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2009年第三期刊登了一篇南桥的文章《巫宁坤的“三个自我”》，此文系对著名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美国出版的回忆录《一滴泪》的读后随感，其中写到巫宁坤先生早年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给美国“飞虎队”当翻译，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并取得博士学位。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恰好燕京大学给他寄来任教的邀请信。报国心切的巫宁坤满怀热情的回到了祖国。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迎接自己的不是实现献身祖国学术事业的光荣梦想，而是将近30年的残酷折磨与运动。若干年后。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同学李政道从海外衣锦还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敬酒，而作为同学的巫宁坤虽近在咫尺。心情却万般的复杂。在他后来的这册回忆录中有这样让人感慨的描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 巫宁坤教授的回忆录《一滴泪》我早有耳闻，此书于1993年初在美国纽约出版。该年6月在英国伦敦出版，随后又翻译成日、韩、瑞典等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可惜中文版我只能在南桥这样的文章中偶读片段，但即使如此，我也可以猜想这样一部传记所蕴涵苦难与精神的容量。与巫宁坤先生所撰写的这册回忆录《一滴泪》恰恰相反的，则是我近来读到由何炳棣先生撰写的一册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如果说巫宁坤先生是历史的“幸存者”，那么何炳棣则是一个历史的“幸运者”。何炳棣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但幸运的是，他选择留在了海外。多年之后，何炳棣在撰写他的这册回忆录时，便多次慨叹自己的幸运。何炳棣1940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参加庚子赔款第五期的留学考试，但最终没有争取到所考专业唯一的名额，待到1980年冬天。何炳棣作为海外权威汉学教授回到中国。在武汉参加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偶遇自己当年的竞争对手吴于廑先生。当他握着这位清秀儒雅的学者时。不由得脱口而出：“保安兄，我是你的手下败将，可是你救了我的命!” 原来，当年何炳棣失利之后，重振旗鼓，直到1945年才考取第六期的庚子赔款留学。1949年他博士毕业，正值天地玄黄的大变局，便选择了留在海外，而这一选择便注定了他人生的路径。在他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炳棣多次慨叹自己当初的这一决定。他才最终成为海外十分有影响的汉学教授。撰写了大量极有建树和学术贡献的著述，先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个著名大学的教授。荣任在学术界非常有影响的亚洲学会会长。与杨振宁一起筹组全美华人协会并担任副会长。同时还先后被聘为社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1979年他受到邓小平的单独接见，其学术与人生均达到了巅峰。因此，也难怪他会感慨。就像巫宁坤教授的感慨一样让人沉思。只是这感慨却充满着一种历史的幸运感：“我多年后不断反思。深觉1940年初次留美考试失败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如果那年考取，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应早已完成博士学位，一定尽快回国了。以我学生时期的政治立场，加上我个性及应付人事方面的缺陷，即使能度过‘百花’、‘反右’，亦难逃‘文革’期间的折磨与清算。” 南桥在《巫宁坤的“三个自我”》中写到了一种人生的命运。即如果两个人同一天同一时间同一速度出发，一个上山。一个下山，那么二人必定会在某个地方相遇。但问题是。他们一个是上山。一个是下山。在南桥看来，巫宁坤是下山，他的同学李政道则是上山，同样，与前两者早年求学经历相似的何炳棣。也是在上山。上山还是下山。似乎取决于当初的那一瞬间的决定。在人生的交叉路口，这一看似不经意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读何炳棣先生的这册《读史阅世六十年》，便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这一选择的深感幸运与某种恐惧和后怕。这从他在回忆录中数处特意写到自己的几位十分优秀的同学或朋友的遭遇便可以感受得到，诸如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第九级的同学丁则良，才华横溢，学识厚博，被著名史学家雷宗海先生所欣赏。曾推荐给日后的诺奖得主杨振宁补习古文，后来他到英国的伦敦大学深造：1949年秋冬之际。丁则良给已在大学教书的何炳棣写信。非常激动地谈到他决定放弃论文的写作，立刻回国报效，因为就要建成的国家“有光有热”。但很可惜的是，丁则良回到国内很不顺利。著述仅有一本《李提摩太，1945―1919》这样的小册子。1957年反右运动刚开始，丁则良便自沉于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如丁则良这样的人生遭遇。何炳棣还写到数位。读来都是让人唏嘘不已。人生的命运似乎就在那样一个转折点上决定了。 何炳棣先生的这册《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册人生的回忆录，但其实更是一册学术思想的自传，全书35万余字，几乎都是在谈论自己求学与研究的心路历程，尽管也有娶妻生子这样的人生大事，或者是被邓小平单独接见这样的人生荣耀。但他在自己的传记中都是轻轻点染，并没有太多与学术无关的渲染。因此，我读这册回忆录，似乎就是在阅读一册学术研究探索的脉络。又是在读一个学术大家之所以成就自己的心路历程，其间的奋斗、辛酸和抱负，却与巫宁坤教授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大量人生磨难的坎坷叙述就是极为的不同。一个是将自己的汗水和才华奉献给用于整个人类的学术文化事业。而另一个则是将才华和生命大量挥霍和消磨在极为荒诞和无聊的政治运动之中。更令我感到慨叹的是。我读何炳棣的这册回忆录，就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学术中人，他对于自己人生价值的判断以及自己祖国的奉献。最终还是取决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何炳棣身在海外，但时刻心系神州，他起先研究西方史学，后来深感要为祖国做第一等的学问，转身投向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多年来费尽思量。所撰述的关于华夏文化是自我生发和延续发展的论点。成为有力批驳西方史学界传统认识的华夏文化起源于其他地域的学说。这对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不可估量。而他身在海外，对于诸多政治事件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虽然数次遭遇到不公平待遇，但却并不为其所屈服：还有他深感祖国新的发展变化，在海外筹划爱国协会，并担当重任，成就斐然。这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他对于自己祖国的一腔赤子之情。而这些也只有他在独立自由的环境之中才能实现并取得成绩。 何炳棣的青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但我读这册回忆录，深感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中，他却能时刻坚持自己内心中既定的学术使命和目标。沉静坚韧。一步一步地朝向这个目标迈进。这与他早年所身处的时代和经受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关联。他生于天津，祖籍浙江金华，父亲是一个有见识的绅士，很重视教育，对他也寄予很大希望，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父亲给自己的侄子写信，希望他能够在美国留学时同时取得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国办报纸。主笔宣扬民主与宪政，再组建政党来报效国家。这样的家庭教育难怪能培养出人才，而何炳棣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以及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即使国家在遭受战火威胁，也依然可以看到张伯苓、梅贻琦、蔡元培等这样杰出的教育家，以及吴宓、雷宗海、郑天挺等优秀的教授，他们为神州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培养延续文化香火的人才，其精神境界如高山入云，人格境界如清水见底。在国家危亡之际，培养出众多后来有学识、有创见和有骨气的世界级人才：而何炳棣在海外留学深造。也正是有这特殊环境中奠基的学术根基，以及磨练出来的精神财富，这些都成为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底色。与巫宁坤先生相比，何炳棣先生幸运很多，他把更多的精力和心血真正献给了有价值的学术事业。但愿他偶然决断的学术生命不再仅仅是一段传奇，而如巫宁坤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遭遇到的种种生命的磨难与消耗也从此不再会发生。 责任编辑 江 子
《书城》杂志2009年第三期刊登了一篇南桥的文章《巫宁坤的“三个自我”》，此文系对著名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美国出版的回忆录《一滴泪》的读后随感，其中写到巫宁坤先生早年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给美国“飞虎队”当翻译，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并取得博士学位。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恰好燕京大学给他寄来任教的邀请信。报国心切的巫宁坤满怀热情的回到了祖国。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迎接自己的不是实现献身祖国学术事业的光荣梦想，而是将近30年的残酷折磨与运动。若干年后。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同学李政道从海外衣锦还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敬酒，而作为同学的巫宁坤虽近在咫尺。心情却万般的复杂。在他后来的这册回忆录中有这样让人感慨的描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 巫宁坤教授的回忆录《一滴泪》我早有耳闻，此书于1993年初在美国纽约出版。该年6月在英国伦敦出版，随后又翻译成日、韩、瑞典等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可惜中文版我只能在南桥这样的文章中偶读片段，但即使如此，我也可以猜想这样一部传记所蕴涵苦难与精神的容量。与巫宁坤先生所撰写的这册回忆录《一滴泪》恰恰相反的，则是我近来读到由何炳棣先生撰写的一册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如果说巫宁坤先生是历史的“幸存者”，那么何炳棣则是一个历史的“幸运者”。何炳棣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但幸运的是，他选择留在了海外。多年之后，何炳棣在撰写他的这册回忆录时，便多次慨叹自己的幸运。何炳棣1940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参加庚子赔款第五期的留学考试，但最终没有争取到所考专业唯一的名额，待到1980年冬天。何炳棣作为海外权威汉学教授回到中国。在武汉参加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偶遇自己当年的竞争对手吴于廑先生。当他握着这位清秀儒雅的学者时。不由得脱口而出：“保安兄，我是你的手下败将，可是你救了我的命!” 原来，当年何炳棣失利之后，重振旗鼓，直到1945年才考取第六期的庚子赔款留学。1949年他博士毕业，正值天地玄黄的大变局，便选择了留在海外，而这一选择便注定了他人生的路径。在他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炳棣多次慨叹自己当初的这一决定。他才最终成为海外十分有影响的汉学教授。撰写了大量极有建树和学术贡献的著述，先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个著名大学的教授。荣任在学术界非常有影响的亚洲学会会长。与杨振宁一起筹组全美华人协会并担任副会长。同时还先后被聘为社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1979年他受到邓小平的单独接见，其学术与人生均达到了巅峰。因此，也难怪他会感慨。就像巫宁坤教授的感慨一样让人沉思。只是这感慨却充满着一种历史的幸运感：“我多年后不断反思。深觉1940年初次留美考试失败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如果那年考取，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应早已完成博士学位，一定尽快回国了。以我学生时期的政治立场，加上我个性及应付人事方面的缺陷，即使能度过‘百花’、‘反右’，亦难逃‘文革’期间的折磨与清算。” 南桥在《巫宁坤的“三个自我”》中写到了一种人生的命运。即如果两个人同一天同一时间同一速度出发，一个上山。一个下山，那么二人必定会在某个地方相遇。但问题是。他们一个是上山。一个是下山。在南桥看来，巫宁坤是下山，他的同学李政道则是上山，同样，与前两者早年求学经历相似的何炳棣。也是在上山。上山还是下山。似乎取决于当初的那一瞬间的决定。在人生的交叉路口，这一看似不经意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读何炳棣先生的这册《读史阅世六十年》，便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这一选择的深感幸运与某种恐惧和后怕。这从他在回忆录中数处特意写到自己的几位十分优秀的同学或朋友的遭遇便可以感受得到，诸如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第九级的同学丁则良，才华横溢，学识厚博，被著名史学家雷宗海先生所欣赏。曾推荐给日后的诺奖得主杨振宁补习古文，后来他到英国的伦敦大学深造：1949年秋冬之际。丁则良给已在大学教书的何炳棣写信。非常激动地谈到他决定放弃论文的写作，立刻回国报效，因为就要建成的国家“有光有热”。但很可惜的是，丁则良回到国内很不顺利。著述仅有一本《李提摩太，1945―1919》这样的小册子。1957年反右运动刚开始，丁则良便自沉于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如丁则良这样的人生遭遇。何炳棣还写到数位。读来都是让人唏嘘不已。人生的命运似乎就在那样一个转折点上决定了。 何炳棣先生的这册《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册人生的回忆录，但其实更是一册学术思想的自传，全书35万余字，几乎都是在谈论自己求学与研究的心路历程，尽管也有娶妻生子这样的人生大事，或者是被邓小平单独接见这样的人生荣耀。但他在自己的传记中都是轻轻点染，并没有太多与学术无关的渲染。因此，我读这册回忆录，似乎就是在阅读一册学术研究探索的脉络。又是在读一个学术大家之所以成就自己的心路历程，其间的奋斗、辛酸和抱负，却与巫宁坤教授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大量人生磨难的坎坷叙述就是极为的不同。一个是将自己的汗水和才华奉献给用于整个人类的学术文化事业。而另一个则是将才华和生命大量挥霍和消磨在极为荒诞和无聊的政治运动之中。更令我感到慨叹的是。我读何炳棣的这册回忆录，就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学术中人，他对于自己人生价值的判断以及自己祖国的奉献。最终还是取决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何炳棣身在海外，但时刻心系神州，他起先研究西方史学，后来深感要为祖国做第一等的学问，转身投向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多年来费尽思量。所撰述的关于华夏文化是自我生发和延续发展的论点。成为有力批驳西方史学界传统认识的华夏文化起源于其他地域的学说。这对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不可估量。而他身在海外，对于诸多政治事件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虽然数次遭遇到不公平待遇，但却并不为其所屈服：还有他深感祖国新的发展变化，在海外筹划爱国协会，并担当重任，成就斐然。这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他对于自己祖国的一腔赤子之情。而这些也只有他在独立自由的环境之中才能实现并取得成绩。 何炳棣的青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但我读这册回忆录，深感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中，他却能时刻坚持自己内心中既定的学术使命和目标。沉静坚韧。一步一步地朝向这个目标迈进。这与他早年所身处的时代和经受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关联。他生于天津，祖籍浙江金华，父亲是一个有见识的绅士，很重视教育，对他也寄予很大希望，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父亲给自己的侄子写信，希望他能够在美国留学时同时取得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国办报纸。主笔宣扬民主与宪政，再组建政党来报效国家。这样的家庭教育难怪能培养出人才，而何炳棣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以及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即使国家在遭受战火威胁，也依然可以看到张伯苓、梅贻琦、蔡元培等这样杰出的教育家，以及吴宓、雷宗海、郑天挺等优秀的教授，他们为神州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培养延续文化香火的人才，其精神境界如高山入云，人格境界如清水见底。在国家危亡之际，培养出众多后来有学识、有创见和有骨气的世界级人才：而何炳棣在海外留学深造。也正是有这特殊环境中奠基的学术根基，以及磨练出来的精神财富，这些都成为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底色。与巫宁坤先生相比，何炳棣先生幸运很多，他把更多的精力和心血真正献给了有价值的学术事业。但愿他偶然决断的学术生命不再仅仅是一段传奇，而如巫宁坤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遭遇到的种种生命的磨难与消耗也从此不再会发生。 责任编辑 江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