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失衡与矛盾
主讲人：刘伟教授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
我们今天很简单讲第二单元，中国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着哪些主要的问
题？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两大类，一大类是总量的矛盾，一类是结构性的矛盾，今天我们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这两个方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现在那一些主要的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持续、均衡、有效的增长。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总量的矛盾，总量主要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总供给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一年生产能力能够用于使用投资品、消费品和各种服务的总和，总需求呢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年时间内在市场上、在流通当中可以用于支付手段的购买力，这就是所谓的总供给和总需求。
这种总量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最典型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大到一定程度，严重到一定程度，流通中的购买力，大于你可以用于销售、投入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大到一定程度下，就拉动物价大幅度的上升，形成我们所说的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看起来是一个货币现象，就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了，比供给超出了，所以拉动物价上涨，所以看起来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实际上本质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是政府利用发行钞票的权力，向社会强行征收的一种税，这个税是一种坏税，不是好税，是一个掠夺和坑害老百姓的税。任何一个政府只要是负责任的，它的宏观经济目标里面都有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反通胀。当总需求过热、过大，拉动物价涨幅过高的时候，要采取办法。例如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宏观政策、货币政策，使这个过程均衡，不要使失衡过于严重，使得物价上涨率得到控制，至少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为什么我们说通货膨胀是一个税，是对百姓的一个掠夺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我们今年国民经济生产了100个产品，这就是总供给，可以提供的产品是100个，我今年准备发行钞票是100块钱，这个流通当中，经济主体概括起来就是三个人，一个是政府，中央和地区各级政府。还有一个是企业，包括银行和非银行工商类企业，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居民，我们讲的千家
万户。
经济当中的主体就是这三个，不同的主体和社会之间有不同的联系的方式。我们叫做信用通道，就是和社会有一个交换，交往的机制。政府和社会的交往通道是税收，政府给大家提供服务，从这里收税，维持它运转。企业和社会联系是市场，企业生产经营，在市场上经营产品，获得收入。老百姓和社会的联系就是工作，你做工挣工资。
我现在发行100块钱，通过不同的信用通道发下去，政府通过税收从这里收的30块钱，企业通过市场从这里赚了30块钱，老百姓通过打工从这里挣了40块钱。这样的话，在整个经济当中，是100个产品，对应着100块钱钞票。我们假定没有存款，也没有相互的借款，这个票子下去就流通一次，全部投入流通，流通一次就回来，100块钱对应100个产品，对应一次回去。产品的单价是1块钱一个，现在政府收了30块钱，一块钱1个对应，按道理可以买30个东西回去，但是政府发现，这30个不够用，他那的钱已经给了老百姓，不能抢呀，但是不抢怎么办？政府怎么办？他有印钞权，他再印100块钱，不管怎么样？就直接交给财政部，这个时候的财政收入是30块钱，但是财政支出是多少？130块钱。这就有了100块钱的财政赤字，这就是所谓的财政赤字，在这个时候流通中的产品还是100个，因为流通当中的产品没有因为你多印的票子而增加，但是现在流通的票子是多少个？200。原来1块钱的东西现在2块钱一个，原来老百姓辛辛苦苦挣了40块钱，按照1块钱一个，可以买40个东西，现在可以买20个，有一半本来是老百姓的东西，现在被别人抢跑了，被谁抢跑了？政府。怎么抢跑的。多印了100块钱，他要多印200，300块钱，你更麻烦。
现在经济学还在讨论什么是通货膨胀？什么东西都贵，就是钱便宜就是通货膨胀。谁能使钱便宜？谁能印钱，谁才能使钱便宜？所以抑制通货膨胀没有别的，就是中央政府。或者指责企业，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其实通货膨胀的原因就一个，谁能印票子？就是政府。你政府先发动的强大的通胀，老百姓有一个预期，估计要涨价了，开始做出一种对抗和调整。实际上这样的。通货膨胀你看起来是一个货币现象，其实本质是一个税，是政府利用印钞权把老百姓拿到口袋里的钱抢回来，抢回来政府再花一回。所以我们说通货膨胀是一个税，是政府利用发钞票的权利对老百姓的掠夺。所以任何一个
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这样做。
这是一种典型的总量失衡，需求大于供给带来的问题。还有一种总量失衡，和这个刚好方向相反，是需求小于供给，如果国民经济当中这个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意味着市场消费不足，流动性银根偏紧，大家都不买东西，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企业的销路就有问题，不好卖。企业就要促销，促销就要把物价降下来，甩卖。
当另一种经济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价格上会表现出另一种情况，就是通货紧缩，物价不涨，反而缩水，通货紧缩听起来应该是好事。因为通货膨胀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你通货紧缩，这似乎对老百姓是一个福音，但是我们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它绝不是商家的良心发现，因为需求疲软，没有人买，为了甩卖，为了促销才降价。降价本身意味着市场需求不足，意味着产品成为压库的比例增大，意味着求资金流动速度放慢，意味着会计上一笔帐企业应收款越来越多，企业应收未收帐款越来越多，到最后欠银行的帐就越多。银行要求还钱，没有钱还怎么做？就依法正常破产，同时意味着失业率越高，我们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货膨胀它坏，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通货紧缩更坏，让更多老百姓越没有钱，是这个威胁。
像中国这个劳动力大国，一旦产生这种失衡，它的危险比通胀的危险还要大，这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经济萧条，经济衰退。一个国家如果在当代物价上涨率低于2%，在2%以下，不要说负增长，一般在2%以下，我们通常说，这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什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现象。所以现在呢？任何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也有另一个目标，叫做反萧条、反衰退、反失业，就是需求不足的时候，要采取办法，把这个需求刺激起来，使得供求恢复均衡，使失业率降下来。这是我们讲的两种最基本的总量失衡，宏观经济你说总量失衡，最基本的是这两种总量失衡的情况。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在1998年5月份之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失
衡，大都是需求大于供给，所以当时困扰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通货膨胀，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并且都是由于需求大于供给，然后在一些其他的因素激发、诱导下，
一下就爆发了通货膨胀。
第一次是1984年年底到1985年年初，那个时候老百姓的购买力非常可怜，但是那个时候的物产供应更可怜，所以相对于老百姓的需求来说，还是一个短缺经济的时代，老百姓只要把钱拿出来去抢购，马上就形成了通货膨胀的现象。
84年的那次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是秋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从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这个决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城市开始全面改革，这个时候老百姓觉得这个改革会不会触动价格，所以老百姓就抢购，那个时候老百姓手持现金，拼库存。那个时候的抢购水平很低。当时北京是冬天，抢煤球，酱油、醋，日常的日用品，当时对老百姓来说，那个时候的供给更可怜，生产的东西也不多，所以物价开始上涨。以我这个年龄，解放以后出生的，第一次经历通货膨胀，以前没有说物价上涨，我记得小时候最典型用的邮票，在本省是4分钱一张，跨省是8分钱一张，从来没有听说过涨价。就是84年那次教会了中国人一个道理，物价是可以涨的，就是因为当时需求大于供给。
第二次物价比较大的增长是88年夏秋之际，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价格改革，当时我们提出叫价格闯关。说苏联东欧的价格闯关失败了，这个决定一做出来，老百姓就反映了，当时是短缺经济，你一旦放松价格管制，这个时候很可能引起物价大幅度的上升，这个时候老百姓就开始抢购，大概三个月，中央宣布价格闯关失败，这样便慢慢平息了。
第三次是94年，主要是92之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大开发的浪潮，高峰的时候到94年时候，物价达到24%，95年达到17%，这三次比较大的通胀，84年、88年、94年，它的背景都是什么？需求大于供给这种失衡，然后在一个偶然的因素刺激下一下子就激起来了。
从95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需求大于供给，发生了一次质的方向性的改变。从98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需求不足，需求小于供给，这种失衡。
原因很简单，第一，工业化的深入。从78年到98年，20年的技术发展，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改变，物质资料的生产，使得我们有可能改变短缺的局面，生产发展了，供应多了。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从1978年到98年，20年中国经济发生的改革，过去很多资源是无偿分配。
现在伴随着经济，进行了分配，通过市场机制分配就是要钱的，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所以短缺还是过剩。既是一个生产现象，更是一个体制现象。透过市场体制看代价的时候，我要这个东西，我要拿钱，这个我可能不买了，这样构成生产或需求的不足。
当时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98天夏天我们发了一个大水灾，据说动用了30万部队，江泽民指挥了非军事的大规模行动。我当时看电视报告这个报道的时候，灾民救出来之后，我们送的水是成箱成箱的矿泉水。你想想，90年代，别说灾民，就是市民，有多少饮用矿泉水呢？我当时觉得我们真的富起来了，经过20年改革开放市场化，我们富起来了。在98年之前，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目标是防通胀，98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总体是扩大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扩大内需，拉动增长，反失业。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大家可以回想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讲第九个五年计划，整个“九五计划”期间，适度紧缩保持不变，因为那个时候是需求大于供给，主要问题是反通胀。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讲第十个五年计划，整个“十五计划”期间，扩大内需，保持不变。因为98年之后是需求不足，供给过剩，要扩大内需。在之前，以98年为限，之前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宏观总量政策的基本政策是紧缩性。从9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转变了方向，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所以增长比较乏力，失业率比较大，因此宏观经济的目标是反萧条、反失业，是刺激需求，扩大内需。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实际上是比过去前所未有的复杂。我们是两方面的压力都有，现在是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衰退的威胁，我们面临着经济学上所说的滞胀的危险。滞是停滞，胀就是通货膨胀。我们很可能这两个问题同时发生，如果这两个问题同时发生，总量政策的效用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我们说老实话，如果单纯出一个问题，我们就不怕，通货膨胀大，我们经历起来有办法，像94年24%，第二年我们就降了17%，96年降到8%，97年降到3%，当时的物价上涨率3%，所以我们叫低通胀。我们对外宣布中国经济以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通货膨胀一路下来，我们有这个经验。如果是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来，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三次经济衰退，而且
是比较严重的衰退。第一次是1988年到1991年，失业率非常高，困难非常大，我们经历了三年调整。第二次是1998年到2001年，也是三年，国有企业大量下岗工人，待转移的工人，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那个时候经济不叫过热，叫通缩。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测量，那个时候城乡的失业率至少在14%以上，失业率的红灯线是7%。我们当时是成倍的超过这个警戒线，但是我们也扛过来了。第三次经济衰退就是08年春天到09年春天，我们连续5个季度，连续15个月经济增长速度下滑，2007年我们经济增长速度13%，到了08年第一季度是10.6%，一下子比07年低了2.4个百分点。
当时我们分析，大家认为，很可能是和08年春天我们有一场暴风雪，那个暴风雪时很多地方的输电电网受到影响，如果受到这个影响，第二季度春暖花开应该有所改变，结果第二季度更糟糕，是10.1%，第三季度是9%，第四季度是6.8%，现在中国经济跌破7%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到了09年第一季度到了6.2%，连续15个月，经济衰退，失业的压力非常大，但是说老实话，我们也扛过来了，现在全球看来还是令人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比较大的三次衰退，失业的压力我们也承受过，也从中取得很多经验。现在宏观总量失衡，如果单纯的出现通胀我们也不怕，如果单纯出现衰退，需求不足，我们也有经验，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两个问题同时在中国经济当中存在。既有通胀，又有失业，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这个不是没有可能。
上世纪70年代，这种滞胀的局面在西方出现过，它花了一二十年去解决，因为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宏观政策很难办，你是扩张还是紧缩，如果你扩张的话，对解决失业有帮助，刺激需求，降低失业率，但是你付的代价是什么？你物价上去，通胀会恶化；反过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采取紧缩需求，对控制通胀也有帮助，把需求紧下来，物价得以释放，物价可以下来。一紧缩，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气，企业更困难；企业更困难，失业率会进一步的恶化。一旦出现滞胀这个局面，我们宏观总量政策会陷入两难的境地，紧也不是，松也不是。
其实在07年我们有这种迹象，所以在中共十七大报告里面，在十一个五年计划没有讲是紧缩还是扩张。十七大报告，对“十一五计划”没有讲是紧还是松，我们叫有冒有压，区别对待。他没有说紧缩还是扩张，因为我们通胀
压力和失业这两个问题都有。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几年前我受财经杂志一个记者采访，我给他讲这个宏观事态，我把这个道理讲了一些，他回去写了一个专访，题目怎么写？《刘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终于到了政府无可作为的时候了》，其实我的意思不是政府可以无所作为，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很方便，现在很复杂，既不敢紧，也不敢松，没有办法呀。
到现在这个威胁更大，就是滞胀这个威胁。我们分析一下，中国面临很强的滞胀压力，我们先看通胀的压力。通胀的压力就是我们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我概括一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通胀压力，而且形成压力的程度比较大，有中国的特点。
通货膨胀第一方面的压力是什么？来自需求拉上，需求向上拉，需求拉上。我们大家想一下，需求就是钱，流通中的票子，流通中钱多了，肯定是东撞西撞。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我们投资了4万亿。然而我们的银行，从08年的下半年，四季度开始关注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净增了4.9万亿，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到09年更猛，09年末比年初，净增信贷9.6万亿，差不多是08年的一倍。所以我们09年货币供给速度，狭义货币也好，广义货币也好。我们狭义货币供给超过了30%，这么多的新增信贷，到了09年年末，我们放出去的款总量，在流通中的票子累计是多少？信贷余额累计是40多万亿，这么多钱在流通中晃来晃去，这些要冲击商品，冲击商品就要涨价，这就是需求拉动，这就是购买力。这个货币政策出去票子之后，货币政策去影响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比如影响通货膨胀，影响经济目标等，有一个时间差。经济学上叫做“时延”。
这个时延不同，我们中国的时延时间大概是7个月到24个月，按照这个时延的概念，我们08年第四季度下的票子，特别是09年下的票子，应当到今年下半年，到明年要能表现成通货膨胀这个压力。现在实际上我们是以扩大内需一揽子措施，实际上是一个“双面刃”，一方面可以刺激经济，拉动增长，另一方面可以刺激物价，拉动通货膨胀。只不过是它刺激物价的时间长，所以现在等于是两个车轮在赛跑，一揽子出去了，钱投资出去了，在形成通货膨胀之前，这一揽子措施能不能及时、有效、充分地传递到实体经济中来，使就业充分，失业率很低。如果能够活跃经济，使失业率很低。经过一年或两年，这些钱拉动物价上涨的作用表现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宏观经济可
以腾出手来压这个事。只要这两个问题——失业和通胀的出现是交替的，我宏观经济就能腾挪。现在是解决失业，等把失业解决的差不多的时候，货币政策的拉动通胀的作用表现出来的时候，主要矛盾转化为通胀的时候，我在腾出手来管通胀。现在只怕一揽子措施出来之后，这一揽子措施对实体经济并没有有效的刺激，没有传到实体经济当中去，没有真正刺激实体经济，没有增加失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就叫“滞胀”。所以中国的物价上涨现在有这个需求拉上的压力，这么多钱出去了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方面。中国物价上涨的压力，需求拉上。
第二个方面，中国物价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什么？成本推动。 成本推动更容易出现滞胀。甚至可以说是出现滞胀的根本原因，主要原因。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成本提高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方面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和恢复，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高，土地涨价，资源涨价，特别是石油。1973年中东战争之前，一桶石油每桶原油也就是1美元，70年代的时候各种要素涨价。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人们有理由要求把发展文明进步带来的好处，更多的转化为人们的生活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要求加薪，要求提高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水平，这样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工成本提高了，所以当时无论是人力、物力，成本提高了，这个物价就推起来了。
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个时候主要是成本推动的，就意味着物价上涨的同时，消费怎么样？需求怎么样？需求并没有活跃，不是需求拉上的，物价如果成本提高推动了，物价上涨的同时，需求没有提高，就意味着经济没有活跃，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上涨是由于成本推动提高了，成本推动物价提高的同时，需求没有提高。如果一个国家的物价主要是需求拉上来的，它有坏处，是通货膨胀，是对百姓的盘剥。但是它有好处，虽然物价上涨了，但是需求活跃了，可以降低失业率。
所以凯恩斯主义战后政策，在这两个指标当中进行置换，需求大于供给，要压通货膨胀怎么办？紧缩需求，紧缩需求把物价压下来，物价压下来之后要付出代价，市场没有那么活，企业销路有问题，企业资金周转放慢，就业率就下降了，失业率就上升。所以压通胀付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失业率，这
个时候我认为失业率是重要问题，我宁愿损失几个失业率这个目标，也要把通货膨胀率压下来，因为我当务之急是治理通货膨胀。
也许有另外一个情况，现在宏观经济总的问题是失业，我怎么办？刺激需求，拉动需求，增加就业。但要付代价，你一刺激需求，物价怎么样？物价上升，这个时候宁愿牺牲几个通货膨胀率，也要把失业率打下来。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就在这两个指标之间进行置换。一段时期内我看谁是主要问题，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奥肯定律。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两个置换出现滞胀以后，置换不动了。
在90年代物价上涨主要是成本推动的，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并不意味需求活跃，就意味着企业资金中没有加强，同时意味着失业率没有增加。一方面是高物价，一方面是高失业的滞胀局面，所以一旦物价上涨，从需求拉动转为成本推动的时候，这个滞胀问题非常现实，这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阶段性的情况。
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成本是不是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时期，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各种要素像铁矿石、煤矿、石油，这些哪个不是大幅度的涨价？石油2003年国际原油不到20美元，我们盯他能不能超过30美元；我们再盯它能不能再翻一番，到了70美元；我们就盯能不能再翻一番……这就表明要素、资源、价格大幅度上升。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需求、投资各方面扩张，就拉动着要素价格大幅度的提升。再加上中国的劳动力，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人们有理由要求改革开放带来的文明进步更充分地转化为人们的福利，所以人们要求加工资，要求提高社会福利，要求提高社会保障，这都需要劳动力的成本，所以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方方面面的成本，到了一个新的大幅度上升的时期。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
中国现在真是到一个成本推动的历史性的转折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是中国通货膨胀第二个压力，就是成本在推动。
第三个压力，就是中国通货膨胀现在还有一个来自开放的压力。因为有输入的压力，中国是第一大出口国，同时是第二大进口国，我们现在进口的额度仅次于美国。我们进口的相当一部分是上游投入品，石油、原材料、铁矿石，在世界上现在几乎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提高了成本，使得出口
价要涨。中国每年自己的石油消耗大概是3亿多吨，我们进口已经超过一半，而且中国石油消耗量是以每年8%的速度在递增。铁矿砂贸易量高的年份是将近70%，我们一家买进去，我们是最大的买主，但是我们定不了价，我们想改变这个，试了几次都不行。你以为你是大国，你有钱，你就可以改变人家多少年的规矩吗？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大量的进口品，尤其是进口的上游投入品，它的价格按照国际价格涨，就进入了我们的成本，就使得我们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压力更大。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方面输入的性质。
还有第四方面中国通货膨胀的方面，特别致命的一个软肋，就是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这个弱势产业对形成中国物价上涨带来很大的威胁，中国的历次通货膨胀，几乎都是从农产品开始的。中国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的体制是家庭责任制，中国农业的技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落后于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资本和资金含量的，他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再加上中国农业是非常分散的。
中国大的农业周期一般农业是两个丰年，两个平年，一个欠年，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老天爷很帮我们去年到现在，已经连续六年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过亿万公斤。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两丰、两欠，所以今年农业轮也该出点问题了。今年农产品涨价，对我们影响比较大，中国并不太富，中国恩格尔系数是24%多一点，40%的支出是用于农产品支出，所以农产品一涨价，对中国的作用就很大，越是穷国，他用于食品的需求越大，刚性越强；越是穷国，农产品涨价对穷国的影响就越大。我们就有这个问题，我们的恩格尔系数是比较多，农业基础比较脆弱，一旦发生问题，马上会影响物价，我们对这方面的物价承受力又比较弱。我们几次大的通胀，几乎都是从农产品开始，包括07年年末这次。
我们记得07年8月份，最早是猪肉开始涨价，涨的很猛。经济学上有一个蛛网理论，有一个时间周期，猪肉涨价说明什么问题？小猪崽涨价了，小猪崽涨价了，说明老母猪少了，所以猪肉涨了。你现在要降下来，得从老母猪开始，需要一个时间的，所以不是简单的。当时问题比较大，一时又改不了。我不知道山西财经大学怎么办的？北大是怎么办的？就写信反映，当时教育部的部长周济召开会议，部长开会很简单，就是三个字“不准涨”。你北大开门每天都是要吃饭的，每天早晨肉商给你的肉是涨价，你不涨价，中间有一
个窟窿，这个窟窿挺大。后来请示部里，给了一个指示，奥运会之前不准涨。部长说了猪肉不准涨，但是部长没有说白菜不准涨，萝卜不准涨，你说猪闹南方蓝耳病。很简单，洗白菜、切白菜、炒白菜的人吃猪肉，所以猪肉涨了。他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他的工资肉食补贴肯定要提高，这一提高等于人工成本提高了，全行业的都提高了，都得涨价，就是投入产出之间的相互的经济联系。为什么白菜成本提高了，因为猪肉涨价，给他的肉食补贴提高了。
到了年底11月份的时候，物价涨幅比大家预期影响更大，一个新的刺激因素是什么？到年底的时候，07年是全球粮食减产，非洲是灾荒，欧洲的谷物减产，美国一方面有减产因素，美国一方面调整了农作物的结构，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影响下来。到了07年年末，是世界性的农产品调产。
开始我们以为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因为中国的粮食几乎是可以自我平衡，我们有点进口，也有点出口，我们粮食大概是96%、97%的样子可以自给自足。我们主要是出口一些水稻，我们也有几个点的进口，但是我们这次没有想到的是，恰恰就是我们进口的这个东西在国际市场上的涨幅比较大，我们进口主要是油料，中国的压榨业，国有企业基本退出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这个行当里面的很少，在目前压榨业里面多为外资或者三资企业，外资或者三资企业他不喜欢用中国豆农生产的原料，他喜欢用进口的。进口的东西一来，中国豆农生产的东西卖不了，第二年就调整种植结构，这样使得我们对油料的对外依赖度更大，大概是70%左右。我们油料作物这块涨幅是最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超市去买油，一桶油涨到100块钱。这个对人们的社会、人们的心理影响非常大，所以中国差不多历次通胀都是先从农产品开始的，而农产品在中国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人的吃的支出消费比重比较大，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对人们心理预期是比较深的。
所以至少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需求拉上，你前两年一揽子扩大内需的措施下去了，这么多钱下去了，他铁定会表现为价格的；再有一个是成本推动，你30多年的发展，各种要素成本在提高，肯定要计入你的价格；另外一个是输入性的，现在中国是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东西涨价，这些计入到中国的成本；还有个就是中国的农业，山西是产麦子的，反而山西也没有什么东西。（指粮食作物） 我前几天出去看湖北、西安、陕西的麦子不错，河南这边也是，山东小麦也不错。如果今年的麦子收好了，今年的夏
粮不错，对今年下半年物价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小麦出问题，肯定下半年我们的物价就起来了。所以今年老天爷还挺帮助，虽然气候不太好，什么东南涝，西南旱，西北低温。整个看夏粮还不错，能稳住可以帮一个大忙。要不然我们很担心下半年的价格，特别是CPI 的价格。
这是我们讲的通货膨胀面临的四个方面的压力，威胁很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中国经济衰退的威胁怎么样？也很大。中国现在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压力也很强，虽然我们现在有所复苏，但是基础不牢，不稳定，随时可能出现问题，再次下滑。
从08年春天到09年春天，我们经历了一个连续五个季度，15个月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这样一个严重的衰退期。衰退期之后的问题是什么？这种衰退带来的问题，我们的失业问题，对社会的威胁，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威胁，我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的供给。我们有三个第一，我们拥有世界第一多的劳动力总量，我们劳动力总量差不多有8亿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的增量，我们现在新增劳动力是多少？1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我们还有一个拥有世界第一多的有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现在将近8亿的劳动力总量，这里面农村劳动力大概是5亿多，城镇劳动力2亿多，这5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这几年转移出2亿，一亿是进城，一种是离土不离乡。现在我们在农村，并且还是在农业当中滞留的劳动力有多少？大体有3到4亿左右。中国一共是18亿耕地，我们现在力保死守18亿的红线。最近看到的一个调查，在西南四川等地，都是传统农业的地区，搞的一个调查，显示中国一个劳动力一天按8小时工作日算，不干别的，那么一个正劳动力一年能耕种10亩地。
上周我看一个材料，一个研究，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一个人一年能种12亩地，比我们当年调查的数据有所提高。就算一个人种10亩地，18亿亩耕地最多需要多少人？1.8亿，现在我们就有3.4亿劳动力在农业上，有1.6亿就是失业的，既没有进城，也没有到乡镇农业当中，就在农业当中，这些人纷纷有待转移，纷纷有待冲入劳务市场。现在有文章说，现在农村多为“386199部队”，38位妇女节，61位儿童节，99位老人节，不是因为进城影响了农村的素质，而是农村严重失业的表现，正劳动力上去根本用不着，老人妇女孩子就干了。农村失业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不需要正规劳动力再从事生产了，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所以中国劳动力有第一多的劳动总量，世界第一多的劳动增量，第一多的有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机会，就会弹性急速下降。2003年的时候，我请当时的国家统计局的局长，我请到我们学校，给学生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告诉我一个数，上世纪80年代，中国GDP 每增长1%，新带来的就业机会是多少？240多万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GDP 增长1%，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多万个。那是2003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就业增长等于1%，中国新增的就业机会是90万。现在越来越低，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工业化越深入，产业结构越朝着重工、重化工转移，劳动密集越多。不要说新产业包括传统产业，过去我们理解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比如说，我们过去所讲的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你看现在的纺织业需要几个人？人很少。全部都是自动化、信息化控制。
81年我到常州搞一个调查，当时我是大学三年级。我们搞一个调查，历朝历代，纺织业革命的时候，为什么喜欢用童工？当时常州这一代，也正好，这种纺织业很发达，用了大量童工，我去调查。结果一问，一点脾气没有。因为用童工科学，有效率，他就用初中生、小女孩。她的手指头灵巧，眼神好，因为没有念什么书，眼神好。你弄高中生，眼神不好，手指头僵硬。用初中生，效率高，成本低。现在你看看，现在的纺织业，没有什么人，就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
就包括煤，山西挖煤，煤炭采集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到过神木没有，我去看过神木矿，在陕西和内古搭接的，从外面看不到裸露的煤堆，他有专门的一支线直接干到海口了，你看不到太多的人。温总理去年春节到神木矿去吃猪肉大葱馅的包子。
所以中国用工岗位带来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少，所以中国的就业问题怎么样？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讲，这几年我们失业率从07年是直线上升，07年我们城镇失业率是4%，08年是4.2%，09年是4.6%。我们今年想控制在4.6%、4.7%以下，失业率的红线是7%。这样看我们距离红灯线，还有一定的距离。大家知道中国的失业率和国外不一样，我们的失业率统计指标是一样，称呼一样，叫非农产业当中的失业率，不含农业的，但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的非农产业的失业率涵盖了90%的劳动力，他农业劳动力
占的比重很少。中国非农产业，我们叫城镇登记失业率，实际上把农业排出去，但是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人数比例大，你把这个排除，包括城镇有一些隐蔽失业，我们没有统计。包括国外也有隐蔽失业。一周5个工作日，他剩下的时间不来，这些人不失业，工厂没有解雇他，你的就业很不充分，这叫隐蔽失业。如果把中国农村的失业，中国隐蔽的失业和中国城镇公开登记的失业加起来，恐怕中国真实的失业率不会比美国现在低，美国刚刚上周公布的失业率是9.8%，接近10%。我估计中国真正的失业率应该不比这个低，应该是超过警戒线了，所以中国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经济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的威胁。我们现在很怕的是这两个问题同时发生。
我们宏观政策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困难就比较大，这是我们宏观经济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总量的失衡，总供给、总需求带来的威胁，而且最严重的威胁在于同时发生。我们以前想中国有可能下半年或者明年出现滞胀，就是两个问题同时发生。我昨天下午来之前，也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分析一下下半年或者明年可不可能出现滞胀，后来我说我得仔细琢磨一下。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关注，一旦形成，威胁太大了。
这是总量。我们看另一类失衡或者矛盾就是结构性矛盾，其实中国经济总量的威胁和结构问题比较起来，结构矛盾的威胁更大，治理起来的难度也更大。困扰中国结构性失衡，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大体是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在内需和外需之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过大。我们现在不敢说，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度过大，因为这个我们没有标准。我们靠出口拉动增长，多大就算大？这个没有标准。我们不敢轻易说对外需依赖度过大，但是我们确实是有数据，有经验。可以反过来说，国际市场的变化，国际经济危机出口的变化，反过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的影响太大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可以算一笔帐，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现在中国出口每增长10%，大体上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经济学首先是经验的科学，你说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反正经研究是这样，反正每出口增长10%，大体上对经济增长贡献了1个点。改革开放以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超过10%的年份，中国那一年的出口增长的需求就都超过20%，这也是一个经验。你只要看经济增长超过10%，你看那一年的增长出口超过20%。在03年到07年，也就是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每一年的出口大体是在25%左右，高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30%甚至更多，平均是在25%左右。出口每增长10%，拉动中国GDP 增长一个百分点，危机前，03到07年，大体每年是25%左右，意味着03到07年出口每一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能拉动多少点？2.5个百分点。这是出口的贡献。经过08年的经济危机冲击，09年是负的17%，同样的道理，正的10%拉动GDP 增长1%，如果出口增长是负的10%，拉动经济增长是负的1%，如果你去年增长是负的17%，你增加对去年是负的1.7%，我们去年是8.7%，这8.7完全是扩大内需实现的，不仅是实现了8.7%，因为出口还有一个负的1.7%，把这个抵消掉后还有8.7的正增长，这完全是扩大内需的效果。
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后对照，危机来之前，出口每一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的2.5个点，危机来以后，是负的1.7个百分点，由于危机导致中国出口的变化，使得危机前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绝对值影响了几个点？2.5加1.7是4个以上，4.2。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由于国际市场的变化，能使得你前后经济增长率发生4.2个百分点的变化，你说国际市场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影响程度大不大？应该是很大的。从这个来讲，中国经济增长是不是过于依赖出口？
我们可以说，国际经济、国际市场的变化对中国外需出口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过大的。这个程度过大，一旦过大、过高、不稳定，就意味这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风险的联系太大了。一个大国，它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一个什么？基本内向型的经济。所谓基本内向型不是封闭，是我们通常讲的一个比例，是一个投入产出，是投入8%的因素。所谓产出？生产的产品80%依靠本国市场去销售，这就是基本内向型的经济，大国经济。大国经济基本上都是基本内向型经济，包括美国、德国、英国、甚至日本，你仔细看，他大体是以本国市场作为主体的。我们国家现在来看，有一个问题，出口外需这块，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太大了，这使得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太大了，使中国经济波动性受国际风险的影响太大了，这比较被动，需要调整。
因为这次危机是一个很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各种矛盾累计在一起的结果，对这次危机本身的一些情况，我们在第四个单元，对前景趋势分析的时候，专门做一个讨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展开。我告诉大家这个危机不是这么简单
就能过去了，所以中国要摆脱受外需影响过大的被动局面，这是我们一个方面的结构。在经济增长需求结构当中，内需和外需比例有些失衡，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过大，这是一个结构性矛盾。
第二个结构性矛盾，在内需当中，内需分两块，一块投资，一块消费。在内需当中我们存在一个结构矛盾，就是经济增长就内需而言，长时期过于依赖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它的增长严重滞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严重不足。如果不考虑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话，我们国家现在是这样的，如果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拉动10个百分点，在这10个百分点里面，大概有7—8个百分点是投资拉动，2到3个点是消费拉动的。
当代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趋势是什么？如果经济增长10个点，这里面7到8个点是消费拉动，2到3的点是投资拉动。中国的内需和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趋势和国际上正好是相反的。人家7到8个点是消费拉动，我们7到8个点是投资拉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增长就内需拉动而言，过于依赖投资需求，但是中国现在很麻烦，中国的体制是扩大消费很难，扩大投资比较容易。怎么改变这个格局？很困难。
去年春天，世界银行做了一个报告，比较中美这两个国家，中美都是内需不足，他说不同，美国这个内需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不是消费需求。因为美国是什么？因为美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消费信贷的传统。所谓消费信贷就是用各种金融工具和手段把未来的钱提到现在来花。过去不是老讲一个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的临死前的感叹，中国老太太感叹一句话，终于把买房的钱攒够了，美国老太太感叹，终于把贷款还完了。美国的美元，你不管怎么样，是世界货币，世界货币就是各国的外汇储备当中主要币种是美元，美国人不傻，不能白给，发达国家总归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卖给美国人，从美国人那里赚来美元。我们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我们有另外的三个东西，是美国人需要的。
第一廉价的劳动力。据说美国人一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都是用中国的产品。第二很多产品美国需求，但是它牺牲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我们来生产，等于是我们把干净的水和空气留给美国人，我们用污染了的空气和水源换美元，没有办法，你没有别的东西。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牺牲环
境。第三我们可以耗费资源，很多产品是高耗能，高耗能，高消耗资源。为什么我们钢材、电能消耗量这么多，我们大量的出口品结构是高耗能、高耗材。
2003年年末，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了一个数字，当时中国发电装机容量是4万亿千瓦，日本是2亿8千万千瓦，而经济规模相当于日本的50%，结果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却是拉闸限电。你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人家的一半，但是用电量你比人家多了一半，结果你闹电荒。这就是一个高耗电的结构，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个呢？就是很大程度上支持着出口，我们很多出口产品是高耗电的。
我们有这三个东西给美国人用，美国人给了我们什么？美元，所以我们现在是“金砖四国”老大。俄罗斯、巴西、印度，我们换了大量的美元，我们拿着美元买东西，买矿产，他不给，说是资源；高科技的不给。他要封锁我，他给我麦克风，给我汽车，电视，一般的生产必需品，现在号称中国制造。我要买的东西他不卖，所以现在没有办法。
所以美国人开始印美元，现在他准备开机印，这就是通货膨胀。美国去年的财政赤字是1.4万亿，美国的GDP 是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他知道，世界各国都拿着美元，我只要一开机印，美元就贬值，全世界帮着我扛。人民币是中国人拿着，美国是全世界帮着扛。美国的主要问题不是扩大消费，而是要改变它的消费方式。你国力已经没有那个力量吃全世界，喝全世界，那么超前的消费。现在应该是扩大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需求。
而美国的体制扩大投资需求非常困难，因为他是私有制，他很麻烦，人家投不投不取决于中央的政策，而是取决于私人对市场的信心。反过来和中国的体制不一样，中国一个是国有制，一个是政府有强大的调控力量，然后金融基本上是国家垄断，这几大要素掌握在国家手里，微观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纵观市场上有国有银行撑上，很快就能起来。但是中国如果可能消费，很难。所以中国现在是这样？你说没有项目，一亿他能报出一堆，我们中央到地区，很有积极性。让他如何扩大消费，他确实没有办法，而且很不确定。
世行提出一个建议，这一轮扩大内需，美国应该是主要刺激投资，中国应该主要刺激消费。现在在他（世界银行）看来，这两个国家正好搞反了，
美国这轮应该扩大内需，正在扩大消费。我们正在扩大投资，但是两个国家怎么容易反个。但是他指出中国的症结，中国过于依赖投资需求，这种局面反映了很多问题，不要看就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实际上背后很多原因的，首先你投资效率低，你一块钱投资办不成一块钱的事，就得拿10块钱投下去，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你这种政府掌控的体系，不讲效率，不经过市场竞争的体制，肯定就是要靠投资数量撑着。改起来恐怕是艰难的过程。 第三个方面，经济结构矛盾就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结构性扭曲。现在生产和分配按照马克思的分配性，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反作用于生产。现在中国分配方面的结构对生产、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越来越巨大，越来越强大，成为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国民收入分配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一个是微观层面；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居民。政府就是财政收入，企业就是GDP ，GDP 反映了企业的增长水平，居民就是居民收入。
但是在座的老师也好，同学也好，我们每年看政府报告，这里面有很多数字，其中有数字肯定是有的，当地或者当年GDP 的增长速度，这肯定有。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三个数肯定有。我请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到中国这些年的增长速度，哪个数最快？财政收入，差不多是GDP 的一倍。哪个数最慢？居民收入，差不多比GDP 慢了30%。GDP 如果增长10%，15%，居民收入大概增长8%，长期这样下来，最后导致一个结果，居民收入在财政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下降。到2008年十年下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是58%多一点，10年间下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三个人拿到钱之后，谁的钱主要用于消费？居民。所以他的经济增长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同，这中间肯定有问题。分配这块，真正用于消费的居民这块增长迟缓，你整个消费需求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肯定出现不匹配，这是我们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的矛盾。
还有微观层面，主要是在居民内部，我们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扩大了，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扩大了。现在有人讲，是经济系数也好，洛伦兹曲线表现也好。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中国经济学系数应该是0.47，超过了警戒线，有人说南美经济系数现在都是0.7。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我们不去讨论。
但是有一个事实，这些年，中国居民内部高低收入的差距是在扩大，这是事实，至于说扩大了多少倍，可能计算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共识是普遍在扩大，一方面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带来的好处是，出现更多更好的过高收入的阶层。高收入的阶层有一个特点：越有钱的人，他的消费占他收入的比重越小。这个道理很简单，人的消费受生理限制，我让你吃让你喝。人的收入不受限制，他的消费那块是受限制的，所以越有钱的人他消费的绝对量越大，但是他消费占他收入的比重越小。他拿钱之后，用于投资，用于储蓄，用于买保值品。这样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这样国民经济更多的给了高收入的人，他只拿一点点的钱消费，这样两个就不相称，最后导致消费不足，从而导致内需不足。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很重要的一个是收入分配问题，一个收入分配大格局有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收入分配微观上的差别在扩大。
我们过去讲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讲资本主义为什么有经济危机？一方面是资本财富的无限积累，一方面是广大劳动力的贫困积累，所以就形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是因为劳动者和政府的对立，因为他（劳动者）买不起，所以把牛奶倒进大海里。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还遥远，很陌生。马克思主义讲的深，是很多年的事情，现在我们觉得马克思讲的这个事跟我们很近，搞市场有周期性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不是这么遥远。这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受到影响，其实国民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影响社会公平的问题，同时是影响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影响效率的问题。这是第三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第四个方面困扰中国结构性矛盾是什么？中国在中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扭曲，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我们举一个必须突出的标志，是城市化率。我们现在城市化率是严重滞后于我们经济发展水平恩。我们经济发展我们今天上午有一个判断，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是工业化加速期，其实我们的城市化是刚刚到了城市化的起点，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40%多一点，有人说这里面有水分，叫伪城市化。人离开你户口所在地半年以后，就算城市
人口，我们进城打工的人口，都离开户口所在地，所以就算城市人口，但是我们的进城民工，他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子女家庭受教育的义务是一样的，但实情恐怕相去甚远。所以这一部分人是伪市民，不是真的市民，但是我们现在把他算做市民，把这个算进来我们是40%多一点。中国城乡间的扩大是扩大，也是在发展中扩大，只是城市发展速度到目前还是比农村的发展速度快，所以城乡之间的差距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共同发展中扩大了。农村也发展了，但是这个差距还是扩大了。
从经济上看，08年有个数据，08年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相当于中国一个市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的30%，当时我写了一个文章叫《3.3个农民才顶上一个市民》。就是购买力上，你知道农民拿点钱还不能完全用于消费，农民是消费者，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所以真正变成消费这块更低。
这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中国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30%、40%的城市市民的收入拉动，而中国50%、60%的农村人口，收入增长迟缓，消费力提不上来，滞后于国民经济的需要，这不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吗？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怎么可能持续呢？这就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之后，到一定程度社会发展会制约你的经济发展。城镇差距大，最后会严重制约你的经济发展水平。
这一点不光中国人看到，西方人也看到了，他们的一些学术杂志发表文章讨论这些问题。他们有个分析，中国农民的收入长期是被压抑的，中国农民收入长期是滞后的。我们刚才讲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居民收入增长最慢，其实在居民里，进一步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话，农民居民收入更慢。他们算一下中国差不多8、9亿农民，如果他的收入增长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相适应的水平，他的消费水平提高到和中国消费阶段相适应的阶段，每一个中国农民将增加很大一笔消费的支出。他们算一笔帐，每一个中国农民多花100块钱，将增加多大的市场规模？如果这8、9亿农民不仅可以将中国过剩的产品买光，甚至可以将全世界挤压过剩的产品买光，所以中国农民的责任突然大起来了，所以这一轮经济危机就指望中国农民了。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所以汽车下乡，家电下乡。
但是这个好事你要做的话，要做到根本，根本不是在于把什么东西送下乡，现在广告这么发达，农民口袋里有了钱，他知道商场在哪？他不知道到
哪里去买东西吗？关键是要提高农民收入，这是最根本的。不要说经济发达的时候，你忽略农民，3.3个农民才相当于一个市民。现在经济危机，城市市场疲软了，工厂开不了工了，这个时候才想起这里还有一堆农民呢？他们不买怎么办？把东西送下去，让他们买，他们还不买怎么办？打折让他买。一定要农民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解决这个危机。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出发，要提高农民收入，现在不是传统的做法，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支持农民富裕起来。
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城乡割裂，行政划分，城是城，村是村。我帮你修路、盖房，建成新的什么东西？还是村，不是这个年代了。你弄来弄去还是城市割裂的，这是早期，一个户口，把城镇割裂，保证城市，牺牲农村。这是互相割裂，甚至是建立在对农民的盘剥之上，那时国家穷，没有办法。现在国家应该城乡统筹，城乡互动，不能割裂开来了。要努力提高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提高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使农村不再是农村，使农民不再是农民。这是什么？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新的战略选择，这是提高中国广大现代农民人口消费力的根本出路。不是简单的新农村，修一条马路，给农民盖了一个楼房，里面住的还是一堆农民。他的社会保障还是原始的农村，他的生活方式还是原始农民的，这怎么叫城市化呢？
所以中国城市到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管你还是一个村，建的新一点，你还是农民，把你搞的富一点，加强社会发展，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这样来扩大消费，以改变我们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来提高农村人口的消费力，这恐怕是一个根本，要实现这个根本，就要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时候了，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的结构矛盾。
第五个方面，困扰中国经济结构的第五个矛盾。在经济发展里面，我们也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是什么呢？在产业结构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工业里面也有一个矛盾，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中国的工业化现在是这样，京津沪按照当代国际化的标准，基本实现的工业化。东北沿海、辽宁、山东、江苏、上海、广东、福建这一路过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在基本上到了工业化的后期。中部
一些重要的省、城市和西部一些重要省区，像陕西西安、重庆，类似这些的地方，包括西部资源不错的地区，现在大体上到了工业化的中期。西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相对落后和封闭的地方现在是工业化的早期。工业化早期、中期或后期，像西藏，贵州，青海，这些地方我们分析都在工业化的前三分之一就是早期。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处在工业化早期的阶段省区，他的GDP 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怎么样？很小。所以一加，全国工业化的水平大体上现在达到了中后期，是这样。所以中国工业化的水平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里还是比较快。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我们基本实现工业化，还有10年。这10年太快了，所以和这个相比，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这些年变化还是比较快的，和工业化速度我们还是严重的滞后。“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提出的目标是2005年我们服务业的产值占GDP 的比重是多少？40.8%。我们当时提出来想通过“十一五”计划期间，平均每一年服务业的比重提升0.6个百分点，累计下来五年，就可以提升3个百分点。到今年年末，我们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我们GDP 的比重应该达到43.8%，就是44%左右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到08年我们服务业产值的比重，比05年没有升，反而降了。08年40.1%。现在来看“十一五”期间保增长没有问题，我们今天上午讲的几个数，如果今年是11.5%，GDP 平均每年是11.1%，人均平均是10.4%，无论是人均还是总量，我们都超过了人均规模目标，是没有增长6.6%，我们现在来看分别是超过了，保增长的问题不大，现在来看调结构问题很大。别的不说，就服务业，等于我们十一五规划，前四年服务业的比重没有完成；我们要完成的任务，等于2010年的任务是要完成五年的任务，现在我看够呛。因为现在的数据没有出来，除非他改数。他不改数。够呛，前四年都没有动，一年你把这些都完成，怎么可能？而且现代服务业落后于工业制造业，结构扭曲说话这个地方服务化水平低，人要扎堆，你都是农村，自然村落你弄服务业弄不起来。
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保险、通讯、运输、商业、会计、律师是联系起来的，这些行业和部门都是和市场机制相联系，是为市场服务。你没有市场就根本不需要这些部门，所以一个国家现代服务业一旦落后之后，就表明这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低，不是你想投资服务业就能起来了。你市场化水平低，
你光往服务业投没有用，没有发展的空间，没有发展的基础。
但是反过来一个国家的服务业一旦低了，现在会严重困扰经济增长。别的不讲，说一个问题，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现在压力非常大，中国劳动力的需求现在开始减少。需求为什么减少？你看看这个结构，农业劳动力肯定是大规模向外转移，我们当初是多少？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78%，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如果我们中国20、30年实现新型工业化国家的目标，成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话，高发展中国家达到这个水平的农业劳动力平均比重下降到9%以上，我们到2030年实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现在40%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还要降多少点？30多个点。前30年我们降了30多个点，后20年我们还得降30多个点，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讲农业肯定是向外排斥的，现在我们到了工业化后期，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投资越来越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所以带来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你要提高这个国民经济对就业机会的吸纳，只要在结构上做文章，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吸纳就业有一个特点，有高级服务，到最低端的生活服务，洗衣服、做饭，这都是服务业。所以它的技术包含的层面是非常复杂的，非常丰富的，所以能适应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劳动力的差异这么大，人力资本投入这么多的劳动力的结构。现在如果你服务业上不去，你中国经济增长当中的就业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根本就没有空间的解决。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升级服务业落后于工业制造业的矛盾，现在回过头来已经成为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矛盾。
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矛盾大体是这五个方面，一个是从内需和外需上来说结构失衡，外需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太大。一个在内需的结构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扭曲。第三个结构性失衡是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宏观和微观多方面的矛盾。现在反过来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第四结构的矛盾就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出现的结构性的扭曲，结构性的失衡。现在看来，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城市化水平低成为严重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矛盾。最后第五方面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内部，产业结构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这种落后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均衡增长，这是五个结构性的矛盾。
我今天下午讲的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那些失衡和矛盾，我们讲了总量的总供给，总需求。我们现在小心翼翼的防止不要出现滞胀，另一个就是结构性的，我们列举了刚才五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二个单元我们在课堂上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做一个互动。
白雷：我把这个问题念一下，未来两年中国二线城市，中国房地产的走势？
刘伟：我听说，今天上午的电话媒体已经报道了，我说一句话说，我为什么坚持课堂和报告不是一回事，课堂一定是带有讨论的，就有可能正确或者错误，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是一个讨论，在中国房地产已经是政治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房地产的价格肯定要涨。你想想是不是，中国的工业化才到哪里？中国的城市化才到哪里？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了不起就是40%左右，用掉1万4千的进城农民工。中国的收入增长，今天上午给大家描述了一个前景，这样的话，城市住房，包括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需求在这里。我想没有道理它不存在上涨的趋势。这是我讲的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个基本判断，就要中国的房地产，特别是中心城市的房价是不是涨的过快。我觉得现在确实是过快，有点竭泽而渔。人家是要涨，人家是要慢慢涨，你不能一下就把多年的空间吃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有两个问题要讨论，一个问题讨论的是什么？这个房地产城市，房地产城市的功能是什么？是解决居民住的，而不是解决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居民的投资品，这个划分不是完全绝对的。有时候你分不清主要的东西，你主要的是要确定他干什么，主要是用什么，而不是作为投资品。如果作为投资品，就金融化了，我是作为投资，我就完全可以变成金融品了。那几年我们知道刚开始搞期货，北京批了一个试点搞，当时赵紫阳说可不可以试，当时期货是什么？期货就是赌博。我说这瓶水你上涨，他上降，明年涨的话我给你多少钱，明年降的话你给我多少钱。
这个问题怎么办？这个问题很谨慎，我们只批了很少的产品，农产品的绿豆。大家都围绕这个绿豆下注，对于绿豆的交易额把全球几百年的价值加
在一起都赶不上交易的量大。很多人都觉得可笑，绿豆已经符号化了，绿豆是金融衍生品。你说绿豆也行，黑豆也行，围绕金融衍生品炒出的价格和本身的价格已经完全脱离了。城市房地产作为投资品出现的话，在很多程度上，特别是炒房不是解决住的问题，实际上把房地产的产权本身虚拟化、金融化、投资化、符号化了。最后和真正的房地产价值可能相去甚远。这就是泡沫。
第一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说过，没有说泡沫，我今天在北京的政协会上，同样的问题，我拿了一串数据，你说没有泡沫吗？怎么办？一个你要努力地恢复房地产它应有的基本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说的不是绝对，但是你的基本面要搞清。
第二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弱势群体的住房，原则上不能交给市场解决，因为他是弱势群体，他在市场当中是弱势，你现在还让他通过市场解来解决，就会出现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房地产太黑，你房价太高，高到弱势群体都买不起，如果降到弱势群体都买的起的话，中国房地产将面临灭顶之灾。另外一个悖论是对弱势群体的蹂躏，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应该由政府来担当，而不是交给市场。
一个基本有序的房地产结构应该是这样的结构和分工，现在政府不是把弱势群体的住房推给市场，现在该市场的问题，你政府不要过多的介入，我们现在政府都想从城市化进程当中分一杯羹。现在政府的财政困难，现在有一半都是靠土地财政，那就是政府希望房地产升值，升值这里面有他的利益。政府不要到市场当中去搅合，你把弱势群体该干的事，你推给市场，该是市场的你去分一杯羹回来。
这有两个基本的问题，你房子干什么用的？一个是机制，政府和市场各自该干什么？当然还可以有很小问题，政府解决弱势群体，你是帮他买房，还是帮他租房。我们过去各地都搞经济适用房，弱势群体不是让他买的有尊严，而是让他住的有尊严。不一定到他是弱势群体的时候再买房，政府现在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他的住房问题。所以我们很多搞了一些经济适用房，搞了一些优惠。
我们看了报道，相当一部分买经济适用房的并不是弱势群体，因为（经济适用房）价格便宜优惠，便宜的东西能给你弱势群体吗？北京的弱势群体，北京的经济适用房有一些是复式的，楼上楼下，200多平方米，带车位的。这
个问题要解决好，我是相信中国二线城市的房肯定涨，我对咱们国家有信心。咱们国家快速增长，你得搭这个车，这个国家快速增长，你不投资，你老说你落后，你没有冒险进。你得跟着国家走，国家进步，你就能发展了。尤其是稀缺资源，靠着山，靠着河，靠着湖占一块是一块。这是大趋势，具体楼盘不好说，但是大局势，二线城市肯定上升，但是我希望上升的健康一些，不要大起大落，这里面就要解决我刚才说的问题，你这个房干什么？你政府干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初次分配中如何除了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外，还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最低工资的明确，还有一个社会保障，现在这个提问题的朋友，想一想这两个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如何提高通过政策提供工资占总收入的比重？
一个是法律，恐怕要有关于劳动者的一系列法律规定，这个可能有作用。中国真的要认真研究一下工会。工资有的时候不是政策问题，得有人代表工人去谈判，大家注意到欧洲的航空公司，罢工什么的，介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工会的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会如果真的代表工人，代表劳动者，去和出资人和投资商去谈判，这个时候可能劳动者的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才得到保障，更有组织依据。
为什么我要讨论？我也不知道咱们国家工会的作用的方式？因为咱们的工会、妇联、共青团，我们叫党的群团组织。我们是这么讲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加强和改善，我们工会的作用。让他确确实实能够真实的代表广大劳动者和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话，这个工资的比重，工资的地位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
但是对工会问题我们也挺麻烦的，你说中国的工会，和西方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工会呢？要代表党的利益，党和工人的利益我们说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党。企业发生问题你怎么办？可能需要一些制度的安排和研究，还有一些经济成分越来越复杂，外资企业、乡镇企业。
我记得讨论工会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允许不允许乡镇企业成立工会，当时我们很多乡镇企业是外资进来办的，台资、港资过来圈地就干了，他们进来盘剥工人。当时这些乡镇企业工人的根本利益，工人的一些人权受到践踏，便提出要不要在乡镇企业设立工会？否定了，乡镇企业的工人基本
上就是农民，他上班是工人，回家是农民。如果你成立的工会，实际上成立了农会，农会很麻烦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闹农会弄起来了，所以不能让他成立。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关于工会这个问题在股份的、混合的、外资的工会这个东西怎么建立？怎么让它又能和我们政治体制吻合？和党的领导工人利益一致，相互衔接和统一，又切实捍卫工人的利益，保证工人的权益，我认为这对工人的工资来说很重要。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随着人口的变化，2013年后我国会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
回答：13年的事是这样，测算一下不是人口供给减少，中国13年、14年前后，会达到人口增长值的峰值，过了之后，增速放慢，但是还是增值，我们到2028年会达到人口最大，这个13年据我了解，是一个增速的峰值开始变化，还不至于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需求的总体格局，是这样的情况。
问题：山西财经大学博士生的提问：一个国家的服务业落后，城市化落后，服务业就落后吗？
回答：市场化落后，服务业就落后，加上创新力，技术水平低等高端服务相对基础就薄弱，主要原因还是这些方面。服务业问题可以专门研究，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就中国这个问题做一个很好的研究。
中国服务业有很大的一个特点，我92年发表过一个文章，《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前景问题》，我当时在文章里面做了一个结构分析，当时我们根据统计，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当中，其中官吏就是官员，发展的最快。服务业里面的很多有政府、金融、科技、高校都是服务业，官员的增长速度最快。这也是服务业，他增长比较快。真正的技术知识性的服务，比较慢。可能中国服务业，一个总量本身慢。
另外还有一个，结构怎么样？结构可能也有问题。一个就是国家机器政务服务这块快了一点，我们经常讲，机构臃肿要改革，这就是说明什么？政务服务在服务业内部是快一点，而围绕技术、科技和市场服务发展的慢了一点。另外高端服务少，适用的，创新型的服务少，一般生活服务好像相对快了一点。我们最早体现服务业的时候，万里同志也一个讲话，他是大力发展
服务业，大力促进中国的就业，服务业吸收就业劳动力成本低，好人都去干农业和工业了，胳膊腿健全的，掌鞋的……他理解的第三产业就是工业、农业之后的一般的生活服务，其实第三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是高科技的，这是服务业。
问题：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中国人口总量最佳规模是7到8亿，中国如果接近14亿，对中国经济今后10年、20年、30年会有什么影响？中国大学生就业如此困难？如何调整更好？人口的规模多到能成为大国强国吗？
回答：对中国经济社会有影响，具体有什么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有。这不是咱们的事，这是咱们父辈的事。你不能说讨论说有没有，因为已然这样了。而且关于7、8亿的规模问题，中国的适度规模，而且有些反历史的方面，如果当时不批马寅初，结果误增人口3个亿。所以我想这个影响我今天上午讲，人口多，有拖累的一面，但是也有它有利的一面。大国的稳定，经济稳定，和小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各有利弊。至于社会其他方面，我一直想，毛泽东一直对马寅初的人口问题为什么这么坚定的去反对，中国人要人少的话会怎么样？我没有搞清楚他的想法是什么？有什么道理没有？我现在理解的不清楚。
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我觉得大学生就业困难，和人口政策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大学生就业的困难，我觉得是经济增长不活跃，就业岗位不足。另外大学生培养、知识结构、技能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不是吻合，是不是有教育体制本身改革，适合社会需要的问题？另外大学生本身的择业观念。因为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专业了，不是职业的，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素质，和一种人的需要，而不是一种职业。真正职业可能后期的教育更重要。大学生就业出现问题，可能有经济、社会、教育、各个方面综合因素决定的，（大学生就业）和人口政策……我可能对这个问题缺少研究，我觉得没有太直接的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就是生大学生的母亲生的太多了。和目前大学生的就业，我感觉没有太大的联系。
强调人口的规模能不能成为大国和强国，单纯强调人口规模，肯定不会成为强国。强国的话，标准除了人口指标之外，更有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指标，所以我想是一个综合的，但是人口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里有很多金融危机等问题，我们下面因为还有专门的讨论。
问题：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难点问题有哪些？
回答：我回答这个问题，告诉大家一点，国务院最近开了一次常务会议，明确了今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个方面的重点分析，有企业的微观改革，有市场资源配置的价值配置，有宏观的政府调控，货币政策的。如果有提这个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你可以看一下国务院最近公布的关于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强调改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我们回头讲课的时候还会讨论。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白雷：刘老师下午给我们上了精彩的一堂课，上午就上了一上午，下午又是一下午，最后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刘老师！
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失衡与矛盾
主讲人：刘伟教授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
我们今天很简单讲第二单元，中国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着哪些主要的问
题？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两大类，一大类是总量的矛盾，一类是结构性的矛盾，今天我们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这两个方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现在那一些主要的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持续、均衡、有效的增长。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总量的矛盾，总量主要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总供给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一年生产能力能够用于使用投资品、消费品和各种服务的总和，总需求呢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年时间内在市场上、在流通当中可以用于支付手段的购买力，这就是所谓的总供给和总需求。
这种总量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最典型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大到一定程度，严重到一定程度，流通中的购买力，大于你可以用于销售、投入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大到一定程度下，就拉动物价大幅度的上升，形成我们所说的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看起来是一个货币现象，就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了，比供给超出了，所以拉动物价上涨，所以看起来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实际上本质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是政府利用发行钞票的权力，向社会强行征收的一种税，这个税是一种坏税，不是好税，是一个掠夺和坑害老百姓的税。任何一个政府只要是负责任的，它的宏观经济目标里面都有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反通胀。当总需求过热、过大，拉动物价涨幅过高的时候，要采取办法。例如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宏观政策、货币政策，使这个过程均衡，不要使失衡过于严重，使得物价上涨率得到控制，至少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为什么我们说通货膨胀是一个税，是对百姓的一个掠夺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我们今年国民经济生产了100个产品，这就是总供给，可以提供的产品是100个，我今年准备发行钞票是100块钱，这个流通当中，经济主体概括起来就是三个人，一个是政府，中央和地区各级政府。还有一个是企业，包括银行和非银行工商类企业，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居民，我们讲的千家
万户。
经济当中的主体就是这三个，不同的主体和社会之间有不同的联系的方式。我们叫做信用通道，就是和社会有一个交换，交往的机制。政府和社会的交往通道是税收，政府给大家提供服务，从这里收税，维持它运转。企业和社会联系是市场，企业生产经营，在市场上经营产品，获得收入。老百姓和社会的联系就是工作，你做工挣工资。
我现在发行100块钱，通过不同的信用通道发下去，政府通过税收从这里收的30块钱，企业通过市场从这里赚了30块钱，老百姓通过打工从这里挣了40块钱。这样的话，在整个经济当中，是100个产品，对应着100块钱钞票。我们假定没有存款，也没有相互的借款，这个票子下去就流通一次，全部投入流通，流通一次就回来，100块钱对应100个产品，对应一次回去。产品的单价是1块钱一个，现在政府收了30块钱，一块钱1个对应，按道理可以买30个东西回去，但是政府发现，这30个不够用，他那的钱已经给了老百姓，不能抢呀，但是不抢怎么办？政府怎么办？他有印钞权，他再印100块钱，不管怎么样？就直接交给财政部，这个时候的财政收入是30块钱，但是财政支出是多少？130块钱。这就有了100块钱的财政赤字，这就是所谓的财政赤字，在这个时候流通中的产品还是100个，因为流通当中的产品没有因为你多印的票子而增加，但是现在流通的票子是多少个？200。原来1块钱的东西现在2块钱一个，原来老百姓辛辛苦苦挣了40块钱，按照1块钱一个，可以买40个东西，现在可以买20个，有一半本来是老百姓的东西，现在被别人抢跑了，被谁抢跑了？政府。怎么抢跑的。多印了100块钱，他要多印200，300块钱，你更麻烦。
现在经济学还在讨论什么是通货膨胀？什么东西都贵，就是钱便宜就是通货膨胀。谁能使钱便宜？谁能印钱，谁才能使钱便宜？所以抑制通货膨胀没有别的，就是中央政府。或者指责企业，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其实通货膨胀的原因就一个，谁能印票子？就是政府。你政府先发动的强大的通胀，老百姓有一个预期，估计要涨价了，开始做出一种对抗和调整。实际上这样的。通货膨胀你看起来是一个货币现象，其实本质是一个税，是政府利用印钞权把老百姓拿到口袋里的钱抢回来，抢回来政府再花一回。所以我们说通货膨胀是一个税，是政府利用发钞票的权利对老百姓的掠夺。所以任何一个
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这样做。
这是一种典型的总量失衡，需求大于供给带来的问题。还有一种总量失衡，和这个刚好方向相反，是需求小于供给，如果国民经济当中这个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意味着市场消费不足，流动性银根偏紧，大家都不买东西，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企业的销路就有问题，不好卖。企业就要促销，促销就要把物价降下来，甩卖。
当另一种经济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价格上会表现出另一种情况，就是通货紧缩，物价不涨，反而缩水，通货紧缩听起来应该是好事。因为通货膨胀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你通货紧缩，这似乎对老百姓是一个福音，但是我们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它绝不是商家的良心发现，因为需求疲软，没有人买，为了甩卖，为了促销才降价。降价本身意味着市场需求不足，意味着产品成为压库的比例增大，意味着求资金流动速度放慢，意味着会计上一笔帐企业应收款越来越多，企业应收未收帐款越来越多，到最后欠银行的帐就越多。银行要求还钱，没有钱还怎么做？就依法正常破产，同时意味着失业率越高，我们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货膨胀它坏，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通货紧缩更坏，让更多老百姓越没有钱，是这个威胁。
像中国这个劳动力大国，一旦产生这种失衡，它的危险比通胀的危险还要大，这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经济萧条，经济衰退。一个国家如果在当代物价上涨率低于2%，在2%以下，不要说负增长，一般在2%以下，我们通常说，这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什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现象。所以现在呢？任何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也有另一个目标，叫做反萧条、反衰退、反失业，就是需求不足的时候，要采取办法，把这个需求刺激起来，使得供求恢复均衡，使失业率降下来。这是我们讲的两种最基本的总量失衡，宏观经济你说总量失衡，最基本的是这两种总量失衡的情况。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在1998年5月份之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失
衡，大都是需求大于供给，所以当时困扰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通货膨胀，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并且都是由于需求大于供给，然后在一些其他的因素激发、诱导下，
一下就爆发了通货膨胀。
第一次是1984年年底到1985年年初，那个时候老百姓的购买力非常可怜，但是那个时候的物产供应更可怜，所以相对于老百姓的需求来说，还是一个短缺经济的时代，老百姓只要把钱拿出来去抢购，马上就形成了通货膨胀的现象。
84年的那次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是秋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从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这个决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城市开始全面改革，这个时候老百姓觉得这个改革会不会触动价格，所以老百姓就抢购，那个时候老百姓手持现金，拼库存。那个时候的抢购水平很低。当时北京是冬天，抢煤球，酱油、醋，日常的日用品，当时对老百姓来说，那个时候的供给更可怜，生产的东西也不多，所以物价开始上涨。以我这个年龄，解放以后出生的，第一次经历通货膨胀，以前没有说物价上涨，我记得小时候最典型用的邮票，在本省是4分钱一张，跨省是8分钱一张，从来没有听说过涨价。就是84年那次教会了中国人一个道理，物价是可以涨的，就是因为当时需求大于供给。
第二次物价比较大的增长是88年夏秋之际，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价格改革，当时我们提出叫价格闯关。说苏联东欧的价格闯关失败了，这个决定一做出来，老百姓就反映了，当时是短缺经济，你一旦放松价格管制，这个时候很可能引起物价大幅度的上升，这个时候老百姓就开始抢购，大概三个月，中央宣布价格闯关失败，这样便慢慢平息了。
第三次是94年，主要是92之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大开发的浪潮，高峰的时候到94年时候，物价达到24%，95年达到17%，这三次比较大的通胀，84年、88年、94年，它的背景都是什么？需求大于供给这种失衡，然后在一个偶然的因素刺激下一下子就激起来了。
从95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需求大于供给，发生了一次质的方向性的改变。从98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需求不足，需求小于供给，这种失衡。
原因很简单，第一，工业化的深入。从78年到98年，20年的技术发展，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改变，物质资料的生产，使得我们有可能改变短缺的局面，生产发展了，供应多了。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从1978年到98年，20年中国经济发生的改革，过去很多资源是无偿分配。
现在伴随着经济，进行了分配，通过市场机制分配就是要钱的，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所以短缺还是过剩。既是一个生产现象，更是一个体制现象。透过市场体制看代价的时候，我要这个东西，我要拿钱，这个我可能不买了，这样构成生产或需求的不足。
当时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98天夏天我们发了一个大水灾，据说动用了30万部队，江泽民指挥了非军事的大规模行动。我当时看电视报告这个报道的时候，灾民救出来之后，我们送的水是成箱成箱的矿泉水。你想想，90年代，别说灾民，就是市民，有多少饮用矿泉水呢？我当时觉得我们真的富起来了，经过20年改革开放市场化，我们富起来了。在98年之前，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目标是防通胀，98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总体是扩大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扩大内需，拉动增长，反失业。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大家可以回想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讲第九个五年计划，整个“九五计划”期间，适度紧缩保持不变，因为那个时候是需求大于供给，主要问题是反通胀。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讲第十个五年计划，整个“十五计划”期间，扩大内需，保持不变。因为98年之后是需求不足，供给过剩，要扩大内需。在之前，以98年为限，之前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宏观总量政策的基本政策是紧缩性。从9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转变了方向，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所以增长比较乏力，失业率比较大，因此宏观经济的目标是反萧条、反失业，是刺激需求，扩大内需。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实际上是比过去前所未有的复杂。我们是两方面的压力都有，现在是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衰退的威胁，我们面临着经济学上所说的滞胀的危险。滞是停滞，胀就是通货膨胀。我们很可能这两个问题同时发生，如果这两个问题同时发生，总量政策的效用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我们说老实话，如果单纯出一个问题，我们就不怕，通货膨胀大，我们经历起来有办法，像94年24%，第二年我们就降了17%，96年降到8%，97年降到3%，当时的物价上涨率3%，所以我们叫低通胀。我们对外宣布中国经济以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通货膨胀一路下来，我们有这个经验。如果是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来，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三次经济衰退，而且
是比较严重的衰退。第一次是1988年到1991年，失业率非常高，困难非常大，我们经历了三年调整。第二次是1998年到2001年，也是三年，国有企业大量下岗工人，待转移的工人，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那个时候经济不叫过热，叫通缩。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测量，那个时候城乡的失业率至少在14%以上，失业率的红灯线是7%。我们当时是成倍的超过这个警戒线，但是我们也扛过来了。第三次经济衰退就是08年春天到09年春天，我们连续5个季度，连续15个月经济增长速度下滑，2007年我们经济增长速度13%，到了08年第一季度是10.6%，一下子比07年低了2.4个百分点。
当时我们分析，大家认为，很可能是和08年春天我们有一场暴风雪，那个暴风雪时很多地方的输电电网受到影响，如果受到这个影响，第二季度春暖花开应该有所改变，结果第二季度更糟糕，是10.1%，第三季度是9%，第四季度是6.8%，现在中国经济跌破7%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到了09年第一季度到了6.2%，连续15个月，经济衰退，失业的压力非常大，但是说老实话，我们也扛过来了，现在全球看来还是令人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比较大的三次衰退，失业的压力我们也承受过，也从中取得很多经验。现在宏观总量失衡，如果单纯的出现通胀我们也不怕，如果单纯出现衰退，需求不足，我们也有经验，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两个问题同时在中国经济当中存在。既有通胀，又有失业，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这个不是没有可能。
上世纪70年代，这种滞胀的局面在西方出现过，它花了一二十年去解决，因为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宏观政策很难办，你是扩张还是紧缩，如果你扩张的话，对解决失业有帮助，刺激需求，降低失业率，但是你付的代价是什么？你物价上去，通胀会恶化；反过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采取紧缩需求，对控制通胀也有帮助，把需求紧下来，物价得以释放，物价可以下来。一紧缩，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气，企业更困难；企业更困难，失业率会进一步的恶化。一旦出现滞胀这个局面，我们宏观总量政策会陷入两难的境地，紧也不是，松也不是。
其实在07年我们有这种迹象，所以在中共十七大报告里面，在十一个五年计划没有讲是紧缩还是扩张。十七大报告，对“十一五计划”没有讲是紧还是松，我们叫有冒有压，区别对待。他没有说紧缩还是扩张，因为我们通胀
压力和失业这两个问题都有。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几年前我受财经杂志一个记者采访，我给他讲这个宏观事态，我把这个道理讲了一些，他回去写了一个专访，题目怎么写？《刘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终于到了政府无可作为的时候了》，其实我的意思不是政府可以无所作为，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很方便，现在很复杂，既不敢紧，也不敢松，没有办法呀。
到现在这个威胁更大，就是滞胀这个威胁。我们分析一下，中国面临很强的滞胀压力，我们先看通胀的压力。通胀的压力就是我们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我概括一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通胀压力，而且形成压力的程度比较大，有中国的特点。
通货膨胀第一方面的压力是什么？来自需求拉上，需求向上拉，需求拉上。我们大家想一下，需求就是钱，流通中的票子，流通中钱多了，肯定是东撞西撞。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我们投资了4万亿。然而我们的银行，从08年的下半年，四季度开始关注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净增了4.9万亿，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到09年更猛，09年末比年初，净增信贷9.6万亿，差不多是08年的一倍。所以我们09年货币供给速度，狭义货币也好，广义货币也好。我们狭义货币供给超过了30%，这么多的新增信贷，到了09年年末，我们放出去的款总量，在流通中的票子累计是多少？信贷余额累计是40多万亿，这么多钱在流通中晃来晃去，这些要冲击商品，冲击商品就要涨价，这就是需求拉动，这就是购买力。这个货币政策出去票子之后，货币政策去影响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比如影响通货膨胀，影响经济目标等，有一个时间差。经济学上叫做“时延”。
这个时延不同，我们中国的时延时间大概是7个月到24个月，按照这个时延的概念，我们08年第四季度下的票子，特别是09年下的票子，应当到今年下半年，到明年要能表现成通货膨胀这个压力。现在实际上我们是以扩大内需一揽子措施，实际上是一个“双面刃”，一方面可以刺激经济，拉动增长，另一方面可以刺激物价，拉动通货膨胀。只不过是它刺激物价的时间长，所以现在等于是两个车轮在赛跑，一揽子出去了，钱投资出去了，在形成通货膨胀之前，这一揽子措施能不能及时、有效、充分地传递到实体经济中来，使就业充分，失业率很低。如果能够活跃经济，使失业率很低。经过一年或两年，这些钱拉动物价上涨的作用表现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宏观经济可
以腾出手来压这个事。只要这两个问题——失业和通胀的出现是交替的，我宏观经济就能腾挪。现在是解决失业，等把失业解决的差不多的时候，货币政策的拉动通胀的作用表现出来的时候，主要矛盾转化为通胀的时候，我在腾出手来管通胀。现在只怕一揽子措施出来之后，这一揽子措施对实体经济并没有有效的刺激，没有传到实体经济当中去，没有真正刺激实体经济，没有增加失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就叫“滞胀”。所以中国的物价上涨现在有这个需求拉上的压力，这么多钱出去了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方面。中国物价上涨的压力，需求拉上。
第二个方面，中国物价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什么？成本推动。 成本推动更容易出现滞胀。甚至可以说是出现滞胀的根本原因，主要原因。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成本提高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方面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和恢复，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高，土地涨价，资源涨价，特别是石油。1973年中东战争之前，一桶石油每桶原油也就是1美元，70年代的时候各种要素涨价。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人们有理由要求把发展文明进步带来的好处，更多的转化为人们的生活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要求加薪，要求提高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水平，这样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工成本提高了，所以当时无论是人力、物力，成本提高了，这个物价就推起来了。
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个时候主要是成本推动的，就意味着物价上涨的同时，消费怎么样？需求怎么样？需求并没有活跃，不是需求拉上的，物价如果成本提高推动了，物价上涨的同时，需求没有提高，就意味着经济没有活跃，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上涨是由于成本推动提高了，成本推动物价提高的同时，需求没有提高。如果一个国家的物价主要是需求拉上来的，它有坏处，是通货膨胀，是对百姓的盘剥。但是它有好处，虽然物价上涨了，但是需求活跃了，可以降低失业率。
所以凯恩斯主义战后政策，在这两个指标当中进行置换，需求大于供给，要压通货膨胀怎么办？紧缩需求，紧缩需求把物价压下来，物价压下来之后要付出代价，市场没有那么活，企业销路有问题，企业资金周转放慢，就业率就下降了，失业率就上升。所以压通胀付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失业率，这
个时候我认为失业率是重要问题，我宁愿损失几个失业率这个目标，也要把通货膨胀率压下来，因为我当务之急是治理通货膨胀。
也许有另外一个情况，现在宏观经济总的问题是失业，我怎么办？刺激需求，拉动需求，增加就业。但要付代价，你一刺激需求，物价怎么样？物价上升，这个时候宁愿牺牲几个通货膨胀率，也要把失业率打下来。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就在这两个指标之间进行置换。一段时期内我看谁是主要问题，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奥肯定律。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两个置换出现滞胀以后，置换不动了。
在90年代物价上涨主要是成本推动的，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并不意味需求活跃，就意味着企业资金中没有加强，同时意味着失业率没有增加。一方面是高物价，一方面是高失业的滞胀局面，所以一旦物价上涨，从需求拉动转为成本推动的时候，这个滞胀问题非常现实，这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阶段性的情况。
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成本是不是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时期，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各种要素像铁矿石、煤矿、石油，这些哪个不是大幅度的涨价？石油2003年国际原油不到20美元，我们盯他能不能超过30美元；我们再盯它能不能再翻一番，到了70美元；我们就盯能不能再翻一番……这就表明要素、资源、价格大幅度上升。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需求、投资各方面扩张，就拉动着要素价格大幅度的提升。再加上中国的劳动力，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人们有理由要求改革开放带来的文明进步更充分地转化为人们的福利，所以人们要求加工资，要求提高社会福利，要求提高社会保障，这都需要劳动力的成本，所以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方方面面的成本，到了一个新的大幅度上升的时期。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
中国现在真是到一个成本推动的历史性的转折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是中国通货膨胀第二个压力，就是成本在推动。
第三个压力，就是中国通货膨胀现在还有一个来自开放的压力。因为有输入的压力，中国是第一大出口国，同时是第二大进口国，我们现在进口的额度仅次于美国。我们进口的相当一部分是上游投入品，石油、原材料、铁矿石，在世界上现在几乎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提高了成本，使得出口
价要涨。中国每年自己的石油消耗大概是3亿多吨，我们进口已经超过一半，而且中国石油消耗量是以每年8%的速度在递增。铁矿砂贸易量高的年份是将近70%，我们一家买进去，我们是最大的买主，但是我们定不了价，我们想改变这个，试了几次都不行。你以为你是大国，你有钱，你就可以改变人家多少年的规矩吗？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大量的进口品，尤其是进口的上游投入品，它的价格按照国际价格涨，就进入了我们的成本，就使得我们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压力更大。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方面输入的性质。
还有第四方面中国通货膨胀的方面，特别致命的一个软肋，就是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这个弱势产业对形成中国物价上涨带来很大的威胁，中国的历次通货膨胀，几乎都是从农产品开始的。中国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的体制是家庭责任制，中国农业的技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落后于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资本和资金含量的，他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再加上中国农业是非常分散的。
中国大的农业周期一般农业是两个丰年，两个平年，一个欠年，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老天爷很帮我们去年到现在，已经连续六年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过亿万公斤。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两丰、两欠，所以今年农业轮也该出点问题了。今年农产品涨价，对我们影响比较大，中国并不太富，中国恩格尔系数是24%多一点，40%的支出是用于农产品支出，所以农产品一涨价，对中国的作用就很大，越是穷国，他用于食品的需求越大，刚性越强；越是穷国，农产品涨价对穷国的影响就越大。我们就有这个问题，我们的恩格尔系数是比较多，农业基础比较脆弱，一旦发生问题，马上会影响物价，我们对这方面的物价承受力又比较弱。我们几次大的通胀，几乎都是从农产品开始，包括07年年末这次。
我们记得07年8月份，最早是猪肉开始涨价，涨的很猛。经济学上有一个蛛网理论，有一个时间周期，猪肉涨价说明什么问题？小猪崽涨价了，小猪崽涨价了，说明老母猪少了，所以猪肉涨了。你现在要降下来，得从老母猪开始，需要一个时间的，所以不是简单的。当时问题比较大，一时又改不了。我不知道山西财经大学怎么办的？北大是怎么办的？就写信反映，当时教育部的部长周济召开会议，部长开会很简单，就是三个字“不准涨”。你北大开门每天都是要吃饭的，每天早晨肉商给你的肉是涨价，你不涨价，中间有一
个窟窿，这个窟窿挺大。后来请示部里，给了一个指示，奥运会之前不准涨。部长说了猪肉不准涨，但是部长没有说白菜不准涨，萝卜不准涨，你说猪闹南方蓝耳病。很简单，洗白菜、切白菜、炒白菜的人吃猪肉，所以猪肉涨了。他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他的工资肉食补贴肯定要提高，这一提高等于人工成本提高了，全行业的都提高了，都得涨价，就是投入产出之间的相互的经济联系。为什么白菜成本提高了，因为猪肉涨价，给他的肉食补贴提高了。
到了年底11月份的时候，物价涨幅比大家预期影响更大，一个新的刺激因素是什么？到年底的时候，07年是全球粮食减产，非洲是灾荒，欧洲的谷物减产，美国一方面有减产因素，美国一方面调整了农作物的结构，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影响下来。到了07年年末，是世界性的农产品调产。
开始我们以为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因为中国的粮食几乎是可以自我平衡，我们有点进口，也有点出口，我们粮食大概是96%、97%的样子可以自给自足。我们主要是出口一些水稻，我们也有几个点的进口，但是我们这次没有想到的是，恰恰就是我们进口的这个东西在国际市场上的涨幅比较大，我们进口主要是油料，中国的压榨业，国有企业基本退出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这个行当里面的很少，在目前压榨业里面多为外资或者三资企业，外资或者三资企业他不喜欢用中国豆农生产的原料，他喜欢用进口的。进口的东西一来，中国豆农生产的东西卖不了，第二年就调整种植结构，这样使得我们对油料的对外依赖度更大，大概是70%左右。我们油料作物这块涨幅是最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超市去买油，一桶油涨到100块钱。这个对人们的社会、人们的心理影响非常大，所以中国差不多历次通胀都是先从农产品开始的，而农产品在中国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人的吃的支出消费比重比较大，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对人们心理预期是比较深的。
所以至少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需求拉上，你前两年一揽子扩大内需的措施下去了，这么多钱下去了，他铁定会表现为价格的；再有一个是成本推动，你30多年的发展，各种要素成本在提高，肯定要计入你的价格；另外一个是输入性的，现在中国是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东西涨价，这些计入到中国的成本；还有个就是中国的农业，山西是产麦子的，反而山西也没有什么东西。（指粮食作物） 我前几天出去看湖北、西安、陕西的麦子不错，河南这边也是，山东小麦也不错。如果今年的麦子收好了，今年的夏
粮不错，对今年下半年物价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小麦出问题，肯定下半年我们的物价就起来了。所以今年老天爷还挺帮助，虽然气候不太好，什么东南涝，西南旱，西北低温。整个看夏粮还不错，能稳住可以帮一个大忙。要不然我们很担心下半年的价格，特别是CPI 的价格。
这是我们讲的通货膨胀面临的四个方面的压力，威胁很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中国经济衰退的威胁怎么样？也很大。中国现在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压力也很强，虽然我们现在有所复苏，但是基础不牢，不稳定，随时可能出现问题，再次下滑。
从08年春天到09年春天，我们经历了一个连续五个季度，15个月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这样一个严重的衰退期。衰退期之后的问题是什么？这种衰退带来的问题，我们的失业问题，对社会的威胁，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威胁，我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的供给。我们有三个第一，我们拥有世界第一多的劳动力总量，我们劳动力总量差不多有8亿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的增量，我们现在新增劳动力是多少？1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我们还有一个拥有世界第一多的有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现在将近8亿的劳动力总量，这里面农村劳动力大概是5亿多，城镇劳动力2亿多，这5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这几年转移出2亿，一亿是进城，一种是离土不离乡。现在我们在农村，并且还是在农业当中滞留的劳动力有多少？大体有3到4亿左右。中国一共是18亿耕地，我们现在力保死守18亿的红线。最近看到的一个调查，在西南四川等地，都是传统农业的地区，搞的一个调查，显示中国一个劳动力一天按8小时工作日算，不干别的，那么一个正劳动力一年能耕种10亩地。
上周我看一个材料，一个研究，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一个人一年能种12亩地，比我们当年调查的数据有所提高。就算一个人种10亩地，18亿亩耕地最多需要多少人？1.8亿，现在我们就有3.4亿劳动力在农业上，有1.6亿就是失业的，既没有进城，也没有到乡镇农业当中，就在农业当中，这些人纷纷有待转移，纷纷有待冲入劳务市场。现在有文章说，现在农村多为“386199部队”，38位妇女节，61位儿童节，99位老人节，不是因为进城影响了农村的素质，而是农村严重失业的表现，正劳动力上去根本用不着，老人妇女孩子就干了。农村失业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不需要正规劳动力再从事生产了，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所以中国劳动力有第一多的劳动总量，世界第一多的劳动增量，第一多的有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机会，就会弹性急速下降。2003年的时候，我请当时的国家统计局的局长，我请到我们学校，给学生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告诉我一个数，上世纪80年代，中国GDP 每增长1%，新带来的就业机会是多少？240多万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GDP 增长1%，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多万个。那是2003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就业增长等于1%，中国新增的就业机会是90万。现在越来越低，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工业化越深入，产业结构越朝着重工、重化工转移，劳动密集越多。不要说新产业包括传统产业，过去我们理解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比如说，我们过去所讲的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你看现在的纺织业需要几个人？人很少。全部都是自动化、信息化控制。
81年我到常州搞一个调查，当时我是大学三年级。我们搞一个调查，历朝历代，纺织业革命的时候，为什么喜欢用童工？当时常州这一代，也正好，这种纺织业很发达，用了大量童工，我去调查。结果一问，一点脾气没有。因为用童工科学，有效率，他就用初中生、小女孩。她的手指头灵巧，眼神好，因为没有念什么书，眼神好。你弄高中生，眼神不好，手指头僵硬。用初中生，效率高，成本低。现在你看看，现在的纺织业，没有什么人，就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
就包括煤，山西挖煤，煤炭采集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到过神木没有，我去看过神木矿，在陕西和内古搭接的，从外面看不到裸露的煤堆，他有专门的一支线直接干到海口了，你看不到太多的人。温总理去年春节到神木矿去吃猪肉大葱馅的包子。
所以中国用工岗位带来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少，所以中国的就业问题怎么样？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讲，这几年我们失业率从07年是直线上升，07年我们城镇失业率是4%，08年是4.2%，09年是4.6%。我们今年想控制在4.6%、4.7%以下，失业率的红线是7%。这样看我们距离红灯线，还有一定的距离。大家知道中国的失业率和国外不一样，我们的失业率统计指标是一样，称呼一样，叫非农产业当中的失业率，不含农业的，但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的非农产业的失业率涵盖了90%的劳动力，他农业劳动力
占的比重很少。中国非农产业，我们叫城镇登记失业率，实际上把农业排出去，但是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人数比例大，你把这个排除，包括城镇有一些隐蔽失业，我们没有统计。包括国外也有隐蔽失业。一周5个工作日，他剩下的时间不来，这些人不失业，工厂没有解雇他，你的就业很不充分，这叫隐蔽失业。如果把中国农村的失业，中国隐蔽的失业和中国城镇公开登记的失业加起来，恐怕中国真实的失业率不会比美国现在低，美国刚刚上周公布的失业率是9.8%，接近10%。我估计中国真正的失业率应该不比这个低，应该是超过警戒线了，所以中国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经济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的威胁。我们现在很怕的是这两个问题同时发生。
我们宏观政策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困难就比较大，这是我们宏观经济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总量的失衡，总供给、总需求带来的威胁，而且最严重的威胁在于同时发生。我们以前想中国有可能下半年或者明年出现滞胀，就是两个问题同时发生。我昨天下午来之前，也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分析一下下半年或者明年可不可能出现滞胀，后来我说我得仔细琢磨一下。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关注，一旦形成，威胁太大了。
这是总量。我们看另一类失衡或者矛盾就是结构性矛盾，其实中国经济总量的威胁和结构问题比较起来，结构矛盾的威胁更大，治理起来的难度也更大。困扰中国结构性失衡，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大体是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在内需和外需之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过大。我们现在不敢说，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度过大，因为这个我们没有标准。我们靠出口拉动增长，多大就算大？这个没有标准。我们不敢轻易说对外需依赖度过大，但是我们确实是有数据，有经验。可以反过来说，国际市场的变化，国际经济危机出口的变化，反过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的影响太大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可以算一笔帐，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现在中国出口每增长10%，大体上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经济学首先是经验的科学，你说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反正经研究是这样，反正每出口增长10%，大体上对经济增长贡献了1个点。改革开放以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超过10%的年份，中国那一年的出口增长的需求就都超过20%，这也是一个经验。你只要看经济增长超过10%，你看那一年的增长出口超过20%。在03年到07年，也就是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每一年的出口大体是在25%左右，高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30%甚至更多，平均是在25%左右。出口每增长10%，拉动中国GDP 增长一个百分点，危机前，03到07年，大体每年是25%左右，意味着03到07年出口每一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能拉动多少点？2.5个百分点。这是出口的贡献。经过08年的经济危机冲击，09年是负的17%，同样的道理，正的10%拉动GDP 增长1%，如果出口增长是负的10%，拉动经济增长是负的1%，如果你去年增长是负的17%，你增加对去年是负的1.7%，我们去年是8.7%，这8.7完全是扩大内需实现的，不仅是实现了8.7%，因为出口还有一个负的1.7%，把这个抵消掉后还有8.7的正增长，这完全是扩大内需的效果。
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后对照，危机来之前，出口每一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的2.5个点，危机来以后，是负的1.7个百分点，由于危机导致中国出口的变化，使得危机前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绝对值影响了几个点？2.5加1.7是4个以上，4.2。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由于国际市场的变化，能使得你前后经济增长率发生4.2个百分点的变化，你说国际市场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影响程度大不大？应该是很大的。从这个来讲，中国经济增长是不是过于依赖出口？
我们可以说，国际经济、国际市场的变化对中国外需出口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过大的。这个程度过大，一旦过大、过高、不稳定，就意味这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风险的联系太大了。一个大国，它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一个什么？基本内向型的经济。所谓基本内向型不是封闭，是我们通常讲的一个比例，是一个投入产出，是投入8%的因素。所谓产出？生产的产品80%依靠本国市场去销售，这就是基本内向型的经济，大国经济。大国经济基本上都是基本内向型经济，包括美国、德国、英国、甚至日本，你仔细看，他大体是以本国市场作为主体的。我们国家现在来看，有一个问题，出口外需这块，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太大了，这使得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太大了，使中国经济波动性受国际风险的影响太大了，这比较被动，需要调整。
因为这次危机是一个很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各种矛盾累计在一起的结果，对这次危机本身的一些情况，我们在第四个单元，对前景趋势分析的时候，专门做一个讨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展开。我告诉大家这个危机不是这么简单
就能过去了，所以中国要摆脱受外需影响过大的被动局面，这是我们一个方面的结构。在经济增长需求结构当中，内需和外需比例有些失衡，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过大，这是一个结构性矛盾。
第二个结构性矛盾，在内需当中，内需分两块，一块投资，一块消费。在内需当中我们存在一个结构矛盾，就是经济增长就内需而言，长时期过于依赖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它的增长严重滞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严重不足。如果不考虑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话，我们国家现在是这样的，如果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拉动10个百分点，在这10个百分点里面，大概有7—8个百分点是投资拉动，2到3个点是消费拉动的。
当代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趋势是什么？如果经济增长10个点，这里面7到8个点是消费拉动，2到3的点是投资拉动。中国的内需和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趋势和国际上正好是相反的。人家7到8个点是消费拉动，我们7到8个点是投资拉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增长就内需拉动而言，过于依赖投资需求，但是中国现在很麻烦，中国的体制是扩大消费很难，扩大投资比较容易。怎么改变这个格局？很困难。
去年春天，世界银行做了一个报告，比较中美这两个国家，中美都是内需不足，他说不同，美国这个内需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不是消费需求。因为美国是什么？因为美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消费信贷的传统。所谓消费信贷就是用各种金融工具和手段把未来的钱提到现在来花。过去不是老讲一个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的临死前的感叹，中国老太太感叹一句话，终于把买房的钱攒够了，美国老太太感叹，终于把贷款还完了。美国的美元，你不管怎么样，是世界货币，世界货币就是各国的外汇储备当中主要币种是美元，美国人不傻，不能白给，发达国家总归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卖给美国人，从美国人那里赚来美元。我们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我们有另外的三个东西，是美国人需要的。
第一廉价的劳动力。据说美国人一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都是用中国的产品。第二很多产品美国需求，但是它牺牲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我们来生产，等于是我们把干净的水和空气留给美国人，我们用污染了的空气和水源换美元，没有办法，你没有别的东西。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牺牲环
境。第三我们可以耗费资源，很多产品是高耗能，高耗能，高消耗资源。为什么我们钢材、电能消耗量这么多，我们大量的出口品结构是高耗能、高耗材。
2003年年末，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了一个数字，当时中国发电装机容量是4万亿千瓦，日本是2亿8千万千瓦，而经济规模相当于日本的50%，结果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却是拉闸限电。你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人家的一半，但是用电量你比人家多了一半，结果你闹电荒。这就是一个高耗电的结构，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个呢？就是很大程度上支持着出口，我们很多出口产品是高耗电的。
我们有这三个东西给美国人用，美国人给了我们什么？美元，所以我们现在是“金砖四国”老大。俄罗斯、巴西、印度，我们换了大量的美元，我们拿着美元买东西，买矿产，他不给，说是资源；高科技的不给。他要封锁我，他给我麦克风，给我汽车，电视，一般的生产必需品，现在号称中国制造。我要买的东西他不卖，所以现在没有办法。
所以美国人开始印美元，现在他准备开机印，这就是通货膨胀。美国去年的财政赤字是1.4万亿，美国的GDP 是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他知道，世界各国都拿着美元，我只要一开机印，美元就贬值，全世界帮着我扛。人民币是中国人拿着，美国是全世界帮着扛。美国的主要问题不是扩大消费，而是要改变它的消费方式。你国力已经没有那个力量吃全世界，喝全世界，那么超前的消费。现在应该是扩大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需求。
而美国的体制扩大投资需求非常困难，因为他是私有制，他很麻烦，人家投不投不取决于中央的政策，而是取决于私人对市场的信心。反过来和中国的体制不一样，中国一个是国有制，一个是政府有强大的调控力量，然后金融基本上是国家垄断，这几大要素掌握在国家手里，微观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纵观市场上有国有银行撑上，很快就能起来。但是中国如果可能消费，很难。所以中国现在是这样？你说没有项目，一亿他能报出一堆，我们中央到地区，很有积极性。让他如何扩大消费，他确实没有办法，而且很不确定。
世行提出一个建议，这一轮扩大内需，美国应该是主要刺激投资，中国应该主要刺激消费。现在在他（世界银行）看来，这两个国家正好搞反了，
美国这轮应该扩大内需，正在扩大消费。我们正在扩大投资，但是两个国家怎么容易反个。但是他指出中国的症结，中国过于依赖投资需求，这种局面反映了很多问题，不要看就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实际上背后很多原因的，首先你投资效率低，你一块钱投资办不成一块钱的事，就得拿10块钱投下去，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你这种政府掌控的体系，不讲效率，不经过市场竞争的体制，肯定就是要靠投资数量撑着。改起来恐怕是艰难的过程。 第三个方面，经济结构矛盾就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结构性扭曲。现在生产和分配按照马克思的分配性，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反作用于生产。现在中国分配方面的结构对生产、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越来越巨大，越来越强大，成为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国民收入分配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一个是微观层面；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居民。政府就是财政收入，企业就是GDP ，GDP 反映了企业的增长水平，居民就是居民收入。
但是在座的老师也好，同学也好，我们每年看政府报告，这里面有很多数字，其中有数字肯定是有的，当地或者当年GDP 的增长速度，这肯定有。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三个数肯定有。我请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到中国这些年的增长速度，哪个数最快？财政收入，差不多是GDP 的一倍。哪个数最慢？居民收入，差不多比GDP 慢了30%。GDP 如果增长10%，15%，居民收入大概增长8%，长期这样下来，最后导致一个结果，居民收入在财政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下降。到2008年十年下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是58%多一点，10年间下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三个人拿到钱之后，谁的钱主要用于消费？居民。所以他的经济增长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同，这中间肯定有问题。分配这块，真正用于消费的居民这块增长迟缓，你整个消费需求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肯定出现不匹配，这是我们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的矛盾。
还有微观层面，主要是在居民内部，我们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扩大了，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扩大了。现在有人讲，是经济系数也好，洛伦兹曲线表现也好。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中国经济学系数应该是0.47，超过了警戒线，有人说南美经济系数现在都是0.7。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我们不去讨论。
但是有一个事实，这些年，中国居民内部高低收入的差距是在扩大，这是事实，至于说扩大了多少倍，可能计算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共识是普遍在扩大，一方面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带来的好处是，出现更多更好的过高收入的阶层。高收入的阶层有一个特点：越有钱的人，他的消费占他收入的比重越小。这个道理很简单，人的消费受生理限制，我让你吃让你喝。人的收入不受限制，他的消费那块是受限制的，所以越有钱的人他消费的绝对量越大，但是他消费占他收入的比重越小。他拿钱之后，用于投资，用于储蓄，用于买保值品。这样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这样国民经济更多的给了高收入的人，他只拿一点点的钱消费，这样两个就不相称，最后导致消费不足，从而导致内需不足。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很重要的一个是收入分配问题，一个收入分配大格局有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收入分配微观上的差别在扩大。
我们过去讲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讲资本主义为什么有经济危机？一方面是资本财富的无限积累，一方面是广大劳动力的贫困积累，所以就形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是因为劳动者和政府的对立，因为他（劳动者）买不起，所以把牛奶倒进大海里。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还遥远，很陌生。马克思主义讲的深，是很多年的事情，现在我们觉得马克思讲的这个事跟我们很近，搞市场有周期性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不是这么遥远。这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受到影响，其实国民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影响社会公平的问题，同时是影响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影响效率的问题。这是第三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第四个方面困扰中国结构性矛盾是什么？中国在中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扭曲，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我们举一个必须突出的标志，是城市化率。我们现在城市化率是严重滞后于我们经济发展水平恩。我们经济发展我们今天上午有一个判断，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是工业化加速期，其实我们的城市化是刚刚到了城市化的起点，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40%多一点，有人说这里面有水分，叫伪城市化。人离开你户口所在地半年以后，就算城市
人口，我们进城打工的人口，都离开户口所在地，所以就算城市人口，但是我们的进城民工，他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子女家庭受教育的义务是一样的，但实情恐怕相去甚远。所以这一部分人是伪市民，不是真的市民，但是我们现在把他算做市民，把这个算进来我们是40%多一点。中国城乡间的扩大是扩大，也是在发展中扩大，只是城市发展速度到目前还是比农村的发展速度快，所以城乡之间的差距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共同发展中扩大了。农村也发展了，但是这个差距还是扩大了。
从经济上看，08年有个数据，08年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相当于中国一个市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的30%，当时我写了一个文章叫《3.3个农民才顶上一个市民》。就是购买力上，你知道农民拿点钱还不能完全用于消费，农民是消费者，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所以真正变成消费这块更低。
这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中国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30%、40%的城市市民的收入拉动，而中国50%、60%的农村人口，收入增长迟缓，消费力提不上来，滞后于国民经济的需要，这不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吗？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怎么可能持续呢？这就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之后，到一定程度社会发展会制约你的经济发展。城镇差距大，最后会严重制约你的经济发展水平。
这一点不光中国人看到，西方人也看到了，他们的一些学术杂志发表文章讨论这些问题。他们有个分析，中国农民的收入长期是被压抑的，中国农民收入长期是滞后的。我们刚才讲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居民收入增长最慢，其实在居民里，进一步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话，农民居民收入更慢。他们算一下中国差不多8、9亿农民，如果他的收入增长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相适应的水平，他的消费水平提高到和中国消费阶段相适应的阶段，每一个中国农民将增加很大一笔消费的支出。他们算一笔帐，每一个中国农民多花100块钱，将增加多大的市场规模？如果这8、9亿农民不仅可以将中国过剩的产品买光，甚至可以将全世界挤压过剩的产品买光，所以中国农民的责任突然大起来了，所以这一轮经济危机就指望中国农民了。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所以汽车下乡，家电下乡。
但是这个好事你要做的话，要做到根本，根本不是在于把什么东西送下乡，现在广告这么发达，农民口袋里有了钱，他知道商场在哪？他不知道到
哪里去买东西吗？关键是要提高农民收入，这是最根本的。不要说经济发达的时候，你忽略农民，3.3个农民才相当于一个市民。现在经济危机，城市市场疲软了，工厂开不了工了，这个时候才想起这里还有一堆农民呢？他们不买怎么办？把东西送下去，让他们买，他们还不买怎么办？打折让他买。一定要农民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解决这个危机。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出发，要提高农民收入，现在不是传统的做法，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支持农民富裕起来。
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城乡割裂，行政划分，城是城，村是村。我帮你修路、盖房，建成新的什么东西？还是村，不是这个年代了。你弄来弄去还是城市割裂的，这是早期，一个户口，把城镇割裂，保证城市，牺牲农村。这是互相割裂，甚至是建立在对农民的盘剥之上，那时国家穷，没有办法。现在国家应该城乡统筹，城乡互动，不能割裂开来了。要努力提高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提高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使农村不再是农村，使农民不再是农民。这是什么？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新的战略选择，这是提高中国广大现代农民人口消费力的根本出路。不是简单的新农村，修一条马路，给农民盖了一个楼房，里面住的还是一堆农民。他的社会保障还是原始的农村，他的生活方式还是原始农民的，这怎么叫城市化呢？
所以中国城市到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管你还是一个村，建的新一点，你还是农民，把你搞的富一点，加强社会发展，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这样来扩大消费，以改变我们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来提高农村人口的消费力，这恐怕是一个根本，要实现这个根本，就要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时候了，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的结构矛盾。
第五个方面，困扰中国经济结构的第五个矛盾。在经济发展里面，我们也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是什么呢？在产业结构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工业里面也有一个矛盾，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中国的工业化现在是这样，京津沪按照当代国际化的标准，基本实现的工业化。东北沿海、辽宁、山东、江苏、上海、广东、福建这一路过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在基本上到了工业化的后期。中部
一些重要的省、城市和西部一些重要省区，像陕西西安、重庆，类似这些的地方，包括西部资源不错的地区，现在大体上到了工业化的中期。西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相对落后和封闭的地方现在是工业化的早期。工业化早期、中期或后期，像西藏，贵州，青海，这些地方我们分析都在工业化的前三分之一就是早期。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处在工业化早期的阶段省区，他的GDP 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怎么样？很小。所以一加，全国工业化的水平大体上现在达到了中后期，是这样。所以中国工业化的水平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里还是比较快。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我们基本实现工业化，还有10年。这10年太快了，所以和这个相比，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这些年变化还是比较快的，和工业化速度我们还是严重的滞后。“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提出的目标是2005年我们服务业的产值占GDP 的比重是多少？40.8%。我们当时提出来想通过“十一五”计划期间，平均每一年服务业的比重提升0.6个百分点，累计下来五年，就可以提升3个百分点。到今年年末，我们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我们GDP 的比重应该达到43.8%，就是44%左右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到08年我们服务业产值的比重，比05年没有升，反而降了。08年40.1%。现在来看“十一五”期间保增长没有问题，我们今天上午讲的几个数，如果今年是11.5%，GDP 平均每年是11.1%，人均平均是10.4%，无论是人均还是总量，我们都超过了人均规模目标，是没有增长6.6%，我们现在来看分别是超过了，保增长的问题不大，现在来看调结构问题很大。别的不说，就服务业，等于我们十一五规划，前四年服务业的比重没有完成；我们要完成的任务，等于2010年的任务是要完成五年的任务，现在我看够呛。因为现在的数据没有出来，除非他改数。他不改数。够呛，前四年都没有动，一年你把这些都完成，怎么可能？而且现代服务业落后于工业制造业，结构扭曲说话这个地方服务化水平低，人要扎堆，你都是农村，自然村落你弄服务业弄不起来。
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保险、通讯、运输、商业、会计、律师是联系起来的，这些行业和部门都是和市场机制相联系，是为市场服务。你没有市场就根本不需要这些部门，所以一个国家现代服务业一旦落后之后，就表明这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低，不是你想投资服务业就能起来了。你市场化水平低，
你光往服务业投没有用，没有发展的空间，没有发展的基础。
但是反过来一个国家的服务业一旦低了，现在会严重困扰经济增长。别的不讲，说一个问题，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现在压力非常大，中国劳动力的需求现在开始减少。需求为什么减少？你看看这个结构，农业劳动力肯定是大规模向外转移，我们当初是多少？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78%，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如果我们中国20、30年实现新型工业化国家的目标，成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话，高发展中国家达到这个水平的农业劳动力平均比重下降到9%以上，我们到2030年实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现在40%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还要降多少点？30多个点。前30年我们降了30多个点，后20年我们还得降30多个点，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讲农业肯定是向外排斥的，现在我们到了工业化后期，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投资越来越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所以带来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你要提高这个国民经济对就业机会的吸纳，只要在结构上做文章，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吸纳就业有一个特点，有高级服务，到最低端的生活服务，洗衣服、做饭，这都是服务业。所以它的技术包含的层面是非常复杂的，非常丰富的，所以能适应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劳动力的差异这么大，人力资本投入这么多的劳动力的结构。现在如果你服务业上不去，你中国经济增长当中的就业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根本就没有空间的解决。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升级服务业落后于工业制造业的矛盾，现在回过头来已经成为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矛盾。
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矛盾大体是这五个方面，一个是从内需和外需上来说结构失衡，外需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太大。一个在内需的结构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扭曲。第三个结构性失衡是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宏观和微观多方面的矛盾。现在反过来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第四结构的矛盾就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出现的结构性的扭曲，结构性的失衡。现在看来，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城市化水平低成为严重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矛盾。最后第五方面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内部，产业结构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这种落后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均衡增长，这是五个结构性的矛盾。
我今天下午讲的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那些失衡和矛盾，我们讲了总量的总供给，总需求。我们现在小心翼翼的防止不要出现滞胀，另一个就是结构性的，我们列举了刚才五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二个单元我们在课堂上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做一个互动。
白雷：我把这个问题念一下，未来两年中国二线城市，中国房地产的走势？
刘伟：我听说，今天上午的电话媒体已经报道了，我说一句话说，我为什么坚持课堂和报告不是一回事，课堂一定是带有讨论的，就有可能正确或者错误，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是一个讨论，在中国房地产已经是政治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房地产的价格肯定要涨。你想想是不是，中国的工业化才到哪里？中国的城市化才到哪里？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了不起就是40%左右，用掉1万4千的进城农民工。中国的收入增长，今天上午给大家描述了一个前景，这样的话，城市住房，包括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需求在这里。我想没有道理它不存在上涨的趋势。这是我讲的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个基本判断，就要中国的房地产，特别是中心城市的房价是不是涨的过快。我觉得现在确实是过快，有点竭泽而渔。人家是要涨，人家是要慢慢涨，你不能一下就把多年的空间吃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有两个问题要讨论，一个问题讨论的是什么？这个房地产城市，房地产城市的功能是什么？是解决居民住的，而不是解决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居民的投资品，这个划分不是完全绝对的。有时候你分不清主要的东西，你主要的是要确定他干什么，主要是用什么，而不是作为投资品。如果作为投资品，就金融化了，我是作为投资，我就完全可以变成金融品了。那几年我们知道刚开始搞期货，北京批了一个试点搞，当时赵紫阳说可不可以试，当时期货是什么？期货就是赌博。我说这瓶水你上涨，他上降，明年涨的话我给你多少钱，明年降的话你给我多少钱。
这个问题怎么办？这个问题很谨慎，我们只批了很少的产品，农产品的绿豆。大家都围绕这个绿豆下注，对于绿豆的交易额把全球几百年的价值加
在一起都赶不上交易的量大。很多人都觉得可笑，绿豆已经符号化了，绿豆是金融衍生品。你说绿豆也行，黑豆也行，围绕金融衍生品炒出的价格和本身的价格已经完全脱离了。城市房地产作为投资品出现的话，在很多程度上，特别是炒房不是解决住的问题，实际上把房地产的产权本身虚拟化、金融化、投资化、符号化了。最后和真正的房地产价值可能相去甚远。这就是泡沫。
第一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说过，没有说泡沫，我今天在北京的政协会上，同样的问题，我拿了一串数据，你说没有泡沫吗？怎么办？一个你要努力地恢复房地产它应有的基本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说的不是绝对，但是你的基本面要搞清。
第二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弱势群体的住房，原则上不能交给市场解决，因为他是弱势群体，他在市场当中是弱势，你现在还让他通过市场解来解决，就会出现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房地产太黑，你房价太高，高到弱势群体都买不起，如果降到弱势群体都买的起的话，中国房地产将面临灭顶之灾。另外一个悖论是对弱势群体的蹂躏，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应该由政府来担当，而不是交给市场。
一个基本有序的房地产结构应该是这样的结构和分工，现在政府不是把弱势群体的住房推给市场，现在该市场的问题，你政府不要过多的介入，我们现在政府都想从城市化进程当中分一杯羹。现在政府的财政困难，现在有一半都是靠土地财政，那就是政府希望房地产升值，升值这里面有他的利益。政府不要到市场当中去搅合，你把弱势群体该干的事，你推给市场，该是市场的你去分一杯羹回来。
这有两个基本的问题，你房子干什么用的？一个是机制，政府和市场各自该干什么？当然还可以有很小问题，政府解决弱势群体，你是帮他买房，还是帮他租房。我们过去各地都搞经济适用房，弱势群体不是让他买的有尊严，而是让他住的有尊严。不一定到他是弱势群体的时候再买房，政府现在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他的住房问题。所以我们很多搞了一些经济适用房，搞了一些优惠。
我们看了报道，相当一部分买经济适用房的并不是弱势群体，因为（经济适用房）价格便宜优惠，便宜的东西能给你弱势群体吗？北京的弱势群体，北京的经济适用房有一些是复式的，楼上楼下，200多平方米，带车位的。这
个问题要解决好，我是相信中国二线城市的房肯定涨，我对咱们国家有信心。咱们国家快速增长，你得搭这个车，这个国家快速增长，你不投资，你老说你落后，你没有冒险进。你得跟着国家走，国家进步，你就能发展了。尤其是稀缺资源，靠着山，靠着河，靠着湖占一块是一块。这是大趋势，具体楼盘不好说，但是大局势，二线城市肯定上升，但是我希望上升的健康一些，不要大起大落，这里面就要解决我刚才说的问题，你这个房干什么？你政府干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初次分配中如何除了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外，还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最低工资的明确，还有一个社会保障，现在这个提问题的朋友，想一想这两个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如何提高通过政策提供工资占总收入的比重？
一个是法律，恐怕要有关于劳动者的一系列法律规定，这个可能有作用。中国真的要认真研究一下工会。工资有的时候不是政策问题，得有人代表工人去谈判，大家注意到欧洲的航空公司，罢工什么的，介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工会的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会如果真的代表工人，代表劳动者，去和出资人和投资商去谈判，这个时候可能劳动者的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才得到保障，更有组织依据。
为什么我要讨论？我也不知道咱们国家工会的作用的方式？因为咱们的工会、妇联、共青团，我们叫党的群团组织。我们是这么讲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加强和改善，我们工会的作用。让他确确实实能够真实的代表广大劳动者和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话，这个工资的比重，工资的地位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
但是对工会问题我们也挺麻烦的，你说中国的工会，和西方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工会呢？要代表党的利益，党和工人的利益我们说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党。企业发生问题你怎么办？可能需要一些制度的安排和研究，还有一些经济成分越来越复杂，外资企业、乡镇企业。
我记得讨论工会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允许不允许乡镇企业成立工会，当时我们很多乡镇企业是外资进来办的，台资、港资过来圈地就干了，他们进来盘剥工人。当时这些乡镇企业工人的根本利益，工人的一些人权受到践踏，便提出要不要在乡镇企业设立工会？否定了，乡镇企业的工人基本
上就是农民，他上班是工人，回家是农民。如果你成立的工会，实际上成立了农会，农会很麻烦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闹农会弄起来了，所以不能让他成立。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关于工会这个问题在股份的、混合的、外资的工会这个东西怎么建立？怎么让它又能和我们政治体制吻合？和党的领导工人利益一致，相互衔接和统一，又切实捍卫工人的利益，保证工人的权益，我认为这对工人的工资来说很重要。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随着人口的变化，2013年后我国会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
回答：13年的事是这样，测算一下不是人口供给减少，中国13年、14年前后，会达到人口增长值的峰值，过了之后，增速放慢，但是还是增值，我们到2028年会达到人口最大，这个13年据我了解，是一个增速的峰值开始变化，还不至于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需求的总体格局，是这样的情况。
问题：山西财经大学博士生的提问：一个国家的服务业落后，城市化落后，服务业就落后吗？
回答：市场化落后，服务业就落后，加上创新力，技术水平低等高端服务相对基础就薄弱，主要原因还是这些方面。服务业问题可以专门研究，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就中国这个问题做一个很好的研究。
中国服务业有很大的一个特点，我92年发表过一个文章，《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前景问题》，我当时在文章里面做了一个结构分析，当时我们根据统计，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当中，其中官吏就是官员，发展的最快。服务业里面的很多有政府、金融、科技、高校都是服务业，官员的增长速度最快。这也是服务业，他增长比较快。真正的技术知识性的服务，比较慢。可能中国服务业，一个总量本身慢。
另外还有一个，结构怎么样？结构可能也有问题。一个就是国家机器政务服务这块快了一点，我们经常讲，机构臃肿要改革，这就是说明什么？政务服务在服务业内部是快一点，而围绕技术、科技和市场服务发展的慢了一点。另外高端服务少，适用的，创新型的服务少，一般生活服务好像相对快了一点。我们最早体现服务业的时候，万里同志也一个讲话，他是大力发展
服务业，大力促进中国的就业，服务业吸收就业劳动力成本低，好人都去干农业和工业了，胳膊腿健全的，掌鞋的……他理解的第三产业就是工业、农业之后的一般的生活服务，其实第三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是高科技的，这是服务业。
问题：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中国人口总量最佳规模是7到8亿，中国如果接近14亿，对中国经济今后10年、20年、30年会有什么影响？中国大学生就业如此困难？如何调整更好？人口的规模多到能成为大国强国吗？
回答：对中国经济社会有影响，具体有什么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有。这不是咱们的事，这是咱们父辈的事。你不能说讨论说有没有，因为已然这样了。而且关于7、8亿的规模问题，中国的适度规模，而且有些反历史的方面，如果当时不批马寅初，结果误增人口3个亿。所以我想这个影响我今天上午讲，人口多，有拖累的一面，但是也有它有利的一面。大国的稳定，经济稳定，和小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各有利弊。至于社会其他方面，我一直想，毛泽东一直对马寅初的人口问题为什么这么坚定的去反对，中国人要人少的话会怎么样？我没有搞清楚他的想法是什么？有什么道理没有？我现在理解的不清楚。
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我觉得大学生就业困难，和人口政策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大学生就业的困难，我觉得是经济增长不活跃，就业岗位不足。另外大学生培养、知识结构、技能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不是吻合，是不是有教育体制本身改革，适合社会需要的问题？另外大学生本身的择业观念。因为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专业了，不是职业的，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素质，和一种人的需要，而不是一种职业。真正职业可能后期的教育更重要。大学生就业出现问题，可能有经济、社会、教育、各个方面综合因素决定的，（大学生就业）和人口政策……我可能对这个问题缺少研究，我觉得没有太直接的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就是生大学生的母亲生的太多了。和目前大学生的就业，我感觉没有太大的联系。
强调人口的规模能不能成为大国和强国，单纯强调人口规模，肯定不会成为强国。强国的话，标准除了人口指标之外，更有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指标，所以我想是一个综合的，但是人口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里有很多金融危机等问题，我们下面因为还有专门的讨论。
问题：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难点问题有哪些？
回答：我回答这个问题，告诉大家一点，国务院最近开了一次常务会议，明确了今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个方面的重点分析，有企业的微观改革，有市场资源配置的价值配置，有宏观的政府调控，货币政策的。如果有提这个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你可以看一下国务院最近公布的关于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强调改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我们回头讲课的时候还会讨论。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白雷：刘老师下午给我们上了精彩的一堂课，上午就上了一上午，下午又是一下午，最后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