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说：“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事业所具有巨大意义及其所已获得的伟大成就，如果轻视解放区９０００余万英勇战斗人民的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是动员和组织全民族抗战的中心纽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但在要不要动员民众，实行全民族抗战这一个原则问题上，国共两党有着严重的分歧。特别是蒋介石的“抗战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片面抗战路线，其结果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丢掉半壁河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洛川会议所确定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先后进入晋察冀地区、西北地区、晋东南地区敌后，在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下，采取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游击战的斗争形式广泛发动群众。１９３８年春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发动了冀东２０万人民的大起义，严厉地打击了日伪军；在山西等地共产党还成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支援抗战。与此同时，我南方新四军在叶挺、陈毅等同志的领导下，深入华中敌后，在长江两岸发动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壮大自己，打击日寇；在东北，抗日联军、东江纵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在丛林中，将抗日烽火燃遍东北大地，把日寇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到１９４０年底，我八路军发展到４０万人，新四军发展到１０万人，党员发展到８０万人，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正是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的中心纽带，才有全民族的持久抗战，最后取得中国抗战的全面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是坚持抗战的主要战场 毛泽东说：“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曾经是抗日的主要战场，抗击日寇侵华军的一大部分，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寇“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但是，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得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在１５个月内，遭受到了很大牺牲，出现了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大失败。 我八路军、新四军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取得了胜利，牵制了敌人，而且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它像一把利刃插进了敌人的心脏，迫使日军改变了策略。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将其主力移到解放区战场。国民党蒋介石也由抗日转移到反共反人民，在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时，蒋介石上了峨嵋山“坐山观虎斗”。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到１９４４年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已成为全国对日抗战的主力，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这期间，蒋介石调兵遣将１９０万，向抗日根据地发起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惨案。 １９３９年，日寇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配合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和军事“扫荡”。１９４０年８月，为了打破敌人的扫荡，华北八路军在五千里长的战线上，发动了一次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极大地振奋全国人心，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信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集中了７５％的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力量。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抗击了６４％的日军和９５％的伪军。据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７月统计，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军作战４２０００多次，歼敌３３１３００多人，彻底粉碎了日伪的“扫荡”、“蚕食”和“清乡”，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人民军队。从１９４４年春起，各解放区战场先后转入局部反攻，开始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并采取了“敌进我进”、“勇猛进攻”的方针，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解放区，开创了抗战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战场是阻止蒋介石投降妥协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以后，国民党内部随着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开始分化，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蒋介石集团加剧秘密妥协、公开反共活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蒋介石由片面抗战、联共抗日转向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方针的标志。中国抗战面临着打内战和投降妥协的危险。 怎样才能抵住这股投降的逆流呢？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９日朱德同志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克服投降妥协危险的中心环节便是力量问题。”因为蒋介石最怕革命和群众的力量。这个力量包括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于是共产党一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指出在日军阴谋分化我国内部力量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和贯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另一方面对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此，在政治上，共产党利用各种渠道发表通电、宣言，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主张，掀起以敌后解放区为中心纽带的反对“投降反共”的斗争高潮，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投降反共阴谋，逼使蒋介石公开投降不成。在军事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在经济上，我党提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利用战争间隙，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巩固解放区和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这种种力量的发展使蒋介石的分裂和投降阴谋未能得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朱德同志指出：“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 １９４５年８月大反攻的前夜，解放区战场集聚了百万正规军、二百余万民兵、近千万自卫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军事力量。同时，解放区战场也具有了较大的经济力量，有相当大量的粮食生产、公私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经营，为战略大反攻准备了物质条件；许多沦陷区的大城市，以及铁路、海岸在解放区包围中或控制下，解放区具有打击日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据点。更重要的是解放区军民在持久战中锻炼出来的极其坚强的战斗意志和爱国热忱享誉全国、全世界。这一切，正是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不可企及的。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反攻的１９４５年里，解放区军民首先发起了春季攻势，组织了４０多次较大的战役，攻克县城２２座，摧毁敌据点近千个，大大扩大了解放区。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路线鼓舞和指导下，解放区军民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切断和摧毁了几十条敌人的重要交通线，打通了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进入了全面大反攻的新阶段。 ８月９日，毛泽东发出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召，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全面大反攻的命令。解放区各路大军冲破蒋介石的反动禁令和日伪合流的阻力，向抗拒投降的日伪军展开了勇猛地进攻。在华北，聂荣臻率领晋察冀部队，包围北平、天津、保定之敌，收复城市４３座。贺龙率领晋绥部队，收复城市７座，解放了山西、绥远广大国土。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豫部队，解放黄河沿岸的广大国土，收复城市６２座。罗荣桓率领山东部队，向胶济路全线、津浦路中段进攻，解放了山东大部分国土，收复城市４７座。在华中，陈毅率领新四军各部队，直逼南京、上海、武汉，收复城市３８座，解放了华中各省的广大国土。在华南，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也发动反攻，威逼广州、汕头、雷州、海口等地。 在中国人民的抗战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军民的浴血奋战中，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在美战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字，历时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６０年过去了，当人们回首往事，回答中国八年抗战的胜利功归于谁时？我们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地说：首先应当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军民，归功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一切爱国力量。
朱德同志说：“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事业所具有巨大意义及其所已获得的伟大成就，如果轻视解放区９０００余万英勇战斗人民的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是动员和组织全民族抗战的中心纽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但在要不要动员民众，实行全民族抗战这一个原则问题上，国共两党有着严重的分歧。特别是蒋介石的“抗战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片面抗战路线，其结果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丢掉半壁河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洛川会议所确定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先后进入晋察冀地区、西北地区、晋东南地区敌后，在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下，采取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游击战的斗争形式广泛发动群众。１９３８年春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发动了冀东２０万人民的大起义，严厉地打击了日伪军；在山西等地共产党还成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支援抗战。与此同时，我南方新四军在叶挺、陈毅等同志的领导下，深入华中敌后，在长江两岸发动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壮大自己，打击日寇；在东北，抗日联军、东江纵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在丛林中，将抗日烽火燃遍东北大地，把日寇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到１９４０年底，我八路军发展到４０万人，新四军发展到１０万人，党员发展到８０万人，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正是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的中心纽带，才有全民族的持久抗战，最后取得中国抗战的全面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是坚持抗战的主要战场 毛泽东说：“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曾经是抗日的主要战场，抗击日寇侵华军的一大部分，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寇“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但是，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得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在１５个月内，遭受到了很大牺牲，出现了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大失败。 我八路军、新四军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取得了胜利，牵制了敌人，而且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它像一把利刃插进了敌人的心脏，迫使日军改变了策略。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将其主力移到解放区战场。国民党蒋介石也由抗日转移到反共反人民，在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时，蒋介石上了峨嵋山“坐山观虎斗”。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到１９４４年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已成为全国对日抗战的主力，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这期间，蒋介石调兵遣将１９０万，向抗日根据地发起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惨案。 １９３９年，日寇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配合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和军事“扫荡”。１９４０年８月，为了打破敌人的扫荡，华北八路军在五千里长的战线上，发动了一次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极大地振奋全国人心，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信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集中了７５％的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力量。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抗击了６４％的日军和９５％的伪军。据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７月统计，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军作战４２０００多次，歼敌３３１３００多人，彻底粉碎了日伪的“扫荡”、“蚕食”和“清乡”，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人民军队。从１９４４年春起，各解放区战场先后转入局部反攻，开始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并采取了“敌进我进”、“勇猛进攻”的方针，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解放区，开创了抗战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战场是阻止蒋介石投降妥协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以后，国民党内部随着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开始分化，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蒋介石集团加剧秘密妥协、公开反共活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蒋介石由片面抗战、联共抗日转向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方针的标志。中国抗战面临着打内战和投降妥协的危险。 怎样才能抵住这股投降的逆流呢？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９日朱德同志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克服投降妥协危险的中心环节便是力量问题。”因为蒋介石最怕革命和群众的力量。这个力量包括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于是共产党一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指出在日军阴谋分化我国内部力量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和贯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另一方面对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此，在政治上，共产党利用各种渠道发表通电、宣言，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主张，掀起以敌后解放区为中心纽带的反对“投降反共”的斗争高潮，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投降反共阴谋，逼使蒋介石公开投降不成。在军事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在经济上，我党提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利用战争间隙，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巩固解放区和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这种种力量的发展使蒋介石的分裂和投降阴谋未能得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朱德同志指出：“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 １９４５年８月大反攻的前夜，解放区战场集聚了百万正规军、二百余万民兵、近千万自卫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军事力量。同时，解放区战场也具有了较大的经济力量，有相当大量的粮食生产、公私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经营，为战略大反攻准备了物质条件；许多沦陷区的大城市，以及铁路、海岸在解放区包围中或控制下，解放区具有打击日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据点。更重要的是解放区军民在持久战中锻炼出来的极其坚强的战斗意志和爱国热忱享誉全国、全世界。这一切，正是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不可企及的。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反攻的１９４５年里，解放区军民首先发起了春季攻势，组织了４０多次较大的战役，攻克县城２２座，摧毁敌据点近千个，大大扩大了解放区。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路线鼓舞和指导下，解放区军民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切断和摧毁了几十条敌人的重要交通线，打通了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进入了全面大反攻的新阶段。 ８月９日，毛泽东发出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召，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全面大反攻的命令。解放区各路大军冲破蒋介石的反动禁令和日伪合流的阻力，向抗拒投降的日伪军展开了勇猛地进攻。在华北，聂荣臻率领晋察冀部队，包围北平、天津、保定之敌，收复城市４３座。贺龙率领晋绥部队，收复城市７座，解放了山西、绥远广大国土。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豫部队，解放黄河沿岸的广大国土，收复城市６２座。罗荣桓率领山东部队，向胶济路全线、津浦路中段进攻，解放了山东大部分国土，收复城市４７座。在华中，陈毅率领新四军各部队，直逼南京、上海、武汉，收复城市３８座，解放了华中各省的广大国土。在华南，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也发动反攻，威逼广州、汕头、雷州、海口等地。 在中国人民的抗战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军民的浴血奋战中，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在美战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字，历时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６０年过去了，当人们回首往事，回答中国八年抗战的胜利功归于谁时？我们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地说：首先应当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解放区军民，归功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一切爱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