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被公认的“史家之绝唱”，因此它的写作动机也历来被人们不断的探讨。他曾用“成一家之言”来概总自己写作的目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报任安书》中又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两处均出自司马迁本人之口，道出他写作的主要宗旨，但其中的涵义又不尽相同，这在《太史公自序》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作者自己为自己而作，它可以看作是整部史书的导言或引论，它不仅清晰的条理出整部《史记》的线索，整理出叙事的结构，而且还真实的标榜出作者丰富的内心体验，所以《太史公自序》也就成了理解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关键，若认真领悟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的心意。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问渊博，一篇《论六家要旨》足以体现他在读史、著史方面的才情和使命感。在他临死之时还不忘谆谆教导司马迁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承父亲遗志，发愤著书，在《太史公自序》中载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借司马谈之口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长短，以此说明先秦诸子各派的产生与活动均是各仁人志士在社会混乱的状况下寻求出路而阐发的学说。
因此对这些学说的整齐梳理是有益于当时的，是“司马迁融会贯通百家学说，创造出新的学术体系。”这也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第一个含义，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司马迁厥协和整齐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一些先哲异人的列传，从中表达自己对是非善恶曲直的看法，以图成一家之言，而非其他的既定标准。
这些列传的人物博采广泛，在各方面做出贡献，因而在司马迁的笔下名留史册。比如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的伯夷。
但伯夷饿死首阳山一事不能阻止周的建立，所以他似乎不能算是一个“历史”人物，司马迁却把它列为列传第一，体现了司马迁看到在“义”与“利”的强烈对比中能守“义”的人就应该被后世赞颂，这是儒家的义利观。
又如“鞅去卫適秦，能明其术，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法家在秦代地位显赫，然在西安初年直至司马迁生活的时代，道家是普遍被统治者推崇的，法家曾经的显赫地位已不复存在，但司马迁能正视法家思想的合理和有益之初而作详细阐述，实在是难得可贵。
又如司马迁又为“救人于厄，振人不详赡”的游侠作列传，体现他对于法理之外的人情又有着别样的情结。司马迁《史记》中采用的经传很多，有《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论语》《战国策》等等，他认为“经传是比较正确、可靠的，就是要把‘六经’异传综合起来，把它们都吸收到《史记》里面去”。
而整合百家杂语的过程则是在批判、订正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他在《刺客列传》中批评人们对荆轲渲染的过重并说出自己的想法，这说明司马迁是有批判的取舍的。
通过“厥协六经异传”和“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完成了自己对人对事的评判的标准和处事行为，对先贤“心向往之”，对普通人则思虑其安身，对为官之人要求其“奉职循理”，这些都成为司马迁兼济天下、关注苍生的“一家之言”。
身为太史令，司马迁的职责是记载和修订天文历法，同时掌握和整理图书、史料。司马迁的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职位使他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天人之际”实意是天人感应，即天的意志如何表现在帝王身上和帝王的行为如何反映到天意上去。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感应，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就是“驰鹜穷古今，上下千载”而研究历史的兴衰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在接受一定程度上的天人感应的基础之上，着眼于以往人事的发展，最终达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大夫壶遂和司马迁的问答。通过讨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
从而进一步认为自己如果“废明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是莫大的罪过。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在“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完成是有其原因的。
《史记》创作时正值汉武帝在社会各方面进行变动，司马迁一方面受到当时社会各方面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过去时间内的大部分思、文化成就和传统。
同时，司马迁有对效仿《春秋》如“高山仰止”般，他也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像《春秋》一样对社会的变动改革有一份助益。“天人”关系从西周至西汉不断的演化。西周社会已经开始对“神”的观念有所变化：神与祖先概念的分离，统一信奉的神的出现，人的作为和意志开始被人们接受。
至汉武帝时董仲舒虽然提出“君权神授”，但也提出“天人感应”，神作为君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被束之高阁。究竟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是永恒的，这个问题成为司马迁在变化的时势中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也引起了他“通古今之变”的动向。
既然天人之间有感应，那么他是怎样感应的，又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感应，这样的感应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战国至秦、秦至西汉的一系列变动中找到些许。
通过对“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司马迁提出来他对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的原因、方向、准则的看法，成为“一家之言”。
史籍的产生，主要起源于人们记事以及人类对自己经历的反思认识过程。
《左传》中有一句话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因此史官利用文字作为载体书写历史，不单是叙述历史，表达主张，同时也是申明自身心理的一个途径，司马迁也不例外。
所以说司马迁的“一家之言”除了要继承诸子百家的合乎时宜的传统、学说、风气，以及那些敢于表达自己职责之内的主张之外，还应包括通过书写史事来满足个人的需要，简单的说就是寻找到价值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交代了自己作《史记》的直接原因是李陵事件的刺激。因为李陵事件，司马迁颓废过，自弃过，但又想到孔子、屈原、孙膑、韩非等等，他们无一不是在艰难困厄中屹立不倒。
由此及彼，司马迁便发愤著书，藉以成就不朽之事业。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过程，绝不仅仅是一个博洽而严整的历史学家采用客观的态度去平静的实录历史事实的过程，而是一个内心体验十分丰富、情感‘郁结’十分严重、宣泄欲望十分强烈的艺术家不断地在历史对象中熔铸进自己的知、情、意的过程。”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在“独尊儒术”的主流意识下，由私人写作而成的。当时的史官主管记载和保存史事，并无编写的职责，所以是非善恶、忠贤愚圣以何为标准，除了尊重基本事实之外这些都由司马迁独立完成，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自觉不自觉地就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心怀正义却被误解的先人怀有强烈和迫切的认同感。
他希望同他们一样被后人理解甚至称颂，希望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价值或精神的归属地。就如爱德华·卡尔说的“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一旦某一历史事实进入了我们的认识范围，这个史事就不仅仅有客观性了，它还拥有了一种对于史学写作者而言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史书与史家也就存在了一种内在需要的同一性。
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间的“相逢恨晚”之感是大部分史学家都会有的，比如刘知几在《史通》中就曾说自己“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的人听了总是嗤笑他这是小孩子的妄议之举。
然而后来见张衡、范晔也是这种看法，“始知流俗之人，难与言之”。可见，作为史家，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刘知几都有借他人之口述自己之情的目的。
通观《太史公自序》我们只可以粗略的看出司马迁“一家之言”有这样的三个意思：
一是博洽、整齐诸子及百家学说，审时度势地创造出新的学说体系;
二是叙述梳理古今，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主张;
三是谈人论事，寻找精神慰藉。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使得整部《史记》充满着智慧、人情和责任。
这三个含义中第三方面应该是司马迁最真实的内心感受。这也是史学二重性的精准体现。
例如司马迁写《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等，一方面遵循了自己“厥协六经异传”的原则，不以经学为准，以事实为依据，承认项羽、吕太后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自己对失意的英雄的怜惜。无论哪一方面，他们都能与之产生共鸣而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已经在潜意识里希望通过《史记》表彰忠良、谴责奸臣、引导风俗、教化社会，而这个标准、界限的划分则是从自身出发，从与自己的内心感悟有共通的历史人物身上出发，通过纪、传的书写以此在《史记》这块试验田中抒写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价值。
司马迁能够藐视权势，标榜“成一家之言”，无愧于后世所给予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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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以书交友，以文会友，不亦快哉
司马迁的《史记》是被公认的“史家之绝唱”，因此它的写作动机也历来被人们不断的探讨。他曾用“成一家之言”来概总自己写作的目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报任安书》中又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两处均出自司马迁本人之口，道出他写作的主要宗旨，但其中的涵义又不尽相同，这在《太史公自序》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作者自己为自己而作，它可以看作是整部史书的导言或引论，它不仅清晰的条理出整部《史记》的线索，整理出叙事的结构，而且还真实的标榜出作者丰富的内心体验，所以《太史公自序》也就成了理解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关键，若认真领悟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的心意。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问渊博，一篇《论六家要旨》足以体现他在读史、著史方面的才情和使命感。在他临死之时还不忘谆谆教导司马迁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承父亲遗志，发愤著书，在《太史公自序》中载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借司马谈之口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长短，以此说明先秦诸子各派的产生与活动均是各仁人志士在社会混乱的状况下寻求出路而阐发的学说。
因此对这些学说的整齐梳理是有益于当时的，是“司马迁融会贯通百家学说，创造出新的学术体系。”这也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第一个含义，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司马迁厥协和整齐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一些先哲异人的列传，从中表达自己对是非善恶曲直的看法，以图成一家之言，而非其他的既定标准。
这些列传的人物博采广泛，在各方面做出贡献，因而在司马迁的笔下名留史册。比如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的伯夷。
但伯夷饿死首阳山一事不能阻止周的建立，所以他似乎不能算是一个“历史”人物，司马迁却把它列为列传第一，体现了司马迁看到在“义”与“利”的强烈对比中能守“义”的人就应该被后世赞颂，这是儒家的义利观。
又如“鞅去卫適秦，能明其术，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法家在秦代地位显赫，然在西安初年直至司马迁生活的时代，道家是普遍被统治者推崇的，法家曾经的显赫地位已不复存在，但司马迁能正视法家思想的合理和有益之初而作详细阐述，实在是难得可贵。
又如司马迁又为“救人于厄，振人不详赡”的游侠作列传，体现他对于法理之外的人情又有着别样的情结。司马迁《史记》中采用的经传很多，有《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论语》《战国策》等等，他认为“经传是比较正确、可靠的，就是要把‘六经’异传综合起来，把它们都吸收到《史记》里面去”。
而整合百家杂语的过程则是在批判、订正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他在《刺客列传》中批评人们对荆轲渲染的过重并说出自己的想法，这说明司马迁是有批判的取舍的。
通过“厥协六经异传”和“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完成了自己对人对事的评判的标准和处事行为，对先贤“心向往之”，对普通人则思虑其安身，对为官之人要求其“奉职循理”，这些都成为司马迁兼济天下、关注苍生的“一家之言”。
身为太史令，司马迁的职责是记载和修订天文历法，同时掌握和整理图书、史料。司马迁的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职位使他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天人之际”实意是天人感应，即天的意志如何表现在帝王身上和帝王的行为如何反映到天意上去。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感应，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就是“驰鹜穷古今，上下千载”而研究历史的兴衰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在接受一定程度上的天人感应的基础之上，着眼于以往人事的发展，最终达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大夫壶遂和司马迁的问答。通过讨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
从而进一步认为自己如果“废明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是莫大的罪过。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在“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完成是有其原因的。
《史记》创作时正值汉武帝在社会各方面进行变动，司马迁一方面受到当时社会各方面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过去时间内的大部分思、文化成就和传统。
同时，司马迁有对效仿《春秋》如“高山仰止”般，他也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像《春秋》一样对社会的变动改革有一份助益。“天人”关系从西周至西汉不断的演化。西周社会已经开始对“神”的观念有所变化：神与祖先概念的分离，统一信奉的神的出现，人的作为和意志开始被人们接受。
至汉武帝时董仲舒虽然提出“君权神授”，但也提出“天人感应”，神作为君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被束之高阁。究竟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是永恒的，这个问题成为司马迁在变化的时势中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也引起了他“通古今之变”的动向。
既然天人之间有感应，那么他是怎样感应的，又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感应，这样的感应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战国至秦、秦至西汉的一系列变动中找到些许。
通过对“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司马迁提出来他对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的原因、方向、准则的看法，成为“一家之言”。
史籍的产生，主要起源于人们记事以及人类对自己经历的反思认识过程。
《左传》中有一句话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因此史官利用文字作为载体书写历史，不单是叙述历史，表达主张，同时也是申明自身心理的一个途径，司马迁也不例外。
所以说司马迁的“一家之言”除了要继承诸子百家的合乎时宜的传统、学说、风气，以及那些敢于表达自己职责之内的主张之外，还应包括通过书写史事来满足个人的需要，简单的说就是寻找到价值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交代了自己作《史记》的直接原因是李陵事件的刺激。因为李陵事件，司马迁颓废过，自弃过，但又想到孔子、屈原、孙膑、韩非等等，他们无一不是在艰难困厄中屹立不倒。
由此及彼，司马迁便发愤著书，藉以成就不朽之事业。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过程，绝不仅仅是一个博洽而严整的历史学家采用客观的态度去平静的实录历史事实的过程，而是一个内心体验十分丰富、情感‘郁结’十分严重、宣泄欲望十分强烈的艺术家不断地在历史对象中熔铸进自己的知、情、意的过程。”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在“独尊儒术”的主流意识下，由私人写作而成的。当时的史官主管记载和保存史事，并无编写的职责，所以是非善恶、忠贤愚圣以何为标准，除了尊重基本事实之外这些都由司马迁独立完成，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自觉不自觉地就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心怀正义却被误解的先人怀有强烈和迫切的认同感。
他希望同他们一样被后人理解甚至称颂，希望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价值或精神的归属地。就如爱德华·卡尔说的“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一旦某一历史事实进入了我们的认识范围，这个史事就不仅仅有客观性了，它还拥有了一种对于史学写作者而言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史书与史家也就存在了一种内在需要的同一性。
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间的“相逢恨晚”之感是大部分史学家都会有的，比如刘知几在《史通》中就曾说自己“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的人听了总是嗤笑他这是小孩子的妄议之举。
然而后来见张衡、范晔也是这种看法，“始知流俗之人，难与言之”。可见，作为史家，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刘知几都有借他人之口述自己之情的目的。
通观《太史公自序》我们只可以粗略的看出司马迁“一家之言”有这样的三个意思：
一是博洽、整齐诸子及百家学说，审时度势地创造出新的学说体系;
二是叙述梳理古今，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主张;
三是谈人论事，寻找精神慰藉。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使得整部《史记》充满着智慧、人情和责任。
这三个含义中第三方面应该是司马迁最真实的内心感受。这也是史学二重性的精准体现。
例如司马迁写《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等，一方面遵循了自己“厥协六经异传”的原则，不以经学为准，以事实为依据，承认项羽、吕太后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自己对失意的英雄的怜惜。无论哪一方面，他们都能与之产生共鸣而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已经在潜意识里希望通过《史记》表彰忠良、谴责奸臣、引导风俗、教化社会，而这个标准、界限的划分则是从自身出发，从与自己的内心感悟有共通的历史人物身上出发，通过纪、传的书写以此在《史记》这块试验田中抒写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价值。
司马迁能够藐视权势，标榜“成一家之言”，无愧于后世所给予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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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以书交友，以文会友，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