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爱敏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12日 16版）
华夏，最初是对居住在中原地区汉族先人的称呼，以区别于四周的夷、狄、戎、蛮少数民族，汉代以后始称汉族。可信文献中，“华夏”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孔安国解释为“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现在，华夏民族则泛指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华夏民族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两周秦汉时期是其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齐鲁文化这一地域文化起了主导和引领作用。
华夏民族圈的形成在西周至汉时期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了四个逐层外扩的文化圈。
第一阶段，西周封邦建国至春秋前中期，文化圈局限在黄河中下游，腹地除殷商遗民宋国外，皆是姬姓宗亲子弟，有郑、卫、曹、鲁、燕等国，齐、晋两国分守文化圈的东西两大门。西周封国，齐、鲁两国为首封，周王分封目的很明确，因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立国之初便得到天子礼乐的厚赐和特权，“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礼记·明堂位》），而对齐，则是授予“五侯九伯，女实征之”（《左传·僖公四年》）的征伐大权，目的就是把鲁国建成东方文化中心，把齐国建成抵御东夷、藩屏周室的东方屏障。西周灭亡，周室东迁洛邑，王室衰微。这时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抵御了周边少数民族的进攻，团结了中原。孔子赞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孟子称“五霸，桓公为盛”。齐桓首霸的意义：一是于诸夏内部，以频繁的会盟方式促进了中原内部各诸侯国文化的交融，用周的礼乐文化，统一了诸夏思想，凝聚了诸夏力量。二是于华夏文化圈外部，抵御了落后民族对先进文化的掠夺性破坏，捍卫、延续了华夏族的文化生命。齐桓公代替周天子行使政治军事权利，其称霸虽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始作俑者”，但也标志着春秋前中期齐国政治军事中心的确立。
第二阶段，春秋中后期，华夏民族圈从黄河中下游扩展到长江中下游，楚、吴、越被纳入进来。随着春秋中后期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相继在中原称霸，华夏文化也迅速同化了这些所谓“蛮夷”。楚庄王邲之战时引诗论武的一段话，反映楚庄王受到了中原礼乐文化影响，主张偃武尚德；楚国灭陈后又复陈，说明楚国还遵守着春秋战胜不灭国的礼俗；楚庄王大臣申叔时所列楚太子的课目几乎把儒家的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全部囊括，显然是以中原文化培养楚的接班人，表明中原文化在楚文化中已占主流地位。夫差霸业的顶点是黄池之会，会上，吴王夫差去掉“王”号，称“子”号；会后，又派大臣王孙苟告劳于周，表示要率诸侯“戮力同德”，共尊周室，因此得到孔子的赞扬：“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榖梁传·哀公十三年》）是说夫差虽然并不能说出中原“冠”的等级含义，但“欲冠”本身则说明了夫差主动学习中原礼乐文化的态度，应该受到称赞。春秋中后期的霸主虽在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之间迭兴，但文化中心与霸主国并不一致，华夏文化圈的中心不在晋、楚、吴、越，也不在周。在齐国成为政治军事强国的同时，鲁国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成了华夏文化圈“中心的中心”（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279页）。
第三阶段，战国、秦时期，秦国参与到逐鹿中原的争战中，华夏民族圈进一步扩大。战国后期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皆是东方六国与秦之间的斗争，这是政治上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也是文化上秦加入华夏民族圈的过程。斗争的结果，秦政治上完成了统一，东方文化的西进却遇到了阻碍，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焚书坑儒事件，坑的是齐鲁的方士与儒生，学术上表现为法与儒、阴阳五行家的冲突，深层透露的正是齐鲁文化与秦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时齐文化与鲁文化经由齐国稷下的百家争鸣已经融合为二元一体的齐鲁文化，《荀子·性恶》中首次出现了“齐鲁”并称：“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秦统一后的华夏民族圈，齐鲁文化的领导能力受挫，但没有齐鲁文化中儒、道思想的中和，秦法家治理下的王朝也迅速走向瓦解。
第四阶段，西汉时期，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纳入华夏民族圈版图。秦法家治国失败以后，齐鲁文化迅速占领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先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昌盛于齐”的黄老道家从胶西国走向汉中央朝廷，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思想适应了汉初战后的社会状况，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同时，齐地的阴阳五行思想大行其道，“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一套的”（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阴阳五行思想自上而下渗透到汉人的治国、生产、养生乃至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中；接着，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兼综百家后的新儒家代替黄老道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历代封建王朝沿用这一治国思想，齐鲁文化从地域文化汇入了华夏文化的主流。汉中央朝廷在对内推行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同时，对外开疆拓土：首先是外交先遣，派张骞出使西域；接着直接进行军事较量，命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出征匈奴；然后纳入政治版图，宣帝时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最后是文化上的同化。儒、道思想经河西走廊随丝绸、茶叶、陶瓷等经济贸易传播到西域各地，因此成就了周、秦之后更大范围的东西文化汇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华夏文化圈进一步扩大。
综合华夏民族圈的形成可知：西周的分邦建国形成了华夏民族圈的内层，春秋时齐、鲁继承了周的征伐大权和礼乐文化，成了华夏民族圈的军事和文化中心。之后在政治版图上，周边其他民族逐层汇入此圈。在思想文化上，处于核心的齐鲁文化，凭借其儒、道文化软实力，同时借助帝王的权力平台，逐层推进文化影响，最终通过文化认同实现了真正的民族认同。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作者：刘爱敏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12日 16版）
华夏，最初是对居住在中原地区汉族先人的称呼，以区别于四周的夷、狄、戎、蛮少数民族，汉代以后始称汉族。可信文献中，“华夏”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孔安国解释为“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现在，华夏民族则泛指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华夏民族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两周秦汉时期是其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齐鲁文化这一地域文化起了主导和引领作用。
华夏民族圈的形成在西周至汉时期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了四个逐层外扩的文化圈。
第一阶段，西周封邦建国至春秋前中期，文化圈局限在黄河中下游，腹地除殷商遗民宋国外，皆是姬姓宗亲子弟，有郑、卫、曹、鲁、燕等国，齐、晋两国分守文化圈的东西两大门。西周封国，齐、鲁两国为首封，周王分封目的很明确，因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立国之初便得到天子礼乐的厚赐和特权，“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礼记·明堂位》），而对齐，则是授予“五侯九伯，女实征之”（《左传·僖公四年》）的征伐大权，目的就是把鲁国建成东方文化中心，把齐国建成抵御东夷、藩屏周室的东方屏障。西周灭亡，周室东迁洛邑，王室衰微。这时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抵御了周边少数民族的进攻，团结了中原。孔子赞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孟子称“五霸，桓公为盛”。齐桓首霸的意义：一是于诸夏内部，以频繁的会盟方式促进了中原内部各诸侯国文化的交融，用周的礼乐文化，统一了诸夏思想，凝聚了诸夏力量。二是于华夏文化圈外部，抵御了落后民族对先进文化的掠夺性破坏，捍卫、延续了华夏族的文化生命。齐桓公代替周天子行使政治军事权利，其称霸虽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始作俑者”，但也标志着春秋前中期齐国政治军事中心的确立。
第二阶段，春秋中后期，华夏民族圈从黄河中下游扩展到长江中下游，楚、吴、越被纳入进来。随着春秋中后期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相继在中原称霸，华夏文化也迅速同化了这些所谓“蛮夷”。楚庄王邲之战时引诗论武的一段话，反映楚庄王受到了中原礼乐文化影响，主张偃武尚德；楚国灭陈后又复陈，说明楚国还遵守着春秋战胜不灭国的礼俗；楚庄王大臣申叔时所列楚太子的课目几乎把儒家的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全部囊括，显然是以中原文化培养楚的接班人，表明中原文化在楚文化中已占主流地位。夫差霸业的顶点是黄池之会，会上，吴王夫差去掉“王”号，称“子”号；会后，又派大臣王孙苟告劳于周，表示要率诸侯“戮力同德”，共尊周室，因此得到孔子的赞扬：“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榖梁传·哀公十三年》）是说夫差虽然并不能说出中原“冠”的等级含义，但“欲冠”本身则说明了夫差主动学习中原礼乐文化的态度，应该受到称赞。春秋中后期的霸主虽在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之间迭兴，但文化中心与霸主国并不一致，华夏文化圈的中心不在晋、楚、吴、越，也不在周。在齐国成为政治军事强国的同时，鲁国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成了华夏文化圈“中心的中心”（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279页）。
第三阶段，战国、秦时期，秦国参与到逐鹿中原的争战中，华夏民族圈进一步扩大。战国后期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皆是东方六国与秦之间的斗争，这是政治上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也是文化上秦加入华夏民族圈的过程。斗争的结果，秦政治上完成了统一，东方文化的西进却遇到了阻碍，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焚书坑儒事件，坑的是齐鲁的方士与儒生，学术上表现为法与儒、阴阳五行家的冲突，深层透露的正是齐鲁文化与秦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时齐文化与鲁文化经由齐国稷下的百家争鸣已经融合为二元一体的齐鲁文化，《荀子·性恶》中首次出现了“齐鲁”并称：“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秦统一后的华夏民族圈，齐鲁文化的领导能力受挫，但没有齐鲁文化中儒、道思想的中和，秦法家治理下的王朝也迅速走向瓦解。
第四阶段，西汉时期，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纳入华夏民族圈版图。秦法家治国失败以后，齐鲁文化迅速占领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先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昌盛于齐”的黄老道家从胶西国走向汉中央朝廷，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思想适应了汉初战后的社会状况，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同时，齐地的阴阳五行思想大行其道，“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一套的”（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阴阳五行思想自上而下渗透到汉人的治国、生产、养生乃至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中；接着，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兼综百家后的新儒家代替黄老道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历代封建王朝沿用这一治国思想，齐鲁文化从地域文化汇入了华夏文化的主流。汉中央朝廷在对内推行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同时，对外开疆拓土：首先是外交先遣，派张骞出使西域；接着直接进行军事较量，命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出征匈奴；然后纳入政治版图，宣帝时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最后是文化上的同化。儒、道思想经河西走廊随丝绸、茶叶、陶瓷等经济贸易传播到西域各地，因此成就了周、秦之后更大范围的东西文化汇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华夏文化圈进一步扩大。
综合华夏民族圈的形成可知：西周的分邦建国形成了华夏民族圈的内层，春秋时齐、鲁继承了周的征伐大权和礼乐文化，成了华夏民族圈的军事和文化中心。之后在政治版图上，周边其他民族逐层汇入此圈。在思想文化上，处于核心的齐鲁文化，凭借其儒、道文化软实力，同时借助帝王的权力平台，逐层推进文化影响，最终通过文化认同实现了真正的民族认同。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