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 佛教存在，期待修复四众尊序
☆ 僧团组织，期待修复十方古制
☆ 寺院信众，期待修复青年二众
☆ 道场弘法，期待修复差龄共处
☆ 学院教育，期待修复基本信仰
☆ 正法弘扬，期待修复大乘信任
☆ 社会联系，期待修复信仰与科学正常关系
☆ 宗教关系，期待修复和谐秩序
2016全年，圣教四众共同亲历了一系列划时代意义的因缘与事件，见证了中国汉传大乘佛教面对思想歧路、篡改误判、商家侵扰、驱僧夺寺等关口时，所做出的护持与抗争，所达成的共识与反思。
当一切尘埃暂定，我们自然会有思索，如何在新未来新征程中，持续保障汉传八宗的健康增上，持续涵养当下实力与未来潜力？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在此以“修复”为关键词，从八大维度纵谈大乘汉传之强体健魄，在金鸡唱晓之年细数对群众路线的深切祈愿。
“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 丁酉鸡年，可否这“文、武、勇、仁、信”的崭新精神，一并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以期共聚心力，共兴佛事，共祝国运；以期汉传大乘，既能润物无声，又应纷繁万象，正所谓：
头上红冠不用裁，
满身雪白走将来；
平生不敢轻言语，
一叫千门万户开！
一
佛教存在，期待修复四众尊序
四众尊序，就是尊卑有序。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僧众仅有几万人。以不足十万之微，应对十几亿之众的宗教信仰诉求，这只能说是“存在”，而在实际的人员配比上则基本为零。
有鉴于此，当居士菩萨们对于佛教的现状有困惑、对于佛法的修习有阻碍时，是频繁抱怨于僧众对大家的教化不利，还是能够更为冷静地看到僧众因缘的格局有限，能够尊重历史演进的规律，不仅是一个明智与否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尊卑秩序的问题。
当现前僧团这支微弱力量，还在为重建与恢复而倍感艰辛之时，如何期待他们对于人心能够展开单个的、差别化的、针对性的教育和辅导？在四众相处过程中，倘若罔顾社会历史情境，一有障碍就把罪过孤立地扣责到僧众头上、扣责到自己亲教师头上，这全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尊卑秩序，不是一种健康的群众路线。
在当今佛子心态普遍飘荡游离的时代，我们更期待一种归属秩序来稳定人心，具体到佛教界，这就是佛法僧三宝尊上的道德秩序。这个秩序不仅不该被轻易抱怨，更应该被有意识地悉心修复、维护和增上，以保障恢复其发挥正常引领功能的宽容度，而不至于被世俗中的强势力量所牵绊而异化了这种保障。修复起这样的生态基础，僧团才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甩开臂膀来恢复大道生机、施展建设力量。佛教存在，才能逐步走向佛教兴盛。
当然，僧俗的寡众对比之下，作为亲教师也更应该在行为上知所轻重、倾尽全力为追随信众们的慧命负责。要不吝真心言传，不惜亲力身教，哪怕话语逆耳，也要尽力把佛法的真义传递出去，而不是巧言敷衍、鸡汤盛行，只是让人产生浮表的欢喜，而于生命大义却无从把捉。
另有一出尊序错乱，此处也顺带一提。在中国经济大跨越的带动之下，佛教寺院资生自养的经济基础，也正在面临有史以来的全新挑战。僧团在恪守“少欲知足”佛教本位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在“被商业化”的风险与际遇之中。
对于正信公众来讲，围绕这个主题至少有三个层面需要辩证看待。其一，借教敛财并非正信僧众所为所愿，这种外围侵扰和世俗渗透，要僧俗齐心竭力制止；其二，寺院内在进行朴素自养的物质基础本身，还要僧俗齐心一起搞活，身安则道隆，符合佛教本位的寺院经济作为生存自养之本，有着安僧弘法的必要性与深厚的历史传统，未可妄加厚非；其三，佛教僧家本位在于法布施，而非财布施，本身即是福田，而非种福田者，贫困寺院本身尚难经济将养之时，需要谨慎“慈善事业”美名对寺院道场的道德捆绑被动。
二
僧团组织，期待修复十方古制
十方丛林的古老建制，事实上是一种民主制度。目前，大陆佛教不少丛林还能真正保留着这种制度原样的风貌。而“山头化”“子孙化”等管理制度的影响，往往令十方丛林这种如社会大学一般的民主管理体系，渐渐趋于式微。
所幸，汉传佛教的祖庭文化依然还在向后延伸，祖庭文化基本策源的动力系统，实际上就是十方丛林制。而“所幸”中的不幸，是当前我们能看到的国内大丛林里，没有被子孙化、依然坚守十方丛林风范的道场，也在由多转少，渐成廖若星辰之势。
那么谈到僧团组织的修复，迫在眉睫的、最为期待的，是引导各宗派比较有代表性的大道场大祖庭，修复十方古制，脱离子孙庙的雾霾对健康佛教体制的威胁。底色澄清，才有底盘稳固，才有充沛的底气来广行大愿、施化群生。
三
寺院信众，期待修复青年二众
寺院信众的风貌，是一个寺院生机活力的代表。如果说只是老年人和练气功求神异者常年在往来走动，这意味着寺院以正法普惠众生的职能，还没有影响到这个世界正在代代更新的人群，意味着自家道场正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大潮中自甘边缘。对于寺院信众圈及佛教所践行的群众路线来讲，首先期待要修复的，是覆盖老中青三代的立体化信众架构。
诚然，信众的老龄化并不单是佛教的一个坏现象。老龄化是今天全世界尤其是全中国正在经受的巨大挑战，佛教道场正该为世界难题与家国困境贡献智慧。在尚难正面赢得广泛社会认同之际，与其以仅有的希贵信仰资源，迎合青年人佛化婚礼、僧宝证婚的需求，倒远不如为长辈安顿晚年、安送往生更符合佛教出离本质与信仰本位。佛教之究竟在于了生脱死，远胜于添喜送福滥灌鸡汤的信仰价值，此时不彰更待何期？简单说，就是安顿葬礼比参与婚礼，对于佛教乞食比丘这个角色来说，更有责任和能力去妥善担当。
避死不避生，并不可能是社会群体中的永恒话语。生死这个话题，人们并没有一直回避。
当然，世界是长辈的，也是晚辈的，但终究是青年男女二众的。信息时代不比农耕时代，是不指望老一辈将实力积淀与生存智慧向青年一代传递的时代，却恰恰是指望青年人在智识与视野上反哺老年人的时代。青年人的信仰版图，是需要佛教道场着力引领、倾力打造的。佛门致青春——不仅是当下的增上生，还是未来的决定胜。
四
道场弘法，期待修复差龄共处
承上所述，我们看到，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丛林道场开始把主要精力与资源倾注到青年僧尼与信众身上。而面对青年群体的佛教教育，郑重期待最先能做到的，是替社会教育修复起一种差龄共处的心理格局。
什么是差龄共处？我们知道，从小到大被嵌入现代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都是齐刷刷的在和同龄人共处的情境中长期浸润的。他们自小缺乏中国传统的育才环境中长幼尊卑共享和睦的成长氛围。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社会文化局面。
从根本上来看，这种同龄共处、平行推进的长期教育模式，在大众中逐渐形成的是对丛林竞争法则的强化与依赖。同龄人之间彼此策进、相互比拼所形成的心理惯性，导致他们不容易敏锐觉察到长辈与晚辈在体力、心力、知识和视野上的客观差距。当代青年人在人际相处中，明显对老人不耐烦、对小孩儿不迁就，对上不能敬、对下不能慈。
然而长幼参差共处一方，不仅是正常的世间生态，更是一个人生命历程的镜像投射。校园生活短暂，壮硕的青年时代，都是从单薄的幼儿阶段成长起来的，也终将过渡到孱弱的老迈阶段。对于弱者的不容，也就挤压了自己成为弱者时的生存宽容空间。
这类生命周边生态，对老年人无疑是残酷的。他们的威信和经验，在狂飙突进的时代进程中不断失效，并横遭换汤不换药的新鲜话语形态的无情碾压，更伴随着老人生理心理上的退化，而日渐被社会边缘化。在中青年人所主宰的同龄生态中，在缺人文、欠人性的同龄竞争氛围中，这种边缘化尤为迅速。
而百丈禅师恰恰谈，“山门以耆旧为庄严”，这不仅是有情有义的伦理秩序，更是深厚远见的佛法大道。我们看到，近年来福州瑞云寺事件、庐山海会寺事件、扬州宝应静修庵事件中轮番上演的“驱尼夺寺”，恰恰是刚硬的丛林法则在佛门公然作祟的典型案例。垂暮僧尼晚景凄惨，让人倍感遗憾与悲怆——其实，人人都会有晚年！
对于儿童小孩儿来说，情形亦然。祖国的花朵与八九点钟的太阳，也不应在主力人群的忙碌与追逐中被忽视和压制。对于佛教信仰的接班人，不但学校教育有责任培养，寺院弘法更应该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呵护，为他们在人际关爱与共处智慧上树立典范。
由此，从寺院信众的老龄化转向年轻化，并不是摆脱了一种扁平化，却随顺了另一种扁平化。倘若一个山门里翻腾活跃的都是青壮人群，老年人都得靠边站，小孩迈不进高门槛，那实质上也一个要走向断绝的运势。差龄共处、相濡以沫的立体化弘法空间，才是保障寺院道场健康向上、长久兴盛的有效机制。
终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儿童出现在了养老社区，人们会发现老人身上的生命奇迹；同样，青年的世界里，老少的出现，才是他们立体而完整的净土。
如果连这样一个保障体系都无法建构，一上来就争执哪个宗派优哪个宗派劣，哪个门庭有缘哪个门庭无份，现在是要用入世佛教还是用出世佛教，现在是要用禅宗还是净土，是用汉传还是藏传，是应该更重视居士佛教还是僧团佛教，是应该更重视山林佛教还是都市佛教——在信众结构都不甚均衡的状况下，是否会显得有点不太务实，不合道义，不着边际，空谈误教？
五
学院教育，期待修复基本信仰
作为以佛教信仰为本位的高等学府，佛学院在保障基本学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无疑是信仰层面的素质教育。换句话说，既需要僧才，又需要僧格，还需要僧德。这三个部分的统一，是近代创立与护持佛学院教育的众多仁人志士们所共同呼吁的根本性问题。然而时至今日，可能部分有识者已经蓦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在佛学院系统接受教育后走出来的学子，对于自己本传佛教信仰竟然缺乏基本认同与基本情感，令人惊诧不已。
期待修复基本信仰，对于佛学院教育来说，不是比改良教育体制、推进课程改革、扩充师资力量等等更加迫在眉睫的议题吗？如果说在佛学院受过教育的僧众们，还远远不如没有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居士们信仰坚定，如果说佛学院教育最终带来的是信仰立场的犹疑，带来的是神圣性上的考据成癖与批判成性，带来的是虔诚心与敬畏心的大打折扣，带来的是慧命归属上的自我流放——那，这一教育经历，恐怕真要被人说成是一场信仰灾难。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我们的佛学院教育，和中国佛教的命运息息相关，和国运民生休戚与共，和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大势一脉相连。真正以基本信仰为本位，培育出学识素养与信仰素质兼备的传承力量，才不违背当年太虚大师等人确立佛学院这个概念、创立佛学院这种教育实体的最初本愿，才能在新的时代真正担当起于教、于国的大使命，由此谱写出气象恢弘的佛教教育新篇章。
六
正法弘扬，期待修复大乘信任
有关正法弘扬的法义选择，期待修复的，是对大乘佛法的基本信任。
汉传佛教至大唐一代，八宗并起，开创出佛教中国化的博大气象，并由此向东亚国家乃至世界传播，格局宏伟影响深广。汉传八宗均是大乘正法的卓越典范，深契汉地众生的文明特质与根器因缘。
面对这方地域上的众生，如果汉传僧团的弘法过程，都不能够保障大众对大乘正法的基本信任，这个弘法本身或许就是失败。在这种状况下，立足都难稳，何谈传播与传承？不管何宗何派的教团弘法节奏，倘若消解了大众对大乘佛教本身神圣性与超越性的倚重与虔诚，本身就是一个不祥又危险的信号。如此这般接触并深入群众，于圣教有碍，于祖训有违。
在浮华的多元主义、虚无主义与过度人本主义等现代性思潮泛滥的当下，有必要对于正法弘扬的路径设置一条警戒线，或者称之为止损线。但凡立意要标榜为汉传佛教之正法弘传的，就应当宽坦平正地增上中国化大乘基本传统，就应全力避免去碰触有损众生大乘信心的红色底线。
七
社会联系，期待修复信仰与科学的正常关系
在佛教与社会的联系方面，期待修复的是信仰与科学的良性关系，也是神圣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健康成熟的文明社会中，宗教和科学各具价值，既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也不是相互比附吹捧、共谋前程。
人不焦虑生死，就会焦虑祸福。粗糙点讲，科学追求的是掌握世间规律来造福于民，解决的差不多是祸福的范畴。而宗教致力于打破的，不止是祸福煎迫，更是生死僵局，是健康事业家庭再美好，也扛不过去的终极问题。信仰与科学之间正常健康的状态应该叫做——“信仰更高超，科技更发达”。两个并没有交集的轨道，各美其美，不必再争奇斗艳。
相对于人类文明绵延雄伟的历史长河，科学与理性这一心物关系的解释思路，满打满算也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当代人类的确受惠于科技的便利，但也受制于理性主义带来的灵魂空虚与价值匮乏。事实上，今日的西方思想界早已对这套现代性思路小心审视，并不一味视若明珠；实际上，早在西方偏执物化的文明体系刚刚全面登陆中国的上世纪初，太虚大师就已经判定了佛教与科学之间的正确关系，可谓一锤定音——百余年来不嫌过时，多着一字都显多余：
·佛学不应科学化；
·科学不能通达佛法之实际；
·历史考证无法判别佛法的真实与虚伪；
·不得以我们有漏凡夫的浅知浅见来测度圣教量；
·不可将佛法割离余有情界，孤取人间为本而落人本之狭隘；
·不证果、生死流转的道理不易了知；
·不可陷佛学于世俗的人生范围内；
·不信有能证悟万有真理之人，则所承认之真理亦非实有；
·徒持凡夫之知见以考据佛学，永无成佛之希望；
·于佛说既不能试验又不能仰信，则疑惑而永沦生死；
·身为佛子，最低限度须具有信果。
八
宗教关系，期待修复和谐秩序
习总书记在2016年4月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讲话中，全方位部署了新形势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并重点强调要“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宗教关系的全面修复与改良，无疑是宗教事务治理的关要之处。高层讲话和国策层面对于宗教关系的具体梳理，更有利于从宏大叙事落实到个人层面，提升了现实的操作性和贴切性。从“宗教事务管理”深化到“宗教界达成规范和谐”，实际上是一个质量控制，一个更富于人文气息的政策引领。
具体而言，我国当前有着党和政府与宗教之间、社会与宗教之间、国内不同宗教之间、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不信教人群之间，以及具体到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这六大类宗教关系类型。
“党和政府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所有宗教关系中最为首要的一个维度。从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的历史智慧看，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在发挥“阴助国政、显淑民心”上，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温和向善宗教教义，淳厚包容的价值导向，历来是国家社会道德的主要支柱和历史文化的精神依凭，是稳定人心、保障和谐、为世俗隔阂与利益冲突提供缓冲的重要精神力量。教界要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仁恕通和之精神，以自己的方式“报国土恩”，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辜负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宗教界的殷切期望。
进一步说，在社会与宗教关系方面，中国化大乘正法传统及其利他精神，能够有力奠定社会和谐的价值基础，并为虚拟规定现实的互联网时代率先奠定生存纲领。在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方面，则应竭力消除隔阂，增进相互理解。在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佛教要以积极主动的“文化输出”，为国家提供厚重而持久的国际影响力。而在国内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上，中华大地则自有优良传统——自古和谐共存，于今相携共进。
面对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处理关系的原则，我们期待应是涵养内在、彼此成就。当前，虽然不同宗教间关系总体上和美，但具体到佛教内部各传各派之间，少数时候却因彼此的理解与互动不足，而略有不必要的摩擦和争锋。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层讲话和国策层面对于宗教关系的梳理和质量要求，正是一则深入人心的、非常亲民的人际伦理辅导。进一步，自古以来东方文明个人修养的基本准绳，都是着力向内使劲儿而不是向外使劲儿，首先涵养自己，而不是鞭策别人。谨守朴素伦理框架的底线，反倒比教条化的智慧慈悲之论，更可以制衡极端的信仰傲慢和道德绑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宗教关系”的全面改良，是一种微妙但影响力巨大的治理杠杆，实际作用无可限量。如果能够从这个细节角度开始合理化、开始优化，那么各种复杂的矛盾也将会藉由这个出口迎刃而解。
新春展望：
共襄大愿，共铸宏篇
不负盛世，不负众望
以上八个维度的修复工程，如果能够成为我们大地回春时节的新征程新起点，那么2017年必将可以展望汉传大乘佛教又一重飞跃性的复兴与崛起。
这里所期待的八大修复，于佛教本位、于时运契机，都倍显关键。即便没有足够实力一呼百应、一鼓作气地全面铺展，佛子们也该竭力呼吁提上日程；即便呼吁的力量有待逐步积聚，我们也可以开始稳健构想；即便构想仍待到位，也可以推动如此关要速成大众共识。
历史长卷上，汉传佛教不但为中华古典文明扩展了深广宽厚的思想沃土，也为普通百姓和社会精英提供了精神桃源般的心理余地与稳定力量。时代潮头上，汉传佛教更有积淀有实力，力挽心性狂澜，佑护家国大势。
新春已惠临，盛世正昌隆。这是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大有可为的时代。祈愿圣教四众共襄大愿，共铸宏篇。同将祖德，携手承传，同护慧灯，光照尘寰——不负盛世，不负众望，不负光荣伟大的中华崛起之梦！
提 要
☆ 佛教存在，期待修复四众尊序
☆ 僧团组织，期待修复十方古制
☆ 寺院信众，期待修复青年二众
☆ 道场弘法，期待修复差龄共处
☆ 学院教育，期待修复基本信仰
☆ 正法弘扬，期待修复大乘信任
☆ 社会联系，期待修复信仰与科学正常关系
☆ 宗教关系，期待修复和谐秩序
2016全年，圣教四众共同亲历了一系列划时代意义的因缘与事件，见证了中国汉传大乘佛教面对思想歧路、篡改误判、商家侵扰、驱僧夺寺等关口时，所做出的护持与抗争，所达成的共识与反思。
当一切尘埃暂定，我们自然会有思索，如何在新未来新征程中，持续保障汉传八宗的健康增上，持续涵养当下实力与未来潜力？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在此以“修复”为关键词，从八大维度纵谈大乘汉传之强体健魄，在金鸡唱晓之年细数对群众路线的深切祈愿。
“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 丁酉鸡年，可否这“文、武、勇、仁、信”的崭新精神，一并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以期共聚心力，共兴佛事，共祝国运；以期汉传大乘，既能润物无声，又应纷繁万象，正所谓：
头上红冠不用裁，
满身雪白走将来；
平生不敢轻言语，
一叫千门万户开！
一
佛教存在，期待修复四众尊序
四众尊序，就是尊卑有序。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僧众仅有几万人。以不足十万之微，应对十几亿之众的宗教信仰诉求，这只能说是“存在”，而在实际的人员配比上则基本为零。
有鉴于此，当居士菩萨们对于佛教的现状有困惑、对于佛法的修习有阻碍时，是频繁抱怨于僧众对大家的教化不利，还是能够更为冷静地看到僧众因缘的格局有限，能够尊重历史演进的规律，不仅是一个明智与否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尊卑秩序的问题。
当现前僧团这支微弱力量，还在为重建与恢复而倍感艰辛之时，如何期待他们对于人心能够展开单个的、差别化的、针对性的教育和辅导？在四众相处过程中，倘若罔顾社会历史情境，一有障碍就把罪过孤立地扣责到僧众头上、扣责到自己亲教师头上，这全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尊卑秩序，不是一种健康的群众路线。
在当今佛子心态普遍飘荡游离的时代，我们更期待一种归属秩序来稳定人心，具体到佛教界，这就是佛法僧三宝尊上的道德秩序。这个秩序不仅不该被轻易抱怨，更应该被有意识地悉心修复、维护和增上，以保障恢复其发挥正常引领功能的宽容度，而不至于被世俗中的强势力量所牵绊而异化了这种保障。修复起这样的生态基础，僧团才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甩开臂膀来恢复大道生机、施展建设力量。佛教存在，才能逐步走向佛教兴盛。
当然，僧俗的寡众对比之下，作为亲教师也更应该在行为上知所轻重、倾尽全力为追随信众们的慧命负责。要不吝真心言传，不惜亲力身教，哪怕话语逆耳，也要尽力把佛法的真义传递出去，而不是巧言敷衍、鸡汤盛行，只是让人产生浮表的欢喜，而于生命大义却无从把捉。
另有一出尊序错乱，此处也顺带一提。在中国经济大跨越的带动之下，佛教寺院资生自养的经济基础，也正在面临有史以来的全新挑战。僧团在恪守“少欲知足”佛教本位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在“被商业化”的风险与际遇之中。
对于正信公众来讲，围绕这个主题至少有三个层面需要辩证看待。其一，借教敛财并非正信僧众所为所愿，这种外围侵扰和世俗渗透，要僧俗齐心竭力制止；其二，寺院内在进行朴素自养的物质基础本身，还要僧俗齐心一起搞活，身安则道隆，符合佛教本位的寺院经济作为生存自养之本，有着安僧弘法的必要性与深厚的历史传统，未可妄加厚非；其三，佛教僧家本位在于法布施，而非财布施，本身即是福田，而非种福田者，贫困寺院本身尚难经济将养之时，需要谨慎“慈善事业”美名对寺院道场的道德捆绑被动。
二
僧团组织，期待修复十方古制
十方丛林的古老建制，事实上是一种民主制度。目前，大陆佛教不少丛林还能真正保留着这种制度原样的风貌。而“山头化”“子孙化”等管理制度的影响，往往令十方丛林这种如社会大学一般的民主管理体系，渐渐趋于式微。
所幸，汉传佛教的祖庭文化依然还在向后延伸，祖庭文化基本策源的动力系统，实际上就是十方丛林制。而“所幸”中的不幸，是当前我们能看到的国内大丛林里，没有被子孙化、依然坚守十方丛林风范的道场，也在由多转少，渐成廖若星辰之势。
那么谈到僧团组织的修复，迫在眉睫的、最为期待的，是引导各宗派比较有代表性的大道场大祖庭，修复十方古制，脱离子孙庙的雾霾对健康佛教体制的威胁。底色澄清，才有底盘稳固，才有充沛的底气来广行大愿、施化群生。
三
寺院信众，期待修复青年二众
寺院信众的风貌，是一个寺院生机活力的代表。如果说只是老年人和练气功求神异者常年在往来走动，这意味着寺院以正法普惠众生的职能，还没有影响到这个世界正在代代更新的人群，意味着自家道场正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大潮中自甘边缘。对于寺院信众圈及佛教所践行的群众路线来讲，首先期待要修复的，是覆盖老中青三代的立体化信众架构。
诚然，信众的老龄化并不单是佛教的一个坏现象。老龄化是今天全世界尤其是全中国正在经受的巨大挑战，佛教道场正该为世界难题与家国困境贡献智慧。在尚难正面赢得广泛社会认同之际，与其以仅有的希贵信仰资源，迎合青年人佛化婚礼、僧宝证婚的需求，倒远不如为长辈安顿晚年、安送往生更符合佛教出离本质与信仰本位。佛教之究竟在于了生脱死，远胜于添喜送福滥灌鸡汤的信仰价值，此时不彰更待何期？简单说，就是安顿葬礼比参与婚礼，对于佛教乞食比丘这个角色来说，更有责任和能力去妥善担当。
避死不避生，并不可能是社会群体中的永恒话语。生死这个话题，人们并没有一直回避。
当然，世界是长辈的，也是晚辈的，但终究是青年男女二众的。信息时代不比农耕时代，是不指望老一辈将实力积淀与生存智慧向青年一代传递的时代，却恰恰是指望青年人在智识与视野上反哺老年人的时代。青年人的信仰版图，是需要佛教道场着力引领、倾力打造的。佛门致青春——不仅是当下的增上生，还是未来的决定胜。
四
道场弘法，期待修复差龄共处
承上所述，我们看到，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丛林道场开始把主要精力与资源倾注到青年僧尼与信众身上。而面对青年群体的佛教教育，郑重期待最先能做到的，是替社会教育修复起一种差龄共处的心理格局。
什么是差龄共处？我们知道，从小到大被嵌入现代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都是齐刷刷的在和同龄人共处的情境中长期浸润的。他们自小缺乏中国传统的育才环境中长幼尊卑共享和睦的成长氛围。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社会文化局面。
从根本上来看，这种同龄共处、平行推进的长期教育模式，在大众中逐渐形成的是对丛林竞争法则的强化与依赖。同龄人之间彼此策进、相互比拼所形成的心理惯性，导致他们不容易敏锐觉察到长辈与晚辈在体力、心力、知识和视野上的客观差距。当代青年人在人际相处中，明显对老人不耐烦、对小孩儿不迁就，对上不能敬、对下不能慈。
然而长幼参差共处一方，不仅是正常的世间生态，更是一个人生命历程的镜像投射。校园生活短暂，壮硕的青年时代，都是从单薄的幼儿阶段成长起来的，也终将过渡到孱弱的老迈阶段。对于弱者的不容，也就挤压了自己成为弱者时的生存宽容空间。
这类生命周边生态，对老年人无疑是残酷的。他们的威信和经验，在狂飙突进的时代进程中不断失效，并横遭换汤不换药的新鲜话语形态的无情碾压，更伴随着老人生理心理上的退化，而日渐被社会边缘化。在中青年人所主宰的同龄生态中，在缺人文、欠人性的同龄竞争氛围中，这种边缘化尤为迅速。
而百丈禅师恰恰谈，“山门以耆旧为庄严”，这不仅是有情有义的伦理秩序，更是深厚远见的佛法大道。我们看到，近年来福州瑞云寺事件、庐山海会寺事件、扬州宝应静修庵事件中轮番上演的“驱尼夺寺”，恰恰是刚硬的丛林法则在佛门公然作祟的典型案例。垂暮僧尼晚景凄惨，让人倍感遗憾与悲怆——其实，人人都会有晚年！
对于儿童小孩儿来说，情形亦然。祖国的花朵与八九点钟的太阳，也不应在主力人群的忙碌与追逐中被忽视和压制。对于佛教信仰的接班人，不但学校教育有责任培养，寺院弘法更应该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呵护，为他们在人际关爱与共处智慧上树立典范。
由此，从寺院信众的老龄化转向年轻化，并不是摆脱了一种扁平化，却随顺了另一种扁平化。倘若一个山门里翻腾活跃的都是青壮人群，老年人都得靠边站，小孩迈不进高门槛，那实质上也一个要走向断绝的运势。差龄共处、相濡以沫的立体化弘法空间，才是保障寺院道场健康向上、长久兴盛的有效机制。
终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儿童出现在了养老社区，人们会发现老人身上的生命奇迹；同样，青年的世界里，老少的出现，才是他们立体而完整的净土。
如果连这样一个保障体系都无法建构，一上来就争执哪个宗派优哪个宗派劣，哪个门庭有缘哪个门庭无份，现在是要用入世佛教还是用出世佛教，现在是要用禅宗还是净土，是用汉传还是藏传，是应该更重视居士佛教还是僧团佛教，是应该更重视山林佛教还是都市佛教——在信众结构都不甚均衡的状况下，是否会显得有点不太务实，不合道义，不着边际，空谈误教？
五
学院教育，期待修复基本信仰
作为以佛教信仰为本位的高等学府，佛学院在保障基本学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无疑是信仰层面的素质教育。换句话说，既需要僧才，又需要僧格，还需要僧德。这三个部分的统一，是近代创立与护持佛学院教育的众多仁人志士们所共同呼吁的根本性问题。然而时至今日，可能部分有识者已经蓦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在佛学院系统接受教育后走出来的学子，对于自己本传佛教信仰竟然缺乏基本认同与基本情感，令人惊诧不已。
期待修复基本信仰，对于佛学院教育来说，不是比改良教育体制、推进课程改革、扩充师资力量等等更加迫在眉睫的议题吗？如果说在佛学院受过教育的僧众们，还远远不如没有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居士们信仰坚定，如果说佛学院教育最终带来的是信仰立场的犹疑，带来的是神圣性上的考据成癖与批判成性，带来的是虔诚心与敬畏心的大打折扣，带来的是慧命归属上的自我流放——那，这一教育经历，恐怕真要被人说成是一场信仰灾难。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我们的佛学院教育，和中国佛教的命运息息相关，和国运民生休戚与共，和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大势一脉相连。真正以基本信仰为本位，培育出学识素养与信仰素质兼备的传承力量，才不违背当年太虚大师等人确立佛学院这个概念、创立佛学院这种教育实体的最初本愿，才能在新的时代真正担当起于教、于国的大使命，由此谱写出气象恢弘的佛教教育新篇章。
六
正法弘扬，期待修复大乘信任
有关正法弘扬的法义选择，期待修复的，是对大乘佛法的基本信任。
汉传佛教至大唐一代，八宗并起，开创出佛教中国化的博大气象，并由此向东亚国家乃至世界传播，格局宏伟影响深广。汉传八宗均是大乘正法的卓越典范，深契汉地众生的文明特质与根器因缘。
面对这方地域上的众生，如果汉传僧团的弘法过程，都不能够保障大众对大乘正法的基本信任，这个弘法本身或许就是失败。在这种状况下，立足都难稳，何谈传播与传承？不管何宗何派的教团弘法节奏，倘若消解了大众对大乘佛教本身神圣性与超越性的倚重与虔诚，本身就是一个不祥又危险的信号。如此这般接触并深入群众，于圣教有碍，于祖训有违。
在浮华的多元主义、虚无主义与过度人本主义等现代性思潮泛滥的当下，有必要对于正法弘扬的路径设置一条警戒线，或者称之为止损线。但凡立意要标榜为汉传佛教之正法弘传的，就应当宽坦平正地增上中国化大乘基本传统，就应全力避免去碰触有损众生大乘信心的红色底线。
七
社会联系，期待修复信仰与科学的正常关系
在佛教与社会的联系方面，期待修复的是信仰与科学的良性关系，也是神圣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健康成熟的文明社会中，宗教和科学各具价值，既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也不是相互比附吹捧、共谋前程。
人不焦虑生死，就会焦虑祸福。粗糙点讲，科学追求的是掌握世间规律来造福于民，解决的差不多是祸福的范畴。而宗教致力于打破的，不止是祸福煎迫，更是生死僵局，是健康事业家庭再美好，也扛不过去的终极问题。信仰与科学之间正常健康的状态应该叫做——“信仰更高超，科技更发达”。两个并没有交集的轨道，各美其美，不必再争奇斗艳。
相对于人类文明绵延雄伟的历史长河，科学与理性这一心物关系的解释思路，满打满算也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当代人类的确受惠于科技的便利，但也受制于理性主义带来的灵魂空虚与价值匮乏。事实上，今日的西方思想界早已对这套现代性思路小心审视，并不一味视若明珠；实际上，早在西方偏执物化的文明体系刚刚全面登陆中国的上世纪初，太虚大师就已经判定了佛教与科学之间的正确关系，可谓一锤定音——百余年来不嫌过时，多着一字都显多余：
·佛学不应科学化；
·科学不能通达佛法之实际；
·历史考证无法判别佛法的真实与虚伪；
·不得以我们有漏凡夫的浅知浅见来测度圣教量；
·不可将佛法割离余有情界，孤取人间为本而落人本之狭隘；
·不证果、生死流转的道理不易了知；
·不可陷佛学于世俗的人生范围内；
·不信有能证悟万有真理之人，则所承认之真理亦非实有；
·徒持凡夫之知见以考据佛学，永无成佛之希望；
·于佛说既不能试验又不能仰信，则疑惑而永沦生死；
·身为佛子，最低限度须具有信果。
八
宗教关系，期待修复和谐秩序
习总书记在2016年4月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讲话中，全方位部署了新形势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并重点强调要“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宗教关系的全面修复与改良，无疑是宗教事务治理的关要之处。高层讲话和国策层面对于宗教关系的具体梳理，更有利于从宏大叙事落实到个人层面，提升了现实的操作性和贴切性。从“宗教事务管理”深化到“宗教界达成规范和谐”，实际上是一个质量控制，一个更富于人文气息的政策引领。
具体而言，我国当前有着党和政府与宗教之间、社会与宗教之间、国内不同宗教之间、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不信教人群之间，以及具体到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这六大类宗教关系类型。
“党和政府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所有宗教关系中最为首要的一个维度。从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的历史智慧看，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在发挥“阴助国政、显淑民心”上，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温和向善宗教教义，淳厚包容的价值导向，历来是国家社会道德的主要支柱和历史文化的精神依凭，是稳定人心、保障和谐、为世俗隔阂与利益冲突提供缓冲的重要精神力量。教界要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仁恕通和之精神，以自己的方式“报国土恩”，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辜负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宗教界的殷切期望。
进一步说，在社会与宗教关系方面，中国化大乘正法传统及其利他精神，能够有力奠定社会和谐的价值基础，并为虚拟规定现实的互联网时代率先奠定生存纲领。在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方面，则应竭力消除隔阂，增进相互理解。在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佛教要以积极主动的“文化输出”，为国家提供厚重而持久的国际影响力。而在国内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上，中华大地则自有优良传统——自古和谐共存，于今相携共进。
面对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处理关系的原则，我们期待应是涵养内在、彼此成就。当前，虽然不同宗教间关系总体上和美，但具体到佛教内部各传各派之间，少数时候却因彼此的理解与互动不足，而略有不必要的摩擦和争锋。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层讲话和国策层面对于宗教关系的梳理和质量要求，正是一则深入人心的、非常亲民的人际伦理辅导。进一步，自古以来东方文明个人修养的基本准绳，都是着力向内使劲儿而不是向外使劲儿，首先涵养自己，而不是鞭策别人。谨守朴素伦理框架的底线，反倒比教条化的智慧慈悲之论，更可以制衡极端的信仰傲慢和道德绑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宗教关系”的全面改良，是一种微妙但影响力巨大的治理杠杆，实际作用无可限量。如果能够从这个细节角度开始合理化、开始优化，那么各种复杂的矛盾也将会藉由这个出口迎刃而解。
新春展望：
共襄大愿，共铸宏篇
不负盛世，不负众望
以上八个维度的修复工程，如果能够成为我们大地回春时节的新征程新起点，那么2017年必将可以展望汉传大乘佛教又一重飞跃性的复兴与崛起。
这里所期待的八大修复，于佛教本位、于时运契机，都倍显关键。即便没有足够实力一呼百应、一鼓作气地全面铺展，佛子们也该竭力呼吁提上日程；即便呼吁的力量有待逐步积聚，我们也可以开始稳健构想；即便构想仍待到位，也可以推动如此关要速成大众共识。
历史长卷上，汉传佛教不但为中华古典文明扩展了深广宽厚的思想沃土，也为普通百姓和社会精英提供了精神桃源般的心理余地与稳定力量。时代潮头上，汉传佛教更有积淀有实力，力挽心性狂澜，佑护家国大势。
新春已惠临，盛世正昌隆。这是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大有可为的时代。祈愿圣教四众共襄大愿，共铸宏篇。同将祖德，携手承传，同护慧灯，光照尘寰——不负盛世，不负众望，不负光荣伟大的中华崛起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