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江苏南通海门常乐镇。1885年中举，1894年中状元，曾授三品衔。清王朝被推翻后，担任过工商总长等职。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为晚清状元，张謇拥有升官发财的“天梯”。然而，当他目睹列强入侵，国家积弱积贫时，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张謇共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他践行“父实业、母教育”的主张，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曾经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田舍郎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识字不多，祖父是个文盲。不过，随着家境的好转，张謇兄弟五人得以读书，他排行第四，成绩最好。
张謇从小胸怀大志。5岁时，塾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便写出“人骑白马门前过”的上联，让学生对下联。张謇的三哥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别的学生也对得不怎么样。就在先生摇头的当儿，能够熟背《千字文》的张謇奶声奶气地对道：“我踏金鳌海上来！”
尽管张謇聪颖，但是他的科举之路洒满艰辛。主要是他的家庭出身：从隋唐到晚清，科举制度在选拔众多官吏的同时，已经弊端丛生。晚清规定，家中三代没有文士隶名于州县学官为生员的，被称为“冷籍”，应试时会受到刁难。也就是说，科举对世代“白丁”的农民子弟有着严格的限制。张謇是农民的后代，应试时定会遇到关山阻隔。
为了顺利应试，经老师宋琛的安排，张謇认了江苏如皋县一张姓举人为“本家”，张謇成了那家的孩子，名“张育才”。同治八年（1869年），16岁的张謇（张育才）果然考中秀才。
张謇冒名注籍，“移民”科考，如愿以偿，皆大欢喜。然而，那位如皋的张姓“本家”却向张謇的父亲张彭年索酬。张父忠厚老实，尽力酬谢了他们三年。然而，那个姓张的欲壑难填，后来见张謇家“孝敬”渐少，居然告上公堂，要官府革除张謇的“功名”！
“冒名注籍”，从勒索到诉讼近五年，使张家中经济陷入困顿，而张謇的学业也受到了影响。幸亏通州（南通）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等人怜士惜才，援助张謇，才为他消除了如皋控案；又通过张謇陈情申述，回籍南通，并通过院试，才于同治十二年成为南通秀才。
“祸兮福所倚”。孙云锦等人也由此看上张謇。当孙云锦调任江宁（南京）发审局后，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邀请张謇到他的单位从事公文写抄工作。从此，张謇开始了旅幕生涯。尽管可以赚钱糊口，但张謇的身份还是“田舍郎”。
状元公
孙云锦、彭久余等人对张謇的抬爱，令张謇工作兢兢业业。这年冬天，他返回故里“洞房花烛”，马上就回到江宁的工作岗位上。张謇的学识和敬业精神，令许多官员请他作幕僚，他因此于1882年随军奔赴朝鲜。
在朝鲜，张謇“理画前敌军事”的能力和他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的雄文，使得朝鲜方面要以“宾师”的待遇挽留他！在国内，李鸿章等大臣也要推荐他到朝中当官，但张謇谢绝了，他要回国，他要走“金榜题名”的从政道路。
“大器先须小折磨”。科举制度对于张謇的折磨可不小：他从16岁录取秀才起，在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先后参加了五次举人考试，可是都没有考取。有人将张謇老师宋璞斋的旧话重提，断言他考不取。宋璞斋曾经当着张謇说：“如果一千人考试，取了九百九十九人，那一个没被录取的，就是你！”
宋璞斋老师这话要是别人听到，早就心灰意冷。张謇却用“九百九十九”为座右铭警示自己，他愈挫愈奋！
从朝鲜回国的春节，一个富有的朋友设家宴为张謇接风。张謇穿一件旧长布衫赴宴。到了朋友的家门口，一条大狗扑向他，将他的长布衫撕下了一大片！
富家朋友听到门外喧闹，忙命家人打狗，又向张謇赔不是，还要人去寻新袍呈献张謇。张謇将被狗撕下的那片布抚抚，笑着说：“狗是代表主人迎客哩！”
主人听了，骂自己和狗都是“桀犬吠尧”。张謇笑道：“兄台称恶狗为‘犬’，这是给了我一个好的兆头。我这一片破布的‘片’，加上你这‘犬’，正好是个‘状’字；今天一元复始之日取其‘元’，二者相加，岂不是在迎我‘状元’？”
张謇的话，虽是自我解嘲，却显示了气度，又能窥到胸怀。
从朝鲜回国的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的张謇终于在顺天府的乡试（俗称北闱）中，高中第二名举人，实际上是南方各省的第一名，称为“南元”！
按封建科举制度，张謇要出人头地，还得参加“会试”。尽管他满腹才华，也显露了治国安邦的能力，但他在34岁、37岁、38岁、40岁的四次“会试”中，又是名落孙山。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才取中第60名贡士。
功夫不负有心人，春风得意马蹄疾。在四月二十四日的殿试中，张謇得中一甲第一名（俗称状元）！当时，名臣翁同龢特意在光绪面前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使得张謇在光绪心中有了印象！
张謇历经26年的拼搏，终于蟾宫折桂大魁天下，到达了科举取仕制度的峰巅，时年42岁，可谓“暮登天子堂”！
三品官
新科状元张謇，有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阅历。他出道晚，起点却高。
光绪八年（1882年）张謇随军助朝平叛时，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北韩善后六策》等公文和政论文章，既有政治家的犀利眼光，又具反抗侵略、壮我国威的气魄；光绪十三年（1887年）协助官员治河救灾时，他拟订的《疏塞大纲》，同样受到朝野好评。
李鸿章曾经动议提拔张謇，张謇也将他作为前辈尊敬。然而1895年甲午战败，李鸿章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新科状元”张謇上疏痛斥李鸿章，请求清廷“另简重臣，以战求和”。
光绪帝的老师、有着总理级别的翁同龢，更是赏识张謇。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也在抨击代表慈禧主和的李鸿章。由于政见相近，张謇很快就成为“翁门”的决策人物。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公车上书”，却让张謇加深了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好感。因此，他在1895年10月，加入了康、梁设在上海的“强学会”。
袁世凯和张謇在1876年（光绪二年）曾是“战友”。政界军界，张謇都有“关系”。所以在不长的时间，他的官衔也从六品擢升到三品！
张謇在多年的幕僚生涯中，看到了国家确实需要变革。但他没有孙中山的激进，也没有康有为的固执，他成为了立宪运动的领袖。
1910年前后，张謇发动了国会请愿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倾颓。宣统1912年颁布的“退位诏书”，就是出于张謇之手。
这道“诏书”，既彰显革命大势不可阻挡，又体现民心所向；名义上对皇室退位进行褒奖，其实表现了“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是一篇难得的华章！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张謇担任过实业总长、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等职。然而，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复辟帝制，使得在他麾下担任“总长”的张謇、梁启超们愤然辞职，自行“择业”。
1885年，张謇中举；1889年，梁启超、蔡元培中举；1893年，康有为中举。在经过政治风浪后，梁启超选择了治学，蔡元培选择了教育，康有为依旧保皇，而张謇，选择的却是“实业救国”。
实业家
张謇亲历官场卑劣，目睹国家贫弱，早就萌生辞官专事实业的欲望。他曾在文章中坦陈：“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又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张謇兴办实业，与张之洞有直接关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兴办纱厂，将张謇推上办实业的舞台。张謇给纱厂取名“大生”（出自《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张謇经商，为的是“富民、强国”。
“大生”问世，困难重重。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月14日），才产出第一缕棉纱。三年后，“大生”纱厂的资本和设备增加一倍。再后来，张謇又建了“大生”分厂。形成“大生”资本集团，这个集团在鼎盛时期，总资本达三四千万元，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民族资本集团。
为实现“救贫”、“塞漏”的抱负，张謇又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发电厂、电灯电话公司、银行；为了种棉花自己纺纱，张謇甚至于1901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在江苏海门围海造田……
“父教育而母实业”。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兴办学校。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他创办了师范学校、农业学校以及医学、纺织、水产、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等；现在的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复旦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院校，都有张謇的心血。他还兴办蚕桑讲习所，盲哑学校及多所小学、中学……
张謇还热心文化和公益事业。创办了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新式剧院、幼儿园、养老院等等。缺少资金，他去筹，去借。借债时他向债主表示：“謇即一日不讳（去世），謇子必继我负此债。”1922年他70岁，还挥毫写字义卖筹款。这位务实精进的商界鸿儒，一直拼搏到1926年7月17日病逝。
由于多种原因，张謇的“实业”并非都能赢利：有的负债累累，有的惨淡经营。胡适曾经这样评价张謇：“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辟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
不过，张謇作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奠基者，其作法为全国树立了楷模，并泽及后世。梁启超称他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江苏南通海门常乐镇。1885年中举，1894年中状元，曾授三品衔。清王朝被推翻后，担任过工商总长等职。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为晚清状元，张謇拥有升官发财的“天梯”。然而，当他目睹列强入侵，国家积弱积贫时，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张謇共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他践行“父实业、母教育”的主张，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曾经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田舍郎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识字不多，祖父是个文盲。不过，随着家境的好转，张謇兄弟五人得以读书，他排行第四，成绩最好。
张謇从小胸怀大志。5岁时，塾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便写出“人骑白马门前过”的上联，让学生对下联。张謇的三哥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别的学生也对得不怎么样。就在先生摇头的当儿，能够熟背《千字文》的张謇奶声奶气地对道：“我踏金鳌海上来！”
尽管张謇聪颖，但是他的科举之路洒满艰辛。主要是他的家庭出身：从隋唐到晚清，科举制度在选拔众多官吏的同时，已经弊端丛生。晚清规定，家中三代没有文士隶名于州县学官为生员的，被称为“冷籍”，应试时会受到刁难。也就是说，科举对世代“白丁”的农民子弟有着严格的限制。张謇是农民的后代，应试时定会遇到关山阻隔。
为了顺利应试，经老师宋琛的安排，张謇认了江苏如皋县一张姓举人为“本家”，张謇成了那家的孩子，名“张育才”。同治八年（1869年），16岁的张謇（张育才）果然考中秀才。
张謇冒名注籍，“移民”科考，如愿以偿，皆大欢喜。然而，那位如皋的张姓“本家”却向张謇的父亲张彭年索酬。张父忠厚老实，尽力酬谢了他们三年。然而，那个姓张的欲壑难填，后来见张謇家“孝敬”渐少，居然告上公堂，要官府革除张謇的“功名”！
“冒名注籍”，从勒索到诉讼近五年，使张家中经济陷入困顿，而张謇的学业也受到了影响。幸亏通州（南通）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等人怜士惜才，援助张謇，才为他消除了如皋控案；又通过张謇陈情申述，回籍南通，并通过院试，才于同治十二年成为南通秀才。
“祸兮福所倚”。孙云锦等人也由此看上张謇。当孙云锦调任江宁（南京）发审局后，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邀请张謇到他的单位从事公文写抄工作。从此，张謇开始了旅幕生涯。尽管可以赚钱糊口，但张謇的身份还是“田舍郎”。
状元公
孙云锦、彭久余等人对张謇的抬爱，令张謇工作兢兢业业。这年冬天，他返回故里“洞房花烛”，马上就回到江宁的工作岗位上。张謇的学识和敬业精神，令许多官员请他作幕僚，他因此于1882年随军奔赴朝鲜。
在朝鲜，张謇“理画前敌军事”的能力和他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的雄文，使得朝鲜方面要以“宾师”的待遇挽留他！在国内，李鸿章等大臣也要推荐他到朝中当官，但张謇谢绝了，他要回国，他要走“金榜题名”的从政道路。
“大器先须小折磨”。科举制度对于张謇的折磨可不小：他从16岁录取秀才起，在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先后参加了五次举人考试，可是都没有考取。有人将张謇老师宋璞斋的旧话重提，断言他考不取。宋璞斋曾经当着张謇说：“如果一千人考试，取了九百九十九人，那一个没被录取的，就是你！”
宋璞斋老师这话要是别人听到，早就心灰意冷。张謇却用“九百九十九”为座右铭警示自己，他愈挫愈奋！
从朝鲜回国的春节，一个富有的朋友设家宴为张謇接风。张謇穿一件旧长布衫赴宴。到了朋友的家门口，一条大狗扑向他，将他的长布衫撕下了一大片！
富家朋友听到门外喧闹，忙命家人打狗，又向张謇赔不是，还要人去寻新袍呈献张謇。张謇将被狗撕下的那片布抚抚，笑着说：“狗是代表主人迎客哩！”
主人听了，骂自己和狗都是“桀犬吠尧”。张謇笑道：“兄台称恶狗为‘犬’，这是给了我一个好的兆头。我这一片破布的‘片’，加上你这‘犬’，正好是个‘状’字；今天一元复始之日取其‘元’，二者相加，岂不是在迎我‘状元’？”
张謇的话，虽是自我解嘲，却显示了气度，又能窥到胸怀。
从朝鲜回国的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的张謇终于在顺天府的乡试（俗称北闱）中，高中第二名举人，实际上是南方各省的第一名，称为“南元”！
按封建科举制度，张謇要出人头地，还得参加“会试”。尽管他满腹才华，也显露了治国安邦的能力，但他在34岁、37岁、38岁、40岁的四次“会试”中，又是名落孙山。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才取中第60名贡士。
功夫不负有心人，春风得意马蹄疾。在四月二十四日的殿试中，张謇得中一甲第一名（俗称状元）！当时，名臣翁同龢特意在光绪面前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使得张謇在光绪心中有了印象！
张謇历经26年的拼搏，终于蟾宫折桂大魁天下，到达了科举取仕制度的峰巅，时年42岁，可谓“暮登天子堂”！
三品官
新科状元张謇，有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阅历。他出道晚，起点却高。
光绪八年（1882年）张謇随军助朝平叛时，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北韩善后六策》等公文和政论文章，既有政治家的犀利眼光，又具反抗侵略、壮我国威的气魄；光绪十三年（1887年）协助官员治河救灾时，他拟订的《疏塞大纲》，同样受到朝野好评。
李鸿章曾经动议提拔张謇，张謇也将他作为前辈尊敬。然而1895年甲午战败，李鸿章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新科状元”张謇上疏痛斥李鸿章，请求清廷“另简重臣，以战求和”。
光绪帝的老师、有着总理级别的翁同龢，更是赏识张謇。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也在抨击代表慈禧主和的李鸿章。由于政见相近，张謇很快就成为“翁门”的决策人物。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公车上书”，却让张謇加深了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好感。因此，他在1895年10月，加入了康、梁设在上海的“强学会”。
袁世凯和张謇在1876年（光绪二年）曾是“战友”。政界军界，张謇都有“关系”。所以在不长的时间，他的官衔也从六品擢升到三品！
张謇在多年的幕僚生涯中，看到了国家确实需要变革。但他没有孙中山的激进，也没有康有为的固执，他成为了立宪运动的领袖。
1910年前后，张謇发动了国会请愿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倾颓。宣统1912年颁布的“退位诏书”，就是出于张謇之手。
这道“诏书”，既彰显革命大势不可阻挡，又体现民心所向；名义上对皇室退位进行褒奖，其实表现了“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是一篇难得的华章！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张謇担任过实业总长、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等职。然而，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复辟帝制，使得在他麾下担任“总长”的张謇、梁启超们愤然辞职，自行“择业”。
1885年，张謇中举；1889年，梁启超、蔡元培中举；1893年，康有为中举。在经过政治风浪后，梁启超选择了治学，蔡元培选择了教育，康有为依旧保皇，而张謇，选择的却是“实业救国”。
实业家
张謇亲历官场卑劣，目睹国家贫弱，早就萌生辞官专事实业的欲望。他曾在文章中坦陈：“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又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张謇兴办实业，与张之洞有直接关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兴办纱厂，将张謇推上办实业的舞台。张謇给纱厂取名“大生”（出自《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张謇经商，为的是“富民、强国”。
“大生”问世，困难重重。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月14日），才产出第一缕棉纱。三年后，“大生”纱厂的资本和设备增加一倍。再后来，张謇又建了“大生”分厂。形成“大生”资本集团，这个集团在鼎盛时期，总资本达三四千万元，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民族资本集团。
为实现“救贫”、“塞漏”的抱负，张謇又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发电厂、电灯电话公司、银行；为了种棉花自己纺纱，张謇甚至于1901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在江苏海门围海造田……
“父教育而母实业”。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兴办学校。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他创办了师范学校、农业学校以及医学、纺织、水产、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等；现在的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复旦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院校，都有张謇的心血。他还兴办蚕桑讲习所，盲哑学校及多所小学、中学……
张謇还热心文化和公益事业。创办了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新式剧院、幼儿园、养老院等等。缺少资金，他去筹，去借。借债时他向债主表示：“謇即一日不讳（去世），謇子必继我负此债。”1922年他70岁，还挥毫写字义卖筹款。这位务实精进的商界鸿儒，一直拼搏到1926年7月17日病逝。
由于多种原因，张謇的“实业”并非都能赢利：有的负债累累，有的惨淡经营。胡适曾经这样评价张謇：“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辟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
不过，张謇作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奠基者，其作法为全国树立了楷模，并泽及后世。梁启超称他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