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国儒家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朱子理学的吸收与传承上，中韩在儒家文化上的差异归根结底也源于此。中国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在于维护既定统治秩序，而朝鲜半岛则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对之加以理解和继承。 关键词：中韩 儒家文化 继承 实用性 起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自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思想后，便一直以封建社会主导思想牢牢占据着思想界的舞台。它不仅对中国两千年的社会及中国人的性格的形成起着作用，而且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及其文化都有影响。 韩国是儒家文化保存及继承的较完好的一个国家。虽然中韩史籍对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罗统一前儒家思想已有长期传播。 早在三国建立之初，保民思想己为统治者所接受。儒家仁政思想提醒三国统治者重视下层平民的力量，促使其采取措施获得民心。三国对峙时期，民心向背逐渐成为评价统治者为政优劣的重要标准，《三国史记》卷三记载的百济与新罗的一次国书往还即是显例。由于百济秃山城主率三百人投奔新罗，百济王移书责备新罗收纳逃民：“两国和好�为兄弟，今大王纳我逃民，甚乖和亲之意，非所望于大王也。”对于百济的指责，新罗回击道:“民则无常心，故思则来，教则去，故其所也。大王不患民之不安而责寡人，何其甚乎?”[2] 新罗统一三国后，进一步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引进唐朝的文化制度。神文王二年（公元682）正式成立“国学”，以《论语》、《孝经》为基本教材，教授儒学经典。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家思想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从高丽末至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进入李朝后，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世宗大王（1419―1450在位）在位期间，不仅创造了韩国文字，而且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因此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调和统一的模范而称颂和效法。李朝中叶后，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的退溪李�（1501一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在这些巨儒的大力推进下，李朝理学进入全盛时期。 可以说，韩国的儒家文化其实主要是在批判继承朱子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韩国社会中产生影响的不是孔子的儒家学说，而是被朱子解释过的儒家学说，即朱子学。当然，韩国继承并改造过的朱子理学与中国的朱子理学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可以说，比较中韩儒家文化的差异，其实是比较中国的朱子学与朝鲜的朱子学的不同。 在中国，理学诞生的标志是二程正式提出“天理”概念。“天理”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但二程却认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贴出来的[3]”。 原因在于他们赋予“天理”以新的内涵：即三纲五常。这种理解实质是把三纲五常天理化，是前所未有的。自此“三纲五常”成为人们不能怀疑并必须遵循的必然之理。就在程朱理学在中国成为官方哲学的同时，它在朝鲜半岛也开始兴盛起来，并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是与朝鲜的时局有着紧密联系。 北宋儒学在宋朝传入高丽，刚刚传入朝鲜的程朱理学无论在内容还是所起的作用上都与中国本土的程朱理学并无二致。主要只是用于强化现有统治。但是，随着朝鲜政局的变化，程朱理学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以郑道传为中心的继承了新法派思想的勋旧派士大夫主要承担制度的重建，士林派承担思想理念的改造。他们批判佛教和老庄思想，确立了儒教为国家的思想基础。高丽王朝时代佛教和老庄思想盛行，虚无观念对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朝鲜王朝，儒家是以与老庄和佛教思想对立的身份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必然使得程朱理学向着实用性的方向发展。就这样，程朱理学在朝鲜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它由一种原本为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哲学发展成为一种注重实际的哲学。朝鲜儒学代表学者李彦迪将这种以“道器不离”为世界观，以“下学上达”为方法论的儒学称为“实学”。 而在中国，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对社会所起的消极性明显大于它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 1、三纲五常成为高悬人们头上的天理，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性不敢妄言，程朱理学成为维护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工具。 2、“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信条从无实际作用的语录成为杀人工具，尤其表现在对女性残忍而无情的扼杀，戴震才最终愤怒的喊出了“后儒以理杀人”的心声。 3、三纲五常天理化，实际是把社会与自然、人文与科学、当然之则与必然之理完全混淆起来，并以前者吞并后者终结。它所倡导的旨在从物中体认出纲常伦理的格物致知其实与知识无关，也无益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由此可说，程朱理学在中国更多是用来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用“存天理灭人欲[4]”理论来扼杀人们的感性追求，是一种空谈性心的哲学，也使中国社会丧失了主观的发展动力。 反观朝鲜本土化的儒教，则是以现实性、实践性为特点，吸收朱熹学改革性和体制维护性的同时，也部分肯定了《周礼》的国家社会主义式理念以及功利式的汉唐儒学。郑道传更是引用《管子》和《孟子》之语指出，“衣食足而知廉耻，仓廪实而礼义兴，太平之业，基于此矣”。程朱理学的实用性优势得到了朝鲜士大夫的继承和发扬，而朝鲜儒家文化的实用性特点也因此体现。 中韩“儒家文化”的共同点与不同点都是源于程朱理学的影响。韩国本土化的程朱理学更加注重民生的实用性，而中国明清时期的程朱理学只不过是一种维持君主专制的统治工具。程朱理学在韩国起到的作用更多是积极的、激人奋进的，而在中国明清时期起到的作用却大抵是消极的、扼杀人性的。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撰.汉书[M].中华书局，2010年版 [2] [朝鲜]孙文范等撰.三国史记[M].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 [3] [宋]程颢.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M].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86年版
摘要：韩国儒家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朱子理学的吸收与传承上，中韩在儒家文化上的差异归根结底也源于此。中国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在于维护既定统治秩序，而朝鲜半岛则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对之加以理解和继承。 关键词：中韩 儒家文化 继承 实用性 起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自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思想后，便一直以封建社会主导思想牢牢占据着思想界的舞台。它不仅对中国两千年的社会及中国人的性格的形成起着作用，而且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及其文化都有影响。 韩国是儒家文化保存及继承的较完好的一个国家。虽然中韩史籍对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罗统一前儒家思想已有长期传播。 早在三国建立之初，保民思想己为统治者所接受。儒家仁政思想提醒三国统治者重视下层平民的力量，促使其采取措施获得民心。三国对峙时期，民心向背逐渐成为评价统治者为政优劣的重要标准，《三国史记》卷三记载的百济与新罗的一次国书往还即是显例。由于百济秃山城主率三百人投奔新罗，百济王移书责备新罗收纳逃民：“两国和好�为兄弟，今大王纳我逃民，甚乖和亲之意，非所望于大王也。”对于百济的指责，新罗回击道:“民则无常心，故思则来，教则去，故其所也。大王不患民之不安而责寡人，何其甚乎?”[2] 新罗统一三国后，进一步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引进唐朝的文化制度。神文王二年（公元682）正式成立“国学”，以《论语》、《孝经》为基本教材，教授儒学经典。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家思想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从高丽末至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进入李朝后，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世宗大王（1419―1450在位）在位期间，不仅创造了韩国文字，而且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因此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调和统一的模范而称颂和效法。李朝中叶后，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的退溪李�（1501一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在这些巨儒的大力推进下，李朝理学进入全盛时期。 可以说，韩国的儒家文化其实主要是在批判继承朱子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韩国社会中产生影响的不是孔子的儒家学说，而是被朱子解释过的儒家学说，即朱子学。当然，韩国继承并改造过的朱子理学与中国的朱子理学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可以说，比较中韩儒家文化的差异，其实是比较中国的朱子学与朝鲜的朱子学的不同。 在中国，理学诞生的标志是二程正式提出“天理”概念。“天理”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但二程却认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贴出来的[3]”。 原因在于他们赋予“天理”以新的内涵：即三纲五常。这种理解实质是把三纲五常天理化，是前所未有的。自此“三纲五常”成为人们不能怀疑并必须遵循的必然之理。就在程朱理学在中国成为官方哲学的同时，它在朝鲜半岛也开始兴盛起来，并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是与朝鲜的时局有着紧密联系。 北宋儒学在宋朝传入高丽，刚刚传入朝鲜的程朱理学无论在内容还是所起的作用上都与中国本土的程朱理学并无二致。主要只是用于强化现有统治。但是，随着朝鲜政局的变化，程朱理学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以郑道传为中心的继承了新法派思想的勋旧派士大夫主要承担制度的重建，士林派承担思想理念的改造。他们批判佛教和老庄思想，确立了儒教为国家的思想基础。高丽王朝时代佛教和老庄思想盛行，虚无观念对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朝鲜王朝，儒家是以与老庄和佛教思想对立的身份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必然使得程朱理学向着实用性的方向发展。就这样，程朱理学在朝鲜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它由一种原本为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哲学发展成为一种注重实际的哲学。朝鲜儒学代表学者李彦迪将这种以“道器不离”为世界观，以“下学上达”为方法论的儒学称为“实学”。 而在中国，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对社会所起的消极性明显大于它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 1、三纲五常成为高悬人们头上的天理，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性不敢妄言，程朱理学成为维护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工具。 2、“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信条从无实际作用的语录成为杀人工具，尤其表现在对女性残忍而无情的扼杀，戴震才最终愤怒的喊出了“后儒以理杀人”的心声。 3、三纲五常天理化，实际是把社会与自然、人文与科学、当然之则与必然之理完全混淆起来，并以前者吞并后者终结。它所倡导的旨在从物中体认出纲常伦理的格物致知其实与知识无关，也无益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由此可说，程朱理学在中国更多是用来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用“存天理灭人欲[4]”理论来扼杀人们的感性追求，是一种空谈性心的哲学，也使中国社会丧失了主观的发展动力。 反观朝鲜本土化的儒教，则是以现实性、实践性为特点，吸收朱熹学改革性和体制维护性的同时，也部分肯定了《周礼》的国家社会主义式理念以及功利式的汉唐儒学。郑道传更是引用《管子》和《孟子》之语指出，“衣食足而知廉耻，仓廪实而礼义兴，太平之业，基于此矣”。程朱理学的实用性优势得到了朝鲜士大夫的继承和发扬，而朝鲜儒家文化的实用性特点也因此体现。 中韩“儒家文化”的共同点与不同点都是源于程朱理学的影响。韩国本土化的程朱理学更加注重民生的实用性，而中国明清时期的程朱理学只不过是一种维持君主专制的统治工具。程朱理学在韩国起到的作用更多是积极的、激人奋进的，而在中国明清时期起到的作用却大抵是消极的、扼杀人性的。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撰.汉书[M].中华书局，2010年版 [2] [朝鲜]孙文范等撰.三国史记[M].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 [3] [宋]程颢.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M].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