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路拾英
晋商虽然崛起于中国明清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但其诸多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很有独到之处，很借鉴意义；其衰落于辛亥革命前后，其教训值得思考。
“义信利”的经营理念
晋商崇拜关公，视关公为财神，所到之处必有关帝庙。难道关公真能保佑晋商财源滚滚吗？其实不然，保证晋商能在众多商家中脱颖而出的是“义信利”的经营理念。关羽对君主（刘备）忠心，对朋友（曹操）有义，作战勇猛，做人守信，正好符合中国千百年来以“仁”、“义”、“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也正切合了晋商当时万里经商的需求。
在交通、通信非常落后的明清之际，订约成本时非常昂贵的，如果交易双方不能遵守承诺达成协议，同时为自己不受信用的行为寻找各种理由，无疑会增加交易的成本，无法赢得人们的信赖，更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这种状态下谁还会愿意和这样的商家打交道？没有交易，就没有利益。于是，经商者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来获得社会的信任。经营票号更是如此，在没有任何抵押的基础上，“诚信”成为他们经营的重要保障。
关公自然而然成为晋商“义信利”的化身，目的不仅仅是告诫自己在经营中要诚实守信，也是在警示合作者要讲信用，从而来规范整个市场的运作。在关公崇拜的基础上，各地的行业会馆也纷纷建立起来，相当于现代的行业协会，目的是强化“义信利”的经商理念，规范行业中的不法行为，抵制外来竞争。
晋商的经营理念中“义”字当头，其次是“信”，最后才会提到“利”。这个理念放到当今社会仍然不会落伍，所谓“义”就是“社会责任”，众多的企业开始注重关心国家公益事业，比如：希望工程、社会弱势群体、爱滋患者等，只有关注社会、关注国家才能获得公众更多的好感，才能帮助企业顺利发展。所谓“信”就是“诚信”，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诚信社会”，没有想到这个理念我们的祖先早已经提出，而且还把它实践的有声有色，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不仅是商家、企业等赢利组织为了牟利需要诚信，社会团体需要诚信，我们每一个个体也需要诚信。所谓“利”当然就是“利益”了，以前两者为基础，利益才是最终的目的。
独特的股份制
晋商的股份制产生于清乾隆，嘉庆年间，这种股份制又称“股俸制”，即有股即有俸，俸就是红利或利息。股份制就是将号内现有的资本或者是将要成立的商号的预期资本划成若干份，按各自的情况给与分配额数，它有正本、副本和银股、身股之分。正本就是就是财东合约投资，它可按股分红，但无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有两种，一种是财东除己本外又存放入商号的资本；另一种是东家、经理及身股伙计在结账期，从其所分的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存入号内，此种护本，一般称之为“统事”或“获本”，只得利息，不分红。
清人徐珂将这种股份制归纳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身股即伙计以在商号的劳动所入的股，不交银两，但和银股一样可以享有同等的分红权利。银股所有者在商号享有永久的利益，可以父死子继，夫死妻继，但对商号的盈亏负有无限责任。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的亏赔责任。顶身股者死后，商号一般给与一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与分红，称“故股”或“故身股”。山西商人甘愿把利润的一部分甚至一般让渡给伙计，是很有胸襟和胆略的。
从表面来看，晋商把利润让给伙计，失去了眼前利益，但得到的是员工忠诚和能力的提升，为追求长远的利益最大化奠定了基础和保证。第一，“顶身股”把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员工不再仅仅是为企业主劳动，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劳动。第二，顶身股在商号里是不等的：一般刚刚入号的伙计尚处于学习阶段，还是学徒，是没有身股的；成为正式的伙计，能独当一面后，根据对商号的贡献，逐渐开始拥有身股，一般从一厘开始；顶身股者最多可到一股（十厘），大多是商号的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由于这种不等，必然会激励员工为了顶身股，拿到更多的利润，更加努力的工作。第三，顶身股者股份的增加并不是按照资历来增加，一般体现为贤者多增，次贤者少增的原则。这样有利于为企业留住人才，把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是人才造就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成功，企业也给人才实现抱负、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之间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对于现代企业，这种独特的员工激励模式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竞争日益激烈，人员流动速度也日益提高，企业考虑的不应该仅仅是产值，还要考虑创造产值的员工，要想办法提高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也要设法吸引有能力、有胆识的员工。
官商结合
从晋商的00年发展历程来看，每一个阶段都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朝有重兵驻扎于边关九镇，军旅大量的军需物资依赖山西商人供应，而山西商人通过运送粮草，向官府换取盐引来牟利，双方互惠互利。清朝入关，由于是牧游民族，他们更加重视商业，更加懂得交换的重要性，清初曾经封山西八大商人为“ 皇商”，对晋商的经商活动无疑是一种鼓励。康熙、乾隆年间，相对安定，山西商人南下贩丝贩茶，北上与草原的少数民族以及俄罗斯商人交易，长达万里的路途，自然少不了官府的庇护。这一时期清政府也多次出兵平定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粮草等军需物资的供应自然少不了晋商鼎力相助，当然商人也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利润。随着经济的发展，票号孕育而生。而国内外的侵扰也纷纷而来，国内农民战争不断，太平军、捻军、白莲教等，外国势力不断侵扰，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内外的损耗，清政府国力大减，开始依赖于票号的融资。这时晋商和官府关系最为密切，为平定长达十年的天平天国农民起义，晋商通过各种途径捐银无数。在这个时期，晋商的票号替朝廷经营起了买官卖官、汇兑各项赔款的生意，而放弃了替小商家汇兑，存放生意，放弃了拓展其它新兴行业的机会。如果，站在那个时代，把这种与官府紧密结合的行为看做是一种不自觉或者别无选择的话，那么随着清朝的灭亡晋商走向没落也是一种必然。
晋商百年票号的兴衰，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大量的京饷协饷汇兑把票号业推向了巅峰，以致晋商牢牢抱住了这颗大树，而随着大清银行的成立，他们失去了京饷协饷的汇兑权，加之外国银行的竞争，以及辛亥革命的挤兑狂潮，失去官府庇护的晋商，无法收回借出的银子，为了百年诚信却要咬着牙给汇兑者给银子，可谓风雨飘摇。
也许，我们应该思考“官”和“商”是不是要结合？可以简单的来说，官代表政治，商代表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自然会被政府制定，当各种体制适应经济的发展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亦然。政治和经济是不可能分开的，自然“官”和“商”也不可能毫无关系。那么。官商到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从人类历史上看，国家管理工商业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国家直接经营主要的工商业时期，我国唐朝以前的“官山海”即属于此类，它适合于生产力水平不高，民间经济力量不足，不得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国家间接经营工商业时期，即政府拥有重要工商业的所有权，但经营权向民间开放，明清时期的中国就属于这一历史阶段。它适合与生产力有利一定的发展，民间经济力量壮大，有能力从事更大项目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国家推出主战场，放手向民间开放，使民间既拥有主要工商业的经营权，也拥有经济主战场，政府则变成“守夜人”。
明清晋商活跃时期，则属于上述第二个时期。在没有健全的法律保障，甚至是没有一部商法的情况下，商人需要找政府作为自己的“保护伞”，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从商人手中换取利益。这种钱权关系难免导致贪官污吏的出现，也难免出现“官商勾结”的现象。那么，当下应该是民间自主经营，政府成为“守夜人”的阶段。官商关系是否正常？还需要我们现代人来做出评判。
理论上讲，官商是分不开的。结合的好，称之为“官商一体”，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结合的不好，便是“官商勾结”，其弊端自不待言。
晋商的路径依赖
晋商前期的成功于他们勤于学习，善于创新，能抓住市场机遇；而后起的衰落却因其观念守旧，目光短浅，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清朝晚期，整个市场形势都变的常复杂，而晋商却没有变。过去的成功，让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是很强大，很有实力的，守着祖训不肯改变，心理上形成一种“路径依赖”。
清末，发展了近百年的票号以无法和大规模的银行相抗衡，呈现出衰落状态。山西票号处于一线的分号经理中，不乏有识之士，认识的了票号的弱点，力主将票号改组成现代银行，以规模经济来化解市场风险。可惜，出于祁太平小县城的总号经理和财东，早已经被成功冲昏了头脑，也被高墙大院阻挡住了目光，他们没有看到市场的改变，没有看到改制的迫在眉睫，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等到他们真的反省时，已经为时已晚！
晋商靠南北贩运贸易起家，也就是靠物流走向成功。到清末晋商陆路的茶路，逐渐被俄商的水路取而代之。可以说这种局势时清政府的软弱造成的，通过各项不平等条约俄商获得了各项特权和优惠条件，而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政权，只能盘剥国内的商人，不但没有外商的特权和优惠，还不断地多增税收，晋商的主打产业——茶业，在中外势力的夹击中走向了没落。山西人靠地利之便，通过物流取得成功，拥有了大量的资金积累，此时地利已经不是晋商经商的唯一先决条件，雄厚的资本已经逐渐转化为他们最有利的条件。在物流优势失去的时候，他们完全有实力投资产品制造业，进军实业行业。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也掀起了创办实业的高潮，没有一个山西商人抓住了机会。
“识时务者为俊杰”。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人的观念要随之做出最快的改变，永远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然而，有谁能做到这一点，“一朝皇帝一朝臣”，人很难摆脱时代的局限。晋商崛起于清政府“闭关政策”，而江浙商人则崛起于海关的开放，究其根源始终有“地利之便”在起作用。那么，下一个“弄潮儿”会是谁？
任何事物都有其成长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不必为晋商的衰落哀叹什么，重要的是要在此收获什么。
四、在此收获了什么
上一个标题是“商路拾英”，本以为自己读完了几本有关晋商的资料，能捡到很多宝贝，也能回答自己在开篇的问题“晋商留下了什么”。恰恰相反，自己脑海中晋商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清晰，而是更加模糊了。
是赶着驼队行走在茫茫戈壁滩上的晋商真实，还是周旋于王爷贝勒、达官显贵中的晋商真实？是“勤俭持家，谨慎经营”是晋商本色；还是“讲究排场，出手大方”是晋商本色？
也许，都是晋商吧！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要求。“走西口”的是晋商，为了汇通天下奔波于官场的也是晋商。
是锐意进取，文韬武略是晋商风采；还是鼠目寸光，墨守成规是晋商实质？为什么晋商能把颜料铺改成票号，而不能把票号改组银行？在票号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难道深入骨髓的精神也会变吗？也许，任何事物不管其寿命多长，都有其成长，发展，成熟和衰落吧，世界没有永恒！也许，任何事物都有“路径依赖”吧，谁都没有办法摆脱时代的局限。
我做为山西人，该为山西曾经出过这样一群了不起的人而骄傲，还是该为他们陨落而黯然？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或组织，在不停的夸耀他过去的辉煌，说明他现在已经不辉煌了。山西的现在的确不辉煌了，我不能把祖先的金子贴在自己脸上，但至少不能因为自己是山西人而难过。
依然没有勾勒出晋商的形象，只是捕风捉影的窥到了晋商的一点皮毛，继续努力，希望自己能从他们那里学到更多。
三、商路拾英
晋商虽然崛起于中国明清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但其诸多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很有独到之处，很借鉴意义；其衰落于辛亥革命前后，其教训值得思考。
“义信利”的经营理念
晋商崇拜关公，视关公为财神，所到之处必有关帝庙。难道关公真能保佑晋商财源滚滚吗？其实不然，保证晋商能在众多商家中脱颖而出的是“义信利”的经营理念。关羽对君主（刘备）忠心，对朋友（曹操）有义，作战勇猛，做人守信，正好符合中国千百年来以“仁”、“义”、“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也正切合了晋商当时万里经商的需求。
在交通、通信非常落后的明清之际，订约成本时非常昂贵的，如果交易双方不能遵守承诺达成协议，同时为自己不受信用的行为寻找各种理由，无疑会增加交易的成本，无法赢得人们的信赖，更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这种状态下谁还会愿意和这样的商家打交道？没有交易，就没有利益。于是，经商者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来获得社会的信任。经营票号更是如此，在没有任何抵押的基础上，“诚信”成为他们经营的重要保障。
关公自然而然成为晋商“义信利”的化身，目的不仅仅是告诫自己在经营中要诚实守信，也是在警示合作者要讲信用，从而来规范整个市场的运作。在关公崇拜的基础上，各地的行业会馆也纷纷建立起来，相当于现代的行业协会，目的是强化“义信利”的经商理念，规范行业中的不法行为，抵制外来竞争。
晋商的经营理念中“义”字当头，其次是“信”，最后才会提到“利”。这个理念放到当今社会仍然不会落伍，所谓“义”就是“社会责任”，众多的企业开始注重关心国家公益事业，比如：希望工程、社会弱势群体、爱滋患者等，只有关注社会、关注国家才能获得公众更多的好感，才能帮助企业顺利发展。所谓“信”就是“诚信”，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诚信社会”，没有想到这个理念我们的祖先早已经提出，而且还把它实践的有声有色，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不仅是商家、企业等赢利组织为了牟利需要诚信，社会团体需要诚信，我们每一个个体也需要诚信。所谓“利”当然就是“利益”了，以前两者为基础，利益才是最终的目的。
独特的股份制
晋商的股份制产生于清乾隆，嘉庆年间，这种股份制又称“股俸制”，即有股即有俸，俸就是红利或利息。股份制就是将号内现有的资本或者是将要成立的商号的预期资本划成若干份，按各自的情况给与分配额数，它有正本、副本和银股、身股之分。正本就是就是财东合约投资，它可按股分红，但无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有两种，一种是财东除己本外又存放入商号的资本；另一种是东家、经理及身股伙计在结账期，从其所分的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存入号内，此种护本，一般称之为“统事”或“获本”，只得利息，不分红。
清人徐珂将这种股份制归纳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身股即伙计以在商号的劳动所入的股，不交银两，但和银股一样可以享有同等的分红权利。银股所有者在商号享有永久的利益，可以父死子继，夫死妻继，但对商号的盈亏负有无限责任。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的亏赔责任。顶身股者死后，商号一般给与一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与分红，称“故股”或“故身股”。山西商人甘愿把利润的一部分甚至一般让渡给伙计，是很有胸襟和胆略的。
从表面来看，晋商把利润让给伙计，失去了眼前利益，但得到的是员工忠诚和能力的提升，为追求长远的利益最大化奠定了基础和保证。第一，“顶身股”把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员工不再仅仅是为企业主劳动，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劳动。第二，顶身股在商号里是不等的：一般刚刚入号的伙计尚处于学习阶段，还是学徒，是没有身股的；成为正式的伙计，能独当一面后，根据对商号的贡献，逐渐开始拥有身股，一般从一厘开始；顶身股者最多可到一股（十厘），大多是商号的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由于这种不等，必然会激励员工为了顶身股，拿到更多的利润，更加努力的工作。第三，顶身股者股份的增加并不是按照资历来增加，一般体现为贤者多增，次贤者少增的原则。这样有利于为企业留住人才，把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是人才造就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成功，企业也给人才实现抱负、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之间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对于现代企业，这种独特的员工激励模式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竞争日益激烈，人员流动速度也日益提高，企业考虑的不应该仅仅是产值，还要考虑创造产值的员工，要想办法提高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也要设法吸引有能力、有胆识的员工。
官商结合
从晋商的00年发展历程来看，每一个阶段都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朝有重兵驻扎于边关九镇，军旅大量的军需物资依赖山西商人供应，而山西商人通过运送粮草，向官府换取盐引来牟利，双方互惠互利。清朝入关，由于是牧游民族，他们更加重视商业，更加懂得交换的重要性，清初曾经封山西八大商人为“ 皇商”，对晋商的经商活动无疑是一种鼓励。康熙、乾隆年间，相对安定，山西商人南下贩丝贩茶，北上与草原的少数民族以及俄罗斯商人交易，长达万里的路途，自然少不了官府的庇护。这一时期清政府也多次出兵平定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粮草等军需物资的供应自然少不了晋商鼎力相助，当然商人也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利润。随着经济的发展，票号孕育而生。而国内外的侵扰也纷纷而来，国内农民战争不断，太平军、捻军、白莲教等，外国势力不断侵扰，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内外的损耗，清政府国力大减，开始依赖于票号的融资。这时晋商和官府关系最为密切，为平定长达十年的天平天国农民起义，晋商通过各种途径捐银无数。在这个时期，晋商的票号替朝廷经营起了买官卖官、汇兑各项赔款的生意，而放弃了替小商家汇兑，存放生意，放弃了拓展其它新兴行业的机会。如果，站在那个时代，把这种与官府紧密结合的行为看做是一种不自觉或者别无选择的话，那么随着清朝的灭亡晋商走向没落也是一种必然。
晋商百年票号的兴衰，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大量的京饷协饷汇兑把票号业推向了巅峰，以致晋商牢牢抱住了这颗大树，而随着大清银行的成立，他们失去了京饷协饷的汇兑权，加之外国银行的竞争，以及辛亥革命的挤兑狂潮，失去官府庇护的晋商，无法收回借出的银子，为了百年诚信却要咬着牙给汇兑者给银子，可谓风雨飘摇。
也许，我们应该思考“官”和“商”是不是要结合？可以简单的来说，官代表政治，商代表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自然会被政府制定，当各种体制适应经济的发展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亦然。政治和经济是不可能分开的，自然“官”和“商”也不可能毫无关系。那么。官商到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从人类历史上看，国家管理工商业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国家直接经营主要的工商业时期，我国唐朝以前的“官山海”即属于此类，它适合于生产力水平不高，民间经济力量不足，不得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国家间接经营工商业时期，即政府拥有重要工商业的所有权，但经营权向民间开放，明清时期的中国就属于这一历史阶段。它适合与生产力有利一定的发展，民间经济力量壮大，有能力从事更大项目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国家推出主战场，放手向民间开放，使民间既拥有主要工商业的经营权，也拥有经济主战场，政府则变成“守夜人”。
明清晋商活跃时期，则属于上述第二个时期。在没有健全的法律保障，甚至是没有一部商法的情况下，商人需要找政府作为自己的“保护伞”，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从商人手中换取利益。这种钱权关系难免导致贪官污吏的出现，也难免出现“官商勾结”的现象。那么，当下应该是民间自主经营，政府成为“守夜人”的阶段。官商关系是否正常？还需要我们现代人来做出评判。
理论上讲，官商是分不开的。结合的好，称之为“官商一体”，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结合的不好，便是“官商勾结”，其弊端自不待言。
晋商的路径依赖
晋商前期的成功于他们勤于学习，善于创新，能抓住市场机遇；而后起的衰落却因其观念守旧，目光短浅，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清朝晚期，整个市场形势都变的常复杂，而晋商却没有变。过去的成功，让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是很强大，很有实力的，守着祖训不肯改变，心理上形成一种“路径依赖”。
清末，发展了近百年的票号以无法和大规模的银行相抗衡，呈现出衰落状态。山西票号处于一线的分号经理中，不乏有识之士，认识的了票号的弱点，力主将票号改组成现代银行，以规模经济来化解市场风险。可惜，出于祁太平小县城的总号经理和财东，早已经被成功冲昏了头脑，也被高墙大院阻挡住了目光，他们没有看到市场的改变，没有看到改制的迫在眉睫，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等到他们真的反省时，已经为时已晚！
晋商靠南北贩运贸易起家，也就是靠物流走向成功。到清末晋商陆路的茶路，逐渐被俄商的水路取而代之。可以说这种局势时清政府的软弱造成的，通过各项不平等条约俄商获得了各项特权和优惠条件，而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政权，只能盘剥国内的商人，不但没有外商的特权和优惠，还不断地多增税收，晋商的主打产业——茶业，在中外势力的夹击中走向了没落。山西人靠地利之便，通过物流取得成功，拥有了大量的资金积累，此时地利已经不是晋商经商的唯一先决条件，雄厚的资本已经逐渐转化为他们最有利的条件。在物流优势失去的时候，他们完全有实力投资产品制造业，进军实业行业。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也掀起了创办实业的高潮，没有一个山西商人抓住了机会。
“识时务者为俊杰”。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人的观念要随之做出最快的改变，永远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然而，有谁能做到这一点，“一朝皇帝一朝臣”，人很难摆脱时代的局限。晋商崛起于清政府“闭关政策”，而江浙商人则崛起于海关的开放，究其根源始终有“地利之便”在起作用。那么，下一个“弄潮儿”会是谁？
任何事物都有其成长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不必为晋商的衰落哀叹什么，重要的是要在此收获什么。
四、在此收获了什么
上一个标题是“商路拾英”，本以为自己读完了几本有关晋商的资料，能捡到很多宝贝，也能回答自己在开篇的问题“晋商留下了什么”。恰恰相反，自己脑海中晋商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清晰，而是更加模糊了。
是赶着驼队行走在茫茫戈壁滩上的晋商真实，还是周旋于王爷贝勒、达官显贵中的晋商真实？是“勤俭持家，谨慎经营”是晋商本色；还是“讲究排场，出手大方”是晋商本色？
也许，都是晋商吧！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要求。“走西口”的是晋商，为了汇通天下奔波于官场的也是晋商。
是锐意进取，文韬武略是晋商风采；还是鼠目寸光，墨守成规是晋商实质？为什么晋商能把颜料铺改成票号，而不能把票号改组银行？在票号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难道深入骨髓的精神也会变吗？也许，任何事物不管其寿命多长，都有其成长，发展，成熟和衰落吧，世界没有永恒！也许，任何事物都有“路径依赖”吧，谁都没有办法摆脱时代的局限。
我做为山西人，该为山西曾经出过这样一群了不起的人而骄傲，还是该为他们陨落而黯然？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或组织，在不停的夸耀他过去的辉煌，说明他现在已经不辉煌了。山西的现在的确不辉煌了，我不能把祖先的金子贴在自己脸上，但至少不能因为自己是山西人而难过。
依然没有勾勒出晋商的形象，只是捕风捉影的窥到了晋商的一点皮毛，继续努力，希望自己能从他们那里学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