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
摘 要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一百多年的双半社会里，在政治上清政府日益沦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爱国人士开始探索救国道路；经济上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慢慢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思想上国人慢慢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苏醒，开始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无论是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还是洋务派迈出现代化工业的第一步，抑或是戊戌变法对现代化的总动员，新文化运动用现代化的西方知识冲击着国人的头脑，无论他们的主观目的何在，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戊戌变法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中日益崛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起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尝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戊戌变法 现代化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或改良派）在19世纪末掀起的戊戌变法运动。它既是一场爱国政治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它的措施前所未有的大胆，它的结局和影响也是催促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本文将从戊戌变法发生的背景、措施和影响入手阐述其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一、 戊戌变法的背景
国际背景：首先，19世纪末，世界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形成垄断组织，急需更广更大的国外市场，倾销自己国内无法消费的工业品和分流国内剩余的资本，帝国主义筹划瓜分世界。主要侵略方式是输出资本，客观上有利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特别是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内容使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势力大大增强，加上中国巨大的潜在的资本投资和商品消费市场，刺激和加速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其次，从日本方面看，明治维新的成功并摆脱民族危机，使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促进了日本现代化历程的发展。顺利“托亚入欧”成为当时亚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但是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和军国主义，加上日本自身资源匮乏和国内市场的狭小，资本主义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阻碍。发动对中国的甲午战争，使得日本获得巨大的侵略利益，也获得了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日本的崛起，给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能救国的信心和勇气。
国内背景：首先，清朝统治面临着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为挽救日薄西山的统治，统治者做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调整，如，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
其次，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经济支持和阶级基础。
第三，西方民主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的影响。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逐步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西方民主思想传入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接受程度也随之加深，加上康有位、梁启超个人努力，将西方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产生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和康梁的维新思想。
二、戊戌变法的内容和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虽然，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落幕，留下的仅是京师大学堂一个学馆但我们无法忽视其在思想上给人的震撼。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措施，即使没有被付诸实施，但也成为后来清末新政的蓝本，无论是他的政治构想还是军事理论，都为后来清末新政所模仿，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总动员，也是为现代人们所肯定的。以下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四个方面阐述戊戌变法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 〔一〕 政治方面
裁减冗员，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开放新闻自由。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
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据康有为表示，自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维新派就其触角触摸到了以前从未有人触及到的民主。就民主而言，是否开设议会是维新派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在变法开始前，康有为曾先后六次上书清帝要求仿效日本设立制度局，他认为“不变法自强而已，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处，非开制度局不可”，制度局下设十二分局，遵从三权分立原则，虽然在最后颁发的新政措施中，并未光绪皇帝并未设立制度局，但是，这是首次在中国提出改变封建君主制的建议，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它开启了中国制度向西方学习的先河。此外。在民主上，光绪帝的令一项有关民主的措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即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这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王朝是不多见的。清代是中国君主专制集权达到顶峰的朝代，能向皇帝奏章议事的只有中央的军机、总署、六部九卿及台鉴言官，地方能奏章的更是寥寥无几，只有总督、巡抚等军政大臣，下级官吏都尚无奏章议事之权更不用说普通百姓，正是“上下隔绝，□臣隔绝”， 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开放言路，使民间言论可以上达天听，“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懜蹈，争求上书”，给予下层民众发言权，正是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开端。
〔二〕 经济方面。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
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这些措施无疑是受《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而提出的。
新政在经济上极力促成资本主义经济相应的社会机制与思想意识，并在新政中向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靠拢。在思想上，其指导思想已经由最初的重农抑商思想初步形成了农工商兼顾，以工商业经济发展重点的工商立国的思想意识和政策倾向。变法期间康有为更是多次强调应“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这在中国重农抑商的古代社会，其思想是比古人更超前的，更有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在政策上，新政中包括了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物总局、设立邮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这些措施一方面在于鼓励民间资本向近代企业投资，发展近代工商业，另一方面则在政府财政方面推动其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模式转变，促进国家财政的现代化发展。
〔三〕、军事方面。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中国近代国防的序幕，它比洋务运动的自强更进一步，不仅包括了兴建新式海军，还包括了对陆军的整改措施，是
中国陆军和海军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表现。
〔四〕教育文化方面。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主要内容有：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 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这些有力的措施可以用除旧与布新两个词组来总结，这对古式的儒学教育是一个巨大的抨击。就除旧而言，废八股改策论应该是最有冲击力的一项，“诏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各科考试，一律改试策论”，取消了在中国存在了几百年的科举考试，卸下了读书人身上一个沉重的枷锁；“一切考试，均著毋庸五言八韵诗”，“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士取士”，“废朝考一切，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之”。这些措施取消了这些措施对于那些以传统的四书五经为重心的士子无疑是一个打击，但是它同时也顺应了一大批读书人的要求，鼓励了更多的读书人抛开四书五经与科考的束缚而去学习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开眼看世界，而不是沉迷于泱泱大国的心态之中固步自封。布新的最具代表性措施应该是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变法开始前的几年时间里维新派人士已经注意到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主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因而在变法政策中，
关于教育方面的措施，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新式学堂的，设立各式新式学堂，建立京师大学堂，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京师大学堂在成立伊始就坚持中西并学，维新派在建立京师大学堂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变法培养更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京师大学堂始终是“兼有全国最高学府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双重功能”，在清末的时事背景下，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就以对学术界产生了极深的震动，西学风气一开，其势不能收，并且在其在以后的历史中，京师大学堂的后身——北大对中国近代化地进程也起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北大精神也一直流传至今。
戊戌变法一般被认为是一次对制度层面的改革，虽然最终被后党无情的摧残了，但是它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新政提供了蓝本。新政的措施很大程度上与戊戌新政的内容重合，清末实施新政前，曾要求大臣“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生科举，军政财政”上书以便改革，而实际上早在维新变法前康有为就已经对西方政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选定日本为中国改革模仿的对象，并著有《日本改制考》进程光绪皇帝，并且清末新政的主要决策人是李鸿章荣禄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并有刘坤以和张之洞摇为参与，而这几位均是戊戌新政的经历者，并且都与新政的发展有着莫大的联系，张之洞曾经与维新派人士有着良好的关系，但在最后却成了维新派的敌人，荣禄在剿杀新政方面对清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清末为了适应形势的新政，完全可以将几年前的措施予以借鉴，并且显而易见，新政有很大的戊戌新政的
影子，正是“镇压者成了被镇压者遗嘱的执行者”。
除此之外，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功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戊戌变法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应该说戊戌变法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相对于它之前的洋务运动要更近一步，前者只是局限于器物变革，幻想着以它山之石来维护中国封建统治之玉，而后者则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看到了前者的缺陷，大胆的提出了制度变革，向西方学习，康有为甚至在亲自考察西方各国后选择以日本为蓝本，并且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涉及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众多方面。虽说最后的措施中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涉及到制度局等君主立宪这一最重要的环节，但是它的其它方面的的措施已
经足以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前进一大步。但是就事实而言，戊戌新证仅推行了一百零三天就以失败草草收场，光绪帝被囚禁，康梁远逃海外，六君子血洒刑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扼杀在摇篮里，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但是，措施可以被废除，可是新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用政治的手段来消弭的，戊戌新政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促使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于对中国现代化的革命洪流之中，最终清王朝葬身于受现代化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的革命之中。
参考文献
《戊戌维新——近代中国的一次改革》 求实出版社 1987年
《中国近代史新编》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中国全史—中册》 热便民出版社 1994年
《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延安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制度创新与中国现代化——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谢放 2002
年 中国文化论坛
。
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
摘 要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一百多年的双半社会里，在政治上清政府日益沦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爱国人士开始探索救国道路；经济上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慢慢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思想上国人慢慢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苏醒，开始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无论是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还是洋务派迈出现代化工业的第一步，抑或是戊戌变法对现代化的总动员，新文化运动用现代化的西方知识冲击着国人的头脑，无论他们的主观目的何在，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戊戌变法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中日益崛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起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尝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戊戌变法 现代化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或改良派）在19世纪末掀起的戊戌变法运动。它既是一场爱国政治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它的措施前所未有的大胆，它的结局和影响也是催促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本文将从戊戌变法发生的背景、措施和影响入手阐述其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一、 戊戌变法的背景
国际背景：首先，19世纪末，世界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形成垄断组织，急需更广更大的国外市场，倾销自己国内无法消费的工业品和分流国内剩余的资本，帝国主义筹划瓜分世界。主要侵略方式是输出资本，客观上有利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特别是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内容使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势力大大增强，加上中国巨大的潜在的资本投资和商品消费市场，刺激和加速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其次，从日本方面看，明治维新的成功并摆脱民族危机，使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促进了日本现代化历程的发展。顺利“托亚入欧”成为当时亚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但是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和军国主义，加上日本自身资源匮乏和国内市场的狭小，资本主义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阻碍。发动对中国的甲午战争，使得日本获得巨大的侵略利益，也获得了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日本的崛起，给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能救国的信心和勇气。
国内背景：首先，清朝统治面临着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为挽救日薄西山的统治，统治者做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调整，如，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
其次，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经济支持和阶级基础。
第三，西方民主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的影响。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逐步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西方民主思想传入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接受程度也随之加深，加上康有位、梁启超个人努力，将西方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产生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和康梁的维新思想。
二、戊戌变法的内容和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虽然，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落幕，留下的仅是京师大学堂一个学馆但我们无法忽视其在思想上给人的震撼。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措施，即使没有被付诸实施，但也成为后来清末新政的蓝本，无论是他的政治构想还是军事理论，都为后来清末新政所模仿，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总动员，也是为现代人们所肯定的。以下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四个方面阐述戊戌变法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 〔一〕 政治方面
裁减冗员，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开放新闻自由。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
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据康有为表示，自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维新派就其触角触摸到了以前从未有人触及到的民主。就民主而言，是否开设议会是维新派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在变法开始前，康有为曾先后六次上书清帝要求仿效日本设立制度局，他认为“不变法自强而已，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处，非开制度局不可”，制度局下设十二分局，遵从三权分立原则，虽然在最后颁发的新政措施中，并未光绪皇帝并未设立制度局，但是，这是首次在中国提出改变封建君主制的建议，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它开启了中国制度向西方学习的先河。此外。在民主上，光绪帝的令一项有关民主的措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即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这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王朝是不多见的。清代是中国君主专制集权达到顶峰的朝代，能向皇帝奏章议事的只有中央的军机、总署、六部九卿及台鉴言官，地方能奏章的更是寥寥无几，只有总督、巡抚等军政大臣，下级官吏都尚无奏章议事之权更不用说普通百姓，正是“上下隔绝，□臣隔绝”， 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开放言路，使民间言论可以上达天听，“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懜蹈，争求上书”，给予下层民众发言权，正是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开端。
〔二〕 经济方面。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
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这些措施无疑是受《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而提出的。
新政在经济上极力促成资本主义经济相应的社会机制与思想意识，并在新政中向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靠拢。在思想上，其指导思想已经由最初的重农抑商思想初步形成了农工商兼顾，以工商业经济发展重点的工商立国的思想意识和政策倾向。变法期间康有为更是多次强调应“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这在中国重农抑商的古代社会，其思想是比古人更超前的，更有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在政策上，新政中包括了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物总局、设立邮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这些措施一方面在于鼓励民间资本向近代企业投资，发展近代工商业，另一方面则在政府财政方面推动其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模式转变，促进国家财政的现代化发展。
〔三〕、军事方面。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中国近代国防的序幕，它比洋务运动的自强更进一步，不仅包括了兴建新式海军，还包括了对陆军的整改措施，是
中国陆军和海军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表现。
〔四〕教育文化方面。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主要内容有：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 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这些有力的措施可以用除旧与布新两个词组来总结，这对古式的儒学教育是一个巨大的抨击。就除旧而言，废八股改策论应该是最有冲击力的一项，“诏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各科考试，一律改试策论”，取消了在中国存在了几百年的科举考试，卸下了读书人身上一个沉重的枷锁；“一切考试，均著毋庸五言八韵诗”，“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士取士”，“废朝考一切，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之”。这些措施取消了这些措施对于那些以传统的四书五经为重心的士子无疑是一个打击，但是它同时也顺应了一大批读书人的要求，鼓励了更多的读书人抛开四书五经与科考的束缚而去学习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开眼看世界，而不是沉迷于泱泱大国的心态之中固步自封。布新的最具代表性措施应该是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变法开始前的几年时间里维新派人士已经注意到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主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因而在变法政策中，
关于教育方面的措施，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新式学堂的，设立各式新式学堂，建立京师大学堂，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京师大学堂在成立伊始就坚持中西并学，维新派在建立京师大学堂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变法培养更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京师大学堂始终是“兼有全国最高学府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双重功能”，在清末的时事背景下，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就以对学术界产生了极深的震动，西学风气一开，其势不能收，并且在其在以后的历史中，京师大学堂的后身——北大对中国近代化地进程也起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北大精神也一直流传至今。
戊戌变法一般被认为是一次对制度层面的改革，虽然最终被后党无情的摧残了，但是它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新政提供了蓝本。新政的措施很大程度上与戊戌新政的内容重合，清末实施新政前，曾要求大臣“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生科举，军政财政”上书以便改革，而实际上早在维新变法前康有为就已经对西方政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选定日本为中国改革模仿的对象，并著有《日本改制考》进程光绪皇帝，并且清末新政的主要决策人是李鸿章荣禄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并有刘坤以和张之洞摇为参与，而这几位均是戊戌新政的经历者，并且都与新政的发展有着莫大的联系，张之洞曾经与维新派人士有着良好的关系，但在最后却成了维新派的敌人，荣禄在剿杀新政方面对清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清末为了适应形势的新政，完全可以将几年前的措施予以借鉴，并且显而易见，新政有很大的戊戌新政的
影子，正是“镇压者成了被镇压者遗嘱的执行者”。
除此之外，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功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戊戌变法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应该说戊戌变法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相对于它之前的洋务运动要更近一步，前者只是局限于器物变革，幻想着以它山之石来维护中国封建统治之玉，而后者则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看到了前者的缺陷，大胆的提出了制度变革，向西方学习，康有为甚至在亲自考察西方各国后选择以日本为蓝本，并且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涉及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众多方面。虽说最后的措施中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涉及到制度局等君主立宪这一最重要的环节，但是它的其它方面的的措施已
经足以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前进一大步。但是就事实而言，戊戌新证仅推行了一百零三天就以失败草草收场，光绪帝被囚禁，康梁远逃海外，六君子血洒刑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扼杀在摇篮里，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但是，措施可以被废除，可是新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用政治的手段来消弭的，戊戌新政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促使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于对中国现代化的革命洪流之中，最终清王朝葬身于受现代化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的革命之中。
参考文献
《戊戌维新——近代中国的一次改革》 求实出版社 1987年
《中国近代史新编》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中国全史—中册》 热便民出版社 1994年
《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延安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制度创新与中国现代化——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谢放 2002
年 中国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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