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男，生于山东青岛，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1949年6月，时任香港《文汇报》主笔的聂绀弩，和楼适夷一道自港进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结束时来了通知，让他们俩第二天上午8点，到北京饭店某房间去，一位中央首长要召见他们。
中央首长召见，弄得楼适夷好不紧张，还不到点，就起床做准备。之后，又一次次上聂绀弩的房间去，看他醒了没有。眼看召见的时间快到了，聂绀弩仍在酣睡。急得楼适夷只好掀开他的被窝，硬拉他起床。
聂绀弩睁开眼，有点不快地嘟囔着：“要去，你就去，我还得睡觉呢！”
楼适夷说：“不是约好8点吗？”
他却道：“我不管那一套，你一个人先去吧。”
楼适夷只好一个人去见中央首长，还再三为聂绀弩做解释，说他过一会儿就到。首长和楼适夷谈的是给他分配工作的事。大约一个小时，他的工作就安排完了。起身告辞时，仍然不见聂绀弩的踪影。
刚刚受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延揽人才。他想到了远在香港的聂绀弩，就和楼适夷谈起此事，说：
“绀弩这个人桀骜不驯，人家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
1951年3月，冯雪峰把聂绀弩从香港《文汇报》调进了新成立的人文社，安排他担任副总编辑，兼二编室（即今古代文学编辑室）主任。
“我是个失学的小学生，侥幸到莫斯科走了一趟……又侥幸到过日本……更侥幸在文坛混了几十年，混了个空头文学家。”这是聂绀弩致友人信中的话。他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京山，念过两年私塾，后上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他十七岁离开家乡，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到马来西亚当过小学教员，到缅甸做过报纸编辑，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东征”，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和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编过《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左联”杂志《海燕》，以及很有影响的杂文刊物《野草》，去过延安，到过新四军中，做过香港《文汇报》主笔。在中国现代文学家当中，像他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恐怕是少有的。
他写一手好文章，是个很出色的杂文家。舒芜说他的杂文，写得“汪洋恣肆”。夏衍甚至认为，他是“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他的杂文，思路开阔，不拘一格，纵意挥洒，涉笔成趣，点石成金，笔墨多姿多彩。四十年代写于桂林的《韩康的药店》《兔先生的发言》《论申公豹》等作品，都是在大后方的读者中曾传诵一时的名文。
聂绀弩进入人文社之后，这个初创期的国家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古典文学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便有了一个很称职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像舒芜、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本来就是在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由于有了他，古典文学编辑室才“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气氛”（舒芜语）。
而这特殊气氛的形成，与聂绀弩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有很大关系。浑身文人气味的聂绀弩，在人文社上任后，领导作风民主，毫无“官架子”，与部下的关系和谐融洽，和二编室的人“相处得就像朋友似的，根本不讲上下级那一套”。他主持的二编室，自然而然有了一种自由宽松的工作氛围。冯雪峰私下里表示，聂绀弩“出乎意外地能做组织工作”。
一天早晨，要去上级机关听报告，都快出发了，聂绀弩依然高卧不起。楼适夷冲进去，拉他起来。他睁开惺忪的睡眼，问：
“谁作报告？”
楼适夷告诉他，是■■。
他一晃脑袋，“他吗？让他听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我去听他？还不是那一套！”说完，继续睡他的大觉。
早在1938年9月，周恩来介绍他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时，他就因经常夜里在油灯下看书、备课、编稿、写作，早晨起得迟，不能按时出早操，引起副军长项英的不满，说他“吊儿郎当，有文化人的臭习气”，还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过他。
周恩来说聂绀弩是“大自由主义者”。夏衍说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他则自认为是“民主个人主义”。
惊世骇俗的聂绀弩，以及由他这类人物造成的独特的精神氛围、人文环境，或许是那时人文社最具魅力之处吧。在他主持下，二编室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1953年，为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建议的世界名人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线装本《楚辞集注》。1954年，编辑整理了《琵琶记》，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副牌出版。
从1953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新校注本。在出版史上，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加注解，是由此开始的。这一开创性的尝试，引起了社会很大关注。《水浒传》出版后，《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短评，表示祝贺。聂绀弩应邀到京、津、沪、宁、杭等地，作《〈水浒〉是一部怎样的小说？》的学术报告，达五十多场。
顾学颉认为，聂绀弩所主持的人文社二编室的工作，“奠定了解放后中国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的基础”。
那时，东四头条胡同4号文化部东院，有五幢两层小楼，前边三幢是人文社的办公地。第三幢小楼一层一个较大的房间，既是聂绀弩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接待室，还是他的餐厅和游艺室。“屋里除了床、桌椅、书柜之外，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刊、稿件等，烟缸里堆满了半截烟头，桌上放着没来得及拿走的碗筷盘碟之类，有时还摆着一盘未下完的残棋。”（顾学颉回忆）
习惯于夜里看稿、写作的聂绀弩，太阳已经很高了，往往仍未起床。别人都已上班多时，甚至有时都快中午了，才见他穿着一袭睡衣，趿拉着拖鞋，立在廊下，满嘴白沫，慢慢悠悠地刷牙漱口。然后，又趿拉着拖鞋，衣冠不整地踱进编辑室。别的房间的人，都闻声而至。
他和大家一起东拉西扯，聊了起来，也讲笑话，也说工作，国家大事，马路新闻，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谈笑风生，无所不及。据舒芜回忆，聂绀弩“往往正事交代完了还坐在那里，一聊就好长时间，什么都聊，思想也交流了，工作问题也解决了”。 1954年4月，王任叔调入人文社，担任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副总编辑。由于冯雪峰另外还担任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党组织关系并不在出版社，所以王任叔到任后，即开始抓全面工作。上任伊始，他即以为，人文社“百废待举”，所以想加以“改进”。而聂绀弩对他的初步印象是：“有点摆架子，居高临下”。
在二编室工作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做法，果然相左。王撰写了一篇谈如何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文章，要印了拿出去散发；聂看到了，觉得写得并不怎么高明，却又不知如何说，只好送给冯雪峰，请他再看看。冯阅后，大概也觉得不怎么好，但也不好说什么，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社内打印参考”。
王任叔又以二编室的名义，制订了一个重印文学古籍的选目计划，征求社外专家意见，结果引来不少异议非议，有的意见很不客气。而这个书目并未经过二编室讨论，也没有和主管二编室工作的聂绀弩商量通气。二编室的人向聂反映后，他径去问王任叔是怎么回事。王答，是冯雪峰叫他和聂共管二编室的。而冯又并未和聂说过此事。
对王任叔事先不和他打招呼，就直接插手二编室事务，聂绀弩很不满。于是乎，两个人的直接冲突对抗便由此展开了。
当时，二编室的编辑平常除了发社外的来稿，每个人都承担着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工作。对于这种做法，王任叔很不以为然，说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而聂绀弩的意见是：门，是要大开的，不开，工作做不下去，但二编室的门，应逐步开大。因为，二编室约的社外专家的稿子，出现过有的不能按时交稿，影响了出版计划，有的又不合乎要求，没法采用的情况。
王任叔则主张打开门，工作都请社外专家来做。他甚至还在大会上说：我们是浅薄无聊的，专家是如何如何的。这引起了二编室人的不满情绪，有人还作了打油诗，“进门低三尺，回肠搜计划，叩首敬专家……”云云，大发其牢骚。
聂绀弩责成舒芜起草了一个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体例”。王任叔看后，认为繁琐，否定了，说体例不如标准重要。聂则以为，这个体例搞得很细致，标准是思想性的，体例是技术性的；标准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他并不同意王的看法。
接着，“劳动纪律” 问题也出来了。王任叔来社前，人文社上下班并不是很严格。冯雪峰表示过，编辑可以迟到，可以晚来一个小时。1953年4月，三编室（主要负责苏俄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成立后不久，即普遍实行半天编辑、半天翻译的制度。四编室（主要负责英美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也大致如此。1954年初，冯雪峰还对三编室的蒋路明确说：三编室今后可以改变工作方式，除行政人员及助编外，其余的人可回家专门从事翻译工作。
王任叔就任后，特别强调严格遵守劳动纪律，要求准时上下班，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搞了签到簿，派人事科的人在大门口察看员工何时进门，核对和察举其与签到簿不符之处。这种做法，激起了更大的不满。
聂绀弩自己不签到不说，还主张稍微迟几分钟，不必计较。又对二编室的老编辑张友鸾说：如真赶不及按时签到，只要工作上质量好，不会对你像小职员那样要求，你也不应斤斤计较。
在社党支部会议上，王任叔指责聂绀弩“抗拒”他，说“二编室聂绀弩能领导，党不能领导”。
对王的做法和指责，聂极反感。在另一次会上，王任叔又说聂绀弩“很难搞”，没来之前，就在出版总署听说聂“很难搞”。聂绀弩得知后，更加气愤了。
1954年冯雪峰由于《红楼梦》研究问题遭到批判，被迫在全国文联大会上做了检讨，报纸上也发表了他的检讨文章。而到人文社年终总结之前，王任叔竟专门让冯雪峰到社里，参加支部会，就此事再做检讨。聂绀弩以为，这是王任叔在搞“逼宫”，想自己当社长。他与王任叔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于是乎愈演愈烈了。
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正在江西出差的聂绀弩，被紧急召回北京，秘密关在社外的一个什么地方，“隔离审查”几个月之久。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介绍他入党的吴奚如已被定为“叛徒”，加上他个人复杂的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他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肃反运动结束后的“思想建设阶段”，又突然冒出来一个聂绀弩在二编室搞“独立王国” 的罪案。二编室的人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 的错误。其中特别点到舒芜和张友鸾两个人，说他们俩是聂绀弩“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
在武汉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聂绀弩全集》第10卷中，有聂绀弩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写的各种检查交代材料，计三十六份之多。其中多处文字涉及所谓“独立王国” 问题，有一份题目即《王国与政策》。在一份检讨中聂绀弩写道：“独立王国的有无，是以我是否肃反对象为转移的。” 又说：“独立王国这名词，最初是张友鸾在我成为肃反对象后提出的。”
张友鸾原为新闻界著名报人，南京“三张”之一（另“二张”为张恨水、张慧剑）。1952年下半年，聂绀弩到南京作关于《水浒传》的学术报告，张友鸾也去听了。当时他正受到批判，起因是他写了一部配合“三反”运动的章回小说《神龛记》，由港迁沪的大光明影片公司，把它拍成了电影，尚未上映，首都的报刊就发表了文章《一部明目张胆为反动资产阶级辩护的小说》等，批判《神龛记》“美化资产阶级”，一下子使他在南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
他见到聂绀弩，谈到以上种种，就动了离宁北上，到人文社做编辑，参加整理中国古典小说工作的念头。两位老友一谈即合，聂绀弩立即报告雪峰同意，很快就把张友鸾调进了人文社二编室。
不久，张友鸾即担任了小说戏曲组组长，成了二编室的业务骨干。在二编室，绀弩与他和诗歌散文组组长舒芜比较接近，有事总是找他们俩商量。
肃反运动中，聂绀弩一下子被“揪”了出来，成了“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运动结束后又迟迟未作结论。但二编室的人却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 的错误，尤其是舒芜和张友鸾，更得带头检举揭发聂绀弩。 王任叔单独找张友鸾谈话，说是审干调查发现，抗战时期在重庆，他曾经领过国民党“军统”的津贴。所以，他既要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又必须“揭发”聂绀弩在二编室的“罪错”。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张友鸾不得不按照罪案制造者的意图，进行违心的“检查”和“揭发”。
在1955年7月写的一份检查中，他被迫交代了所谓“和这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往来” 的问题，也检讨了自己“爱发牢骚”：“常是发在某一些制度问题上。……例如说，我怕上班，过去一段长时期不遵守劳动纪律，我就说签到制度不好之类。” 还揭发聂绀弩“有‘胡风黑帮型’的昂首天外的性格。在党内看不起一切同志，在社外看不起一切专家，在社内看不起一切干部” 。“聂是最爱发牢骚的，骂这个，骂那个。听的人往往‘游夏不敢赞一辞’”。
在另一份思想检查和自我批判中，他又交代：“两三年来，在社内，我做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丧失了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以致被反革命分子聂绀弩钻了空子。他用吃吃喝喝的方法来和我结成好朋友，因而利用我协助他在二编室建立独立王国，企图达到他的反党活动的目的。” 他还写道：“从社内二编室建为独立王国的情况看来，其中实在包含有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这一系列的内容。”
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就这样言之凿凿地提了出来，并上升到了“反党”的吓人高度。那么，“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具体所指到底是什么呢？
先看“反党、反领导”：“任叔同志初来社的时候，参加二编室的会议，会后和我谈了几句寒暄的话，聂就说我扒上高枝儿了。……他时常把党内消息告诉我听，我也时常把群众意见反映给他。……这个王国是现有的国王和臣民的，君不负臣，臣亦不负君。……有了这样坚强的王国基础，聂才敢于进行他的破坏活动。他说某领导有农民保守作风，某领导低能；我也就跟着他这样说。尤其是对于任叔同志，他进行过许多诬蔑，我也常信以为真。在某一些工作上或制度上，二编室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聂总是说，是由于任叔同志的反对因而不能实现。……这段时间，我们小广播、发牢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说到任叔同志的。”
再看“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上下班签到制度上面。对于这一制度，早先，我主观地认为，编辑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集体劳动中的个体劳动，只要能增加生产，何必一定讲究上班下班。记得王任叔同志曾和苏联出版社负责同志问过，苏联出版社是没有不上班的编辑。我还是想，可能苏联出版社的编辑室设备比我们不同哩。——我只是抗拒这一制度。起初，我也还晓得，建议尽管建议，在建议未被采纳之前，总还要遵守原有的制度。但是，连这一原则后来我也不理了。因为聂说过，‘在家里工作，只要我知道就行了。’于是上班下班，任意而行。某次，人事科检查签到实际情况，我就大生其气。我说，社内出入有三座门，不应只查一座门。”
被隔离审查的聂绀弩在检查和交代中，也提及他犯有“对劳动纪律不重视”、“不尊重领导意见”、“对被领导的放任自流”，以及“生活散漫”、“吃吃喝喝”等“许多错误”，并说自己“用这种方法来博得二编室部分人对我个人的不正常‘拥护’，同时也就造成对社的不满情绪，而形成一种独立王国的状态”。
对所谓“独立王国”之罪名，他终于不得不违心承认：“尽管我主观上不愿做这领导工作，恨不能早就解除这一职务，毫无当小领袖、要谁拥护我之意，客观上却可以说是搞小圈子或独立王国，即所谓分散主义。”
就这样，他越写检查和交代，“越觉得自己像个由国民党或简直由特务机关派来的”，“越写越恐怖”，写来写去，甚至产生了一种“大虚无”、“大恐怖”。 他写了《反省时作》诗六首，第二首云：“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结果，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的聂绀弩，直到1957年2月才做出结论和处理意见。而结论里却又根本未提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只说他“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摇摇晃晃，思想上极端自由主义，生活上吊儿郎当，对组织纪律极端漠视，毫无原则和立场，以致在政治上敌我不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撤销人文社副总编辑职务。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来临了，上述问题再度被揪住不放，他又被列为人文社“右派骨干分子”，被看作是“二编室右派小集团进攻肃反的旗帜”。舒芜、张友鸾、李易和顾学颉，则被打成了二编室的“右派小集团”。在人文社员工大会上，王任叔公开点了聂绀弩的名。
舒、张、李、顾四人都被迫各自承认了“独立王国” 的问题。连绀弩本人也不得不说，“我在二编室的情况……大可以说是独立王国”。 在一份《思想检查》里，张友鸾写道：“二编室里小集团，有前后两期。前期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到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崩溃。……这个时期我在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加以揭发，这就是聂绀弩时代的‘独立王国’。后期是肃反运动以后，逐渐形成，于整风期间才暴露出它的面目。在前期，舒芜和我，是王国的左丞右相；在后期，舒芜是小集团的主体，我却以‘前朝元老重臣’的身份，承担着顾问、参谋这一类的职务。后期完全继承着前期的传统。……在精神实质上，前后期却没有丝毫分别的。那就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这个小集团从来不变的一致的目标。”
然而，在人文社整风领导小组1958年1月11日《对右派分子聂绀弩的处理意见》，以及1958年1月25日《对反革命分子张友鸾的处理意见》中，所列“主要反动言行”并无一条一款涉及所谓“独立王国”之罪。
聂绀弩的“主要反动言行”是：在整风中两次帮周颖修改发言稿，“攻击、污蔑党的肃反政策”；同张友鸾、金满成等右派分子时有来往，“向他们煽风点火”；还说“胡风不逮捕也可以打垮”；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仍继续攻击党：“磕头求人家提意见，提了又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近乎骗人，人家不讲一定要讲，讲了又大整。” 这个“处理意见”还写道，聂绀弩“一贯不老实，开始完全否认其反党言行，直至其他右派分子交代后才被迫承认，但至今尚在抵赖，诡辩，拒不签字，毫无悔改诚意”。
某日，人文社开会批判右派分子。等聂绀弩到进门时，人都到齐了，坐了满满一屋子。他走入会场，一看，“分子”们灰头土脸地挤在一起，被称为人文社右派分子“青天”的冯雪峰，也坐在其中，他的身边，正好还有个空儿。
于是，他不紧不慢地踱过去，抬起手，指了指：“噢，这个位置是我的。”说罢，在冯雪峰旁边坦然坐了下来。
又一日，社内开会批判右派分子。与会者除了冯雪峰，大都是二编室人员。主持会议的王任叔先讲了一通大道理，即把话题转到了聂绀弩身上。他说完后，聂绀弩不疾不徐、有板有眼地说：
“咳！可惜！这么好的道理，这么深刻的马列主义，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是早些听到，不就好了？就不至现在当了右派？”
几句半真半假、半是正经半是玩笑的话，以诙谐而尖刻的语调道出，众人听罢，皆暗自发笑。主持人亦无可奈何，只有徒生闷气而已。
在另一次会上，聂绀弩发言说：“我想通了，我的确是右派。别的右派可以推偶然性：哪次不发言就好了，哪张大字报不写就好了。这些我都没有，没有在任何整风会上发言，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杂文，结果还是右派。所以我是本质上的、必然的右派。”
于是，已年过五旬的绀弩，1958年7月被遣送到黑龙江虎林县，到了北大荒密山农垦局850农场4分场劳改垦区，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涯。种地，伐木，放牛，牧马，推磨，搓绳，挑水，清厕，他都干过。后来，他回京后的手抄本诗集《北大荒吟草》，成了他和他的“右派” 难友们的一部极为珍贵的“劳改诗史”。
“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这是写搓草绳；“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这是写挑水；“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这是写推磨；“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这是写清厕；“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这是写拾穗； “四手一心同一锯，你拉我扯去还来”，这是写锯木；“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这是写脱坯…… 平常的日复一日的艰辛劳动，在他的笔下，全都化作了诗，无不新意迭出、诗趣盎然，诙谐而又风趣。
《柬周婆》诗，是写给夫人周颖的，是以诗代信的形式，向她报告自己劳改生活的诸般景况：
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
邈矣双飞梁上燕，苍然一树雪中蕉。
大风背草穿荒径，细雨推车上小桥。
老始风流君莫笑，好诗端在夕阳锹。
劳动的苦辛，被赋予了诗意；他的“苍然”和“风流”，也刻绘得神态毕现。
冬天，绀弩烧炕，不慎失火，以“反革命纵火罪”被捕，关进虎林监狱，久拖不审。消息传到北京，夏衍找到周恩来，说：“绀弩这人，不听话，胡说些话，都有可能，但放火是绝对不可能的。”
周颖亲往虎林监狱探视，促成了审讯结案，判刑一年。因关押已经很久，周颖回京后，绀弩即被释放出狱。后来，他特意又为此赋诗《周婆来探后回京》一首：“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1960年冬，绀弩结束了流放岁月，返回北京。促成此事的，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以及一直很关心他的夏衍。他们觉得，回人文社不好，到文联去也不好，都是熟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对他不好；就安排他去了全国政协，做了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
这是一个闲职。有一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在位于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就餐，碰巧遇到聂绀弩，就关切地问起他的工作情况。
聂答曰：“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
李健生问：“好在哪儿？”
聂说道：“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笔者注）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还不好？”
他这个在北大荒放过牛的“摘帽右派”，自号“牛四倌”；还起了个别号：“散宜生”，取“‘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之意；又号“半壁街人”。他请顾学颉刻了一枚章，是“垂老萧郎”四个字，寄寓着“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悲慨。
他练书法，临字帖，临摹王羲之《兰亭序》，工楷抄杜甫诗。西直门半壁街家中的墙上，挂满了他书写的字幅。冯雪峰送他的一幅岳飞《满江红》词碑文拓片，高高悬挂在客厅里，两边是前人所书的对联：
“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
他看书，喝酒，找朋友下棋，闲聊，吃馆子，与友人吟诗，赠答酬唱，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以此来打发时光、消磨岁月。生活毫无规律，昼夜不分，有时什么也不干，整天呼呼大睡，有时深夜挑灯伏案，写到东方既白。
他过的，似乎是一种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散淡的日子。在给黄苗子的和诗中，他写道：“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男儿足迹当天下，万里襟期愧不才”；“自摸伸手此头在，未报彼苍涓与埃”……
满腹经纶的绀弩，赋闲在家，毫无用武之地，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胸中的郁积和块垒，心里的酸楚和愤懑，腹内的磥砢不平之气，只能在诗中排遣、倾吐与宣泄出来。
与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更是无所顾忌，放肆其言，纵意而谈，直抒襟抱——
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不解决呀，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逻辑，形式逻辑都讲不通，都要破产！……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这非搞清楚不可，非根本解决不可。一个一个解决，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你就把冯雪峰、我聂某人的党籍恢复了，恢复原来的职位，还让冯雪峰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当副总编辑，并且赔偿我这几年来的工资，也不能解决问题。 五七年（反右派）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妈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
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再往上，又是县级省级到中央，这实质上就是皇帝。
现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皇帝的统治，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没有彻底改变）……
自由，中国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几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气有些活跃了，哎，又来一个封建！
然而，他这些无所忌惮的言论，自1962年起，全部人不知鬼不觉地递送到公安部门的案头上。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几乎皆随即被记录下来，汇报上去。他的“此后定难窗再铁”的诗句，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愿望而已。
他的老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1964年10月奉命出京参加“四清”运动，第二年2月曾回京，和绀弩见过一面，极力劝他烧诗，而且不要再写诗。或许，他自己也感到了日益剑拔弩张的政治气候，不得已之下，悄悄地被迫把诗烧掉了。事后，还特为此赋诗一首云：
自著奇书自始皇，乾坤袖手视诗亡。
诗亡人岂春秋作，身贱吟须釜甑妨。
自嚼吾心成嚼蜡，尽焚年草当焚香。
斗牛光焰知何似，但赏深宵爝火光。
那几年他作的诗，流传颇广。写给别人看的，别人赠诗作了答诗的，或有赠而别人未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究竟作过多少首诗，并不清楚，而且，除了《北大荒吟草》之外，还做过一个“晒蓝”本诗集《马山集》，分赠亲朋好友。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想以烧诗来避祸，以逃避“文字狱”，不过是个徒劳的举动而已。
不久，“文革”的红色恐怖骤然从天而降。
他的书房的斋额上写着：“三红金水之斋”，为黄苗子所书。（“三”指《三国演义》，“红”指《红楼梦》，“金”指《金瓶梅》，“水”指《水浒传》——笔者注）一天，几个“红卫兵”突然闯进了聂家。他们指着“三红金水之斋”，问：这是什么意思？
聂绀弩不慌不忙地作答：“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这是‘三红’。‘金’指小红书封面上的字。‘水’是‘旗手’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直接写出来。”说得“红卫兵”们哑口无言，可他们还是骄横地喝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说完，嘁喳咔喳，把这幅字给撕毁了。
1967年1月25日，深夜，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先后关押于北京功德林、半步桥监狱，山西稷山县看守所。1974年5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犯”，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这一年10月底，转押临汾市山西省第三监狱。
在饱受了近十年之久的铁窗缧绁之苦以后，最终在友人朱静芳、李健生等的援救下，混在一群被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犯里，他于1976年11月2日，回到阔别了十年之久的北京。
1979年9月，聂绀弩受聘担任人文社顾问。这一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给“右派分子”“改正”的文件。他的朋友戴浩拿着这个文件的复印件，兴冲冲来到他家。周颖接过来先看，边读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她让绀弩也看看。
他根本不看，还冷笑道：“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改正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你们这些没划右派的，可耻！”据说是他的一句名言。
1985年6月8日下午4点，胡风辞世。聂绀弩于两天之内，写就七律一首，哀悼老友。24日《人民日报》刊发时，题为《悼胡风》。诗云：“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夜阑人静时分，我常常从床头书柜上，拿出聂绀弩的诗集来诵读，每每深折于诗人的逸思奇想、纵意挥洒、遥情远旨、妙语惊人：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何其深刻！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何其犀利！
“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何其沉痛！
“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何其精辟！
“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何其感慨！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何其悲凉！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何其气概！
“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何其血性！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何其哀愤！
他的旧体诗，自成一格，被称为“聂体”。或以为他的诗是以大白话入诗的十足的打油，或以为他擅用新典、俗典，或以为他长于化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或以为他的诗寓庄于谐，或以为他是寄沉痛于悠闲。
顾学颉说他的诗像宋诗，但比宋诗更放得开，摆脱了传统条条框框的束缚，几乎到了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地步；程千帆说他的诗“滑稽亦自伟”；罗孚则认为，他的诗是“严肃的打油”“奇思妙想的打油”，是“沉痛的悠闲”“貌似悠闲的沉痛”。
四十年代在桂林，聂绀弩爱穿一套陈旧的西装。有时候，他也穿黄呢子军装。冬天，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件日本军用大衣，披着，头戴一顶呢子帽，周围垮了边。 走在路上，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身材瘦长，背微驼，眼睛不大，但目光锐利，里边藏着几许狡黠，嘴角又总带有一丝嘲弄的意味，脸上时而露出玩世不恭的神情。
他嗜烟。也嗜酒，时常使酒骂座。好打牌。爱下棋，象棋、围棋都爱下，跳棋也下。早年去日本时，有一次他和周颖的几个女友下跳棋，姑娘们一起七嘴八舌地对付他，结果他输了棋。不料绀弩气急败坏，连棋带盘，全都扣到了人家的头上。
据说，他的围棋棋艺，只是小学生水平而已，但对下围棋，却像吸毒一样上瘾。
1979年5月，北大荒劳改时的难友党沛家，偕全家来看望他。瘦骨嶙峋的绀弩，懒懒地斜靠在床上，慢慢地抽烟，让党沛家自己从地上拿了三册他的油印诗集《三草》，然后夹进去四十元钱，说：
“家里地方小，也做不出好吃的来，你带着妻子、孩子们上饭店去吃上一顿，算是我请他们。”随后又问：
“‘文革’的业余时间，你都做些什么？”
“做家务，带孩子，看小说，下围棋。”党沛家回答。
绀弩一跃而起，拉着他，不由分说，就下起围棋来。
他这一生，不知有多少时间，用在了下围棋上。下棋搞得他神魂颠倒。不管时间多晚，他不下赢最后一盘棋，是决不肯罢休的。一天夜里，他去住在东城魏家胡同的朋友金满成家下棋，为了赢最后一盘棋，错过了末班车，他只好从东城，徒步走回西城的西直门半壁街。
他还好美食。以他为核心的人文社二编室同事的“文酒之会”，北京有名的饭店餐馆，如东观音寺街的益康食堂、西单的好好食堂、前门外的全聚德、后门桥的马凯食堂，等等，都吃遍了。谁收到了稿酬，谁就做东请客，已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一次，聂绀弩和张友鸾都收到了稿费，大家就张罗着去马凯食堂吃饭。开始也没说到底谁请客。到了饭馆门口，聂绀弩一边先往里走，一边回头说：
“谁做东，张老吧？”
“那还用问吗？谁第一个进来的？‘先入为主’嘛。” 一贯妙语连珠的张友鸾，马上脱口而出。
聂绀弩哈哈大笑，无言以对。
四十年代末，有一回在香港的大街上，楼适夷和聂绀弩走了个碰头。绀弩一把拉住楼适夷，进了平时楼适夷不大敢上门的一家外国招牌的高级咖啡厅，要了咖啡和西点。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喝着、吃着、聊着，忽然聂绀弩站了起来，说道：
“好，我走了，你付钱。”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原以为是绀弩请客开洋荤，自己乐不得好好享受一番的楼适夷，只好硬着头皮，把刚从报社领来、准备买米的薪水，几乎倾囊拿出，付了，暗自苦笑着，叹了口气：“绀弩嘛，你有什么办法呢？”
四十多年后，绀弩仍念念不忘当年在桂林老正兴吃过的煎糟鱼和咸菜炒百叶。晚年卧病在床，一个朋友从远方来探望，他寒暄之后，便像往常一样闭目不语。这个朋友告辞的时候，他突然开口道：“带点吃的东西来。”这一回，他想吃的，是南京板鸭和香港的糟白咸鱼。
还有一次，他和张友鸾，去看望在家养病的顾学颉。顾学颉夫人下班回来，想留他们吃晚饭，但一看家里没什么菜，就说出去吃西餐吧，有一家西餐厅，每份不过三元左右。绀弩对她说：
“不用去了，你给我们每人发三块钱好了！”
说者一本正经，一点也不笑；听者却大笑不止。
漫长的监狱生活，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身心。《代周婆答》诗有云：“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起初，偶或还能下床走动，后来，每天只能待在一张挨着窗户的床上，背后垫几床棉被，斜倚着，膝盖上放一块木板，手指间夹着一支烟，仍读写不辍。
他的才气纵横、独出机杼的旧体诗，在朋友和读者中广为流布，赢得一片惊叹与赞美。他的旧体诗集《三草》（包括“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 ），以油印小册子的形式，在亲友间流传，大受欢迎。喜欢的人，皆以能得到一册为幸。
对此，绀弩只是笑笑而已。他说：“我未学诗，并无师承，对别人的诗也看不懂（不知什么是好，好到什么程度。又什么是不好，又到什么程度）。作作诗，不过因为已经作过几首了，随便作得玩玩。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感情，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感情，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作。如斯而已。哪里会好？而好又好到哪里去？”
在给朋友的信中又写道：“我何尝学诗？何尝懂诗？……我辈作诗，旨在自娱，非想爬入诗史，比肩李杜，则好不好，何必关心？我写我诗，我行我素，胸怀如此，诗境自佳。”
当然，他也表示“希望得到赞赏”，自称油印成册送人，“意在求人推许”。他觉得“诗境自佳”与“最自喜的”，是那些什么典故都没用的联句，如：“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伐木赠李锦波》）“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女乘务员》）“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董超薛霸》）
胡乔木主动提出给他的《散宜生诗》作序，还专程到他家登门拜访。第二天，他就给牛汉打电话，告知此事，说：“牛汉啊，我要大祸临头了！”五十年代，胡乔木曾把冯雪峰的文章送给毛泽东看，结果雪峰挨了整。聂绀弩这回可能是觉得，自己也怕是被胡乔木盯上了吧。
有一回，牛汉去看望他，他正在床上，仰面朝天地躺着。牛汉说：
“你是个可爱的大诗人。”
他却对着天花板，大声道：
“我算什么东西！”
聂绀弩的《自遣》诗有句云：“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1981年1月，他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他的研究《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如《论探春》《论小红》等篇，多精警之论，为很多人所激赏。
他去世前一年元宵节的前三天（1985年3月3日），郁风、黄苗子夫妇和吴祖光，一同来探访他。郁风看到他虽整日卧病在床，但依然读写不废，就随手拿过一张纸，为他勾画了一幅像，遂吟道：“冷眼对窗看世界。”黄苗子马上对曰：“热肠倚枕写文章。”夫妇俩凑成了一联。 绀弩看了一眼，回过头来，笑了。
这一年下半年，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腿部肌肉日渐萎缩，发展到手臂也不听使唤，一条腿已经不能伸直，直至自己一点也动弹不得，连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每天无精打采，奄奄一息，静默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一段干朽的木头一样。
他拒绝住院。最后，干脆连吃药也拒绝了。
11月10日，在一张纸上写下《雪峰十年忌》诗二首，字迹歪歪扭扭、模糊不清，遂成绝笔。
1986年3月26日，下午4点25分，形销骨立的聂绀弩，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长途，溘然长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人们向他遗体告别时发现，安卧在灵床上的聂绀弩，一条腿，仍蜷曲着。
3月26日这一天，他对守候在床边的周颖说：
“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
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有醒过来。
诗人艾青说，聂绀弩的死，是仙逝。
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还有人以为他是“名士派作风”。胡风说他“不能令，又不受命”。冯雪峰说他“儿童似的天真，也儿童似的狡猾”。黄苗子认为，写出了“我将狂笑我将哭，哭始欣然笑惨然”、“浑身瘦骨终残骨，满面伤痕杂泪痕”、“穷途痛哭知何故，绝塞生还遂偶然”等等诗句的聂绀弩，是热与冷、爱和恨、入世与出世、执着与超脱的怪异混合。
在我看来，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愤世嫉俗，他的傲视群伦、鄙夷一切，他的才华绝代、出类拔萃，他的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是“人文”人物中一道已经渐渐远去、恐怕再也不会重现的、绚烂而别致的风景。
章诒和说，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他的诗，岂不正是他的歌笑悲哭？
在现代中国，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境界，罕有企及者，聂绀弩庶几近之。
读聂绀弩的诗，最能从中体味我行我素、放诞飘逸、蔑视礼俗、笑傲人生的魏晋文人风度，也自然使人联想起“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阮籍，“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嵇康，想起阮籍的“穷途之哭”，嵇康的“临刑弹琴”……
嵇康擅长作文，阮籍以诗取胜。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师心使气的聂绀弩，挥笔写下的，是卓伟绮丽的不朽诗篇。
1993年1月8日，“聂绀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在西郊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吴祖光、邵燕祥、杨宪益、丁聪、周而复、尹瘦石、林辰、牛汉、舒芜、公刘、王利器、周绍良、戴文葆、罗孚、周海婴等好友亲朋，都来了。
墙上，挂着一幅聂绀弩和夫人周颖的合影。聂绀弩咧着嘴笑着，眼睛里流露出几许狡黠。望着照片里酷似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老顽童的聂绀弩，不禁想起了钟敬文《怀聂绀弩》中的诗句：“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
屋里，众人深情地忆述着、怀想着、评说着已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绀弩。屋外，晶莹、洁白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上，纷纷扬扬飘落下来，静悄悄地，覆盖在衰草枯枝上。
会散了。走在荒凉破败的废园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我突然悟到：聂绀弩之文采风流，聂绀弩之精神深度，聂绀弩之人格境界，聂绀弩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杂文诗”，已近乎绝唱矣。
2005年6月22日于北窗下
2010年3月24日增订
2013年6月2日再改 责任编辑 孔令燕
王培元，男，生于山东青岛，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1949年6月，时任香港《文汇报》主笔的聂绀弩，和楼适夷一道自港进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结束时来了通知，让他们俩第二天上午8点，到北京饭店某房间去，一位中央首长要召见他们。
中央首长召见，弄得楼适夷好不紧张，还不到点，就起床做准备。之后，又一次次上聂绀弩的房间去，看他醒了没有。眼看召见的时间快到了，聂绀弩仍在酣睡。急得楼适夷只好掀开他的被窝，硬拉他起床。
聂绀弩睁开眼，有点不快地嘟囔着：“要去，你就去，我还得睡觉呢！”
楼适夷说：“不是约好8点吗？”
他却道：“我不管那一套，你一个人先去吧。”
楼适夷只好一个人去见中央首长，还再三为聂绀弩做解释，说他过一会儿就到。首长和楼适夷谈的是给他分配工作的事。大约一个小时，他的工作就安排完了。起身告辞时，仍然不见聂绀弩的踪影。
刚刚受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延揽人才。他想到了远在香港的聂绀弩，就和楼适夷谈起此事，说：
“绀弩这个人桀骜不驯，人家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
1951年3月，冯雪峰把聂绀弩从香港《文汇报》调进了新成立的人文社，安排他担任副总编辑，兼二编室（即今古代文学编辑室）主任。
“我是个失学的小学生，侥幸到莫斯科走了一趟……又侥幸到过日本……更侥幸在文坛混了几十年，混了个空头文学家。”这是聂绀弩致友人信中的话。他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京山，念过两年私塾，后上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他十七岁离开家乡，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到马来西亚当过小学教员，到缅甸做过报纸编辑，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东征”，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和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编过《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左联”杂志《海燕》，以及很有影响的杂文刊物《野草》，去过延安，到过新四军中，做过香港《文汇报》主笔。在中国现代文学家当中，像他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恐怕是少有的。
他写一手好文章，是个很出色的杂文家。舒芜说他的杂文，写得“汪洋恣肆”。夏衍甚至认为，他是“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他的杂文，思路开阔，不拘一格，纵意挥洒，涉笔成趣，点石成金，笔墨多姿多彩。四十年代写于桂林的《韩康的药店》《兔先生的发言》《论申公豹》等作品，都是在大后方的读者中曾传诵一时的名文。
聂绀弩进入人文社之后，这个初创期的国家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古典文学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便有了一个很称职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像舒芜、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本来就是在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由于有了他，古典文学编辑室才“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气氛”（舒芜语）。
而这特殊气氛的形成，与聂绀弩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有很大关系。浑身文人气味的聂绀弩，在人文社上任后，领导作风民主，毫无“官架子”，与部下的关系和谐融洽，和二编室的人“相处得就像朋友似的，根本不讲上下级那一套”。他主持的二编室，自然而然有了一种自由宽松的工作氛围。冯雪峰私下里表示，聂绀弩“出乎意外地能做组织工作”。
一天早晨，要去上级机关听报告，都快出发了，聂绀弩依然高卧不起。楼适夷冲进去，拉他起来。他睁开惺忪的睡眼，问：
“谁作报告？”
楼适夷告诉他，是■■。
他一晃脑袋，“他吗？让他听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我去听他？还不是那一套！”说完，继续睡他的大觉。
早在1938年9月，周恩来介绍他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时，他就因经常夜里在油灯下看书、备课、编稿、写作，早晨起得迟，不能按时出早操，引起副军长项英的不满，说他“吊儿郎当，有文化人的臭习气”，还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过他。
周恩来说聂绀弩是“大自由主义者”。夏衍说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他则自认为是“民主个人主义”。
惊世骇俗的聂绀弩，以及由他这类人物造成的独特的精神氛围、人文环境，或许是那时人文社最具魅力之处吧。在他主持下，二编室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1953年，为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建议的世界名人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线装本《楚辞集注》。1954年，编辑整理了《琵琶记》，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副牌出版。
从1953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新校注本。在出版史上，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加注解，是由此开始的。这一开创性的尝试，引起了社会很大关注。《水浒传》出版后，《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短评，表示祝贺。聂绀弩应邀到京、津、沪、宁、杭等地，作《〈水浒〉是一部怎样的小说？》的学术报告，达五十多场。
顾学颉认为，聂绀弩所主持的人文社二编室的工作，“奠定了解放后中国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的基础”。
那时，东四头条胡同4号文化部东院，有五幢两层小楼，前边三幢是人文社的办公地。第三幢小楼一层一个较大的房间，既是聂绀弩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接待室，还是他的餐厅和游艺室。“屋里除了床、桌椅、书柜之外，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刊、稿件等，烟缸里堆满了半截烟头，桌上放着没来得及拿走的碗筷盘碟之类，有时还摆着一盘未下完的残棋。”（顾学颉回忆）
习惯于夜里看稿、写作的聂绀弩，太阳已经很高了，往往仍未起床。别人都已上班多时，甚至有时都快中午了，才见他穿着一袭睡衣，趿拉着拖鞋，立在廊下，满嘴白沫，慢慢悠悠地刷牙漱口。然后，又趿拉着拖鞋，衣冠不整地踱进编辑室。别的房间的人，都闻声而至。
他和大家一起东拉西扯，聊了起来，也讲笑话，也说工作，国家大事，马路新闻，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谈笑风生，无所不及。据舒芜回忆，聂绀弩“往往正事交代完了还坐在那里，一聊就好长时间，什么都聊，思想也交流了，工作问题也解决了”。 1954年4月，王任叔调入人文社，担任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副总编辑。由于冯雪峰另外还担任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党组织关系并不在出版社，所以王任叔到任后，即开始抓全面工作。上任伊始，他即以为，人文社“百废待举”，所以想加以“改进”。而聂绀弩对他的初步印象是：“有点摆架子，居高临下”。
在二编室工作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做法，果然相左。王撰写了一篇谈如何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文章，要印了拿出去散发；聂看到了，觉得写得并不怎么高明，却又不知如何说，只好送给冯雪峰，请他再看看。冯阅后，大概也觉得不怎么好，但也不好说什么，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社内打印参考”。
王任叔又以二编室的名义，制订了一个重印文学古籍的选目计划，征求社外专家意见，结果引来不少异议非议，有的意见很不客气。而这个书目并未经过二编室讨论，也没有和主管二编室工作的聂绀弩商量通气。二编室的人向聂反映后，他径去问王任叔是怎么回事。王答，是冯雪峰叫他和聂共管二编室的。而冯又并未和聂说过此事。
对王任叔事先不和他打招呼，就直接插手二编室事务，聂绀弩很不满。于是乎，两个人的直接冲突对抗便由此展开了。
当时，二编室的编辑平常除了发社外的来稿，每个人都承担着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工作。对于这种做法，王任叔很不以为然，说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而聂绀弩的意见是：门，是要大开的，不开，工作做不下去，但二编室的门，应逐步开大。因为，二编室约的社外专家的稿子，出现过有的不能按时交稿，影响了出版计划，有的又不合乎要求，没法采用的情况。
王任叔则主张打开门，工作都请社外专家来做。他甚至还在大会上说：我们是浅薄无聊的，专家是如何如何的。这引起了二编室人的不满情绪，有人还作了打油诗，“进门低三尺，回肠搜计划，叩首敬专家……”云云，大发其牢骚。
聂绀弩责成舒芜起草了一个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体例”。王任叔看后，认为繁琐，否定了，说体例不如标准重要。聂则以为，这个体例搞得很细致，标准是思想性的，体例是技术性的；标准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他并不同意王的看法。
接着，“劳动纪律” 问题也出来了。王任叔来社前，人文社上下班并不是很严格。冯雪峰表示过，编辑可以迟到，可以晚来一个小时。1953年4月，三编室（主要负责苏俄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成立后不久，即普遍实行半天编辑、半天翻译的制度。四编室（主要负责英美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也大致如此。1954年初，冯雪峰还对三编室的蒋路明确说：三编室今后可以改变工作方式，除行政人员及助编外，其余的人可回家专门从事翻译工作。
王任叔就任后，特别强调严格遵守劳动纪律，要求准时上下班，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搞了签到簿，派人事科的人在大门口察看员工何时进门，核对和察举其与签到簿不符之处。这种做法，激起了更大的不满。
聂绀弩自己不签到不说，还主张稍微迟几分钟，不必计较。又对二编室的老编辑张友鸾说：如真赶不及按时签到，只要工作上质量好，不会对你像小职员那样要求，你也不应斤斤计较。
在社党支部会议上，王任叔指责聂绀弩“抗拒”他，说“二编室聂绀弩能领导，党不能领导”。
对王的做法和指责，聂极反感。在另一次会上，王任叔又说聂绀弩“很难搞”，没来之前，就在出版总署听说聂“很难搞”。聂绀弩得知后，更加气愤了。
1954年冯雪峰由于《红楼梦》研究问题遭到批判，被迫在全国文联大会上做了检讨，报纸上也发表了他的检讨文章。而到人文社年终总结之前，王任叔竟专门让冯雪峰到社里，参加支部会，就此事再做检讨。聂绀弩以为，这是王任叔在搞“逼宫”，想自己当社长。他与王任叔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于是乎愈演愈烈了。
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正在江西出差的聂绀弩，被紧急召回北京，秘密关在社外的一个什么地方，“隔离审查”几个月之久。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介绍他入党的吴奚如已被定为“叛徒”，加上他个人复杂的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他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肃反运动结束后的“思想建设阶段”，又突然冒出来一个聂绀弩在二编室搞“独立王国” 的罪案。二编室的人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 的错误。其中特别点到舒芜和张友鸾两个人，说他们俩是聂绀弩“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
在武汉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聂绀弩全集》第10卷中，有聂绀弩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写的各种检查交代材料，计三十六份之多。其中多处文字涉及所谓“独立王国” 问题，有一份题目即《王国与政策》。在一份检讨中聂绀弩写道：“独立王国的有无，是以我是否肃反对象为转移的。” 又说：“独立王国这名词，最初是张友鸾在我成为肃反对象后提出的。”
张友鸾原为新闻界著名报人，南京“三张”之一（另“二张”为张恨水、张慧剑）。1952年下半年，聂绀弩到南京作关于《水浒传》的学术报告，张友鸾也去听了。当时他正受到批判，起因是他写了一部配合“三反”运动的章回小说《神龛记》，由港迁沪的大光明影片公司，把它拍成了电影，尚未上映，首都的报刊就发表了文章《一部明目张胆为反动资产阶级辩护的小说》等，批判《神龛记》“美化资产阶级”，一下子使他在南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
他见到聂绀弩，谈到以上种种，就动了离宁北上，到人文社做编辑，参加整理中国古典小说工作的念头。两位老友一谈即合，聂绀弩立即报告雪峰同意，很快就把张友鸾调进了人文社二编室。
不久，张友鸾即担任了小说戏曲组组长，成了二编室的业务骨干。在二编室，绀弩与他和诗歌散文组组长舒芜比较接近，有事总是找他们俩商量。
肃反运动中，聂绀弩一下子被“揪”了出来，成了“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运动结束后又迟迟未作结论。但二编室的人却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 的错误，尤其是舒芜和张友鸾，更得带头检举揭发聂绀弩。 王任叔单独找张友鸾谈话，说是审干调查发现，抗战时期在重庆，他曾经领过国民党“军统”的津贴。所以，他既要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又必须“揭发”聂绀弩在二编室的“罪错”。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张友鸾不得不按照罪案制造者的意图，进行违心的“检查”和“揭发”。
在1955年7月写的一份检查中，他被迫交代了所谓“和这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往来” 的问题，也检讨了自己“爱发牢骚”：“常是发在某一些制度问题上。……例如说，我怕上班，过去一段长时期不遵守劳动纪律，我就说签到制度不好之类。” 还揭发聂绀弩“有‘胡风黑帮型’的昂首天外的性格。在党内看不起一切同志，在社外看不起一切专家，在社内看不起一切干部” 。“聂是最爱发牢骚的，骂这个，骂那个。听的人往往‘游夏不敢赞一辞’”。
在另一份思想检查和自我批判中，他又交代：“两三年来，在社内，我做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丧失了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以致被反革命分子聂绀弩钻了空子。他用吃吃喝喝的方法来和我结成好朋友，因而利用我协助他在二编室建立独立王国，企图达到他的反党活动的目的。” 他还写道：“从社内二编室建为独立王国的情况看来，其中实在包含有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这一系列的内容。”
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就这样言之凿凿地提了出来，并上升到了“反党”的吓人高度。那么，“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具体所指到底是什么呢？
先看“反党、反领导”：“任叔同志初来社的时候，参加二编室的会议，会后和我谈了几句寒暄的话，聂就说我扒上高枝儿了。……他时常把党内消息告诉我听，我也时常把群众意见反映给他。……这个王国是现有的国王和臣民的，君不负臣，臣亦不负君。……有了这样坚强的王国基础，聂才敢于进行他的破坏活动。他说某领导有农民保守作风，某领导低能；我也就跟着他这样说。尤其是对于任叔同志，他进行过许多诬蔑，我也常信以为真。在某一些工作上或制度上，二编室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聂总是说，是由于任叔同志的反对因而不能实现。……这段时间，我们小广播、发牢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说到任叔同志的。”
再看“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上下班签到制度上面。对于这一制度，早先，我主观地认为，编辑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集体劳动中的个体劳动，只要能增加生产，何必一定讲究上班下班。记得王任叔同志曾和苏联出版社负责同志问过，苏联出版社是没有不上班的编辑。我还是想，可能苏联出版社的编辑室设备比我们不同哩。——我只是抗拒这一制度。起初，我也还晓得，建议尽管建议，在建议未被采纳之前，总还要遵守原有的制度。但是，连这一原则后来我也不理了。因为聂说过，‘在家里工作，只要我知道就行了。’于是上班下班，任意而行。某次，人事科检查签到实际情况，我就大生其气。我说，社内出入有三座门，不应只查一座门。”
被隔离审查的聂绀弩在检查和交代中，也提及他犯有“对劳动纪律不重视”、“不尊重领导意见”、“对被领导的放任自流”，以及“生活散漫”、“吃吃喝喝”等“许多错误”，并说自己“用这种方法来博得二编室部分人对我个人的不正常‘拥护’，同时也就造成对社的不满情绪，而形成一种独立王国的状态”。
对所谓“独立王国”之罪名，他终于不得不违心承认：“尽管我主观上不愿做这领导工作，恨不能早就解除这一职务，毫无当小领袖、要谁拥护我之意，客观上却可以说是搞小圈子或独立王国，即所谓分散主义。”
就这样，他越写检查和交代，“越觉得自己像个由国民党或简直由特务机关派来的”，“越写越恐怖”，写来写去，甚至产生了一种“大虚无”、“大恐怖”。 他写了《反省时作》诗六首，第二首云：“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结果，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的聂绀弩，直到1957年2月才做出结论和处理意见。而结论里却又根本未提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只说他“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摇摇晃晃，思想上极端自由主义，生活上吊儿郎当，对组织纪律极端漠视，毫无原则和立场，以致在政治上敌我不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撤销人文社副总编辑职务。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来临了，上述问题再度被揪住不放，他又被列为人文社“右派骨干分子”，被看作是“二编室右派小集团进攻肃反的旗帜”。舒芜、张友鸾、李易和顾学颉，则被打成了二编室的“右派小集团”。在人文社员工大会上，王任叔公开点了聂绀弩的名。
舒、张、李、顾四人都被迫各自承认了“独立王国” 的问题。连绀弩本人也不得不说，“我在二编室的情况……大可以说是独立王国”。 在一份《思想检查》里，张友鸾写道：“二编室里小集团，有前后两期。前期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到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崩溃。……这个时期我在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加以揭发，这就是聂绀弩时代的‘独立王国’。后期是肃反运动以后，逐渐形成，于整风期间才暴露出它的面目。在前期，舒芜和我，是王国的左丞右相；在后期，舒芜是小集团的主体，我却以‘前朝元老重臣’的身份，承担着顾问、参谋这一类的职务。后期完全继承着前期的传统。……在精神实质上，前后期却没有丝毫分别的。那就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这个小集团从来不变的一致的目标。”
然而，在人文社整风领导小组1958年1月11日《对右派分子聂绀弩的处理意见》，以及1958年1月25日《对反革命分子张友鸾的处理意见》中，所列“主要反动言行”并无一条一款涉及所谓“独立王国”之罪。
聂绀弩的“主要反动言行”是：在整风中两次帮周颖修改发言稿，“攻击、污蔑党的肃反政策”；同张友鸾、金满成等右派分子时有来往，“向他们煽风点火”；还说“胡风不逮捕也可以打垮”；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仍继续攻击党：“磕头求人家提意见，提了又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近乎骗人，人家不讲一定要讲，讲了又大整。” 这个“处理意见”还写道，聂绀弩“一贯不老实，开始完全否认其反党言行，直至其他右派分子交代后才被迫承认，但至今尚在抵赖，诡辩，拒不签字，毫无悔改诚意”。
某日，人文社开会批判右派分子。等聂绀弩到进门时，人都到齐了，坐了满满一屋子。他走入会场，一看，“分子”们灰头土脸地挤在一起，被称为人文社右派分子“青天”的冯雪峰，也坐在其中，他的身边，正好还有个空儿。
于是，他不紧不慢地踱过去，抬起手，指了指：“噢，这个位置是我的。”说罢，在冯雪峰旁边坦然坐了下来。
又一日，社内开会批判右派分子。与会者除了冯雪峰，大都是二编室人员。主持会议的王任叔先讲了一通大道理，即把话题转到了聂绀弩身上。他说完后，聂绀弩不疾不徐、有板有眼地说：
“咳！可惜！这么好的道理，这么深刻的马列主义，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是早些听到，不就好了？就不至现在当了右派？”
几句半真半假、半是正经半是玩笑的话，以诙谐而尖刻的语调道出，众人听罢，皆暗自发笑。主持人亦无可奈何，只有徒生闷气而已。
在另一次会上，聂绀弩发言说：“我想通了，我的确是右派。别的右派可以推偶然性：哪次不发言就好了，哪张大字报不写就好了。这些我都没有，没有在任何整风会上发言，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杂文，结果还是右派。所以我是本质上的、必然的右派。”
于是，已年过五旬的绀弩，1958年7月被遣送到黑龙江虎林县，到了北大荒密山农垦局850农场4分场劳改垦区，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涯。种地，伐木，放牛，牧马，推磨，搓绳，挑水，清厕，他都干过。后来，他回京后的手抄本诗集《北大荒吟草》，成了他和他的“右派” 难友们的一部极为珍贵的“劳改诗史”。
“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这是写搓草绳；“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这是写挑水；“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这是写推磨；“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这是写清厕；“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这是写拾穗； “四手一心同一锯，你拉我扯去还来”，这是写锯木；“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这是写脱坯…… 平常的日复一日的艰辛劳动，在他的笔下，全都化作了诗，无不新意迭出、诗趣盎然，诙谐而又风趣。
《柬周婆》诗，是写给夫人周颖的，是以诗代信的形式，向她报告自己劳改生活的诸般景况：
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
邈矣双飞梁上燕，苍然一树雪中蕉。
大风背草穿荒径，细雨推车上小桥。
老始风流君莫笑，好诗端在夕阳锹。
劳动的苦辛，被赋予了诗意；他的“苍然”和“风流”，也刻绘得神态毕现。
冬天，绀弩烧炕，不慎失火，以“反革命纵火罪”被捕，关进虎林监狱，久拖不审。消息传到北京，夏衍找到周恩来，说：“绀弩这人，不听话，胡说些话，都有可能，但放火是绝对不可能的。”
周颖亲往虎林监狱探视，促成了审讯结案，判刑一年。因关押已经很久，周颖回京后，绀弩即被释放出狱。后来，他特意又为此赋诗《周婆来探后回京》一首：“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1960年冬，绀弩结束了流放岁月，返回北京。促成此事的，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以及一直很关心他的夏衍。他们觉得，回人文社不好，到文联去也不好，都是熟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对他不好；就安排他去了全国政协，做了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
这是一个闲职。有一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在位于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就餐，碰巧遇到聂绀弩，就关切地问起他的工作情况。
聂答曰：“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
李健生问：“好在哪儿？”
聂说道：“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笔者注）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还不好？”
他这个在北大荒放过牛的“摘帽右派”，自号“牛四倌”；还起了个别号：“散宜生”，取“‘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之意；又号“半壁街人”。他请顾学颉刻了一枚章，是“垂老萧郎”四个字，寄寓着“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悲慨。
他练书法，临字帖，临摹王羲之《兰亭序》，工楷抄杜甫诗。西直门半壁街家中的墙上，挂满了他书写的字幅。冯雪峰送他的一幅岳飞《满江红》词碑文拓片，高高悬挂在客厅里，两边是前人所书的对联：
“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
他看书，喝酒，找朋友下棋，闲聊，吃馆子，与友人吟诗，赠答酬唱，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以此来打发时光、消磨岁月。生活毫无规律，昼夜不分，有时什么也不干，整天呼呼大睡，有时深夜挑灯伏案，写到东方既白。
他过的，似乎是一种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散淡的日子。在给黄苗子的和诗中，他写道：“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男儿足迹当天下，万里襟期愧不才”；“自摸伸手此头在，未报彼苍涓与埃”……
满腹经纶的绀弩，赋闲在家，毫无用武之地，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胸中的郁积和块垒，心里的酸楚和愤懑，腹内的磥砢不平之气，只能在诗中排遣、倾吐与宣泄出来。
与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更是无所顾忌，放肆其言，纵意而谈，直抒襟抱——
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不解决呀，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逻辑，形式逻辑都讲不通，都要破产！……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这非搞清楚不可，非根本解决不可。一个一个解决，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你就把冯雪峰、我聂某人的党籍恢复了，恢复原来的职位，还让冯雪峰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当副总编辑，并且赔偿我这几年来的工资，也不能解决问题。 五七年（反右派）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妈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
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再往上，又是县级省级到中央，这实质上就是皇帝。
现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皇帝的统治，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没有彻底改变）……
自由，中国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几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气有些活跃了，哎，又来一个封建！
然而，他这些无所忌惮的言论，自1962年起，全部人不知鬼不觉地递送到公安部门的案头上。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几乎皆随即被记录下来，汇报上去。他的“此后定难窗再铁”的诗句，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愿望而已。
他的老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1964年10月奉命出京参加“四清”运动，第二年2月曾回京，和绀弩见过一面，极力劝他烧诗，而且不要再写诗。或许，他自己也感到了日益剑拔弩张的政治气候，不得已之下，悄悄地被迫把诗烧掉了。事后，还特为此赋诗一首云：
自著奇书自始皇，乾坤袖手视诗亡。
诗亡人岂春秋作，身贱吟须釜甑妨。
自嚼吾心成嚼蜡，尽焚年草当焚香。
斗牛光焰知何似，但赏深宵爝火光。
那几年他作的诗，流传颇广。写给别人看的，别人赠诗作了答诗的，或有赠而别人未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究竟作过多少首诗，并不清楚，而且，除了《北大荒吟草》之外，还做过一个“晒蓝”本诗集《马山集》，分赠亲朋好友。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想以烧诗来避祸，以逃避“文字狱”，不过是个徒劳的举动而已。
不久，“文革”的红色恐怖骤然从天而降。
他的书房的斋额上写着：“三红金水之斋”，为黄苗子所书。（“三”指《三国演义》，“红”指《红楼梦》，“金”指《金瓶梅》，“水”指《水浒传》——笔者注）一天，几个“红卫兵”突然闯进了聂家。他们指着“三红金水之斋”，问：这是什么意思？
聂绀弩不慌不忙地作答：“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这是‘三红’。‘金’指小红书封面上的字。‘水’是‘旗手’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直接写出来。”说得“红卫兵”们哑口无言，可他们还是骄横地喝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说完，嘁喳咔喳，把这幅字给撕毁了。
1967年1月25日，深夜，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先后关押于北京功德林、半步桥监狱，山西稷山县看守所。1974年5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犯”，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这一年10月底，转押临汾市山西省第三监狱。
在饱受了近十年之久的铁窗缧绁之苦以后，最终在友人朱静芳、李健生等的援救下，混在一群被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犯里，他于1976年11月2日，回到阔别了十年之久的北京。
1979年9月，聂绀弩受聘担任人文社顾问。这一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给“右派分子”“改正”的文件。他的朋友戴浩拿着这个文件的复印件，兴冲冲来到他家。周颖接过来先看，边读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她让绀弩也看看。
他根本不看，还冷笑道：“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改正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你们这些没划右派的，可耻！”据说是他的一句名言。
1985年6月8日下午4点，胡风辞世。聂绀弩于两天之内，写就七律一首，哀悼老友。24日《人民日报》刊发时，题为《悼胡风》。诗云：“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夜阑人静时分，我常常从床头书柜上，拿出聂绀弩的诗集来诵读，每每深折于诗人的逸思奇想、纵意挥洒、遥情远旨、妙语惊人：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何其深刻！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何其犀利！
“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何其沉痛！
“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何其精辟！
“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何其感慨！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何其悲凉！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何其气概！
“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何其血性！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何其哀愤！
他的旧体诗，自成一格，被称为“聂体”。或以为他的诗是以大白话入诗的十足的打油，或以为他擅用新典、俗典，或以为他长于化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或以为他的诗寓庄于谐，或以为他是寄沉痛于悠闲。
顾学颉说他的诗像宋诗，但比宋诗更放得开，摆脱了传统条条框框的束缚，几乎到了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地步；程千帆说他的诗“滑稽亦自伟”；罗孚则认为，他的诗是“严肃的打油”“奇思妙想的打油”，是“沉痛的悠闲”“貌似悠闲的沉痛”。
四十年代在桂林，聂绀弩爱穿一套陈旧的西装。有时候，他也穿黄呢子军装。冬天，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件日本军用大衣，披着，头戴一顶呢子帽，周围垮了边。 走在路上，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身材瘦长，背微驼，眼睛不大，但目光锐利，里边藏着几许狡黠，嘴角又总带有一丝嘲弄的意味，脸上时而露出玩世不恭的神情。
他嗜烟。也嗜酒，时常使酒骂座。好打牌。爱下棋，象棋、围棋都爱下，跳棋也下。早年去日本时，有一次他和周颖的几个女友下跳棋，姑娘们一起七嘴八舌地对付他，结果他输了棋。不料绀弩气急败坏，连棋带盘，全都扣到了人家的头上。
据说，他的围棋棋艺，只是小学生水平而已，但对下围棋，却像吸毒一样上瘾。
1979年5月，北大荒劳改时的难友党沛家，偕全家来看望他。瘦骨嶙峋的绀弩，懒懒地斜靠在床上，慢慢地抽烟，让党沛家自己从地上拿了三册他的油印诗集《三草》，然后夹进去四十元钱，说：
“家里地方小，也做不出好吃的来，你带着妻子、孩子们上饭店去吃上一顿，算是我请他们。”随后又问：
“‘文革’的业余时间，你都做些什么？”
“做家务，带孩子，看小说，下围棋。”党沛家回答。
绀弩一跃而起，拉着他，不由分说，就下起围棋来。
他这一生，不知有多少时间，用在了下围棋上。下棋搞得他神魂颠倒。不管时间多晚，他不下赢最后一盘棋，是决不肯罢休的。一天夜里，他去住在东城魏家胡同的朋友金满成家下棋，为了赢最后一盘棋，错过了末班车，他只好从东城，徒步走回西城的西直门半壁街。
他还好美食。以他为核心的人文社二编室同事的“文酒之会”，北京有名的饭店餐馆，如东观音寺街的益康食堂、西单的好好食堂、前门外的全聚德、后门桥的马凯食堂，等等，都吃遍了。谁收到了稿酬，谁就做东请客，已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一次，聂绀弩和张友鸾都收到了稿费，大家就张罗着去马凯食堂吃饭。开始也没说到底谁请客。到了饭馆门口，聂绀弩一边先往里走，一边回头说：
“谁做东，张老吧？”
“那还用问吗？谁第一个进来的？‘先入为主’嘛。” 一贯妙语连珠的张友鸾，马上脱口而出。
聂绀弩哈哈大笑，无言以对。
四十年代末，有一回在香港的大街上，楼适夷和聂绀弩走了个碰头。绀弩一把拉住楼适夷，进了平时楼适夷不大敢上门的一家外国招牌的高级咖啡厅，要了咖啡和西点。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喝着、吃着、聊着，忽然聂绀弩站了起来，说道：
“好，我走了，你付钱。”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原以为是绀弩请客开洋荤，自己乐不得好好享受一番的楼适夷，只好硬着头皮，把刚从报社领来、准备买米的薪水，几乎倾囊拿出，付了，暗自苦笑着，叹了口气：“绀弩嘛，你有什么办法呢？”
四十多年后，绀弩仍念念不忘当年在桂林老正兴吃过的煎糟鱼和咸菜炒百叶。晚年卧病在床，一个朋友从远方来探望，他寒暄之后，便像往常一样闭目不语。这个朋友告辞的时候，他突然开口道：“带点吃的东西来。”这一回，他想吃的，是南京板鸭和香港的糟白咸鱼。
还有一次，他和张友鸾，去看望在家养病的顾学颉。顾学颉夫人下班回来，想留他们吃晚饭，但一看家里没什么菜，就说出去吃西餐吧，有一家西餐厅，每份不过三元左右。绀弩对她说：
“不用去了，你给我们每人发三块钱好了！”
说者一本正经，一点也不笑；听者却大笑不止。
漫长的监狱生活，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身心。《代周婆答》诗有云：“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起初，偶或还能下床走动，后来，每天只能待在一张挨着窗户的床上，背后垫几床棉被，斜倚着，膝盖上放一块木板，手指间夹着一支烟，仍读写不辍。
他的才气纵横、独出机杼的旧体诗，在朋友和读者中广为流布，赢得一片惊叹与赞美。他的旧体诗集《三草》（包括“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 ），以油印小册子的形式，在亲友间流传，大受欢迎。喜欢的人，皆以能得到一册为幸。
对此，绀弩只是笑笑而已。他说：“我未学诗，并无师承，对别人的诗也看不懂（不知什么是好，好到什么程度。又什么是不好，又到什么程度）。作作诗，不过因为已经作过几首了，随便作得玩玩。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感情，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感情，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作。如斯而已。哪里会好？而好又好到哪里去？”
在给朋友的信中又写道：“我何尝学诗？何尝懂诗？……我辈作诗，旨在自娱，非想爬入诗史，比肩李杜，则好不好，何必关心？我写我诗，我行我素，胸怀如此，诗境自佳。”
当然，他也表示“希望得到赞赏”，自称油印成册送人，“意在求人推许”。他觉得“诗境自佳”与“最自喜的”，是那些什么典故都没用的联句，如：“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伐木赠李锦波》）“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女乘务员》）“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董超薛霸》）
胡乔木主动提出给他的《散宜生诗》作序，还专程到他家登门拜访。第二天，他就给牛汉打电话，告知此事，说：“牛汉啊，我要大祸临头了！”五十年代，胡乔木曾把冯雪峰的文章送给毛泽东看，结果雪峰挨了整。聂绀弩这回可能是觉得，自己也怕是被胡乔木盯上了吧。
有一回，牛汉去看望他，他正在床上，仰面朝天地躺着。牛汉说：
“你是个可爱的大诗人。”
他却对着天花板，大声道：
“我算什么东西！”
聂绀弩的《自遣》诗有句云：“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1981年1月，他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他的研究《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如《论探春》《论小红》等篇，多精警之论，为很多人所激赏。
他去世前一年元宵节的前三天（1985年3月3日），郁风、黄苗子夫妇和吴祖光，一同来探访他。郁风看到他虽整日卧病在床，但依然读写不废，就随手拿过一张纸，为他勾画了一幅像，遂吟道：“冷眼对窗看世界。”黄苗子马上对曰：“热肠倚枕写文章。”夫妇俩凑成了一联。 绀弩看了一眼，回过头来，笑了。
这一年下半年，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腿部肌肉日渐萎缩，发展到手臂也不听使唤，一条腿已经不能伸直，直至自己一点也动弹不得，连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每天无精打采，奄奄一息，静默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一段干朽的木头一样。
他拒绝住院。最后，干脆连吃药也拒绝了。
11月10日，在一张纸上写下《雪峰十年忌》诗二首，字迹歪歪扭扭、模糊不清，遂成绝笔。
1986年3月26日，下午4点25分，形销骨立的聂绀弩，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长途，溘然长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人们向他遗体告别时发现，安卧在灵床上的聂绀弩，一条腿，仍蜷曲着。
3月26日这一天，他对守候在床边的周颖说：
“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
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有醒过来。
诗人艾青说，聂绀弩的死，是仙逝。
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还有人以为他是“名士派作风”。胡风说他“不能令，又不受命”。冯雪峰说他“儿童似的天真，也儿童似的狡猾”。黄苗子认为，写出了“我将狂笑我将哭，哭始欣然笑惨然”、“浑身瘦骨终残骨，满面伤痕杂泪痕”、“穷途痛哭知何故，绝塞生还遂偶然”等等诗句的聂绀弩，是热与冷、爱和恨、入世与出世、执着与超脱的怪异混合。
在我看来，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愤世嫉俗，他的傲视群伦、鄙夷一切，他的才华绝代、出类拔萃，他的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是“人文”人物中一道已经渐渐远去、恐怕再也不会重现的、绚烂而别致的风景。
章诒和说，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他的诗，岂不正是他的歌笑悲哭？
在现代中国，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境界，罕有企及者，聂绀弩庶几近之。
读聂绀弩的诗，最能从中体味我行我素、放诞飘逸、蔑视礼俗、笑傲人生的魏晋文人风度，也自然使人联想起“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阮籍，“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嵇康，想起阮籍的“穷途之哭”，嵇康的“临刑弹琴”……
嵇康擅长作文，阮籍以诗取胜。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师心使气的聂绀弩，挥笔写下的，是卓伟绮丽的不朽诗篇。
1993年1月8日，“聂绀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在西郊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吴祖光、邵燕祥、杨宪益、丁聪、周而复、尹瘦石、林辰、牛汉、舒芜、公刘、王利器、周绍良、戴文葆、罗孚、周海婴等好友亲朋，都来了。
墙上，挂着一幅聂绀弩和夫人周颖的合影。聂绀弩咧着嘴笑着，眼睛里流露出几许狡黠。望着照片里酷似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老顽童的聂绀弩，不禁想起了钟敬文《怀聂绀弩》中的诗句：“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
屋里，众人深情地忆述着、怀想着、评说着已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绀弩。屋外，晶莹、洁白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上，纷纷扬扬飘落下来，静悄悄地，覆盖在衰草枯枝上。
会散了。走在荒凉破败的废园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我突然悟到：聂绀弩之文采风流，聂绀弩之精神深度，聂绀弩之人格境界，聂绀弩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杂文诗”，已近乎绝唱矣。
2005年6月22日于北窗下
2010年3月24日增订
2013年6月2日再改 责任编辑 孔令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