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广州十三行是被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半官半商组织。行商们借助垄断地位获得巨额财富，营建了许多大型私家园林。行商园林里发生了许多涉外活动：承担政府对外交涉的职场；定期供外商人员进行散心游赏；平时接待应酬外国要员及其家属；西方先进器物在此试用或展示；等等。行商园林成了中西文化、科技、和国务商务交流、碰撞的前沿地，在中国园林史上具有某种划时代的特质。 关键词： 行商园林； 涉外活动； 中西关系；文化特质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2）05-0000-00 收稿日期：2012-06-26 修回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课题（07z64）部分成果。【作者简介】：高刘涛（1987 - ）男，河南周口人。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2010届硕士研究生，方向：专门史。 邮箱：[email protected] 行商园林，特指清代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行商，为满足其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外交应酬等需求，而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兴建的私宅园林。因行商园林多表现为庭园形式，又称“行商庭园”。行商园林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达到达了岭南传统园林的巅峰。行商园林是在中国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发达背景下的产物，出现的， 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也吸收了西方园林的一些造园理念和建筑器材，可谓中国古典园林到向近现代园林的转型之作。 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消极保守的行商制度是利用行商垄断西方进出口贸易的制度，严“华夷之防”，限制官员、民众与外商直接联系。随着中外贸易交往的扩大，政府官员又不得不与“夷商”接触。在此情况下，指定十三行行商监督、管理在华（广州）的西方人。 行商具有管理对外事务的职能，但他们没有类似衙、署的办公场所，很多事务的处理都在他们的住宅区内进行。行商园林作为不仅是行商们的日常生活地、家族礼拜地、经营决策地，同时也经常发生一些涉外活动，承担了政府办公场所的功能，使得它有着与北方园林、江南园林不同的历史价值，与徽商园林、晋商园林不同的功用特质。。 1. 外国公使人员的接待地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荷兰巴达维亚当局派遣国家顾问――德胜为首的代表团，以恭贺乾隆皇帝 1795――1796 年之庆典为名访华。实质是“要求清廷根据欧洲‘所有国家的法律’和‘所有国王的习惯’进行平等谈判，以获得他们期望已久的自由贸易”。乾隆批准荷兰使团访华后，10 月 13 日（1794 年），两广总督长麟正式接见了德胜。此次相见之礼本应在总督衙门举行，但竟却在河南海幢寺内举行。长麟解释说，是因去年（1793）十二月，马嘎尔尼勋爵由北京返回时，曾在此处招待。荷兰使团秘书De Guignes日记中记载：“在伍氏行商的庭院里举行了两次花下开筵：第一次在10月13号，欢迎Titsingh的到来，第二次在11月20号，在荷兰使团即将赴北京的前夕”[1] 由此可知，伍氏两次参与接待荷兰使团活动，并且在家中设宴安排两广总督与使团见面。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行商的宅邸、花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作为被用作中外谈判、交涉之地的情况就更加的频繁。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得不改变以传统“朝贡”为主体的外交体系，被迫适应现代外交规则，呈现出新旧外交思维的过渡的境况。战后的条约谈判，使长期闭关锁国、缺乏外国知识的清政府措手不及，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得不倚重于当时广东地方各类熟悉“夷务”、精通“洋话”的官绅。 在此情况下，行商潘仕成凭借长期与外国人交往的经验，成为清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顾问，积极协助本地官员参与多次外交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就发生在其私家园林――海山仙馆中。“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人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座这里进行”[2]。“那是在潘启官[2]泮塘的乡间住宅里。当时为钦差大臣耆英安排了在那里会见拉地蒙东先生（Monsieur Le Comte de Ratti-Menton），接受由他递交的一封法国政府的紧急文书。当时旗昌洋行的主任保罗・福布斯（Paul S. Forbes）在法国驻广州领事馆任有职务，而我则是应邀列席”[2]。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也有类式类似记录：“拉地蒙东在阿尔美尼号的上尉Fornier Dupla的陪同下，抵达黄埔港。在8月31号，向两广总督递交了一封信，要求见面。在9月6号，领事在舰长M. Fornier Duplan和其他8位军官，抵达总督在乡间的别墅。在别墅，Yang Kwangtung 迎接了他们，Yang 是广东的法官” [3] 。按当时清朝的规定，两广总督耆英不可能拥有乡下的别墅，可以判定别墅是行商潘仕成建在荔湾湖畔的海山仙馆。 2. 西方商人定期的游赏地 花地，又称花埭，位于珠江西岸，自古以花木种植闻名，花场云集。花地北端有古迹大通寺。所谓“大通烟雨”，为明清时广州八景之一。因风景秀丽，清中叶后，许多行商、士绅在此购地建园，园林渐成规模，且类型多样，如潘氏东园、伍氏馥荫园、张维屏听松园等。准允洋商游河南、花地的政策的实施，使花地成为西方商人闲散郊游的最佳去处，更也成为西方博物学家采集广东植物花卉样本的主要场所[4]。 道光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总督蒋攸�批示英商人云：“从前禀求指一阔野地方闲散，以免生病。曾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令其赴关部报明，派人带赴海幢寺、陈家花园内听其游玩。……兹查今年已无陈家花园，各夷人每有前赴花地游散之事……兹酌定于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游散。”[5]行商们为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尽量安排西方商人在自家园林游玩。 怡和行伍氏家族是商人、官僚和地主三位一体的官商家族。伍家在十三行行商中首屈一指，曾任总商三十余年，位居众商之首，在财力上是行商首富。营建了河南（珠江南岸）的万松园、花地的馥荫园。据《番禺县续志稿》载：“万松园在河南，南海伍氏别墅，收藏书法名画极富。嘉道间，谢兰生、观生、张如芝、罗文俊、……，时相过从。园额为谢兰生书，今存。”[6]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均以造访伍家而倍感为荣幸，并留下许多详细的文字记录。应西方人的要求，十三行时期的外销画也将伍家在河南和花地的花园作为主要描绘对象之一，在他们看来，画面中浩官花园的奢华和中国情调是他们告慰自己和远方家人的最好回忆。 行商园林首数推海山仙馆，又名“潘园”，位于古时广州的荔枝湾湖畔，占地数百亩，是集山水园林、江南亭台于一体的大型园林，被誉为清代“岭南第一名园”。园主招待外国人是常有之事。亨特记载：“外国朋友们认为，得到许可到潘启官在泮塘（Pun-tong）的美丽住宅区游玩和野餐时是一种宠遇……，无论我们是划船的时候去休息，还是到那布置美妙的园子去散步，任何时候都有负责管理的仆人彬彬有礼地接待我们” [2]，并对园林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3、 外邦来客造访的聚宴地 行商中同文行潘家财力雄厚，在河南有潘家祠堂大院所在的、较大规模的园林。园林内有秋江池馆、清华池馆等建筑，堪称十九世纪广州著名的园林建筑。潘家经常在私家园林设宴招待外国人，以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友谊。据亨特记载，“最美丽的潘启官的住宅，……他的私人宫殿里有大批的仆役，通常包括侍者、门丁、信差、轿夫和名厨。我们曾有幸领略过这些名厨的技巧，参加过一次无外国菜的‘筷子宴’。”[7]。 可见他们为中国美食赞不绝口，记忆犹新。在1839年伯驾医生陪同美国传教士Howard Malcom参观了潘家园林，主人Tinqua（同孚行商潘绍光）[2]热情接待了他们。Howard Malcom记载：“伯驾医生告诉Tinqua ：我们想参观他的园林的渴望后，我们收到了诚挚的邀请。园林处于拥挤的市郊，从街道上只能看到普通高度的院墙。我们在门房的招待下，穿过了门厅，被迎进一个宽敞的、秀丽的大厅。这位老绅士马上迎进了我们……”[8]可见行商园林是西方人到广州必游之地，往往也能得到园主的热情招待。 Howard Malcom对Tinqua 的园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相信所有人只要不带偏见，就会羡慕和欣赏Tinqua 的庭院。”[8]不仅如此，行商园林的特点更让还使他对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发出深思，“这里的一切都不是离奇与荒谬的，那些藏书和画卷引起我的思考。尽管这些东西完全是人工的、中国式的，但都包含着品味与美。我们为什么要把各种不同的艺术品味变成同一个呢？”[8]岭南园林让他认识到文化多元的重要性，认为人类应保持艺术的多样，而不是同一。在此至此，行商园林已经成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地。在参观、交流中，西方人体会到以岭南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园林的独特美。 4. 中西外交人员的活动地 行商园林在1844年的中法《黄埔条约》后期谈判中，发挥了外交活动重要场所的作用。当时潘仕成经营法国行，对法国情况相对熟悉，他参与了清政府与法国谈判的全过程。1844年10月后，谈判从澳门转至广州进行，拉萼尼下榻在于潘仕成在广州的府邸。在传统外交理念的支配下，以钦差大臣耆英作为代表官员，想通过广州地区最豪华场所――海山仙馆这一广州地区最豪华场所的展示，让法国人知道中国的富庶与各方面的先进和强大，达到增加外交谈判底气和筹码的目的。 “官员潘仕成（Pan-se-chen）安排了一座他本人在广州的府邸用以接待”[ ][9]。对于该府邸，文章记载：“我们安顿下来后，就去参观了为招待拉萼尼准备的寓所。它由同层的7间房屋组成”。“这座迷人的宫殿，就像玻璃屋一样透明，坐落在珠江上，使之更加迷人。所有房间的装饰都体现了欧洲奢华与中国典雅艺术的融合”[9]。 两国在广州谈判期间，作为谈判代表之一的潘仕成多次邀请法国重要谈判代表：――中文翻译――，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与随团医生伊凡（Dr. Yvan）游览其住所。“正如先前对我的承诺，以及我跟加略利德密切关系，使我有权利自由进入潘仕成的府邸，它坐落于十八甫街；这栋房屋明显属于一个大地主，它是一座由三进内庭组成的院落。”[9][ ] 潘仕成把园邸完全的开放，任由他们参观。“从主人的私人房间，到合法妻子（正妻）的内部居所，我看遍了这所府邸的每个角落，参观了每间房屋。”[9]不过，参观私人府邸可以，但进入内眷的“闺房”细致观察，甚至详细的地描写了房间内的床，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允许的。此乃对方是法国使团成员，且自己是中方谈判代表的缘故。 此外，潘仕成又邀请法国使团的加略利、罗德特和伊凡，去一同游览府邸中藏有科技产品和艺术品的地方――海山仙馆。潘仕成带领他们参观了海山仙馆里的印刷作坊，并让印刷工人展示了印刷书籍的流程和环节。接下来，随后他们走进了潘仕成的用来制造炸药的化学实验室，是用来制造炸药的。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人自己不会制造矿物酸的，我们也一直这么认为，很高兴这次亲眼目睹澄清了自己的误解”[9]。之后又参观了海山仙馆里的书房，作者描述“潘仕成私人房间的窗户面向我已描述过的一个小庭院而开。院子里柳树优雅的垂姿几乎伸进了这位学者的房间里，栖息在绿色树叶中的鸟儿毫无惧色地轻啄着家具和书架。”[9]通过参观，法国人评价潘仕成是“一个爱奢侈享乐的天朝上国之人，同时也是个博学和有品位的人”。 费正清先生曾说，外交前线的两广总督耆英希望通过与来华外国使节“个人交情的笼络，通过对外交涉中的个人感情的亲善， 从而来影响其背后政府的政策”。 无论是美国使团还是法国使团，都有在广州 进行贸易、居停过的成员。这些与行商联系密切的使团成员，成为耆英重点争取的对象。行商园林自然地成为行商们展开外交活动的一个平台。 5 法国摄影师首选风光拍摄地 海山仙馆不仅见证了中法谈判，也是中国内地最早的照相机拍摄地。1844年10月，法国摄影师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作为财政贸易部代表随同法国使团，乘坐法国军舰“阿基米德号”抵达广州黄埔港。 潘仕成邀请了于勒・埃及尔到访海山仙馆，拍摄了海山仙馆的主楼。照片中临湖而建的海山仙馆主楼（有前后座），具有南低北高的园林建筑构成方式形式，夏季使时主导风南风和东南风可流通，这是岭南园林中常用的方法。水榭长廊临湖而建，使得建筑常与水面结合。建筑紧依水面，通过水体形成降温阴凉的小气候，此园林布局方法和建筑特点是岭南园林的典范。于勒・埃及尔并为园主人的家人拍照，“我去Paw―sse―tchen（潘仕成）[ ]家作了一天客，我带去的照相机，使他们全家兴奋不已，Paw―sse―Tchen的母亲抢在众人之前，拍了第一张照片。我再为他两个大儿子、保姆拍照，穿裤叉的孩子也在我面前摆好姿势，个个都照得很有型”。[ ][10] 在海山仙馆拍摄的这些照片在中法两国的摄影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也为岭南园林保留了珍贵的图片资料。 6 结 语 行商园林兼供外国人游览，作为中外官员接触、外交谈判的场所，体现了清政府依靠行商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一个侧面情景。行商园林随着广州十三行的兴起而繁盛，也随着它的消亡而逐渐破落。这是地理大发现后，中国被卷入全球的注脚。行商园林是近代中国初期，重要外交活动的发生地，这是它不同于中国其他园林的独特之处。行商园林也是中西方文化接触、碰撞、交融的地点，富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课题（07z64）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Ellen Xiang-yu Cai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French and Dutch Literature [J].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2011，Volume 6，Number 3：407-422. 梁嘉彬. 广东十三行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2]. （美）亨特.旧中国杂记[M].冯树铁、沈正邦，译.章文钦、骆幼玲校.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282，339，223. [3] 张西平主编 ； 顾钧， 杨慧玲整理.. 《中国丛报：1832.5-1851.12》（Chinese repository ： 1832.5-1851.12）[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70. 两广总督李侍尧：乾隆二十四年“防范外夷规条”.《史料旬刊・1》[M].第九期，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4]. 彭长歆. 清末广州十三行行商伍氏浩官造园史录[J]. 中国园林，2010（8），）：93，26-31. [5]梁嘉彬. 广东十三行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175. （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 [M]. 冯树铁、沈正邦，译.章文钦、骆幼玲，校.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6]. （清） 黄佛颐撰，钟文 点校.广州城坊志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370. （清） 俞洵庆撰，荷廊笔记 [M]. 清光绪11年[1885].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 [7] （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 [M]. 冯树铁、沈正邦，译.章文钦、骆幼玲，校.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49. . （美） Howard Malcolm .Travels in Hindustan and China [M]. Edinburgh published by 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 Edinburgh，1840：47.现藏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8]. （美） Howard Malcolm .Travels in Hindustan and China [M]. Edinburgh published by 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 Edinburgh，1840：47-48.现藏University of California.Ellen Xiang-yu Cai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French and Dutch Literature [J].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2011，Volume 6，Number 3 [9].（法） 伊凡. 广州城内[M]张小贵，杨向艳 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1，20-21，132-133，135-136.《中国丛报：1832.5-1851.12》（Chinese repository ： 1832.5-1851.12）[M].张西平主编 ； 顾钧， 杨慧玲整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章文钦、管亚东. 一组近代广州的历史照片[J]. 广州.羊城今古，2000.31-36.. （法） 伊凡. 广州城内[M]张小贵，杨向艳 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1]. 两广总督李侍尧：乾隆二十四年“防范外夷规条”.《史料旬刊・1》[M].第九期，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章文钦、管亚东. 一组近代广州的历史照片[J]. 广州.羊城今古，2000.第31页―第36页. [12]. 曹雯. 清朝对外体制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3]. 章文钦. 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14]. （英）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M]. 张汇文等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15]. 罗雨林主编，广州市荔湾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荔湾风采[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6]. （清） 俞洵庆撰，荷廊笔记 [M]. 清光绪11年[1885].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 （清） 黄佛颐撰，钟文 点校.广州城坊志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审稿编辑：杨宏烈 赵建华 作者简介： 高刘涛（1987 - ）男，河南周口人 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2010届硕士研究生，方向：专门史 E-mail：[email protected]
摘 要：广州十三行是被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半官半商组织。行商们借助垄断地位获得巨额财富，营建了许多大型私家园林。行商园林里发生了许多涉外活动：承担政府对外交涉的职场；定期供外商人员进行散心游赏；平时接待应酬外国要员及其家属；西方先进器物在此试用或展示；等等。行商园林成了中西文化、科技、和国务商务交流、碰撞的前沿地，在中国园林史上具有某种划时代的特质。 关键词： 行商园林； 涉外活动； 中西关系；文化特质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2）05-0000-00 收稿日期：2012-06-26 修回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课题（07z64）部分成果。【作者简介】：高刘涛（1987 - ）男，河南周口人。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2010届硕士研究生，方向：专门史。 邮箱：[email protected] 行商园林，特指清代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行商，为满足其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外交应酬等需求，而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兴建的私宅园林。因行商园林多表现为庭园形式，又称“行商庭园”。行商园林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达到达了岭南传统园林的巅峰。行商园林是在中国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发达背景下的产物，出现的， 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也吸收了西方园林的一些造园理念和建筑器材，可谓中国古典园林到向近现代园林的转型之作。 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消极保守的行商制度是利用行商垄断西方进出口贸易的制度，严“华夷之防”，限制官员、民众与外商直接联系。随着中外贸易交往的扩大，政府官员又不得不与“夷商”接触。在此情况下，指定十三行行商监督、管理在华（广州）的西方人。 行商具有管理对外事务的职能，但他们没有类似衙、署的办公场所，很多事务的处理都在他们的住宅区内进行。行商园林作为不仅是行商们的日常生活地、家族礼拜地、经营决策地，同时也经常发生一些涉外活动，承担了政府办公场所的功能，使得它有着与北方园林、江南园林不同的历史价值，与徽商园林、晋商园林不同的功用特质。。 1. 外国公使人员的接待地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荷兰巴达维亚当局派遣国家顾问――德胜为首的代表团，以恭贺乾隆皇帝 1795――1796 年之庆典为名访华。实质是“要求清廷根据欧洲‘所有国家的法律’和‘所有国王的习惯’进行平等谈判，以获得他们期望已久的自由贸易”。乾隆批准荷兰使团访华后，10 月 13 日（1794 年），两广总督长麟正式接见了德胜。此次相见之礼本应在总督衙门举行，但竟却在河南海幢寺内举行。长麟解释说，是因去年（1793）十二月，马嘎尔尼勋爵由北京返回时，曾在此处招待。荷兰使团秘书De Guignes日记中记载：“在伍氏行商的庭院里举行了两次花下开筵：第一次在10月13号，欢迎Titsingh的到来，第二次在11月20号，在荷兰使团即将赴北京的前夕”[1] 由此可知，伍氏两次参与接待荷兰使团活动，并且在家中设宴安排两广总督与使团见面。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行商的宅邸、花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作为被用作中外谈判、交涉之地的情况就更加的频繁。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得不改变以传统“朝贡”为主体的外交体系，被迫适应现代外交规则，呈现出新旧外交思维的过渡的境况。战后的条约谈判，使长期闭关锁国、缺乏外国知识的清政府措手不及，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得不倚重于当时广东地方各类熟悉“夷务”、精通“洋话”的官绅。 在此情况下，行商潘仕成凭借长期与外国人交往的经验，成为清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顾问，积极协助本地官员参与多次外交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就发生在其私家园林――海山仙馆中。“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人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座这里进行”[2]。“那是在潘启官[2]泮塘的乡间住宅里。当时为钦差大臣耆英安排了在那里会见拉地蒙东先生（Monsieur Le Comte de Ratti-Menton），接受由他递交的一封法国政府的紧急文书。当时旗昌洋行的主任保罗・福布斯（Paul S. Forbes）在法国驻广州领事馆任有职务，而我则是应邀列席”[2]。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也有类式类似记录：“拉地蒙东在阿尔美尼号的上尉Fornier Dupla的陪同下，抵达黄埔港。在8月31号，向两广总督递交了一封信，要求见面。在9月6号，领事在舰长M. Fornier Duplan和其他8位军官，抵达总督在乡间的别墅。在别墅，Yang Kwangtung 迎接了他们，Yang 是广东的法官” [3] 。按当时清朝的规定，两广总督耆英不可能拥有乡下的别墅，可以判定别墅是行商潘仕成建在荔湾湖畔的海山仙馆。 2. 西方商人定期的游赏地 花地，又称花埭，位于珠江西岸，自古以花木种植闻名，花场云集。花地北端有古迹大通寺。所谓“大通烟雨”，为明清时广州八景之一。因风景秀丽，清中叶后，许多行商、士绅在此购地建园，园林渐成规模，且类型多样，如潘氏东园、伍氏馥荫园、张维屏听松园等。准允洋商游河南、花地的政策的实施，使花地成为西方商人闲散郊游的最佳去处，更也成为西方博物学家采集广东植物花卉样本的主要场所[4]。 道光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总督蒋攸�批示英商人云：“从前禀求指一阔野地方闲散，以免生病。曾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令其赴关部报明，派人带赴海幢寺、陈家花园内听其游玩。……兹查今年已无陈家花园，各夷人每有前赴花地游散之事……兹酌定于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游散。”[5]行商们为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尽量安排西方商人在自家园林游玩。 怡和行伍氏家族是商人、官僚和地主三位一体的官商家族。伍家在十三行行商中首屈一指，曾任总商三十余年，位居众商之首，在财力上是行商首富。营建了河南（珠江南岸）的万松园、花地的馥荫园。据《番禺县续志稿》载：“万松园在河南，南海伍氏别墅，收藏书法名画极富。嘉道间，谢兰生、观生、张如芝、罗文俊、……，时相过从。园额为谢兰生书，今存。”[6]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均以造访伍家而倍感为荣幸，并留下许多详细的文字记录。应西方人的要求，十三行时期的外销画也将伍家在河南和花地的花园作为主要描绘对象之一，在他们看来，画面中浩官花园的奢华和中国情调是他们告慰自己和远方家人的最好回忆。 行商园林首数推海山仙馆，又名“潘园”，位于古时广州的荔枝湾湖畔，占地数百亩，是集山水园林、江南亭台于一体的大型园林，被誉为清代“岭南第一名园”。园主招待外国人是常有之事。亨特记载：“外国朋友们认为，得到许可到潘启官在泮塘（Pun-tong）的美丽住宅区游玩和野餐时是一种宠遇……，无论我们是划船的时候去休息，还是到那布置美妙的园子去散步，任何时候都有负责管理的仆人彬彬有礼地接待我们” [2]，并对园林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3、 外邦来客造访的聚宴地 行商中同文行潘家财力雄厚，在河南有潘家祠堂大院所在的、较大规模的园林。园林内有秋江池馆、清华池馆等建筑，堪称十九世纪广州著名的园林建筑。潘家经常在私家园林设宴招待外国人，以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友谊。据亨特记载，“最美丽的潘启官的住宅，……他的私人宫殿里有大批的仆役，通常包括侍者、门丁、信差、轿夫和名厨。我们曾有幸领略过这些名厨的技巧，参加过一次无外国菜的‘筷子宴’。”[7]。 可见他们为中国美食赞不绝口，记忆犹新。在1839年伯驾医生陪同美国传教士Howard Malcom参观了潘家园林，主人Tinqua（同孚行商潘绍光）[2]热情接待了他们。Howard Malcom记载：“伯驾医生告诉Tinqua ：我们想参观他的园林的渴望后，我们收到了诚挚的邀请。园林处于拥挤的市郊，从街道上只能看到普通高度的院墙。我们在门房的招待下，穿过了门厅，被迎进一个宽敞的、秀丽的大厅。这位老绅士马上迎进了我们……”[8]可见行商园林是西方人到广州必游之地，往往也能得到园主的热情招待。 Howard Malcom对Tinqua 的园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相信所有人只要不带偏见，就会羡慕和欣赏Tinqua 的庭院。”[8]不仅如此，行商园林的特点更让还使他对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发出深思，“这里的一切都不是离奇与荒谬的，那些藏书和画卷引起我的思考。尽管这些东西完全是人工的、中国式的，但都包含着品味与美。我们为什么要把各种不同的艺术品味变成同一个呢？”[8]岭南园林让他认识到文化多元的重要性，认为人类应保持艺术的多样，而不是同一。在此至此，行商园林已经成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地。在参观、交流中，西方人体会到以岭南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园林的独特美。 4. 中西外交人员的活动地 行商园林在1844年的中法《黄埔条约》后期谈判中，发挥了外交活动重要场所的作用。当时潘仕成经营法国行，对法国情况相对熟悉，他参与了清政府与法国谈判的全过程。1844年10月后，谈判从澳门转至广州进行，拉萼尼下榻在于潘仕成在广州的府邸。在传统外交理念的支配下，以钦差大臣耆英作为代表官员，想通过广州地区最豪华场所――海山仙馆这一广州地区最豪华场所的展示，让法国人知道中国的富庶与各方面的先进和强大，达到增加外交谈判底气和筹码的目的。 “官员潘仕成（Pan-se-chen）安排了一座他本人在广州的府邸用以接待”[ ][9]。对于该府邸，文章记载：“我们安顿下来后，就去参观了为招待拉萼尼准备的寓所。它由同层的7间房屋组成”。“这座迷人的宫殿，就像玻璃屋一样透明，坐落在珠江上，使之更加迷人。所有房间的装饰都体现了欧洲奢华与中国典雅艺术的融合”[9]。 两国在广州谈判期间，作为谈判代表之一的潘仕成多次邀请法国重要谈判代表：――中文翻译――，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与随团医生伊凡（Dr. Yvan）游览其住所。“正如先前对我的承诺，以及我跟加略利德密切关系，使我有权利自由进入潘仕成的府邸，它坐落于十八甫街；这栋房屋明显属于一个大地主，它是一座由三进内庭组成的院落。”[9][ ] 潘仕成把园邸完全的开放，任由他们参观。“从主人的私人房间，到合法妻子（正妻）的内部居所，我看遍了这所府邸的每个角落，参观了每间房屋。”[9]不过，参观私人府邸可以，但进入内眷的“闺房”细致观察，甚至详细的地描写了房间内的床，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允许的。此乃对方是法国使团成员，且自己是中方谈判代表的缘故。 此外，潘仕成又邀请法国使团的加略利、罗德特和伊凡，去一同游览府邸中藏有科技产品和艺术品的地方――海山仙馆。潘仕成带领他们参观了海山仙馆里的印刷作坊，并让印刷工人展示了印刷书籍的流程和环节。接下来，随后他们走进了潘仕成的用来制造炸药的化学实验室，是用来制造炸药的。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人自己不会制造矿物酸的，我们也一直这么认为，很高兴这次亲眼目睹澄清了自己的误解”[9]。之后又参观了海山仙馆里的书房，作者描述“潘仕成私人房间的窗户面向我已描述过的一个小庭院而开。院子里柳树优雅的垂姿几乎伸进了这位学者的房间里，栖息在绿色树叶中的鸟儿毫无惧色地轻啄着家具和书架。”[9]通过参观，法国人评价潘仕成是“一个爱奢侈享乐的天朝上国之人，同时也是个博学和有品位的人”。 费正清先生曾说，外交前线的两广总督耆英希望通过与来华外国使节“个人交情的笼络，通过对外交涉中的个人感情的亲善， 从而来影响其背后政府的政策”。 无论是美国使团还是法国使团，都有在广州 进行贸易、居停过的成员。这些与行商联系密切的使团成员，成为耆英重点争取的对象。行商园林自然地成为行商们展开外交活动的一个平台。 5 法国摄影师首选风光拍摄地 海山仙馆不仅见证了中法谈判，也是中国内地最早的照相机拍摄地。1844年10月，法国摄影师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作为财政贸易部代表随同法国使团，乘坐法国军舰“阿基米德号”抵达广州黄埔港。 潘仕成邀请了于勒・埃及尔到访海山仙馆，拍摄了海山仙馆的主楼。照片中临湖而建的海山仙馆主楼（有前后座），具有南低北高的园林建筑构成方式形式，夏季使时主导风南风和东南风可流通，这是岭南园林中常用的方法。水榭长廊临湖而建，使得建筑常与水面结合。建筑紧依水面，通过水体形成降温阴凉的小气候，此园林布局方法和建筑特点是岭南园林的典范。于勒・埃及尔并为园主人的家人拍照，“我去Paw―sse―tchen（潘仕成）[ ]家作了一天客，我带去的照相机，使他们全家兴奋不已，Paw―sse―Tchen的母亲抢在众人之前，拍了第一张照片。我再为他两个大儿子、保姆拍照，穿裤叉的孩子也在我面前摆好姿势，个个都照得很有型”。[ ][10] 在海山仙馆拍摄的这些照片在中法两国的摄影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也为岭南园林保留了珍贵的图片资料。 6 结 语 行商园林兼供外国人游览，作为中外官员接触、外交谈判的场所，体现了清政府依靠行商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一个侧面情景。行商园林随着广州十三行的兴起而繁盛，也随着它的消亡而逐渐破落。这是地理大发现后，中国被卷入全球的注脚。行商园林是近代中国初期，重要外交活动的发生地，这是它不同于中国其他园林的独特之处。行商园林也是中西方文化接触、碰撞、交融的地点，富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课题（07z64）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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