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演讲讲了那么多，核心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大学生的演讲比赛核心是什么问题？有演讲的技巧问题，但主要的是创造性的问题。演讲内容的创造性，说俗了就是一个字“新”，怎样才能出新的问题。江主席也讲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什么是创造，一下子又说不出来，创造是什么，什么标志才是创造？我认为创造就是从这样几个角度去认识它。我们申请专利的时候，都讲这个发明有创造。东方对创造的理解与西方对创造的理解是有区别的，西方对创造的主要衡定标准是非易觉察性。不是能够容易察觉到的，所以申请欧洲、美国的专利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它衡定创造的时候是用非易察觉性衡定的：跟日本不一样，日本的概念是进步性。只要是比以前进步的，我就能接受你的专利。日本妇女在家洗瓶子，瓶子很长，够不着，我把抹布绑在棍上，我就能刷了，我去报专利。人家觉得挺好，我为你记下来，给你一笔专利费吧！得个几万日元。日本人的发明很有意思，放的比较宽，它讲究一种进步性。我们在演讲中讲的创造性，也是在非易察觉性和进步性相结合的意义上来谈这个问题，新生的非易觉察性又有一种令人振奋的革命性的感觉，一篇演讲中有百分之三十你自己的观点就相当不错了。
我们讲实践过程中去创新。但是“新”这个东西未必好，例如，一种新型的感冒病毒降临本市，但是我们是积极的，正面的去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是在演讲的陈述过程中来理解这个新，实际上是在演讲稿的写作，演讲内容的整个当中来完成它的，有什么渠道？有这样三点，大家以后在演讲过程当中注意从这三个角度来审视你的演讲是否具有新意，这三个角度你要掌握了，演讲格式的问题你也就解决了。第一，思路的创新，思路的创新就是我和别人说的不一样，我和别人想的角度的不一样，这里是有变化的。观察一个问题有角度的不同，有层次的不同，思路的不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91年举办了大中型企业团委书记的培训班。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整年份。七一举办演讲比赛，一个团委书记上台演讲，他是矿务局的团委书记。他讲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怎么成立的，后来在一个小船上开会，然后历经坎坷发展到今天，怎么伟大，怎么好。讲完了大家都鼓掌。事后我到他们宿舍聊天，这个同学问我：“黎老师，看我今天讲的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您给提提。”我说哪敢说有问题呀！“你讲得好。”他一听不对，“我说我的演讲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想听真话，想听假话？”“当然是真话了。”我说：“你今天这个演讲，充其量是一个高中生的演讲，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用不着你在这种场合下说。我最想知道的是你在矿物局团委书记的岗位上怎样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你有吗？”他愣了。
我还看了另外一篇中学生的演讲，他演讲的也是党的伟大。人家没有讲共产党是怎么过来的。人家讲他当兵的爸爸经常不回家，弄得父母之间有矛盾。他也不理解他父亲。结果暑假去他爸爸那生活，跟他爸爸住一块，跟底下的战士、干部接触。他们就给他讲他父亲是怎样地为部队的现代化呕心沥血。在这个过程中，他忽然认识了他父亲，也正是在认识了父亲的意义上面，他说了一句话：“父亲真好，我今天才理解为什么共产党那么伟大，就因为有我父亲这样的党员。”他让我们很概念化的认识变得有了人性。
我们想一想，思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思路的创新是要通过思考来完成的，而思考的过程则意味着一种痛苦。你们经历过那种痛苦吗？让你们去演讲，你们第一句话就是：“我犯了什么错误？干什么让我去演讲？”第二，“这怎么写呀？写什么呀？”然后极其痛苦地拿起笔，这儿抄一句，那儿抄一句。你们没有思考过，你们放弃了一次储存你们自己智慧的机会，你们把这件事按照传统的方式去认知、去反应。你没有在这个问题，这个形势过程中去认知这个问题。你该把每一次机会当作一次真正的机会来去认识。
其实演讲和说话都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共关系学家叫卡达基，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在贫民窟里长大的。这样的生长环境让他有了强烈的自卑感，他不敢在人前讲话，他觉得自己很自卑。怎么才能挖掘自己呢？他也不知道，心想：我得去锻炼，去在人前讲话。于是他参加了大学时的一个演讲协会，这个演讲协会就安排演讲。你是演讲协会的一员，你就有义务在这里听演讲协会同学的演讲，谁都要听，要讲。在这样的演讲会上，卡达基第一次演讲，非常紧张，但讲着讲着他忽然发现下面的同学都很热情的看着他，他发现自己的语言可以驾驭这个会场，同学们对他讲的内容比较感兴趣。他慢慢地就变得坦然起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非常喜欢演讲，喜欢当众讲话，换句话说，当众讲话的这种形式，改变了他的心态，治疗了他心里的疾病。于是卡达基对这样的过程非常的感慨，从而写下了他的第一部书《人性的弱点》，以至后来《人性的优点》、《语言的突破》等一系列著作。思路的创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常常可以事半功倍。
第二点，我们谈语言的求新，语言的求新很有意义。我们刚才说了有的演讲比赛，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追求那种文学色彩。其实这些东西和我们演讲的定义有关，演讲是当众阐述你个人对社会的见解和认识。它不应该以别人的观点为依据，要有你自己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的求新，你得去求它。什么东西你一求就是一个过程，不那么好得到，但是语言确实能够为你的演讲增添色彩。比如我给大家举些例子，语言本身能使文章变得漂亮起来。我举一些例子使大家比较清楚语言的张力和语言的形象。
重庆有一个诗人叫李刚。原来是一个水兵，我们写大海往往是些蔚蓝的大海，海风是怎样的吹，一层层起伏不停的，波浪是怎样地亲吻着海滩，海鸥是怎样的飞翔，远处的大船露出了烟筒。这么写是一种外形的描绘，谁都会。所以得有特点的去描绘。李刚写大海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写水兵爱大海写了呕吐。我相信你们肯定有人没事写点儿诗，谁也不敢给人看，然后哪天觉得还行，便装进一个信封里送往邮局。接下来算日子，有没有登出来，有没有发表。其实诗不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它得给大家看。诗人写诗有谁写呕吐？这想起来就恶心。但是我们的诗人写呕吐写得就非常好。他写水兵在陆地上训练，在晃板上晃呀晃呀，晃得你肚子里翻江倒海，“哇哇”呕吐。我们的诗人写呕吐，“呕吐掉你所有的陆地去爱海。”语言的魅力顿时显现。诗人不明白老船长为什么总是那么爱海。像鱼那样爱海，爱出鳞来爱出鳃来。狠不狠？爱成了一种动物。他真是不明白，觉得没有寻到根。有一天，老船长拿了一个大烟斗，站在甲板上，老船长说，为什么我爱海呢？告诉你吧！因为我的脚下是“液体的祖国”。我读到这的时候，我说：“什么叫做语言的力量？什么叫做文学的爆炸效应？”我们谁把祖国比喻成液体的？我们概念里的祖国永远都是坚硬的。我们的双脚只要生在大地上，我们的全身就充满着力量。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的祖国比喻成液体的祖国了？你有这种环境，这种感触吗？水兵要体现对祖国的爱用他特殊的语言，液体的祖国，人家写得多好呀?爱海，爱得多有特点，船靠岸了，缆绳系在码头上，船开不走了。诗人说能开走就能开走。命令我们舰艇全速前进把大陆拖走。多大的气魄呀？我们总说要斟酌语言，为什么语言是求？就在这里，语言的求跟思路的创新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割裂。《读者文摘》上有这样一篇文章《从母亲到外遇》，从母亲到外遇这是怎么回事？一看看得你热泪盈眶，他不只写了母亲到外遇，他写了母亲，写了妻子，写了情人，也写了外遇，写了对四个女性的情感，但他把大陆比作母亲，把台湾比作妻子，把香港比作情人，把欧洲比作外遇。在这四个过程中他袒露出他的情感，笔触非常的细，这是语言的张力。作者就是著名的台湾诗人余光中。我跟同学说：“就你们认识字的数量和王朔认识的一样多，可是你们码出来的字和人家码出来的字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承认语言的天赋，但也有练习的结果，刻苦的结果。王朔说得非常清楚：“我码字就是一碗饭，我得吃饭。”人家当饭碗去写，你们除了中文系的同学或者参加演讲比赛的同学写东西比较重视语言，其他同学几乎都不重视这点。让他们写东西很难，但是严格要求没有止境，这是说我们语言的求新。其实“新”在这里面的含义是丰富的，不完全是新，也有准确，美丽，具有张力等等一系列的含义。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语言的求新。
第三，例证的寻新。演讲得举例子，不举例子不行。这点我希望大家在演讲中注意，为什么有些演讲我们不爱听？它和举证太少或者举得不丰富、不完整、力度不够有关系。在演讲中例证的获得是平常的积累和临时的突击相结合。例子是间接的获得和直接的获得相结合。这就是平常和突击，间接和直接的关系。有一次讲到英雄，结果演讲者当中就经常出现打架的现象，碰车的现象。周恩来，董存瑞，黄继光这一系列人物经常出现，都是一种类型的英雄。我说我给你们说一个。五四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陆宗舆，史书上是卖国贼的这样一个人，是中国驻日本的公使。后来他住在北京的一个寓所里，在家退休不干了，给人出个主意，当闲客。1937年七七泸沟桥事变。日本人在泸沟桥和国民党打了一仗，然后国民党在一夜之间撤得一个人都没有了，跑了。北京城城门顿开，日本人扛着枪进了北京。进来之后日本人不能管理北京，日本要管的话，侵略的野心就暴露了。所以他要找一个人来替他维持地面，找来找去就找到陆宗舆了。说“陆先生，您给出来主持一下北京的事，维持一下地面。”陆宗舆这样一个我们印象里的卖国贼冲着日本人一鞠躬：“我陆宗舆卖过一次国了，我不能再第二次卖国了”。他给谢绝了。这需不需要勇气？我不是要大家都在这些人身上找闪光点，但起码要有点猎奇感。梅兰芳是唱旦角的，但他是个男性，在日本人侵略下蓄须罢演，把胡子蓄起来，那是勇气，那是被京剧界、被人民赞赏的。你举这样我们听起来新鲜一点的例子，非常有意思。它也不撞车。
我们的演讲讲了那么多，核心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大学生的演讲比赛核心是什么问题？有演讲的技巧问题，但主要的是创造性的问题。演讲内容的创造性，说俗了就是一个字“新”，怎样才能出新的问题。江主席也讲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什么是创造，一下子又说不出来，创造是什么，什么标志才是创造？我认为创造就是从这样几个角度去认识它。我们申请专利的时候，都讲这个发明有创造。东方对创造的理解与西方对创造的理解是有区别的，西方对创造的主要衡定标准是非易觉察性。不是能够容易察觉到的，所以申请欧洲、美国的专利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它衡定创造的时候是用非易察觉性衡定的：跟日本不一样，日本的概念是进步性。只要是比以前进步的，我就能接受你的专利。日本妇女在家洗瓶子，瓶子很长，够不着，我把抹布绑在棍上，我就能刷了，我去报专利。人家觉得挺好，我为你记下来，给你一笔专利费吧！得个几万日元。日本人的发明很有意思，放的比较宽，它讲究一种进步性。我们在演讲中讲的创造性，也是在非易察觉性和进步性相结合的意义上来谈这个问题，新生的非易觉察性又有一种令人振奋的革命性的感觉，一篇演讲中有百分之三十你自己的观点就相当不错了。
我们讲实践过程中去创新。但是“新”这个东西未必好，例如，一种新型的感冒病毒降临本市，但是我们是积极的，正面的去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是在演讲的陈述过程中来理解这个新，实际上是在演讲稿的写作，演讲内容的整个当中来完成它的，有什么渠道？有这样三点，大家以后在演讲过程当中注意从这三个角度来审视你的演讲是否具有新意，这三个角度你要掌握了，演讲格式的问题你也就解决了。第一，思路的创新，思路的创新就是我和别人说的不一样，我和别人想的角度的不一样，这里是有变化的。观察一个问题有角度的不同，有层次的不同，思路的不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91年举办了大中型企业团委书记的培训班。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整年份。七一举办演讲比赛，一个团委书记上台演讲，他是矿务局的团委书记。他讲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怎么成立的，后来在一个小船上开会，然后历经坎坷发展到今天，怎么伟大，怎么好。讲完了大家都鼓掌。事后我到他们宿舍聊天，这个同学问我：“黎老师，看我今天讲的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您给提提。”我说哪敢说有问题呀！“你讲得好。”他一听不对，“我说我的演讲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想听真话，想听假话？”“当然是真话了。”我说：“你今天这个演讲，充其量是一个高中生的演讲，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用不着你在这种场合下说。我最想知道的是你在矿物局团委书记的岗位上怎样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你有吗？”他愣了。
我还看了另外一篇中学生的演讲，他演讲的也是党的伟大。人家没有讲共产党是怎么过来的。人家讲他当兵的爸爸经常不回家，弄得父母之间有矛盾。他也不理解他父亲。结果暑假去他爸爸那生活，跟他爸爸住一块，跟底下的战士、干部接触。他们就给他讲他父亲是怎样地为部队的现代化呕心沥血。在这个过程中，他忽然认识了他父亲，也正是在认识了父亲的意义上面，他说了一句话：“父亲真好，我今天才理解为什么共产党那么伟大，就因为有我父亲这样的党员。”他让我们很概念化的认识变得有了人性。
我们想一想，思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思路的创新是要通过思考来完成的，而思考的过程则意味着一种痛苦。你们经历过那种痛苦吗？让你们去演讲，你们第一句话就是：“我犯了什么错误？干什么让我去演讲？”第二，“这怎么写呀？写什么呀？”然后极其痛苦地拿起笔，这儿抄一句，那儿抄一句。你们没有思考过，你们放弃了一次储存你们自己智慧的机会，你们把这件事按照传统的方式去认知、去反应。你没有在这个问题，这个形势过程中去认知这个问题。你该把每一次机会当作一次真正的机会来去认识。
其实演讲和说话都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共关系学家叫卡达基，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在贫民窟里长大的。这样的生长环境让他有了强烈的自卑感，他不敢在人前讲话，他觉得自己很自卑。怎么才能挖掘自己呢？他也不知道，心想：我得去锻炼，去在人前讲话。于是他参加了大学时的一个演讲协会，这个演讲协会就安排演讲。你是演讲协会的一员，你就有义务在这里听演讲协会同学的演讲，谁都要听，要讲。在这样的演讲会上，卡达基第一次演讲，非常紧张，但讲着讲着他忽然发现下面的同学都很热情的看着他，他发现自己的语言可以驾驭这个会场，同学们对他讲的内容比较感兴趣。他慢慢地就变得坦然起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非常喜欢演讲，喜欢当众讲话，换句话说，当众讲话的这种形式，改变了他的心态，治疗了他心里的疾病。于是卡达基对这样的过程非常的感慨，从而写下了他的第一部书《人性的弱点》，以至后来《人性的优点》、《语言的突破》等一系列著作。思路的创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常常可以事半功倍。
第二点，我们谈语言的求新，语言的求新很有意义。我们刚才说了有的演讲比赛，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追求那种文学色彩。其实这些东西和我们演讲的定义有关，演讲是当众阐述你个人对社会的见解和认识。它不应该以别人的观点为依据，要有你自己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的求新，你得去求它。什么东西你一求就是一个过程，不那么好得到，但是语言确实能够为你的演讲增添色彩。比如我给大家举些例子，语言本身能使文章变得漂亮起来。我举一些例子使大家比较清楚语言的张力和语言的形象。
重庆有一个诗人叫李刚。原来是一个水兵，我们写大海往往是些蔚蓝的大海，海风是怎样的吹，一层层起伏不停的，波浪是怎样地亲吻着海滩，海鸥是怎样的飞翔，远处的大船露出了烟筒。这么写是一种外形的描绘，谁都会。所以得有特点的去描绘。李刚写大海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写水兵爱大海写了呕吐。我相信你们肯定有人没事写点儿诗，谁也不敢给人看，然后哪天觉得还行，便装进一个信封里送往邮局。接下来算日子，有没有登出来，有没有发表。其实诗不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它得给大家看。诗人写诗有谁写呕吐？这想起来就恶心。但是我们的诗人写呕吐写得就非常好。他写水兵在陆地上训练，在晃板上晃呀晃呀，晃得你肚子里翻江倒海，“哇哇”呕吐。我们的诗人写呕吐，“呕吐掉你所有的陆地去爱海。”语言的魅力顿时显现。诗人不明白老船长为什么总是那么爱海。像鱼那样爱海，爱出鳞来爱出鳃来。狠不狠？爱成了一种动物。他真是不明白，觉得没有寻到根。有一天，老船长拿了一个大烟斗，站在甲板上，老船长说，为什么我爱海呢？告诉你吧！因为我的脚下是“液体的祖国”。我读到这的时候，我说：“什么叫做语言的力量？什么叫做文学的爆炸效应？”我们谁把祖国比喻成液体的？我们概念里的祖国永远都是坚硬的。我们的双脚只要生在大地上，我们的全身就充满着力量。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的祖国比喻成液体的祖国了？你有这种环境，这种感触吗？水兵要体现对祖国的爱用他特殊的语言，液体的祖国，人家写得多好呀?爱海，爱得多有特点，船靠岸了，缆绳系在码头上，船开不走了。诗人说能开走就能开走。命令我们舰艇全速前进把大陆拖走。多大的气魄呀？我们总说要斟酌语言，为什么语言是求？就在这里，语言的求跟思路的创新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割裂。《读者文摘》上有这样一篇文章《从母亲到外遇》，从母亲到外遇这是怎么回事？一看看得你热泪盈眶，他不只写了母亲到外遇，他写了母亲，写了妻子，写了情人，也写了外遇，写了对四个女性的情感，但他把大陆比作母亲，把台湾比作妻子，把香港比作情人，把欧洲比作外遇。在这四个过程中他袒露出他的情感，笔触非常的细，这是语言的张力。作者就是著名的台湾诗人余光中。我跟同学说：“就你们认识字的数量和王朔认识的一样多，可是你们码出来的字和人家码出来的字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承认语言的天赋，但也有练习的结果，刻苦的结果。王朔说得非常清楚：“我码字就是一碗饭，我得吃饭。”人家当饭碗去写，你们除了中文系的同学或者参加演讲比赛的同学写东西比较重视语言，其他同学几乎都不重视这点。让他们写东西很难，但是严格要求没有止境，这是说我们语言的求新。其实“新”在这里面的含义是丰富的，不完全是新，也有准确，美丽，具有张力等等一系列的含义。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语言的求新。
第三，例证的寻新。演讲得举例子，不举例子不行。这点我希望大家在演讲中注意，为什么有些演讲我们不爱听？它和举证太少或者举得不丰富、不完整、力度不够有关系。在演讲中例证的获得是平常的积累和临时的突击相结合。例子是间接的获得和直接的获得相结合。这就是平常和突击，间接和直接的关系。有一次讲到英雄，结果演讲者当中就经常出现打架的现象，碰车的现象。周恩来，董存瑞，黄继光这一系列人物经常出现，都是一种类型的英雄。我说我给你们说一个。五四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陆宗舆，史书上是卖国贼的这样一个人，是中国驻日本的公使。后来他住在北京的一个寓所里，在家退休不干了，给人出个主意，当闲客。1937年七七泸沟桥事变。日本人在泸沟桥和国民党打了一仗，然后国民党在一夜之间撤得一个人都没有了，跑了。北京城城门顿开，日本人扛着枪进了北京。进来之后日本人不能管理北京，日本要管的话，侵略的野心就暴露了。所以他要找一个人来替他维持地面，找来找去就找到陆宗舆了。说“陆先生，您给出来主持一下北京的事，维持一下地面。”陆宗舆这样一个我们印象里的卖国贼冲着日本人一鞠躬：“我陆宗舆卖过一次国了，我不能再第二次卖国了”。他给谢绝了。这需不需要勇气？我不是要大家都在这些人身上找闪光点，但起码要有点猎奇感。梅兰芳是唱旦角的，但他是个男性，在日本人侵略下蓄须罢演，把胡子蓄起来，那是勇气，那是被京剧界、被人民赞赏的。你举这样我们听起来新鲜一点的例子，非常有意思。它也不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