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高朝红色纪实著作系列·
《周恩来和他的老师》之·(63)
异国重逢 彻夜“久谈”
9月下旬，周恩来顺利抵达日本东京。
手持严修先生写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介绍信，周恩来很快找到了严修的学生、官费留学日本的吴达阁。吴达阁素来敬仰老师严修的人品，在南开时又与周恩来相识，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为他妥善安排了食宿。
旅日时期的周恩来
经吴达阁推介，周恩来很快进入神田东亚预备学校学习。他想当一名教师，所以先要学日语，准备师范学校的考试。这所学校的学生约350人，几乎全是中国人。完成了预备学校的学业，就能获得官费留学生资格。但是，由于时间太短，他日语考试未能过关，所以就不能够正式地进入日本的大学学习。周恩来不愿放弃宝贵的求学机会，不能成为在册的大学生，他就到早稻田和其他大学旁听。这期间，他在日本法律学校（法政大学的前身）旁听学习时间较长，大约一年时间。这是他接受政治法律知识的开始。
周恩来留日就读的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
生活在异国他乡，加上语言又不通，一种莫名的孤独寂寞之感常常困扰着周恩来，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思念祖国的亲人，思念真心实意地关心帮助他、并一直对他寄予厚望的严修先生。他先后几次给严修先生写信，向恩师讲述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汇报自己在学习上的进展情况。
收到学生在异邦的来信，严修先生格外高兴，他及时回复每封来信，鼓励周恩来发奋学习，掌握最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将来回国效力。
不能享受官费留学待遇，出国时严修先生帮助筹措的那笔钱不久便花光了，周恩来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压力。恰在这时，严修先生从国内给吴达阁专门寄去了书信，他在信中再三要求吴达阁从经济上援助周恩来。遵老师之命，吴达阁向周恩来伸出了救援之手。吴达阁当时已在日本成家，生活也并非十分宽裕。心地善良的他，说服跟他一起做官费留学生的三名“把兄弟”和另一名留学生，每人拿出相当于全部奖学金的五分之一——十块大洋，给周恩来作生活费用。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是他与留日同学的合影，右二为周恩来。
虽然有朋友们的帮助，但周恩来在日本的生活仍是异常艰难的。首先，周恩来必须寻找住处，供留学生专用的宿舍楼，被4000名中国留学生挤得满满当当。为周恩来解决困难的是一位日本妇女，这位妇女被许多中国留学生看作母亲一样，她和他们谈心，给他们洗衣裳，甚至教育他们怎样恋爱。通过这位热情友好的日本妇女的介绍，周恩来和其他两名中国留学生一起，搬进了一位日本木匠家，住在他家的二楼。这里离一所叫牛府之棣棠的电影院很近，离学校也很近。条件的暂时改善，使周恩来得以继续在日本学习下去。
1918年春天，严修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派遣，赴北美考察教育。他惦念着周恩来等在日本留学的南开学生，便特地从水路取道日本前往看望。4月11日，航船在东京停泊，他即来到中国驻东京领事馆，请有关官员通知周恩来、吴达阁、王朴山等南开留日学生前来见面。
12日上午，周恩来接到通知后便即刻赶到严修的下榻处，见到了分别近八个月的老师。
15日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去看望、叙谈。对于这次师生在日本重逢，严修在日记中写道：“4月16日，周恩来等人覆来访，久谈，周留宿”。
次日，部分南开留日同学宴请严修先生，由学生亲置菜肴，周恩来也下厨掌勺。第二天再次见面时，严修笑着说：“昨天翔宇的醋溜白菜真不错”。
值得在这里特别叙述的，是严修在日记中所提到的同周恩来“久谈”一事。严先生不顾旅途劳顿，和学生周恩来“久谈”些什么内容呢？据当时和周恩来一同在日本留学的南开学友王朴山日后回忆，严修先生同周恩来见面后，见学生情绪欠佳，便将他留在下榻处住宿，作彻夜长谈，详细了解周恩来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对他进行开导。
在那些个不眠之夜里，周恩来和严修除了畅叙师生离别之情外，主要是就几个困扰着周恩来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和商讨。
他们交谈的论题之一，是求学日本的前途问题。
周恩来运气不佳，他到日本的时候，恰好是日本开始对中国耍弄傲慢、蔑视态度之际。当时的日本政府，炫耀其在亚洲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趁着其他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忙于厮杀的时机，对分裂、腐朽的中国强行提出了极其蛮横的“21条”要求，其后又屡次干涉中国的内政。周恩来一踏上日本列岛，就感到日本欺侮中国和中国留学生的状况难以忍受。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青年是很难心安理得地坐下来读死书的。
在日本留学时的周恩来
鉴此，周恩来向严修先生提出，想提前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去。但严修先生不同意学生的意见，他认为日本政府的许多做法固然可恶，但日本这个国家却是变化和改革的滋生之地，他们的教育是办得很好的，科学技术也是先进的，我们应当有“孙武牧羊”那种忍辱负重的精神，潜心学习他国之长，日后拿回去为建设自己的国家所用。
听了严修先生的这一席话，周恩来被说服了，他打消了立即返国的念头。
他们交谈的另外两个话题，是生活困难及学习问题。据周恩来事后对挚友王朴山讲，严先生不仅就此谈了很好的意见，还利用在日本逗留的短暂时间着手帮助解决。
经济拮据，是周恩来当时最实际也是最大的问题。虽然在京都上学的吴达阁等南开校友按月给他寄四十元钱，可远不够住宿和其他日常开销。迫于节省的需要，饭菜里的肉类消失了。没有稳定而充足的经济来源，又一时考不取官费生，更谈不上缴纳昂贵的入学金进自费大学，他只能在一些大学当没有注册的“旁听生”。
严修先生听周恩来倾诉完自己的苦衷后，深为学生的悲凉际遇感到同情。在设身处地的分析了学生眼前的境况后，严先生指出，困扰着周恩来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着的——对生活的忧虑，给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影响着他全心身地投入学习，最终导致他未能考取正式的“官费生”；而没有官费作保障，又缺乏家庭的经济扶助，反过来更加剧了生活上的困难。因此，严先生认为两个问题只要解决了一个，局面便会有所改观。
鉴于周恩来的实际情况，他决定先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待生活有了保障后再让周恩来集中精力攻克日语，争取考一所正式的大学，即使万一考不上正式的大学，只要能刻苦奋进，就象目前这样当“旁听生”，也是能学有所成的……
“久谈”过后，严修即着手帮周恩来解决实际困难，他首先从政府拨给他出国考察的差旅费中拿出一笔钱来，送给学生以解燃眉之急。接着，他又同从京都特地赶来看望他的吴达阁夫妇商量，让周恩来从东京迁往京都，由吴达阁就近照顾周恩来的生活，并负责辅导周恩来学习日语。
在安排妥周恩来的生活和学习后，严修于20日离开日本。周恩来和南开留日同学满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到码头为老师送行。
在严先生登轮离日后不久，周恩来即按照老师安排，从东京来到京都，同吴达阁等在京都大学求学的南开校友一起生活和学习了。
周恩来和吴达阁夫妇及另外两名学生一起，包租了一所旧房子，周恩来以外的其他四人都是官费留学生，心灵手巧的吴夫人将四人的奖学金凑在一块，由她统一安排日常生活和学习开支。在她的操持下，身无分文的周恩来，在这里生活得十分舒适和开心。当然，这是拿学生的生活水平来衡量的。
就像在东京一样，周恩来在京都还是未能成为正式的大学生，而是以自学或旁听为主。每天，他早早起床，锻炼身体，整理被褥，打扫房屋；在同学们都到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就准备好饭菜，然后边看书边等待着大家归来；偶尔，吴夫人买回酒肉给打打牙祭，大家就围坐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品尝着周恩来亲手做的菜肴；入夜，吴达阁总要把当天学过的课程向周恩来概要地讲述一遍，周恩来也要向吴达阁报告当天读过的书籍。
诚如严修先生所言，虽然周恩来在东京依然未能上正规大学，但是，他还是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1919年，周恩来第一次看到河上肇的著作《贫乏物语》，立即被书中精辟的立论所吸引。周恩来曾请吴达阁介绍与河上肇见面，却被自己的好友婉拒了，这恐怕是吴害怕他与周恩来之间的思想距离加大的缘故。吴达阁已经后悔在此之前，把《资本论》借给了周恩来。因为，他所寻求的是能使祖国富强、引导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政治家，即所谓俾斯麦之流的领袖。而周恩来却从另一个角度确信，要从思想上冶炼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一条路，即必须发生大动乱。即使出现俾斯麦那样的铁血宰相，如果民众中没有爆发革命，也不可能改变中国。这些政治观点的形成，是周恩来世界观的重要转变，也是他留学日本的最大精神收获。
东京帝国大学著名教授河上肇
“怎样才能救中国呢？”周恩来苦思着这样一个问题。
1918年7月到9月，日本发生了“米骚动”，广大劳苦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形成了强大的运动。这场风暴席卷日本全国，虽然后来被日本政府镇压下去了，但周恩来从中看到了日本人民群众的力量。
这时已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思想涌入日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反映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在书店里都可以买到。周恩来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研究了《新社会》杂志和其他一些报刊，对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也读过。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出刊后,周恩来更是热心的读者。
进步思潮的出现，使周恩来在彷徨苦闷之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尹高朝红色纪实著作系列·
《周恩来和他的老师》之·(63)
异国重逢 彻夜“久谈”
9月下旬，周恩来顺利抵达日本东京。
手持严修先生写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介绍信，周恩来很快找到了严修的学生、官费留学日本的吴达阁。吴达阁素来敬仰老师严修的人品，在南开时又与周恩来相识，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为他妥善安排了食宿。
旅日时期的周恩来
经吴达阁推介，周恩来很快进入神田东亚预备学校学习。他想当一名教师，所以先要学日语，准备师范学校的考试。这所学校的学生约350人，几乎全是中国人。完成了预备学校的学业，就能获得官费留学生资格。但是，由于时间太短，他日语考试未能过关，所以就不能够正式地进入日本的大学学习。周恩来不愿放弃宝贵的求学机会，不能成为在册的大学生，他就到早稻田和其他大学旁听。这期间，他在日本法律学校（法政大学的前身）旁听学习时间较长，大约一年时间。这是他接受政治法律知识的开始。
周恩来留日就读的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
生活在异国他乡，加上语言又不通，一种莫名的孤独寂寞之感常常困扰着周恩来，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思念祖国的亲人，思念真心实意地关心帮助他、并一直对他寄予厚望的严修先生。他先后几次给严修先生写信，向恩师讲述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汇报自己在学习上的进展情况。
收到学生在异邦的来信，严修先生格外高兴，他及时回复每封来信，鼓励周恩来发奋学习，掌握最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将来回国效力。
不能享受官费留学待遇，出国时严修先生帮助筹措的那笔钱不久便花光了，周恩来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压力。恰在这时，严修先生从国内给吴达阁专门寄去了书信，他在信中再三要求吴达阁从经济上援助周恩来。遵老师之命，吴达阁向周恩来伸出了救援之手。吴达阁当时已在日本成家，生活也并非十分宽裕。心地善良的他，说服跟他一起做官费留学生的三名“把兄弟”和另一名留学生，每人拿出相当于全部奖学金的五分之一——十块大洋，给周恩来作生活费用。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是他与留日同学的合影，右二为周恩来。
虽然有朋友们的帮助，但周恩来在日本的生活仍是异常艰难的。首先，周恩来必须寻找住处，供留学生专用的宿舍楼，被4000名中国留学生挤得满满当当。为周恩来解决困难的是一位日本妇女，这位妇女被许多中国留学生看作母亲一样，她和他们谈心，给他们洗衣裳，甚至教育他们怎样恋爱。通过这位热情友好的日本妇女的介绍，周恩来和其他两名中国留学生一起，搬进了一位日本木匠家，住在他家的二楼。这里离一所叫牛府之棣棠的电影院很近，离学校也很近。条件的暂时改善，使周恩来得以继续在日本学习下去。
1918年春天，严修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派遣，赴北美考察教育。他惦念着周恩来等在日本留学的南开学生，便特地从水路取道日本前往看望。4月11日，航船在东京停泊，他即来到中国驻东京领事馆，请有关官员通知周恩来、吴达阁、王朴山等南开留日学生前来见面。
12日上午，周恩来接到通知后便即刻赶到严修的下榻处，见到了分别近八个月的老师。
15日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去看望、叙谈。对于这次师生在日本重逢，严修在日记中写道：“4月16日，周恩来等人覆来访，久谈，周留宿”。
次日，部分南开留日同学宴请严修先生，由学生亲置菜肴，周恩来也下厨掌勺。第二天再次见面时，严修笑着说：“昨天翔宇的醋溜白菜真不错”。
值得在这里特别叙述的，是严修在日记中所提到的同周恩来“久谈”一事。严先生不顾旅途劳顿，和学生周恩来“久谈”些什么内容呢？据当时和周恩来一同在日本留学的南开学友王朴山日后回忆，严修先生同周恩来见面后，见学生情绪欠佳，便将他留在下榻处住宿，作彻夜长谈，详细了解周恩来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对他进行开导。
在那些个不眠之夜里，周恩来和严修除了畅叙师生离别之情外，主要是就几个困扰着周恩来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和商讨。
他们交谈的论题之一，是求学日本的前途问题。
周恩来运气不佳，他到日本的时候，恰好是日本开始对中国耍弄傲慢、蔑视态度之际。当时的日本政府，炫耀其在亚洲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趁着其他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忙于厮杀的时机，对分裂、腐朽的中国强行提出了极其蛮横的“21条”要求，其后又屡次干涉中国的内政。周恩来一踏上日本列岛，就感到日本欺侮中国和中国留学生的状况难以忍受。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青年是很难心安理得地坐下来读死书的。
在日本留学时的周恩来
鉴此，周恩来向严修先生提出，想提前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去。但严修先生不同意学生的意见，他认为日本政府的许多做法固然可恶，但日本这个国家却是变化和改革的滋生之地，他们的教育是办得很好的，科学技术也是先进的，我们应当有“孙武牧羊”那种忍辱负重的精神，潜心学习他国之长，日后拿回去为建设自己的国家所用。
听了严修先生的这一席话，周恩来被说服了，他打消了立即返国的念头。
他们交谈的另外两个话题，是生活困难及学习问题。据周恩来事后对挚友王朴山讲，严先生不仅就此谈了很好的意见，还利用在日本逗留的短暂时间着手帮助解决。
经济拮据，是周恩来当时最实际也是最大的问题。虽然在京都上学的吴达阁等南开校友按月给他寄四十元钱，可远不够住宿和其他日常开销。迫于节省的需要，饭菜里的肉类消失了。没有稳定而充足的经济来源，又一时考不取官费生，更谈不上缴纳昂贵的入学金进自费大学，他只能在一些大学当没有注册的“旁听生”。
严修先生听周恩来倾诉完自己的苦衷后，深为学生的悲凉际遇感到同情。在设身处地的分析了学生眼前的境况后，严先生指出，困扰着周恩来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着的——对生活的忧虑，给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影响着他全心身地投入学习，最终导致他未能考取正式的“官费生”；而没有官费作保障，又缺乏家庭的经济扶助，反过来更加剧了生活上的困难。因此，严先生认为两个问题只要解决了一个，局面便会有所改观。
鉴于周恩来的实际情况，他决定先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待生活有了保障后再让周恩来集中精力攻克日语，争取考一所正式的大学，即使万一考不上正式的大学，只要能刻苦奋进，就象目前这样当“旁听生”，也是能学有所成的……
“久谈”过后，严修即着手帮周恩来解决实际困难，他首先从政府拨给他出国考察的差旅费中拿出一笔钱来，送给学生以解燃眉之急。接着，他又同从京都特地赶来看望他的吴达阁夫妇商量，让周恩来从东京迁往京都，由吴达阁就近照顾周恩来的生活，并负责辅导周恩来学习日语。
在安排妥周恩来的生活和学习后，严修于20日离开日本。周恩来和南开留日同学满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到码头为老师送行。
在严先生登轮离日后不久，周恩来即按照老师安排，从东京来到京都，同吴达阁等在京都大学求学的南开校友一起生活和学习了。
周恩来和吴达阁夫妇及另外两名学生一起，包租了一所旧房子，周恩来以外的其他四人都是官费留学生，心灵手巧的吴夫人将四人的奖学金凑在一块，由她统一安排日常生活和学习开支。在她的操持下，身无分文的周恩来，在这里生活得十分舒适和开心。当然，这是拿学生的生活水平来衡量的。
就像在东京一样，周恩来在京都还是未能成为正式的大学生，而是以自学或旁听为主。每天，他早早起床，锻炼身体，整理被褥，打扫房屋；在同学们都到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就准备好饭菜，然后边看书边等待着大家归来；偶尔，吴夫人买回酒肉给打打牙祭，大家就围坐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品尝着周恩来亲手做的菜肴；入夜，吴达阁总要把当天学过的课程向周恩来概要地讲述一遍，周恩来也要向吴达阁报告当天读过的书籍。
诚如严修先生所言，虽然周恩来在东京依然未能上正规大学，但是，他还是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1919年，周恩来第一次看到河上肇的著作《贫乏物语》，立即被书中精辟的立论所吸引。周恩来曾请吴达阁介绍与河上肇见面，却被自己的好友婉拒了，这恐怕是吴害怕他与周恩来之间的思想距离加大的缘故。吴达阁已经后悔在此之前，把《资本论》借给了周恩来。因为，他所寻求的是能使祖国富强、引导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政治家，即所谓俾斯麦之流的领袖。而周恩来却从另一个角度确信，要从思想上冶炼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一条路，即必须发生大动乱。即使出现俾斯麦那样的铁血宰相，如果民众中没有爆发革命，也不可能改变中国。这些政治观点的形成，是周恩来世界观的重要转变，也是他留学日本的最大精神收获。
东京帝国大学著名教授河上肇
“怎样才能救中国呢？”周恩来苦思着这样一个问题。
1918年7月到9月，日本发生了“米骚动”，广大劳苦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形成了强大的运动。这场风暴席卷日本全国，虽然后来被日本政府镇压下去了，但周恩来从中看到了日本人民群众的力量。
这时已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思想涌入日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反映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在书店里都可以买到。周恩来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研究了《新社会》杂志和其他一些报刊，对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也读过。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出刊后,周恩来更是热心的读者。
进步思潮的出现，使周恩来在彷徨苦闷之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