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丑年的一个冬夜，已卧床累月的李鸿章在临终前显得莫名地凄凉和沧桑，他望着窗外茫茫夜空，仰天悲鸣，慨然长叹：“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在他含恨离别人世间的时候，还留下了一首千古流传、砥砺后人的绝笔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伤国步，吊民残”的语句，无疑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最后两句几乎则是表达了他壮志未酬，寄托后人的呼喊，读后让人心情凝重。
从“秋风宝剑孤臣泪”一句，亦了解到他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满含着对日本的嫉恨、对沙皇俄国（不能抗拒日本）的失望、对大清国无力回天的无奈，在忧郁之中凄凉死去的历史背景，不禁使人产生一种悲凉、忧伤与同情的感觉。
尽管他在仕途上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却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亲自撰写了《李鸿章传》，并在书中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甚至高度评价他，认为“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甚至把他和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逐一比较，认为李鸿章与诸葛亮、王安石、俾斯麦等人都有可以一较高下之处。
对于梁启超先生这种大加赞赏的观点，我不敢苟同。虽然李鸿章在仕途上表现出的智商、情商是出类拔萃的；但在我看来，李鸿章还不如他同时代的爱国名臣林则徐（虎门销烟、抗击英国）、曾国藩（洋务运动、培育英才）、冯子材（老骥伏枥、抗击法国）、左宗棠（抗击沙俄、收复新疆）这些重臣伟大和高尚。
李鸿章的悲哀在何处？那就是他的战略眼光、全局思维、用人观念和治军方法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演绎出了他悲哀的人生。
第一，他不是一位有足够魄力的改革家和政治家。
作为位极人臣的宰相，应当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担当的精神。但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在他的身上找不到林则徐、左宗棠那样的敢说、敢做、敢当的精神与锐气。
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直称不能把困境推给后来人，现在就应该迎难而上。他也曾经搞过一些看似轰轰烈烈的改革，但是，大多是一些不触动封建体制的表皮改革，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他常常把自己比喻和定位成为一个“破屋裱糊匠”，也就是说，他只是在想“维系”这个大厦将倾的江山，而缺乏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他不是一位成功的改革家，也没有魄力和能力将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带领进一个全新的时代。
同时，他还有一种“唯武器论”的思想，认为只要武器先进，就可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者。他曾经对曾国藩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收）敛手。”
曾几何时，他在北洋舰队“大兴土木”，购买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号称为东方第一巨舰。旅顺军港，也曾经是东方第一军港，可谓“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然而，人的素质不行，指挥打仗的将领不行，即使是世界上再先进的武器，也是形同虚设。旅顺之战和威海卫之战，都暴露了这些弱点和悲哀。
第二，缺乏精准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战略家需要有精准的战略眼光和良好的战略思维，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战略要具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可是，事实上，李鸿章对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等列强的战略意图却缺乏最清醒的认识和把握，造成了在国家战略决策层面上的重大失误。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已暴露无遗，甚至到了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之际。而大清政府却浑然不知，依旧沉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在李鸿章看来，“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甚至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还依然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抱有幻想。最终事实表明，日本成为了满清政府的近忧和大患。而李鸿章所制定的错误的应对策略，是导致整个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对俄罗斯，李鸿章也始终心存幻想。他在逝世前都还认为：“俄国在满洲扩展其势力，不妨袖手观之，因为日本必然不会漠视这个封豕长蛇般的敌人。时机一到，必起而相战。两虎相争，两败俱伤，我们就有可乘之机，同时，再借助欧美的力量谋求恢复，这便是我们的以毒攻毒之计。”在考察欧美回到天津后，他还坚持认为跟俄罗斯签订的《中俄密约》协议会改变中国的命运，甚至暗自庆幸。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此约可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但是，残酷的事实是，不要说20年，就是连两年的“无事”也没有保住。
李鸿章曾遭到当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蔑视和嘲讽：“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个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侮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
第三，用人唯亲，治军乏术。
李鸿章以淮军起家，老乡观念甚重，他当上直隶总督和内阁总理大臣后，提拔皖系乡亲和旧部不遗余力，甚至超出原则与底线。
他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有时太过，以至于他的同乡刘铭传都大不以为然，并尖刻地批评：“比如某某几乎不识字，以前不过是（安徽）老家一个小贩，如今却委以道府的要职，如此做法焉能不败。”
又如，守卫旅顺南帮炮台的总兵刘超佩，是李鸿章的亲戚。该人依仗着李鸿章的关系，专横跋扈，滥施刑罚，鞭打士兵，搜刮民财。兵临城下时，日本军队的枪声一响，此人便乱了阵脚，立即乘坐上早已准备好的快艇，逃离了战场。
幸丑年的一个冬夜，已卧床累月的李鸿章在临终前显得莫名地凄凉和沧桑，他望着窗外茫茫夜空，仰天悲鸣，慨然长叹：“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在他含恨离别人世间的时候，还留下了一首千古流传、砥砺后人的绝笔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伤国步，吊民残”的语句，无疑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最后两句几乎则是表达了他壮志未酬，寄托后人的呼喊，读后让人心情凝重。
从“秋风宝剑孤臣泪”一句，亦了解到他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满含着对日本的嫉恨、对沙皇俄国（不能抗拒日本）的失望、对大清国无力回天的无奈，在忧郁之中凄凉死去的历史背景，不禁使人产生一种悲凉、忧伤与同情的感觉。
尽管他在仕途上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却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亲自撰写了《李鸿章传》，并在书中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甚至高度评价他，认为“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甚至把他和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逐一比较，认为李鸿章与诸葛亮、王安石、俾斯麦等人都有可以一较高下之处。
对于梁启超先生这种大加赞赏的观点，我不敢苟同。虽然李鸿章在仕途上表现出的智商、情商是出类拔萃的；但在我看来，李鸿章还不如他同时代的爱国名臣林则徐（虎门销烟、抗击英国）、曾国藩（洋务运动、培育英才）、冯子材（老骥伏枥、抗击法国）、左宗棠（抗击沙俄、收复新疆）这些重臣伟大和高尚。
李鸿章的悲哀在何处？那就是他的战略眼光、全局思维、用人观念和治军方法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演绎出了他悲哀的人生。
第一，他不是一位有足够魄力的改革家和政治家。
作为位极人臣的宰相，应当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担当的精神。但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在他的身上找不到林则徐、左宗棠那样的敢说、敢做、敢当的精神与锐气。
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直称不能把困境推给后来人，现在就应该迎难而上。他也曾经搞过一些看似轰轰烈烈的改革，但是，大多是一些不触动封建体制的表皮改革，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他常常把自己比喻和定位成为一个“破屋裱糊匠”，也就是说，他只是在想“维系”这个大厦将倾的江山，而缺乏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他不是一位成功的改革家，也没有魄力和能力将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带领进一个全新的时代。
同时，他还有一种“唯武器论”的思想，认为只要武器先进，就可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者。他曾经对曾国藩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收）敛手。”
曾几何时，他在北洋舰队“大兴土木”，购买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号称为东方第一巨舰。旅顺军港，也曾经是东方第一军港，可谓“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然而，人的素质不行，指挥打仗的将领不行，即使是世界上再先进的武器，也是形同虚设。旅顺之战和威海卫之战，都暴露了这些弱点和悲哀。
第二，缺乏精准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战略家需要有精准的战略眼光和良好的战略思维，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战略要具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可是，事实上，李鸿章对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等列强的战略意图却缺乏最清醒的认识和把握，造成了在国家战略决策层面上的重大失误。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已暴露无遗，甚至到了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之际。而大清政府却浑然不知，依旧沉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在李鸿章看来，“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甚至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还依然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抱有幻想。最终事实表明，日本成为了满清政府的近忧和大患。而李鸿章所制定的错误的应对策略，是导致整个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对俄罗斯，李鸿章也始终心存幻想。他在逝世前都还认为：“俄国在满洲扩展其势力，不妨袖手观之，因为日本必然不会漠视这个封豕长蛇般的敌人。时机一到，必起而相战。两虎相争，两败俱伤，我们就有可乘之机，同时，再借助欧美的力量谋求恢复，这便是我们的以毒攻毒之计。”在考察欧美回到天津后，他还坚持认为跟俄罗斯签订的《中俄密约》协议会改变中国的命运，甚至暗自庆幸。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此约可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但是，残酷的事实是，不要说20年，就是连两年的“无事”也没有保住。
李鸿章曾遭到当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蔑视和嘲讽：“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个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侮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
第三，用人唯亲，治军乏术。
李鸿章以淮军起家，老乡观念甚重，他当上直隶总督和内阁总理大臣后，提拔皖系乡亲和旧部不遗余力，甚至超出原则与底线。
他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有时太过，以至于他的同乡刘铭传都大不以为然，并尖刻地批评：“比如某某几乎不识字，以前不过是（安徽）老家一个小贩，如今却委以道府的要职，如此做法焉能不败。”
又如，守卫旅顺南帮炮台的总兵刘超佩，是李鸿章的亲戚。该人依仗着李鸿章的关系，专横跋扈，滥施刑罚，鞭打士兵，搜刮民财。兵临城下时，日本军队的枪声一响，此人便乱了阵脚，立即乘坐上早已准备好的快艇，逃离了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