道，自由是属于大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无缘无故地限制他人的自由。今天的人们需要的已经不再是信誓旦旦的理想承诺，因此，改革的幻象已经无法安抚人们渴望天赋自由的内心。人们看到了一味的空头许诺已经是在为罪恶拖延时间，理想已经无法等得太久。刘瑜说，给理想一点儿时间。这本是警告暴力革命者的，她说的等待有建立在良性制度构建基础之上的理由，像是等待一个健康的婴儿慢慢长大。如果等待的前提是一只有病的狗，要让我们给它点儿时间，让它变成人，虽然主人说已经在用最好的药品为其治疗，那么，这种等待肯定会转换成对狗的抛弃。
没有人天生就喜欢革命，倒是有人天生愿意活在等待中，因此，有些制度才得以活得很长。但是，任何等待都有一定的临界，就像再有耐心的人也无法永远守护一个空头约会。当所有的等待和期盼转化为改革幻象之时，历史的链条会突然中断，革命总是以它出人意料的方式，在出人意料的时间发生。这种情势之下，任何对于革命的镇压都会扩大革命。对于革命越是全力围剿，反而越容易使革命获得成功。就像清末对于革命党的镇压，反而让立宪派也站在革命者一边。革命运动一旦开始，它所散发的魅力还会给人们提供无穷的想象空间，远非暴力机器能够弹压。
问题是现在的变革已无退路。关于变革已在形成普遍共识，包括朝野双方。这里可能存在各自不同的目的，但要求变革有着行动的一致性。别以为体制内的力量都是旧制度的保守者，也不像陈永苗先生所说的“体制内的改革力量等于零蛋”。革命之中，这些人表现出来的往往更极端、顽强，直到精力耗尽。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在三千年待变之际就头顶了万枚炸弹，随时有倾泻的可能。既然变革已无可避免，那么，寻求最小的社会成本来支持这场变革才是现实的，才是关乎个体生命的。除此之外，任何高蹈的理想和拖延都会酿成不可想象的灾难。对于旧制度的斗争既已开始，必定是新制度的胜利。历史又常常以它难以抗拒的规律滚滚而来，碾碎执意要阻挡它的人，一些伟大的人物恰恰是在顺应历史之势之时出现的。
权力通吃与权力分肥是梁山体制的设立合法性，看得见的打家劫舍只不过是普通的生存手段，梁山体制的任何修补无助于山下百姓的利益。善良的人们总是寄希望于分肥体制的健康，以此来抑制可能到来的社会革命，从而减少社会震荡。政治实践中，无论是左派的激进还是右派的温和都没有脱离几千年未变之梁山情结，往往还未招安，就开始摇尾。于是只能加强梁山原罪的重复，其结果并不是放松了对山下的控制，而是越强大越需要山下资源的供给。这种经验已经在俄国革命中和辛亥革命前得到验证，中国的“三十年”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生长在知识分子心中的意淫。在旧体制的前提下对于体制的修补其结果更有利于体制内权力的集中，权力又能极大地强化掌权者的支配能力，然后把权力赋予的支配力等同于自己的中兴才能，以至于形成权力中心权势欲望的再度膨胀，并继续滥用权力。因此，大背景之下的任何修补式改革只是个时间拖延问题，并不能把革命的因素全部就地杀死，只是把革命的冲动暂时转移成对于变革的期待。但是这种幻象很快会戳破人们的心理预期，风暴还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到来。这时候人们已经明白，任何没有制度限制的政府行为都是靠不住的，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关在笼子里权力。因此，休谟才大声疾呼：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经过了二十世纪巨大灾难的人们已经普遍警惕暴力革命的发生，人们发现满腔热血投入的革命并未给自己换来当年的理想，只是实现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但是，警惕并不意味着彻底排除，革命是一团沉睡的火种，随时即有唤醒的可能。今天的时代，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宪政已经深入人心，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不是一种文化改造或建设能够替代。世界范围内，摒弃了暴力和血腥的民主制转型在不断改写人类的历史经验，南非、缅甸及其众多国家的民主转型给人类文明刷新了期待和希望。看来，人类完全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制度选择，人类理性在文明选择中会不断摒弃自私和野蛮。这种和平转型之中，妥协的技术手段不会把政治对手赶尽杀绝，和平转型还会尽力使历史达成谅解，从而使权力的转移在程序范围内和平过渡。
任何社会制度的设立都不能离开保障公民自由这一重要目的，民主与公平是实现自由的重要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离开了捍卫自由这一目的的制度改革根本无法实施民主，没有自由与民主内涵的制度更无法进入法治的良性范畴。政府的积极自由会挤压公民消极自由的空间，保障公民自由是抽象权利的任务。因此，放开社会，还自由予人民是制度变革的诚意所在，否则，只能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动。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革命来看，革命远非是几个公知能够呐喊成功的，而是社会矛盾积压的结果。这也是斯考波尔所发现的革命规律：“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制造的。”如果朝野共识的社会公正得不到保证，人们的自由与权利继续被践踏，那么，和平转型的时间可能留给了革命。任何可怕的结果并不是随着某种意愿就能消失，也并不是刀枪挥舞之后大地就会呈现一片安宁。人类在突破理性的界限之时往往进行了成本算计，当生命已经变成生存的成本之后，理性的选择会偏向一种突围。在既得权力挑战人们的权利底线、权力分肥转化成个人灾难的今天，人们已经知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为什么受到了长期剥夺。
黄万盛讲：“革命不是原罪”。他举例说：哈佛的罗尔斯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一次，罗尔斯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的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讲得虽然很好，我也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一下子怔住了，他说，让我想一想，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深思了十分钟后，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案：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说法是给理想一点儿时间。有人把此偷换成给改革一点儿时间。要知道，个体生命的时间是有限度的，谁能给个体生命延长点儿时间？每一个人都不愿把自由与权利的拥有寄托在生命消失之后，自由与权利的价值前提是生命的存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像一首歌中的那个“小薇”，相信终有一天那人带她飞到天上去，给她“摘下星一颗”。我们要那星星干什么，只需要在阳光下自由地呼吸就够了。
2012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