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强大的汉帝国以外，之前或直接或间接，受匈奴节制的乌孙、乌桓、丁零三部，也成为了匈奴人的对手。就匈奴所面临的地缘形势而言，就象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唯一存在的扩张空间，还是在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小国。 塔里木盆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及了。匈奴人势在必得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在于这些绿洲的粮食储备，能够帮助匈奴度过天灾人祸所造成的饥荒。其实相同的需要乌孙也同样存在，不过乌孙西境与大宛接壤，完全可以从中亚农业区交换、掠夺补给。 争夺塔里木盆地的关键，依然在于车师。对于这点，汉朝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尽管车师本身不在丝绸之路（汉）的线路上，帝国在公元前68年又一次攻占车师后，还是尝试在车师屯田，以备匈奴。然而匈奴对于汉朝试图建立的这个突出部，自然也是视为眼中钉，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 对于是否要争夺车师这个据点，汉帝国内部也存在很大争议。反对方认为，在孔雀河一带的渠犁屯田驻军，就已经足够庇护丝绸之路了；而赞成方则认为，车师位置关键，匈奴一旦侵占，从孔雀河派兵相救就太远了。 说起来，不管汉、匈两边到底准备怎么控制吐鲁番盆地的，车师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那个倒霉的一方。在汉帝国一开始决定放弃吐鲁番盆地，并将车师之民尽迁于汉军屯田的孔雀河中游时（公元前68年），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靠近汉军屯垦之处安居，又能远离匈奴人，何乐而不为呢？ 车师人的这种心情，十年前从孔雀河下游，南迁至车尔臣河下游的“楼兰”人，应该最为理解了。与南迁之后的楼兰人，更改国名为“鄯善”一样，车师人孔雀河中游所建立的国家，也被重新命名为了“渠犁”。正因为如此，大家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铁门关南的孔雀河中游，除了人口九千六百的“尉犁国”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邻的，人口四千八百的“渠犁国”（自然选择下，同一地缘板块，很难并存两个性质相同的国家或部族的）。 车师之民被迁往吐鲁番盆地，并不代表车师国就此不存在了。在汉迁车师之民于渠犁之后，匈奴马上就重新另立了一个车师王，并帮其收集余部复国。然而汉朝很快就意识到，将吐鲁番绿洲交给匈奴是一个错误。因为这片绿洲，及其出产的粮食将会成为匈奴渗透塔里木盆地的跳板和补给。所以在第二年（公元67年），汉朝又组织了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国共击车师，再一次将车师王和他的国民带离了这片土地。 再次进入吐鲁番盆地的汉军，终于开始依托吐鲁番绿洲开始屯田了。至于匈奴方面，当然还是又再找一个车师贵族（车师王的弟弟）做车师王了。只不过再次成立的车师国，却是只能迁往博格达山以北，并没办法留在故土了。 汉匈两国对于吐鲁番盆地乃至整个南疆的争夺，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前66年，匈奴方面再次在博格达山以北集结了两万兵马，以威胁乌孙和塔里木盆地诸国。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匈奴人已经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这次囤于博格达山以北的匈奴人，甚至也象汉军一样尝试了囤田。当然，让这些习惯草原生活的游牧者下地种田，一时是很难做到的。真正帮匈奴尝试种植业的，应该是那些投入匈奴的车师人（也可能还包括从西域、汉朝劫掠的农业人口）。 后世入主中原的那些游牧、渔猎民族，都有在经济生活中，融入农业因素的过程，而他们进入中央之国越深，农业所占的比例也会越大。当然，为了保持本民族的战斗力，这些马上民族一般都会刻意划清自己与农业民族的界限。从这一点来说，匈奴人屯田倒算得上是顺应历史潮流了。 如果匈奴人能够重夺河西走廊的话，他们应该并不会重新把汉朝开垦的那些农田变回草原的。不过现在的话，博格达山北麓的气候注定了这种农业尝试并不会取得太大效果（只能小环境尚可的山谷中种植少许作物）。有鉴于此，两年后匈奴派出六千骑兵南攻驻扎于车师城的汉军，试图夺取博格达山南麓那些成熟的绿洲。只不过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而汉匈之间争夺吐鲁番盆地的战争，也就此宣告结束。 汉匈反复争夺吐鲁番盆地的直接后果，就是短时间内出现了四、五个车师王。这也使得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很快出现了五个系出车师的王国：后来被迫分裂为了五个国家：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以及孔雀河畔的渠犁国。对于汉帝国来说，顺势将车师分而治之是有好处的，毕竟这个位置最北的绿洲国家，离草原的距离远小于汉朝直接驻军的其它绿洲。问题是，如果匈奴人还是一直在天山北麓虎视眈眈，无论驻军吐鲁番与否，根本性威胁都没有解决。事实上，在匈奴屯军两万于博格达山之北，誓言报复西域诸国合兵攻击车师之事时，身处塔里木盆地南线的莎车国，就因此而出现了变故（公元前65年）。亲匈奴的势力在刺杀了汉朝扶立的莎车王之后，一方面扬言匈奴已经控制了北道诸国；一方面攻击南道诸国，以建立反汉联盟。当然，莎车的叛乱很快便被帝国所扑灭了，战术上也还是征调了西域各国之兵。只是要想彻底让西域安宁，还是要看匈奴本部何时崩溃。 匈奴帝国政治体系崩溃的征兆，很快就在出现了。在西域——中央之国核心区两线受挫的境地，加之饱受乌孙、乌桓、丁零三族的侵扰，使得匈奴方面试图放手一博。公元前62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前68——前62年在位）集结了十多万大军陈兵于长城之外，准备大举攻汉。由于汉朝此时已将重心转至经营外长城防御体系了，匈奴此前多次南下袭扰，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这次南下除了从汉朝边郡掠夺人口、财富之外，匈奴方面更希望藉此破坏汉朝所建立的光禄塞长城。以为后来的南下行动打开缺口。 然而在汉强匈弱的当下，汉帝国所依靠的预警系统早已不只是外长城沿线那些烽火了。事实上在这位虚闾权渠单于继位之初的振声之举（当时准备了两万骑兵攻汉），就被烽火以外的因素破坏了。为汉军提供预警的，是三位逃入汉境的匈奴骑兵。与六年前一样，战前叛逃的匈奴人，又一次成为了汉朝的编外“烽火”。在严阵以待的汉军面前，匈奴终究没有胆量攻塞。 在被经历汉帝国数十年的打击之后，十数万骑兵已是匈奴方面所能集结的最大兵力了。由此可见，匈奴对这一战所寄予的期望有多大。也可以说，匈奴的政治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再没有一场大战改变现在的颓势，单于的威信就将进一步丧失了。 虚闾权渠单于应该也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本人已经不用在承担后果了。因为进退维谷的他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很快便在军前吐血了。至于撤军的命令是在他病前下达，还是病后所为已经不重要了。回到漠北的单于，需要为匈奴帝国的未来考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草原维持统一。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之所以对农业区有那么大兴趣，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一方面游牧民族需要很多农业区的出产，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没有也能活，但品质会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如果遇到大的灾荒，一切身家系于牲畜的他们，需要农业区的储备来救急。战争或者逼迫农业区纳贡，并不是唯一获取这些资源的方式，和平同样也可以在平时获取这些物资。 匈奴帝国存在的理由，就是他能够帮助草原诸部从农业区获取利益。现在既然依靠武力得不到这些，那匈奴单于所能期待的，就只有和汉朝和解了。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缘民族达成和解，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和亲。这种形式，其实也正是汉初由刘邦所尝试的。只不过，这种“和亲”实际上是汉朝在乞求和平，匈奴方面除了定期向汉朝索取财物外，也更愿意经常性的破坏约定，自己要汉朝边郡去打打草谷。 其实自漠北之战后，面对强势崛起的汉帝国，匈奴就已经有和亲之意了。只不过手握筹码的汉武帝，此时要求的已是居高临下的和亲了。换句话说，汉朝需要匈奴以臣服的姿态，来换取和平。对于这点，高傲的匈奴人自然是难以接受的。相比之下，那些对汉朝国力和潜力有所了解的匈奴人，却是极力主张应该牺牲这点面子，与汉朝和亲。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曾经身为汉使的匈奴人——丁零王卫律。 我们之前说，卫律之人对于汉匈关系还是有直接影响的，指的就是他的和亲之策。在其死后，当时的匈奴单于也意识到这是他们唯一可行的道路。只是这毕竟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在不知汉朝之意的情况下，贸然示弱除了要承担被汉朝拒绝的风险，还要承担国内鹰派由此而发动政变的风险。时至今日，在熄灭这最后一博的希望之后，这位郁闷难当，以至阵前吐血的单于，剩下的也只有这条路了。 然而虚闾权渠单于在向汉朝派出和平使者之后，并没有等到答复便病亡了。接下来摆在匈奴帝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汉朝的态度，而是的权力争夺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任何政权都会存在权力的争夺，所不同的是，一个处在上升期的政权，更趋向于达成一致，以集合力量争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外部利益）；处于衰退期的政治体系，则更容易着眼于内部，出现复杂的权力斗争罢了。而这种权力斗争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了。 汉帝国从虚闾权渠单于死后，所获取的第一份大礼，就是西域安全问题的解决。公元前60年，在单于之位争夺中受挫的匈奴日逐王（匈奴贵族大部分认为他更有资格接任单于），率领本部数万人（也有言一万二千人的）由巴里坤草原南下，归降汉朝。 在匈奴内部体系中，直接负责管理天山南部诸国的，就是日逐王。日逐王的投降，直接让汉朝在西域的压力骤减。为了接应这位重要的匈奴贵族，也为了示威，汉朝组织了以西域诸国之兵为主的五万大军，穿越博格达山北上。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帮助匈奴囤田的车师人，首先成为了牺牲品（后其地设为车师后部二国）。 汉军之所以声势浩大的接应日逐王，很大程度也是吸取当年赵破奴部接应左大都尉失败的教训。事实证明，这些准备工作也的确发挥了作用。虽然匈奴方面并没有发现并派出主力截击日逐王，但与浑邪王部那些归汉一样，并不是每个日逐王的部下都愿意成为汉朝臣民的。由于准备充分，这些动摇者也都被汉军一一追杀了。 归汉之后的日逐王部，被安排到了黄河上游（青海境），以远离匈奴人的势力范围。自此，张骞当日为帝国所规划的，经略西域的宏伟蓝图终告完成。公元60年，也就是日逐王归汉之日，制于轮台的西域都护府宣告成立。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这一阶段代表汉帝国屯田渠犁，数次与匈奴争夺车师，并率军接迎日逐王的，是汉将“郑吉”。这位在民间名气远逊于之前那些人物的将领，也是西域都护府的首任都护。因此在汉书中，对汉帝国经略西域的这段历史有一句总结即为：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如果说，汉朝对西域施加影响力的时间，起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公元前119年，那么到真正将西域置于帝国版图内，时间恰为一甲子之数。而这一甲子的时间，匈奴失去的并不仅仅是西域。日逐王的叛逃，只是匈奴内乱的开始。很快，一场 “五单于争位”之乱，即将席卷整个草原。
除了强大的汉帝国以外，之前或直接或间接，受匈奴节制的乌孙、乌桓、丁零三部，也成为了匈奴人的对手。就匈奴所面临的地缘形势而言，就象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唯一存在的扩张空间，还是在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小国。 塔里木盆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及了。匈奴人势在必得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在于这些绿洲的粮食储备，能够帮助匈奴度过天灾人祸所造成的饥荒。其实相同的需要乌孙也同样存在，不过乌孙西境与大宛接壤，完全可以从中亚农业区交换、掠夺补给。 争夺塔里木盆地的关键，依然在于车师。对于这点，汉朝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尽管车师本身不在丝绸之路（汉）的线路上，帝国在公元前68年又一次攻占车师后，还是尝试在车师屯田，以备匈奴。然而匈奴对于汉朝试图建立的这个突出部，自然也是视为眼中钉，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 对于是否要争夺车师这个据点，汉帝国内部也存在很大争议。反对方认为，在孔雀河一带的渠犁屯田驻军，就已经足够庇护丝绸之路了；而赞成方则认为，车师位置关键，匈奴一旦侵占，从孔雀河派兵相救就太远了。 说起来，不管汉、匈两边到底准备怎么控制吐鲁番盆地的，车师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那个倒霉的一方。在汉帝国一开始决定放弃吐鲁番盆地，并将车师之民尽迁于汉军屯田的孔雀河中游时（公元前68年），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靠近汉军屯垦之处安居，又能远离匈奴人，何乐而不为呢？ 车师人的这种心情，十年前从孔雀河下游，南迁至车尔臣河下游的“楼兰”人，应该最为理解了。与南迁之后的楼兰人，更改国名为“鄯善”一样，车师人孔雀河中游所建立的国家，也被重新命名为了“渠犁”。正因为如此，大家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铁门关南的孔雀河中游，除了人口九千六百的“尉犁国”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邻的，人口四千八百的“渠犁国”（自然选择下，同一地缘板块，很难并存两个性质相同的国家或部族的）。 车师之民被迁往吐鲁番盆地，并不代表车师国就此不存在了。在汉迁车师之民于渠犁之后，匈奴马上就重新另立了一个车师王，并帮其收集余部复国。然而汉朝很快就意识到，将吐鲁番绿洲交给匈奴是一个错误。因为这片绿洲，及其出产的粮食将会成为匈奴渗透塔里木盆地的跳板和补给。所以在第二年（公元67年），汉朝又组织了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国共击车师，再一次将车师王和他的国民带离了这片土地。 再次进入吐鲁番盆地的汉军，终于开始依托吐鲁番绿洲开始屯田了。至于匈奴方面，当然还是又再找一个车师贵族（车师王的弟弟）做车师王了。只不过再次成立的车师国，却是只能迁往博格达山以北，并没办法留在故土了。 汉匈两国对于吐鲁番盆地乃至整个南疆的争夺，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前66年，匈奴方面再次在博格达山以北集结了两万兵马，以威胁乌孙和塔里木盆地诸国。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匈奴人已经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这次囤于博格达山以北的匈奴人，甚至也象汉军一样尝试了囤田。当然，让这些习惯草原生活的游牧者下地种田，一时是很难做到的。真正帮匈奴尝试种植业的，应该是那些投入匈奴的车师人（也可能还包括从西域、汉朝劫掠的农业人口）。 后世入主中原的那些游牧、渔猎民族，都有在经济生活中，融入农业因素的过程，而他们进入中央之国越深，农业所占的比例也会越大。当然，为了保持本民族的战斗力，这些马上民族一般都会刻意划清自己与农业民族的界限。从这一点来说，匈奴人屯田倒算得上是顺应历史潮流了。 如果匈奴人能够重夺河西走廊的话，他们应该并不会重新把汉朝开垦的那些农田变回草原的。不过现在的话，博格达山北麓的气候注定了这种农业尝试并不会取得太大效果（只能小环境尚可的山谷中种植少许作物）。有鉴于此，两年后匈奴派出六千骑兵南攻驻扎于车师城的汉军，试图夺取博格达山南麓那些成熟的绿洲。只不过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而汉匈之间争夺吐鲁番盆地的战争，也就此宣告结束。 汉匈反复争夺吐鲁番盆地的直接后果，就是短时间内出现了四、五个车师王。这也使得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很快出现了五个系出车师的王国：后来被迫分裂为了五个国家：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以及孔雀河畔的渠犁国。对于汉帝国来说，顺势将车师分而治之是有好处的，毕竟这个位置最北的绿洲国家，离草原的距离远小于汉朝直接驻军的其它绿洲。问题是，如果匈奴人还是一直在天山北麓虎视眈眈，无论驻军吐鲁番与否，根本性威胁都没有解决。事实上，在匈奴屯军两万于博格达山之北，誓言报复西域诸国合兵攻击车师之事时，身处塔里木盆地南线的莎车国，就因此而出现了变故（公元前65年）。亲匈奴的势力在刺杀了汉朝扶立的莎车王之后，一方面扬言匈奴已经控制了北道诸国；一方面攻击南道诸国，以建立反汉联盟。当然，莎车的叛乱很快便被帝国所扑灭了，战术上也还是征调了西域各国之兵。只是要想彻底让西域安宁，还是要看匈奴本部何时崩溃。 匈奴帝国政治体系崩溃的征兆，很快就在出现了。在西域——中央之国核心区两线受挫的境地，加之饱受乌孙、乌桓、丁零三族的侵扰，使得匈奴方面试图放手一博。公元前62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前68——前62年在位）集结了十多万大军陈兵于长城之外，准备大举攻汉。由于汉朝此时已将重心转至经营外长城防御体系了，匈奴此前多次南下袭扰，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这次南下除了从汉朝边郡掠夺人口、财富之外，匈奴方面更希望藉此破坏汉朝所建立的光禄塞长城。以为后来的南下行动打开缺口。 然而在汉强匈弱的当下，汉帝国所依靠的预警系统早已不只是外长城沿线那些烽火了。事实上在这位虚闾权渠单于继位之初的振声之举（当时准备了两万骑兵攻汉），就被烽火以外的因素破坏了。为汉军提供预警的，是三位逃入汉境的匈奴骑兵。与六年前一样，战前叛逃的匈奴人，又一次成为了汉朝的编外“烽火”。在严阵以待的汉军面前，匈奴终究没有胆量攻塞。 在被经历汉帝国数十年的打击之后，十数万骑兵已是匈奴方面所能集结的最大兵力了。由此可见，匈奴对这一战所寄予的期望有多大。也可以说，匈奴的政治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再没有一场大战改变现在的颓势，单于的威信就将进一步丧失了。 虚闾权渠单于应该也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本人已经不用在承担后果了。因为进退维谷的他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很快便在军前吐血了。至于撤军的命令是在他病前下达，还是病后所为已经不重要了。回到漠北的单于，需要为匈奴帝国的未来考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草原维持统一。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之所以对农业区有那么大兴趣，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一方面游牧民族需要很多农业区的出产，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没有也能活，但品质会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如果遇到大的灾荒，一切身家系于牲畜的他们，需要农业区的储备来救急。战争或者逼迫农业区纳贡，并不是唯一获取这些资源的方式，和平同样也可以在平时获取这些物资。 匈奴帝国存在的理由，就是他能够帮助草原诸部从农业区获取利益。现在既然依靠武力得不到这些，那匈奴单于所能期待的，就只有和汉朝和解了。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缘民族达成和解，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和亲。这种形式，其实也正是汉初由刘邦所尝试的。只不过，这种“和亲”实际上是汉朝在乞求和平，匈奴方面除了定期向汉朝索取财物外，也更愿意经常性的破坏约定，自己要汉朝边郡去打打草谷。 其实自漠北之战后，面对强势崛起的汉帝国，匈奴就已经有和亲之意了。只不过手握筹码的汉武帝，此时要求的已是居高临下的和亲了。换句话说，汉朝需要匈奴以臣服的姿态，来换取和平。对于这点，高傲的匈奴人自然是难以接受的。相比之下，那些对汉朝国力和潜力有所了解的匈奴人，却是极力主张应该牺牲这点面子，与汉朝和亲。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曾经身为汉使的匈奴人——丁零王卫律。 我们之前说，卫律之人对于汉匈关系还是有直接影响的，指的就是他的和亲之策。在其死后，当时的匈奴单于也意识到这是他们唯一可行的道路。只是这毕竟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在不知汉朝之意的情况下，贸然示弱除了要承担被汉朝拒绝的风险，还要承担国内鹰派由此而发动政变的风险。时至今日，在熄灭这最后一博的希望之后，这位郁闷难当，以至阵前吐血的单于，剩下的也只有这条路了。 然而虚闾权渠单于在向汉朝派出和平使者之后，并没有等到答复便病亡了。接下来摆在匈奴帝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汉朝的态度，而是的权力争夺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任何政权都会存在权力的争夺，所不同的是，一个处在上升期的政权，更趋向于达成一致，以集合力量争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外部利益）；处于衰退期的政治体系，则更容易着眼于内部，出现复杂的权力斗争罢了。而这种权力斗争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了。 汉帝国从虚闾权渠单于死后，所获取的第一份大礼，就是西域安全问题的解决。公元前60年，在单于之位争夺中受挫的匈奴日逐王（匈奴贵族大部分认为他更有资格接任单于），率领本部数万人（也有言一万二千人的）由巴里坤草原南下，归降汉朝。 在匈奴内部体系中，直接负责管理天山南部诸国的，就是日逐王。日逐王的投降，直接让汉朝在西域的压力骤减。为了接应这位重要的匈奴贵族，也为了示威，汉朝组织了以西域诸国之兵为主的五万大军，穿越博格达山北上。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帮助匈奴囤田的车师人，首先成为了牺牲品（后其地设为车师后部二国）。 汉军之所以声势浩大的接应日逐王，很大程度也是吸取当年赵破奴部接应左大都尉失败的教训。事实证明，这些准备工作也的确发挥了作用。虽然匈奴方面并没有发现并派出主力截击日逐王，但与浑邪王部那些归汉一样，并不是每个日逐王的部下都愿意成为汉朝臣民的。由于准备充分，这些动摇者也都被汉军一一追杀了。 归汉之后的日逐王部，被安排到了黄河上游（青海境），以远离匈奴人的势力范围。自此，张骞当日为帝国所规划的，经略西域的宏伟蓝图终告完成。公元60年，也就是日逐王归汉之日，制于轮台的西域都护府宣告成立。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这一阶段代表汉帝国屯田渠犁，数次与匈奴争夺车师，并率军接迎日逐王的，是汉将“郑吉”。这位在民间名气远逊于之前那些人物的将领，也是西域都护府的首任都护。因此在汉书中，对汉帝国经略西域的这段历史有一句总结即为：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如果说，汉朝对西域施加影响力的时间，起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公元前119年，那么到真正将西域置于帝国版图内，时间恰为一甲子之数。而这一甲子的时间，匈奴失去的并不仅仅是西域。日逐王的叛逃，只是匈奴内乱的开始。很快，一场 “五单于争位”之乱，即将席卷整个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