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的庞巴维克所著
哈耶克所著
萨缪尔森所著
斯蒂德曼所著
都系统的指出过马克思的错误，
其实在边际理论成型后，无论是上者的奥地利学派或萨默尔森代表的凯恩斯学派，对马克思的看法基本上是从分析开始就是没有必要的.
（最近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也有通过计量经济方法指正马克思的案例.
萨缪尔森所著
(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述)
http://1046.cnc.pinggu.com/forum/201308/23/1b830c2f25aa/%E8%90%A8%E7%BC%AA%E5%B0%94%E6%A3%AE%EF%BC%8D%E7%90%86%E8%A7%A3%E9%A9%AC%E5%85%8B%E6%80%9D%E5%89%A5%E5%89%8A%E6%A6%82%E5%BF%B5.pdf
斯蒂德曼观点简述：
一、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
斯蒂德曼在《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讲，斯拉法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一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批判边际主义的工资、利润、地租和价格理论奠定基础。现在看来，对边际主义的批判进行得极为成功。由于斯拉法对工资、利润、价格和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如此地重视，这使人们很快地从中意识到，斯拉法的研究不仅为批判边际主义，而且为简单而明确地解答某些为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斯蒂德曼在这里所谓的“某些为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转形问题。斯蒂德曼认为，在一个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般说来，利润率并不等于〔s/(c+v)〕。在此s、c和v分别是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形问题”是一个虚幻的、无中生有的问题，并不存在着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和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利润和生产价格都可以无需考虑任何价值度量而加以决定。
1.斯蒂德曼的实物量关系和价值。斯蒂德曼从实物量关系出发，假定所考察的经济社会是一个只有三个产业部门的非常简单的经济。第一个产业部门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以铁为代表；第二个产业部门是黄金的生产者；第三个产业部门是消费资料的生产者，以谷物为代表。在每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中仅仅使用生产资料铁和劳动作为生产投入，而且投入在生产过程中一次性生产消费，不存在固定资本。斯蒂德曼以表一所列的数字为例进行说明。
表一
铁 劳动 铁 黄金 谷物
制铁部门 28 56 → 56 - -
黄金部门 16 16 → - 48 -
谷物部门 12 8 → - - 8
总计 56 80 → 56 48 8
表一中的第一行表示56单位劳动运用28单位铁生产出56单位铁；第二行表示16单位劳动运用16单位铁生产出48单位黄金；第三行表示8单位劳动运用12单位铁生产出8单位谷物。三个部门加总的结果是，整个经济运用80单位劳动、消耗56单位铁，同时生产出56单位铁、48单位黄金和8单位谷物。从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来看，因为铁的投入和产出相等都等于56单位，这个社会的经济没有增长。其净产量由48单位黄金和8单位谷物构成。斯蒂德曼假定支付给80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为5单位谷物。在每年年终，资本家得到48单位黄金和3单位谷物。
为了求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斯蒂德曼设1单位铁、1单位黄金和1单位谷物的价值分别用符号L[,i]、L[,g]和L[,c]表示。为了确定L[,i]，斯蒂德曼首先从第一行开始进行推导。制铁部门的总产量是56，其总价值为56L[,i]，它是由56单位的直接劳动时间加上凝结在生产中所耗费的28单位铁中的劳动量构成，后者的价值是28L[,i]。因此，28L[,i]+56=56L[,i]，所以，L[,i]=2
由L[,i]=2，可分别从第二行和第三行求出L[,g]和L[,c]。从第二行来考察，48L[,g]等于16单位的直接劳动时间加上凝结在生产中所耗费的16单位铁中的劳动量构成，后者的价值是16L[,i]=32。因此，48L[,g]=16+32，所以，L[,g]=1。以相同的方法，由第三行可得 8L[,c]=8+12L[,i]；因而 8L[,c]=8+24=32，所以，L[,c]=4
斯蒂德曼认为，商品价值（L[,i]=2、L[,g]=1、L[,c]=4）仅仅由给定的实物项决定的，它们完全独立于工资、利润和价格。按照斯蒂德曼的假定，支付给80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为5单位谷物。这样劳动力的价值即为V=5L[,c]=5×4=20；由此可知，S=80-V=80-20=60。因此，S/V=60/20=3/1
斯蒂德曼按照S/V=3/1的比例将表一中的劳动分为V和S，再将实物形式以价值形式表示，就得到马克思所使用的那种图式，具体如表二所示。
表二
C V S W
制铁部门 56 + 14 + 42 = 112
黄金部门 32 + 4 + 12 = 48
谷物部门 24 + 2 + 6 = 32
总计 112 + 20 + 60 = 192
在此基础上，斯蒂德曼提出了两种价值和利润理论，一个是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一个是他自己的。
2.斯蒂德曼眼中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首先看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及利润计算。他认为马克思是用总剩余价值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总额的比例来决定
利润率。相应的，用(C+V)乘以（1＋利润率）来决定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价格。这样用马克思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是：
利润率=60/(112+20)=45.5%；铁的生产价格=(56+14)×(1+45.5%)≈101.85
黄金的生产价格=(32+4)×(1+45.5%)≈52.38；谷物的生产价格=(24+2)×(1+45.5%)≈37.83
斯蒂德曼写道：“马克思在他自己的分析的基础上‘证明’，总生产价格等于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自然，这种证明也能在我们上述的例子中进行。”（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30页。）斯蒂德曼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和利润率计算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老生常谈的所谓投入没有转形的问题；二、即使转形了投入之后，仍然不足以使马克思的利润和价格理论成为一种逻辑上一致的理论。马克思分析中更为根本性的错误
在于，他认为一个经济中的利润率等于s/(c+v)。斯蒂德曼认为，s/(c+v)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s/(c+v)甚至不能作为利润率的一个较好的近似值。
3.斯蒂德曼的价值转形和利润率理论。在否定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和利润率之后，斯蒂德曼提出了自己的价格理论和相应的利润率计算。斯蒂德曼分别以符号r、w、P[,i]和P[,c]分别表示利润率单位劳动时间的货币工资率、每单位铁的货币价格和每单位谷物的货币价格。根据定义，每单位黄金的货币价格自然等于1。斯蒂德曼将表一的第一行和下列方程结合起来考察：(1+r)(28P[,i]+56w)=56P[,i]
斯蒂德曼认为，这个方程表明，制铁部门中铁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价格，乘上1加利润率，等于制铁部门产出的价格。产出铁的价格包括预付资本的价格加上该资本量按照利润率r所得的利润量。对于黄金部门和谷物部门运用相同的办法分别可列出下列方程：(1+r)(16P[,i]+16w)=48和(1+r)(12P[,i]+8w)=8P[,c]
斯蒂德曼假定，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必须使他们能够购买5单位谷物，因此有下式成立：80w=5P[,c]
斯蒂德曼从以上方程解出r、w、P[,i]、P[,c]四个变量。他们是r=52.08%;w=0.2685;P[,i]=1.7052;P[,c]=4。
由此，斯蒂德曼得出结论：s/(c+v)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甚至不能作为利润率的一个较好的近似值。斯蒂德曼还颇为自负地声称“和s/(c+v)是利润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样，总利润会等于总剩余价值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32页。）
斯蒂德曼还将上述三种产品的经济上升为多种产品生产的一般情形。假定一个社会经济中存在几种商品，每种商品只有一种可能的生产方法，通过选择合适的衡量单位，使每种商品的总产量等于1。设A是生产资料矩阵，A的第j列代表在部门j中耗费的投入量，a是表示每个产业部门就业水平的行向量。L表示a中各元素的加总，即总就业量。如果生产周期相同时的利润率是r，货币价格行向量是P[m]，预付的货币工资率是m，那么有(1+r)(P[m]A+ma)=P[m] (1)
这就是说，部门j的总货币收入Pj[m]等于生产资料和支付工资而预付的总货币资本加上总资本按照一个统一利润率而获得的利润。(1)式可改写为P[m]=m(1+r)a〔(1+r)A〕[-1] (2)
斯蒂德曼又设非零列向量w为工人实际得到的实际工资组合，在工人不储蓄的情况下他们的货币工资恰好使他们能够在现行货币价格下购买实际工资所包含的商品组合。因此有mL=P[m]·w (3)
由(1)、(2)、(3)联立而解得L=(1+r)a〔I-(1+r)A〕[-1]w (4)
在(4)式中，L、a、A和w都是已知的，唯一的未知数是r。以L＞a(I-A)[-1]为约束条件，(4)式可确定唯一的正值r。由A、a和L表示的物质生产条件和工人的实际工资w决定利润率r。再加上既定的货币工资率m，就可以由(2)式决定价格P[m]。
斯蒂德曼得出结论：运用物质生产条件和实际工资决定利润率不涉及任何劳动时间的概念。不仅如此，斯蒂德曼还进一步认为，即使能够用劳动时间价值、总剩余价值S、总不变资本C和总可变资本V等来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这种决定也是多余的。而且，每一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等都可以根据A、a、L和w的数值推导出来：价值l=a(I-A)[-1]；劳动力的总价值V=l·w=a(I-A)[-1]·w；总剩余价值S=L-V〔L-a(I-A)[-1]w〕
斯蒂德曼的结论是，根据生产条件和实际工资就能决定l、V、S和C。斯蒂德曼说：“如果认真领会一下马克思许多著述的内含，就会发现马克思正是把l、V、S和C看作是反映技术的和社会的生产条件以及实际工资的最适当的指数。由此可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既然马克思的各种劳动时间量完全是以物质形式表现的实际工资和生产条件的衍生物，而这些物质的量本身足以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我们马上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决定来说，劳动时间量是没有意义的。”（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42页。）
《致命的自负》导论：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
社会主义观念一度既崇高又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人类精神最具雄心的产物……它如此壮丽，如此大胆，理所当然激起了最伟大的憧憬。如果我们想把世界从野蛮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必须驳倒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心不在焉地对它置之不理。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
本书所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了兴旺，物产丰盈”（《旧约·创世记》1：28）。大概这个过程是人类进化中得到正确评价最少的一个方面。
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但结论不同，甚至对事实的看法也不同。社会主义者搞错了事实，这一点对我的论证至关重要，下面将就此展开讨论。我打算承认，如果社会主义者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运行和可能的替代方案做出的分析，从事实角度讲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大概不得不相信，根据某些道德原则进行收入分配，而且只有授权一个中央政权来支配现有资源的用途，才能够进行这种分配，这有可能是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前提。即使通过集中支配生产资料所能生产出的集体产品，至少同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数量一样多，如何进行公正的分配仍会是个严重的道德难题。然而我们并没有陷入这种处境。因为除了让产品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分配之外，尚不知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告诉个人，他们该为各自的努力确定什么方向，才能为总产量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
我的论证的要点是，以赞成竞争性市场造成的人类自发的扩展秩序的人为一方，以要求在集体支配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让一个中央政权任意安排人类交往的人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是因为后者在有关这些资源的知识如何产生、如何能够产生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利用的问题上，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必须用科学研究来解决这一冲突。这种研究证明，通过遵守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理性主义教条或规范不相符的传统），我们所生产并蓄积起来的知识与财富，要大于那些自称严格遵循“理性”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经济所能得到或利用的数量。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进而言之，它们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这就是为何与经常有人所持的立场相反，这些问题不单纯是涉及到利益或价值判断的问题。人们如何逐渐接受了某些价值或规范，它们如何作用于这些人的文明，这个问题本身当然首先是个和事实有关的问题，也是本书的中心问题，其中前三章勾画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使文明成为可能的是扩展秩序，社会主义的要求不是从形成这种秩序的传统中得出的道德结论。相反，它们竭力想利用某种理性设计的道德体系去颠覆这一传统，而这种体系的号召力所依靠的，是它许诺的结果对人类本能具有号召力。它认为，既然人们能生成某些协调他们行为的规则系统，因此他们也必定能够设计出更好的、更令人满意的系统。但是，如果人类的生存依赖一种特定的、受规则支配的、其效果已得到验证的行为方式，那么他当然不会仅仅为了眼前一时的好处，便去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不亚于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将会使目前人类中的许多人遭到毁灭，使另外许多人陷入贫困。
所有这一切，提出了一个我希望从本书一开始便要加以澄清的重要问题。虽然我攻击社会主义者一方在理性上的专断态度，但我的论证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所谓“正确运用理性”，我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一本论证社会主义在事实上甚至逻辑上站不住脚的着作，怎么会抨击理性呢？我也不想否认，若是抱着审慎谦恭的态度，采取点滴改进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就像我早先的研究一样，本书所反对的是指导着社会主义的那些由来已久的理性规范，即我认为体现着一种幼稚而无批判性的理性学说的规范，一种我称之为“建构论理性主义”（1973）的陈旧而反科学的方法论。
因此我不想否认，理性具有改进各种规范和制度的能力，更不打算认为，对于如今被普遍理解为以“社会公正”为取向的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不可能进行改造。但是，我们只有检视一种道德体系的各个部分，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这种道德虚妄地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一些根据它的原则和规范它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譬如发挥生成和组织知识的功能，那么这种不可能本身就是对该道德体系的一种决定性的合理批驳。抑制这种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说到底，正是全部争论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问题的观点，阻碍着市场秩序的专业研究人员以足够的力量强调，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它所许诺的事情。
我的论证也不表示我没有和社会主义者分享某些广泛持有的价值；下面我将证明，我完全不相信受到广泛接受的“社会公正”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可能的状态，我甚至不相信它是个有意义的概念。我也不像一些鼓吹享乐主义伦理学的人所主张的那样，认为仅仅着眼于可预见的最大满足，我们就能够做出合乎道德的决定。
我的工作起点，完全可以用休谟的一个见解来表示，即“道德准则……并非我们理性的结果”（《人性论》，1739／1886：Ⅱ：235）。这一见解将在本书中起关键作用，因为它构成了本书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即我们的道德观念如何出现和如何才能出现，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意味着什么。
资本主义在利用分散的知识方面有着更为优越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维护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提出了我们是如何得到这种无可替代的经济秩序的问题——鉴于我认为强烈的本能和理性主义冲动会颠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道德和制度，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前三章就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是建立在经济学所熟知的古老观点上，即我们的价值和制度不单是由既往的原因所决定，而且也是一种结构或模式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组织的过程之一部分。这种观点，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在一个广大的领域，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生物科学中，都是正确的。这种见解不过是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理论家族中的第一个成员，它在说明复杂结构时是着眼于某些过程，它们超越了我们服从所有各自环境的能力，并且对这些环境的具体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最初开始工作时，感到自己在研究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高度复杂的进化形式方面，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但是在这段时间，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它们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如自发生成论、控制论、内生平衡、自发秩序、自组织、协同论、系统论，等等——变得如此之多，使我只能对其中很少一部分有细致的了解。因此，本书只能说是为一个不断壮大的潮流尽了绵薄之力。这一潮流明显地导致了一种进化论的（但肯定不是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学的逐渐发展，它堪与已经十分先进的进化论的认识论媲美，并对后者有所帮助，但它们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
虽然本书因此引起了一些棘手的科学和哲学问题，不过它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证明，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运动之一，即社会主义，显然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前提上，尽管它有可能出自一些良好的愿望，并有我们时代一些最聪明的代表人物从中领导，它却威胁着我们现有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他们的生命本身。第四章到第六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在这一部分，我评价和驳斥了社会主义者对我在前三章对我们文明的发展和维持的解释提出的挑战。在第七章我转向我们的语言，希望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的影响对它造成了怎样的破坏，以及我们必须多么小心地不要让自己在这种语言的诱惑下，也陷入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第八章我讨论了不但社会主义者，而且另一些人也会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即人口爆炸削弱了我的论点。最后，在第九章，我对宗教在我们道德传统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简短的评论。
既然进化论在本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应当指出，近年来在导致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成长和作用（波普尔，1934／1959）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自发秩序（哈耶克，1964，1973，1976，1979）方面令人鼓舞的进展之一，是进化论的认识论的发展（坎贝尔，1977，1987；拉德尼茨基和巴特利，1987），这是一种把理性及其产物理解成进化过程的知识理论。我在本书中还谈到了一些相关问题，它们虽然极其重要，但基本上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我主张，我们不但要有进化论的认识论，还要有道德传统的一种进化论解释，它的特点应与现有理论有所不同。当然，人类交往的传统规则，就像语言、法律、市场和货币一样，都是一些萌发进化论思想的领域。伦理学是最后一座要塞，人类现在必须放下架子，承认它也是起源于进化。这种道德进化论显然正在形成，它的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就像第一章的标题所示，它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一种极其重要性的传统，它能够使我们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我们的道德传统，就像我们文化中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并不是我们理性的产物，而是与我们的理性同时发展的。有些人也许会对这种说法感到奇怪或不解，但是这些道德传统的确超越了理性的局限。
庞巴维克的作品同样没有汉译，有兴趣者可以看英文文献。
https://books.google.co.kr/books?id=BbDnRMCfEUUC
方法论
方法论（可以说是门格尔的）
反对历史方法，主张采用抽象演绎法，把孤立个人或个体经济看作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说明复杂的经济显示。用人类追求享乐、避免痛苦的心理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动机。并认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实用心理学。
价值论
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①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他认为价值分为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主观价值是主体、本质，客观价值是其产物。主观价值论和客观交换价值。
②价值由人们的主观评价而定，他否认价值是商品的内在属性。物品只有具有希缺性时，才会引起人们的主观评价而具有价值。
③价值的尺度是边际效用。
④生产性物品（生产资料）价值的决定。价值产生与消费领域，所以生产资料的价值由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来决定。
⑤客观交换价值（价格论）。他认为，买卖双方众多个人对物品都有不同的各自主观评价，接近于供求平衡的两对买卖者称为边际对偶。市场价格是由边际对偶的主张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
（ ②③④是庞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共同的。）
时差利息论
庞巴维克把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马克思认为的剥削收入都归结为人在不同时期内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不同的结果。他批评利息的“使用理论”，他认为产生利息的交易仍是一种商品的交换，存在所有权的转移，他把所有物品分为两类：直接满足欲望的现在物品；满足将来欲望的将来物品，两者存在价值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一切资本利息的来源。他把两者的差别归结为人们对现在物品的主观评价较高。庞巴维克把利息分为三种形态：①借贷利息，利息的一般形态。②企业利润，利息的特殊形态。③耐久物品的利息，也即租金。
当然，劳动价值理论是否绝对错误，反驳是否绝对正确，现在还是未知数。
支持者的看法：
……坚定地支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 如希法亭、多布、米克、斯威齐、曼德尔和德赛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 , 他们也承认马克思转形的不完整性 , 认为采用斯拉法的“标准商品” (即各部门有机构成相等或单一产品模型) , 使用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将不随利润率变动 , 从而达到两个总量相等。所以他们认识到 , 马克思“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在异质品模型或各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时不能成立 ;但这一结论并不影响马克思转形的意义 , 即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并不是多余的。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斯威齐等学者并没有看到 , 这些现实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总量并不用于实物量的加总或财富统计 , 而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以货币量值进行的成本 - 收益计算和货币利润的生产目的 , 这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所在。①一方面 , 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和对劳动的支配 , 在竞争中要求一种统一的价值尺度和统一的利润率 ; 另一方面 ,资本家要在竞争中获得标志其成功和社会地位的符号就需要一种同质的价值尺度 , 即利润量与资本积累量必须是同质的单位。正是上述两点产生了资本家或企业以货币量值进行的成本 - 收益计算 , 并使之加总成各种宏观变量 , 包括资本、收入、工资、利润等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货币变量 , 显然它们才是马克思“转形”背后所表现的宏观经济总量的真实意义。
希望在计量经济学逐步成熟的明天，学者们可以用更多的数字给我们答案。
题主的庞巴维克所著
哈耶克所著
萨缪尔森所著
斯蒂德曼所著
都系统的指出过马克思的错误，
其实在边际理论成型后，无论是上者的奥地利学派或萨默尔森代表的凯恩斯学派，对马克思的看法基本上是从分析开始就是没有必要的.
（最近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也有通过计量经济方法指正马克思的案例.
萨缪尔森所著
(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述)
http://1046.cnc.pinggu.com/forum/201308/23/1b830c2f25aa/%E8%90%A8%E7%BC%AA%E5%B0%94%E6%A3%AE%EF%BC%8D%E7%90%86%E8%A7%A3%E9%A9%AC%E5%85%8B%E6%80%9D%E5%89%A5%E5%89%8A%E6%A6%82%E5%BF%B5.pdf
斯蒂德曼观点简述：
一、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
斯蒂德曼在《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讲，斯拉法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一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批判边际主义的工资、利润、地租和价格理论奠定基础。现在看来，对边际主义的批判进行得极为成功。由于斯拉法对工资、利润、价格和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如此地重视，这使人们很快地从中意识到，斯拉法的研究不仅为批判边际主义，而且为简单而明确地解答某些为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斯蒂德曼在这里所谓的“某些为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转形问题。斯蒂德曼认为，在一个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般说来，利润率并不等于〔s/(c+v)〕。在此s、c和v分别是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形问题”是一个虚幻的、无中生有的问题，并不存在着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和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利润和生产价格都可以无需考虑任何价值度量而加以决定。
1.斯蒂德曼的实物量关系和价值。斯蒂德曼从实物量关系出发，假定所考察的经济社会是一个只有三个产业部门的非常简单的经济。第一个产业部门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以铁为代表；第二个产业部门是黄金的生产者；第三个产业部门是消费资料的生产者，以谷物为代表。在每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中仅仅使用生产资料铁和劳动作为生产投入，而且投入在生产过程中一次性生产消费，不存在固定资本。斯蒂德曼以表一所列的数字为例进行说明。
表一
铁 劳动 铁 黄金 谷物
制铁部门 28 56 → 56 - -
黄金部门 16 16 → - 48 -
谷物部门 12 8 → - - 8
总计 56 80 → 56 48 8
表一中的第一行表示56单位劳动运用28单位铁生产出56单位铁；第二行表示16单位劳动运用16单位铁生产出48单位黄金；第三行表示8单位劳动运用12单位铁生产出8单位谷物。三个部门加总的结果是，整个经济运用80单位劳动、消耗56单位铁，同时生产出56单位铁、48单位黄金和8单位谷物。从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来看，因为铁的投入和产出相等都等于56单位，这个社会的经济没有增长。其净产量由48单位黄金和8单位谷物构成。斯蒂德曼假定支付给80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为5单位谷物。在每年年终，资本家得到48单位黄金和3单位谷物。
为了求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斯蒂德曼设1单位铁、1单位黄金和1单位谷物的价值分别用符号L[,i]、L[,g]和L[,c]表示。为了确定L[,i]，斯蒂德曼首先从第一行开始进行推导。制铁部门的总产量是56，其总价值为56L[,i]，它是由56单位的直接劳动时间加上凝结在生产中所耗费的28单位铁中的劳动量构成，后者的价值是28L[,i]。因此，28L[,i]+56=56L[,i]，所以，L[,i]=2
由L[,i]=2，可分别从第二行和第三行求出L[,g]和L[,c]。从第二行来考察，48L[,g]等于16单位的直接劳动时间加上凝结在生产中所耗费的16单位铁中的劳动量构成，后者的价值是16L[,i]=32。因此，48L[,g]=16+32，所以，L[,g]=1。以相同的方法，由第三行可得 8L[,c]=8+12L[,i]；因而 8L[,c]=8+24=32，所以，L[,c]=4
斯蒂德曼认为，商品价值（L[,i]=2、L[,g]=1、L[,c]=4）仅仅由给定的实物项决定的，它们完全独立于工资、利润和价格。按照斯蒂德曼的假定，支付给80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为5单位谷物。这样劳动力的价值即为V=5L[,c]=5×4=20；由此可知，S=80-V=80-20=60。因此，S/V=60/20=3/1
斯蒂德曼按照S/V=3/1的比例将表一中的劳动分为V和S，再将实物形式以价值形式表示，就得到马克思所使用的那种图式，具体如表二所示。
表二
C V S W
制铁部门 56 + 14 + 42 = 112
黄金部门 32 + 4 + 12 = 48
谷物部门 24 + 2 + 6 = 32
总计 112 + 20 + 60 = 192
在此基础上，斯蒂德曼提出了两种价值和利润理论，一个是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一个是他自己的。
2.斯蒂德曼眼中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首先看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及利润计算。他认为马克思是用总剩余价值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总额的比例来决定
利润率。相应的，用(C+V)乘以（1＋利润率）来决定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价格。这样用马克思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是：
利润率=60/(112+20)=45.5%；铁的生产价格=(56+14)×(1+45.5%)≈101.85
黄金的生产价格=(32+4)×(1+45.5%)≈52.38；谷物的生产价格=(24+2)×(1+45.5%)≈37.83
斯蒂德曼写道：“马克思在他自己的分析的基础上‘证明’，总生产价格等于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自然，这种证明也能在我们上述的例子中进行。”（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30页。）斯蒂德曼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和利润率计算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老生常谈的所谓投入没有转形的问题；二、即使转形了投入之后，仍然不足以使马克思的利润和价格理论成为一种逻辑上一致的理论。马克思分析中更为根本性的错误
在于，他认为一个经济中的利润率等于s/(c+v)。斯蒂德曼认为，s/(c+v)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s/(c+v)甚至不能作为利润率的一个较好的近似值。
3.斯蒂德曼的价值转形和利润率理论。在否定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和利润率之后，斯蒂德曼提出了自己的价格理论和相应的利润率计算。斯蒂德曼分别以符号r、w、P[,i]和P[,c]分别表示利润率单位劳动时间的货币工资率、每单位铁的货币价格和每单位谷物的货币价格。根据定义，每单位黄金的货币价格自然等于1。斯蒂德曼将表一的第一行和下列方程结合起来考察：(1+r)(28P[,i]+56w)=56P[,i]
斯蒂德曼认为，这个方程表明，制铁部门中铁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价格，乘上1加利润率，等于制铁部门产出的价格。产出铁的价格包括预付资本的价格加上该资本量按照利润率r所得的利润量。对于黄金部门和谷物部门运用相同的办法分别可列出下列方程：(1+r)(16P[,i]+16w)=48和(1+r)(12P[,i]+8w)=8P[,c]
斯蒂德曼假定，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必须使他们能够购买5单位谷物，因此有下式成立：80w=5P[,c]
斯蒂德曼从以上方程解出r、w、P[,i]、P[,c]四个变量。他们是r=52.08%;w=0.2685;P[,i]=1.7052;P[,c]=4。
由此，斯蒂德曼得出结论：s/(c+v)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甚至不能作为利润率的一个较好的近似值。斯蒂德曼还颇为自负地声称“和s/(c+v)是利润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样，总利润会等于总剩余价值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32页。）
斯蒂德曼还将上述三种产品的经济上升为多种产品生产的一般情形。假定一个社会经济中存在几种商品，每种商品只有一种可能的生产方法，通过选择合适的衡量单位，使每种商品的总产量等于1。设A是生产资料矩阵，A的第j列代表在部门j中耗费的投入量，a是表示每个产业部门就业水平的行向量。L表示a中各元素的加总，即总就业量。如果生产周期相同时的利润率是r，货币价格行向量是P[m]，预付的货币工资率是m，那么有(1+r)(P[m]A+ma)=P[m] (1)
这就是说，部门j的总货币收入Pj[m]等于生产资料和支付工资而预付的总货币资本加上总资本按照一个统一利润率而获得的利润。(1)式可改写为P[m]=m(1+r)a〔(1+r)A〕[-1] (2)
斯蒂德曼又设非零列向量w为工人实际得到的实际工资组合，在工人不储蓄的情况下他们的货币工资恰好使他们能够在现行货币价格下购买实际工资所包含的商品组合。因此有mL=P[m]·w (3)
由(1)、(2)、(3)联立而解得L=(1+r)a〔I-(1+r)A〕[-1]w (4)
在(4)式中，L、a、A和w都是已知的，唯一的未知数是r。以L＞a(I-A)[-1]为约束条件，(4)式可确定唯一的正值r。由A、a和L表示的物质生产条件和工人的实际工资w决定利润率r。再加上既定的货币工资率m，就可以由(2)式决定价格P[m]。
斯蒂德曼得出结论：运用物质生产条件和实际工资决定利润率不涉及任何劳动时间的概念。不仅如此，斯蒂德曼还进一步认为，即使能够用劳动时间价值、总剩余价值S、总不变资本C和总可变资本V等来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这种决定也是多余的。而且，每一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等都可以根据A、a、L和w的数值推导出来：价值l=a(I-A)[-1]；劳动力的总价值V=l·w=a(I-A)[-1]·w；总剩余价值S=L-V〔L-a(I-A)[-1]w〕
斯蒂德曼的结论是，根据生产条件和实际工资就能决定l、V、S和C。斯蒂德曼说：“如果认真领会一下马克思许多著述的内含，就会发现马克思正是把l、V、S和C看作是反映技术的和社会的生产条件以及实际工资的最适当的指数。由此可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既然马克思的各种劳动时间量完全是以物质形式表现的实际工资和生产条件的衍生物，而这些物质的量本身足以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我们马上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决定来说，劳动时间量是没有意义的。”（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42页。）
《致命的自负》导论：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
社会主义观念一度既崇高又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人类精神最具雄心的产物……它如此壮丽，如此大胆，理所当然激起了最伟大的憧憬。如果我们想把世界从野蛮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必须驳倒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心不在焉地对它置之不理。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
本书所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了兴旺，物产丰盈”（《旧约·创世记》1：28）。大概这个过程是人类进化中得到正确评价最少的一个方面。
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但结论不同，甚至对事实的看法也不同。社会主义者搞错了事实，这一点对我的论证至关重要，下面将就此展开讨论。我打算承认，如果社会主义者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运行和可能的替代方案做出的分析，从事实角度讲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大概不得不相信，根据某些道德原则进行收入分配，而且只有授权一个中央政权来支配现有资源的用途，才能够进行这种分配，这有可能是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前提。即使通过集中支配生产资料所能生产出的集体产品，至少同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数量一样多，如何进行公正的分配仍会是个严重的道德难题。然而我们并没有陷入这种处境。因为除了让产品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分配之外，尚不知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告诉个人，他们该为各自的努力确定什么方向，才能为总产量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
我的论证的要点是，以赞成竞争性市场造成的人类自发的扩展秩序的人为一方，以要求在集体支配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让一个中央政权任意安排人类交往的人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是因为后者在有关这些资源的知识如何产生、如何能够产生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利用的问题上，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必须用科学研究来解决这一冲突。这种研究证明，通过遵守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理性主义教条或规范不相符的传统），我们所生产并蓄积起来的知识与财富，要大于那些自称严格遵循“理性”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经济所能得到或利用的数量。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进而言之，它们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这就是为何与经常有人所持的立场相反，这些问题不单纯是涉及到利益或价值判断的问题。人们如何逐渐接受了某些价值或规范，它们如何作用于这些人的文明，这个问题本身当然首先是个和事实有关的问题，也是本书的中心问题，其中前三章勾画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使文明成为可能的是扩展秩序，社会主义的要求不是从形成这种秩序的传统中得出的道德结论。相反，它们竭力想利用某种理性设计的道德体系去颠覆这一传统，而这种体系的号召力所依靠的，是它许诺的结果对人类本能具有号召力。它认为，既然人们能生成某些协调他们行为的规则系统，因此他们也必定能够设计出更好的、更令人满意的系统。但是，如果人类的生存依赖一种特定的、受规则支配的、其效果已得到验证的行为方式，那么他当然不会仅仅为了眼前一时的好处，便去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不亚于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将会使目前人类中的许多人遭到毁灭，使另外许多人陷入贫困。
所有这一切，提出了一个我希望从本书一开始便要加以澄清的重要问题。虽然我攻击社会主义者一方在理性上的专断态度，但我的论证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所谓“正确运用理性”，我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一本论证社会主义在事实上甚至逻辑上站不住脚的着作，怎么会抨击理性呢？我也不想否认，若是抱着审慎谦恭的态度，采取点滴改进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就像我早先的研究一样，本书所反对的是指导着社会主义的那些由来已久的理性规范，即我认为体现着一种幼稚而无批判性的理性学说的规范，一种我称之为“建构论理性主义”（1973）的陈旧而反科学的方法论。
因此我不想否认，理性具有改进各种规范和制度的能力，更不打算认为，对于如今被普遍理解为以“社会公正”为取向的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不可能进行改造。但是，我们只有检视一种道德体系的各个部分，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这种道德虚妄地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一些根据它的原则和规范它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譬如发挥生成和组织知识的功能，那么这种不可能本身就是对该道德体系的一种决定性的合理批驳。抑制这种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说到底，正是全部争论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问题的观点，阻碍着市场秩序的专业研究人员以足够的力量强调，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它所许诺的事情。
我的论证也不表示我没有和社会主义者分享某些广泛持有的价值；下面我将证明，我完全不相信受到广泛接受的“社会公正”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可能的状态，我甚至不相信它是个有意义的概念。我也不像一些鼓吹享乐主义伦理学的人所主张的那样，认为仅仅着眼于可预见的最大满足，我们就能够做出合乎道德的决定。
我的工作起点，完全可以用休谟的一个见解来表示，即“道德准则……并非我们理性的结果”（《人性论》，1739／1886：Ⅱ：235）。这一见解将在本书中起关键作用，因为它构成了本书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即我们的道德观念如何出现和如何才能出现，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意味着什么。
资本主义在利用分散的知识方面有着更为优越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维护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提出了我们是如何得到这种无可替代的经济秩序的问题——鉴于我认为强烈的本能和理性主义冲动会颠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道德和制度，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前三章就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是建立在经济学所熟知的古老观点上，即我们的价值和制度不单是由既往的原因所决定，而且也是一种结构或模式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组织的过程之一部分。这种观点，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在一个广大的领域，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生物科学中，都是正确的。这种见解不过是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理论家族中的第一个成员，它在说明复杂结构时是着眼于某些过程，它们超越了我们服从所有各自环境的能力，并且对这些环境的具体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最初开始工作时，感到自己在研究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高度复杂的进化形式方面，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但是在这段时间，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它们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如自发生成论、控制论、内生平衡、自发秩序、自组织、协同论、系统论，等等——变得如此之多，使我只能对其中很少一部分有细致的了解。因此，本书只能说是为一个不断壮大的潮流尽了绵薄之力。这一潮流明显地导致了一种进化论的（但肯定不是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学的逐渐发展，它堪与已经十分先进的进化论的认识论媲美，并对后者有所帮助，但它们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
虽然本书因此引起了一些棘手的科学和哲学问题，不过它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证明，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运动之一，即社会主义，显然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前提上，尽管它有可能出自一些良好的愿望，并有我们时代一些最聪明的代表人物从中领导，它却威胁着我们现有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他们的生命本身。第四章到第六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在这一部分，我评价和驳斥了社会主义者对我在前三章对我们文明的发展和维持的解释提出的挑战。在第七章我转向我们的语言，希望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的影响对它造成了怎样的破坏，以及我们必须多么小心地不要让自己在这种语言的诱惑下，也陷入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第八章我讨论了不但社会主义者，而且另一些人也会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即人口爆炸削弱了我的论点。最后，在第九章，我对宗教在我们道德传统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简短的评论。
既然进化论在本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应当指出，近年来在导致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成长和作用（波普尔，1934／1959）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自发秩序（哈耶克，1964，1973，1976，1979）方面令人鼓舞的进展之一，是进化论的认识论的发展（坎贝尔，1977，1987；拉德尼茨基和巴特利，1987），这是一种把理性及其产物理解成进化过程的知识理论。我在本书中还谈到了一些相关问题，它们虽然极其重要，但基本上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我主张，我们不但要有进化论的认识论，还要有道德传统的一种进化论解释，它的特点应与现有理论有所不同。当然，人类交往的传统规则，就像语言、法律、市场和货币一样，都是一些萌发进化论思想的领域。伦理学是最后一座要塞，人类现在必须放下架子，承认它也是起源于进化。这种道德进化论显然正在形成，它的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就像第一章的标题所示，它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一种极其重要性的传统，它能够使我们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我们的道德传统，就像我们文化中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并不是我们理性的产物，而是与我们的理性同时发展的。有些人也许会对这种说法感到奇怪或不解，但是这些道德传统的确超越了理性的局限。
庞巴维克的作品同样没有汉译，有兴趣者可以看英文文献。
https://books.google.co.kr/books?id=BbDnRMCfEUUC
方法论
方法论（可以说是门格尔的）
反对历史方法，主张采用抽象演绎法，把孤立个人或个体经济看作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说明复杂的经济显示。用人类追求享乐、避免痛苦的心理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动机。并认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实用心理学。
价值论
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①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他认为价值分为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主观价值是主体、本质，客观价值是其产物。主观价值论和客观交换价值。
②价值由人们的主观评价而定，他否认价值是商品的内在属性。物品只有具有希缺性时，才会引起人们的主观评价而具有价值。
③价值的尺度是边际效用。
④生产性物品（生产资料）价值的决定。价值产生与消费领域，所以生产资料的价值由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来决定。
⑤客观交换价值（价格论）。他认为，买卖双方众多个人对物品都有不同的各自主观评价，接近于供求平衡的两对买卖者称为边际对偶。市场价格是由边际对偶的主张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
（ ②③④是庞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共同的。）
时差利息论
庞巴维克把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马克思认为的剥削收入都归结为人在不同时期内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不同的结果。他批评利息的“使用理论”，他认为产生利息的交易仍是一种商品的交换，存在所有权的转移，他把所有物品分为两类：直接满足欲望的现在物品；满足将来欲望的将来物品，两者存在价值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一切资本利息的来源。他把两者的差别归结为人们对现在物品的主观评价较高。庞巴维克把利息分为三种形态：①借贷利息，利息的一般形态。②企业利润，利息的特殊形态。③耐久物品的利息，也即租金。
当然，劳动价值理论是否绝对错误，反驳是否绝对正确，现在还是未知数。
支持者的看法：
……坚定地支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 如希法亭、多布、米克、斯威齐、曼德尔和德赛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 , 他们也承认马克思转形的不完整性 , 认为采用斯拉法的“标准商品” (即各部门有机构成相等或单一产品模型) , 使用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将不随利润率变动 , 从而达到两个总量相等。所以他们认识到 , 马克思“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在异质品模型或各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时不能成立 ;但这一结论并不影响马克思转形的意义 , 即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并不是多余的。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斯威齐等学者并没有看到 , 这些现实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总量并不用于实物量的加总或财富统计 , 而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以货币量值进行的成本 - 收益计算和货币利润的生产目的 , 这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所在。①一方面 , 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和对劳动的支配 , 在竞争中要求一种统一的价值尺度和统一的利润率 ; 另一方面 ,资本家要在竞争中获得标志其成功和社会地位的符号就需要一种同质的价值尺度 , 即利润量与资本积累量必须是同质的单位。正是上述两点产生了资本家或企业以货币量值进行的成本 - 收益计算 , 并使之加总成各种宏观变量 , 包括资本、收入、工资、利润等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货币变量 , 显然它们才是马克思“转形”背后所表现的宏观经济总量的真实意义。
希望在计量经济学逐步成熟的明天，学者们可以用更多的数字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