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草地中的李井泉
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李井泉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三个方面军长征行程的亲历者。
在中央红军的长征序列中，李井泉先后担任过军委干部团教员、中央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红军游击队总政委。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协理员，先后担任过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红
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到达哈达铺后，又调任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直至长征结束。
长征中最为艰难困苦的行程，是雪山草地。而这个“之最”中，最艰难困苦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雪山草地行程。李井泉就是这个“之最”中的“之最”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幸存者。他在这个“之最”的行程中，先后翻越过11座雪山（其中1座是3次翻越），三次进出和穿越草地，经历了最严峻的自然考验和党内斗争的考验，也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洗礼，最终成为了人民革命斗争中千锤百练的精华。
翻过了第一座雪山之后，他踏上了更加蜿延曲折的行程。 1935年6月14日，李井泉跟随中革军委直属纵队翻越了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王母寨垭口，来到了懋功县（今小金县）的达维镇。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送来了粮食和衣物，端上了热腾腾的牛、羊肉汤„„
当时驻扎在懋功的是李先念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各一部。红四方面军的兵员众多，但缺少有文化的干部，而中央红军在长途转战中虽大量减员，但储备的干部甚多。于是，红四方面军给中央红军补充了一些兵员，中央红军也为红四方面军调去了许多干部。李井泉就是这时从中革军委直属纵队调到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任政治协理员的。
对此，同时期调任红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将军在日记中有过记载：
（1935年）7月16日，晴，稍阴，微雨。
„„16时请倪志亮同志，九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李井泉等同志会餐。一为欢迎来者，一为送别去者，一举两得。
翻越夹金山后，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行动，先后在懋功县域的达维、抚边、两河口等地区筹粮备战近两个月。
政治协理员是政治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类似于现在的“干事”，工作既琐碎又繁杂。这个工作对于在中央苏区就曾独当一面担负过许多重要职务的李井泉来说，是有着很大的“落差”的，而已经在党内斗争中经历过许多蹉跎和委屈的李井泉对此并不介意，仍然兢兢业业地去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
在雪山草地中，他又经历了一次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 1935年8月中旬，驻扎在懋功、马尔康、理县等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原中央红军一部被编为左路军，开始按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陆续启动了北上的行程。在这个月里，李井泉跟随红九军部队一起，连续翻越了梦笔山、卡子山、格地山等3座雪山，进入了草地。
梦笔山，是藏语“蒙这娜”（意即“万人之路”的音译），位于小金县与马尔康县的界山，垭口海拔高度4080米。从两河口出发翻越这座雪山到卓克基，当年的徒步行程在120里路以上，李井泉等经过整整一天的行军，直到深夜时分才到达了卓克基。
在卓克基、马尔康地区修整一天后，他们又继续起程。在经大郎脚沟，翻越了海拔4272米的卡子山垭口，到达了大藏寺。卡子山这座雪山名不见红军长征史籍，实际上海拔高度高于夹金山和梦笔山，红九军的将士们在此付出了很大牺牲，据陈伯钧日记记载，那天（8月19日），“沿途无反动武装扰乱。但因病亡故暴尸者不下廿人”。
大藏寺是一个座落于半山腰的著名寺院，有几百年的历史。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在此休整了两天（8月20日、21日）。那天上午，李井泉与陈伯钧、朱良才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一起，讨论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问题。对此，陈伯钧日记有过记载：
（1935年）8月20日，稍晴，夜雨。
„„早饭后，与朱良才、李井泉等同志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
这次战友间的正常谈话，给这3位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带来了诸多蹉跎。
那个时候，由于张国焘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有分歧，他刻意延宕“北出陕甘”方针的贯彻执行，并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对中央不满的情绪，致使松潘战役流产，部队迟迟不能行动。
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陈伯钧、李井泉等在这个敏感时期在一起讨论这个敏感问题，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被蒙蔽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注意。
这个事情被汇报到张国焘那里，3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特殊待遇”。
第一次过草地，却在噶曲河畔被拽回了头
1935年8月22日，李井泉跟随红九军政治部，从大藏寺进至卡尔古村宿营，准备翻越格地山（当时叫安得山）垭口后穿越草地，向查理寺、阿坝地区前进。格地山垭口海拔4252米，是如今马尔康县（当时的卓克基土司辖地）与红原县的界山，翻过了格地山，也就进入了著名的“松潘大草地”（今属红原县）。23日，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翻越了格地山垭口，走过了一大片草地，宿营于江贡玛村（当年红军文献中译作“石匠关”）。
随后，李井泉跟随红九军政治部到查理寺。
28日，李井泉被任命为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跟随红军总部进至甲本塘（当年红军文献中称为“箭步塘”），准备渡过噶曲河，到巴西、阿西、包座地区与右路军会师，继续执行党中央的“北出陕甘”方针——这是李井泉一过草地。
然而，9月3日，已进至噶曲河畔的红军总部等左路军部队，在张国焘的强令下，被迫从草地折返，于9月上旬，陆续回到查理寺、阿坝地区——这是李井泉的二过草地。
回到查理寺、阿坝地区后，李井泉再次面临党内斗争的考验：张国焘组织了格尔登寺会议等一系列对“毛周张博右倾逃跑路线”声讨活动，李井泉和陈伯钧等人在大藏寺的那次谈话被人“检
举揭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他仍然表示拥护党中央“北出陕甘”的方针，坚决维护两个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
李井泉刚任命没几天的“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的职务，很快就被免了。
南下辗转，隆冬季节再翻雪山
不久，左、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开始南下，李井泉也从红军总部调离，到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后任上级政治科教导员），随部队沿大金川河南下至金川、丹巴地区，尔后再次翻越夹金山，来到天全的仁家坝附近红岩嘴。李井泉再次承受着党内斗争不公正对待的委屈，忍辱负重地继续努力工作。
1935年年底，红四方面军百丈战役失利，张国焘的“南下计划”碰壁。红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的处境也日渐险恶。1936年初，在党中央的一再规劝下，在中央红军北出陕甘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局面的事实推动下，在红四方面军将士希望再次北上的呼声下，张国焘不得不接受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决定西进康北，迎接红二、红六军团前来会师，以图“完成战斗准备”，打开局面。
1936年2月底，李井泉跟随红军大学一起，在隆冬季节第三次翻越夹金山。3月上旬，又翻越了党岭雪山的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来到道孚、炉霍地区，筹集粮草，进行再次北上的准备。这片地区人烟稀少，高寒缺粮，筹集粮食成了红军将士面对的最大困难，部队减员非常之大，这是他在红军生涯中度过的最困难的时期。
终于又要北上了，面对的却是最漫长最艰苦的长途行军
1936年6月中旬，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前夕，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队、红军大学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作为再次北上的中纵队，从炉霍出发，开始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雪山草地行军。
这次北上，翻越了更多的雪山，走过了更多草地，时间长达一个半月。据红军大学《从炉霍出发一个半月政治工作报告（1936年9月23日）》记载：
一、红大是于七月三号从炉霍出发，八月十九日到达岷县南四十里之大草摊，共历时一个半月，中途除因为筹粮共休息七天（壤塘一天，三湾二天，四门坝一天，葛曲河半天，中包座一天，救济寺一天半）外有四十天是在行军走路的中间。
二、一个半月的行军中，共计爬了比较大的山八个，最大的是阿坝附近的一个，上下各卅里。阿坝以前大多是带山地行军的性质，阿坝以后，才是在广大的草原中行军，一直到达包座。
这个报告所言的“八座较大的山”中，目前能够确认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共有6座，即：老则嘎登山（炉霍—色达界山），海拔4352米；扎格海格山（色达—壤塘界山），海拔4654米；曾克寺—漳腊村间无名雪山，海拔4518米；漳腊村—中壤塘间无名雪山，海拔4525米；刑木达—伊俄村间无名雪山（壤塘—阿坝界山），海拔4333米；沙湾—安坝间无名雪山，海拔4314米。
而在这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中，他们能够得到粮食情况是这样的：
一、粮食：炉霍出发各人背的及牛背上驮的糌粑粉，平均每人携带约十五斤（注：旧秤，下同）糌粑粉，驮牛牦牛炉霍出发的共180头平均约每五人一头，食盐每人没有带够三斤，平均只每人约一斤，这是炉霍出发时所携带的粮食。
二、在沿途只壤塘每人补充生麦子五斤，三湾挖窑共挖一千多斤麦子（注：红军大学有教员学员近千人），一部分部队补充了一部麦子（按各部的需要来补充的），在三满由总供给部接收四军领来大小牦牛卅头，在葛曲河道由四局发给牦牛大小卅头，这是在途中所补充的粮食。
在这次长达45天的长途行军中，为保证以尽可能少的减员抵达目的地，红军总部曾严格规定：每人携带的粮食“每天只能吃四两”——过了噶曲河后增至七两，违者最高的惩罚是“处决”！为了保证所有战友都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已任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的李井泉多次召开党的会议，与大家一起商讨克服困难的办法，严格执行粮食管理和节粮措施，组织学员们沿途寻野菜或捕鱼来充饥，而且还适时地进行政治鼓动和动员，天天宣布到达包座的日程和行程，提高学员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这次行军结束后，上级政治科减员9人——在红大各部中，这是减员较少的一个单位。
走出草地到达哈达铺后，李井泉见到了在中央苏区的老领导任弼时和萧克等很多几年不见的老战友，也得到了党中央在陕北开创新局面的确切信息。不久，他又奉调到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任政治委员，结束了他的雪山草地行程。
雪山草地中的李井泉
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李井泉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三个方面军长征行程的亲历者。
在中央红军的长征序列中，李井泉先后担任过军委干部团教员、中央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红军游击队总政委。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协理员，先后担任过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红
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到达哈达铺后，又调任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直至长征结束。
长征中最为艰难困苦的行程，是雪山草地。而这个“之最”中，最艰难困苦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雪山草地行程。李井泉就是这个“之最”中的“之最”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幸存者。他在这个“之最”的行程中，先后翻越过11座雪山（其中1座是3次翻越），三次进出和穿越草地，经历了最严峻的自然考验和党内斗争的考验，也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洗礼，最终成为了人民革命斗争中千锤百练的精华。
翻过了第一座雪山之后，他踏上了更加蜿延曲折的行程。 1935年6月14日，李井泉跟随中革军委直属纵队翻越了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王母寨垭口，来到了懋功县（今小金县）的达维镇。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送来了粮食和衣物，端上了热腾腾的牛、羊肉汤„„
当时驻扎在懋功的是李先念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各一部。红四方面军的兵员众多，但缺少有文化的干部，而中央红军在长途转战中虽大量减员，但储备的干部甚多。于是，红四方面军给中央红军补充了一些兵员，中央红军也为红四方面军调去了许多干部。李井泉就是这时从中革军委直属纵队调到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任政治协理员的。
对此，同时期调任红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将军在日记中有过记载：
（1935年）7月16日，晴，稍阴，微雨。
„„16时请倪志亮同志，九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李井泉等同志会餐。一为欢迎来者，一为送别去者，一举两得。
翻越夹金山后，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行动，先后在懋功县域的达维、抚边、两河口等地区筹粮备战近两个月。
政治协理员是政治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类似于现在的“干事”，工作既琐碎又繁杂。这个工作对于在中央苏区就曾独当一面担负过许多重要职务的李井泉来说，是有着很大的“落差”的，而已经在党内斗争中经历过许多蹉跎和委屈的李井泉对此并不介意，仍然兢兢业业地去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
在雪山草地中，他又经历了一次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 1935年8月中旬，驻扎在懋功、马尔康、理县等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原中央红军一部被编为左路军，开始按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陆续启动了北上的行程。在这个月里，李井泉跟随红九军部队一起，连续翻越了梦笔山、卡子山、格地山等3座雪山，进入了草地。
梦笔山，是藏语“蒙这娜”（意即“万人之路”的音译），位于小金县与马尔康县的界山，垭口海拔高度4080米。从两河口出发翻越这座雪山到卓克基，当年的徒步行程在120里路以上，李井泉等经过整整一天的行军，直到深夜时分才到达了卓克基。
在卓克基、马尔康地区修整一天后，他们又继续起程。在经大郎脚沟，翻越了海拔4272米的卡子山垭口，到达了大藏寺。卡子山这座雪山名不见红军长征史籍，实际上海拔高度高于夹金山和梦笔山，红九军的将士们在此付出了很大牺牲，据陈伯钧日记记载，那天（8月19日），“沿途无反动武装扰乱。但因病亡故暴尸者不下廿人”。
大藏寺是一个座落于半山腰的著名寺院，有几百年的历史。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在此休整了两天（8月20日、21日）。那天上午，李井泉与陈伯钧、朱良才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一起，讨论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问题。对此，陈伯钧日记有过记载：
（1935年）8月20日，稍晴，夜雨。
„„早饭后，与朱良才、李井泉等同志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
这次战友间的正常谈话，给这3位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带来了诸多蹉跎。
那个时候，由于张国焘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有分歧，他刻意延宕“北出陕甘”方针的贯彻执行，并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对中央不满的情绪，致使松潘战役流产，部队迟迟不能行动。
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陈伯钧、李井泉等在这个敏感时期在一起讨论这个敏感问题，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被蒙蔽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注意。
这个事情被汇报到张国焘那里，3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特殊待遇”。
第一次过草地，却在噶曲河畔被拽回了头
1935年8月22日，李井泉跟随红九军政治部，从大藏寺进至卡尔古村宿营，准备翻越格地山（当时叫安得山）垭口后穿越草地，向查理寺、阿坝地区前进。格地山垭口海拔4252米，是如今马尔康县（当时的卓克基土司辖地）与红原县的界山，翻过了格地山，也就进入了著名的“松潘大草地”（今属红原县）。23日，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翻越了格地山垭口，走过了一大片草地，宿营于江贡玛村（当年红军文献中译作“石匠关”）。
随后，李井泉跟随红九军政治部到查理寺。
28日，李井泉被任命为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跟随红军总部进至甲本塘（当年红军文献中称为“箭步塘”），准备渡过噶曲河，到巴西、阿西、包座地区与右路军会师，继续执行党中央的“北出陕甘”方针——这是李井泉一过草地。
然而，9月3日，已进至噶曲河畔的红军总部等左路军部队，在张国焘的强令下，被迫从草地折返，于9月上旬，陆续回到查理寺、阿坝地区——这是李井泉的二过草地。
回到查理寺、阿坝地区后，李井泉再次面临党内斗争的考验：张国焘组织了格尔登寺会议等一系列对“毛周张博右倾逃跑路线”声讨活动，李井泉和陈伯钧等人在大藏寺的那次谈话被人“检
举揭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他仍然表示拥护党中央“北出陕甘”的方针，坚决维护两个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
李井泉刚任命没几天的“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的职务，很快就被免了。
南下辗转，隆冬季节再翻雪山
不久，左、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开始南下，李井泉也从红军总部调离，到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后任上级政治科教导员），随部队沿大金川河南下至金川、丹巴地区，尔后再次翻越夹金山，来到天全的仁家坝附近红岩嘴。李井泉再次承受着党内斗争不公正对待的委屈，忍辱负重地继续努力工作。
1935年年底，红四方面军百丈战役失利，张国焘的“南下计划”碰壁。红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的处境也日渐险恶。1936年初，在党中央的一再规劝下，在中央红军北出陕甘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局面的事实推动下，在红四方面军将士希望再次北上的呼声下，张国焘不得不接受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决定西进康北，迎接红二、红六军团前来会师，以图“完成战斗准备”，打开局面。
1936年2月底，李井泉跟随红军大学一起，在隆冬季节第三次翻越夹金山。3月上旬，又翻越了党岭雪山的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来到道孚、炉霍地区，筹集粮草，进行再次北上的准备。这片地区人烟稀少，高寒缺粮，筹集粮食成了红军将士面对的最大困难，部队减员非常之大，这是他在红军生涯中度过的最困难的时期。
终于又要北上了，面对的却是最漫长最艰苦的长途行军
1936年6月中旬，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前夕，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队、红军大学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作为再次北上的中纵队，从炉霍出发，开始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雪山草地行军。
这次北上，翻越了更多的雪山，走过了更多草地，时间长达一个半月。据红军大学《从炉霍出发一个半月政治工作报告（1936年9月23日）》记载：
一、红大是于七月三号从炉霍出发，八月十九日到达岷县南四十里之大草摊，共历时一个半月，中途除因为筹粮共休息七天（壤塘一天，三湾二天，四门坝一天，葛曲河半天，中包座一天，救济寺一天半）外有四十天是在行军走路的中间。
二、一个半月的行军中，共计爬了比较大的山八个，最大的是阿坝附近的一个，上下各卅里。阿坝以前大多是带山地行军的性质，阿坝以后，才是在广大的草原中行军，一直到达包座。
这个报告所言的“八座较大的山”中，目前能够确认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共有6座，即：老则嘎登山（炉霍—色达界山），海拔4352米；扎格海格山（色达—壤塘界山），海拔4654米；曾克寺—漳腊村间无名雪山，海拔4518米；漳腊村—中壤塘间无名雪山，海拔4525米；刑木达—伊俄村间无名雪山（壤塘—阿坝界山），海拔4333米；沙湾—安坝间无名雪山，海拔4314米。
而在这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中，他们能够得到粮食情况是这样的：
一、粮食：炉霍出发各人背的及牛背上驮的糌粑粉，平均每人携带约十五斤（注：旧秤，下同）糌粑粉，驮牛牦牛炉霍出发的共180头平均约每五人一头，食盐每人没有带够三斤，平均只每人约一斤，这是炉霍出发时所携带的粮食。
二、在沿途只壤塘每人补充生麦子五斤，三湾挖窑共挖一千多斤麦子（注：红军大学有教员学员近千人），一部分部队补充了一部麦子（按各部的需要来补充的），在三满由总供给部接收四军领来大小牦牛卅头，在葛曲河道由四局发给牦牛大小卅头，这是在途中所补充的粮食。
在这次长达45天的长途行军中，为保证以尽可能少的减员抵达目的地，红军总部曾严格规定：每人携带的粮食“每天只能吃四两”——过了噶曲河后增至七两，违者最高的惩罚是“处决”！为了保证所有战友都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已任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的李井泉多次召开党的会议，与大家一起商讨克服困难的办法，严格执行粮食管理和节粮措施，组织学员们沿途寻野菜或捕鱼来充饥，而且还适时地进行政治鼓动和动员，天天宣布到达包座的日程和行程，提高学员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这次行军结束后，上级政治科减员9人——在红大各部中，这是减员较少的一个单位。
走出草地到达哈达铺后，李井泉见到了在中央苏区的老领导任弼时和萧克等很多几年不见的老战友，也得到了党中央在陕北开创新局面的确切信息。不久，他又奉调到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任政治委员，结束了他的雪山草地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