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既是中华儿女的百年梦想，也是南开学校创校校长张伯苓的夙愿。
由“洋化”到“土货化”：中国道路的选择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南开大学在建校时分文理商三科，其中寄托着张伯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想。1924年秋，南开学校出现“轮回教育”风波。11月28日，学生宁恩承以“笑萍”为笔名发表了《轮回教育》，文章指出近代教育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就是一种转圈子的教育，你教育我，我教育他，他再去教育别人。
学生的意见引发了张伯苓的反思，他意识到“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后，便要解决脱离社会、脱离国情的问题。
果然，张伯苓不仅改变外文授课、使用英文教材等方式，而且调整了课程设置、办学方针。1928年2月，张伯苓主持制订《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确定以“土货化”为南开发展的根本方针，南开大学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志愿，“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正是张伯苓在办学方向上做出的重大调整，增强了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由“洋化”到“土货化”的成功转化，标志着张伯苓探索出一条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
“诸事可变，南开精神不可变”——弘扬爱国精神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张伯苓不仅反复宣讲自己办教育的动机是爱国，提出“欲他日爱国则现在宜爱校”，期望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把爱国热情化为具体行动。为此，他将爱校分为爱人和爱物两个层面。所谓爱人，他提醒学生要“自爱爱人”，结交益友。至于爱物，则被他视为公德。“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在校先能爱物，而后始可望扩而大之。”正因为怀有“众人我所爱”之心，才能“爱其人自亦不应毁其物”。
“爱的教育”成为张伯苓培养学生公德心的关键。他教导学生，由对世界万物怀有仁爱之心，延及爱校、爱群和爱国。他明确提出，与种族、宗教等因素相比，爱国心更能凝聚各方力量，统一行动。
南开学校举办的各种集会都成为张伯苓实施爱国教育的重要场合。在讲演时，张伯苓用纯正的天津话向学生们讲述近代国家遭侵略、人民受奴役的惨痛历史。他的演讲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其言极其痛深，其感人至矣。同学少年受此剧烈之感触，顿有坐立难安之势”。在他看来，假如南开学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做到“诸事可变，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公，始终不愈”，那么不但个人的事业可以成功，而且国家的独立、富强也指日可待。最能体现张伯苓爱国情怀者，就在于他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破坏毫不畏惧。抗战胜利后，最让张伯苓感到欣慰的是南开没出一个汉奸。
与世界名校并驾齐驱、东西称盛——尚未完成的梦想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在张伯苓看来，“私”是中华民族遭受欺侮的最大症结。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导致国人“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
如何从培养青年学生的群体意识入手，进而增强中国力量呢？张伯苓确立了“乐群”的理念，建立学生的群体生活。在他的推动下，各类学术研究会、学生自治团体、讲演会、校园刊物、新剧演出等层出不穷。因此，摒除自私心，培养公德心，便被张伯苓视为凝聚力量的要务。
张伯苓发挥私立学校的优势，以本校学生、教师增加凝聚力，用外来学生、教师增加冲击力，两者形成合力，共同发展。南开大学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摇篮。文科中有教授历史学的蒋廷黼、教授人类学的李济、教授政治学的徐谟和萧公权、教授英文的司徒月兰等人；理科中有教授化学的邱宗岳和杨石先、教授数学的姜立夫、教授物理的饶毓泰等人；商科中有教授经济统计的何廉、教授经济学的萧遽和李卓敏、教授商学的唐文恺等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开大学成为这些有为、有志学者步入高等学府的第一个阶梯，而张伯苓则成为他们的铺路人。
清华校长梅贻琦、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和戏剧家曹禺等人都是南开教育成功的典范。吴大猷说过一番颇为中肯的话：“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苓识才之能，聘用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须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这是对张伯苓凝聚中国力量的最佳褒奖。他通过教育为中国培育“新人种（族群）”，为社会培训“新国民”，为国家培养救国的领袖人才的实践，将永垂史册。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为什么是百年梦想？就是张伯苓在1907年提出过何时在中国由中国人办奥运的梦想。希望他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提出的南开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并驾齐驱，东西称盛的这一梦想也能够早日实现。
（南开大学教授、张伯苓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 侯杰，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李净昉）
《中国教育报》2013年4月6日第4版
在今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既是中华儿女的百年梦想，也是南开学校创校校长张伯苓的夙愿。
由“洋化”到“土货化”：中国道路的选择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南开大学在建校时分文理商三科，其中寄托着张伯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想。1924年秋，南开学校出现“轮回教育”风波。11月28日，学生宁恩承以“笑萍”为笔名发表了《轮回教育》，文章指出近代教育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就是一种转圈子的教育，你教育我，我教育他，他再去教育别人。
学生的意见引发了张伯苓的反思，他意识到“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后，便要解决脱离社会、脱离国情的问题。
果然，张伯苓不仅改变外文授课、使用英文教材等方式，而且调整了课程设置、办学方针。1928年2月，张伯苓主持制订《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确定以“土货化”为南开发展的根本方针，南开大学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志愿，“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正是张伯苓在办学方向上做出的重大调整，增强了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由“洋化”到“土货化”的成功转化，标志着张伯苓探索出一条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
“诸事可变，南开精神不可变”——弘扬爱国精神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张伯苓不仅反复宣讲自己办教育的动机是爱国，提出“欲他日爱国则现在宜爱校”，期望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把爱国热情化为具体行动。为此，他将爱校分为爱人和爱物两个层面。所谓爱人，他提醒学生要“自爱爱人”，结交益友。至于爱物，则被他视为公德。“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在校先能爱物，而后始可望扩而大之。”正因为怀有“众人我所爱”之心，才能“爱其人自亦不应毁其物”。
“爱的教育”成为张伯苓培养学生公德心的关键。他教导学生，由对世界万物怀有仁爱之心，延及爱校、爱群和爱国。他明确提出，与种族、宗教等因素相比，爱国心更能凝聚各方力量，统一行动。
南开学校举办的各种集会都成为张伯苓实施爱国教育的重要场合。在讲演时，张伯苓用纯正的天津话向学生们讲述近代国家遭侵略、人民受奴役的惨痛历史。他的演讲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其言极其痛深，其感人至矣。同学少年受此剧烈之感触，顿有坐立难安之势”。在他看来，假如南开学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做到“诸事可变，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公，始终不愈”，那么不但个人的事业可以成功，而且国家的独立、富强也指日可待。最能体现张伯苓爱国情怀者，就在于他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破坏毫不畏惧。抗战胜利后，最让张伯苓感到欣慰的是南开没出一个汉奸。
与世界名校并驾齐驱、东西称盛——尚未完成的梦想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在张伯苓看来，“私”是中华民族遭受欺侮的最大症结。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导致国人“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
如何从培养青年学生的群体意识入手，进而增强中国力量呢？张伯苓确立了“乐群”的理念，建立学生的群体生活。在他的推动下，各类学术研究会、学生自治团体、讲演会、校园刊物、新剧演出等层出不穷。因此，摒除自私心，培养公德心，便被张伯苓视为凝聚力量的要务。
张伯苓发挥私立学校的优势，以本校学生、教师增加凝聚力，用外来学生、教师增加冲击力，两者形成合力，共同发展。南开大学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摇篮。文科中有教授历史学的蒋廷黼、教授人类学的李济、教授政治学的徐谟和萧公权、教授英文的司徒月兰等人；理科中有教授化学的邱宗岳和杨石先、教授数学的姜立夫、教授物理的饶毓泰等人；商科中有教授经济统计的何廉、教授经济学的萧遽和李卓敏、教授商学的唐文恺等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开大学成为这些有为、有志学者步入高等学府的第一个阶梯，而张伯苓则成为他们的铺路人。
清华校长梅贻琦、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和戏剧家曹禺等人都是南开教育成功的典范。吴大猷说过一番颇为中肯的话：“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苓识才之能，聘用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须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这是对张伯苓凝聚中国力量的最佳褒奖。他通过教育为中国培育“新人种（族群）”，为社会培训“新国民”，为国家培养救国的领袖人才的实践，将永垂史册。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为什么是百年梦想？就是张伯苓在1907年提出过何时在中国由中国人办奥运的梦想。希望他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提出的南开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并驾齐驱，东西称盛的这一梦想也能够早日实现。
（南开大学教授、张伯苓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 侯杰，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李净昉）
《中国教育报》2013年4月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