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奉公——干部为政长久的内因
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廉者，政之本也”意思就是说：廉洁，是为政的根本。中国古代的“廉”字，义项较多，但基本都是清正、清白、高洁、不贪、节俭等意。最早提出把“廉”作为一种从政道德的，是西周时期的周公姬旦。周公主张以廉洁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但最早把清正廉洁作为治政的根本，却是春秋时期的晏婴。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涂，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齐景公问大夫晏婴：廉洁为政而能长久，这一行为像什么呢？晏婴的回答非常通俗，这一行为像水：清清的流水真是美，它的浑浊没有好前途，它的清流一直向前流淌。所以它能长久的奔流。这就跟人一样，贪官污吏将会沉到历史的河底，清正廉明的官员可以走得更久远。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央党校林喆教授为我们讲解“廉洁奉公——干部为政长久的内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具有政治智慧的唐太宗李世民就告诉我们认知历史、体会历史，从中汲取精华能寻求治国兴国的方略。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廉政文化一直流淌其中，不仅反映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也显示出古代圣贤高超的治国艺术。这些廉政文化是我国现代廉政体系的根基。汲取我们民族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成果，对于我们现阶段反腐倡廉体系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古近代社会统治者在保证官员的廉洁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有一些措施很好，一直流传至今。第一是注重道德教化，第二是建立了监督制度，主要的是加强了行政监督，第三是建立了考核制度，第四建立官员回避制度和轮换制度，第五建立了廉奉制度，第六建立了禁止官员经商的制度。很长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流传着官不入商，商不入仕这样的一种传统。
我国古代有着灿烂的思想文化，“廉政”一词自古就有。“廉”是指为
官的品德，“政”同“正”，是指做官必须公平正义。《论语》里记载了孔子关于“政”的诠释，孔子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说的是政治的根本要义就是公正无私、光明磊落，如果领导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那么其下属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可见古代“廉政”一词就包涵了官吏自身要清正廉洁的内涵。既为官，就要做到清正廉洁，这也是古代思想家和开明政治家的一贯主张。儒家文化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思想，他把“修身”作为治国的前提，可见修身养德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仍是我国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课程。
道德教育非常的重要，它是增加一个人的党性修养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个人的道德如果发生问题，一个地区的道德如果出现滑坡的情况，这实际上是这个干部官员手中权利开始异变的先端，是这个地区整个的党风开始衰落，官员手中权利可能走向腐败的一个前奏曲，所以我们非常需要道德教育。我就觉得重庆这个很好，唱红歌，我特别欣赏唱红歌这一种做法，这实际上是一种教育，通过唱、念，反复地在重温那些过去行之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我听我母亲就说爱革命队伍里，大家一唱革命歌曲，整个不对就有了凝聚力。所以我们现在重庆也好唱红歌，唱得整个社会感觉到正气抬头，人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健康。你这个再有什么贪腐什么的，大家就觉得非常龌龊了，就会给社会造成一种鲜明的参照系。就是一种明确的参照系然后马上就能够照出，在红歌的面前，在这些革命历史传统的宣教下，我们就能够看出什么是恶的，丑的，龌龊的，看得很清楚。同样对干部进行教育，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在他的心里不让他的恶念有存在的领域，把它赶出去。正是通过反复的教育，反复的培养，这是需要繁衍，不然怎么叫道德教化 我们自己有鲜艳的道德律，再加上这样的不断的熏陶，慢慢地我们的人生观和我们的世界观就会变得无比的牢固。 腐败其实并不仅仅是跟官员有关，跟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关系。社会风气造成人们对腐败的态度。而领导干部，做为政府的形象出现在大众
面前，所起的就是一个带头表率的作用。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腐败与社会风气、干部生活作风的联系。
社会对于腐败的评价我们可以描述为三种颜色：一种我们称作为白色腐败，白色腐败是指从上层人士到下层百姓，对某一种腐败的现象都认为不需要对他进行严惩，觉得可以理解，这种腐败我们称为白色腐败。比如像改革之初的所谓交学费的行为，对一个项目投资很多，最后搞成一个烂尾工程，都打水漂了，这种行为也不受到责任追究，这种我们称为白色腐败，老百姓觉得可以理解，官员也觉得可以理解，改革开放总是需要交学费的，这是当年比较在80年代常见的一种现象。
如果一种现象大家都习以为常，觉得不算腐败，我们将它归类为白色腐败。生活中很多现象：公车接送小孩、拿走办公室一支笔一个本子自己用等等，这些行为百姓觉得可以接受，因为看的多了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第二种腐败我们称作为灰色腐败，就是指上层人士认为对这种腐败必须进行严惩，而下层百姓却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当中也有这种现象。
比如某些官员热衷于到境外旅游，然后进入赌场留恋往返。老百姓对于这一行为不以为然。但是官员一旦热衷于次，往往就会越陷越深，最终导致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
第三种我们称作为黑色腐败，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腐败犯罪，严重的渎职侵权、行贿受贿、洗钱、盗窃国家财产、挪用公款等等，这个我们都称为黑色腐败。就是说从上层人士到下层百姓都认为对这种现象必须加以严惩的。
评价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腐败的颜色与时间，与国度有关，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判断标准不同。三种颜色的腐败也会随着制度的变化，社会观念的变化而改变。
那么一个地区它的腐败呈现的白色灰色和黑色，他们各自在腐败中占
的比例并不说明这个地区的腐败的严重程度，但是一个地区当白色和灰色腐败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在比例占得很大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这个地区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全面崩溃。
另外一个地区在此时此地，他的这种行为为白色，在彼时彼地他可能是一个灰色和黑色腐败，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所谓交学费的行为，在2006年我们加强了对渎职侵权的追查了，这种行为就上升到灰色甚至是黑色腐败。我们现在加大了对包二奶行为和赌博行为的惩治，这种行为也变成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了
有些官员就抱侥幸心理，就认为在我的这段时间追查没有我的事，以后肯定是没有事，不是你只要是一种贪腐行为，你这种受到惩罚的可能就永远存在。所以在这方面不能抱侥幸心理，比如说房地产业很多的违规行为，过去看成是一种白色的行业内的潜规则，白色的腐败，或者是灰色的腐败，至少违规但不违法。现在中央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整治，房地产业中的腐败就慢慢的浮出水面，就有一批国有企业的老总和一些高官就开始落马。我们加强了对洗钱行为的惩治，洗钱行为由过去人们的淡漠或者我们说它是一种白色的，最后变成一种黑色的，我们动用了刑法当中的洗钱罪，洗钱现在就是非常明确的典型的黑色腐败了。我们在讲到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的时候，主要讲的就是我们不仅无法容忍黑色腐败现象，而且也不能容忍白色和灰色腐败现象。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的讲话当中强调，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这是我们党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适应反腐倡廉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重大任务，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同、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都是研究制定规章制度的领导者、指导者、决策者、拍板者。但有的人却又常常是规章制度的超载者，逾越者、违反者，甚至破坏者，成为法规制度面前的特殊人、特权人，使严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失去公信
力、约束力和执行力。
康德讲过，人有自由意志，他做的事情是一个理性的人所做出来的，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这就叫责任自负。所以我们的官员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以民为本，干好本职工作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很崇高的责任信念，责任观念。你不负责，你随意的滥用权利，你就会受到责任追究。现在我们中央加大了对问责的制度的建设，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要保持廉洁，我们一定要把责任先做好。因为从我们的哲学上来看，权力（power）和责任（resposibility）是一对范畴，权力和义务（right and duty）是一对范畴，下来一对范畴就是（power and resposibility）这个是权力和责任，有多少的权利你就有多少的负担有多少的责任，这是相辅相成的。不存在着光有权利而没有责任的这种情况。同样责任和权利也是一致的。不存在着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的这种状况。每当我们承担了国家给我们一项权力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了一项责任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责任制的根源所在。你没有把这项权利用好，当然就必须问责，就要受到问责。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要真正做个好官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诱惑了，在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一下子有许多的事物需要我们去面对，许多的情况需要我们去面对。这个时候的一个官员怎么坚定自己的为民服务的基本观念，怎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显得尤其重要。毛泽东不是说了吗，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会发挥作用。你外因条件具备了，你内因不起作用你自己也干不好。没有内因也不行，所以在贪腐的当中我们会看到，如果主体是那么的坚定，是那么的廉洁，他是很难被腐蚀的，很难落马的，正是他内在存有一种欲望，一种贪欲的这样的一种倾向，所以当一些环境条件，这种腐蚀的环境条件具备的时候，他就落马了。
很多贪官，往往在事发前都是受人尊敬的领导，拥有稳定的收入、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一旦东窗事发，往往就会锒铛入狱。即使侥幸逃
过一时，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依然逃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结果。据人民网2001年报道，贪污210万元并潜逃1年的重庆市政第一工程公司山洞水泥厂出纳员刘怀金，最终被沙区检察院追逃组在遂宁市捉获归案。 刘怀金出逃没多久，花光了所有的钱，变卖了手表、手机、BP机等物品。由于是在逃人员，他不敢应聘任何一份工作。最后，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到处拣垃圾卖钱为生，长期到菜市场靠拣农贸市场烂菜渚面维生。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和在惊恐中生活，只有44岁的刘怀金又瘦又老已不成人样。检察官在抓获他时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刘怀金。贪污的后果，就是拿自己的大好前程以及今后的生活质量，去博取蝇头小利。没有了生命、没有了自由，或者整天生活在恐慌中，金钱再多也无意义。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烈火红岩》，提到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们牺牲前集体留给党组织的最后遗书——“狱中八条”。狱中的革命者们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要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他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最后诉说和嘱托。“狱中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我们的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其中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
我跟干部讲课的时候一直说，要当心来自三方面的陷井。第一我们要当心来自已经被请托的你的亲友方面的陷井。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伦理社会讲的是人与人关系的直接性，因为我们是亲缘
和血缘基础上的伦理关系。你看在街上问路，你不会说同志怎么走？一般都说大妈大叔，大兄弟，大妹子，这个问路，大家就会觉得很亲切，马上给你指点往哪里走，在单位上也同样如此，我们对一个领导最好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他像兄弟一样，她像大姐一样，他像父亲一样。我们经常是这样的以兄妹、父子之称来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在中国的行贿受贿就有了一种深刻的文化基因。成了一个铺路，铺成直接关系。因为民众认为人熟好办事，我跟你的关系直接了，我的请托就能到位，就能实现。所以我一直开玩笑地说，我们中国任何远距离的连接只需要三个点。你怎么连接？我说怎么认识我们的市长呢？三个点。市长肯定有孙子孙女在学校里念书，第一步我跳到他的老师这里，认识他的老师、班主任。第二步通过班主任认识他的孩子，市长家里的孩子，认识了他的孩子也就离第三步不远了，我就可以找一个理由把这孩子送回家等等，然后进入到市长家里，这就认识了市长。同样的局长、科长处长们都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因此官员第一点就要特别谨防来自可能已经被请托的你的亲人。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带进来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而这个人完全可能早已挖好陷井让你跳进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以往的案件我们会发现，夫妻、父子、父女、七大姑八大嫂亲属都牵连在进的案件，结果造成一个家族群蛀的案件，这样的案件是，也不少见。比如像云南省李嘉廷，最后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也都落马了，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特别的谨防来自想与你进行权钱交换的心里是有意图的，带着预谋进来的接近你的不法商人。不法商人的这样的腐蚀干部的案件我们也不少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福建远华案。远华案的标杆性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不法商人是怎样的让把我们的党政干部一个一个拉下水的。我曾经看到那个报纸上登的，那黑压压的一片，大家在等着，近百人那里等着审判，听候审判，我感觉到很震惊。这些人当中都是被赖昌星一个一个拉下水的，所以我们要警惕不法商人。不法商人唯利是图，当他走近你，邀请你，桑拿浴、洗足、保龄球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他的动
机了。我今天看给你一个桑拿浴，请你吃顿饭，好像没什么事。我明天给你一个桑拿浴，后天给你一个洗足，到大后天给你一个保龄球，或者给你俱乐部的终身会员的这样一些优惠券，慢慢慢慢你就放松了警惕，最后你就完全落到他的陷井，总有一天他会提出要求，对你提出要求。这个时候权钱交换就开始兑现了，所以我想官员要谨防第二个陷井。第三个陷井官员要谨防自己的上司。一般官员都认为上司是最可靠的，上司要提拔我的，他是爱护我的，另外上司怎么会错呢？我言听计从的，甚至为了讨好上司得到提拔的机会，放弃原则地去维护上司的，遮掩上司的丑事，或者是同流合污，这样的例子也很多。-1994年发生的群蛀案，第一起群蛀案，山东的泰安案，山东泰安公安破了一个案。就是蒋德海诈骗犯蒋德海他落马了以后他的坦白让所有的公安人员都大吃一惊。据蒋德海的交代，他给很多人行过贿，在受贿的这些群体当中，有市委书记、前市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市委秘书长、公安局长、公司总经理等等，几十个。这是我们中国国内出现的最早的一起群蛀案件，泰安案就是让我们看到一把手的落马会怎样的带坏整个班子。之后的沈阳的，辽宁沈阳市的慕马案，慕绥新和马向东案、又是如此，让我们看到班子里的主要成员的堕落会怎样带坏整个班子，这些都是教训。所以我的第三个忠告是要警惕你的早已腐败权利异变的上司。你不要以为上司说的所有的都是对的。特别是那些上司他干的这种腐败案件，已经不胫而走，大家都已经在私下说了，他包二奶。然后大家都在那里议论，然后或者说他最近挪用了什么公款，你就要当心了。我们这两年出现的银行行长的腐败案当中都看到这个情况，当这个行长自己堕落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贪腐来的钱发给大家，人人有份，而很多人心里想是行长给我们的，就像福利一样的就收掉了，但实际上最后作为群蛀案都落马了。所以我们要谨防三个陷井，一定要谨防这些陷阱。我想呢这个平时呢，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六亲不认，不听上级的，也不要家人，不认亲友的，或者完全不理商人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在和这三个方面的人打交道
的时候你心里要挂根弦，不要盲目的服从，和盲目的交往。你要有所观察，你要有所保持冷静。这个时候你特别要提醒自己不要为私欲所惑。当他要提出跟你的权力交换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看清他的真正的动机了。
很多行贿者，最先就是通过某种手段来获取官员的信任，比如请客吃饭、送官员子女到国外深造等等，这时候官员们往往被行贿者的信誓旦旦所迷惑。究竟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是否真能攻守同盟呢？ 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关系从表面上来看是很铁的，因为他们好象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们两个人只有属于两个人的秘密，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牢固的。其实不然，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权钱交换上的关系，实际上是最不牢固的，最松散的，也是最容易被攻破的。行贿者和受贿者之所以感到关系的铁在于他们假设了三个虚假的前提：第一，受贿和行贿的行为不会被人发现。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第一次行贿受贿以后就有可能出现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更多次的进行。第二种他们假设的前提是行贿者和受贿者认为一旦出了事，他们不可能揭发被揭发，互相揭发，因为他们是铁的关系，不会互相揭发，这也是不存在的。
最近最高院要求严查八类严重行贿案件，发了一个通知，通知的全名是《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媒体一片叫好说是过去在贿赂案件当中我们主要惩治的是受贿者，但是现在我们也开始惩治行贿者，过去对行贿者因为他们是污点证人，所以要有一定的保护，怕他们因为坦白了，他们也担心坦白了以后自己可能受到惩罚。而受贿者往往就认为行贿者有这种心理，不会把自己交代出来，现在不，现在也加大了对行贿者的惩治的力度，行贿者就会很难守住，不可能他被抓了以后，他被逮捕了以后一言不发，坚决不出卖，坚决不揭发受贿者，不会的。因为他为了要争取减刑，为了要减轻自己的刑罚，他就会极力的检举揭发，第三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记得黑龙江省反贪局局长讲的有一句话，大大小小的
贪官我见过无数，但是从来没有见到一个贪官打死也不说的。吴官正在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多次到党校做报告，我听过几次，其中有几次讲话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就说了，同志们不要抱侥幸心理，实际上一双规什么都坦白了，而且是此起彼落的，一会这里说，报告，我有重大的案情报告，一会那里说，报告，我要检举揭发，受贿者也好行贿者也好，都极力的要摆脱自己的罪责，把责任推给对方。行贿者他极力的要让有关方面相信，他是因为对方的索贿，权利者的索贿他行贿的，而受贿者也极力的把责任推向对方，要表明他是被诱惑的，所以这种关系非常松驰，根本经不起一下子就瓦解了。
我们就以“史上最倒霉的贪官”为例，让大家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范方华曾是重庆渝中区环卫二所原所长，在与承包商王卫龙的“合作”过程中，共收受了30万元贿赂。后来，承包商王卫龙又有业务需要拜托范方华，而且这次提出来的要求有点无理，于是范方华拒绝了他的要求。谁知道王卫龙扔下一盘刻有二人交易录音的光碟要挟。无奈之下，范与王达成秘密协议：王对范受贿一事保密，作为“封口费”，范方华退还30万贿赂款之外，另外再支付10万元给王卫龙。
要做到廉洁从政，我想我们首先应该对腐败持有一种零容忍态度，各种形式的腐败我们都不能容忍，各种颜色的腐败形式的腐败我们都不能容忍。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在观念上应该牢固的树立权力的来源是人民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公权力，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在2008年的时候网站上曾经有过一次讨论，就是有一个处级干部，发了一个帖子，讲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为领导服务，他这个帖子发出来了以后，就受到了许多网民的漫骂，他说我如果不为民服务，我顶多挨民众的几句骂，但是如果我不为领导服务我的奖金我的晋升都成了问题。后来人民论坛就跟我说能不能针对这种现象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就是《公权力主体的双重性及其运行的价值取向》后来人民网登了这篇文章，我就讲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讲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
说权力主体表面上看起来是张三李四某个人的，比如我是招生委员会的主任，看上去招生权的主体是我，其实不然，后面还有一个实质主体，我所运用的这个是代表的是国家招生权的一个具体执行者。所以我是招生权的行事主体，而实质主体是教育部，是国家，是人民。正是这样公权力是姓公的，所以不能挪用为私人所有，不能把它看成是自己私人的囊中之物。我第二个观点表达的是权力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从表面上看起来，每一个权力的运行，每一个项目的完成都是一个权力的运行过程。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前一个权力是为后一个权力服务的，科长为处长服务，处长为局长服务，局长为部长服务。表面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只不过是我们的科陈层度。当中的权力运行中的每一个环节。正是众多环节的依规行事最后就造成了权利的良性运作的一种状态。几十年以前毛泽东就已经说过，毛主席说过了为人民服务，但现在还有人说为领导服务，这种观念实际上在一些干部当中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我们看到在秘书落马的这种案件当中我们看得更为真切。这些秘书认为我就是为领导服务的，实际上是把他同领导上司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仅仅是服务被服务的关系，他看成是一个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君臣关系，是臣仆关系，他看成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他就极力地为首长办事，甚至为首长办家事。这样的案件很多，比如说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就是这样的，王宝森的秘书也是这样，所以在大量的秘书落马的案件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封建的主仆关系，所以我们首先要树立一种观念，权为谁用。一句话来源于谁，为谁服务，来源于人民就该权为民用。所以利该为民所用，这个锦涛同志谈得根本清楚了。我们首先要树立的这种观念。
孙中山先生说，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薄熙来书记说，官员要立志做大事，不是立志做大官。当人之理想志向是在于为民谋利时，贪腐之心自然离他远去。
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坏人也能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我们发现腐败实际上是主体客体制度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
要在制度上下功夫，我们的制度也应该产生合力。今年上半年一月份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特别提到叫合力监督，我们现在监督的体系，五大体系。第一党内，党内监督的主体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和党委会以及普通党员，我们现在要发挥的，极力要加强完善党内的民主生活。发挥党内监督，党内监督是很有利的，因为党员干部每天都生活在党内，他的行为所有党员都看得很清楚。第二点就是党外监督，党外监督的主体就是民主党派和政协。第三类就是法律监督，法律监督的主体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和两院，他们主要的特别是在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三就是媒体监督，媒体监督的主体就是新闻、电视电台、出版业。这几年中央从上到下的一些领导干部都提出了要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第五大监督体系就是群众监督，这一块我们现在发展得也很好，我们现在的群众监督，腐败案件一半以上是由于群众举报这些贪官落马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强举报人的保护制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制度建构，尤其是监督制度的建构，我们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抑制腐败的增生，
廉这个字从古代至今是历代统治者所极力提倡的，其根本的原因所在，在于它对于政权的稳固，人民生活的富足，社会的安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并号召所有的官员都能廉洁从政，能做一个有德之人，廉洁之人。并且我们要加强在官员的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方面的完善，真正地做到选任干部以德为先，以德为重，以德为其任用的基本条件。谢谢大家
廉洁讨论——为官是一种高危职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监督机制、问责机制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过失官员被问责，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孟学农，两度因突发事件而失去官职。于是就有人感慨：为官也是一种高危职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为官是高危职业吗这个话题，首先我要介绍一下到场的两位嘉宾，这边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毛昭
晖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这边是来自中央党校的林喆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我们现在都知道社会上有一个名词叫做高危职业，比如说矿工诸如此类的职业是高危职业，现在有人说为官是一种高危职业，二位如何看呢？
我个人理解，所谓高危职业的标准肯定有两个，一个是这个职业工作者所处的环境肯定是我们所说的非常恶劣的环境，第二个方面我们所说的作为一个环境的因素，爆发也好，突发也好，这种频率或者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两个条件下，我们认为从事这个职业的主体有可能是高危职业。那么我想用这两个标准去衡量，从政是一个高危职业是一个伪命题（不成立）。第一个我们所说的为官，你所处的环境，不是一个恶劣的环境，不是一个高风险的环境，第二我们法律制度是完善的，是健全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追究党纪政绩责任，什么情况下要追究渎职、玩忽职守的责任，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被问责，我们法律是很清晰的，只要你不踩这条红线，你是不会成为高危职业的。 我很同意毛教授的观点，所谓高危职业的提出可能跟提出者本身的主观感受有关系。我想实际上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官员贪腐的，他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觉得随时都有可能被双规，被逮捕，非常紧张，然后每天处在一种极度恐惧恐慌和紧张的状态，他会有职业为高危职业的体验。第二种情况就是，无所作为，很平庸的人。这些平庸者被提拔了以后，感觉到工作压力很大，他不能胜任，然后他有一种很大的压力，他会感觉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淘汰， 林教授刚才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有部分公务员有这种认识，我们毛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和我们的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刚才主持人谈到，我们现在很多官员觉得他这个风险高了，这个可能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待，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反腐败力度越来越大了，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现
在一方面对贪官查办的力度大了，但同时我们对那些庸官。他虽然很廉洁，但他很平庸，无所事事，我们现在的问责制里面，尤其对我们所说的庸官加大了力度。随着反腐败力度越来越大，随着预防腐败的体系越来越完善，包括我们近两年出台了包括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包括党政问责，包括巡视制度，刚才说的不廉洁的，目前还在为官的干部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会越来越感到高危。 在领导干部当中，有些人可以做到明哲保身的，比如说他自己很清廉，他自己远离这种，他不同流合污，他觉得清者自清，我不做我也不管别人做不做，他这种人能不能远离我们刚才所说的高危？ 这种人不会产生高危，只是觉得官不好当，我们现在看到在有些地方，当某种行为成为一种潜在的规则的时候，比如讲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领导在考虑各种人事安排的时候可能会把我考虑进去。有的人就这么做了，去讨好领导，或者去送钱财，那么他真的被提拔了，旁边的人一看，靠这个人是有好处的，他也会去效仿，久而久之这个就会形成一种潜在的规则，潜规则，就是说当官、升迁是需要物品铺垫的。
他一旦有这样的观念，他觉得只有靠送才有可能被提拔，而不送就不可能被提拔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同流合污，这个时候一个人要保持他的廉洁确实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怎么办呢？靠制度，靠制度制约，第一加强党内民主，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东西可以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还有整个述职的时候整个的基层组织的党务都公开，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可以让一些平庸的人不可能这样浑水摸鱼，第二就是我们选用干部要注意德，一定要注意德，不把这样一些阿谀奉承的人选拔上去。
我补充一点，我们现在关键就是说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我们现在对我们领导干部的我们所说的他的发展，主要还是至上而下的评价，不是自下而上的评价。刚才林老师说得很对，我们说党内民主，包括我们说党代会常任制，我们试图想探索一套以社会公众，或者以党员
以党代表来评价我们的官员能不能升迁，就是自下而上。如果建立这么一种评价体系，某种意义礼说，我们那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廉洁清正的干部自然能够脱颖而出。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一个人的价值追求是什么？我们现在更多的价值追求我们认为当官，当大官，能够当一方阁员也好，封疆大吏也好，才是风光的。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社会的标签，但是如果从道德角度来说，从自身的内心角度来说，你可能当一个普通公务员或者就是当一个科员，但是你把你这个工作干好，能够有悲悯之心，有体恤之心，能够使你管辖范围的老百姓得到好处，我想这种人实现的价值，比那些高高在上，非常风光的人从后人来看可能更有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评价体系太单一化了，我们往往是以职务竞争这个唯一标准来评价你这个人的成功，所以我们现在谈到的以德为先，实际上似乎也想探索一个有没有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评价来衡量一个公务员做到真正意义上我们所说的他的内心和社会都得到公认。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你们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智慧，欢迎大家以后继续收看。
廉洁奉公——干部为政长久的内因
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廉者，政之本也”意思就是说：廉洁，是为政的根本。中国古代的“廉”字，义项较多，但基本都是清正、清白、高洁、不贪、节俭等意。最早提出把“廉”作为一种从政道德的，是西周时期的周公姬旦。周公主张以廉洁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但最早把清正廉洁作为治政的根本，却是春秋时期的晏婴。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涂，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齐景公问大夫晏婴：廉洁为政而能长久，这一行为像什么呢？晏婴的回答非常通俗，这一行为像水：清清的流水真是美，它的浑浊没有好前途，它的清流一直向前流淌。所以它能长久的奔流。这就跟人一样，贪官污吏将会沉到历史的河底，清正廉明的官员可以走得更久远。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央党校林喆教授为我们讲解“廉洁奉公——干部为政长久的内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具有政治智慧的唐太宗李世民就告诉我们认知历史、体会历史，从中汲取精华能寻求治国兴国的方略。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廉政文化一直流淌其中，不仅反映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也显示出古代圣贤高超的治国艺术。这些廉政文化是我国现代廉政体系的根基。汲取我们民族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成果，对于我们现阶段反腐倡廉体系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古近代社会统治者在保证官员的廉洁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有一些措施很好，一直流传至今。第一是注重道德教化，第二是建立了监督制度，主要的是加强了行政监督，第三是建立了考核制度，第四建立官员回避制度和轮换制度，第五建立了廉奉制度，第六建立了禁止官员经商的制度。很长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流传着官不入商，商不入仕这样的一种传统。
我国古代有着灿烂的思想文化，“廉政”一词自古就有。“廉”是指为
官的品德，“政”同“正”，是指做官必须公平正义。《论语》里记载了孔子关于“政”的诠释，孔子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说的是政治的根本要义就是公正无私、光明磊落，如果领导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那么其下属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可见古代“廉政”一词就包涵了官吏自身要清正廉洁的内涵。既为官，就要做到清正廉洁，这也是古代思想家和开明政治家的一贯主张。儒家文化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思想，他把“修身”作为治国的前提，可见修身养德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仍是我国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课程。
道德教育非常的重要，它是增加一个人的党性修养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个人的道德如果发生问题，一个地区的道德如果出现滑坡的情况，这实际上是这个干部官员手中权利开始异变的先端，是这个地区整个的党风开始衰落，官员手中权利可能走向腐败的一个前奏曲，所以我们非常需要道德教育。我就觉得重庆这个很好，唱红歌，我特别欣赏唱红歌这一种做法，这实际上是一种教育，通过唱、念，反复地在重温那些过去行之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我听我母亲就说爱革命队伍里，大家一唱革命歌曲，整个不对就有了凝聚力。所以我们现在重庆也好唱红歌，唱得整个社会感觉到正气抬头，人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健康。你这个再有什么贪腐什么的，大家就觉得非常龌龊了，就会给社会造成一种鲜明的参照系。就是一种明确的参照系然后马上就能够照出，在红歌的面前，在这些革命历史传统的宣教下，我们就能够看出什么是恶的，丑的，龌龊的，看得很清楚。同样对干部进行教育，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在他的心里不让他的恶念有存在的领域，把它赶出去。正是通过反复的教育，反复的培养，这是需要繁衍，不然怎么叫道德教化 我们自己有鲜艳的道德律，再加上这样的不断的熏陶，慢慢地我们的人生观和我们的世界观就会变得无比的牢固。 腐败其实并不仅仅是跟官员有关，跟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关系。社会风气造成人们对腐败的态度。而领导干部，做为政府的形象出现在大众
面前，所起的就是一个带头表率的作用。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腐败与社会风气、干部生活作风的联系。
社会对于腐败的评价我们可以描述为三种颜色：一种我们称作为白色腐败，白色腐败是指从上层人士到下层百姓，对某一种腐败的现象都认为不需要对他进行严惩，觉得可以理解，这种腐败我们称为白色腐败。比如像改革之初的所谓交学费的行为，对一个项目投资很多，最后搞成一个烂尾工程，都打水漂了，这种行为也不受到责任追究，这种我们称为白色腐败，老百姓觉得可以理解，官员也觉得可以理解，改革开放总是需要交学费的，这是当年比较在80年代常见的一种现象。
如果一种现象大家都习以为常，觉得不算腐败，我们将它归类为白色腐败。生活中很多现象：公车接送小孩、拿走办公室一支笔一个本子自己用等等，这些行为百姓觉得可以接受，因为看的多了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第二种腐败我们称作为灰色腐败，就是指上层人士认为对这种腐败必须进行严惩，而下层百姓却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当中也有这种现象。
比如某些官员热衷于到境外旅游，然后进入赌场留恋往返。老百姓对于这一行为不以为然。但是官员一旦热衷于次，往往就会越陷越深，最终导致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
第三种我们称作为黑色腐败，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腐败犯罪，严重的渎职侵权、行贿受贿、洗钱、盗窃国家财产、挪用公款等等，这个我们都称为黑色腐败。就是说从上层人士到下层百姓都认为对这种现象必须加以严惩的。
评价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腐败的颜色与时间，与国度有关，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判断标准不同。三种颜色的腐败也会随着制度的变化，社会观念的变化而改变。
那么一个地区它的腐败呈现的白色灰色和黑色，他们各自在腐败中占
的比例并不说明这个地区的腐败的严重程度，但是一个地区当白色和灰色腐败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在比例占得很大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这个地区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全面崩溃。
另外一个地区在此时此地，他的这种行为为白色，在彼时彼地他可能是一个灰色和黑色腐败，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所谓交学费的行为，在2006年我们加强了对渎职侵权的追查了，这种行为就上升到灰色甚至是黑色腐败。我们现在加大了对包二奶行为和赌博行为的惩治，这种行为也变成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了
有些官员就抱侥幸心理，就认为在我的这段时间追查没有我的事，以后肯定是没有事，不是你只要是一种贪腐行为，你这种受到惩罚的可能就永远存在。所以在这方面不能抱侥幸心理，比如说房地产业很多的违规行为，过去看成是一种白色的行业内的潜规则，白色的腐败，或者是灰色的腐败，至少违规但不违法。现在中央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整治，房地产业中的腐败就慢慢的浮出水面，就有一批国有企业的老总和一些高官就开始落马。我们加强了对洗钱行为的惩治，洗钱行为由过去人们的淡漠或者我们说它是一种白色的，最后变成一种黑色的，我们动用了刑法当中的洗钱罪，洗钱现在就是非常明确的典型的黑色腐败了。我们在讲到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的时候，主要讲的就是我们不仅无法容忍黑色腐败现象，而且也不能容忍白色和灰色腐败现象。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的讲话当中强调，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这是我们党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适应反腐倡廉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重大任务，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同、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都是研究制定规章制度的领导者、指导者、决策者、拍板者。但有的人却又常常是规章制度的超载者，逾越者、违反者，甚至破坏者，成为法规制度面前的特殊人、特权人，使严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失去公信
力、约束力和执行力。
康德讲过，人有自由意志，他做的事情是一个理性的人所做出来的，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这就叫责任自负。所以我们的官员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以民为本，干好本职工作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很崇高的责任信念，责任观念。你不负责，你随意的滥用权利，你就会受到责任追究。现在我们中央加大了对问责的制度的建设，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要保持廉洁，我们一定要把责任先做好。因为从我们的哲学上来看，权力（power）和责任（resposibility）是一对范畴，权力和义务（right and duty）是一对范畴，下来一对范畴就是（power and resposibility）这个是权力和责任，有多少的权利你就有多少的负担有多少的责任，这是相辅相成的。不存在着光有权利而没有责任的这种情况。同样责任和权利也是一致的。不存在着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的这种状况。每当我们承担了国家给我们一项权力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了一项责任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责任制的根源所在。你没有把这项权利用好，当然就必须问责，就要受到问责。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要真正做个好官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诱惑了，在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一下子有许多的事物需要我们去面对，许多的情况需要我们去面对。这个时候的一个官员怎么坚定自己的为民服务的基本观念，怎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显得尤其重要。毛泽东不是说了吗，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会发挥作用。你外因条件具备了，你内因不起作用你自己也干不好。没有内因也不行，所以在贪腐的当中我们会看到，如果主体是那么的坚定，是那么的廉洁，他是很难被腐蚀的，很难落马的，正是他内在存有一种欲望，一种贪欲的这样的一种倾向，所以当一些环境条件，这种腐蚀的环境条件具备的时候，他就落马了。
很多贪官，往往在事发前都是受人尊敬的领导，拥有稳定的收入、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一旦东窗事发，往往就会锒铛入狱。即使侥幸逃
过一时，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依然逃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结果。据人民网2001年报道，贪污210万元并潜逃1年的重庆市政第一工程公司山洞水泥厂出纳员刘怀金，最终被沙区检察院追逃组在遂宁市捉获归案。 刘怀金出逃没多久，花光了所有的钱，变卖了手表、手机、BP机等物品。由于是在逃人员，他不敢应聘任何一份工作。最后，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到处拣垃圾卖钱为生，长期到菜市场靠拣农贸市场烂菜渚面维生。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和在惊恐中生活，只有44岁的刘怀金又瘦又老已不成人样。检察官在抓获他时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刘怀金。贪污的后果，就是拿自己的大好前程以及今后的生活质量，去博取蝇头小利。没有了生命、没有了自由，或者整天生活在恐慌中，金钱再多也无意义。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烈火红岩》，提到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们牺牲前集体留给党组织的最后遗书——“狱中八条”。狱中的革命者们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要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他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最后诉说和嘱托。“狱中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我们的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其中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
我跟干部讲课的时候一直说，要当心来自三方面的陷井。第一我们要当心来自已经被请托的你的亲友方面的陷井。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伦理社会讲的是人与人关系的直接性，因为我们是亲缘
和血缘基础上的伦理关系。你看在街上问路，你不会说同志怎么走？一般都说大妈大叔，大兄弟，大妹子，这个问路，大家就会觉得很亲切，马上给你指点往哪里走，在单位上也同样如此，我们对一个领导最好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他像兄弟一样，她像大姐一样，他像父亲一样。我们经常是这样的以兄妹、父子之称来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在中国的行贿受贿就有了一种深刻的文化基因。成了一个铺路，铺成直接关系。因为民众认为人熟好办事，我跟你的关系直接了，我的请托就能到位，就能实现。所以我一直开玩笑地说，我们中国任何远距离的连接只需要三个点。你怎么连接？我说怎么认识我们的市长呢？三个点。市长肯定有孙子孙女在学校里念书，第一步我跳到他的老师这里，认识他的老师、班主任。第二步通过班主任认识他的孩子，市长家里的孩子，认识了他的孩子也就离第三步不远了，我就可以找一个理由把这孩子送回家等等，然后进入到市长家里，这就认识了市长。同样的局长、科长处长们都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因此官员第一点就要特别谨防来自可能已经被请托的你的亲人。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带进来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而这个人完全可能早已挖好陷井让你跳进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以往的案件我们会发现，夫妻、父子、父女、七大姑八大嫂亲属都牵连在进的案件，结果造成一个家族群蛀的案件，这样的案件是，也不少见。比如像云南省李嘉廷，最后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也都落马了，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特别的谨防来自想与你进行权钱交换的心里是有意图的，带着预谋进来的接近你的不法商人。不法商人的这样的腐蚀干部的案件我们也不少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福建远华案。远华案的标杆性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不法商人是怎样的让把我们的党政干部一个一个拉下水的。我曾经看到那个报纸上登的，那黑压压的一片，大家在等着，近百人那里等着审判，听候审判，我感觉到很震惊。这些人当中都是被赖昌星一个一个拉下水的，所以我们要警惕不法商人。不法商人唯利是图，当他走近你，邀请你，桑拿浴、洗足、保龄球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他的动
机了。我今天看给你一个桑拿浴，请你吃顿饭，好像没什么事。我明天给你一个桑拿浴，后天给你一个洗足，到大后天给你一个保龄球，或者给你俱乐部的终身会员的这样一些优惠券，慢慢慢慢你就放松了警惕，最后你就完全落到他的陷井，总有一天他会提出要求，对你提出要求。这个时候权钱交换就开始兑现了，所以我想官员要谨防第二个陷井。第三个陷井官员要谨防自己的上司。一般官员都认为上司是最可靠的，上司要提拔我的，他是爱护我的，另外上司怎么会错呢？我言听计从的，甚至为了讨好上司得到提拔的机会，放弃原则地去维护上司的，遮掩上司的丑事，或者是同流合污，这样的例子也很多。-1994年发生的群蛀案，第一起群蛀案，山东的泰安案，山东泰安公安破了一个案。就是蒋德海诈骗犯蒋德海他落马了以后他的坦白让所有的公安人员都大吃一惊。据蒋德海的交代，他给很多人行过贿，在受贿的这些群体当中，有市委书记、前市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市委秘书长、公安局长、公司总经理等等，几十个。这是我们中国国内出现的最早的一起群蛀案件，泰安案就是让我们看到一把手的落马会怎样的带坏整个班子。之后的沈阳的，辽宁沈阳市的慕马案，慕绥新和马向东案、又是如此，让我们看到班子里的主要成员的堕落会怎样带坏整个班子，这些都是教训。所以我的第三个忠告是要警惕你的早已腐败权利异变的上司。你不要以为上司说的所有的都是对的。特别是那些上司他干的这种腐败案件，已经不胫而走，大家都已经在私下说了，他包二奶。然后大家都在那里议论，然后或者说他最近挪用了什么公款，你就要当心了。我们这两年出现的银行行长的腐败案当中都看到这个情况，当这个行长自己堕落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贪腐来的钱发给大家，人人有份，而很多人心里想是行长给我们的，就像福利一样的就收掉了，但实际上最后作为群蛀案都落马了。所以我们要谨防三个陷井，一定要谨防这些陷阱。我想呢这个平时呢，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六亲不认，不听上级的，也不要家人，不认亲友的，或者完全不理商人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在和这三个方面的人打交道
的时候你心里要挂根弦，不要盲目的服从，和盲目的交往。你要有所观察，你要有所保持冷静。这个时候你特别要提醒自己不要为私欲所惑。当他要提出跟你的权力交换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看清他的真正的动机了。
很多行贿者，最先就是通过某种手段来获取官员的信任，比如请客吃饭、送官员子女到国外深造等等，这时候官员们往往被行贿者的信誓旦旦所迷惑。究竟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是否真能攻守同盟呢？ 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关系从表面上来看是很铁的，因为他们好象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们两个人只有属于两个人的秘密，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牢固的。其实不然，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权钱交换上的关系，实际上是最不牢固的，最松散的，也是最容易被攻破的。行贿者和受贿者之所以感到关系的铁在于他们假设了三个虚假的前提：第一，受贿和行贿的行为不会被人发现。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第一次行贿受贿以后就有可能出现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更多次的进行。第二种他们假设的前提是行贿者和受贿者认为一旦出了事，他们不可能揭发被揭发，互相揭发，因为他们是铁的关系，不会互相揭发，这也是不存在的。
最近最高院要求严查八类严重行贿案件，发了一个通知，通知的全名是《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媒体一片叫好说是过去在贿赂案件当中我们主要惩治的是受贿者，但是现在我们也开始惩治行贿者，过去对行贿者因为他们是污点证人，所以要有一定的保护，怕他们因为坦白了，他们也担心坦白了以后自己可能受到惩罚。而受贿者往往就认为行贿者有这种心理，不会把自己交代出来，现在不，现在也加大了对行贿者的惩治的力度，行贿者就会很难守住，不可能他被抓了以后，他被逮捕了以后一言不发，坚决不出卖，坚决不揭发受贿者，不会的。因为他为了要争取减刑，为了要减轻自己的刑罚，他就会极力的检举揭发，第三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记得黑龙江省反贪局局长讲的有一句话，大大小小的
贪官我见过无数，但是从来没有见到一个贪官打死也不说的。吴官正在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多次到党校做报告，我听过几次，其中有几次讲话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就说了，同志们不要抱侥幸心理，实际上一双规什么都坦白了，而且是此起彼落的，一会这里说，报告，我有重大的案情报告，一会那里说，报告，我要检举揭发，受贿者也好行贿者也好，都极力的要摆脱自己的罪责，把责任推给对方。行贿者他极力的要让有关方面相信，他是因为对方的索贿，权利者的索贿他行贿的，而受贿者也极力的把责任推向对方，要表明他是被诱惑的，所以这种关系非常松驰，根本经不起一下子就瓦解了。
我们就以“史上最倒霉的贪官”为例，让大家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范方华曾是重庆渝中区环卫二所原所长，在与承包商王卫龙的“合作”过程中，共收受了30万元贿赂。后来，承包商王卫龙又有业务需要拜托范方华，而且这次提出来的要求有点无理，于是范方华拒绝了他的要求。谁知道王卫龙扔下一盘刻有二人交易录音的光碟要挟。无奈之下，范与王达成秘密协议：王对范受贿一事保密，作为“封口费”，范方华退还30万贿赂款之外，另外再支付10万元给王卫龙。
要做到廉洁从政，我想我们首先应该对腐败持有一种零容忍态度，各种形式的腐败我们都不能容忍，各种颜色的腐败形式的腐败我们都不能容忍。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在观念上应该牢固的树立权力的来源是人民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公权力，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在2008年的时候网站上曾经有过一次讨论，就是有一个处级干部，发了一个帖子，讲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为领导服务，他这个帖子发出来了以后，就受到了许多网民的漫骂，他说我如果不为民服务，我顶多挨民众的几句骂，但是如果我不为领导服务我的奖金我的晋升都成了问题。后来人民论坛就跟我说能不能针对这种现象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就是《公权力主体的双重性及其运行的价值取向》后来人民网登了这篇文章，我就讲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讲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
说权力主体表面上看起来是张三李四某个人的，比如我是招生委员会的主任，看上去招生权的主体是我，其实不然，后面还有一个实质主体，我所运用的这个是代表的是国家招生权的一个具体执行者。所以我是招生权的行事主体，而实质主体是教育部，是国家，是人民。正是这样公权力是姓公的，所以不能挪用为私人所有，不能把它看成是自己私人的囊中之物。我第二个观点表达的是权力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从表面上看起来，每一个权力的运行，每一个项目的完成都是一个权力的运行过程。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前一个权力是为后一个权力服务的，科长为处长服务，处长为局长服务，局长为部长服务。表面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只不过是我们的科陈层度。当中的权力运行中的每一个环节。正是众多环节的依规行事最后就造成了权利的良性运作的一种状态。几十年以前毛泽东就已经说过，毛主席说过了为人民服务，但现在还有人说为领导服务，这种观念实际上在一些干部当中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我们看到在秘书落马的这种案件当中我们看得更为真切。这些秘书认为我就是为领导服务的，实际上是把他同领导上司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仅仅是服务被服务的关系，他看成是一个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君臣关系，是臣仆关系，他看成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他就极力地为首长办事，甚至为首长办家事。这样的案件很多，比如说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就是这样的，王宝森的秘书也是这样，所以在大量的秘书落马的案件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封建的主仆关系，所以我们首先要树立一种观念，权为谁用。一句话来源于谁，为谁服务，来源于人民就该权为民用。所以利该为民所用，这个锦涛同志谈得根本清楚了。我们首先要树立的这种观念。
孙中山先生说，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薄熙来书记说，官员要立志做大事，不是立志做大官。当人之理想志向是在于为民谋利时，贪腐之心自然离他远去。
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坏人也能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我们发现腐败实际上是主体客体制度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
要在制度上下功夫，我们的制度也应该产生合力。今年上半年一月份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特别提到叫合力监督，我们现在监督的体系，五大体系。第一党内，党内监督的主体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和党委会以及普通党员，我们现在要发挥的，极力要加强完善党内的民主生活。发挥党内监督，党内监督是很有利的，因为党员干部每天都生活在党内，他的行为所有党员都看得很清楚。第二点就是党外监督，党外监督的主体就是民主党派和政协。第三类就是法律监督，法律监督的主体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和两院，他们主要的特别是在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三就是媒体监督，媒体监督的主体就是新闻、电视电台、出版业。这几年中央从上到下的一些领导干部都提出了要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第五大监督体系就是群众监督，这一块我们现在发展得也很好，我们现在的群众监督，腐败案件一半以上是由于群众举报这些贪官落马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强举报人的保护制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制度建构，尤其是监督制度的建构，我们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抑制腐败的增生，
廉这个字从古代至今是历代统治者所极力提倡的，其根本的原因所在，在于它对于政权的稳固，人民生活的富足，社会的安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并号召所有的官员都能廉洁从政，能做一个有德之人，廉洁之人。并且我们要加强在官员的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方面的完善，真正地做到选任干部以德为先，以德为重，以德为其任用的基本条件。谢谢大家
廉洁讨论——为官是一种高危职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监督机制、问责机制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过失官员被问责，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孟学农，两度因突发事件而失去官职。于是就有人感慨：为官也是一种高危职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为官是高危职业吗这个话题，首先我要介绍一下到场的两位嘉宾，这边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毛昭
晖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这边是来自中央党校的林喆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我们现在都知道社会上有一个名词叫做高危职业，比如说矿工诸如此类的职业是高危职业，现在有人说为官是一种高危职业，二位如何看呢？
我个人理解，所谓高危职业的标准肯定有两个，一个是这个职业工作者所处的环境肯定是我们所说的非常恶劣的环境，第二个方面我们所说的作为一个环境的因素，爆发也好，突发也好，这种频率或者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两个条件下，我们认为从事这个职业的主体有可能是高危职业。那么我想用这两个标准去衡量，从政是一个高危职业是一个伪命题（不成立）。第一个我们所说的为官，你所处的环境，不是一个恶劣的环境，不是一个高风险的环境，第二我们法律制度是完善的，是健全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追究党纪政绩责任，什么情况下要追究渎职、玩忽职守的责任，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被问责，我们法律是很清晰的，只要你不踩这条红线，你是不会成为高危职业的。 我很同意毛教授的观点，所谓高危职业的提出可能跟提出者本身的主观感受有关系。我想实际上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官员贪腐的，他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觉得随时都有可能被双规，被逮捕，非常紧张，然后每天处在一种极度恐惧恐慌和紧张的状态，他会有职业为高危职业的体验。第二种情况就是，无所作为，很平庸的人。这些平庸者被提拔了以后，感觉到工作压力很大，他不能胜任，然后他有一种很大的压力，他会感觉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淘汰， 林教授刚才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有部分公务员有这种认识，我们毛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和我们的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刚才主持人谈到，我们现在很多官员觉得他这个风险高了，这个可能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待，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反腐败力度越来越大了，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现
在一方面对贪官查办的力度大了，但同时我们对那些庸官。他虽然很廉洁，但他很平庸，无所事事，我们现在的问责制里面，尤其对我们所说的庸官加大了力度。随着反腐败力度越来越大，随着预防腐败的体系越来越完善，包括我们近两年出台了包括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包括党政问责，包括巡视制度，刚才说的不廉洁的，目前还在为官的干部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会越来越感到高危。 在领导干部当中，有些人可以做到明哲保身的，比如说他自己很清廉，他自己远离这种，他不同流合污，他觉得清者自清，我不做我也不管别人做不做，他这种人能不能远离我们刚才所说的高危？ 这种人不会产生高危，只是觉得官不好当，我们现在看到在有些地方，当某种行为成为一种潜在的规则的时候，比如讲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领导在考虑各种人事安排的时候可能会把我考虑进去。有的人就这么做了，去讨好领导，或者去送钱财，那么他真的被提拔了，旁边的人一看，靠这个人是有好处的，他也会去效仿，久而久之这个就会形成一种潜在的规则，潜规则，就是说当官、升迁是需要物品铺垫的。
他一旦有这样的观念，他觉得只有靠送才有可能被提拔，而不送就不可能被提拔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同流合污，这个时候一个人要保持他的廉洁确实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怎么办呢？靠制度，靠制度制约，第一加强党内民主，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东西可以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还有整个述职的时候整个的基层组织的党务都公开，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可以让一些平庸的人不可能这样浑水摸鱼，第二就是我们选用干部要注意德，一定要注意德，不把这样一些阿谀奉承的人选拔上去。
我补充一点，我们现在关键就是说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我们现在对我们领导干部的我们所说的他的发展，主要还是至上而下的评价，不是自下而上的评价。刚才林老师说得很对，我们说党内民主，包括我们说党代会常任制，我们试图想探索一套以社会公众，或者以党员
以党代表来评价我们的官员能不能升迁，就是自下而上。如果建立这么一种评价体系，某种意义礼说，我们那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廉洁清正的干部自然能够脱颖而出。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一个人的价值追求是什么？我们现在更多的价值追求我们认为当官，当大官，能够当一方阁员也好，封疆大吏也好，才是风光的。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社会的标签，但是如果从道德角度来说，从自身的内心角度来说，你可能当一个普通公务员或者就是当一个科员，但是你把你这个工作干好，能够有悲悯之心，有体恤之心，能够使你管辖范围的老百姓得到好处，我想这种人实现的价值，比那些高高在上，非常风光的人从后人来看可能更有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评价体系太单一化了，我们往往是以职务竞争这个唯一标准来评价你这个人的成功，所以我们现在谈到的以德为先，实际上似乎也想探索一个有没有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评价来衡量一个公务员做到真正意义上我们所说的他的内心和社会都得到公认。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你们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智慧，欢迎大家以后继续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