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琪，1914年10月30日出生于山西猗氏县（今临猗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长期在晋绥边区八分区敌后，曾多次被敌人追捕，但都在当地群众巧妙掩护下化险为夷。李琪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于江青的残酷迫害。 哲学家李琪当上宣传部长 与江青有了工作上的对立 1949年1月，李琪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学习，结业后，被学院留任中共党史教学工作，后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先后写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应有认识》和《谈谈学习历史唯物论》；1953年和1956年出版了《〈实践论〉解释》、《〈矛盾论〉解说》这两本著作，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了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的解释。1953年9月，李琪到彭真办公室任政治秘书；1961年初，李琪奉调到中共北京市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任宣传部长期间，他针对“三面红旗”中出现的问题，大力宣传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唯心主义。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地反映在1961年为北京经济学会所作《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的报告里。在这个报告里，他批判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左”倾错误口号，强调要调查研究，谦虚谨慎，使主观能符合客观规律。他还针对当时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否认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需要稳定的错误，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针对当时“大办钢铁”、“大办农业”不顾国民经济需要按比例发展的错误，着重阐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服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报告中，李琪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处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琪任宣传部长后，曾主管过一段北京市的文艺工作，尽管时间不算长，但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琪本身就爱读古书，爱读文艺作品，常写写旧体诗词，他喜爱戏曲，还常哼唱几句山西梆子。这些特点对他领导文艺工作起了不小作用。他在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中，既坚持原则性，又注重灵活性。他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一再提醒大家，文艺革命既要积极，又要慎重，“文艺革命两点论，一要紧，二要稳，同时要准备反复”。他对文艺在全面工作中的位置有清醒的认识，指出:“文艺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生产水平。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会没饭吃的。” 1963年，江青打着“戏剧革命”的旗号，到北京来搞所谓“调查研究”。江青的到来，使李琪不得不把他的领导精力主要放在了戏剧特别是京剧方面。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李琪给她以应有的礼遇。但江青在文艺上推行的是一条极“左”路线，作风上俨然像一个专横跋扈的霸主，使李琪一步步看清了江青究竟是个什么人，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 1963年，北京京剧团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京剧《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李琪根据彭真的意见，亲自领导了这次艺术实践。他充分发挥艺术人员的作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要求京剧这个古老剧种排演现代戏既要有剧种特色，又要有时代风貌。1963年12月，京剧《地下联络员》排练完成，定于12月某日正式上演，头三场的票已经售出。先天晚上，江青来看彩排，当场没有表示意见。回去后立即打电话来，对这个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于是，已经售满的三场戏只好退票。本来，一出新排的戏不可能尽善尽美，有缺点可以不断加工提高。但江青却来了个“突然袭击”，显然是有意给北京市委一个“下马威”，以炫耀她的权势。 根据江青意见，剧名恢复为《芦荡火种》，进行修改加工。江青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的“试验田”，对戏的修改指指点点，颐指气使，说一不二。但江青出的主意有些并不高明，比如去掉了很有戏剧性也很受观众欢迎的“二荣馆”一场和刁小三去芦荡等情节，李琪就不赞成，认为改得“没戏了”。他还向有关同志说，对江青的话也不一定都听，说江青脾气不好，好猜疑，认为江青“管得太细，过于具体，有些意见提出来就不好办”。他对江青的横行霸道根本不买账。江青多次找他开会、看戏，他都尽量推托。据他的秘书回忆，有一次江青给他来电话，两人为了什么事情僵持不下，他显得很不耐烦。屡次要挂电话，江青不让挂，就这样一直争执、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另一次江青通知李琪到北京京剧团去审戏，李琪以晚上要参加常委会为托词，请另外一位同志去应付，他则设法躲开了。 “四个关于”与“京剧革命”格格不入 李琪和江青之间矛盾愈烈 江青打着“京剧革命”的旗号，搞的是一套地地道道的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李琪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 关于艺术革新。李琪多次强调，古老剧种的改革要保留剧种特点，不要赶浪头，不要急躁。1964年10月，他在一次艺术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强调:“戏曲音乐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脱离了原来的基础就会脱离群众。音乐唱腔必须发展，但不要急，不要人为。失去了剧种特点，等于宣布这个剧种取消，百花齐放就不存在了。”《北京日报》于1964年1月举办关于京剧改革的专题讨论，根据李琪的意见提出了京剧改革的“两条矫正线，一个出发点”。“两条矫正线”即从右的方面反对绝对分工论，从“左”的方面反对话剧加唱；“一个出发点”即要求既是现代戏，又是京剧。这“两条矫正线”和“一个出发点”为京剧改革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提出这样实事求是的原则，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剧目方针。江青对丰富的戏曲遗产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说什么“我是和传统戏决绝了，我的试验田不能演传统戏，要是演传统戏，我就不要(这个团)了”。她还指责“北京市委有人对传统戏很感兴趣”。在这种极“左”空气下，历史戏已绝迹于舞台。 李琪不赞成这种百花凋敝、一花独放的政策。他在1963年10月和邓拓一起召开的京昆梆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就提出，这几个古老剧种排演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三者不可偏废。1963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社论《让现代戏之花盛开》中，有一段话是李琪特别嘱咐加进去的，即:“演现代戏光荣，演优秀的历史戏同样是光荣的……过去的艺术实践证明，凡是经过认真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或用新的观点来编写的优秀历史剧目，同样地能很好为今天广大人民服务。”后来，李琪曾向一些同志说，江青看了这篇社论后，很不满意，认为它是表面上拥护京剧革命，实际上反对京剧革命的。江青的信口雌黄吓不住人，因为李琪所搞的恰恰不是贴上了“江氏”标记的京剧革命。 1964年8月，李琪在市委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主要应该演现代戏，历史戏也可以演一些，好的外国戏也可以演。有的同志说要百分之百地演现代戏，我看不要这样提，说绝了，将来又会走向反面。……历史戏不能完全不演，特别是京昆梆，过去长期是演历史戏的，其中有些戏还是群众喜欢的。”他让市文化局开列100出京剧历史剧目清单，并于1965年1月向中宣部写报告，提出要公演一些新编历史戏和传统戏(在当时情况下，这份报告只写了草稿，未能发出)。 关于北昆的存亡。昆曲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剧种，它有着优美的表演艺术和丰富的传统剧目。但是，从1964年10月开始，江青向北京唯一的一个演出昆曲的剧院――北方昆曲剧院开刀了。她先是向北京市委提出，把北方昆曲剧院并入北京京剧团，成立一个京昆队，后来索性提出要取消这个剧院，而且让北京京剧团到北昆剧院去挑演员，要挑北昆的年轻武功演员去演《沙家浜》里的新四军。对这种做法，市委和文化局领导是不赞成的，剧院的领导和老艺人也很抵触，李琪曾在市委宣传部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上反映剧院的意见，认为搞京昆队不合适。1965年6月，他又写了《关于北方昆曲剧院准备改为“北京昆剧歌剧团”的请示》，目的都是为了把这个剧院和这个剧种保留下来。但是由于江青的一意孤行，北昆剧院还是不得不被撤销。直到文革后，才又恢复了建制。
关于对待名演员的政策。北京是京剧的发源地，也是京剧名演员荟萃之地。李琪很关心这批名演员，把他们看做党和国家的财富，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各显其能，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1965年春，江青让北京京剧团《红岩》剧组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赵燕侠到重庆后，因全身浮肿，请假回到北京。江青知道后，大为恼火。李琪找赵燕侠谈话，了解到她确实有病，便在《文艺战讯》上反映了这一情况。不久，又在《文艺战讯》上特意写了几句“赵燕侠因患肾盂肾炎，剧团根据医生的意见，让她休息二至三个月”。他以这种方式顶住了江青的淫威，保护了赵燕侠。名演员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等拿手的传统戏、历史戏都被江青的一句话而禁演，对他们提出的排演现代戏的要求，江青也一概不许。若照她的指令办，这些为观众所熟悉且欢迎的老演员只有绝迹于舞台了。 李琪反对这样做，他认为不应该剥夺老演员的艺术生命。他几次强调：“对裘盛戎等老演员还是积极帮助他们排出戏来。”他不顾江青不许“男旦”演现代戏的戒律，支持张君秋排演了《芦荡火种》，还支持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等排演了《年年有余》、 《雪花飘》等现代戏。1966年2月，李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提出市委的意见是， 这些老演员除了在戏校教戏外，也还可演一些他们能演的革命现代戏和可以允许演的老戏。 就这样，李琪和江青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江青对人一向采取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她一方面怒气冲冲地说:“李琪骄傲自大，眼里没有我。”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当着李琪攻击北京市委，妄图拉拢李琪为她所用。江青的种种行径，使李琪更加认清了她的真面目，再也压抑不住对她的不满和厌恶，甚至在周围同志面前，也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情绪。1965年5月，江青以谈工作为名，把李琪叫到上海。但李琪去后，江青根本不露面，只让张春桥从中传话。李琪一怒之下，拂袖而归。他气愤地对人说，我这个人是宁折不弯，我这个宣传部长又不是专管文艺的，把我叫去，两个多礼拜不见，真是岂有此理!其后，江青又两次叫李琪到上海。1965年2月，李琪第三次去上海见过江青回京后，愤然提笔写信给彭真，控诉江青“像皇太后”，“比西太后还坏”，“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地对待我”。不久，他又对北京市委的一位常委说:“江青品质极为恶劣，作风霸道，不赞成她，不跟她走，一定会遭受打击、报复。北京市委一定会被改组。”还对妻子李莉说：“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坐牢、杀头的一天，你思想上要有准备。”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了。 恶意攻击点名挨批 被江青逼迫走上绝路 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幕后指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拿吴晗开了刀。《北京日报》没有转载，上海又出小册子。当北京市新华书店向李琪汇报说上海来电话问北京是否订购这本小册子时，李琪气愤地说:“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批我们的副市长，还让我们订购！” 李琪和邓拓、范瑾一起分析形势，他估计，这次批判一定是江青在上海发动的，不然，上海是不敢对北京的一名副市长进行批判的。他们都认为，批评北京市的副市长，又不向北京打招呼，这是有意将北京的军。李琪在市委工作会议的文化宣传新闻出版小组上一再强调:“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左派，反右时也是左派。”并亲自到北京日报社，叮嘱他们:“批判吴晗主要从学术方面搞，先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比较好。”他亲自写了《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一文，以“李东石”的笔名发表在1966年1月8日的《北京日报》上，明确表示了这一态度，公开反对吴晗的诬陷。他还亲自找北京京剧团的同志了解情况，并发表了《在北京京剧团谈关于〈海瑞罢官〉剧本写作和排演的经过》。他说编印这一期《文艺战讯》的目的是送给江青、康生看的，是为了证明吴晗不是反党的。1966年2月，他在宣传部全体干部会上激动地拍着桌子说:“嘉靖皇帝那么残暴，有些宰相进谏，一句话不中他意，就被乱棍打死。而海瑞不顾个人生死，敢于上骂皇帝，这种为国家不畏生死的精神是可贵的。我们今天有一些共产党员还不如明代的海瑞。”他并指出姚文元的文章“简单化，不是一分为二”，“对历史人物，破容易，立就难了。别看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要让他写出正确评价海瑞的文章，就不那么容易了”，“指出别人脸上有麻子是容易的，但要让你治好别人的麻子，就不容易了”。在彤云密布的当口儿，李琪的这番话说得多么痛快淋漓啊！ 阴风一阵紧似一阵，5月16日，报纸公开点名批判李琪。但他处变不惊，就在这一天，还找市文联的同志一起研究《北京文艺》的工作，并坦然相告：“今天报上点了我的名。只要不撤我的职，不停止我的工作，我就要坚守工作岗位。”接着，戚本禹又在《红旗》杂志上点名批判他，给李东石的文章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这真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时刻！熟悉李琪的人都知道，他一方面是位“刚正不阿”的勇士；另一方面，他的容貌举止、待人接物，无不给人以忠厚仁者的印象。此时，善受到蹂躏，美遭到践踏，这位忠厚仁者不但受到邪恶者的恶意攻击，还经常遭到批斗，甚至辱骂和殴打。妻子被隔离审查，子女也受到株连。但李琪始终是头脑清醒、心胸坦荡的。他觉察到幕后弄权者正是江青。联想到这两年多自己同江青的纠葛，更感到问题的复杂性。他说：“我同江青在工作中有分歧，有不同意见，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报纸上点名批判我包庇了一位历史学家，历史将证明这位历史学家是不是犯了错误。”“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的事，相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楚我的问题。”“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正是考验我的时候，我更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1966年7月10日，李琪自杀，告别了人间，他在人生旅途上走了51个春秋。他是爱这个世界的，他是爱他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他是爱他的妻子和儿女的。但是他终于诀别了他们，以死表示了对江青为代表的那股邪恶势力的抗争，表示了一个坚定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宁折不弯的钢筋铁骨。他在写给妻子的遗书里说:“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告诫子女“要做正直的革命者”。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曾和李琪同遭磨难的廖沫沙抄录了刘禹锡的这首《浪淘沙》悼念李琪。历史是最严厉的见证人。如今，经过时间的淘漉，吹去狂沙，显出真金。李琪耿耿丹心、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将在人们心中长存。 责任编辑 杨小波
李琪，1914年10月30日出生于山西猗氏县（今临猗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长期在晋绥边区八分区敌后，曾多次被敌人追捕，但都在当地群众巧妙掩护下化险为夷。李琪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于江青的残酷迫害。 哲学家李琪当上宣传部长 与江青有了工作上的对立 1949年1月，李琪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学习，结业后，被学院留任中共党史教学工作，后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先后写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应有认识》和《谈谈学习历史唯物论》；1953年和1956年出版了《〈实践论〉解释》、《〈矛盾论〉解说》这两本著作，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了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的解释。1953年9月，李琪到彭真办公室任政治秘书；1961年初，李琪奉调到中共北京市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任宣传部长期间，他针对“三面红旗”中出现的问题，大力宣传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唯心主义。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地反映在1961年为北京经济学会所作《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的报告里。在这个报告里，他批判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左”倾错误口号，强调要调查研究，谦虚谨慎，使主观能符合客观规律。他还针对当时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否认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需要稳定的错误，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针对当时“大办钢铁”、“大办农业”不顾国民经济需要按比例发展的错误，着重阐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服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报告中，李琪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处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琪任宣传部长后，曾主管过一段北京市的文艺工作，尽管时间不算长，但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琪本身就爱读古书，爱读文艺作品，常写写旧体诗词，他喜爱戏曲，还常哼唱几句山西梆子。这些特点对他领导文艺工作起了不小作用。他在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中，既坚持原则性，又注重灵活性。他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一再提醒大家，文艺革命既要积极，又要慎重，“文艺革命两点论，一要紧，二要稳，同时要准备反复”。他对文艺在全面工作中的位置有清醒的认识，指出:“文艺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生产水平。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会没饭吃的。” 1963年，江青打着“戏剧革命”的旗号，到北京来搞所谓“调查研究”。江青的到来，使李琪不得不把他的领导精力主要放在了戏剧特别是京剧方面。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李琪给她以应有的礼遇。但江青在文艺上推行的是一条极“左”路线，作风上俨然像一个专横跋扈的霸主，使李琪一步步看清了江青究竟是个什么人，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 1963年，北京京剧团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京剧《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李琪根据彭真的意见，亲自领导了这次艺术实践。他充分发挥艺术人员的作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要求京剧这个古老剧种排演现代戏既要有剧种特色，又要有时代风貌。1963年12月，京剧《地下联络员》排练完成，定于12月某日正式上演，头三场的票已经售出。先天晚上，江青来看彩排，当场没有表示意见。回去后立即打电话来，对这个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于是，已经售满的三场戏只好退票。本来，一出新排的戏不可能尽善尽美，有缺点可以不断加工提高。但江青却来了个“突然袭击”，显然是有意给北京市委一个“下马威”，以炫耀她的权势。 根据江青意见，剧名恢复为《芦荡火种》，进行修改加工。江青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的“试验田”，对戏的修改指指点点，颐指气使，说一不二。但江青出的主意有些并不高明，比如去掉了很有戏剧性也很受观众欢迎的“二荣馆”一场和刁小三去芦荡等情节，李琪就不赞成，认为改得“没戏了”。他还向有关同志说，对江青的话也不一定都听，说江青脾气不好，好猜疑，认为江青“管得太细，过于具体，有些意见提出来就不好办”。他对江青的横行霸道根本不买账。江青多次找他开会、看戏，他都尽量推托。据他的秘书回忆，有一次江青给他来电话，两人为了什么事情僵持不下，他显得很不耐烦。屡次要挂电话，江青不让挂，就这样一直争执、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另一次江青通知李琪到北京京剧团去审戏，李琪以晚上要参加常委会为托词，请另外一位同志去应付，他则设法躲开了。 “四个关于”与“京剧革命”格格不入 李琪和江青之间矛盾愈烈 江青打着“京剧革命”的旗号，搞的是一套地地道道的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李琪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 关于艺术革新。李琪多次强调，古老剧种的改革要保留剧种特点，不要赶浪头，不要急躁。1964年10月，他在一次艺术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强调:“戏曲音乐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脱离了原来的基础就会脱离群众。音乐唱腔必须发展，但不要急，不要人为。失去了剧种特点，等于宣布这个剧种取消，百花齐放就不存在了。”《北京日报》于1964年1月举办关于京剧改革的专题讨论，根据李琪的意见提出了京剧改革的“两条矫正线，一个出发点”。“两条矫正线”即从右的方面反对绝对分工论，从“左”的方面反对话剧加唱；“一个出发点”即要求既是现代戏，又是京剧。这“两条矫正线”和“一个出发点”为京剧改革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提出这样实事求是的原则，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剧目方针。江青对丰富的戏曲遗产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说什么“我是和传统戏决绝了，我的试验田不能演传统戏，要是演传统戏，我就不要(这个团)了”。她还指责“北京市委有人对传统戏很感兴趣”。在这种极“左”空气下，历史戏已绝迹于舞台。 李琪不赞成这种百花凋敝、一花独放的政策。他在1963年10月和邓拓一起召开的京昆梆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就提出，这几个古老剧种排演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三者不可偏废。1963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社论《让现代戏之花盛开》中，有一段话是李琪特别嘱咐加进去的，即:“演现代戏光荣，演优秀的历史戏同样是光荣的……过去的艺术实践证明，凡是经过认真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或用新的观点来编写的优秀历史剧目，同样地能很好为今天广大人民服务。”后来，李琪曾向一些同志说，江青看了这篇社论后，很不满意，认为它是表面上拥护京剧革命，实际上反对京剧革命的。江青的信口雌黄吓不住人，因为李琪所搞的恰恰不是贴上了“江氏”标记的京剧革命。 1964年8月，李琪在市委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主要应该演现代戏，历史戏也可以演一些，好的外国戏也可以演。有的同志说要百分之百地演现代戏，我看不要这样提，说绝了，将来又会走向反面。……历史戏不能完全不演，特别是京昆梆，过去长期是演历史戏的，其中有些戏还是群众喜欢的。”他让市文化局开列100出京剧历史剧目清单，并于1965年1月向中宣部写报告，提出要公演一些新编历史戏和传统戏(在当时情况下，这份报告只写了草稿，未能发出)。 关于北昆的存亡。昆曲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剧种，它有着优美的表演艺术和丰富的传统剧目。但是，从1964年10月开始，江青向北京唯一的一个演出昆曲的剧院――北方昆曲剧院开刀了。她先是向北京市委提出，把北方昆曲剧院并入北京京剧团，成立一个京昆队，后来索性提出要取消这个剧院，而且让北京京剧团到北昆剧院去挑演员，要挑北昆的年轻武功演员去演《沙家浜》里的新四军。对这种做法，市委和文化局领导是不赞成的，剧院的领导和老艺人也很抵触，李琪曾在市委宣传部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上反映剧院的意见，认为搞京昆队不合适。1965年6月，他又写了《关于北方昆曲剧院准备改为“北京昆剧歌剧团”的请示》，目的都是为了把这个剧院和这个剧种保留下来。但是由于江青的一意孤行，北昆剧院还是不得不被撤销。直到文革后，才又恢复了建制。
关于对待名演员的政策。北京是京剧的发源地，也是京剧名演员荟萃之地。李琪很关心这批名演员，把他们看做党和国家的财富，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各显其能，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1965年春，江青让北京京剧团《红岩》剧组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赵燕侠到重庆后，因全身浮肿，请假回到北京。江青知道后，大为恼火。李琪找赵燕侠谈话，了解到她确实有病，便在《文艺战讯》上反映了这一情况。不久，又在《文艺战讯》上特意写了几句“赵燕侠因患肾盂肾炎，剧团根据医生的意见，让她休息二至三个月”。他以这种方式顶住了江青的淫威，保护了赵燕侠。名演员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等拿手的传统戏、历史戏都被江青的一句话而禁演，对他们提出的排演现代戏的要求，江青也一概不许。若照她的指令办，这些为观众所熟悉且欢迎的老演员只有绝迹于舞台了。 李琪反对这样做，他认为不应该剥夺老演员的艺术生命。他几次强调：“对裘盛戎等老演员还是积极帮助他们排出戏来。”他不顾江青不许“男旦”演现代戏的戒律，支持张君秋排演了《芦荡火种》，还支持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等排演了《年年有余》、 《雪花飘》等现代戏。1966年2月，李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提出市委的意见是， 这些老演员除了在戏校教戏外，也还可演一些他们能演的革命现代戏和可以允许演的老戏。 就这样，李琪和江青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江青对人一向采取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她一方面怒气冲冲地说:“李琪骄傲自大，眼里没有我。”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当着李琪攻击北京市委，妄图拉拢李琪为她所用。江青的种种行径，使李琪更加认清了她的真面目，再也压抑不住对她的不满和厌恶，甚至在周围同志面前，也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情绪。1965年5月，江青以谈工作为名，把李琪叫到上海。但李琪去后，江青根本不露面，只让张春桥从中传话。李琪一怒之下，拂袖而归。他气愤地对人说，我这个人是宁折不弯，我这个宣传部长又不是专管文艺的，把我叫去，两个多礼拜不见，真是岂有此理!其后，江青又两次叫李琪到上海。1965年2月，李琪第三次去上海见过江青回京后，愤然提笔写信给彭真，控诉江青“像皇太后”，“比西太后还坏”，“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地对待我”。不久，他又对北京市委的一位常委说:“江青品质极为恶劣，作风霸道，不赞成她，不跟她走，一定会遭受打击、报复。北京市委一定会被改组。”还对妻子李莉说：“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坐牢、杀头的一天，你思想上要有准备。”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了。 恶意攻击点名挨批 被江青逼迫走上绝路 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幕后指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拿吴晗开了刀。《北京日报》没有转载，上海又出小册子。当北京市新华书店向李琪汇报说上海来电话问北京是否订购这本小册子时，李琪气愤地说:“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批我们的副市长，还让我们订购！” 李琪和邓拓、范瑾一起分析形势，他估计，这次批判一定是江青在上海发动的，不然，上海是不敢对北京的一名副市长进行批判的。他们都认为，批评北京市的副市长，又不向北京打招呼，这是有意将北京的军。李琪在市委工作会议的文化宣传新闻出版小组上一再强调:“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左派，反右时也是左派。”并亲自到北京日报社，叮嘱他们:“批判吴晗主要从学术方面搞，先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比较好。”他亲自写了《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一文，以“李东石”的笔名发表在1966年1月8日的《北京日报》上，明确表示了这一态度，公开反对吴晗的诬陷。他还亲自找北京京剧团的同志了解情况，并发表了《在北京京剧团谈关于〈海瑞罢官〉剧本写作和排演的经过》。他说编印这一期《文艺战讯》的目的是送给江青、康生看的，是为了证明吴晗不是反党的。1966年2月，他在宣传部全体干部会上激动地拍着桌子说:“嘉靖皇帝那么残暴，有些宰相进谏，一句话不中他意，就被乱棍打死。而海瑞不顾个人生死，敢于上骂皇帝，这种为国家不畏生死的精神是可贵的。我们今天有一些共产党员还不如明代的海瑞。”他并指出姚文元的文章“简单化，不是一分为二”，“对历史人物，破容易，立就难了。别看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要让他写出正确评价海瑞的文章，就不那么容易了”，“指出别人脸上有麻子是容易的，但要让你治好别人的麻子，就不容易了”。在彤云密布的当口儿，李琪的这番话说得多么痛快淋漓啊！ 阴风一阵紧似一阵，5月16日，报纸公开点名批判李琪。但他处变不惊，就在这一天，还找市文联的同志一起研究《北京文艺》的工作，并坦然相告：“今天报上点了我的名。只要不撤我的职，不停止我的工作，我就要坚守工作岗位。”接着，戚本禹又在《红旗》杂志上点名批判他，给李东石的文章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这真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时刻！熟悉李琪的人都知道，他一方面是位“刚正不阿”的勇士；另一方面，他的容貌举止、待人接物，无不给人以忠厚仁者的印象。此时，善受到蹂躏，美遭到践踏，这位忠厚仁者不但受到邪恶者的恶意攻击，还经常遭到批斗，甚至辱骂和殴打。妻子被隔离审查，子女也受到株连。但李琪始终是头脑清醒、心胸坦荡的。他觉察到幕后弄权者正是江青。联想到这两年多自己同江青的纠葛，更感到问题的复杂性。他说：“我同江青在工作中有分歧，有不同意见，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报纸上点名批判我包庇了一位历史学家，历史将证明这位历史学家是不是犯了错误。”“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的事，相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楚我的问题。”“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正是考验我的时候，我更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1966年7月10日，李琪自杀，告别了人间，他在人生旅途上走了51个春秋。他是爱这个世界的，他是爱他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他是爱他的妻子和儿女的。但是他终于诀别了他们，以死表示了对江青为代表的那股邪恶势力的抗争，表示了一个坚定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宁折不弯的钢筋铁骨。他在写给妻子的遗书里说:“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告诫子女“要做正直的革命者”。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曾和李琪同遭磨难的廖沫沙抄录了刘禹锡的这首《浪淘沙》悼念李琪。历史是最严厉的见证人。如今，经过时间的淘漉，吹去狂沙，显出真金。李琪耿耿丹心、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将在人们心中长存。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