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由于受社会历史、生活环境、教育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要求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呈现出明显的“三高三低”特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2.3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研究他们的特征，正视他们的诉求，积极进行合理必要的引导，促使这一群体健康发展应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
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环境得天独厚，是改革开放中成长的一代，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的程度较高。第一代外出的农民工小学教育水平的比重占总体的50％以上；而新生代外出的农民工则是初中教育水平比重占5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中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比老一代高出14个百分点，他们能写会算，许多都有一计之长，有的还有专业职业证书，他们对新事物接受快，可以通过报刊及网络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为自己发展服务。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在开放时代，从小就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报刊、广播及影视的影响，接受多元化的开放价值观，他们的行为、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据《深圳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在深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9％从小跟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新生代农民工”中16-18岁就外出打工者居多。过早地进入城镇使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与父辈窘然不同。正是因为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他们期望值更高，要求城市接纳，渴望得到市民待遇，获得尊重的愿望更强，同时较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缺乏农村生产经验，除了户藉是农村，其个人特征已完全城市化，所以对他们来说，绝大部分已没有退路，不象父辈可工可农，可进可退，在无工可做时他们多是选择游移和滞留于城市，造成社会问题凸显。
职业期望值高
“新生代农民工”受现代城市文明元素的熏陶，公民意识初步觉醒，发展性需求提高。他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物质生活逐渐丰富，在生存问题已不成问题的情况下，需要层次开始由生存型需求转向发展型需求，而现代社会多元化的选择、多元的价值观和多元化的思维，则使他们成为各种城市新思维、新事物和新生活方式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理想主义在他们中间大有市场，进城务工就是为了谋求发展，他们把务工当作学习、提高、适应的过程，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从农民到工人乃至更高层次的人生命运转变，他们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他们更多希望换种活法而非上一代人稳定中逐步改善生活的发展，他们采取的是典型的“重过程轻结果”的发展方式，注重工作和生活的愉快，重视生活的过程，追求生活的经历，追求刺激的体验。青春期的他们由于前途未定型，存在心大志大，对于未来的憧憬偏于美好，而对挫折缺乏心理预期和心理准备。他们更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通过自己的拼搏和一定的机遇就一定可以获得事业的成功，但“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随着城市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他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矛盾和冲突将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成长，最终将冲突结果返还社会。
物资和精神享受要求高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时更为强调获得尊重、工作条件和老板的人品，而上一代农民工选择工作更为注重收入高、工作的稳定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险。尽管挣钱仍是他们到城市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他们在挑选工作时，往往追求人格平等，他们对于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的人文环境有了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精神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渴望得到尊重，不愿从事得不到别人尊重的、尤其是受城市人藐视的工作，不愿意去从事工作条件过于恶劣的岗位。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其精神生活已不满足于父辈看电视，打牌的层次，更多地选择上网、专业学习，希望当地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以及融入当地公共文化生活，尽管他们认为看电视、打牌是低层次精神需求，但由于受居住条件、收入、再教育机制、融入社区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很难实现，导致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这一整体意识无法形成整体作为，甚至相当一部分在需求与现实的连接障碍面前热情降温，得过且过，出现“温水煮青蛙”现象。
工作耐受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第一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社会经历。他们通过第一代农民工带回去的信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甚至有些本身就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对农村完全陌生。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完全离开了农村，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但是另一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娇子农民工”、“月光族”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缺乏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
心理程受能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朝气蓬勃，年富力强，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强，具有青春期的典型特征。他们年轻、有文化，思维比较新颖、活跃，更容易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处在青春期的典型时期，他们心智发展不够成熟稳定，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和完善，具有很大的人格可塑性，同时他们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稳定，极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具有叛逆精神和青年人特有的挑战与冒险的特质。任何一个进城务工者都要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和调整，以适应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同时还必须适应工作周围的大环境，如城市的文化氛围、社区的价值和规范，其中包括明文规范及潜在规则。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较小，其心智水平和社会化程度都不能使他们像大龄青年那样较快地适应环境中的各种规则，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智发展不够成熟，而且远离家乡和亲人，扎根未稳，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较为薄弱，同时又多为单身，1亿“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占80％，“连能在一起说话的对象都没有”，很难形成有效的心理压力分担机制和心灵创伤的消弭机制，所以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感觉情感孤独、飘泊无助。长期积压的郁闷和对未来的恐慌，在生活和工作中任何的小挫折刺激下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危及自身和他人生命的灾难。近年富士康员工的连续坠楼事件以及“新生代民工”刑事案件的增升足以证明了这一点，而高强度劳动，密集型工作，程式化管理更增加了他们的孤立感和挫折感。
幸福指数低
城市需要农民工，但却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变化。由此带来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他们高度渴望子女能受到城市孩子已有的良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困难重重。我国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这使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新生代农民工”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实际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问题。这种情况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放大着社会存在的不公。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能挣到钱，拿到钱回家过年就是幸福。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因而即使挣了钱他们也感觉不幸福，因为他们与父辈的要求不同，打工目的不同，对权力公平的理解不同，他们要的不是生存而是发展，而社会给他们的发展环境滞后，所以他们痛苦和无奈。这种情况极易导致对社会麻木、冷眼旁观，对社会认同感下降，甚至有反社会取向，一旦受到刺激或受人教唆，极有可能走上反社会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对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付出巨大，随着社会进步、法制完善，虽然他们的绝对状况有所改善，但相对境遇并不乐观，他们仍是最苦、最累、地位最低、贡献巨大、精神生活贫乏的群体，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健康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政府应有之责。
（李明单位：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李一览单位：河南大学马列德育部）
“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由于受社会历史、生活环境、教育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要求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呈现出明显的“三高三低”特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2.3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研究他们的特征，正视他们的诉求，积极进行合理必要的引导，促使这一群体健康发展应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
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环境得天独厚，是改革开放中成长的一代，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的程度较高。第一代外出的农民工小学教育水平的比重占总体的50％以上；而新生代外出的农民工则是初中教育水平比重占5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中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比老一代高出14个百分点，他们能写会算，许多都有一计之长，有的还有专业职业证书，他们对新事物接受快，可以通过报刊及网络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为自己发展服务。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在开放时代，从小就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报刊、广播及影视的影响，接受多元化的开放价值观，他们的行为、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据《深圳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在深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9％从小跟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新生代农民工”中16-18岁就外出打工者居多。过早地进入城镇使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与父辈窘然不同。正是因为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他们期望值更高，要求城市接纳，渴望得到市民待遇，获得尊重的愿望更强，同时较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缺乏农村生产经验，除了户藉是农村，其个人特征已完全城市化，所以对他们来说，绝大部分已没有退路，不象父辈可工可农，可进可退，在无工可做时他们多是选择游移和滞留于城市，造成社会问题凸显。
职业期望值高
“新生代农民工”受现代城市文明元素的熏陶，公民意识初步觉醒，发展性需求提高。他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物质生活逐渐丰富，在生存问题已不成问题的情况下，需要层次开始由生存型需求转向发展型需求，而现代社会多元化的选择、多元的价值观和多元化的思维，则使他们成为各种城市新思维、新事物和新生活方式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理想主义在他们中间大有市场，进城务工就是为了谋求发展，他们把务工当作学习、提高、适应的过程，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从农民到工人乃至更高层次的人生命运转变，他们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他们更多希望换种活法而非上一代人稳定中逐步改善生活的发展，他们采取的是典型的“重过程轻结果”的发展方式，注重工作和生活的愉快，重视生活的过程，追求生活的经历，追求刺激的体验。青春期的他们由于前途未定型，存在心大志大，对于未来的憧憬偏于美好，而对挫折缺乏心理预期和心理准备。他们更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通过自己的拼搏和一定的机遇就一定可以获得事业的成功，但“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随着城市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他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矛盾和冲突将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成长，最终将冲突结果返还社会。
物资和精神享受要求高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时更为强调获得尊重、工作条件和老板的人品，而上一代农民工选择工作更为注重收入高、工作的稳定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险。尽管挣钱仍是他们到城市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他们在挑选工作时，往往追求人格平等，他们对于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的人文环境有了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精神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渴望得到尊重，不愿从事得不到别人尊重的、尤其是受城市人藐视的工作，不愿意去从事工作条件过于恶劣的岗位。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其精神生活已不满足于父辈看电视，打牌的层次，更多地选择上网、专业学习，希望当地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以及融入当地公共文化生活，尽管他们认为看电视、打牌是低层次精神需求，但由于受居住条件、收入、再教育机制、融入社区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很难实现，导致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这一整体意识无法形成整体作为，甚至相当一部分在需求与现实的连接障碍面前热情降温，得过且过，出现“温水煮青蛙”现象。
工作耐受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第一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社会经历。他们通过第一代农民工带回去的信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甚至有些本身就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对农村完全陌生。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完全离开了农村，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但是另一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娇子农民工”、“月光族”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缺乏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
心理程受能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朝气蓬勃，年富力强，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强，具有青春期的典型特征。他们年轻、有文化，思维比较新颖、活跃，更容易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处在青春期的典型时期，他们心智发展不够成熟稳定，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和完善，具有很大的人格可塑性，同时他们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稳定，极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具有叛逆精神和青年人特有的挑战与冒险的特质。任何一个进城务工者都要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和调整，以适应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同时还必须适应工作周围的大环境，如城市的文化氛围、社区的价值和规范，其中包括明文规范及潜在规则。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较小，其心智水平和社会化程度都不能使他们像大龄青年那样较快地适应环境中的各种规则，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智发展不够成熟，而且远离家乡和亲人，扎根未稳，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较为薄弱，同时又多为单身，1亿“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占80％，“连能在一起说话的对象都没有”，很难形成有效的心理压力分担机制和心灵创伤的消弭机制，所以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感觉情感孤独、飘泊无助。长期积压的郁闷和对未来的恐慌，在生活和工作中任何的小挫折刺激下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危及自身和他人生命的灾难。近年富士康员工的连续坠楼事件以及“新生代民工”刑事案件的增升足以证明了这一点，而高强度劳动，密集型工作，程式化管理更增加了他们的孤立感和挫折感。
幸福指数低
城市需要农民工，但却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变化。由此带来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他们高度渴望子女能受到城市孩子已有的良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困难重重。我国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这使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新生代农民工”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实际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问题。这种情况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放大着社会存在的不公。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能挣到钱，拿到钱回家过年就是幸福。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因而即使挣了钱他们也感觉不幸福，因为他们与父辈的要求不同，打工目的不同，对权力公平的理解不同，他们要的不是生存而是发展，而社会给他们的发展环境滞后，所以他们痛苦和无奈。这种情况极易导致对社会麻木、冷眼旁观，对社会认同感下降，甚至有反社会取向，一旦受到刺激或受人教唆，极有可能走上反社会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对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付出巨大，随着社会进步、法制完善，虽然他们的绝对状况有所改善，但相对境遇并不乐观，他们仍是最苦、最累、地位最低、贡献巨大、精神生活贫乏的群体，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健康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政府应有之责。
（李明单位：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李一览单位：河南大学马列德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