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亦有道乎？—从李瑞清遇盗说起在清朝末年做过江苏布政使的李瑞清，民国初，离开了官场，跑到上海滩靠卖字为生。因其书法造诣高，与同时的曾熙号称“南北二宗”，所以买他字的人很多，收入不少。当时的黑帮分子看到他笔杆子换钱那么容易，以为他是个大款，于是就向他敲诈，写信要他向汇丰银行汇300银元。开始他并不怎么介意，以为是开欢笑。可后来恐吓信接二连三，甚至以性命相威胁，他就不得不认真对待，特地给黑帮分子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自己在辛亥以后的坎坷处境，全家40多口人全靠自己一人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实在没有积蓄的闲钱可以帮助你们。俗话说得好：“有钱钱当，没钱命当。”我无妻无妾，没有子女，身边的亲人都是兄弟姐妹的子女，或者鳏夫孤儿。况且世风日下，奸佞当道，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唯求速死。以此坦诚相告，倘有一句不实，无论手枪还是手榴弹，尽管射我炸我，都无所谓。当黑帮分子读了这封信后，竟然被感动得哭了，反是送了300银元给李瑞清。看来，这班黑帮分子倒是富有同情心，蛮讲人性和道理的。看了这件往事，我们很自然会联想到《庄子·胠箧篇》开头一段中盗跖和他的学生的一番对话。当学生发出“盗亦有道乎？”的问话后，盗跖随即反问了一句："怎么会没有呢？”接着解释说：要成为大盗还必须具备“圣、勇、义、知、仁”五种品质。缺乏这五种品质，是成不了大盗的。于是庄子下结论说：“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按此，那么，敲诈李瑞清的那班黑帮分子，大概也可说是“有道”之人。前面说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贼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听起来圣人不是挺好的么，可是后面却来个大转身，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真有点不可思议。庄老夫子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在他看来：善人可以根据圣人之道做好事，不善人可以根据圣人之道做坏事，而天下的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结果便会落得圣人之道有利天下的少，有害天下反是多旳可悲下场。所以，他就不卖圣人的账，诅咒起圣人来。庄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为文汪洋恣肆，是一位大哲学家。但看问题的方法未免偏颇，在他看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物与我、是与非、大与小、生与死、贵与贱，都是一样的。于是成了一个相对主义者，所以会说出前面那段前后矛盾的话。这是他的一个时代的缺陷，不必苛求，也不必去多说。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庄子，眼光还是很尖锐的。他在上面提出的“圣人
之道”之所以行不通是由于被不善人糟蹋的结果，这个看法，对于后人，还是很有启发和警示意义的。他在文中写到的那些惨酷的事实，以及历史上不断出现的这方面的记载，我们暂且不去提它,只要稍稍关注一下现实情况，就会认同他的看法是不错的。试看，社会空气之所以混浊，怨气、怒气弥漫，充溢着一股暴戾之气，难道与口头上高喊公平清廉而背后徧私贪污的不善人、暗中动用视频或探子敲诈他人的不善人、出卖有毒食品的不善人等等人，无关吗？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答案不说自明。面对得道之盗，这些不善人也许会感到羞愧。如果这些不善人肯向这些得道之盗虚心学习，甘拜下风，那倒是件好事。不过，这可能只是一种妄想罢了，是不现实的。《元史》说：“为国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须人而行；人不滥用，唯贤而择。”意思挺不错，只因那时的人“封建”惯了，怕民主惹麻烦，所以就廻避了。现在可好了，既讲立法，又讲民主，再加上任人唯贤，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好呢？
盗亦有道乎？—从李瑞清遇盗说起在清朝末年做过江苏布政使的李瑞清，民国初，离开了官场，跑到上海滩靠卖字为生。因其书法造诣高，与同时的曾熙号称“南北二宗”，所以买他字的人很多，收入不少。当时的黑帮分子看到他笔杆子换钱那么容易，以为他是个大款，于是就向他敲诈，写信要他向汇丰银行汇300银元。开始他并不怎么介意，以为是开欢笑。可后来恐吓信接二连三，甚至以性命相威胁，他就不得不认真对待，特地给黑帮分子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自己在辛亥以后的坎坷处境，全家40多口人全靠自己一人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实在没有积蓄的闲钱可以帮助你们。俗话说得好：“有钱钱当，没钱命当。”我无妻无妾，没有子女，身边的亲人都是兄弟姐妹的子女，或者鳏夫孤儿。况且世风日下，奸佞当道，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唯求速死。以此坦诚相告，倘有一句不实，无论手枪还是手榴弹，尽管射我炸我，都无所谓。当黑帮分子读了这封信后，竟然被感动得哭了，反是送了300银元给李瑞清。看来，这班黑帮分子倒是富有同情心，蛮讲人性和道理的。看了这件往事，我们很自然会联想到《庄子·胠箧篇》开头一段中盗跖和他的学生的一番对话。当学生发出“盗亦有道乎？”的问话后，盗跖随即反问了一句："怎么会没有呢？”接着解释说：要成为大盗还必须具备“圣、勇、义、知、仁”五种品质。缺乏这五种品质，是成不了大盗的。于是庄子下结论说：“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按此，那么，敲诈李瑞清的那班黑帮分子，大概也可说是“有道”之人。前面说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贼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听起来圣人不是挺好的么，可是后面却来个大转身，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真有点不可思议。庄老夫子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在他看来：善人可以根据圣人之道做好事，不善人可以根据圣人之道做坏事，而天下的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结果便会落得圣人之道有利天下的少，有害天下反是多旳可悲下场。所以，他就不卖圣人的账，诅咒起圣人来。庄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为文汪洋恣肆，是一位大哲学家。但看问题的方法未免偏颇，在他看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物与我、是与非、大与小、生与死、贵与贱，都是一样的。于是成了一个相对主义者，所以会说出前面那段前后矛盾的话。这是他的一个时代的缺陷，不必苛求，也不必去多说。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庄子，眼光还是很尖锐的。他在上面提出的“圣人
之道”之所以行不通是由于被不善人糟蹋的结果，这个看法，对于后人，还是很有启发和警示意义的。他在文中写到的那些惨酷的事实，以及历史上不断出现的这方面的记载，我们暂且不去提它,只要稍稍关注一下现实情况，就会认同他的看法是不错的。试看，社会空气之所以混浊，怨气、怒气弥漫，充溢着一股暴戾之气，难道与口头上高喊公平清廉而背后徧私贪污的不善人、暗中动用视频或探子敲诈他人的不善人、出卖有毒食品的不善人等等人，无关吗？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答案不说自明。面对得道之盗，这些不善人也许会感到羞愧。如果这些不善人肯向这些得道之盗虚心学习，甘拜下风，那倒是件好事。不过，这可能只是一种妄想罢了，是不现实的。《元史》说：“为国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须人而行；人不滥用，唯贤而择。”意思挺不错，只因那时的人“封建”惯了，怕民主惹麻烦，所以就廻避了。现在可好了，既讲立法，又讲民主，再加上任人唯贤，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