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台湾问题1

浅谈台湾问题

一 、 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问题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从中国大陆败退台湾,至今所衍生的一系列主权或领土问题。最早出现于1955年寓居美国的李宗仁之《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并因强力宣传而通行于中国民间以至国际社会迄今。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有关,惟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蒋介石再次把个人私利公然放在全国人民利益上面,蒋介石把个人私利公然放在全国人民利益上面,这是蒋介石的向来的做法,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还有重要因素是外国势力(美国、日本等)介入。蒋介石大肆出卖国家利益是蒋介石的向来的做法,早在1945年8月14日在日本投降前一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主要条件换”

取苏联在日本投降前一天的8月14日出兵中国东北。1946年1月6日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虽然对外蒙古的所谓投票有疑问,但还是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至此失去18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华北正北的外蒙古的华北变成内凹形,边境线后退内凹达千余公里,中国北部版图从饱满形状到弯月形状。

二 、台湾问题现状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是台湾问题形成现今局面的主要因素,随着二战胜利前景的浮现,美国开始考虑安排战后格局的问题。1942年3月,罗斯福向前来访问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了由中美英苏四国形成国际“四大警察”的建议。他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大中国”,与美英苏共成世界四强。针对此项建议,美国还制定了一个“大中国”的计划。

但是蒋介石在大陆的节节失败很快使美国改变了这个计划。美国认为有必要抛弃蒋介石,同时还要防止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在提出使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希望落空之后,“在法律上台湾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国民党政府不过是为同盟国代管台湾”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对台湾实行国际托管。因为,美国自信,这个将对台湾实行实际托管的国家非美国莫属。

蒋介石死守“汉贼不两立”,美国的希望再次落空。美国国内在后来的对台政策上陷入争吵之中。在观点截然对立的国务院与国防部两派中,总统杜鲁门选择了国务院,即同意抛弃蒋介石,同时留下一个同北京政府打交道的余地。为了澄清美国对台政策上的混乱,1949年12月底,美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发表了多次声明,均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艾奇逊甚至还声称,“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谁就是美国的敌人。”此后,美国政府、国务院还多次以各种方式确认了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但是,为了缓和国防部的反对情绪,杜鲁门对声明做了两处修改:删掉“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样。从而为制造台湾问题埋下了伏笔。

朝鲜战争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水岭。1950年6月27日,朝战爆发后的第三天,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仅在短期内为美军侵驻台湾海峡排除国际法上的技术障碍,使美国对中国内政干涉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且从长远看,还可以随时为

美国旨在使台湾与大陆分离的企图与活动提供“依据”。1951年9月8日,在中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美国一手策划了长期以来被“台独”分子视为“台湾地位未定”的法理基础的《旧金山和约》。1954年,《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台湾成为美国的“盟友”。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美国还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20世纪60年代末期,国际格局中苏攻美守、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残酷事实,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催生了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同意最终从台湾撤出武装力量和军事设备。但中美建交三个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为台湾提供法理保障。这表明,中美建交以后,美国一方面表示遵守中美联合公报,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又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扶植台湾,阻挠着中国的统一。至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以台制华”、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的政策。也正是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支持下,台湾问题才迟迟难以解决。

2000年,台湾“总统”陈水扁第一次登台,沿着李登辉的“台独”路线一路直走,拒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愿意回到“九二共识”立场上来。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的立场,一意孤行“去中国化”的政治路线,挑衅大陆,挑起两岸之间的紧张与对立,甚至提出与推行“公投”、“制宪”与“建国”的“激进台独时间表”,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的对话及协商机制陷于停顿,使两岸关系陷于空前危机与紧张局面。台湾问题演变成为分裂与反分裂的问题,焦点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以及“台湾独立”的斗争。2005年5月14日台湾“任务型国大”选举结束后,围绕“修宪”问题,陈水扁更是全力动员,以确保包括“公投制宪”内容在内的“修宪”方案得以通过,从而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制造阴影。

目前,每年来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达300万人次,数十万台胞在大陆工作、求学、生活,大陆同胞赴台探亲、交流人数也逐年增多。台胞到大陆投资持续增长,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成为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两岸“三通”也已取得程度不同的进展。据海关总署的统计,2004年,两岸间接贸易首次突破700亿美元,达到783.2亿美元,同比增长34.2%;台湾居民来大陆368.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大陆居民赴台14.5万人次,同比增长14.2%。进入2005年以来,大陆接二连三地出台了融合政策,先是促成了两岸包机直航,然后又向台湾农产品开放市场,向外界展示了大陆政府的友好对话姿态,赢得了国际一片好评。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两岸交流还存在极大的不足,例如交流层次上的“民间性”、交流行为上的“缺乏有效机制性”,政治交流上的“脆弱性”,经贸往来上的“单向性”,尤其是两岸的“三通”迟迟不能实现直通,等等,都是我们应该认真严肃对待和期待改善的。

连宋登访大陆 2005年的春天将永远镌刻在史页上。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2005年4月,中国国民党首次回到大陆,令普天下无数华人华侨为之激动、欢呼。继这之后,亲民党也组团回到祖国大陆祭祖、拜谒黄帝陵等。在两党访问期间,分别举行了“胡连会”和“胡宋会”,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与发展、促进两岸经贸往来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虽然这只是台湾地区在野党对大陆的访问,是政党之间的访问,是“和平之旅”、“搭桥之旅”,我们也不能因此对短时间内解决台湾问题寄予厚望,但是,这无疑是在陈水扁政府“台独”倾向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两岸关系之间顺历史潮流的新动向,是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今天,对“台独”斗争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好的一方面是,以往,国际社会对“台独”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对台湾所谓的“民主奇迹”抱有幻想,美国甚至想把台湾建成东亚的“民主跳板”,“以台制华”甚嚣尘上。然而现在,尤其是在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后、在台湾的“民主奇迹”被“3·19枪击案”击碎之后,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台独”的危险性,“台独”成为破坏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变数,美国、欧盟等国家

开始公开表示“不支持台独”甚至“反对台独”,美国还对连宋登访大陆给予了肯定。2005年6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在会见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时重申,“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这一立场十分明确,美方是说话算数的。”这无疑又是对“台独”分子的一个重大打击。

三、 台湾问题的发展前景 台湾问题长期化下的和平统一战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台湾问题的长期化是两岸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长期化对于大陆实现统一目标是机遇与风险并存:从机遇上看,一方面,长期化使大陆能够不错过发展的历史机遇,壮大自身实力,为将来解决台湾问题积累更大的能量;另一方面,长期化导致两岸经济一体化,使大陆握有影响台湾的经济手段。从风险上看,一方面,长期化会导致台湾独立意识日渐强化;另一方面,长期化有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风险。大陆应当根据这些利弊因素制定出符合自己远程统一目标的战略。

首先应当肯定发展两岸经贸交流的正面意义,积极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虽未必会导致台湾人自愿统一,但至少可以造成台湾对大陆的依赖。台湾民进党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他们认为一旦台湾在经济上离不开大陆,则大陆便可以借此来迫使台湾在政治上就范。应当承认,一旦两岸经济一体化了,大陆确实会握有影响台湾的经济手段。虽然当大陆祭出这一手段时,台湾在政治上未必会就范,但至少这可以成为影响台湾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两岸长期的缓和局势和两岸经济一体化可以降低双方民众的敌对意识和心防,因而在最终摊牌时,激烈对抗的程度会较低。 其次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应当正确运用经济手段,造成两岸经济发展水平对比的新格局。一方面,应当逐渐弱化而不是强化对手的对抗和分离的实力。因为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无论通过战争或和平方式统一,一个较弱的对手总是比一个较强的对手较易被兼并和较易妥协。另一方面,应当逐渐形成有利于统一的、影响人心导向的经济高差。大陆正确的做法,不是以自身宝贵的经济资源,去维持和扩大对岸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对大陆的优势,而应当是相反,逐渐减小这种差距,乃至使之发生反转。一个相对高于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准,只会使台湾人的自我优越感膨胀,而拒绝与大陆统一,而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相对高于台湾的大陆,将成为台湾人向往之地。今日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发生的和在东西欧之间发生的非法移民潮,就是经济高差超越“出生地情结”的影响力而导致人心归附和人们“用脚投票”的最好例证。当两岸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互换易位之日,那才是扭转台湾人拒统意识日渐强化的自然趋势,转而“心向祖国”之时。

第三应当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能否分离出去,取决于两点:台湾自身有无分离拒统的实力和台湾能否获得国际支持。一方面强烈抗议外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担心台湾挟洋自重,另一方面却为其外交松绑,扩展其国际空间,使台湾问题逐渐国际化。这种紧守门户,却又自拆城垣,岂不是顾此失彼、两相抵消?

第四应当防止台湾问题的长期化导致两岸分裂的合法化,警惕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利用长期化实行以和拒统、以拖待变的策略,脚踩两只船,得以进退自如:进可见机独立,退可维持分裂现状。任何两岸间的政治谈判和协议,都不应当使现实的分裂固定化和合

法化。 台海之战并非不可避免,和平统一并非不可能。关键的问题是要抛弃那种靠温情攻势和一纸政治协议来实现和平统一的幻想,应当坚持发展优先的原则,在积极推进两岸交流的过程中,造成两岸经济发展水平对比的新格局,逐步削弱对方分离拒统的实力,形成人心归附的经济高差,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和两岸分裂合法化,从而逐步消除台湾分离的内外条件。

浅谈台湾问题

一 、 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问题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从中国大陆败退台湾,至今所衍生的一系列主权或领土问题。最早出现于1955年寓居美国的李宗仁之《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并因强力宣传而通行于中国民间以至国际社会迄今。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有关,惟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蒋介石再次把个人私利公然放在全国人民利益上面,蒋介石把个人私利公然放在全国人民利益上面,这是蒋介石的向来的做法,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还有重要因素是外国势力(美国、日本等)介入。蒋介石大肆出卖国家利益是蒋介石的向来的做法,早在1945年8月14日在日本投降前一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主要条件换”

取苏联在日本投降前一天的8月14日出兵中国东北。1946年1月6日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虽然对外蒙古的所谓投票有疑问,但还是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至此失去18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华北正北的外蒙古的华北变成内凹形,边境线后退内凹达千余公里,中国北部版图从饱满形状到弯月形状。

二 、台湾问题现状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是台湾问题形成现今局面的主要因素,随着二战胜利前景的浮现,美国开始考虑安排战后格局的问题。1942年3月,罗斯福向前来访问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了由中美英苏四国形成国际“四大警察”的建议。他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大中国”,与美英苏共成世界四强。针对此项建议,美国还制定了一个“大中国”的计划。

但是蒋介石在大陆的节节失败很快使美国改变了这个计划。美国认为有必要抛弃蒋介石,同时还要防止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在提出使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希望落空之后,“在法律上台湾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国民党政府不过是为同盟国代管台湾”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对台湾实行国际托管。因为,美国自信,这个将对台湾实行实际托管的国家非美国莫属。

蒋介石死守“汉贼不两立”,美国的希望再次落空。美国国内在后来的对台政策上陷入争吵之中。在观点截然对立的国务院与国防部两派中,总统杜鲁门选择了国务院,即同意抛弃蒋介石,同时留下一个同北京政府打交道的余地。为了澄清美国对台政策上的混乱,1949年12月底,美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发表了多次声明,均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艾奇逊甚至还声称,“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谁就是美国的敌人。”此后,美国政府、国务院还多次以各种方式确认了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但是,为了缓和国防部的反对情绪,杜鲁门对声明做了两处修改:删掉“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样。从而为制造台湾问题埋下了伏笔。

朝鲜战争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水岭。1950年6月27日,朝战爆发后的第三天,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仅在短期内为美军侵驻台湾海峡排除国际法上的技术障碍,使美国对中国内政干涉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且从长远看,还可以随时为

美国旨在使台湾与大陆分离的企图与活动提供“依据”。1951年9月8日,在中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美国一手策划了长期以来被“台独”分子视为“台湾地位未定”的法理基础的《旧金山和约》。1954年,《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台湾成为美国的“盟友”。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美国还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20世纪60年代末期,国际格局中苏攻美守、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残酷事实,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催生了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同意最终从台湾撤出武装力量和军事设备。但中美建交三个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为台湾提供法理保障。这表明,中美建交以后,美国一方面表示遵守中美联合公报,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又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扶植台湾,阻挠着中国的统一。至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以台制华”、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的政策。也正是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支持下,台湾问题才迟迟难以解决。

2000年,台湾“总统”陈水扁第一次登台,沿着李登辉的“台独”路线一路直走,拒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愿意回到“九二共识”立场上来。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的立场,一意孤行“去中国化”的政治路线,挑衅大陆,挑起两岸之间的紧张与对立,甚至提出与推行“公投”、“制宪”与“建国”的“激进台独时间表”,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的对话及协商机制陷于停顿,使两岸关系陷于空前危机与紧张局面。台湾问题演变成为分裂与反分裂的问题,焦点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以及“台湾独立”的斗争。2005年5月14日台湾“任务型国大”选举结束后,围绕“修宪”问题,陈水扁更是全力动员,以确保包括“公投制宪”内容在内的“修宪”方案得以通过,从而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制造阴影。

目前,每年来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达300万人次,数十万台胞在大陆工作、求学、生活,大陆同胞赴台探亲、交流人数也逐年增多。台胞到大陆投资持续增长,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成为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两岸“三通”也已取得程度不同的进展。据海关总署的统计,2004年,两岸间接贸易首次突破700亿美元,达到783.2亿美元,同比增长34.2%;台湾居民来大陆368.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大陆居民赴台14.5万人次,同比增长14.2%。进入2005年以来,大陆接二连三地出台了融合政策,先是促成了两岸包机直航,然后又向台湾农产品开放市场,向外界展示了大陆政府的友好对话姿态,赢得了国际一片好评。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两岸交流还存在极大的不足,例如交流层次上的“民间性”、交流行为上的“缺乏有效机制性”,政治交流上的“脆弱性”,经贸往来上的“单向性”,尤其是两岸的“三通”迟迟不能实现直通,等等,都是我们应该认真严肃对待和期待改善的。

连宋登访大陆 2005年的春天将永远镌刻在史页上。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2005年4月,中国国民党首次回到大陆,令普天下无数华人华侨为之激动、欢呼。继这之后,亲民党也组团回到祖国大陆祭祖、拜谒黄帝陵等。在两党访问期间,分别举行了“胡连会”和“胡宋会”,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与发展、促进两岸经贸往来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虽然这只是台湾地区在野党对大陆的访问,是政党之间的访问,是“和平之旅”、“搭桥之旅”,我们也不能因此对短时间内解决台湾问题寄予厚望,但是,这无疑是在陈水扁政府“台独”倾向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两岸关系之间顺历史潮流的新动向,是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今天,对“台独”斗争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好的一方面是,以往,国际社会对“台独”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对台湾所谓的“民主奇迹”抱有幻想,美国甚至想把台湾建成东亚的“民主跳板”,“以台制华”甚嚣尘上。然而现在,尤其是在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后、在台湾的“民主奇迹”被“3·19枪击案”击碎之后,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台独”的危险性,“台独”成为破坏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变数,美国、欧盟等国家

开始公开表示“不支持台独”甚至“反对台独”,美国还对连宋登访大陆给予了肯定。2005年6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在会见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时重申,“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这一立场十分明确,美方是说话算数的。”这无疑又是对“台独”分子的一个重大打击。

三、 台湾问题的发展前景 台湾问题长期化下的和平统一战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台湾问题的长期化是两岸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长期化对于大陆实现统一目标是机遇与风险并存:从机遇上看,一方面,长期化使大陆能够不错过发展的历史机遇,壮大自身实力,为将来解决台湾问题积累更大的能量;另一方面,长期化导致两岸经济一体化,使大陆握有影响台湾的经济手段。从风险上看,一方面,长期化会导致台湾独立意识日渐强化;另一方面,长期化有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风险。大陆应当根据这些利弊因素制定出符合自己远程统一目标的战略。

首先应当肯定发展两岸经贸交流的正面意义,积极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虽未必会导致台湾人自愿统一,但至少可以造成台湾对大陆的依赖。台湾民进党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他们认为一旦台湾在经济上离不开大陆,则大陆便可以借此来迫使台湾在政治上就范。应当承认,一旦两岸经济一体化了,大陆确实会握有影响台湾的经济手段。虽然当大陆祭出这一手段时,台湾在政治上未必会就范,但至少这可以成为影响台湾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两岸长期的缓和局势和两岸经济一体化可以降低双方民众的敌对意识和心防,因而在最终摊牌时,激烈对抗的程度会较低。 其次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应当正确运用经济手段,造成两岸经济发展水平对比的新格局。一方面,应当逐渐弱化而不是强化对手的对抗和分离的实力。因为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无论通过战争或和平方式统一,一个较弱的对手总是比一个较强的对手较易被兼并和较易妥协。另一方面,应当逐渐形成有利于统一的、影响人心导向的经济高差。大陆正确的做法,不是以自身宝贵的经济资源,去维持和扩大对岸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对大陆的优势,而应当是相反,逐渐减小这种差距,乃至使之发生反转。一个相对高于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准,只会使台湾人的自我优越感膨胀,而拒绝与大陆统一,而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相对高于台湾的大陆,将成为台湾人向往之地。今日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发生的和在东西欧之间发生的非法移民潮,就是经济高差超越“出生地情结”的影响力而导致人心归附和人们“用脚投票”的最好例证。当两岸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互换易位之日,那才是扭转台湾人拒统意识日渐强化的自然趋势,转而“心向祖国”之时。

第三应当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能否分离出去,取决于两点:台湾自身有无分离拒统的实力和台湾能否获得国际支持。一方面强烈抗议外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担心台湾挟洋自重,另一方面却为其外交松绑,扩展其国际空间,使台湾问题逐渐国际化。这种紧守门户,却又自拆城垣,岂不是顾此失彼、两相抵消?

第四应当防止台湾问题的长期化导致两岸分裂的合法化,警惕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利用长期化实行以和拒统、以拖待变的策略,脚踩两只船,得以进退自如:进可见机独立,退可维持分裂现状。任何两岸间的政治谈判和协议,都不应当使现实的分裂固定化和合

法化。 台海之战并非不可避免,和平统一并非不可能。关键的问题是要抛弃那种靠温情攻势和一纸政治协议来实现和平统一的幻想,应当坚持发展优先的原则,在积极推进两岸交流的过程中,造成两岸经济发展水平对比的新格局,逐步削弱对方分离拒统的实力,形成人心归附的经济高差,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和两岸分裂合法化,从而逐步消除台湾分离的内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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