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 / 学者李清霞的博客 时间：2015-04-02
1987年10月下旬，陈忠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1988年，陈忠实获得“一级文学创作”职称。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专业上，他都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是许多作家羡慕的对象。从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到现在整整26年，再过4年就50岁了，他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和担忧，万一身体不济，自己的哪部作品可以传世呢？他说他对自己之前的作品都不太满意。他预计长篇的写作至少需要4年时间。
1986年8月，酷暑难耐，陈忠实在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为了不影响晚上休息进而影响白天查阅资料的进度，他无奈地住在了县供销社开办的那唯一一家的旅馆，仅剩下的套间，日租金12元。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在外面住套间，来访的熟人朋友无不惊讶其豪华享受。与蓝田县一样，这里也是每次只能借1本，看完再换，县资料馆同志负责的精神着实让他感动，但每天要在旅馆和资料馆间往返几次，他小心地翻阅，摘抄下他认为有用的资料，那时打字复印远没有现在方便，他只能用钢笔一字一句地抄写，并注明出处。直到有一天，县委书记程群力慕名来访，问他有什么困难，问他是否有创作大部头作品计划，他轻描淡写地说他就是想了解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渊源。这就是陈忠实的“蒸馍”理论，蒸馍时，成熟之前不能揭锅盖，一漏气馍就夹生；他创作小说也是这样，在心里憋着，反复酝酿，直到构思完成铺开稿纸，一气写完，这是他写作的习惯，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多年前也曾怀着虔诚的心，把自己正在谋划的小说构思告诉作家朋友们，大家也给了他可供采纳的建设性的意见，结果是说出构思之后，动笔时却发现故事不再新鲜，有点索然无味，创作的欲望减弱了，最终竟放弃了那篇小说的创作。《白鹿原》修改完成之前，他也是绝口不提小说的内容和人物。
第二天他再去借阅时，资料员抱了一摞县志给他，他倒担心起资料放在他那里是否安全。关于“枕头”的话就是在这时说给一个笔名李下叔的青年作家的。李下叔和陈忠实后来都曾撰文谈及此事。大致情形是，李下叔以《长安报》编辑的身份拜访陈忠实，想为报纸约篇专访；陈忠实喜欢李下叔坦诚不雕、肆无忌惮的个性，交往渐深，友情日厚。某晚，两人就着桃子喝啤酒，酒意微酣，陈忠实说到长篇的构想，言谈之中，忽如中邪一般，他说那一刻他仿佛听到了枪毙黑娃的枪声，此前两人曾说起过白鹿的意象，说到过小娥，说到过彼此对《百年孤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观感，李下叔一直感叹遗憾陈忠实对昆德拉尚未触及，还没读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或许，陈忠实研究了昆德拉之后再创作长篇，《白鹿原》会是另一番景象，谁又能说得清呢？那时，陈忠实抽的还是“工”字牌雪茄，两人谈及创作的构想、主题、朋友的情意等，“挖祖坟”的题旨已十分明确，约定李下叔就做那驱策他创作的“鞭子”。靠在床上，陈忠实不禁感叹自己半生热爱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活到45岁，竟没有一块死后可以垫头的东西。这就是“枕头”之说的原始出处。这个东西须进得了文学史，被世界承认，能为民族为历史甚至为整个人类行为立传。《白鹿原》发表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秘史”，大多数“当代文学史”都有提及和论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编）下册也有论及，《白鹿原》还被教育部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中仅有的两部当代长篇之一（另一部为《创业史》第一部）。陈忠实预料不到的是，2010年，他的《无畏》也进了当代文学史，评价是“生活气息浓厚，人物个性鲜明”。他后半生的“芥蒂”被历史重新评价，而且成为那个时代和他本人创作的标志和收获之一。
李下叔也的确算得陈忠实的朋友，他对陈忠实的评价也与别个不同，人常说陈忠实“诚实厚道质朴沉静”，他说陈忠实个性“豪狠”，眼睛尤能传神，目光睿智、威严，震怒时双目呈正三角形，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人格力量。
李下叔认为以陈忠实在农村生活工作20多年的生活积累，雄厚得写什么长篇用得完？至于下那么大的功夫查阅地方县志和文史资料吗？他才言说自己要创作一部“垫棺作枕”之作。大约是说过这话1年后，李下叔在一篇约千字的人物通讯（《陕西日报》）中即提到“枕头”的话，没有引起什么反应。5年后，《白鹿原》在《当代》发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作家雷电的一次采访中谈到“枕头”之作，这句话才流传开来。可见，这句话本身并不能产生什么轰动效应，也算不得什么惊世骇俗的宏论、豪言。在生活中，出自作家之口，比这豪壮得多、有文采得多的话，常会听到，问题是缺乏优秀作品的佐证，豪言壮语就可能成为狂言或笑料。试想，倘若陈忠实后来没能交出《白鹿原》这份答卷，“枕头”之言，要么被人淡忘，要么成为笑谈或笑料。
陈忠实从不隐瞒或回避自己的农民出身，也从不掩饰他的情感价值取向，他直言不讳：若是看到农民在城里的商店饭馆受到冷落和歧视，就会火冒三丈。遇到城里人、特别是社会名流将农村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农民群体不争气时，他也会不顾社交礼仪，拍案而起，据理力争：这能怪农民吗？当极左政策将农民一步步剥夺殆尽时，农民的苦难一点不少于知识分子。所以，陕西评论家王仲生认为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与农民共反思到与民族共反思的发展历程，他的作品总是与农村、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歌颂时不遗余力，批判时切中要害。同时，他还是一个老党员，是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热爱党，有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政治信仰。他也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文知识分子，而且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染，他说：作家是社会最后的良心。多重身份与价值理想使他的精神价值体系和文化心理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态势，这是后来形成《白鹿原》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本歧义的重要原因。
1985年秋，陈忠实创作《蓝袍先生》时萌发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欲念，1986年4月新房竣工后动身到陕西省蓝田县查阅县志，1988年4月1日动笔写《白鹿原》的草稿，1991年腊月25日下午，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1992年3月25日上午，修改完成的书稿交给《当代》杂志的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1992年末《当代》最后一期发表了一半，另一半1993年第1期发表，1993年6月，单行本出版。其中查阅资料构思2年，创作修改定稿4年，共计6年。
他用两年时间先后查阅了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的县志，在蓝田县志上抄录了宋朝吕大临兄弟创作的《乡约》，这是中国第一部用于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和日常行为规范的系统完整的著作，曾在中国南北乡村推广过，至今规范并影响着国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和精神世界。一部20多卷的蓝田县志竟有四五卷记载“贞妇烈女”的光辉事迹或名字，她们是“xx村xx氏”，很多女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她们用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和鲜活的生命才换来那不足二指宽的位置，那一刻叹惋之余，陈忠实说他竟产生了一个恶毒的意念，女人的本能和天性受到如此摧残，总会有一个纯粹出于自然人性本能的抗争者，他联想到小时候在村里看到的村民们惩戒逃婚的新媳妇的惨状和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田小娥浮现在眼前。
写作长篇需要作充足的前期准备，几十年的乡村生活经验，对家乡历史和民风民俗的深入了解，这些只是最基本的生活素材准备，对历史文化的审美观照还需要更高的视野，他很欣赏美国人赖肖尔的《日本人》和陕西学者王大华的《崛起与衰落》的历史观，又接受了那时正在流行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在创作风格上，他只有超越自己的老师柳青和王汶石，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陈忠实曾有“小柳青”之誉，并以擅长写农村老汉而知名，他的《徐家园三老汉》用精湛的笔墨塑造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农村老汉，颇受好评。他曾尝试以女性为主角结构中短篇小说，涉及到乡村小院、文革极左思潮、改革开放、婚恋等方面，却没能引起足够重视，如《田雅兰》、《梆子老太》、《四妹子》等，在女性人物塑造上寻求突破是陈忠实长篇创作的重心之一。在创作方法上，他依然认定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觉得1985年前后的文本实验并不适合他的创作实际，他坚信现实主义依然充满着活力。那时，他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已有了初步了解，但远远谈不上融会贯通或创造性的使用，拉美作家卡朋铁尔的《王国》给过他很大的启示，特别是卡朋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让他重新审视和思考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对中国文坛曾风靡一时的寻根文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说“应该到钟楼下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的‘根’”。有人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摹仿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对此，他不置可否。他说当初《百年孤独》读得他“一头雾水”，倒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读起来倍感清爽亲切。可见，结构不一定要新颖骇俗，他决定以人物和内容为核心建构自己长篇的结构。他认为：“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需得自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而人物则贵在把握其心灵脉络，写出人物的气质个性和精气神，树立起一个立体动态的人物，为此，他苛刻地规定自己不得对人物进行外在描写，特别是肖像描写，着重写人物心理和潜意识，从而达到将人物写活的目的。
《白鹿原》这个书名是1987年结构长篇时确立的，后来虽想过换个响亮的名字，如《古原》，最终还是觉得《白鹿原》最恰当。原计划1987年冬动笔，因母亲住院陪护了2个月推迟到1988年清明前后。
动笔之前，他列了一个人物名单，标示人物谱系，即人物的社会关系和族亲关系。创作过程中却从未翻看过，因为所有的人物关系网络及其恩怨——情感纠葛与生死遭际，早已烂熟于心。陈忠实在创作第一个中篇时写过草稿，之后的几个中篇都是一次成稿，但长篇创作非同小可，预计40万字，又是第一次，他决定先写草稿。
来源：新浪 / 学者李清霞的博客 时间：2015-04-02
1987年10月下旬，陈忠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1988年，陈忠实获得“一级文学创作”职称。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专业上，他都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是许多作家羡慕的对象。从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到现在整整26年，再过4年就50岁了，他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和担忧，万一身体不济，自己的哪部作品可以传世呢？他说他对自己之前的作品都不太满意。他预计长篇的写作至少需要4年时间。
1986年8月，酷暑难耐，陈忠实在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为了不影响晚上休息进而影响白天查阅资料的进度，他无奈地住在了县供销社开办的那唯一一家的旅馆，仅剩下的套间，日租金12元。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在外面住套间，来访的熟人朋友无不惊讶其豪华享受。与蓝田县一样，这里也是每次只能借1本，看完再换，县资料馆同志负责的精神着实让他感动，但每天要在旅馆和资料馆间往返几次，他小心地翻阅，摘抄下他认为有用的资料，那时打字复印远没有现在方便，他只能用钢笔一字一句地抄写，并注明出处。直到有一天，县委书记程群力慕名来访，问他有什么困难，问他是否有创作大部头作品计划，他轻描淡写地说他就是想了解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渊源。这就是陈忠实的“蒸馍”理论，蒸馍时，成熟之前不能揭锅盖，一漏气馍就夹生；他创作小说也是这样，在心里憋着，反复酝酿，直到构思完成铺开稿纸，一气写完，这是他写作的习惯，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多年前也曾怀着虔诚的心，把自己正在谋划的小说构思告诉作家朋友们，大家也给了他可供采纳的建设性的意见，结果是说出构思之后，动笔时却发现故事不再新鲜，有点索然无味，创作的欲望减弱了，最终竟放弃了那篇小说的创作。《白鹿原》修改完成之前，他也是绝口不提小说的内容和人物。
第二天他再去借阅时，资料员抱了一摞县志给他，他倒担心起资料放在他那里是否安全。关于“枕头”的话就是在这时说给一个笔名李下叔的青年作家的。李下叔和陈忠实后来都曾撰文谈及此事。大致情形是，李下叔以《长安报》编辑的身份拜访陈忠实，想为报纸约篇专访；陈忠实喜欢李下叔坦诚不雕、肆无忌惮的个性，交往渐深，友情日厚。某晚，两人就着桃子喝啤酒，酒意微酣，陈忠实说到长篇的构想，言谈之中，忽如中邪一般，他说那一刻他仿佛听到了枪毙黑娃的枪声，此前两人曾说起过白鹿的意象，说到过小娥，说到过彼此对《百年孤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观感，李下叔一直感叹遗憾陈忠实对昆德拉尚未触及，还没读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或许，陈忠实研究了昆德拉之后再创作长篇，《白鹿原》会是另一番景象，谁又能说得清呢？那时，陈忠实抽的还是“工”字牌雪茄，两人谈及创作的构想、主题、朋友的情意等，“挖祖坟”的题旨已十分明确，约定李下叔就做那驱策他创作的“鞭子”。靠在床上，陈忠实不禁感叹自己半生热爱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活到45岁，竟没有一块死后可以垫头的东西。这就是“枕头”之说的原始出处。这个东西须进得了文学史，被世界承认，能为民族为历史甚至为整个人类行为立传。《白鹿原》发表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秘史”，大多数“当代文学史”都有提及和论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编）下册也有论及，《白鹿原》还被教育部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中仅有的两部当代长篇之一（另一部为《创业史》第一部）。陈忠实预料不到的是，2010年，他的《无畏》也进了当代文学史，评价是“生活气息浓厚，人物个性鲜明”。他后半生的“芥蒂”被历史重新评价，而且成为那个时代和他本人创作的标志和收获之一。
李下叔也的确算得陈忠实的朋友，他对陈忠实的评价也与别个不同，人常说陈忠实“诚实厚道质朴沉静”，他说陈忠实个性“豪狠”，眼睛尤能传神，目光睿智、威严，震怒时双目呈正三角形，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人格力量。
李下叔认为以陈忠实在农村生活工作20多年的生活积累，雄厚得写什么长篇用得完？至于下那么大的功夫查阅地方县志和文史资料吗？他才言说自己要创作一部“垫棺作枕”之作。大约是说过这话1年后，李下叔在一篇约千字的人物通讯（《陕西日报》）中即提到“枕头”的话，没有引起什么反应。5年后，《白鹿原》在《当代》发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作家雷电的一次采访中谈到“枕头”之作，这句话才流传开来。可见，这句话本身并不能产生什么轰动效应，也算不得什么惊世骇俗的宏论、豪言。在生活中，出自作家之口，比这豪壮得多、有文采得多的话，常会听到，问题是缺乏优秀作品的佐证，豪言壮语就可能成为狂言或笑料。试想，倘若陈忠实后来没能交出《白鹿原》这份答卷，“枕头”之言，要么被人淡忘，要么成为笑谈或笑料。
陈忠实从不隐瞒或回避自己的农民出身，也从不掩饰他的情感价值取向，他直言不讳：若是看到农民在城里的商店饭馆受到冷落和歧视，就会火冒三丈。遇到城里人、特别是社会名流将农村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农民群体不争气时，他也会不顾社交礼仪，拍案而起，据理力争：这能怪农民吗？当极左政策将农民一步步剥夺殆尽时，农民的苦难一点不少于知识分子。所以，陕西评论家王仲生认为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与农民共反思到与民族共反思的发展历程，他的作品总是与农村、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歌颂时不遗余力，批判时切中要害。同时，他还是一个老党员，是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热爱党，有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政治信仰。他也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文知识分子，而且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染，他说：作家是社会最后的良心。多重身份与价值理想使他的精神价值体系和文化心理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态势，这是后来形成《白鹿原》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本歧义的重要原因。
1985年秋，陈忠实创作《蓝袍先生》时萌发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欲念，1986年4月新房竣工后动身到陕西省蓝田县查阅县志，1988年4月1日动笔写《白鹿原》的草稿，1991年腊月25日下午，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1992年3月25日上午，修改完成的书稿交给《当代》杂志的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1992年末《当代》最后一期发表了一半，另一半1993年第1期发表，1993年6月，单行本出版。其中查阅资料构思2年，创作修改定稿4年，共计6年。
他用两年时间先后查阅了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的县志，在蓝田县志上抄录了宋朝吕大临兄弟创作的《乡约》，这是中国第一部用于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和日常行为规范的系统完整的著作，曾在中国南北乡村推广过，至今规范并影响着国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和精神世界。一部20多卷的蓝田县志竟有四五卷记载“贞妇烈女”的光辉事迹或名字，她们是“xx村xx氏”，很多女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她们用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和鲜活的生命才换来那不足二指宽的位置，那一刻叹惋之余，陈忠实说他竟产生了一个恶毒的意念，女人的本能和天性受到如此摧残，总会有一个纯粹出于自然人性本能的抗争者，他联想到小时候在村里看到的村民们惩戒逃婚的新媳妇的惨状和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田小娥浮现在眼前。
写作长篇需要作充足的前期准备，几十年的乡村生活经验，对家乡历史和民风民俗的深入了解，这些只是最基本的生活素材准备，对历史文化的审美观照还需要更高的视野，他很欣赏美国人赖肖尔的《日本人》和陕西学者王大华的《崛起与衰落》的历史观，又接受了那时正在流行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在创作风格上，他只有超越自己的老师柳青和王汶石，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陈忠实曾有“小柳青”之誉，并以擅长写农村老汉而知名，他的《徐家园三老汉》用精湛的笔墨塑造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农村老汉，颇受好评。他曾尝试以女性为主角结构中短篇小说，涉及到乡村小院、文革极左思潮、改革开放、婚恋等方面，却没能引起足够重视，如《田雅兰》、《梆子老太》、《四妹子》等，在女性人物塑造上寻求突破是陈忠实长篇创作的重心之一。在创作方法上，他依然认定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觉得1985年前后的文本实验并不适合他的创作实际，他坚信现实主义依然充满着活力。那时，他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已有了初步了解，但远远谈不上融会贯通或创造性的使用，拉美作家卡朋铁尔的《王国》给过他很大的启示，特别是卡朋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让他重新审视和思考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对中国文坛曾风靡一时的寻根文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说“应该到钟楼下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的‘根’”。有人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摹仿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对此，他不置可否。他说当初《百年孤独》读得他“一头雾水”，倒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读起来倍感清爽亲切。可见，结构不一定要新颖骇俗，他决定以人物和内容为核心建构自己长篇的结构。他认为：“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需得自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而人物则贵在把握其心灵脉络，写出人物的气质个性和精气神，树立起一个立体动态的人物，为此，他苛刻地规定自己不得对人物进行外在描写，特别是肖像描写，着重写人物心理和潜意识，从而达到将人物写活的目的。
《白鹿原》这个书名是1987年结构长篇时确立的，后来虽想过换个响亮的名字，如《古原》，最终还是觉得《白鹿原》最恰当。原计划1987年冬动笔，因母亲住院陪护了2个月推迟到1988年清明前后。
动笔之前，他列了一个人物名单，标示人物谱系，即人物的社会关系和族亲关系。创作过程中却从未翻看过，因为所有的人物关系网络及其恩怨——情感纠葛与生死遭际，早已烂熟于心。陈忠实在创作第一个中篇时写过草稿，之后的几个中篇都是一次成稿，但长篇创作非同小可，预计40万字，又是第一次，他决定先写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