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捷径」的故事，藉古读书人「入仕」与「归隐」上的种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折射出古代文人思想、道德追求的矛盾心理。「归隐」文化足以反映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史的弊端。
如果说，儒家为个体提供的更多是一套积极入世、治世之术，出世不过是其入世受阻后设计的一条解脱之路的话，那麼，道家则为个体提供了一套出世、解脱，即人的安心置身之道。这样，读书人生就有了看似截然不同，实则相互补充的两条价值实现之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优先的正当性；「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邦无道」卷而怀之，也是具有正当性的。这样中国文化便为原本对立观念的融会统一提供了根据，为个体建构起一套狡黠、自私的生存哲学和价值伦理。
尽管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老子李耳的青牛出关，给人以道德高尚，志存高远的感觉。但是，「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正道，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更向往的还是入仕。表面看，「仕」与「隐」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两大出路，隐则「独善其身」，据道德之制高点；仕则「兼济天下」，展济世之雄才伟略。其实，隐为虚，乃谋仕之术，是不得仕的无奈；而仕为实，乃目标之路，是济世展才、名利双收的人生追求。
像赫赫有名的大隐士陶渊明先生，六出六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在其诗文中，对入仕与归隐，翻三覆四地进行自我辩白，对功名欲求还罢，欲说还休。其实，老先生内心更多的依然是崇尚「学而优则仕」，心中念念不忘的仍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仕途中又无奈官场的虚伪、倾轧、无聊，酒不能畅饮，「腰」却需常「折」，确与自傲懒散的天性相悖，以至虽身在朝廷，心却在野，最后，在鱼与熊掌的艰难取舍中，终於选了归隐，彻底忘情山水之中。
若说陶渊明的归隐，尚有几分真性情的话，那更多的隐士就是在玩以「隐」求「仕」，欲求先舍，待价而沽的把戏了。对他们来讲，「隐」成了手段，成了饵料，成了抬高身价的本钱；而「仕」才是目的，才是日夜梦寐以求的果实。 历史上却也有不少是为仕而隐的不学无术之徒，人前摆空架子，作清高状；人后不顾人格，媚官求爵—如「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明代陈眉公。其实，早有人看穿而讥之为「功名捷径在烟霞」，陆放翁则更以诗侃之曰：「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需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至今。」似乎对所有的隐士都提出了质疑，这或许也是归隐之举消亡遭遗弃的一个
原因？
回顾中国文化的「归隐」传统，似乎是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历史发展到今天，随著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异，传统的归隐观念己完全不适时宜。今日中国，西方文化的竞争意识深入到所有知识阶层，自命清高却不展示其能力者是难有机会的。当今人们重视的是竞争法则、市场法则，唯有竞争才能生存，唯有竞争才能体现个人价值，而竞争则必须像争艳斗丽的花朵那样毫无顾惜、毫无保留，拚命去展示本身的能耐与魅力。
参考资料： 回音壁：中國文化的「歸隱」傳統是怎樣消亡的？
古代隐居者有两种情况：一、为修道。二、为躲避，例如躲避战乱、赋税、劳役、兵役、仇杀等等。
其实古代的隐逸生活要比普通大众的生活强出许多，自己开几亩田，没有人管，没有赋税，没有劳役，逍遥自在，粮食蔬菜若有剩余，还可以下山去换点酒喝，或者干脆自己酿酒。
而今天隐居却是比较痛苦，因为相对来说，古代的隐居生活比大众生活要强，当代隐居的话，生活却不如普通大众，这在心理上会有对比。
在这个意义上说，隐居者的减少倒是一种进步，很多学者在叹息隐居者的丧失，认为是当代人的物欲太强，这话很有道理，但也不绝对，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很好，国家政策很好，没有人逼着去做劳役、兵役、没有苛捐杂税，而且生活很丰富，到处是乐子，根本不必避世。
至于修道者，隐居只是一种修行方式，真正得道后，最后还是会入世，因为他不忍心抛弃众生。
隐士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成分，即便隐士消失了，但是隐者情怀却会经常叩击我们的心灵，这便是安宁祥和。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
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
终南捷径」的故事，藉古读书人「入仕」与「归隐」上的种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折射出古代文人思想、道德追求的矛盾心理。「归隐」文化足以反映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史的弊端。
如果说，儒家为个体提供的更多是一套积极入世、治世之术，出世不过是其入世受阻后设计的一条解脱之路的话，那麼，道家则为个体提供了一套出世、解脱，即人的安心置身之道。这样，读书人生就有了看似截然不同，实则相互补充的两条价值实现之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优先的正当性；「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邦无道」卷而怀之，也是具有正当性的。这样中国文化便为原本对立观念的融会统一提供了根据，为个体建构起一套狡黠、自私的生存哲学和价值伦理。
尽管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老子李耳的青牛出关，给人以道德高尚，志存高远的感觉。但是，「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正道，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更向往的还是入仕。表面看，「仕」与「隐」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两大出路，隐则「独善其身」，据道德之制高点；仕则「兼济天下」，展济世之雄才伟略。其实，隐为虚，乃谋仕之术，是不得仕的无奈；而仕为实，乃目标之路，是济世展才、名利双收的人生追求。
像赫赫有名的大隐士陶渊明先生，六出六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在其诗文中，对入仕与归隐，翻三覆四地进行自我辩白，对功名欲求还罢，欲说还休。其实，老先生内心更多的依然是崇尚「学而优则仕」，心中念念不忘的仍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仕途中又无奈官场的虚伪、倾轧、无聊，酒不能畅饮，「腰」却需常「折」，确与自傲懒散的天性相悖，以至虽身在朝廷，心却在野，最后，在鱼与熊掌的艰难取舍中，终於选了归隐，彻底忘情山水之中。
若说陶渊明的归隐，尚有几分真性情的话，那更多的隐士就是在玩以「隐」求「仕」，欲求先舍，待价而沽的把戏了。对他们来讲，「隐」成了手段，成了饵料，成了抬高身价的本钱；而「仕」才是目的，才是日夜梦寐以求的果实。 历史上却也有不少是为仕而隐的不学无术之徒，人前摆空架子，作清高状；人后不顾人格，媚官求爵—如「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明代陈眉公。其实，早有人看穿而讥之为「功名捷径在烟霞」，陆放翁则更以诗侃之曰：「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需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至今。」似乎对所有的隐士都提出了质疑，这或许也是归隐之举消亡遭遗弃的一个
原因？
回顾中国文化的「归隐」传统，似乎是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历史发展到今天，随著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异，传统的归隐观念己完全不适时宜。今日中国，西方文化的竞争意识深入到所有知识阶层，自命清高却不展示其能力者是难有机会的。当今人们重视的是竞争法则、市场法则，唯有竞争才能生存，唯有竞争才能体现个人价值，而竞争则必须像争艳斗丽的花朵那样毫无顾惜、毫无保留，拚命去展示本身的能耐与魅力。
参考资料： 回音壁：中國文化的「歸隱」傳統是怎樣消亡的？
古代隐居者有两种情况：一、为修道。二、为躲避，例如躲避战乱、赋税、劳役、兵役、仇杀等等。
其实古代的隐逸生活要比普通大众的生活强出许多，自己开几亩田，没有人管，没有赋税，没有劳役，逍遥自在，粮食蔬菜若有剩余，还可以下山去换点酒喝，或者干脆自己酿酒。
而今天隐居却是比较痛苦，因为相对来说，古代的隐居生活比大众生活要强，当代隐居的话，生活却不如普通大众，这在心理上会有对比。
在这个意义上说，隐居者的减少倒是一种进步，很多学者在叹息隐居者的丧失，认为是当代人的物欲太强，这话很有道理，但也不绝对，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很好，国家政策很好，没有人逼着去做劳役、兵役、没有苛捐杂税，而且生活很丰富，到处是乐子，根本不必避世。
至于修道者，隐居只是一种修行方式，真正得道后，最后还是会入世，因为他不忍心抛弃众生。
隐士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成分，即便隐士消失了，但是隐者情怀却会经常叩击我们的心灵，这便是安宁祥和。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
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其实这是对陶诗的一种曲解。 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