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历史进程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然而，如果从中共本身去考察，其成功的原因可能远没有那么复杂。革命是干出来的，了解一下中共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其为何在面临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取得成功。在党的日常工作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工作方法，其形成的一套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如果从近代中国转型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创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1949 年3月13 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当时，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关节点：“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 去做。这就是困难”。他形象地把进入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当李自成，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而要发挥正确领导作用，作为各地区各领域最高领导机关的党委会，其工作方法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毛泽东一贯重视工作方法。早在1934 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就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打败国民党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能否安然过去，“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为全党准备的“桥或船”。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重要工作方法，总的字数不到3000 字，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们既是对以前党的工作方法的总结，又是面对新的问题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一、二、三、四、十条，讲的都是这个问题。但是，集中讲的少，民主讲的多。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方法。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民主的机构，其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即是充分地实现党内民主。
体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委会中书记和委员之间就是这个关系。“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但是，这个“班长”不同于军队的班长，最大的不同是要坚持民主的原则。书记要当好“班长”，即是要善于发挥各委员的作用，加强集体领导。正如他在七大上曾说的：“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1948年9月，他还为中央专门起草过一个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其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
党委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个人说了算。后来，他曾尖锐批评党委领导中的个人独断：“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其实，容纳和接受批评，是发扬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物要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营造批评的环境是促使党的政策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1960年 12月，毛泽东向人讲，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历史故事加以阐发。1962年 1月 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这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自然，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领导者如果对“不同意见”和“批评”无动于衷，就等于失去了鉴戒之镜，迟早会犯错误。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有些领导，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的意见谋得少。“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对此，毛泽东有很多以身作则的例子。1948年，当粟裕对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渡江作战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时，毛泽东专门请他去说明，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1949年，当毛泽东主持“国旗”方案的讨论时，本来他已经对另一种方案有了一定的倾向。但是，当听到张治中的意见后，又重新组织讨论，集合群智共识，最终确定了“五星红旗”方案。
党委会是一个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必须团结、和谐。在毛泽东心目中，集体决策、分工负责是党委会的一个根本原则。“班长”和委员之间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日常工作中，“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彼此尊重、密切协作、步调一致，既是党委会工作的要求，又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必要途径。
对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还有另一个说法，即多谋善断。多谋，就是民主；善断，就是集中。毛泽东多次谈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在 1959年 3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他说，郭嘉给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吕布、打袁绍、打袁绍的儿子袁潭和袁尚，都取得胜利，曹操称赞他：“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他 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三国志·郭嘉传》值得一看。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
这很像古人所说的“谋之以众，断之以独，疏之以导，策之以励”。在党委会中，无论是民主还是集中，书记即“班长”的作用非常突出。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关键要看书记的素养如何？所以，书记应该很好地进行学习和研究。
其实，做领导的人都要善于学习，特别是向下级学习。“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充分尊重、吸纳下级意见，是民主方法的一个重要体现。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经常向下级学习，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一个重要方法。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6期，作者张太原系中央党校教授）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历史进程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然而，如果从中共本身去考察，其成功的原因可能远没有那么复杂。革命是干出来的，了解一下中共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其为何在面临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取得成功。在党的日常工作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工作方法，其形成的一套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如果从近代中国转型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创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1949 年3月13 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当时，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关节点：“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 去做。这就是困难”。他形象地把进入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当李自成，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而要发挥正确领导作用，作为各地区各领域最高领导机关的党委会，其工作方法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毛泽东一贯重视工作方法。早在1934 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就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打败国民党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能否安然过去，“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为全党准备的“桥或船”。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重要工作方法，总的字数不到3000 字，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们既是对以前党的工作方法的总结，又是面对新的问题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一、二、三、四、十条，讲的都是这个问题。但是，集中讲的少，民主讲的多。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方法。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民主的机构，其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即是充分地实现党内民主。
体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委会中书记和委员之间就是这个关系。“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但是，这个“班长”不同于军队的班长，最大的不同是要坚持民主的原则。书记要当好“班长”，即是要善于发挥各委员的作用，加强集体领导。正如他在七大上曾说的：“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1948年9月，他还为中央专门起草过一个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其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
党委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个人说了算。后来，他曾尖锐批评党委领导中的个人独断：“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其实，容纳和接受批评，是发扬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物要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营造批评的环境是促使党的政策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1960年 12月，毛泽东向人讲，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历史故事加以阐发。1962年 1月 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这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自然，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领导者如果对“不同意见”和“批评”无动于衷，就等于失去了鉴戒之镜，迟早会犯错误。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有些领导，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的意见谋得少。“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对此，毛泽东有很多以身作则的例子。1948年，当粟裕对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渡江作战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时，毛泽东专门请他去说明，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1949年，当毛泽东主持“国旗”方案的讨论时，本来他已经对另一种方案有了一定的倾向。但是，当听到张治中的意见后，又重新组织讨论，集合群智共识，最终确定了“五星红旗”方案。
党委会是一个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必须团结、和谐。在毛泽东心目中，集体决策、分工负责是党委会的一个根本原则。“班长”和委员之间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日常工作中，“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彼此尊重、密切协作、步调一致，既是党委会工作的要求，又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必要途径。
对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还有另一个说法，即多谋善断。多谋，就是民主；善断，就是集中。毛泽东多次谈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在 1959年 3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他说，郭嘉给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吕布、打袁绍、打袁绍的儿子袁潭和袁尚，都取得胜利，曹操称赞他：“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他 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三国志·郭嘉传》值得一看。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
这很像古人所说的“谋之以众，断之以独，疏之以导，策之以励”。在党委会中，无论是民主还是集中，书记即“班长”的作用非常突出。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关键要看书记的素养如何？所以，书记应该很好地进行学习和研究。
其实，做领导的人都要善于学习，特别是向下级学习。“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充分尊重、吸纳下级意见，是民主方法的一个重要体现。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经常向下级学习，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一个重要方法。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6期，作者张太原系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