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诗歌的“渊明风气”
作者：李文博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04期
摘 要：韩愈诗风恢宏凌厉、变幻神奇的一面较多受到认定，而实际上韩愈亦有一种任真率直、平淡闲雅、古拙清远的诗歌笔调。这种诗歌风格接近于陶渊明，具有渊明诗歌之真、趣、淡和质的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渊明风气”。
关键词：韩愈；真；趣；淡；质；渊明风气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4-0036-06
提到韩愈的诗歌，文学史界最关注的，是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的恢宏凌厉，以及“颠倒奇崛”、“变怪百出”的变幻神奇。正是这一种别开生面的美学特质使得韩愈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在李杜等盛唐宗师之后，将唐诗的世界再度开疆拓宇，从而获得比肩李杜之荣。然而，细读韩愈诗歌，仍可发现在昌黎标领诗坛的独特诗风之外，亦有一种任真率直、平淡闲雅、古拙清远的诗歌存在，而且数量并不算少。这样的诗歌风格我们可以借用宋人蔡宽夫评价《南溪始泛三首》的“独为闲远，有渊明风气”来概括。前人也注意到了韩诗这种平易和顺的风格，如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1]彭端淑在《雪夜诗谈》中说：“人皆言昌黎奇险，不知昌黎亦工为平淡之作。”[2]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昌黎则兼有清妙、雄伟、磊砢三种笔意。”[3]但是将韩愈与陶渊明并提，也许，在我们的主流意识里，还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无论是从两者立身处世之态度、社会生活之阅历还是诗歌创作之特征，都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但是实际上，韩愈与陶渊明还确实有着诸多共同之处，本文就针对韩愈的诗歌来仔细辨析其“渊明风气”。
一、渊明之“真”
渊明之文之人，向来被誉为“真”的代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4]东坡赞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5]冈村繁在《陶渊明李白新论》一书中说：“通观渊明的生涯，他所追求的理想精神境界以及所最为强调的是„真‟这一概
念。”[6]“真”是道家思想中常用的一个概念，属于哲学范畴。我们借用《庄子·渔父》里的一段话来解释：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者，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
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7]
“真”即“精诚之至”，属于内在的品格，发自内心，没有掩饰，用于人伦则表现在外而率性为之，如事亲、事君、饮酒、处丧等。虽然陶渊明以隐士著称，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而韩愈汲汲于功业，但从他们的诗文中所流露出来的一片真气，都足以感动千载之下的读者。如萧统在为陶渊明写的传中称他“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辛弃疾称赞陶渊明的诗文“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鹧鸪天》）。陶渊明自己在诗文中也一再流露出崇尚“真”的意趣，如“抱朴含真”（《劝农》），“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感叹晋宋之际“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描绘自己的田园生活“此中有真意”（《饮酒·其五》），等等。渊明之真，乐则乐矣，悲则悲矣，毫无掩饰，所谓“真在内者，神动于外”。
韩愈现存的诗歌，最早的是写于贞元元年的《芍药歌》，[8]诗的最后一句写道：“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此句所表现出来的激昂之情与青年时期的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有什么分别呢？况且这绝不是一首放浪形骸的玩世之作，而是心有所指，意有所刺，方世举曰：“„何事低头学桃李‟以上，皆指王司马，其„婢子‟以下语，乃刺软美逢时者。”[8]
（2）我们虽不必认定确为刺讽何人，但认为韩愈不是单纯的咏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显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对世态的讽刺，与渊明诗中“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饮酒·其二》）的愤懑一样，是真性情的流露。再来看韩愈的一首诗《从仕》：
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黄昏归私室，惆怅起叹音。弃置人间世，古来非独今。
这首诗写于贞元十五年，韩愈三十二岁，虽然还没有在官场上大起大落，但是韩愈已经有了足够的社会阅历，对自己的仕途产生了焦虑，内心的矛盾日益凸显，当他写下“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的时候，他不会不想到那个也曾因为“幼稚盈室，缾无储粟”而束带作吏的靖节先生，因为他说“古来非独今”。在这首诗里，韩愈完全没有竭力表现自己的清高，而是将内心所想和盘托出，像陶渊明一样，无论是仕是隐，皆出于真心，所以诗中所流露出来的皆是昌黎胸中真气真意。①至于以后遭到陈继儒的讥讽，那是韩愈所无法顾及也毫不在意的。[8]（114）和《从仕》诗可以并提的还有那首著名的《山石》诗，诗的末尾作者写道：“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这首诗写于贞元十七年，韩愈三十四岁。这一年韩愈做了京官，但仍然心有所恋，在一气写出山景之妙后，将心中之向往顺手拈出，自然天成，毫无做作。因为很多文人在经历了官场之后，都会产生疲倦的心态，这时候他们向往自然、崇尚自由的心理需求会得到异常的强化。所以，韩愈写出这样的诗句既是自己内心真实的表白，又是文人们遭遇仕途起伏时的共同反应。
《示儿》和《符读书城南》两首诗作于元和十年和十一年，韩愈四十八九岁。这两首诗之所以有名，几乎全是因为遭到后人的责骂较多，责骂的原因无非是韩愈在诗中炫耀了功名富
贵，以此来激励儿子读书求进，责骂的时候还经常将陶渊明和杜甫端出来相比，例如，苏轼比较了韩诗《示儿》和杜诗《示宗武》之后说韩诗中的五联“所示皆利禄事也”，[4]（102）又说杜诗中的五联“所示皆圣贤事也”。[4]（102）陆唐老说《符读书城南》一诗“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8]（1015）胡仔、邓肃、全祖望等人也对韩愈进行了批评。但是，实际上封建时代的文人是避免不了对功名富贵的渴望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哪一个不是汲汲于功名呢？杜甫的名言“窃比稷与契”，换个说法不就是“富贵应须致身早”么？周必大就将杜甫的这句诗拿来和韩愈相比，说：“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实欲践之也。”[9]即使是陶渊明，也曾有“岂忘袭轻裘”的向往，只是不愿“苟得”而已。韩愈这首诗的格调不高是没有疑问的，但却是韩愈训子的肺腑之言，正如黄震所说：“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8]（1015）这正好反映出韩愈诗歌的任真率直的一面。
以上所举四首诗，基本上涵盖了韩愈诗歌创作的早、中、晚三个时期，在韩愈的诗歌创作中，可以说任真率性的特征伴其一生。后人也多用“真”来评论韩诗，如朱彝尊评《醉留东野》曰：“粗粗莽莽，肆口道出，一种真意，亦自可喜。”[8]（62）评《郴口又赠二首》第一首曰：“真味天然，非假雕饰。”[8]（269）评《李花二首》第二首曰：“真趣宛然，后鲜能继者。”[8]（781）评《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士》：“昌黎诗大抵意真，又不掇凑，所以境自别。”[8]（1023）因此，如果我们把陶渊明作为“真”的一个典型代表的话，我们也可以说韩愈的诗歌是具有渊明风气的。
二、渊明之“趣”
陶渊明算是已经博得了一个美名的隐士。[10]在他的生活中，更多的是以自己的意趣为主的。他爱田园山水，爱飞鸟孤松，他可以常常采菊东篱，也可以种豆南山。在他的自由王国里，频繁出现的意象无不表现了他对自然生命的热爱和珍重，渊明就是通过这些外在的形态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一席栖息之地。读韩愈诗，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当韩愈面对自己的时候，他像渊明一样，渴望自由宁静，欣赏花红草绿。我们以元和元年和元和十一年为例，元和元年，韩愈共写诗二十三首。看一下部分诗的题目：《春雪》、《春雪见早梅》、《早春雪中闻莺》、《杏花》、《李花赠张十一署》、《感春四首》、《题张十一旅舍三咏：榴花、井、葡萄》。元和十一年，共写诗三十九首，再看一下部分诗的题目：《人日城南登高》、《游城南十六首：晚春、落花、楸树二首、风折花枝、晚雨、把酒、楸树》、《感春三首》、《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庭楸》。从元和元年至十一年的十多年间，正是韩愈在官场上屡遭蹭蹬、数度沉浮的时间（更大的蹭蹬还在后边），四十九岁的韩愈虽然已经饱尝了仕途的艰辛坎坷，却仍是壮心未已。这个时候韩愈居然创作了这么多的流连风物的诗篇。这些诗取材于生活中之细碎景物，写法也清新自然，富于生活气息，毫无逞才较力的弊病。其实，这种取材的诗在韩愈的早、中、晚年都有，比如早期有《芍药歌》、《落叶一首送陈羽》、《岐山下》、《青青水中蒲》等，只是到了晚年，韩愈的诗歌题材更加趋向于日常之生活，风格也更加接近陶渊明，被称为“独为闲远，有渊明风气”的《南溪始泛三首》就是在韩愈去世的长庆四年写作的。之所以说这些诗是韩愈面向自己时的作品，是因为韩愈的许多声名显赫的诗是写给别人看的，甚或只是为了争奇斗胜（韩愈的文也是这样，韩愈的赠序、碑铭写得好，不都是写给别人看的么？那些联句诗又有争胜的成分在），而以上所列举的诗大都是用来自赏或是“舒忧娱悲”的。
陶渊明和韩愈在这一点上有极其相似之处，由于陶诗大多是写给自己的，所以陶诗的生活意趣会更多地体现在诗中，而韩诗则有一大部分具有应用社交的性质，所以韩诗中具有渊明意趣的作品在数量上是不够多的。但是我们披沙拣金，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有的还是佳品。
以上我们只是从诗歌的题材上将韩诗和陶诗作了一个方面的比较，但还远远不够，比如说，除了上述之爱外，渊明还爱酒，“篇篇有酒”，韩愈也爱酒，“人生如此少，酒贱且勤置”（《醉后》）。渊明虽爱酒，却意不在酒，只是“寄酒为迹”；韩愈同样意不在酒，如他讥讽长安富儿“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醉赠张秘书》）。渊明又屡次在诗文中叹老，“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诗序》），“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夜不能静”（《杂诗·其二》），韩愈更是多次写自己落齿，连大饼也嚼不动了。这大概可以归为文人的共性，李白、杜甫、东坡，哪一个不爱酒，哪一个没有感叹过“逝者如斯夫”的时光流逝呢？渊明爱读古书，“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韩愈也爱读古书，“退坐西壁下，读诗尽数编。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秋怀诗》第八首），“看书到晓那能眠”（《短灯檠歌》）。陶渊明爱树，“宅边有五柳树”（《五柳先生传》），树荫是他的偏爱，“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影答形》），“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止酒》）。韩愈也爱树，有四首诗以楸树为题，他也爱享受树荫下的乐趣，“庭楸止五株……朝日出其东，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东边。”（《庭楸》）陶渊明爱菊，人所共知，韩愈亦有一首《晚菊》：“少年饮酒时，踊跃见菊花。今来不复饮，每见恒咨嗟。伫立摘满手，行行把归家。此时无与语，弃置奈悲何。”这首诗不仅题材上和陶渊明的所爱一致，所流露出的幽独气息不是也很相近么？以上韩陶意趣之种种，即使不能作为韩近于陶的充分证据，至少也应该承认，韩愈是离陶渊明不太远的罢。
三、渊明之“淡”
平淡、冲淡、清淡、雅淡是历来评陶诗常用的词汇。如朱熹称：“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11]杨万里称：“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12]胡应麟《诗薮》称：“渊明太淡。”[13]《诗人玉屑》称：“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14]无论是平淡、冲淡，还是清淡、雅淡，其中心是“淡”。后人在评论诗文的时候，经常将那些平易自然、简约质朴的风格称为“淡”，而一旦提到“淡”的风格，往往将陶渊明作为“淡”的祖宗而拿来作例比的对象。如施国祁称赵秉文的五言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15]沈德潜评高攀龙、归子慕诗：“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16]韩愈虽然有时候被拿来作为陶渊明的对立面，如东坡在论柳宗元诗的时候说：“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奇险豪放则过之。”[5]（122）但是，东坡的比较是着眼于韩诗的一个方面，也是韩愈诗歌成就最大、风格最突出的一面，并未照顾到韩愈诗歌的所有风格。实则韩愈诗歌也有近似于陶诗的“淡”的一面。
先举几首韩愈早期的诗：
条山苍，河水黄。波浪沄沄去，松柏在高冈。（《条山苍》）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举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音。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出门》） 暮行河堤上，四顾不见人。衰草际黄云，感叹愁我神。夜归孤舟卧，展转空及晨。谋计竟何就？嗟嗟世与身。（《暮行河堤上》）
前两首诗作于贞元二年，韩愈十九岁，第三首作于贞元十五年，三十二岁。莫砺锋教授在《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一文中指出，韩愈早期的诗歌大都比较平易，并举了《出门》、《落叶一首送陈羽》、《苦寒歌》、《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等为例。我们再看以上三首诗，除了莫砺锋教授指出的平易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简淡疏清、韵味悠长的感觉呢？我们先看一下前人的评论。黄震评《条山苍》曰：“简淡有余兴。”[8]（4）朱彝尊评《出门》曰：“淡中亦有雅味。”[8]（5）《韩诗臆说》评《暮行河堤上》曰：“此诗意兴萧骚，看似无味，而感最深。”[8]（115）蒋抱玄评曰：“随意写去，亦落落有致。”[8]（115）除了其整体风格印象颇有渊明式的简淡之外，诗中所描述的内容，如水、云、松柏、孤舟等意象也是经常出现在陶诗中的。《出门》中的“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音。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和陶渊明《赠羊长史》中的“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又是多么的契合无间。《暮行河堤上》“展转空及晨”、“嗟嗟世与身”，既写出了嗣宗之苦闷，又道出了渊明之孤独，在情绪上和陶诗非常接近。
元和元年，韩愈作了《秋怀诗十一首》，这十一首诗可以称得上是除《南溪始泛三首》之外具有“渊明风气”的代表。这里引第一首：
窗前两好树，众叶光薿薿。秋风一披拂，策策鸣不已。微灯照空床，夜半偏入耳。愁忧无端来，感叹成坐起。天明视颜色，与故不相似。羲和驱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虽多途，趋死惟一轨。胡为浪自苦？得酒且欢喜。
宋代就有人将这首诗提出来和陶诗相比。曾季貍曰：“陶渊明诗„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一篇，说得秋意极妙。韩退之《秋怀》„窗前两好树，策策鸣不已‟一篇亦好。虽不及渊明萧散，然说得秋意出。予每至秋，喜诵此二诗及欧公《秋声赋》。”[8]（543）这首诗用字遣词平淡质朴、自然平和，不仅对秋景的描绘、秋意的感发和渊明相似，所流露出来的内心感情也和渊明相似，如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对生死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等都与渊明一致，特别是诗的最后四句，极像陶诗。难怪朱彝尊评《秋怀诗》曰：“以精语运淡思，兼陶、谢两公。”[8]（561）
可以说，韩愈一生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完全脱离平淡的风格，从后人的评论可以看出来。如蒋抱玄评《北极一首赠李观》（作于贞元八年，二十五岁）：“颇得渊明冲淡之致。”[8]（10）评《酬马侍郎寄酒》（作于元和十一年，四十九岁）：“淡而雅。”[8]（1011）评《过南阳》（作于元和十四年，五十二岁）：“淡而有致。”[8]（1107）查慎行评《落齿》（作于贞元十九年，三十六岁）：“曲折写来，只如白话，渊明《止酒》一篇章法尔尔。”[8]（174）《唐宋诗醇》评《送湖南李正字归》（作于元和五年，四十三岁）：“风神绵邈，绝似韦柳，是昌黎集
中变调，惟《南溪始泛三首》近之。”[8]（745）（《南溪始泛三首》被认为是最具“渊明风气”的诗篇。）朱彝尊评《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作于元和十五年，五十三岁）：“眼前意写得活泼，即如口说一般，正以浅显佳。”[8]（1187）日本江户末期汉文学家赖山阳在评韩愈《南海神庙碑》一文中说：“不知淡处有精神，非昌黎忠臣也。”[17]我们可以借一步说，看不到韩诗的淡处，恐怕亦算不得真正理解了韩愈。
四、渊明之“质”
“质”也是陶渊明诗的一个典型特征。例如，东坡评陶诗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18]严羽《沧浪诗话》：“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18]李东阳《怀麓堂诗话》：“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19]后人所言“质”，大抵就是朴素、古朴、纯任自然、不加雕琢的意思，包含了“古”、“拙”、“淡”、“直”等含义，陶渊明的诗之所以被后世的读者喜爱，原因之一就在于陶诗的这种风格。
我们来看一下韩诗中是否也有类似风格的作品。首先看两首早期的作品：
今日曷不乐？幸时不用兵。无曰既蹙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赋，去汝不顾；此州之役，去我奚适？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好我衣服，甘我饮食，无念百年，聊乐一生。（《古风》，作于贞元十年，二十七岁）
知音者诚希，念子不能别。行行天未晓，携手踏明月。（《知音者诚希》，作于贞元十四年，三十一岁）
第一首，从形式上看，此诗采用了五言、四言古体形式，题曰《古风》，形式上一片古气。内容上，多用《诗经》、《尚书》、《史记》中典故或词句，更加显得质朴敦厚。所以，蒋之翘评曰：“此诗质而不俚，婉而多风，似古谣谚之遗，非唐人语也。”[8]（1187）《韩诗臆说》曰：“此等诗直与《三百篇》一气。”[8]（25）第二首取材于《古诗十九首》，命题方式也采用古诗取首句为题的习惯，同样是浑然一片古气，毫无雕琢之感。蒋抱玄评曰：“音节短而古。”[8]（26）
写于贞元十五年的《汴州乱》是韩愈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战乱生死而写下的诗篇。这首诗同样具有古质的风格。如蒋之翘评曰：“退之虽好为长句，然其短古，极有可观。如《汴州乱》、《马厌榖》、《古风》、《河之水》诸作，俱高古绝伦，尚是《琴操》余技。”[8]
（63）汪琬评曰：“无意求工，乃臻古奥。”[8]（75）朱彝尊评曰：“质直得情，正是歌谣意。”[8]（75）同年所作《嗟哉董生行》历来也被看作韩愈古直朴厚诗风的代表。这里只引前几句：
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这首诗看起来完全不像诗，因为正如吴乔所说“不循句法”。[8]（83）然而却实在是仿古之作，如朱彝尊所说“长短句错，是仿古乐府。”[8]（83）这首诗，虽然没有六朝之后的诗所蕴含的兴象俱全、绵长悠远的诗味，但却保持了古朴雅淡、朴素自然的风格，如大羹玄酒。正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曰：“直白少文，正是不可及处。”[8]（83）又如《唐宋诗醇》评曰：“神味古淡，节族自然。”[8]（84）
不少诗评都指出韩愈诗风中“质”的一面。朱彝尊评《哭杨兵部凝陆歙州参》（作于贞元十九年，三十六岁）：“质意可讽。”[8]（154）评《别盈上人》（作于永贞元年，三十八岁）：“古质可喜。”[8]（287）评《送侯喜》（作于元和十五年，五十三岁）：“质朴可喜。”[8]（1026）《韩诗臆说》评《李花二首》（作于元和六年，四十四岁）第一首：“结语拙致可喜。”[8]（1779）何焯评《寄卢仝》（作于元和六年，四十四岁）：“拙朴有味，质而不俚，此种最是难到。”[8]（1790）黄叔灿评《和李司勳过连昌宫》（作于元和十二年，五十岁）：“质直如话，读之自尔黯然。”[8]（1071）
以上我们从真、趣、淡、质四个方面考察了韩愈诗风上攀陶诗的特征，可以看出，韩愈的诗风除去文学史上所突出强调的雄奇险拔的一面以外，还有接近陶渊明任真自然、平淡质朴的一面，这些诗“一往清切，愈朴愈真，耐人吟讽”。[20]并且这种风格的诗不是韩愈兴之所来，偶然为之，而是贯穿了韩愈诗歌创作的所有时期。所以说，虽然在中唐诗坛开新上意义更大的是以《石鼓歌》、《陆浑山火》等为代表的诗歌，是这些诗歌创造了“唐诗之一大变”，但我们也绝不能忽视韩愈那些具有“渊明风气”的所谓“别调”。理解这些“别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韩愈的创造力，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渊明风气”的笼罩能量，正如方回《跋郑子封诗》云：“《和陶》诸篇，极有奇思佳语，可谓今人古学。凡墨笔所点皆是，但时用白乐天体，则不若专效韩、柳以逼之，而后无不近乎陶也。”[21]
注释：
① 韩愈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屡次提到自己从仕的心态。如《与卫中行书》：“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答崔立之书》：“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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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愈诗歌的“渊明风气”
作者：李文博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04期
摘 要：韩愈诗风恢宏凌厉、变幻神奇的一面较多受到认定，而实际上韩愈亦有一种任真率直、平淡闲雅、古拙清远的诗歌笔调。这种诗歌风格接近于陶渊明，具有渊明诗歌之真、趣、淡和质的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渊明风气”。
关键词：韩愈；真；趣；淡；质；渊明风气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4-0036-06
提到韩愈的诗歌，文学史界最关注的，是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的恢宏凌厉，以及“颠倒奇崛”、“变怪百出”的变幻神奇。正是这一种别开生面的美学特质使得韩愈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在李杜等盛唐宗师之后，将唐诗的世界再度开疆拓宇，从而获得比肩李杜之荣。然而，细读韩愈诗歌，仍可发现在昌黎标领诗坛的独特诗风之外，亦有一种任真率直、平淡闲雅、古拙清远的诗歌存在，而且数量并不算少。这样的诗歌风格我们可以借用宋人蔡宽夫评价《南溪始泛三首》的“独为闲远，有渊明风气”来概括。前人也注意到了韩诗这种平易和顺的风格，如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1]彭端淑在《雪夜诗谈》中说：“人皆言昌黎奇险，不知昌黎亦工为平淡之作。”[2]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昌黎则兼有清妙、雄伟、磊砢三种笔意。”[3]但是将韩愈与陶渊明并提，也许，在我们的主流意识里，还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无论是从两者立身处世之态度、社会生活之阅历还是诗歌创作之特征，都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但是实际上，韩愈与陶渊明还确实有着诸多共同之处，本文就针对韩愈的诗歌来仔细辨析其“渊明风气”。
一、渊明之“真”
渊明之文之人，向来被誉为“真”的代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4]东坡赞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5]冈村繁在《陶渊明李白新论》一书中说：“通观渊明的生涯，他所追求的理想精神境界以及所最为强调的是„真‟这一概
念。”[6]“真”是道家思想中常用的一个概念，属于哲学范畴。我们借用《庄子·渔父》里的一段话来解释：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者，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
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7]
“真”即“精诚之至”，属于内在的品格，发自内心，没有掩饰，用于人伦则表现在外而率性为之，如事亲、事君、饮酒、处丧等。虽然陶渊明以隐士著称，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而韩愈汲汲于功业，但从他们的诗文中所流露出来的一片真气，都足以感动千载之下的读者。如萧统在为陶渊明写的传中称他“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辛弃疾称赞陶渊明的诗文“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鹧鸪天》）。陶渊明自己在诗文中也一再流露出崇尚“真”的意趣，如“抱朴含真”（《劝农》），“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感叹晋宋之际“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描绘自己的田园生活“此中有真意”（《饮酒·其五》），等等。渊明之真，乐则乐矣，悲则悲矣，毫无掩饰，所谓“真在内者，神动于外”。
韩愈现存的诗歌，最早的是写于贞元元年的《芍药歌》，[8]诗的最后一句写道：“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此句所表现出来的激昂之情与青年时期的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有什么分别呢？况且这绝不是一首放浪形骸的玩世之作，而是心有所指，意有所刺，方世举曰：“„何事低头学桃李‟以上，皆指王司马，其„婢子‟以下语，乃刺软美逢时者。”[8]
（2）我们虽不必认定确为刺讽何人，但认为韩愈不是单纯的咏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显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对世态的讽刺，与渊明诗中“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饮酒·其二》）的愤懑一样，是真性情的流露。再来看韩愈的一首诗《从仕》：
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黄昏归私室，惆怅起叹音。弃置人间世，古来非独今。
这首诗写于贞元十五年，韩愈三十二岁，虽然还没有在官场上大起大落，但是韩愈已经有了足够的社会阅历，对自己的仕途产生了焦虑，内心的矛盾日益凸显，当他写下“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的时候，他不会不想到那个也曾因为“幼稚盈室，缾无储粟”而束带作吏的靖节先生，因为他说“古来非独今”。在这首诗里，韩愈完全没有竭力表现自己的清高，而是将内心所想和盘托出，像陶渊明一样，无论是仕是隐，皆出于真心，所以诗中所流露出来的皆是昌黎胸中真气真意。①至于以后遭到陈继儒的讥讽，那是韩愈所无法顾及也毫不在意的。[8]（114）和《从仕》诗可以并提的还有那首著名的《山石》诗，诗的末尾作者写道：“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这首诗写于贞元十七年，韩愈三十四岁。这一年韩愈做了京官，但仍然心有所恋，在一气写出山景之妙后，将心中之向往顺手拈出，自然天成，毫无做作。因为很多文人在经历了官场之后，都会产生疲倦的心态，这时候他们向往自然、崇尚自由的心理需求会得到异常的强化。所以，韩愈写出这样的诗句既是自己内心真实的表白，又是文人们遭遇仕途起伏时的共同反应。
《示儿》和《符读书城南》两首诗作于元和十年和十一年，韩愈四十八九岁。这两首诗之所以有名，几乎全是因为遭到后人的责骂较多，责骂的原因无非是韩愈在诗中炫耀了功名富
贵，以此来激励儿子读书求进，责骂的时候还经常将陶渊明和杜甫端出来相比，例如，苏轼比较了韩诗《示儿》和杜诗《示宗武》之后说韩诗中的五联“所示皆利禄事也”，[4]（102）又说杜诗中的五联“所示皆圣贤事也”。[4]（102）陆唐老说《符读书城南》一诗“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8]（1015）胡仔、邓肃、全祖望等人也对韩愈进行了批评。但是，实际上封建时代的文人是避免不了对功名富贵的渴望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哪一个不是汲汲于功名呢？杜甫的名言“窃比稷与契”，换个说法不就是“富贵应须致身早”么？周必大就将杜甫的这句诗拿来和韩愈相比，说：“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实欲践之也。”[9]即使是陶渊明，也曾有“岂忘袭轻裘”的向往，只是不愿“苟得”而已。韩愈这首诗的格调不高是没有疑问的，但却是韩愈训子的肺腑之言，正如黄震所说：“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8]（1015）这正好反映出韩愈诗歌的任真率直的一面。
以上所举四首诗，基本上涵盖了韩愈诗歌创作的早、中、晚三个时期，在韩愈的诗歌创作中，可以说任真率性的特征伴其一生。后人也多用“真”来评论韩诗，如朱彝尊评《醉留东野》曰：“粗粗莽莽，肆口道出，一种真意，亦自可喜。”[8]（62）评《郴口又赠二首》第一首曰：“真味天然，非假雕饰。”[8]（269）评《李花二首》第二首曰：“真趣宛然，后鲜能继者。”[8]（781）评《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士》：“昌黎诗大抵意真，又不掇凑，所以境自别。”[8]（1023）因此，如果我们把陶渊明作为“真”的一个典型代表的话，我们也可以说韩愈的诗歌是具有渊明风气的。
二、渊明之“趣”
陶渊明算是已经博得了一个美名的隐士。[10]在他的生活中，更多的是以自己的意趣为主的。他爱田园山水，爱飞鸟孤松，他可以常常采菊东篱，也可以种豆南山。在他的自由王国里，频繁出现的意象无不表现了他对自然生命的热爱和珍重，渊明就是通过这些外在的形态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一席栖息之地。读韩愈诗，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当韩愈面对自己的时候，他像渊明一样，渴望自由宁静，欣赏花红草绿。我们以元和元年和元和十一年为例，元和元年，韩愈共写诗二十三首。看一下部分诗的题目：《春雪》、《春雪见早梅》、《早春雪中闻莺》、《杏花》、《李花赠张十一署》、《感春四首》、《题张十一旅舍三咏：榴花、井、葡萄》。元和十一年，共写诗三十九首，再看一下部分诗的题目：《人日城南登高》、《游城南十六首：晚春、落花、楸树二首、风折花枝、晚雨、把酒、楸树》、《感春三首》、《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庭楸》。从元和元年至十一年的十多年间，正是韩愈在官场上屡遭蹭蹬、数度沉浮的时间（更大的蹭蹬还在后边），四十九岁的韩愈虽然已经饱尝了仕途的艰辛坎坷，却仍是壮心未已。这个时候韩愈居然创作了这么多的流连风物的诗篇。这些诗取材于生活中之细碎景物，写法也清新自然，富于生活气息，毫无逞才较力的弊病。其实，这种取材的诗在韩愈的早、中、晚年都有，比如早期有《芍药歌》、《落叶一首送陈羽》、《岐山下》、《青青水中蒲》等，只是到了晚年，韩愈的诗歌题材更加趋向于日常之生活，风格也更加接近陶渊明，被称为“独为闲远，有渊明风气”的《南溪始泛三首》就是在韩愈去世的长庆四年写作的。之所以说这些诗是韩愈面向自己时的作品，是因为韩愈的许多声名显赫的诗是写给别人看的，甚或只是为了争奇斗胜（韩愈的文也是这样，韩愈的赠序、碑铭写得好，不都是写给别人看的么？那些联句诗又有争胜的成分在），而以上所列举的诗大都是用来自赏或是“舒忧娱悲”的。
陶渊明和韩愈在这一点上有极其相似之处，由于陶诗大多是写给自己的，所以陶诗的生活意趣会更多地体现在诗中，而韩诗则有一大部分具有应用社交的性质，所以韩诗中具有渊明意趣的作品在数量上是不够多的。但是我们披沙拣金，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有的还是佳品。
以上我们只是从诗歌的题材上将韩诗和陶诗作了一个方面的比较，但还远远不够，比如说，除了上述之爱外，渊明还爱酒，“篇篇有酒”，韩愈也爱酒，“人生如此少，酒贱且勤置”（《醉后》）。渊明虽爱酒，却意不在酒，只是“寄酒为迹”；韩愈同样意不在酒，如他讥讽长安富儿“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醉赠张秘书》）。渊明又屡次在诗文中叹老，“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诗序》），“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夜不能静”（《杂诗·其二》），韩愈更是多次写自己落齿，连大饼也嚼不动了。这大概可以归为文人的共性，李白、杜甫、东坡，哪一个不爱酒，哪一个没有感叹过“逝者如斯夫”的时光流逝呢？渊明爱读古书，“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韩愈也爱读古书，“退坐西壁下，读诗尽数编。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秋怀诗》第八首），“看书到晓那能眠”（《短灯檠歌》）。陶渊明爱树，“宅边有五柳树”（《五柳先生传》），树荫是他的偏爱，“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影答形》），“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止酒》）。韩愈也爱树，有四首诗以楸树为题，他也爱享受树荫下的乐趣，“庭楸止五株……朝日出其东，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东边。”（《庭楸》）陶渊明爱菊，人所共知，韩愈亦有一首《晚菊》：“少年饮酒时，踊跃见菊花。今来不复饮，每见恒咨嗟。伫立摘满手，行行把归家。此时无与语，弃置奈悲何。”这首诗不仅题材上和陶渊明的所爱一致，所流露出的幽独气息不是也很相近么？以上韩陶意趣之种种，即使不能作为韩近于陶的充分证据，至少也应该承认，韩愈是离陶渊明不太远的罢。
三、渊明之“淡”
平淡、冲淡、清淡、雅淡是历来评陶诗常用的词汇。如朱熹称：“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11]杨万里称：“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12]胡应麟《诗薮》称：“渊明太淡。”[13]《诗人玉屑》称：“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14]无论是平淡、冲淡，还是清淡、雅淡，其中心是“淡”。后人在评论诗文的时候，经常将那些平易自然、简约质朴的风格称为“淡”，而一旦提到“淡”的风格，往往将陶渊明作为“淡”的祖宗而拿来作例比的对象。如施国祁称赵秉文的五言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15]沈德潜评高攀龙、归子慕诗：“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16]韩愈虽然有时候被拿来作为陶渊明的对立面，如东坡在论柳宗元诗的时候说：“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奇险豪放则过之。”[5]（122）但是，东坡的比较是着眼于韩诗的一个方面，也是韩愈诗歌成就最大、风格最突出的一面，并未照顾到韩愈诗歌的所有风格。实则韩愈诗歌也有近似于陶诗的“淡”的一面。
先举几首韩愈早期的诗：
条山苍，河水黄。波浪沄沄去，松柏在高冈。（《条山苍》）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举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音。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出门》） 暮行河堤上，四顾不见人。衰草际黄云，感叹愁我神。夜归孤舟卧，展转空及晨。谋计竟何就？嗟嗟世与身。（《暮行河堤上》）
前两首诗作于贞元二年，韩愈十九岁，第三首作于贞元十五年，三十二岁。莫砺锋教授在《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一文中指出，韩愈早期的诗歌大都比较平易，并举了《出门》、《落叶一首送陈羽》、《苦寒歌》、《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等为例。我们再看以上三首诗，除了莫砺锋教授指出的平易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简淡疏清、韵味悠长的感觉呢？我们先看一下前人的评论。黄震评《条山苍》曰：“简淡有余兴。”[8]（4）朱彝尊评《出门》曰：“淡中亦有雅味。”[8]（5）《韩诗臆说》评《暮行河堤上》曰：“此诗意兴萧骚，看似无味，而感最深。”[8]（115）蒋抱玄评曰：“随意写去，亦落落有致。”[8]（115）除了其整体风格印象颇有渊明式的简淡之外，诗中所描述的内容，如水、云、松柏、孤舟等意象也是经常出现在陶诗中的。《出门》中的“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音。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和陶渊明《赠羊长史》中的“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又是多么的契合无间。《暮行河堤上》“展转空及晨”、“嗟嗟世与身”，既写出了嗣宗之苦闷，又道出了渊明之孤独，在情绪上和陶诗非常接近。
元和元年，韩愈作了《秋怀诗十一首》，这十一首诗可以称得上是除《南溪始泛三首》之外具有“渊明风气”的代表。这里引第一首：
窗前两好树，众叶光薿薿。秋风一披拂，策策鸣不已。微灯照空床，夜半偏入耳。愁忧无端来，感叹成坐起。天明视颜色，与故不相似。羲和驱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虽多途，趋死惟一轨。胡为浪自苦？得酒且欢喜。
宋代就有人将这首诗提出来和陶诗相比。曾季貍曰：“陶渊明诗„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一篇，说得秋意极妙。韩退之《秋怀》„窗前两好树，策策鸣不已‟一篇亦好。虽不及渊明萧散，然说得秋意出。予每至秋，喜诵此二诗及欧公《秋声赋》。”[8]（543）这首诗用字遣词平淡质朴、自然平和，不仅对秋景的描绘、秋意的感发和渊明相似，所流露出来的内心感情也和渊明相似，如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对生死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等都与渊明一致，特别是诗的最后四句，极像陶诗。难怪朱彝尊评《秋怀诗》曰：“以精语运淡思，兼陶、谢两公。”[8]（561）
可以说，韩愈一生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完全脱离平淡的风格，从后人的评论可以看出来。如蒋抱玄评《北极一首赠李观》（作于贞元八年，二十五岁）：“颇得渊明冲淡之致。”[8]（10）评《酬马侍郎寄酒》（作于元和十一年，四十九岁）：“淡而雅。”[8]（1011）评《过南阳》（作于元和十四年，五十二岁）：“淡而有致。”[8]（1107）查慎行评《落齿》（作于贞元十九年，三十六岁）：“曲折写来，只如白话，渊明《止酒》一篇章法尔尔。”[8]（174）《唐宋诗醇》评《送湖南李正字归》（作于元和五年，四十三岁）：“风神绵邈，绝似韦柳，是昌黎集
中变调，惟《南溪始泛三首》近之。”[8]（745）（《南溪始泛三首》被认为是最具“渊明风气”的诗篇。）朱彝尊评《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作于元和十五年，五十三岁）：“眼前意写得活泼，即如口说一般，正以浅显佳。”[8]（1187）日本江户末期汉文学家赖山阳在评韩愈《南海神庙碑》一文中说：“不知淡处有精神，非昌黎忠臣也。”[17]我们可以借一步说，看不到韩诗的淡处，恐怕亦算不得真正理解了韩愈。
四、渊明之“质”
“质”也是陶渊明诗的一个典型特征。例如，东坡评陶诗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18]严羽《沧浪诗话》：“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18]李东阳《怀麓堂诗话》：“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19]后人所言“质”，大抵就是朴素、古朴、纯任自然、不加雕琢的意思，包含了“古”、“拙”、“淡”、“直”等含义，陶渊明的诗之所以被后世的读者喜爱，原因之一就在于陶诗的这种风格。
我们来看一下韩诗中是否也有类似风格的作品。首先看两首早期的作品：
今日曷不乐？幸时不用兵。无曰既蹙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赋，去汝不顾；此州之役，去我奚适？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好我衣服，甘我饮食，无念百年，聊乐一生。（《古风》，作于贞元十年，二十七岁）
知音者诚希，念子不能别。行行天未晓，携手踏明月。（《知音者诚希》，作于贞元十四年，三十一岁）
第一首，从形式上看，此诗采用了五言、四言古体形式，题曰《古风》，形式上一片古气。内容上，多用《诗经》、《尚书》、《史记》中典故或词句，更加显得质朴敦厚。所以，蒋之翘评曰：“此诗质而不俚，婉而多风，似古谣谚之遗，非唐人语也。”[8]（1187）《韩诗臆说》曰：“此等诗直与《三百篇》一气。”[8]（25）第二首取材于《古诗十九首》，命题方式也采用古诗取首句为题的习惯，同样是浑然一片古气，毫无雕琢之感。蒋抱玄评曰：“音节短而古。”[8]（26）
写于贞元十五年的《汴州乱》是韩愈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战乱生死而写下的诗篇。这首诗同样具有古质的风格。如蒋之翘评曰：“退之虽好为长句，然其短古，极有可观。如《汴州乱》、《马厌榖》、《古风》、《河之水》诸作，俱高古绝伦，尚是《琴操》余技。”[8]
（63）汪琬评曰：“无意求工，乃臻古奥。”[8]（75）朱彝尊评曰：“质直得情，正是歌谣意。”[8]（75）同年所作《嗟哉董生行》历来也被看作韩愈古直朴厚诗风的代表。这里只引前几句：
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这首诗看起来完全不像诗，因为正如吴乔所说“不循句法”。[8]（83）然而却实在是仿古之作，如朱彝尊所说“长短句错，是仿古乐府。”[8]（83）这首诗，虽然没有六朝之后的诗所蕴含的兴象俱全、绵长悠远的诗味，但却保持了古朴雅淡、朴素自然的风格，如大羹玄酒。正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曰：“直白少文，正是不可及处。”[8]（83）又如《唐宋诗醇》评曰：“神味古淡，节族自然。”[8]（84）
不少诗评都指出韩愈诗风中“质”的一面。朱彝尊评《哭杨兵部凝陆歙州参》（作于贞元十九年，三十六岁）：“质意可讽。”[8]（154）评《别盈上人》（作于永贞元年，三十八岁）：“古质可喜。”[8]（287）评《送侯喜》（作于元和十五年，五十三岁）：“质朴可喜。”[8]（1026）《韩诗臆说》评《李花二首》（作于元和六年，四十四岁）第一首：“结语拙致可喜。”[8]（1779）何焯评《寄卢仝》（作于元和六年，四十四岁）：“拙朴有味，质而不俚，此种最是难到。”[8]（1790）黄叔灿评《和李司勳过连昌宫》（作于元和十二年，五十岁）：“质直如话，读之自尔黯然。”[8]（1071）
以上我们从真、趣、淡、质四个方面考察了韩愈诗风上攀陶诗的特征，可以看出，韩愈的诗风除去文学史上所突出强调的雄奇险拔的一面以外，还有接近陶渊明任真自然、平淡质朴的一面，这些诗“一往清切，愈朴愈真，耐人吟讽”。[20]并且这种风格的诗不是韩愈兴之所来，偶然为之，而是贯穿了韩愈诗歌创作的所有时期。所以说，虽然在中唐诗坛开新上意义更大的是以《石鼓歌》、《陆浑山火》等为代表的诗歌，是这些诗歌创造了“唐诗之一大变”，但我们也绝不能忽视韩愈那些具有“渊明风气”的所谓“别调”。理解这些“别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韩愈的创造力，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渊明风气”的笼罩能量，正如方回《跋郑子封诗》云：“《和陶》诸篇，极有奇思佳语，可谓今人古学。凡墨笔所点皆是，但时用白乐天体，则不若专效韩、柳以逼之，而后无不近乎陶也。”[21]
注释：
① 韩愈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屡次提到自己从仕的心态。如《与卫中行书》：“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答崔立之书》：“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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