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是一面鲜明的爱国与战斗的旗帜，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着他全部的作品，贯穿着他的全部生命，这是战士鲁迅一生事业中非常杰出和始终一致的特征。他的科学救国思想，他对于国民性的深刻剖析以及他对于进化论与超人哲学的独到理解，都渗透着他强烈的忧患意识；主张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尤其要建设精神文明；不仅要发展科学，尤其要提倡新文艺。鲁迅文艺理论的思想启蒙价值是巨大的，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五四”前夕；鲁迅；精神文化；先驱
作者简介：陈艳梅（1967.12-），女，沈阳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科研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1
“五四”前夕爱国先驱们的思想文化，是与世纪初年中国的民族危机相伴而生的，它孕育在同西方新学思潮的接触里，诞生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识中。其主要标志是人们开始用现代新眼光向西方和古代寻求先进思想，并以其施于生活和艺术，赋予文学艺术以崭新的理论面貌和实践价值。鲁迅就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着他全部的作品，贯穿着他的全部生命。
鲁迅最初是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向封建文化、封建迷信进攻，促进国人的维新。他认为西欧各国所以生产比较发达，社会文明比较“进步”，乃是得力于科学的缘故。他在主张以科学为立国之本的同时，接受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思想，这使他更加深信科学救国道路的正确性。在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他着力于介绍进步的科学思想，写下《中国地质略论》、《说钽》、《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宏文，这些著作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拯救祖国于垂危之际，鲁迅不断地探索和追求着，但他很快就发现科学并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我们的第一要著，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无论是科学救国，还是以文艺去唤醒国人的觉醒，鲁迅都是从救国的立场出发的，为了实现他的这种愿望，他积极筹办文艺刊物，提倡文艺运动，并努力介绍富有民主思想符合爱国主义思想的西洋文学，写下了《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及《文化偏执论》等著名的论文，以科学刷新社会，一变而为以文艺唤起反抗，这是启蒙主义者鲁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爱国主义和追求进步与解放的思想始终鼓舞着他，让他远远望到自己的民族的将来。他把自己拟办的刊物命名为《新生》并参加革命团体光复会。可见，他不是在那里空等待，“我以我血荐轩辕”，这种以身许国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
鲁迅早期重视文化问题，与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相联系的。进化论使鲁迅认识到，自然进化、社会进化、人们的思想道德也在进化。把文化当作革命根本的“文化决定论”，是鲁迅早期文化观的一个特点。他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分析了中国国民主性的特点和不足，坚持反对一切向往古代的传统观念，批评“不撄”思想的乖谬，提出要打破“污浊之和平”，象“撄人心”的西方“摩罗”派诗人那样，勇于抗争，使我们的国家在抗争中强盛起来。应该说，鲁迅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这不仅因为它是早期中西文化比较的探索，具有开拓作用，而且他的比较是从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他的反对守旧、恋古、自大、怯斗，都有强烈的针对性，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自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就必须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而鲁迅正是这样伟大的旗手之一，他的思想明显超越了和他同时代的那些抱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们。
鲁迅早期由于接受了进化论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并以此来考察历史与现实、科学与文艺，批判重物质而忽视精神、重科学而忽视文艺的偏颇，批判扼杀个性的社会政治和传统观念。认为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尤其要建设精神文明；不仅要发展科学，尤其要提倡
新文艺，他的审美观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可见，鲁迅也把“美艺文章”看作是改变精神面貌，实现个性解放的重要手段。鲁迅对于精神文明的论述最初始于其探讨“中国国民性”问题，其领域多是集中于“人”的精神契机方面，这是鲁迅对于整个民族如何奋发前进的精神契机方面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为实在和具体的领域。鲁迅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堕落，对被鼓吹为美妙无比的资本主义制度给予尖锐的批判，这无疑是深刻的。但是，资本主义精神生活的腐朽堕落，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根本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其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鲁迅这种思想逻辑的出现，只能认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经过较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早期改良主义者首先看到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契机问题，后来才逐步看清了精神契机的问题；鲁迅由于特别重视人的精神与内心的缘故，就更是将这一点强调到了极端重要的程度。这个关于“人”的命题，经过了大约十年左右，在“五四”前后的启蒙主义运动中，几乎成为当时不少思想先驱者所共同考虑的问题了。
尽管“五四”前夕的美学先驱者们的文化思想中存在着太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激烈的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汇中，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这一最重大、最急迫的目标之下，其理论的思想启蒙价值是巨大的。它不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闵开德、吴同瑞：《鲁迅文艺思想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姚全兴：《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摘 要：鲁迅是一面鲜明的爱国与战斗的旗帜，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着他全部的作品，贯穿着他的全部生命，这是战士鲁迅一生事业中非常杰出和始终一致的特征。他的科学救国思想，他对于国民性的深刻剖析以及他对于进化论与超人哲学的独到理解，都渗透着他强烈的忧患意识；主张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尤其要建设精神文明；不仅要发展科学，尤其要提倡新文艺。鲁迅文艺理论的思想启蒙价值是巨大的，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五四”前夕；鲁迅；精神文化；先驱
作者简介：陈艳梅（1967.12-），女，沈阳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科研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1
“五四”前夕爱国先驱们的思想文化，是与世纪初年中国的民族危机相伴而生的，它孕育在同西方新学思潮的接触里，诞生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识中。其主要标志是人们开始用现代新眼光向西方和古代寻求先进思想，并以其施于生活和艺术，赋予文学艺术以崭新的理论面貌和实践价值。鲁迅就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着他全部的作品，贯穿着他的全部生命。
鲁迅最初是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向封建文化、封建迷信进攻，促进国人的维新。他认为西欧各国所以生产比较发达，社会文明比较“进步”，乃是得力于科学的缘故。他在主张以科学为立国之本的同时，接受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思想，这使他更加深信科学救国道路的正确性。在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他着力于介绍进步的科学思想，写下《中国地质略论》、《说钽》、《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宏文，这些著作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拯救祖国于垂危之际，鲁迅不断地探索和追求着，但他很快就发现科学并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我们的第一要著，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无论是科学救国，还是以文艺去唤醒国人的觉醒，鲁迅都是从救国的立场出发的，为了实现他的这种愿望，他积极筹办文艺刊物，提倡文艺运动，并努力介绍富有民主思想符合爱国主义思想的西洋文学，写下了《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及《文化偏执论》等著名的论文，以科学刷新社会，一变而为以文艺唤起反抗，这是启蒙主义者鲁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爱国主义和追求进步与解放的思想始终鼓舞着他，让他远远望到自己的民族的将来。他把自己拟办的刊物命名为《新生》并参加革命团体光复会。可见，他不是在那里空等待，“我以我血荐轩辕”，这种以身许国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
鲁迅早期重视文化问题，与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相联系的。进化论使鲁迅认识到，自然进化、社会进化、人们的思想道德也在进化。把文化当作革命根本的“文化决定论”，是鲁迅早期文化观的一个特点。他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分析了中国国民主性的特点和不足，坚持反对一切向往古代的传统观念，批评“不撄”思想的乖谬，提出要打破“污浊之和平”，象“撄人心”的西方“摩罗”派诗人那样，勇于抗争，使我们的国家在抗争中强盛起来。应该说，鲁迅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这不仅因为它是早期中西文化比较的探索，具有开拓作用，而且他的比较是从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他的反对守旧、恋古、自大、怯斗，都有强烈的针对性，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自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就必须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而鲁迅正是这样伟大的旗手之一，他的思想明显超越了和他同时代的那些抱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们。
鲁迅早期由于接受了进化论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并以此来考察历史与现实、科学与文艺，批判重物质而忽视精神、重科学而忽视文艺的偏颇，批判扼杀个性的社会政治和传统观念。认为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尤其要建设精神文明；不仅要发展科学，尤其要提倡
新文艺，他的审美观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可见，鲁迅也把“美艺文章”看作是改变精神面貌，实现个性解放的重要手段。鲁迅对于精神文明的论述最初始于其探讨“中国国民性”问题，其领域多是集中于“人”的精神契机方面，这是鲁迅对于整个民族如何奋发前进的精神契机方面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为实在和具体的领域。鲁迅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堕落，对被鼓吹为美妙无比的资本主义制度给予尖锐的批判，这无疑是深刻的。但是，资本主义精神生活的腐朽堕落，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根本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其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鲁迅这种思想逻辑的出现，只能认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经过较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早期改良主义者首先看到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契机问题，后来才逐步看清了精神契机的问题；鲁迅由于特别重视人的精神与内心的缘故，就更是将这一点强调到了极端重要的程度。这个关于“人”的命题，经过了大约十年左右，在“五四”前后的启蒙主义运动中，几乎成为当时不少思想先驱者所共同考虑的问题了。
尽管“五四”前夕的美学先驱者们的文化思想中存在着太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激烈的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汇中，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这一最重大、最急迫的目标之下，其理论的思想启蒙价值是巨大的。它不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闵开德、吴同瑞：《鲁迅文艺思想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姚全兴：《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