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中国大学出版业与民营出版业概述 从产生的时间来看，中国现代大学出版远远落后于世界大学出版业。187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设置的“益智书会”为中国大学出版之滥觞，5年后，位于山东登州（今烟台市）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开始自印教材，正式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学出版之先河。 以英国、加拿大与美国的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s）为主的基督教会，是创立中国教会学校与大学出版的主力军。1906年，基督教会在苏州的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大学学报《东吴学报》，是为中国大学期刊出版之滥觞。 完全由中国人自创、自办的大学出版社是北京大学出版部，在“后五四”的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发展壮大，成为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学出版社，在抗战前期，该社曾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大学出版社，其“硬件”曾为当时全国之冠。“印刷机、石印石各有七八副，均用电气转动，工人近百人”，甚至“大利所在、利息巨万”。但同时该出版部也兼顾学术价值，“为学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上光辉的一面”。（白化文，2003）在北大出版部的带动下，当时全国各大学出版社纷纷成立，其中相当多的大学非基督教会学校，如武汉大学、东吴大学等，都按照北大出版部的模式，结合自己学校的情况自办出版。 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史实是，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城市文明、工业社会在中国的兴起，以现代传媒业（包括社会出版）为代表、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消费景观开始登上中国日常生活的舞台，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纯商业化的民营出版的利润空间、社会影响力、涉及面及其在都市社会中的发展前景，远远大于学术出版。 中国的民营出版业几乎与大学出版业同时起步、发展，共同形成了“江湖庙堂”的二元对立的局面，从表面上看，两者在同一个平等市场中同等竞争，刚刚崛起的中国大学出版业很快就遭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但从本质上看，两者又相互依赖，互补有无，共同打下了中国出版业的基石。 与大学出版业一样，中国的民营出版业发轫于晚清“洋务运动”，亦是因为外国人翻译圣经、出版期刊而诞生，同属“西学东渐”的重要产物。当时的出版业多以“书局”而冠名，主营业务一般是教科书、基督教读物、科技译著与通俗小说小报的出版，且多集中于上海一地，成为了新思想、新观念与新生活方式传播的主要媒介。“新文学革命”之后，“西学东渐”到达了顶峰，中国民营出版业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与开明书店为主体的“五大家”宣告了中国民营出版业强大实力，民营出版业也从单纯图书出版发展为期刊、报纸的出版、发行以及广告、海报的印刷制作，其中以《良友》《玲珑》为代表的都市期刊，构成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说，大学出版是“播撒新知”的话，那么民营出版自然是当仁不让的“改造文化”了。 两者所面对的受众、出版理念皆不同，但相同之处在于，两者皆致力于一种“现代性”的建设，都是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来实现一种信息的公共传播。只是大学出版社传播的是知识，而民营出版业则侧重于观念的传递。 抗战结束后，无论是重“文艺”的民营出版业，还是以“学术研究专著”为主的大学出版社，均无一例外地受到重创，“上海的出版界几乎可说是停顿。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漱六，1944）但一批出版人筚路蓝缕，以武汉大学出版部、北京大学出版部为代表的大学出版社与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世界书局为代表的民营出版机构却在烽火中辗转办刊，从上海播撒火种到重庆、昆明、香港、武汉等大后方，大大保存了实力。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抗战之后，中国的出版业又迎来了短暂的“春天”，由此可知通过30余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大学出版业与民营出版社共同为中国民族出版业的复兴乃至1949年之后的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坚实的基础。 二、现代中国大学出版业与民营出版业的两点共同特征 综观中国现代出版史，绝不独有大学出版与民营出版两种形式，而是包括了协会出版、官方出版等多种样态，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出版体系，但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大学出版与民营出版却是不分伯仲的两大主力军，前者以生产知识为己任，后者以传播观念为核心，两者同步诠释着“现代性”的生产——这既是生产过程的“现代性”，也包括对“现代性”这一意识形态层面的生产。而且，它们共同发轫于“西学东渐”，初创于“辛亥”与五四期间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期，在北伐、抗战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摩登中艰辛发展，逐渐由小到大，从弱变强，成为现代中国新观念、新知识生产、传播的主要媒介。因此，对于两者的比较研究，理应有着较为重要的当下价值。结合上文所述，本论拟从如下两点人手来叙述其具体表现特征。 首先，两者都是建立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的新生事业，作为重要大众传播媒介的知识生产，注定在竞争中才能获得发展。 起先发端于基督教会学校的中国大学出版业，甫一开始其实是“小众传播”，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至五四期间50余年里，并没有太大发展，总印书量（不含杂志）不足50万册，但自五四至1949年30年间，中国大学出版机构的总印书量达到630万册，并且增设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制版机、印刷机（Christopher A.Reed，2004），并且在出版物的范畴上，也从单一的教会、教科书出版发展为了杂志、学术专著、讲义、画册、译著、影印书、个人文集、文学著作与辞典的多元出版，而且从黑白印刷到套彩印刷，从编辑、发行、印刷合一到编辑、发行与印刷分离并能独立与同行开展合作业务（Christopher A.Reed，2004），其发展规模不可小觑，但事实上，这一跃进发展与民营出版业的介入有着一定的关系。 毕竟中国民营出版业在这阶段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民营出版业，不断开辟新的路径，与大学出版形成了共存共荣的互补结构。如采取会员制的上海杂志公司、群众杂志公司、现代书局等民营出版企业，一方面尝试着“编发分离”的新型营销手段，实现人力与利润的集中化，一方面又主打品牌效应，推出了一批以《译文》《东方杂志》等为代表的名刊，以及以“万有文库”“晨光文学丛书”与“新中学文库”为代表的品牌丛书，造成了立足上海，辐射广州、汉口、重庆、南京与北平的出版网络，为今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上述两种出版业，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紧密融合，在形式上引进新技术，在内容上注重更新，体现出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与对先进文化的兴趣。 在1949年之前，以记者、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公务员与洋行买办等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为代表的新贵消费人群，是社会“精英话语”的把握者，他们多半有着较高的社会收入，也有着较好的西学功底，更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都市中，是精神文化消费的主力军。作为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层阶级，而且其中部分受众对于出版品的纸张、印刷都有较高的要求，这样一个庞大的主流消费人群，构成了现代中国出版业的主要消费群体。 民营出版在当时很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从如“中学生文库”之类的教辅到如“维纳斯文库”之类的各类海派文艺作品，再到以《玲珑》《电影月报》为主的流行期刊，几乎全方位地普及了当时中国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与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普及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 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与作为资源的作者、读者在城市化语境下的流动性，“大学出版”与“民营出版”其实很难有非常清晰的界定，一批大学出版物也会放在民营出版渠道销售，当时的大学出版也紧扣市场积极推出“学术畅销书”与“学界畅销刊”。譬如，张竞生出版的学术专著《美的人生观》经由民营出版社包装之后，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而由武汉大学出版部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的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虽是苏氏在武大的讲义，但却在出版之后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在西迁乐山以及复校之后，曾先后出版两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个世纪30年代广播、电影等新传媒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版界也察觉到了受众的逐渐流失，一些出版社除了使用高级印刷设备之外，也积极利用新兴传媒技术推广自己的著作。上海部分民营电台就曾在一些栏目中放送复旦、沪江等大学出版机构的新书，而《电声》《电影月报》与《玲珑》等民营期刊则尽可能地与沪上“玻璃电台”、联华电影公司与“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等新媒体机构展开广泛合作，在杂志上刊登广播、电影预告，并将一些畅销书改编为电影、广播剧等等，一批活跃于文坛、影界与新闻界的“三方文化人”如卜万苍、郑君里与周贻白等人，成为了“孤岛时期”的沪上“跨界文化名流”。上述诸如利用现代科技的营销手段，自然能够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三、从出版机制创新到出版文化转型 毋庸讳言，民营出版业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的大学出版业已经开始出现了“民营化”的趋势，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因与民营出版机构广泛合作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与经济收益，一批“深阅读”的人文畅销书如《旧制度与大革命》《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均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因为受之于观念、规章与制度的束缚，一批大学出版社仍然在“象牙塔”里度日如年，靠着微薄的利润与一些经费资助过日子；与此同时，一批民营出版机构总是“前赴后继”地出现，其中不少时常难以为继甚至“朝立夕倒”。因此，重新解读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业与大学出版业的经验教训，必然对当下的出版业有着重要的时代启示。 其一，作为知识生产的大学出版业应该积极走向市场，在适当的时机应与民营出版业联合，寻找属于自己的市场坐标，尝试一种创新的出版机制。 综观当下中国的大学出版业，最大的困局就是“定位不清，目标不明”。这里所说的积极走向市场，并不等于只看利润而忽视自身因素，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追求与民营出版机构等同，大学出版社天生不能脱离大学而存在，属于“高校体制内”的附属机构。而民营出版却有着资金回笼快、体制束缚小、运作空间大等优势，只要能够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制度化的双边合作，在出版机制上一定可以获得创新。 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大学出版部、武汉大学出版部等高校出版机构，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在发行上与民营出版机构合作的路子。而民营出版机构又积极介入到大学出版的领域，譬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民营出版界风行一时的“教科书热”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与中华书局等机构，纷纷向高校教师、知名学者约稿，推出供高校、高中使用的教科书，占据了当时国内出版图书的较大份额。而其中又以“商务版”的教科书闻名遐迩，因为在每一本教科书的后面，都附有编辑部的“敬告学界诸君”：“本馆同人编辑教科书，按照程度悉心斟酌，每成一书，必易数稿，以期适用，惟限于学识，深恐多所未合，务望海内同志将其谬误之处痛加针砭……”云云。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网络、电视等新媒体的兴起，知识与学术逐渐普及化、大众化，这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科技对出版业的影响何其相似，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大学出版社理应在这个时候抓住发展契机，借助民营出版业的发行渠道，利用高校中的教师资源，积极推广知识、学术的普及。这既可以打响自己的出版品牌、壮大自身的规模，也可以为教学、科研服务，更可以回馈社会，实现多重价值的统一。 而且不容忽视的是，日益深入的“数字出版”已然成为了“出版机制创新”的重要动力与必然趋势，无论是民营出版，还是大学出版，都不应该在这个大趋势上掉队。一些畅销文艺作品、学术论著与珍贵历史文献其实都可以走“数字出版”的路子，既节约成本，又扩大影响，而且还能缩短出版周期，促使资金尽快流通回笼，大学出版业依靠大学的计算机、软件工程学科与其体制内的便利性，能够在技术、政策上提供先进的支持，而这又是当下民营出版所迫切需要的两个方面。 其次，中国的民营出版业也应该积极与大学出版机构靠拢，在出版机制创新的同时，提升国内出版品位，实现出版文化的转型。 近10余年来，以民营出版业为“主力军”的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提升转型期的中国出版市场中，现在不再是以“畅销书榜”为单一评判标准的时代，而是进入到了“好书为王”的新时代，这不只简单地是对出版社经济实力的要求，也是对出版社“软实力”——即编辑梯队、眼光、人才结构的深度要求。因此，民营出版与大学出版的“量质互补”，才能真正地做到出版文化转型。 正如前文所述，民营出版业与大学出版业的合作，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了雏形，当下国内出版业更应积极地在历史中寻求“古为今用”的可能性。在机制创新的同时，必须要做到文化转型同步，而这种文化转型，势必要求大学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的大格局中扮演“提升文化”的角色。 与一般出版机构相比，由于高校的集中性，使得“大学出版业”比民营出版业积聚了更多的专业人才，也拥有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如出版工科著作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文社科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国际出版界都享有一定声誉。倘若民营出版业可以与大学出版机构进行资源上的整合，两者势必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收益。 综上所述，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的大学出版业、民营出版业已在市场、技术与体制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符合自身需求与时代国情的发展经验，若是能将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古为今用”，那么当下中国大学出版业在走出困局的过程中必定会“事半功倍”。 （责任编辑 张娟）
一、现代中国大学出版业与民营出版业概述 从产生的时间来看，中国现代大学出版远远落后于世界大学出版业。187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设置的“益智书会”为中国大学出版之滥觞，5年后，位于山东登州（今烟台市）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开始自印教材，正式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学出版之先河。 以英国、加拿大与美国的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s）为主的基督教会，是创立中国教会学校与大学出版的主力军。1906年，基督教会在苏州的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大学学报《东吴学报》，是为中国大学期刊出版之滥觞。 完全由中国人自创、自办的大学出版社是北京大学出版部，在“后五四”的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发展壮大，成为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学出版社，在抗战前期，该社曾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大学出版社，其“硬件”曾为当时全国之冠。“印刷机、石印石各有七八副，均用电气转动，工人近百人”，甚至“大利所在、利息巨万”。但同时该出版部也兼顾学术价值，“为学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上光辉的一面”。（白化文，2003）在北大出版部的带动下，当时全国各大学出版社纷纷成立，其中相当多的大学非基督教会学校，如武汉大学、东吴大学等，都按照北大出版部的模式，结合自己学校的情况自办出版。 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史实是，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城市文明、工业社会在中国的兴起，以现代传媒业（包括社会出版）为代表、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消费景观开始登上中国日常生活的舞台，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纯商业化的民营出版的利润空间、社会影响力、涉及面及其在都市社会中的发展前景，远远大于学术出版。 中国的民营出版业几乎与大学出版业同时起步、发展，共同形成了“江湖庙堂”的二元对立的局面，从表面上看，两者在同一个平等市场中同等竞争，刚刚崛起的中国大学出版业很快就遭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但从本质上看，两者又相互依赖，互补有无，共同打下了中国出版业的基石。 与大学出版业一样，中国的民营出版业发轫于晚清“洋务运动”，亦是因为外国人翻译圣经、出版期刊而诞生，同属“西学东渐”的重要产物。当时的出版业多以“书局”而冠名，主营业务一般是教科书、基督教读物、科技译著与通俗小说小报的出版，且多集中于上海一地，成为了新思想、新观念与新生活方式传播的主要媒介。“新文学革命”之后，“西学东渐”到达了顶峰，中国民营出版业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与开明书店为主体的“五大家”宣告了中国民营出版业强大实力，民营出版业也从单纯图书出版发展为期刊、报纸的出版、发行以及广告、海报的印刷制作，其中以《良友》《玲珑》为代表的都市期刊，构成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说，大学出版是“播撒新知”的话，那么民营出版自然是当仁不让的“改造文化”了。 两者所面对的受众、出版理念皆不同，但相同之处在于，两者皆致力于一种“现代性”的建设，都是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来实现一种信息的公共传播。只是大学出版社传播的是知识，而民营出版业则侧重于观念的传递。 抗战结束后，无论是重“文艺”的民营出版业，还是以“学术研究专著”为主的大学出版社，均无一例外地受到重创，“上海的出版界几乎可说是停顿。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漱六，1944）但一批出版人筚路蓝缕，以武汉大学出版部、北京大学出版部为代表的大学出版社与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世界书局为代表的民营出版机构却在烽火中辗转办刊，从上海播撒火种到重庆、昆明、香港、武汉等大后方，大大保存了实力。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抗战之后，中国的出版业又迎来了短暂的“春天”，由此可知通过30余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大学出版业与民营出版社共同为中国民族出版业的复兴乃至1949年之后的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坚实的基础。 二、现代中国大学出版业与民营出版业的两点共同特征 综观中国现代出版史，绝不独有大学出版与民营出版两种形式，而是包括了协会出版、官方出版等多种样态，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出版体系，但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大学出版与民营出版却是不分伯仲的两大主力军，前者以生产知识为己任，后者以传播观念为核心，两者同步诠释着“现代性”的生产——这既是生产过程的“现代性”，也包括对“现代性”这一意识形态层面的生产。而且，它们共同发轫于“西学东渐”，初创于“辛亥”与五四期间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期，在北伐、抗战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摩登中艰辛发展，逐渐由小到大，从弱变强，成为现代中国新观念、新知识生产、传播的主要媒介。因此，对于两者的比较研究，理应有着较为重要的当下价值。结合上文所述，本论拟从如下两点人手来叙述其具体表现特征。 首先，两者都是建立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的新生事业，作为重要大众传播媒介的知识生产，注定在竞争中才能获得发展。 起先发端于基督教会学校的中国大学出版业，甫一开始其实是“小众传播”，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至五四期间50余年里，并没有太大发展，总印书量（不含杂志）不足50万册，但自五四至1949年30年间，中国大学出版机构的总印书量达到630万册，并且增设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制版机、印刷机（Christopher A.Reed，2004），并且在出版物的范畴上，也从单一的教会、教科书出版发展为了杂志、学术专著、讲义、画册、译著、影印书、个人文集、文学著作与辞典的多元出版，而且从黑白印刷到套彩印刷，从编辑、发行、印刷合一到编辑、发行与印刷分离并能独立与同行开展合作业务（Christopher A.Reed，2004），其发展规模不可小觑，但事实上，这一跃进发展与民营出版业的介入有着一定的关系。 毕竟中国民营出版业在这阶段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民营出版业，不断开辟新的路径，与大学出版形成了共存共荣的互补结构。如采取会员制的上海杂志公司、群众杂志公司、现代书局等民营出版企业，一方面尝试着“编发分离”的新型营销手段，实现人力与利润的集中化，一方面又主打品牌效应，推出了一批以《译文》《东方杂志》等为代表的名刊，以及以“万有文库”“晨光文学丛书”与“新中学文库”为代表的品牌丛书，造成了立足上海，辐射广州、汉口、重庆、南京与北平的出版网络，为今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上述两种出版业，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紧密融合，在形式上引进新技术，在内容上注重更新，体现出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与对先进文化的兴趣。 在1949年之前，以记者、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公务员与洋行买办等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为代表的新贵消费人群，是社会“精英话语”的把握者，他们多半有着较高的社会收入，也有着较好的西学功底，更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都市中，是精神文化消费的主力军。作为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层阶级，而且其中部分受众对于出版品的纸张、印刷都有较高的要求，这样一个庞大的主流消费人群，构成了现代中国出版业的主要消费群体。 民营出版在当时很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从如“中学生文库”之类的教辅到如“维纳斯文库”之类的各类海派文艺作品，再到以《玲珑》《电影月报》为主的流行期刊，几乎全方位地普及了当时中国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与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普及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 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与作为资源的作者、读者在城市化语境下的流动性，“大学出版”与“民营出版”其实很难有非常清晰的界定，一批大学出版物也会放在民营出版渠道销售，当时的大学出版也紧扣市场积极推出“学术畅销书”与“学界畅销刊”。譬如，张竞生出版的学术专著《美的人生观》经由民营出版社包装之后，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而由武汉大学出版部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的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虽是苏氏在武大的讲义，但却在出版之后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在西迁乐山以及复校之后，曾先后出版两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个世纪30年代广播、电影等新传媒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版界也察觉到了受众的逐渐流失，一些出版社除了使用高级印刷设备之外，也积极利用新兴传媒技术推广自己的著作。上海部分民营电台就曾在一些栏目中放送复旦、沪江等大学出版机构的新书，而《电声》《电影月报》与《玲珑》等民营期刊则尽可能地与沪上“玻璃电台”、联华电影公司与“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等新媒体机构展开广泛合作，在杂志上刊登广播、电影预告，并将一些畅销书改编为电影、广播剧等等，一批活跃于文坛、影界与新闻界的“三方文化人”如卜万苍、郑君里与周贻白等人，成为了“孤岛时期”的沪上“跨界文化名流”。上述诸如利用现代科技的营销手段，自然能够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三、从出版机制创新到出版文化转型 毋庸讳言，民营出版业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的大学出版业已经开始出现了“民营化”的趋势，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因与民营出版机构广泛合作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与经济收益，一批“深阅读”的人文畅销书如《旧制度与大革命》《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均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因为受之于观念、规章与制度的束缚，一批大学出版社仍然在“象牙塔”里度日如年，靠着微薄的利润与一些经费资助过日子；与此同时，一批民营出版机构总是“前赴后继”地出现，其中不少时常难以为继甚至“朝立夕倒”。因此，重新解读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业与大学出版业的经验教训，必然对当下的出版业有着重要的时代启示。 其一，作为知识生产的大学出版业应该积极走向市场，在适当的时机应与民营出版业联合，寻找属于自己的市场坐标，尝试一种创新的出版机制。 综观当下中国的大学出版业，最大的困局就是“定位不清，目标不明”。这里所说的积极走向市场，并不等于只看利润而忽视自身因素，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追求与民营出版机构等同，大学出版社天生不能脱离大学而存在，属于“高校体制内”的附属机构。而民营出版却有着资金回笼快、体制束缚小、运作空间大等优势，只要能够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制度化的双边合作，在出版机制上一定可以获得创新。 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大学出版部、武汉大学出版部等高校出版机构，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在发行上与民营出版机构合作的路子。而民营出版机构又积极介入到大学出版的领域，譬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民营出版界风行一时的“教科书热”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与中华书局等机构，纷纷向高校教师、知名学者约稿，推出供高校、高中使用的教科书，占据了当时国内出版图书的较大份额。而其中又以“商务版”的教科书闻名遐迩，因为在每一本教科书的后面，都附有编辑部的“敬告学界诸君”：“本馆同人编辑教科书，按照程度悉心斟酌，每成一书，必易数稿，以期适用，惟限于学识，深恐多所未合，务望海内同志将其谬误之处痛加针砭……”云云。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网络、电视等新媒体的兴起，知识与学术逐渐普及化、大众化，这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科技对出版业的影响何其相似，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大学出版社理应在这个时候抓住发展契机，借助民营出版业的发行渠道，利用高校中的教师资源，积极推广知识、学术的普及。这既可以打响自己的出版品牌、壮大自身的规模，也可以为教学、科研服务，更可以回馈社会，实现多重价值的统一。 而且不容忽视的是，日益深入的“数字出版”已然成为了“出版机制创新”的重要动力与必然趋势，无论是民营出版，还是大学出版，都不应该在这个大趋势上掉队。一些畅销文艺作品、学术论著与珍贵历史文献其实都可以走“数字出版”的路子，既节约成本，又扩大影响，而且还能缩短出版周期，促使资金尽快流通回笼，大学出版业依靠大学的计算机、软件工程学科与其体制内的便利性，能够在技术、政策上提供先进的支持，而这又是当下民营出版所迫切需要的两个方面。 其次，中国的民营出版业也应该积极与大学出版机构靠拢，在出版机制创新的同时，提升国内出版品位，实现出版文化的转型。 近10余年来，以民营出版业为“主力军”的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提升转型期的中国出版市场中，现在不再是以“畅销书榜”为单一评判标准的时代，而是进入到了“好书为王”的新时代，这不只简单地是对出版社经济实力的要求，也是对出版社“软实力”——即编辑梯队、眼光、人才结构的深度要求。因此，民营出版与大学出版的“量质互补”，才能真正地做到出版文化转型。 正如前文所述，民营出版业与大学出版业的合作，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了雏形，当下国内出版业更应积极地在历史中寻求“古为今用”的可能性。在机制创新的同时，必须要做到文化转型同步，而这种文化转型，势必要求大学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的大格局中扮演“提升文化”的角色。 与一般出版机构相比，由于高校的集中性，使得“大学出版业”比民营出版业积聚了更多的专业人才，也拥有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如出版工科著作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文社科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国际出版界都享有一定声誉。倘若民营出版业可以与大学出版机构进行资源上的整合，两者势必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收益。 综上所述，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的大学出版业、民营出版业已在市场、技术与体制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符合自身需求与时代国情的发展经验，若是能将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古为今用”，那么当下中国大学出版业在走出困局的过程中必定会“事半功倍”。 （责任编辑 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