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初冬，一艘从中国开来的轮船缓缓停靠在法国的马赛港，一位中国少妇优雅地走下船。她就是张幼仪，当时20岁，婚龄5年，奉公婆之命漂洋过海，投奔在英国生活的丈夫徐志摩。 徐志摩皱着一对剑眉，注视着分别了两年的妻子。他没有直接带她回家，而是先在附近商店里替她挑了当地流行的衣服和鞋子。换下来的旧衣物被徐志摩随手扔到了箱子里，那一扔，让张幼仪心中一痛。 在英国的沙士顿，她虽然和徐志摩住在一起，但生活并不像张幼仪想象中那般郎情妾意。 晚年的张幼仪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我到英国的目的本来是想着夫唱妇随，学一些西方的学问，没想到做的净是打扫房间、洗衣服、买吃的和煮饭这些琐事……我没有办法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 那时候的张幼仪，是那么惶惑，她想讨他喜欢，却苦于找不到途径；她想抓牢他，却眼睁睁看着他越飞越高。 第二年春天，徐志摩宣布要带女友来家里做客。“女友”这两个字，对张幼仪而言无疑是个敏感的符号。“我那一整天都面临着来自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我料想她会讲流利的英文，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爱好文学……”而当那位短发、涂暗红色口红、穿毛料海军裙装的“情敌”出现在她面前时，张幼仪差点儿笑场――对方的绣花鞋里竟然是一双小脚。 张幼仪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我没有这样的小脚，也读过书，我学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女人一样多!”这种声音，对弱势的她来说是如此难能可贵。也许，若不是被徐志摩逼至人生的墙角，张幼仪何来这样的诘问与质疑? 于张幼仪而言，正是这种隐性婚姻杀手的悍然出场，让她心生不甘，并激发了她的斗志，使她开始试图超越自我。 在得知她怀孕的消息后，徐志摩的反应十分激烈：“打掉!”她担心道：“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去。”徐志摩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呢，难道你因为担心坐火车可能死掉就不坐火车了吗?”他用“归谬法”来驳斥张幼仪的观点，从逻辑上来说没有错误，但作为女人，张幼仪的心因这句话而坠入了冰窟。徐志摩一生说过许多聪明话，而这一句，应该是他最不诗意、最没有人性的混账话了。 谈判不成，徐志摩撇下妊娠反应严重的张幼仪，独自云游四方。 我们不难想象张幼仪所面临的困境――经济、生理、心理的多重危机。 离婚后的张幼仪，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辗转来到德国。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觉得自己严肃的人生理念与德国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十分契合。在学会一口流利的德语后，张幼仪找到了自信，也找到了人生的支撑点。她后来把自己的一生分为“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两部分――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以后，变得一无所惧。 相比较那个如鼹鼠般躲在婚姻的地洞里惶恐不可终日的沙土顿主妇，你一定更喜欢那个“一无所惧”的张幼仪。1926年，她回国担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兼任云裳时装公司的总经理，事业登上顶峰。如你所见，虽然人生的风雨劈头打过来，但她最终笑出了自己的风采。 这时的张幼仪已完全摆脱了离婚的阴影，当她以干练的现代女性形象出现在徐志摩面前时，他大为赞赏。她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形象，从那时起，他以她为荣。 当年，徐志摩回国追随林徽因，却听闻林徽因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约，要嫁给自己恩师的儿子梁思成，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北京的社交名媛陆小曼在此时翩然而至，他们相爱，可是多数人却说他们互相毁了对方。徐志摩因她而声名狼藉，因她的挥霍而疲于奔命地赚钱，更因她而身心俱疲。 不稳定的感情生活，使徐志摩在再婚数年里感到无尽的困顿与苦闷，乃至为了生活四处奔波去教课，最后终于以一场意外结束了来去匆匆的人生――1931年11月19日，为了听一场林徽因的演讲，徐志摩赶赴北京，没料想飞机失事。 张幼仪送上挽联：万里快鹏飞，独憾翳云遂失路，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不善于抒情的张幼仪，只是偶尔真情流露，却令人动容，她坚守自己的承诺，尽心服侍徐志摩的双亲，为他们养老送终；精心抚育儿子徐积锴，终使其成才。1949年上海解放，张幼仪赴香港定居，直到这时，她才终止了寄钱接济陆小曼。 1969年，张幼仪亲赴台湾，找到梁实秋、蒋复璁――梁实秋是赏识徐志摩的文友，蒋复璁是徐志摩的表弟。她说：“希望你们两个出面，给徐志摩编一套全集，资金由我来出……”30多年后，徐志摩全集终于面世。 夕阳西沉，余晖脉脉，张幼仪以沉静的语气向侄孙女张邦梅讲述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我这辈子从没对谁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摘自《现代女报》)
1920年初冬，一艘从中国开来的轮船缓缓停靠在法国的马赛港，一位中国少妇优雅地走下船。她就是张幼仪，当时20岁，婚龄5年，奉公婆之命漂洋过海，投奔在英国生活的丈夫徐志摩。 徐志摩皱着一对剑眉，注视着分别了两年的妻子。他没有直接带她回家，而是先在附近商店里替她挑了当地流行的衣服和鞋子。换下来的旧衣物被徐志摩随手扔到了箱子里，那一扔，让张幼仪心中一痛。 在英国的沙士顿，她虽然和徐志摩住在一起，但生活并不像张幼仪想象中那般郎情妾意。 晚年的张幼仪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我到英国的目的本来是想着夫唱妇随，学一些西方的学问，没想到做的净是打扫房间、洗衣服、买吃的和煮饭这些琐事……我没有办法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 那时候的张幼仪，是那么惶惑，她想讨他喜欢，却苦于找不到途径；她想抓牢他，却眼睁睁看着他越飞越高。 第二年春天，徐志摩宣布要带女友来家里做客。“女友”这两个字，对张幼仪而言无疑是个敏感的符号。“我那一整天都面临着来自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我料想她会讲流利的英文，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爱好文学……”而当那位短发、涂暗红色口红、穿毛料海军裙装的“情敌”出现在她面前时，张幼仪差点儿笑场――对方的绣花鞋里竟然是一双小脚。 张幼仪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我没有这样的小脚，也读过书，我学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女人一样多!”这种声音，对弱势的她来说是如此难能可贵。也许，若不是被徐志摩逼至人生的墙角，张幼仪何来这样的诘问与质疑? 于张幼仪而言，正是这种隐性婚姻杀手的悍然出场，让她心生不甘，并激发了她的斗志，使她开始试图超越自我。 在得知她怀孕的消息后，徐志摩的反应十分激烈：“打掉!”她担心道：“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去。”徐志摩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呢，难道你因为担心坐火车可能死掉就不坐火车了吗?”他用“归谬法”来驳斥张幼仪的观点，从逻辑上来说没有错误，但作为女人，张幼仪的心因这句话而坠入了冰窟。徐志摩一生说过许多聪明话，而这一句，应该是他最不诗意、最没有人性的混账话了。 谈判不成，徐志摩撇下妊娠反应严重的张幼仪，独自云游四方。 我们不难想象张幼仪所面临的困境――经济、生理、心理的多重危机。 离婚后的张幼仪，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辗转来到德国。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觉得自己严肃的人生理念与德国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十分契合。在学会一口流利的德语后，张幼仪找到了自信，也找到了人生的支撑点。她后来把自己的一生分为“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两部分――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以后，变得一无所惧。 相比较那个如鼹鼠般躲在婚姻的地洞里惶恐不可终日的沙土顿主妇，你一定更喜欢那个“一无所惧”的张幼仪。1926年，她回国担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兼任云裳时装公司的总经理，事业登上顶峰。如你所见，虽然人生的风雨劈头打过来，但她最终笑出了自己的风采。 这时的张幼仪已完全摆脱了离婚的阴影，当她以干练的现代女性形象出现在徐志摩面前时，他大为赞赏。她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形象，从那时起，他以她为荣。 当年，徐志摩回国追随林徽因，却听闻林徽因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约，要嫁给自己恩师的儿子梁思成，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北京的社交名媛陆小曼在此时翩然而至，他们相爱，可是多数人却说他们互相毁了对方。徐志摩因她而声名狼藉，因她的挥霍而疲于奔命地赚钱，更因她而身心俱疲。 不稳定的感情生活，使徐志摩在再婚数年里感到无尽的困顿与苦闷，乃至为了生活四处奔波去教课，最后终于以一场意外结束了来去匆匆的人生――1931年11月19日，为了听一场林徽因的演讲，徐志摩赶赴北京，没料想飞机失事。 张幼仪送上挽联：万里快鹏飞，独憾翳云遂失路，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不善于抒情的张幼仪，只是偶尔真情流露，却令人动容，她坚守自己的承诺，尽心服侍徐志摩的双亲，为他们养老送终；精心抚育儿子徐积锴，终使其成才。1949年上海解放，张幼仪赴香港定居，直到这时，她才终止了寄钱接济陆小曼。 1969年，张幼仪亲赴台湾，找到梁实秋、蒋复璁――梁实秋是赏识徐志摩的文友，蒋复璁是徐志摩的表弟。她说：“希望你们两个出面，给徐志摩编一套全集，资金由我来出……”30多年后，徐志摩全集终于面世。 夕阳西沉，余晖脉脉，张幼仪以沉静的语气向侄孙女张邦梅讲述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我这辈子从没对谁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摘自《现代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