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顾彬 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
采访人：袁剑 《中国图书评论》编辑、记者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顾彬教授工作室时间：2011年12月7日下午
袁剑：顾彬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以前我都是在媒体和相关书籍上看到您的事迹，也听我同学说起过您的经历，这次终于有机会当面与您交流。
顾彬：我也很荣幸。
袁剑：这次我来，就是想听一听这段时期您对中国文学的一些看法。您在之前与国内媒体的访谈当中，曾经表达了对中国国内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很多忧虑与期望，引起了国内文化界的反思。这里，我就不再复述了。我想从您的人生史的角度了解一些相关的问题。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研究中国文学的历程么？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就我所知，很多西方的汉学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到中国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他们回国之后，很多人都转而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很少有一直坚持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的。
顾彬：哦，是吗？我在波恩大学也教过中国历史，但这并不是我主动选择的，而是大学和学生的要求，因为那里的学生（包括中国学生）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我原来并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我的专业是哲学和神学，我到大学后，发现自己太年轻，对哲学和神学还没有真正深刻的体验，无法加以研究，因此我在上大学时期就转而关注德国文学。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学习日耳曼文学，同时也开始努力学习古代汉语，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就是在这个时期培养起来的，但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所限，我无法直接到中国来，因此就决定先去日本，期望在那里发掘中国古典文化的余绪。我从1969年开始选定以文学为主的汉学研究，当时有一个老教授，是唐朝诗歌的专家，我在他的帮助下，写了关于晚唐诗人杜牧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德文名犇犪狊犾狔狉犻狊犮犺犲犠犲狉犽犱犲狊犇狌犕狌）。我是在中国文学的范畴内对杜牧加以分析的。我在4年内读完了博士，当时的西德与中国在1972年建交后，我终于有机会来中国学习，于1974年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了一年的中文，从那时起，我才第一次细致阅读鲁迅、毛泽东、浩然等人的作品。1975年回国后，因为当时的大学缺少教现代汉语的老师，我很快在柏林自由大学找到了教职，为学生讲授20世纪中国的文艺、文学、语言和现代汉语。我从1977年到1985年，除了写我的教授资格论文之外，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研究、翻译和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上面了。1985年起，我转到波恩大学任教，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家。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兴起了一股“汉学热”，从1985年到1989年，我培养了不少的文学翻译家，大家一起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到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形势的变迁对学生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老师也放弃了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留下来的只有马汉茂和我，他原来在波鸿大学任教。马汉茂去世之后，还有几个学者继续坚持研究。
袁剑：我在德国时也翻看过莫言小说的德文译本，这些德译本的借阅率还很高，看来德国读者还是很关注当代中国小说的，而这，都得感谢您和您同事的翻译工作。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您自己在这几十年时间里，除了翻译工作之外，还出版并主编了不少著作和期刊，比如说《袖珍汉学》（犕犻狀犻犿犪犛犻狀犻犮犪：犣犲犻狋狊犮犺狉犻犳狋狕狌犿犮犺犻狀犲狊犻狊犮犺犲狀犌犲犻狊狋），我想了解一下，您是如何分配时间并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来主编和写作这么大篇幅的《中国文学史》（犌犲狊犮犺犻犮犺狋犲犱犲狉犮犺犻狀犲狊犻狊犮犺犲狀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十卷本）的？
顾彬：应该是有规律的。我早上5点半在家里写诗歌与散文，上午的时间在办公室写书，下午我在家里写文章，晚上做翻译工作。其他时间上课、备课、做饭、照顾孩子等。可以说，每天我都有一个固定的计划，如果没有计划的话，这部《中国文学史》是没办法完成的。
袁剑：结合您的写作和研究经历，您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顾彬：我觉得主要还是语言问题，这个我已经在很多场合说过了。另外，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不一定在诗歌、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那里，而更可能出在长篇小说那里。好的长篇小说需要的是一种历史纵深感，作者应该经常回过头去看自己写过的内容，过去写的和今天写的是不是彼此契合。如果我们反过头来看现在中国最有名的小说家，尤其是他们的长篇小说，都会发现很多毛病，主要是他们写得太快，没有时间去思考内容是否彼此契合的问题。一个德国作家，一天只能写一页，如果要写300页的小说，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美国、法国也是如此，要写长篇小说，时间会花得很长，因为要不断地回望、反思，不断地加以修改。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基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袁剑：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社会心态的问题，现在我们总是追求快节奏、高速度，这对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催生了各个层面上的浮躁情绪，在文学作品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顾彬：是的，但事实上，我们需要让作品有“休息”的时间，这样才能创作出比较好的作品。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从2003年到2006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没有急着发表，而是放到一边，过了一两年之后，拿出来看看，觉得可以，才把它交给出版社出版。如果我写完一部作品之后，过几个月再看，不把这部作品看成我自己写的，而看成是其他人写的，这样的话，就是以读者甚至编辑部的眼光来看待它，就不会有自我感觉良好而外界评价一塌糊涂的问题，经过这一过程，我的一些作品出版之后的反响确实也很好。因为有这种让作品“休息”的习惯，所以我的作品中不可能有很多的毛病。
袁剑：这才是写作所应该持有的真正态度。实际上，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传统，比如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最终成就了中国小说史上的经典。
顾彬：也可能是出版社想要见到成果，所以会向作者催稿，要他们快点写、快点写；在德国，对于好的作者，出版社一般会让他们慢点写，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让他们快点写的话，万一出版后读者不接受，没有销量，编辑部自己就会倒霉，而一旦作品出现逻辑上的问题，出版社自己没法加以修改。这些都需要作者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心态要平和、谨慎。
袁剑：我们当代的一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往往只会讲故事，而缺乏史诗叙述的内涵与传统。我在德国的时候，曾看过《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德文原版，感觉到其中所蕴涵的巨大的史诗情怀，终于理解了这部小说为何能够一直被人所提起。
顾彬：完全是这样的。我觉得所有的作家都有责任，作家应该为自己的写作负责，不应该完全将责任推到体制上面，很多情况下，中国的作家自己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
袁剑：最近我们颁发了茅盾文学奖，国内文化界有很多评论，有些评论还很尖锐，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奖项的？
顾彬：我觉得中国的很多评论家是非常可怜的，如果他们真正认真看这些小说的话，他们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我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因为作者写得比较复杂，要慢慢琢磨。如果评论家看太多作品的话，就只能专注地看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然后跟同行一起商议，才能对整部作品有比较好的理解与把握，从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看得太快，不是一种好现象。
袁剑：您觉得中国的文学奖项是不是太多了？
顾彬：我不觉得。在德国，也有很多的文学奖项，这可以鼓励作家写作，也给他们提供了更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与机会。
袁剑：今年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您看过其中的一些么？
顾彬：我现在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看获奖作品。我下午和晚上做翻译工作，上午写一本关于孟子的书。目前我在翻译杨炼的一本书，还要翻译中国当代诗选，我刚刚翻译完了北岛的散文集，即将出版。如果有一天，有一部中国小说没人愿意翻译成德文的话，而我的中国朋友说这本书非常好，我就会努力将其译成德文。每次我跟中国作家和学者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让他们来为我介绍中国作品，我再从中选取最好的译成德文，介绍给德语世界的读者，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袁剑：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喜欢读“穿越”和玄幻作品，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顾彬：我不是年轻人了，因此对这类作品没有切身的感受，但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也在这里。这类作品与过去没有关系，跟发生了的过去没有关系，跟会发生的未来没有关联，这类作品让年轻人逃避现实、丧失对追求理想的激情。我希望真正的作品，能够介入哲学、历史和社会的问题，但是目前的这些作品，没有这方面的深度。我14岁的时候，很喜欢看我们德国“金庸”的作品，但现在我反过头来看，就没什么感觉了。
袁剑：凭您对文学的研究与兴趣，您觉得作为“文学”的样态，正在走向死亡么？
顾彬：我觉得没有。人需要问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文学让人思考问题，可以让人更真实地面对生活与世界。比如说人民大学王家新的作品，写父子问题，写代沟问题，都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看他的诗，就能顺带思考这些问题。
□袁剑：如今的时代跟上个世纪后20年非常不同，我们越来越感到全球化和经济力量的控制力很强，这种感觉也体现
在文化上。那么，您觉得，当代中国诗歌和80年代比，还在往前走么？
顾彬：80年代的诗歌，强调“我们”，到了90年代后，就基本看不到什么“我们”了，更多的是诗人自己的声音，很多时候只代表他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90年代的诗歌很难加以整体把握的原因。我现在除了探寻诗歌意义之外，也会去享受诗歌吟诵的声音之美。我最近刚在广州参加了一个诗歌节，人很多，气氛也很好。
袁剑：这种诗歌节，是以消费的心态还是以文学的心态来对待的呢？
顾彬：都有。现在基本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学心态了。我觉得，只要商业化的味道还不是太浓，我就还能接受，如果我们组织完全纯粹化的文学活动的话，很可能就无法持续办下去。
袁剑：就看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了。
顾彬：是啊，赚钱不是坏事，但如果一个人除了赚钱之外没有别的追求，就没意义了。
袁剑：您觉得如果中国作家解决了语言的问题，比如说他们能熟练地用英语、法语或德语写作的话，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得诺贝尔文学奖？
顾彬：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用外文写，就不再属于中国文学了，而属于外国文学了。一个作家的语言能力会影响到他的母语，一般地说，我们只能把作品译成我们的母语。一个中国作家，假如他自己翻译自己作品的话，如果没有在国外生活10年以上，是无法以外文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的。有个例子：张爱玲自己的英语很好，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将自己原来的英文小说译成了中文，但中文译文的反响比起英文版来就差多了。你只能用好一种语言（母语），这种语言能帮你最好地表达你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袁剑：这就是说，涉及文学翻译的话，您在翻译中国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会做些小的调整。
顾彬：是的，比如说我在翻译一个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会用便于德国读者思考和阅读的词语来替代一些只在中文中才能理解的词语。我想，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文学翻译当中。
袁剑：除了上面这些宏观性的问题之外，我还想听听您的一些具体规划。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未来的计划么？
顾彬：在未来4年中，我会在德国出《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一共10卷，之后会出中国古代十大诗人丛书，其中肯定会有李白、苏东坡等。我希望通过这一努力，能够让德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进而更好地了解古代与当代中国。
袁剑：在这当中，有关注当代诗人的写作或出版计划么？
顾彬：有一些，比如欧阳江河、王家新等，因为当代的社会状况与古代很不同，所以，当代诗人也值得我们关注。毕竟，我们是生活在当代社会中。
袁剑：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与您交流。
（责任编辑刘昕亭）
受访人：顾彬 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
采访人：袁剑 《中国图书评论》编辑、记者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顾彬教授工作室时间：2011年12月7日下午
袁剑：顾彬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以前我都是在媒体和相关书籍上看到您的事迹，也听我同学说起过您的经历，这次终于有机会当面与您交流。
顾彬：我也很荣幸。
袁剑：这次我来，就是想听一听这段时期您对中国文学的一些看法。您在之前与国内媒体的访谈当中，曾经表达了对中国国内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很多忧虑与期望，引起了国内文化界的反思。这里，我就不再复述了。我想从您的人生史的角度了解一些相关的问题。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研究中国文学的历程么？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就我所知，很多西方的汉学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到中国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他们回国之后，很多人都转而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很少有一直坚持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的。
顾彬：哦，是吗？我在波恩大学也教过中国历史，但这并不是我主动选择的，而是大学和学生的要求，因为那里的学生（包括中国学生）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我原来并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我的专业是哲学和神学，我到大学后，发现自己太年轻，对哲学和神学还没有真正深刻的体验，无法加以研究，因此我在上大学时期就转而关注德国文学。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学习日耳曼文学，同时也开始努力学习古代汉语，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就是在这个时期培养起来的，但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所限，我无法直接到中国来，因此就决定先去日本，期望在那里发掘中国古典文化的余绪。我从1969年开始选定以文学为主的汉学研究，当时有一个老教授，是唐朝诗歌的专家，我在他的帮助下，写了关于晚唐诗人杜牧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德文名犇犪狊犾狔狉犻狊犮犺犲犠犲狉犽犱犲狊犇狌犕狌）。我是在中国文学的范畴内对杜牧加以分析的。我在4年内读完了博士，当时的西德与中国在1972年建交后，我终于有机会来中国学习，于1974年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了一年的中文，从那时起，我才第一次细致阅读鲁迅、毛泽东、浩然等人的作品。1975年回国后，因为当时的大学缺少教现代汉语的老师，我很快在柏林自由大学找到了教职，为学生讲授20世纪中国的文艺、文学、语言和现代汉语。我从1977年到1985年，除了写我的教授资格论文之外，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研究、翻译和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上面了。1985年起，我转到波恩大学任教，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家。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兴起了一股“汉学热”，从1985年到1989年，我培养了不少的文学翻译家，大家一起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到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形势的变迁对学生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老师也放弃了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留下来的只有马汉茂和我，他原来在波鸿大学任教。马汉茂去世之后，还有几个学者继续坚持研究。
袁剑：我在德国时也翻看过莫言小说的德文译本，这些德译本的借阅率还很高，看来德国读者还是很关注当代中国小说的，而这，都得感谢您和您同事的翻译工作。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您自己在这几十年时间里，除了翻译工作之外，还出版并主编了不少著作和期刊，比如说《袖珍汉学》（犕犻狀犻犿犪犛犻狀犻犮犪：犣犲犻狋狊犮犺狉犻犳狋狕狌犿犮犺犻狀犲狊犻狊犮犺犲狀犌犲犻狊狋），我想了解一下，您是如何分配时间并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来主编和写作这么大篇幅的《中国文学史》（犌犲狊犮犺犻犮犺狋犲犱犲狉犮犺犻狀犲狊犻狊犮犺犲狀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十卷本）的？
顾彬：应该是有规律的。我早上5点半在家里写诗歌与散文，上午的时间在办公室写书，下午我在家里写文章，晚上做翻译工作。其他时间上课、备课、做饭、照顾孩子等。可以说，每天我都有一个固定的计划，如果没有计划的话，这部《中国文学史》是没办法完成的。
袁剑：结合您的写作和研究经历，您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顾彬：我觉得主要还是语言问题，这个我已经在很多场合说过了。另外，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不一定在诗歌、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那里，而更可能出在长篇小说那里。好的长篇小说需要的是一种历史纵深感，作者应该经常回过头去看自己写过的内容，过去写的和今天写的是不是彼此契合。如果我们反过头来看现在中国最有名的小说家，尤其是他们的长篇小说，都会发现很多毛病，主要是他们写得太快，没有时间去思考内容是否彼此契合的问题。一个德国作家，一天只能写一页，如果要写300页的小说，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美国、法国也是如此，要写长篇小说，时间会花得很长，因为要不断地回望、反思，不断地加以修改。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基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袁剑：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社会心态的问题，现在我们总是追求快节奏、高速度，这对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催生了各个层面上的浮躁情绪，在文学作品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顾彬：是的，但事实上，我们需要让作品有“休息”的时间，这样才能创作出比较好的作品。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从2003年到2006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没有急着发表，而是放到一边，过了一两年之后，拿出来看看，觉得可以，才把它交给出版社出版。如果我写完一部作品之后，过几个月再看，不把这部作品看成我自己写的，而看成是其他人写的，这样的话，就是以读者甚至编辑部的眼光来看待它，就不会有自我感觉良好而外界评价一塌糊涂的问题，经过这一过程，我的一些作品出版之后的反响确实也很好。因为有这种让作品“休息”的习惯，所以我的作品中不可能有很多的毛病。
袁剑：这才是写作所应该持有的真正态度。实际上，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传统，比如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最终成就了中国小说史上的经典。
顾彬：也可能是出版社想要见到成果，所以会向作者催稿，要他们快点写、快点写；在德国，对于好的作者，出版社一般会让他们慢点写，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让他们快点写的话，万一出版后读者不接受，没有销量，编辑部自己就会倒霉，而一旦作品出现逻辑上的问题，出版社自己没法加以修改。这些都需要作者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心态要平和、谨慎。
袁剑：我们当代的一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往往只会讲故事，而缺乏史诗叙述的内涵与传统。我在德国的时候，曾看过《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德文原版，感觉到其中所蕴涵的巨大的史诗情怀，终于理解了这部小说为何能够一直被人所提起。
顾彬：完全是这样的。我觉得所有的作家都有责任，作家应该为自己的写作负责，不应该完全将责任推到体制上面，很多情况下，中国的作家自己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
袁剑：最近我们颁发了茅盾文学奖，国内文化界有很多评论，有些评论还很尖锐，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奖项的？
顾彬：我觉得中国的很多评论家是非常可怜的，如果他们真正认真看这些小说的话，他们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我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因为作者写得比较复杂，要慢慢琢磨。如果评论家看太多作品的话，就只能专注地看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然后跟同行一起商议，才能对整部作品有比较好的理解与把握，从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看得太快，不是一种好现象。
袁剑：您觉得中国的文学奖项是不是太多了？
顾彬：我不觉得。在德国，也有很多的文学奖项，这可以鼓励作家写作，也给他们提供了更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与机会。
袁剑：今年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您看过其中的一些么？
顾彬：我现在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看获奖作品。我下午和晚上做翻译工作，上午写一本关于孟子的书。目前我在翻译杨炼的一本书，还要翻译中国当代诗选，我刚刚翻译完了北岛的散文集，即将出版。如果有一天，有一部中国小说没人愿意翻译成德文的话，而我的中国朋友说这本书非常好，我就会努力将其译成德文。每次我跟中国作家和学者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让他们来为我介绍中国作品，我再从中选取最好的译成德文，介绍给德语世界的读者，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袁剑：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喜欢读“穿越”和玄幻作品，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顾彬：我不是年轻人了，因此对这类作品没有切身的感受，但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也在这里。这类作品与过去没有关系，跟发生了的过去没有关系，跟会发生的未来没有关联，这类作品让年轻人逃避现实、丧失对追求理想的激情。我希望真正的作品，能够介入哲学、历史和社会的问题，但是目前的这些作品，没有这方面的深度。我14岁的时候，很喜欢看我们德国“金庸”的作品，但现在我反过头来看，就没什么感觉了。
袁剑：凭您对文学的研究与兴趣，您觉得作为“文学”的样态，正在走向死亡么？
顾彬：我觉得没有。人需要问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文学让人思考问题，可以让人更真实地面对生活与世界。比如说人民大学王家新的作品，写父子问题，写代沟问题，都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看他的诗，就能顺带思考这些问题。
□袁剑：如今的时代跟上个世纪后20年非常不同，我们越来越感到全球化和经济力量的控制力很强，这种感觉也体现
在文化上。那么，您觉得，当代中国诗歌和80年代比，还在往前走么？
顾彬：80年代的诗歌，强调“我们”，到了90年代后，就基本看不到什么“我们”了，更多的是诗人自己的声音，很多时候只代表他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90年代的诗歌很难加以整体把握的原因。我现在除了探寻诗歌意义之外，也会去享受诗歌吟诵的声音之美。我最近刚在广州参加了一个诗歌节，人很多，气氛也很好。
袁剑：这种诗歌节，是以消费的心态还是以文学的心态来对待的呢？
顾彬：都有。现在基本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学心态了。我觉得，只要商业化的味道还不是太浓，我就还能接受，如果我们组织完全纯粹化的文学活动的话，很可能就无法持续办下去。
袁剑：就看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了。
顾彬：是啊，赚钱不是坏事，但如果一个人除了赚钱之外没有别的追求，就没意义了。
袁剑：您觉得如果中国作家解决了语言的问题，比如说他们能熟练地用英语、法语或德语写作的话，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得诺贝尔文学奖？
顾彬：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用外文写，就不再属于中国文学了，而属于外国文学了。一个作家的语言能力会影响到他的母语，一般地说，我们只能把作品译成我们的母语。一个中国作家，假如他自己翻译自己作品的话，如果没有在国外生活10年以上，是无法以外文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的。有个例子：张爱玲自己的英语很好，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将自己原来的英文小说译成了中文，但中文译文的反响比起英文版来就差多了。你只能用好一种语言（母语），这种语言能帮你最好地表达你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袁剑：这就是说，涉及文学翻译的话，您在翻译中国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会做些小的调整。
顾彬：是的，比如说我在翻译一个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会用便于德国读者思考和阅读的词语来替代一些只在中文中才能理解的词语。我想，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文学翻译当中。
袁剑：除了上面这些宏观性的问题之外，我还想听听您的一些具体规划。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未来的计划么？
顾彬：在未来4年中，我会在德国出《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一共10卷，之后会出中国古代十大诗人丛书，其中肯定会有李白、苏东坡等。我希望通过这一努力，能够让德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进而更好地了解古代与当代中国。
袁剑：在这当中，有关注当代诗人的写作或出版计划么？
顾彬：有一些，比如欧阳江河、王家新等，因为当代的社会状况与古代很不同，所以，当代诗人也值得我们关注。毕竟，我们是生活在当代社会中。
袁剑：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与您交流。
（责任编辑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