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苍桑”。
随着电影《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的上映，使我回想起幼时居住在上海老弄堂里的抗战往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处都是一片狼烟，荒芜萧条，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纷纷离乡背井逃难来到上海。于是，灶披间、亭子间、过街楼、阁楼等等一切可以住人的空间都被利用起来，一幢房子内多的居住着六七户人家。上下邻里相处和睦，相互照应。那时人们需要到米店门口排队买户口米，米店门口排着长队，警察(当时俗称为“黑头鬼”)维持秩序，在每人外套上臂处用粉笔写号码，日本兵端枪站在旁边，瞪着眼睛，那凶相小孩看了要哭，日本赤佬一听到哭声就会过来把大人拖出队不给买米，这时街坊都会相互帮忙把孩子抱走。
日本投降那天，早晨九时大家都聚集在弄堂口听着收音机内日本天皇宣读投降书。虽然我们都很小，大家也跟着大人高兴，欢呼!第三天，在霞飞路(后改淮海中路)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游行，我们跟着大孩子一起去，站在老工部局门口的大石台上，我们手里都拾了几块小石子，当日本鬼子过来时，人们看到这群昔日的恶魔，激愤了!马路两旁看游行的人都高举拳头喊着、骂着，有扔石子的，有吐口水的??我们在大孩子的号令下也将手中的石子向日本鬼子的身上扔去，可是我们人小力微，只将石子扔到前面的大人身旁，我正巧扔到一个女青年的身上，她回过头来朝我们笑笑，随后弯下腰拣起石子就向鬼子方向扔去，真是同仇敌忾!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贪官污吏变本加厉地搜括民脂民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奸商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地痞、流氓敲诈抢劫，一片混乱。弄堂里很萧条。住家的玻璃窗都贴上“米”字纸条，据说能防炮震；弄堂口的铁门，钉上了木板，日夜有人看管，说防“共匪”；商店大都关门停业，只有小烟纸店，在排门板上开了一个小窗口，卖些油盐酱醋、香烟及小日用品等。原来那种鼎沸的热络不见了，除了早晨阿婆及阿姨们倒马桶、洗衣、买菜等必做的事之外，人们都很少出门；见面话也少了，说话时看看周围，相互问个好，“昨日半夜里侬阿听到炮声伐?”“听到咯，勿晓得啥辰光才能打进来，辰光拖长米倒要吃光了，侬屋里厢细软末事收拾好啦?”“阿拉稍微收拾一点，逃难也呒没地方逃，到辰光只能碰额角头了，再讲。”
我家前楼住着一位方先生。方先生曾在牛津大学留学，日本投降后，方先生回国在上海一所中学教英文与数学。方先生的老家在无锡，他父亲在当地是位有名望的画家，因得罪了当地恶霸劣绅，有一个晚上，房子被烧了，那些人还扬言要杀他。方先生一家在大舅的掩护下逃到上海江湾一个姨妈家，方先生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忧郁而逝。方先生母亲觉得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搬到我们弄堂里。上海解放前两个多月的一天早晨，方先生出去后一直没有再回家，街坊们去学校找了几次都没找到。方先生的母亲每天不思茶饭，独自抽泣，在家放着申曲“阿必大回娘家”、“碧落黄泉”等，那段时间的弄堂，就如同那曲目的曲调一般，压抑、苦痛、凄凉、悲泣。
1949年5月27日凌晨，太阳微露晨曦，“舍啦舍啦哆啦哆，舍哆啦舍咪来咪，我伲大家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一位操着本地口音的解放军大声地唱着，歌声洋溢着热情、欢乐、朴实的气息，在寂静的清晨响彻长空，像是要唤醒忧郁、压抑、饱经苦难、挣扎在生存边缘、渴望自由的人们。这是我平生听到的第一首解放革命歌曲，一直唱到现今。
天亮了，弄堂的大铁门还没开，原来管锁的是保长的小舅子，听说昨天夜里和他姐夫一起跑了。大人抱着惊恐的心从门缝窥望，小孩在大人的托帮下，爬在铁门顶上向外望去，“侬看到外头哪能啦?”“喔唷!交关兵呵!都睡在马路上!呵!呵!”小孩一边回答一边惊慌地往下落，指手划脚地说个不停。弄堂口人越聚越多，乱哄哄地，人们焦急地想看个究竟。待修鞋的老皮匠，拿着老虎钳和锤子把铁门锁敲开，走出弄堂口的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愕了!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地侧卧着睡在马路旁边沿街屋檐下冰凉的地上，他们为了不骚扰老百姓深夜的安宁，那么多战士，齐刷刷、悄无声息地露宿街头，睡得那么香。一位约十八九岁左右的小战士手持步枪站岗执勤，军装上沾满了尘土，腿上缠着的绑带已由白色转为尘色，布鞋破得露出了脚趾头，外面还包扎着草鞋，肩上斜挎着子弹带和米袋，腰带上系挂着一只搪瓷碗，脸上肤色呈绛红色，口干唇裂，但目光炯炯有神，凝视着前方。上午十时许，远处解放军的军号吹响，一声口令，部队很快集结完毕，整齐威武地出发!上海解放了!
自后，弄堂里开始热闹起来。收音机里播放着“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的广播；马路上几乎每天都有游行的队伍，队伍中有扭秧歌舞的、打莲湘的、高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像的、手拿小红旗喊口号的，“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口号声此起彼伏；弄堂里三天两头有宣传队敲锣打鼓，宣传政府政策；老虎灶门口多了两张桌子，每天像聚会一样，有坐着的、站着的，边喝茶边聊，边听收音机里播送的新闻、歌曲??人们像获得了重生一样欣喜!
一个星期后，消失许久的方先生身穿军装，腰系武装带，右边挂着手枪，从美式小吉普车上走下来，很神气!母亲和我迎了出去，不敢相认，还是方先生喊我母亲：“宝华姆妈!是我呀!”“喔唷!侬迪个样子打扮，啥人敢认!”母亲边回答边转过身，抬头朝前楼喊：“阿婆!方先生回来了!阿婆!侬快下来!”楼上阿婆“哦哦”地应着，方先生已上楼去，围观者七嘴八舌：太惊奇了!方先生竟然也是解放军!没想到今天回来了。后来邻里们闲聊时才知道，方先生曾到过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解放前夕在一次“学运”中国民党特务缉捕他未成。
解放后，方先生父亲的遗骨从上海江湾迁到无锡老家安葬了，当年烧他家房子的恶霸，在抗日战争时当了日本汉奸，屠杀革命人士，被当地抗日民众除掉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苍桑。”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苍桑”。
随着电影《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的上映，使我回想起幼时居住在上海老弄堂里的抗战往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处都是一片狼烟，荒芜萧条，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纷纷离乡背井逃难来到上海。于是，灶披间、亭子间、过街楼、阁楼等等一切可以住人的空间都被利用起来，一幢房子内多的居住着六七户人家。上下邻里相处和睦，相互照应。那时人们需要到米店门口排队买户口米，米店门口排着长队，警察(当时俗称为“黑头鬼”)维持秩序，在每人外套上臂处用粉笔写号码，日本兵端枪站在旁边，瞪着眼睛，那凶相小孩看了要哭，日本赤佬一听到哭声就会过来把大人拖出队不给买米，这时街坊都会相互帮忙把孩子抱走。
日本投降那天，早晨九时大家都聚集在弄堂口听着收音机内日本天皇宣读投降书。虽然我们都很小，大家也跟着大人高兴，欢呼!第三天，在霞飞路(后改淮海中路)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游行，我们跟着大孩子一起去，站在老工部局门口的大石台上，我们手里都拾了几块小石子，当日本鬼子过来时，人们看到这群昔日的恶魔，激愤了!马路两旁看游行的人都高举拳头喊着、骂着，有扔石子的，有吐口水的??我们在大孩子的号令下也将手中的石子向日本鬼子的身上扔去，可是我们人小力微，只将石子扔到前面的大人身旁，我正巧扔到一个女青年的身上，她回过头来朝我们笑笑，随后弯下腰拣起石子就向鬼子方向扔去，真是同仇敌忾!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贪官污吏变本加厉地搜括民脂民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奸商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地痞、流氓敲诈抢劫，一片混乱。弄堂里很萧条。住家的玻璃窗都贴上“米”字纸条，据说能防炮震；弄堂口的铁门，钉上了木板，日夜有人看管，说防“共匪”；商店大都关门停业，只有小烟纸店，在排门板上开了一个小窗口，卖些油盐酱醋、香烟及小日用品等。原来那种鼎沸的热络不见了，除了早晨阿婆及阿姨们倒马桶、洗衣、买菜等必做的事之外，人们都很少出门；见面话也少了，说话时看看周围，相互问个好，“昨日半夜里侬阿听到炮声伐?”“听到咯，勿晓得啥辰光才能打进来，辰光拖长米倒要吃光了，侬屋里厢细软末事收拾好啦?”“阿拉稍微收拾一点，逃难也呒没地方逃，到辰光只能碰额角头了，再讲。”
我家前楼住着一位方先生。方先生曾在牛津大学留学，日本投降后，方先生回国在上海一所中学教英文与数学。方先生的老家在无锡，他父亲在当地是位有名望的画家，因得罪了当地恶霸劣绅，有一个晚上，房子被烧了，那些人还扬言要杀他。方先生一家在大舅的掩护下逃到上海江湾一个姨妈家，方先生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忧郁而逝。方先生母亲觉得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搬到我们弄堂里。上海解放前两个多月的一天早晨，方先生出去后一直没有再回家，街坊们去学校找了几次都没找到。方先生的母亲每天不思茶饭，独自抽泣，在家放着申曲“阿必大回娘家”、“碧落黄泉”等，那段时间的弄堂，就如同那曲目的曲调一般，压抑、苦痛、凄凉、悲泣。
1949年5月27日凌晨，太阳微露晨曦，“舍啦舍啦哆啦哆，舍哆啦舍咪来咪，我伲大家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一位操着本地口音的解放军大声地唱着，歌声洋溢着热情、欢乐、朴实的气息，在寂静的清晨响彻长空，像是要唤醒忧郁、压抑、饱经苦难、挣扎在生存边缘、渴望自由的人们。这是我平生听到的第一首解放革命歌曲，一直唱到现今。
天亮了，弄堂的大铁门还没开，原来管锁的是保长的小舅子，听说昨天夜里和他姐夫一起跑了。大人抱着惊恐的心从门缝窥望，小孩在大人的托帮下，爬在铁门顶上向外望去，“侬看到外头哪能啦?”“喔唷!交关兵呵!都睡在马路上!呵!呵!”小孩一边回答一边惊慌地往下落，指手划脚地说个不停。弄堂口人越聚越多，乱哄哄地，人们焦急地想看个究竟。待修鞋的老皮匠，拿着老虎钳和锤子把铁门锁敲开，走出弄堂口的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愕了!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地侧卧着睡在马路旁边沿街屋檐下冰凉的地上，他们为了不骚扰老百姓深夜的安宁，那么多战士，齐刷刷、悄无声息地露宿街头，睡得那么香。一位约十八九岁左右的小战士手持步枪站岗执勤，军装上沾满了尘土，腿上缠着的绑带已由白色转为尘色，布鞋破得露出了脚趾头，外面还包扎着草鞋，肩上斜挎着子弹带和米袋，腰带上系挂着一只搪瓷碗，脸上肤色呈绛红色，口干唇裂，但目光炯炯有神，凝视着前方。上午十时许，远处解放军的军号吹响，一声口令，部队很快集结完毕，整齐威武地出发!上海解放了!
自后，弄堂里开始热闹起来。收音机里播放着“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的广播；马路上几乎每天都有游行的队伍，队伍中有扭秧歌舞的、打莲湘的、高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像的、手拿小红旗喊口号的，“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口号声此起彼伏；弄堂里三天两头有宣传队敲锣打鼓，宣传政府政策；老虎灶门口多了两张桌子，每天像聚会一样，有坐着的、站着的，边喝茶边聊，边听收音机里播送的新闻、歌曲??人们像获得了重生一样欣喜!
一个星期后，消失许久的方先生身穿军装，腰系武装带，右边挂着手枪，从美式小吉普车上走下来，很神气!母亲和我迎了出去，不敢相认，还是方先生喊我母亲：“宝华姆妈!是我呀!”“喔唷!侬迪个样子打扮，啥人敢认!”母亲边回答边转过身，抬头朝前楼喊：“阿婆!方先生回来了!阿婆!侬快下来!”楼上阿婆“哦哦”地应着，方先生已上楼去，围观者七嘴八舌：太惊奇了!方先生竟然也是解放军!没想到今天回来了。后来邻里们闲聊时才知道，方先生曾到过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解放前夕在一次“学运”中国民党特务缉捕他未成。
解放后，方先生父亲的遗骨从上海江湾迁到无锡老家安葬了，当年烧他家房子的恶霸，在抗日战争时当了日本汉奸，屠杀革命人士，被当地抗日民众除掉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苍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