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御制耕织图]创作意义探析

  “耕织图”是指以图像形式反映农业生产过程的绘画。康熙时期《御制耕织图》对前代各“耕织图”版本加以继承与发扬,起到普及农业生产知识、推广耕作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其本身也成为了珍贵的艺术瑰宝。而作为统治者从政的重要措施,其背后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   耕与织相结合的传统生产模式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理想结构,根植于封建各阶层的思想观念中。统治者竭力宣扬鼓励耕织以维护基本的社会形态,从而巩固统治。在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中,士族标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农人被赋予了仅次于士人阶层的地位,这可谓是农业大国重农、尚农的重要表现。   首先,耕织图的广泛传播是统治者宣传政治主张,舆论动员的需要。   中国自古以来为农业生产大国,历代以来的开明之君无不重农耕、尚蚕织,《史记・孝文本纪》中就曾有“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躬耕,以给宗庙粢盛”的记载。可见,农业问题很早以来便成为治国之重,清王朝亦不例外。清朝前期,从康熙到乾隆诸朝皆以之为基本国策,这也铸就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康乾盛世”。统治者深知“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的道理,所以敕令编撰农业题材的书籍就成为了宣传重农主张的有效手段,利用版画的艺术形式及其它易复制的特性,来歌颂文治武功,社会安定,文事昌盛成为了满足政治需要的必然选择。《御制耕织图》的创作流露出康熙皇帝对于农民、农业的关心和爱惜,也把自己关心农业发展,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初衷传达给王公大臣和他的子民。由于赋有皇帝作序和题诗,又经广泛印刊,《御制耕织图》成为朝廷的重要典籍,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了引导舆论,动员臣民的作用。   《御制耕织图》不仅用于颁赐王公大臣,还被清政府颁赐给外蕃来使。康熙三十七年(1698),琉球贡使程则顺朝见康熙帝,受赐《御制耕织图》,有诗纪其事:“喜见新图出未央,忧民天子重农桑。日鞭黄犊勤南亩,时听仓庚执懿筐。缫动家家蚕作茧,年丰处处稻登场。男耕女织烦宸虑,从此豳风遍八荒。”由此可见,《御制耕织图》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之广。   清宫廷也由此创作了系列的农业版画作品,除了《御制耕织图》外,还有《农书》、《钦定授时通考》等。清康熙三十五年,清宫重刊元人王祯《农书》,版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描绘了天子籍田,后妃亲蚕的典型场景,刻绘精致,刀法匀净,但在构图的安排上略显呆板,人物比例上也不够准确。   其次,耕织图的广泛传播是鞭策官吏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需要。   康熙皇帝自亲政以来,素来重视农业恢复与发展,深知“有天下国家者”,对于稼穑蚕桑“洵不可不留连三复于其际也”。虽然朝廷三令五申地宣布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仍不可避免扰坏促耕滋丁的贪官污吏的存在。而偶得的《耕织图》无疑是他用于教育官吏的好教材,表面上可以宣传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深层次上也鞭策官吏重农爱民。康熙南巡驻跸苏州时,还特将《御制耕织图》赐给江苏巡抚宋荦。 “昔人以此被之管弦,列于典诰”,相对于配乐演唱、列入典制的方式,《御制耕织图》更加形象直观,易于理解,诗中传达出来的感情也能使士族阶层明白下层劳动人民的劳作之苦,常怀悯农爱农之心。   再次,耕织图的广泛传播是教化百姓勤于耕织,勉于生产的需要。   绘画作为上层建筑,与其它的社会意识相比,有着突出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它审美教育功能,绘画作品能起到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功效。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绘画可以对人教育感化,而起到“止邪也于未行”的功效,维护阶级社会里人的等级关系,使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百姓可以“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   《御制耕织图》采用图像的形式来宣传政治主张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化教育事业并不发达,虽然清代广兴学校,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州县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校系统,但是没有经济地位的平民仍然难以实现受教育的权力,文字的推广受到局限,更何况是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阶层,所以从作为传播对象的农民阶层本身特点上来说,能辨识文字的极少,如果单纯采用文字的形式,农民无法阅读,自然也就不能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再者,封建社会女性受教育的权力向来受到限制,而作为蚕桑劳作的主体,她们对于文字的接受能力相对来说是更弱的。所以在人民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情况下,图绘相对与文字抽象曲现的劣势来说更加形象直观,简单明了,也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   小结   中国古代传统的家庭生产将农耕和蚕织联系在一起,这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也是作为一个农业国的典型社会特征,它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有重要意义。封建王朝出于维护统治的需求,必将极力宣扬重农思想,在彰显自身政治主张的同时,也起到了教育官吏,笼络百姓的作用。《御制耕织图》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理想结构模式,绘图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得以流传,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官吏重农爱民,使农民其勤于耕作,而这也成为了统治者思想上引导官民的最佳教科书。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

  “耕织图”是指以图像形式反映农业生产过程的绘画。康熙时期《御制耕织图》对前代各“耕织图”版本加以继承与发扬,起到普及农业生产知识、推广耕作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其本身也成为了珍贵的艺术瑰宝。而作为统治者从政的重要措施,其背后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   耕与织相结合的传统生产模式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理想结构,根植于封建各阶层的思想观念中。统治者竭力宣扬鼓励耕织以维护基本的社会形态,从而巩固统治。在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中,士族标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农人被赋予了仅次于士人阶层的地位,这可谓是农业大国重农、尚农的重要表现。   首先,耕织图的广泛传播是统治者宣传政治主张,舆论动员的需要。   中国自古以来为农业生产大国,历代以来的开明之君无不重农耕、尚蚕织,《史记・孝文本纪》中就曾有“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躬耕,以给宗庙粢盛”的记载。可见,农业问题很早以来便成为治国之重,清王朝亦不例外。清朝前期,从康熙到乾隆诸朝皆以之为基本国策,这也铸就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康乾盛世”。统治者深知“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的道理,所以敕令编撰农业题材的书籍就成为了宣传重农主张的有效手段,利用版画的艺术形式及其它易复制的特性,来歌颂文治武功,社会安定,文事昌盛成为了满足政治需要的必然选择。《御制耕织图》的创作流露出康熙皇帝对于农民、农业的关心和爱惜,也把自己关心农业发展,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初衷传达给王公大臣和他的子民。由于赋有皇帝作序和题诗,又经广泛印刊,《御制耕织图》成为朝廷的重要典籍,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了引导舆论,动员臣民的作用。   《御制耕织图》不仅用于颁赐王公大臣,还被清政府颁赐给外蕃来使。康熙三十七年(1698),琉球贡使程则顺朝见康熙帝,受赐《御制耕织图》,有诗纪其事:“喜见新图出未央,忧民天子重农桑。日鞭黄犊勤南亩,时听仓庚执懿筐。缫动家家蚕作茧,年丰处处稻登场。男耕女织烦宸虑,从此豳风遍八荒。”由此可见,《御制耕织图》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之广。   清宫廷也由此创作了系列的农业版画作品,除了《御制耕织图》外,还有《农书》、《钦定授时通考》等。清康熙三十五年,清宫重刊元人王祯《农书》,版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描绘了天子籍田,后妃亲蚕的典型场景,刻绘精致,刀法匀净,但在构图的安排上略显呆板,人物比例上也不够准确。   其次,耕织图的广泛传播是鞭策官吏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需要。   康熙皇帝自亲政以来,素来重视农业恢复与发展,深知“有天下国家者”,对于稼穑蚕桑“洵不可不留连三复于其际也”。虽然朝廷三令五申地宣布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仍不可避免扰坏促耕滋丁的贪官污吏的存在。而偶得的《耕织图》无疑是他用于教育官吏的好教材,表面上可以宣传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深层次上也鞭策官吏重农爱民。康熙南巡驻跸苏州时,还特将《御制耕织图》赐给江苏巡抚宋荦。 “昔人以此被之管弦,列于典诰”,相对于配乐演唱、列入典制的方式,《御制耕织图》更加形象直观,易于理解,诗中传达出来的感情也能使士族阶层明白下层劳动人民的劳作之苦,常怀悯农爱农之心。   再次,耕织图的广泛传播是教化百姓勤于耕织,勉于生产的需要。   绘画作为上层建筑,与其它的社会意识相比,有着突出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它审美教育功能,绘画作品能起到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功效。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绘画可以对人教育感化,而起到“止邪也于未行”的功效,维护阶级社会里人的等级关系,使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百姓可以“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   《御制耕织图》采用图像的形式来宣传政治主张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化教育事业并不发达,虽然清代广兴学校,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州县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校系统,但是没有经济地位的平民仍然难以实现受教育的权力,文字的推广受到局限,更何况是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阶层,所以从作为传播对象的农民阶层本身特点上来说,能辨识文字的极少,如果单纯采用文字的形式,农民无法阅读,自然也就不能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再者,封建社会女性受教育的权力向来受到限制,而作为蚕桑劳作的主体,她们对于文字的接受能力相对来说是更弱的。所以在人民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情况下,图绘相对与文字抽象曲现的劣势来说更加形象直观,简单明了,也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   小结   中国古代传统的家庭生产将农耕和蚕织联系在一起,这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也是作为一个农业国的典型社会特征,它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有重要意义。封建王朝出于维护统治的需求,必将极力宣扬重农思想,在彰显自身政治主张的同时,也起到了教育官吏,笼络百姓的作用。《御制耕织图》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理想结构模式,绘图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得以流传,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官吏重农爱民,使农民其勤于耕作,而这也成为了统治者思想上引导官民的最佳教科书。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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