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规则》试读：二——决胜千里之外（贵速）
上一篇讲庙算。讲完庙算，就该讲实战了。实战，第一步是野战，第二步是攻城。这里先讲野战。 兵权谋，强调“先计而后战”（《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先计”是先庙算，“后战”是后实战。这个定义，估计就是根据《孙子兵法》。 《计》篇讲庙算，定计是一段，用计是一段。定计是庙算，用计是野战和攻城。真正的庙算只限于定计。定计以后是“拜将授算”。这种仪式，《孙子》没有讲，但它提到“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军争》、《九变》）。“合军聚众”，不光是把军队组织起来，还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兵车，要从武库中拉出来，武器和甲盾要发下去，古人叫“授甲授兵”。“授甲授兵”，《孙子》也没讲，但《左传》有描述。这些事，都属于“内”。“内”是国内。 有了人，有了武器，两者加在一起，才叫“兵”。有了“兵”才谈得上“用兵”。用兵是在国外。古人说，“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计定于内，才兵出于外。兵出于外，就是越过边境，开进敌国。“开进”的学问很大，这里也没讲，但《九地》篇的结尾讲了，可参看。开进以后，才有“示形”、“造势”，“因利制权”，“以佐其外”。“外”是国外。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庙算之前，庙算之后，战争的准备还有很多环节。此书没讲，但我们要心里有数。●1 ●1 第一是庙算前的武备，军赋制度和演习训练；第二是庙算后的拜将授算和授甲授兵；第三是出兵前的禡祭和誓师；第四是出兵前的伐交。 “作战”，“作”是发动，表示“始用战”；“战”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战”是泛指一切战争、战役和战斗，狭义的“战”则专指野战，特别是列阵而战的野战。讲到这一步，战争的序幕才真正拉开，“内”与“外”的转换才得以完成。 什么叫“野战”？我可以把这两个字拆开来讲。 （一）什么是“野” 我国古代，建城选址，讲究表里山河。山，有如城墙，可以作城市的屏障，但很少把城建在山上。他们选址，都是选择高山之下、大河之上，有水源又不会被水淹，比较平坦也比较高亢的地方。大河顺山谷流，冲积出平原，利于农业；大道沿河边走，构成道路网，利于交通，才是城市所依托。城市周围的“野”往往都是这种“野”，不是田野就是荒野，兵车易于开进，阵形易于展开。 中国早期有国野制，国野对立是城乡对立。国是首都（包括城里和城外的郊区），野是它外面的乡村。次级城市，古代叫都、县（都是有宗庙的大县），都、县的外面也有乡村环绕，这种
乡村叫鄙。无论哪种城市，都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是核心，乡村是外围，点是包在面里。打仗，总是从外往里攻，先打外面，再打里面。野战顺利，才会兵临城下。故野战是第一步，攻城是第二步。 总之，野战是在旷野里打。 （二）什么是“战” 《春秋左传》有“五十凡”（50个凡例），其中一条，叫“皆陈曰战”（《左传》庄公十一年），意思是只有双方摆好阵势才能开打，这样的“战”才叫“战”。可见“战”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和“陈”（即“阵”的本字）有关，和车徒混编，靠阵法打仗有关。 春秋早期的野战，多在两国接壤的空旷地带，古人叫“疆埸”（埸音yì）。比如齐鲁长勺之战的长勺就是位于临淄和曲阜之间的边界上。当时，打法很简单，都是速战速决，短可短到一顿饭的工夫，长也长不过一天，双方摆好阵势，呼啦一冲，胜负立见。距离近，时间短。 这种打法，后来有改变。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深入敌国互为主客的战争逐渐增多。《孙子》把到国外打仗叫“为客”。“为客”的麻烦是补给线太长，花钱太多，耗时太久，时间和金钱都是问题。《作战》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 总之，“野战”是泛指城市以外的战斗，●1 ●1 现代军语的“野战”是借自日语，日语是借中国古语翻译西语，英文叫field operation。field是森林和建筑以外的空地，和我们的概念还不完全一样。我们的“野”是指城外。有别于攻城的战斗。 我把《作战》分为五段： 第一段讲“费”，打仗费钱。 第二段讲“耗”，打仗耗时间。●2 第三段讲“抢”，取敌之利，就地补充。●2 这两条，《火攻》篇叫“费留”。 第四段讲“快”，强调速战速决。 第五段是说，将军要“知兵”，懂得上面的道理。 这五段，前两段是讲“用兵之害”，后两段是讲“用兵之利”。“用兵之利”是针对“用兵之害”。最后一段是总结。 2.1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打仗，要有钱有粮，有人有武器。这一切要精打细算。 军事家要精通战争经济学。 《孙子兵法》有一大特点是精于计算，处处都要算账。庙算只是预算，这里是第二次算账。 “凡用兵之法”，是《孙子》常用的说法。《作战》、《谋攻》、《军争》、《九变》、《九地》开头都有这类话（《谋攻》开头作“夫用兵之法”，《九地》开头作“用兵之法”，其他作“凡用兵之法”）。《谋攻》、《九变》的当中，《军争》篇的结尾，也有这类话（除《军争》篇的最后一句是“此用
兵之法也”，其他都作“故用兵之法”）。古书讲条例，喜欢用“凡”字，习称“凡例”或“发凡起例”。比如《春秋左传》有所谓“五十凡”，就是这种东西。“凡”字总是同“法”有关，同规则有关。“法”的反面是“变”，“变”是与规则相反的东西。“用兵之法”，不是使用武器的方法，而是使用军队或使用兵力的方法。军人是披坚执锐用武器武装起来的人，讲人自然有武器。战国以来，兵书多称“兵法”。“兵法”就是“用兵之法”的简称。兵书分两种，一种是军法，一种是兵法。军法是条例规定，讲的是建军之法、治兵之法。兵法是指挥艺术，讲的是行师之法、用兵之法。兵法是脱胎于军法，但还保留着它的某些特点。比如《司马法》讲军法，《尉缭子》讲军令，就经常用“凡”字开头的句式。这种句式可以叫“条例体”。《孙子》也有这类用法。这里是讲，当时的用兵规模一般有多大，要花多少钱。 下面的话，是先讲“兵马”，再讲“粮草”，再讲“花钱”。 （一）兵马 作者讲战争动员的规模，只用三句话，“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前两句是说战车有多少，后一句是说战士有多少。 读《作战》，读《谋攻》，我们要学点军制史，学点兵器史，知道古人靠什么打仗。 早期野战，商周时期，主要是车战。车战是靠马拉的战车。快马、轻车和利刃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发明。 马是军事文化的象征。比如两周时期的“司马”，就是古代的军事长官。比这更早，商代的军事长官，甚至就叫“马”。 马是欧亚大陆的“军事传染病”。驯化马，最早出现于中亚，距今约6000年。后来南传到西亚、北非，西传到欧洲，东传到东亚。美洲和澳洲比较晚，是欧洲殖民者带过去的。 马车也是中亚的发明，距今约4000年。马车是马和轮的结合，轮的发明很伟大，距今也有6000年。 马的使用，都是先拉车，后骑乘，全世界一样。故车兵先于骑兵。骑兵的发展要取决于很多条件，一是马嚼子（还有马笼头和缰绳），二是马鞍子（和肚带），三是马镫子，还有一身短打扮的“胡服”。 我国，古书说“奚仲作车”（《世本·作篇》佚文），似乎夏代就有车。但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驯化马和战车都是出现于商代晚期，距今约3000年。 古代军种，主要是陆军。●1 ●1 古代没有空军，除了陆军，只有海军。我国，用船打仗，不管内河，还是海上，都叫舟师或水师。欧洲古典时代，地中海沿岸的战争，经常都是两栖作战，海军很发达。同一时期，我国记载比较少，可考者只有吴越两国的舟师。陆军，早期是两个兵种，车兵、徒兵（步兵）混编；
晚期是三个兵种，车兵、骑兵、徒兵混编。《孙子》没有提到骑兵。 我国古代的三大兵种，车兵、步兵和骑兵，都和北方民族有很大关系。车兵，不是华夏的发明，而是北方民族的馈赠。步兵，本来很古老，但车战时代是附属于战车，不是独立建制的兵种。骑兵，早期也没有。春秋晚期，“毁车为行”（《左传》昭公元年），独立建制的步兵从晋国崛起，是为了对付擅长山地作战的戎狄，特别是山西北部的无终戎（注意：这种戎是属于“山戎”）。战国晚期，骑兵从赵国崛起，也是为了对付匈奴南下的骑兵。它们都和对付北方民族的流动作战有关。 草原地区对世界军事史的贡献很大。 这里讲车，车是野战的重要装备。 古代的车分两类，一类是战车，一类是辎重车。战车是马车，古人叫“小车”；辎重车是牛车，古人叫“大车”。《孙子》也讲这两种车。如下文“破车罢马”就是马车，“丘牛大车”就是牛车。但这里讲的两种车，都是战车，不包括牛车。 “驰车”是比较轻便，利于驰骋的战车；“革车”也是战车，相当“装甲车”，有皮甲装护，比较坚固，比较笨重。前者利于攻，后者利于守。曹操说，“驰车”是战车，“革车”是辎重车，不对。“革车”也是战车。●1 ●1 他是把“驰车”当《司马法》的“轻车”，“革车”当《司马法》的“重车”。但《司马法》的“轻车”是战车，“重车”是辎重车。古书中的“驰车”、“轻车”、“革车”都是马拉的战车，用以载人；“重车”是牛拉的辎重车，用以载兵器、衣装、粮秣。革车绝不是重车。 这里，“驰车”是以“驷”（音sì）计，“革车”是以“乘”（音shèng）计。“驷”是以马计，四匹马驾一辆车叫一驷；“乘”是以车计，一辆车叫一乘。“千驷”是1000辆，“千乘”也是1000辆。两种战车加一块儿，一共有2000辆。“带甲”，指穿戴甲胄的战士，数量是“十万”。早期，车徒编组，盛行十人制，一辆战车配甲士10人，3人在车上，7人在车下，其他徒兵，没有甲胄。战国，甲胄进一步普及，带甲之士，数量激增，古书常用这个词，但这个词，可能更早就有，比如《国语》的《吴语》和《越语》就有这个词。这里，“十万”是总数，既包括车上的，也包括车下的。古代战车，一般为三人制：车左居左，执弓矢；车御居中，执辔（缰绳）；车右居右，执戈矛。如果将帅在车上，也是居中，执桴鼓。2000辆战车，车上的甲士要有6000人。其他人，94000人，是跟在战车后面跑。 商周时期，战争规模有多大？主要看两样，一是战车有多少，二是兵员有多少。 牧野之战，武王克商，据说“革
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总共只有300辆战车，3000名战士。春秋早期，还是这种制度。春秋时代的大国，一般都有1000辆战车，当时叫“千乘之国”（《左传》哀公十四年），但实际作战，往往只有几百辆。“千乘之国”，只有甲士一万，加上徒兵，大概也就三万多人。但春秋晚期不一样，有些大国已突破这一规模。如晋、楚两国，战车很多，大约在5000辆左右，兵力可能超过15万人。 这里讲的规模，是反映春秋晚期的规模。这个数字，比起春秋早、中期的车千乘、人三军（约37500人）当然要大。过去，辨伪学家说，春秋不可能有车两千、士十万，恐怕是低估了当时的水平。《孙子》的话，不一定是夸大。 （二）粮草 “千里馈粮”，是讲军队开拔后的运输补给问题，下文叫“远输”。 上面讲“兵马”，人要吃饭，马要吃草。十万人吃饭，是个大问题。2000辆战车配8000匹战马，也需要很多草料。这里还没算驾辎重车的牛。驾车的牛有多少，《司马法》讲的丘赋制度，是出一匹马就要出三头牛，照此推算，2000辆马车，就得配6000辆牛车。8000匹马，6000头牛，这个数字很大。 （三）花钱 “内外之费”，“内”是国内，“外”是国外。它包括三项开支。 “宾客之用”，“宾客”是外交使节。这里是指用于外交的巨大开支，当时的外交官，很多都是说客和间谍。这是第一项开支。 “胶漆之材”，胶漆是修缮战车、戈矛之柄、弓弩和盾牌的主要材料。这是第二项开支。 “车甲之奉”，战车和甲胄，要不断补充。这是第三项开支。 “日费千金”，这句话也见于《用间》篇，是讲每日的开支。我计算过，当时的“千金”是374公斤重的铜。古人常以“千金”形容价值很高，如“一诺千金”，后人还把富贵人家的女孩称为“千金”。这里是极言其多，不一定是精确数字。 “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是讲军队开拔，兵出于境。 此篇是讲野战，但并没有具体讲野战怎么进行，重点是讲战争动员，前提是我刚才讲的一系列制度。 用兵之害的头一条是费钱。 这段话很重要，它说明，中国古代，战争动员，规模非常大。早在春秋晚期，规模就很大。当时，一个面积不足今日一省的国家，就能养一支两千辆战车、十万人的军队。春秋时期，大家挂在嘴边的还是“千乘之国”，顶多有五千辆战车。到了战国时期，则常有“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的说法。 战国中期以来，七大国都有几十万军队，秦国甚至有上百万军队。当时，各国的领土和人口都很有限，但养兵之多，难以想象。比如，秦灭六国，光是著名的“四大战役”（伊阙之战、鄢之战、
华阳之战、长平之战），死伤就达上百万，完全是“世界大战”的水平。 2.2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这段话有四个“久”字，都是讲耗费时间。耗费时间是“用兵之害”的第二条。 “其用战也”，是指投入野战。我们要注意，这里的“战”是放在“攻城”前面讲，明显不同于“攻城”。●1 曹注无说。旧注多以“胜久”为一词，如杜牧曰：“胜久，谓淹久而后能胜也，言与敌相持久而后胜，则甲兵钝弊，锐气挫衄，攻城则人力殚尽屈折也。”梅尧臣曰：“虽胜且久，则必兵仗钝弊，而军气挫锐；攻城而久，则力必殚屈。”王皙曰：“屈，穷也。求胜以久，则钝弊折挫，攻城则益甚也。”张预曰：“及交兵合战也，久而后能胜，则兵疲气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胜久则钝兵挫锐”，过去有争论。下文有“故兵贵胜，不贵久”，似乎“胜”和“久”应分开读，但旧注多以“胜久”为一个词，认为“胜久”和“速决”相反，是胜于持久，即靠消耗战，把敌人拖垮。●1 作者认为，这样做很不值，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拖垮，不但对野战不利，还影响到下一步的攻城。“钝兵挫锐”，比较简单，是消耗兵力、挫伤锐气的意思。大家要注意，“胜久”是一个词，下文“故兵贵胜，不贵久”正是拆解这个词，意思是说，“胜”才是目的，“久”不是目的，我们看重的是“胜”，而不是“久”。大家不要把“胜”字放到上一句，读成“其用战也胜”。●2 ●2 古人也有这种读法，如贾林曰：“战虽胜人，久则无利。兵贵全胜，钝兵挫锐，士伤马疲则屈。”现代学者多采用这种断句，如杨丙安《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6—7页；郭化若《孙子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5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4页；杨丙安（《孙子会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20—21页。案：明赵本学《孙子校解引类》说“‘胜’上疑脱一‘贵’字”，乃妄改。杨氏说《武经》系统各本如此，不确。宋本《武经七书》、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都没有这个字。还有人说，“胜”、“速”双声，“胜”应读为“速”，也不可信。●3 “胜”是书母蒸部字，“速”是心母屋部字，古音相差甚远。 “攻城则力屈”，野战久拖不决，不仅对野战不利，还对
后面的“攻城”不利，造成后劲不足，攻城攻不动。这是讲连带的后果。“屈”（音ju），是耗尽的意思。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久”字。“久暴师”是长时间把自己的军队暴露在国外。“暴”（音pù）是暴露的意思。“国用不足”是指国家的财政入不敷出。 “屈力殚货”，“屈”，音义同于上文，“殚”（音dàn），也是消耗殆尽的意思。“人”是人力资源，既包括前方的将士，也包括后方的百姓。“货”是钱财。 “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诸侯”指交战双方以外其他国家的君主，“弊”是衰败。这也是讲野战久拖不决的后果。 （接上页） ●3 杨丙安《孙子会笺》，20—21页。“虽有智者”，简本作“虽知者”。“知者”等于“有智者”。“虽有智者”，不是说“即使是有/智慧的人”，而是说“即使是/有智慧的人”。 最后两句，作者的结论很简单，“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即兵家讲究的是快，宁肯在“快”字上下笨工夫，也绝不在“慢”字上抖机灵。 春秋早期，旷日持久的战役少，攻城也少。《孙子》讲的战争到底有多长，《作战》篇没说，但《用间》篇说了，是“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可见很长。这样长的战争，春秋时期好像还没有，比较像是后起的特点，战国时期的特点。 2.3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屈力〕（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六〕；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弓，戟楯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七〕。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这段话和下面一段是讲“用兵之利”，即什么对用兵有好处。 开头两句，“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是讲“用兵之利”和“用兵之害”的关系。“用兵之利”是针对“用兵之害”。“用兵之害”有两条，一是费钱，二是耗时间。对策也是两条，一条是抢，一条是快。这里先讲第一条。 这段话是针对第一段话，第一段话讲战争规模大，补给线长，前方后方开销大，三大问题，关键是补给难。 补给之难分两方面，一是征发，二是运输。 （一）征发 征发属于军赋制度。《孙子》中的军赋制度，特点是什么都征，第一是征兵员，第二是征马
车、牛车（包括马牛）和各种武器，第三是征粮草，这里都讲到了。 本篇开头，“带甲十万”是讲第一样；“驰车千驷，革车千乘”是讲第二样，“千里馈粮”是讲第三样。 下文，“破车罢马，甲胄矢弓，戟楯矛橹，丘牛大车”，也是讲第二样。 （二）运输 作者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远输”是长途运输，补给线太长。上面讲的“千里馈粮”就是“远输”。“远输”的危害是劳民伤财。 读这段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用间》篇开头有段话，也是讲“远输”。它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远输”对百姓的伤害是，10万人打仗，要有70万家负责后勤保障，很多人被政府征调，全在这条补给线上搞运输，顾不上种地，把家里的地荒了，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叫“百姓贫”。 还有一个伤害，是物价上涨。古代打仗，军队所过，常设军市，突然跑来一堆人，需求太大，供给不足，会引起物价上涨。老百姓不但要吃没吃，手里的钱也毛了，这叫“百姓财竭”。 如此劳民伤财，再从国内征发，是雪上加霜。 这里提到“丘役”。丘役就是“丘赋”（《左传》昭公四年）。 丘赋的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现在还不太清楚。至少春秋中期的晚段已有。如公元前590年，鲁“作丘甲”（《春秋》成公元年），就是较早的记载。公元前538年，“郑子产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也是这种制度。兵书，《司马法》中有这种制度，《孙子》中也有这种制度。 《司马法》讲军赋，分两种，都是“算地出卒”。一种是十进制，一种是四进制。十进制，是按井、通、成、终、同、封、畿出赋。四进制是按井、邑、丘、甸、县、都出赋。 这里的“丘役”是属于后一种。它是从丘这一级征牛马，从甸一级征战车、辎重车和战士，并包括甲、盾、戈等兵器。 丘出的牛马，《司马法》佚文叫“匹马丘牛”。这里也提到“丘牛大车”。 战争有三大消耗，一是粮食短缺，二是武器消耗，三是人员伤亡。 （一）粮草 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这一条很重要。人要吃饭，马要吃草，没有粮草怎么打仗？ 古代军赋，兵员、车马是主要征集对象。比如《司马法》佚文讲的两种出军制度，就是如此。它们都没提粮草。但春秋晚期以来，因为战争规模扩大，战争时间延长，粮草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说到征粮草，有件事很有名。公元前484年，季康子想以“田”为征发单位，在鲁国征军粮。“田”是什么？“田”就是“井”，一井之地，
合900亩。上面提到，《司马法》的两种军赋，都是以“井”为基础。事先，季康子派他的管家，孔子的学生冉求，向孔子征求意见。孔子对这种新制度很不满，有尖锐批评。他批评什么？主要是说，征粮太多，不合古制。 孔子的话，有两种记载，分别见于《左传》哀公十一年和《国语·齐语》，两条不一样。后一条比前一条更重要，它直接提到粮草的征发。原文是：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国语·齐语》） 孔子说的“先王”之法，应该出自当时还在的“周公之典”（见《春秋左传》哀公十一年）。他说，周公征粮是量力而征，远近、有无、老幼、鳏寡、孤独、病弱，都要斟酌，打仗才征，不打仗不征。征，也很少，顶多一井出40把禾秆、1把柴禾、16斗米。●1 ●1 一井，也叫一田，方一里（1里×1里），合900亩。禾是用来喂牛马的禾秆。刍是用来烧火做饭的柴禾，也叫刍藳。米是人吃的谷米，没舂的叫粟，脱壳的叫米。稯禾是40把禾秆，秉刍是1把柴禾，缶米是16斗米。 一井出16斗米是什么概念？我可以替大家算一下。 （1）古代“算地出卒”，不管10家出一个兵，7.68家出一个兵（均见于《司马法》佚文），一井顶多出一个兵。这16斗米是多少？是一个士兵的口粮。 （2）古代士兵，每顿饭，标准分五等：“半食”，每顿吃1/2斗；“参食”，每顿吃1/3斗；“四食”，每顿吃1/4斗；“五食”，每顿吃1/5斗；“六食”，每顿吃1/6斗（《墨子·杂守》）。 （3）当时人，每天吃几顿饭？一般是两顿饭。每个士兵，定量最高，一天也顶多吃一斗米；最低，一天只能吃1/3斗。 （4）这样算下来，16斗米，最多能吃48天，最少能吃16天，平均下来，大约也就是一个月的口粮。 西周时期，春秋早中期，战争规模小，时间短，这点粮草也就够了。但照《孙子》讲的“凡用兵之法”，10万口人吃饭，8000匹马吃草（还没算牛），恐怕不行。所以，上面讲的那个故事，故事的结果是，第二年一开春，季氏一意孤行，不管孔子高兴不高兴，还是按田征赋（《春秋》哀公十二年、《左传》哀公十二年）。 （二）装备 粮草有了，还有武器。 第一类武器是车，战车和辎重车： （1）“破车罢马”。是指马车，包括上面说的驰车和革车。 （2）“丘牛大车”。是从丘征发上来，用牛拉的辎重车。 这两种车，上面已经谈到。 第
二类武器是单兵使用的武器和护具： （1）“甲胄矢弓”。 （2）“戟楯矛橹”。楯音dùn，同盾；橹音lǔ，是大可蔽身的盾牌。“矛橹”，《十一家注》本作“蔽橹”，“橹”或“蔽橹”都是长可蔽身的大盾。 甲，用来护体；胄，用来护头；盾、橹，用来抵挡矢石。这些是防御性的武器，类似动物的甲壳。 进攻性的武器，戟、矛、弓、矢，都是靠锋刃杀人，类似动物的爪牙和犄角。 戟，同戈是一类，是戈的变形，详下。 矛，是刺兵，一锋两刃，以锋为主。 弓矢，以弓送矢，以矢杀人，可用于远程射杀。 《十一家注》本，“弓矢”作“矢弩”。弩是用弩机控弦的射具，杀伤力比一般的弓矢更大。 这里没提到的武器是戈和剑。 戈，是勾兵。戈头用青铜制造，叫“戈”，戈柄用竹木制造，叫“柲”。戈头，形状有点像镰刀，横置于长柄上，与长柄垂直。其前端，有如刀的锋刃，叫“援”；后端，有如刀的短柄，叫“内”；援、内之间有横格，用以缚柲，叫“阑”。戈的特点是“旁敲侧击”，用“勾啄”（勾和凿）的方法杀人，因此柄是扁的。 商代的戈，以一字形为主，有援有内，并流行銎内戈、曲内戈、三角援戈，丁字形戈的也已出现。 两周时期的戈，以丁字形为主。这种戈，戈刃向下延伸，叫“胡”；在阑侧加孔，便于穿绳缚柲，叫“穿”（从一穿到四穿不等）。丁字形的戈，通常是由援、胡、内三部分组成。 战国秦汉，戈加矛刺，向十字形发展，才有多枝的戟。戟的本义，就是指多枝。它的发展趋势是，戈援逐渐上扬，援胡连线逐渐接近45°，戈内也逐渐上扬。戈援、戈内，每一面都有刃，前冲，侧击，左右挥砍，每个方向都有杀伤力。三叉戟、多戈戟，也是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剑，也是一锋两刃，但与戈、矛、戟不同，属于短兵，没有柄，主要用于近身格斗。 古代打仗，武器从哪儿来？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春秋早期的制度，武器藏在国家的武库里，民间不大有，出兵前才授甲授兵；另一种是春秋晚期的制度，武器不光由国家供应，还从民间征发。如《司马法》讲丘赋，说丘甸要出戈、盾（佚文）。《春秋》说鲁“作丘甲”（成公元年），还从丘甸征甲。 战国以来，武器的需求急剧增加，光从民间征发不够，还靠罪犯制造。当时，有用货币、实物或劳役抵罪的制度。用来抵罪的东西，经常是武器，如睡虎地秦简的律令，就有用甲、盾赎刑的例子。出土发现，很多兵器都是犯人造。 武器，车最贵。夺车等于夺坦克。作者说，“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对兵车最看重。 （三）兵员 战斗减员，非战斗减员
，情况如何，原书未说，但减员就要补充。从哪儿补充？从远离身后的大后方？太远。如果能利用敌方的战斗人员，岂不更好？下文“卒善而养之”就是针对这一问题。 针对三大消耗，作者的对策是： （1）“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这是讲吃敌人的粮食。 “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是说不要多次征发。这里“役”是征发人力，“籍”是注册登记。古代老百姓，吃粮当兵，要注册登记，登记姓名、籍贯，来自某郡某县某里，这叫“伍籍”。“役不再籍”，是说国内征兵，征多少算多少，出兵之后，就不再从国内抓壮丁。“粮不三载”，是说军粮也不再从国内运输。“再”、“三”不是实际数目，只是表示多次。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作者说“役不再籍，粮不三载”，那一切吃的用的从哪里来？答案是，先从国内征一次，以后就不征了，什么都靠敌人，一切就地解决。 “故智将务食于敌”，就是讲吃敌人的粮食。 “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是说就地征粮和从国内征粮相比便宜得多，价格比是1∶20。古代称粮食多用量器，称草料多用衡器。“食敌一钟”是讲粮食。“钟”是齐国的容量单位。齐国量制分两种。姜齐量制是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四釜为钟，属于四进制；陈齐量制是四升为豆，五豆为釜，五釜为区，十区为钟，属于十进制。两种量制，都是以“钟”为最高一级。姜齐量制的“钟”是256升，陈齐量制的“钟”是1000升。孙武时代的“钟”应该是前一种，折合今制，约合205公升。“秆一石”是讲草料。“”同萁（音qí），是豆秸。“秆”（音gǎn），是谷草。这两样都属于草料。“石”（音shí，今读dàn），是重量单位。齐国的一石，折合今制，约合30公斤。 （2）“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 这是讲夺取敌人的战车。作者说，杀敌靠愤怒，夺敌靠奖赏。如果有人能夺取10辆战车，一定要奖赏先得者。“更其旌旗”，是说更换旌旗，把敌车变成己车。 （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 这是讲兵员和武器的补充。怎么补充？不是从后方往前方送，而是取之于敌，就地补充。“车杂而乘之”，是把缴获的战车和自己的战车混编在一起。这是补充武器。“卒善而养之”，是优待俘虏，把俘虏养起来，反过来为我方作战。这是补充兵员。这两条，前一条容易，后一条难。 古代战争很残酷，种族灭绝，司空见惯
。这是笨办法。如果不杀，抓回来当奴隶，才比较聪明。但养活奴隶，谈何容易？它有两大前提，一是除了自己吃，还有余粮，二是有办法对付俘虏暴动。仔细想想，全是人对付动物的办法。●1 ●1 人类打猎，最初也是逮住就杀，后来才学会畜养、繁育和驯化动物。畜养、繁育和驯化的前提也是这两条，一要有多余的粮食，二要有足够的安全。 当时，俘虏人的人比现在残忍，被俘虏的人比现在害怕，非常敏感。 古代战争，对待俘虏，经常是活埋。比如长平之战，赵军在战场上只死了5万人，40万人都是俘虏。这么多人，吃住疗伤怎么办？发生暴动怎么办？白起很头疼，也很害怕。古人碰到这种事，想法很简单，干脆全都杀掉。怎么杀？用刀剑斩杀，太麻烦，他们觉得，活埋最省事，所以“诈杀降卒”很普遍。白起说，“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除把年幼的240人放归，全部活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1 ●1 《史记·赵世家》：“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199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过遗址中的永录1号尸骨坑，坑中尸骨几乎都是先杀后埋，推测是阵亡的赵卒。参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平之战遗址永录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33—40页。案：长平之战的遗址尚未全面揭露，永录1号尸骨坑只是个面积不足25平方米，埋尸130个的小坑。这一发现，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司马迁的记载。有人怀疑司马迁的说法，参看：王树新等《战国长平之战新考》，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95—99页。司马迁的年代离长平之战（前260年）并不太久，他讲七国史，秦国史料最丰富，秦尚首功，对斩首捕虏的记载最重视，此说不容轻易否定。更何况，坑杀降卒，古代很普遍，当时杀人多，不止这一数字。这里仍用《史记》旧说。 秦灭六国是这样，六国造反也是这样，一报还一报。比如项羽，就是到处坑杀。司马迁说，楚军沿途“阬杀人以千万数，布常为首虐”（《史记·黥布列传》）。新安之战，“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理由是“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史记·项羽本纪》），同样害怕俘虏暴动。●2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古代野蛮人才会这么干。现代战争，虐杀俘虏，包括活埋，这样的事仍然很多。南京大屠杀就是显例。 《孙子》的时代，还没有《日内瓦公约》，也没
有“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一说。联系这样的背景读《孙子》，你会觉得，“卒善而养之”，实在不容易。 粮食就地补充，武器就地补充，兵员就地补充。这三条加起来，就是所谓“胜敌而益强”。 2.4 故兵贵胜，不贵久。 这段话只有七个字，是讲“用兵之利”在于“速”。 它是针对第二段。第二段说“用兵之害”在于“久”，这里就是针对“久”。“久”的反义词是“速”。 前人注释这段话，都说“兵贵胜”是强调“速”。如孟氏说“贵速胜疾还也”，梅尧臣说“上所言，皆贵速也”。因此有人干脆在“胜”字上加了个“速”字。如赵本学《孙子校解引类》就提到过这类妄改，说“一本‘胜’上有‘速’字，非●2 坑杀降卒的将军，内心也不是滋味，往往害怕是”。 （接上页） 报应。如白起自杀前就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李广跟王朔发牢骚，说自己身经百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王朔说，“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李广说，“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史记·李将军列传》）。上面提到，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胜”应读为“速”，●3 也不对。 我们不必添字解经，也不必改字解经。 作者说“兵贵胜，不贵久”，从字面含义讲，他强调的是“胜”而不是“速”。但我们应该分析一下他所谓的“胜”。 打仗，目的都是求胜。“胜”是什么意思？只是把敌人打败打服，让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不是拼消耗，不是拼持久。胜可胜于“速”，也可胜于“久”。胜于“久”，就是第二段讲的“胜久”。“胜久”是持久战，靠持久取胜。这里讲“不贵久”，就是不贵“胜久”，不贵“胜久”贵什么？当然是贵“胜速”。这样的“胜”当然是“速胜”。●3 杨丙安《孙子会笺》，20—21、31—32页。 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快”对军事很重要。 古代战争，骑马民族的特点是速度快，来如洪水，去如飘风。《孙子》论战，主于“为客之道”，也强调快。古今中外，到别国作战，毫无例外，都强调快。 快的道理是什么？是怕补给跟不上，反制措施是什么？是拖、耗。这是以慢制快。对方拖、耗怎么办？还有反反制措施。反反制措施是什么？主要是抢。不抢不行。你抢，他就坚壁清野，斗争是反反复复。 骑马民族之所以快，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补给方式，牛羊随行，不需转输粮饷。他们擅长抄掠，擅长就地补充给养。抢是对付拖、耗。他们是靠抢掠维持其“无后方作战”。历史
上的侵略战争都靠“抢”，《孙子》的办法也是“抢”。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对付德国，中国对付日本，都是采用持久战。毛泽东写《论持久战》就是讲这种反制措施。他说，战略可以持久，但战术还靠速决。●1 ●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字典纸四卷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228—229页。 快仍然很重要。 2.5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这段话是全篇的结语，可以和《计》篇的开头对着看。 “知兵之将”的“兵”是军队或军事，不要翻成“武器”，不要翻成“战争”。军旅之事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当将军的不可不细心研究。《计篇》开头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的“知兵之将”，就是深明此理的将军。 “司命”，是天上的星官，掌握人的生命。《史记·天官书》说，文昌宫有六星，其中第四星叫司命。司命是定人死生寿夭的神。文昌六星，还有一颗星叫司中，是第五星。司中也叫“司过”或“司祸”，则是计人罪过，定人寿数的神。前者是大司命，后者是少司命。《孙子》把将军比喻为这种神，是因为人民的死生、国家的安危，全都攥在他一个人的手里。
《唯一的规则》试读：二——决胜千里之外（贵速）
上一篇讲庙算。讲完庙算，就该讲实战了。实战，第一步是野战，第二步是攻城。这里先讲野战。 兵权谋，强调“先计而后战”（《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先计”是先庙算，“后战”是后实战。这个定义，估计就是根据《孙子兵法》。 《计》篇讲庙算，定计是一段，用计是一段。定计是庙算，用计是野战和攻城。真正的庙算只限于定计。定计以后是“拜将授算”。这种仪式，《孙子》没有讲，但它提到“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军争》、《九变》）。“合军聚众”，不光是把军队组织起来，还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兵车，要从武库中拉出来，武器和甲盾要发下去，古人叫“授甲授兵”。“授甲授兵”，《孙子》也没讲，但《左传》有描述。这些事，都属于“内”。“内”是国内。 有了人，有了武器，两者加在一起，才叫“兵”。有了“兵”才谈得上“用兵”。用兵是在国外。古人说，“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计定于内，才兵出于外。兵出于外，就是越过边境，开进敌国。“开进”的学问很大，这里也没讲，但《九地》篇的结尾讲了，可参看。开进以后，才有“示形”、“造势”，“因利制权”，“以佐其外”。“外”是国外。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庙算之前，庙算之后，战争的准备还有很多环节。此书没讲，但我们要心里有数。●1 ●1 第一是庙算前的武备，军赋制度和演习训练；第二是庙算后的拜将授算和授甲授兵；第三是出兵前的禡祭和誓师；第四是出兵前的伐交。 “作战”，“作”是发动，表示“始用战”；“战”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战”是泛指一切战争、战役和战斗，狭义的“战”则专指野战，特别是列阵而战的野战。讲到这一步，战争的序幕才真正拉开，“内”与“外”的转换才得以完成。 什么叫“野战”？我可以把这两个字拆开来讲。 （一）什么是“野” 我国古代，建城选址，讲究表里山河。山，有如城墙，可以作城市的屏障，但很少把城建在山上。他们选址，都是选择高山之下、大河之上，有水源又不会被水淹，比较平坦也比较高亢的地方。大河顺山谷流，冲积出平原，利于农业；大道沿河边走，构成道路网，利于交通，才是城市所依托。城市周围的“野”往往都是这种“野”，不是田野就是荒野，兵车易于开进，阵形易于展开。 中国早期有国野制，国野对立是城乡对立。国是首都（包括城里和城外的郊区），野是它外面的乡村。次级城市，古代叫都、县（都是有宗庙的大县），都、县的外面也有乡村环绕，这种
乡村叫鄙。无论哪种城市，都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是核心，乡村是外围，点是包在面里。打仗，总是从外往里攻，先打外面，再打里面。野战顺利，才会兵临城下。故野战是第一步，攻城是第二步。 总之，野战是在旷野里打。 （二）什么是“战” 《春秋左传》有“五十凡”（50个凡例），其中一条，叫“皆陈曰战”（《左传》庄公十一年），意思是只有双方摆好阵势才能开打，这样的“战”才叫“战”。可见“战”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和“陈”（即“阵”的本字）有关，和车徒混编，靠阵法打仗有关。 春秋早期的野战，多在两国接壤的空旷地带，古人叫“疆埸”（埸音yì）。比如齐鲁长勺之战的长勺就是位于临淄和曲阜之间的边界上。当时，打法很简单，都是速战速决，短可短到一顿饭的工夫，长也长不过一天，双方摆好阵势，呼啦一冲，胜负立见。距离近，时间短。 这种打法，后来有改变。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深入敌国互为主客的战争逐渐增多。《孙子》把到国外打仗叫“为客”。“为客”的麻烦是补给线太长，花钱太多，耗时太久，时间和金钱都是问题。《作战》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 总之，“野战”是泛指城市以外的战斗，●1 ●1 现代军语的“野战”是借自日语，日语是借中国古语翻译西语，英文叫field operation。field是森林和建筑以外的空地，和我们的概念还不完全一样。我们的“野”是指城外。有别于攻城的战斗。 我把《作战》分为五段： 第一段讲“费”，打仗费钱。 第二段讲“耗”，打仗耗时间。●2 第三段讲“抢”，取敌之利，就地补充。●2 这两条，《火攻》篇叫“费留”。 第四段讲“快”，强调速战速决。 第五段是说，将军要“知兵”，懂得上面的道理。 这五段，前两段是讲“用兵之害”，后两段是讲“用兵之利”。“用兵之利”是针对“用兵之害”。最后一段是总结。 2.1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打仗，要有钱有粮，有人有武器。这一切要精打细算。 军事家要精通战争经济学。 《孙子兵法》有一大特点是精于计算，处处都要算账。庙算只是预算，这里是第二次算账。 “凡用兵之法”，是《孙子》常用的说法。《作战》、《谋攻》、《军争》、《九变》、《九地》开头都有这类话（《谋攻》开头作“夫用兵之法”，《九地》开头作“用兵之法”，其他作“凡用兵之法”）。《谋攻》、《九变》的当中，《军争》篇的结尾，也有这类话（除《军争》篇的最后一句是“此用
兵之法也”，其他都作“故用兵之法”）。古书讲条例，喜欢用“凡”字，习称“凡例”或“发凡起例”。比如《春秋左传》有所谓“五十凡”，就是这种东西。“凡”字总是同“法”有关，同规则有关。“法”的反面是“变”，“变”是与规则相反的东西。“用兵之法”，不是使用武器的方法，而是使用军队或使用兵力的方法。军人是披坚执锐用武器武装起来的人，讲人自然有武器。战国以来，兵书多称“兵法”。“兵法”就是“用兵之法”的简称。兵书分两种，一种是军法，一种是兵法。军法是条例规定，讲的是建军之法、治兵之法。兵法是指挥艺术，讲的是行师之法、用兵之法。兵法是脱胎于军法，但还保留着它的某些特点。比如《司马法》讲军法，《尉缭子》讲军令，就经常用“凡”字开头的句式。这种句式可以叫“条例体”。《孙子》也有这类用法。这里是讲，当时的用兵规模一般有多大，要花多少钱。 下面的话，是先讲“兵马”，再讲“粮草”，再讲“花钱”。 （一）兵马 作者讲战争动员的规模，只用三句话，“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前两句是说战车有多少，后一句是说战士有多少。 读《作战》，读《谋攻》，我们要学点军制史，学点兵器史，知道古人靠什么打仗。 早期野战，商周时期，主要是车战。车战是靠马拉的战车。快马、轻车和利刃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发明。 马是军事文化的象征。比如两周时期的“司马”，就是古代的军事长官。比这更早，商代的军事长官，甚至就叫“马”。 马是欧亚大陆的“军事传染病”。驯化马，最早出现于中亚，距今约6000年。后来南传到西亚、北非，西传到欧洲，东传到东亚。美洲和澳洲比较晚，是欧洲殖民者带过去的。 马车也是中亚的发明，距今约4000年。马车是马和轮的结合，轮的发明很伟大，距今也有6000年。 马的使用，都是先拉车，后骑乘，全世界一样。故车兵先于骑兵。骑兵的发展要取决于很多条件，一是马嚼子（还有马笼头和缰绳），二是马鞍子（和肚带），三是马镫子，还有一身短打扮的“胡服”。 我国，古书说“奚仲作车”（《世本·作篇》佚文），似乎夏代就有车。但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驯化马和战车都是出现于商代晚期，距今约3000年。 古代军种，主要是陆军。●1 ●1 古代没有空军，除了陆军，只有海军。我国，用船打仗，不管内河，还是海上，都叫舟师或水师。欧洲古典时代，地中海沿岸的战争，经常都是两栖作战，海军很发达。同一时期，我国记载比较少，可考者只有吴越两国的舟师。陆军，早期是两个兵种，车兵、徒兵（步兵）混编；
晚期是三个兵种，车兵、骑兵、徒兵混编。《孙子》没有提到骑兵。 我国古代的三大兵种，车兵、步兵和骑兵，都和北方民族有很大关系。车兵，不是华夏的发明，而是北方民族的馈赠。步兵，本来很古老，但车战时代是附属于战车，不是独立建制的兵种。骑兵，早期也没有。春秋晚期，“毁车为行”（《左传》昭公元年），独立建制的步兵从晋国崛起，是为了对付擅长山地作战的戎狄，特别是山西北部的无终戎（注意：这种戎是属于“山戎”）。战国晚期，骑兵从赵国崛起，也是为了对付匈奴南下的骑兵。它们都和对付北方民族的流动作战有关。 草原地区对世界军事史的贡献很大。 这里讲车，车是野战的重要装备。 古代的车分两类，一类是战车，一类是辎重车。战车是马车，古人叫“小车”；辎重车是牛车，古人叫“大车”。《孙子》也讲这两种车。如下文“破车罢马”就是马车，“丘牛大车”就是牛车。但这里讲的两种车，都是战车，不包括牛车。 “驰车”是比较轻便，利于驰骋的战车；“革车”也是战车，相当“装甲车”，有皮甲装护，比较坚固，比较笨重。前者利于攻，后者利于守。曹操说，“驰车”是战车，“革车”是辎重车，不对。“革车”也是战车。●1 ●1 他是把“驰车”当《司马法》的“轻车”，“革车”当《司马法》的“重车”。但《司马法》的“轻车”是战车，“重车”是辎重车。古书中的“驰车”、“轻车”、“革车”都是马拉的战车，用以载人；“重车”是牛拉的辎重车，用以载兵器、衣装、粮秣。革车绝不是重车。 这里，“驰车”是以“驷”（音sì）计，“革车”是以“乘”（音shèng）计。“驷”是以马计，四匹马驾一辆车叫一驷；“乘”是以车计，一辆车叫一乘。“千驷”是1000辆，“千乘”也是1000辆。两种战车加一块儿，一共有2000辆。“带甲”，指穿戴甲胄的战士，数量是“十万”。早期，车徒编组，盛行十人制，一辆战车配甲士10人，3人在车上，7人在车下，其他徒兵，没有甲胄。战国，甲胄进一步普及，带甲之士，数量激增，古书常用这个词，但这个词，可能更早就有，比如《国语》的《吴语》和《越语》就有这个词。这里，“十万”是总数，既包括车上的，也包括车下的。古代战车，一般为三人制：车左居左，执弓矢；车御居中，执辔（缰绳）；车右居右，执戈矛。如果将帅在车上，也是居中，执桴鼓。2000辆战车，车上的甲士要有6000人。其他人，94000人，是跟在战车后面跑。 商周时期，战争规模有多大？主要看两样，一是战车有多少，二是兵员有多少。 牧野之战，武王克商，据说“革
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总共只有300辆战车，3000名战士。春秋早期，还是这种制度。春秋时代的大国，一般都有1000辆战车，当时叫“千乘之国”（《左传》哀公十四年），但实际作战，往往只有几百辆。“千乘之国”，只有甲士一万，加上徒兵，大概也就三万多人。但春秋晚期不一样，有些大国已突破这一规模。如晋、楚两国，战车很多，大约在5000辆左右，兵力可能超过15万人。 这里讲的规模，是反映春秋晚期的规模。这个数字，比起春秋早、中期的车千乘、人三军（约37500人）当然要大。过去，辨伪学家说，春秋不可能有车两千、士十万，恐怕是低估了当时的水平。《孙子》的话，不一定是夸大。 （二）粮草 “千里馈粮”，是讲军队开拔后的运输补给问题，下文叫“远输”。 上面讲“兵马”，人要吃饭，马要吃草。十万人吃饭，是个大问题。2000辆战车配8000匹战马，也需要很多草料。这里还没算驾辎重车的牛。驾车的牛有多少，《司马法》讲的丘赋制度，是出一匹马就要出三头牛，照此推算，2000辆马车，就得配6000辆牛车。8000匹马，6000头牛，这个数字很大。 （三）花钱 “内外之费”，“内”是国内，“外”是国外。它包括三项开支。 “宾客之用”，“宾客”是外交使节。这里是指用于外交的巨大开支，当时的外交官，很多都是说客和间谍。这是第一项开支。 “胶漆之材”，胶漆是修缮战车、戈矛之柄、弓弩和盾牌的主要材料。这是第二项开支。 “车甲之奉”，战车和甲胄，要不断补充。这是第三项开支。 “日费千金”，这句话也见于《用间》篇，是讲每日的开支。我计算过，当时的“千金”是374公斤重的铜。古人常以“千金”形容价值很高，如“一诺千金”，后人还把富贵人家的女孩称为“千金”。这里是极言其多，不一定是精确数字。 “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是讲军队开拔，兵出于境。 此篇是讲野战，但并没有具体讲野战怎么进行，重点是讲战争动员，前提是我刚才讲的一系列制度。 用兵之害的头一条是费钱。 这段话很重要，它说明，中国古代，战争动员，规模非常大。早在春秋晚期，规模就很大。当时，一个面积不足今日一省的国家，就能养一支两千辆战车、十万人的军队。春秋时期，大家挂在嘴边的还是“千乘之国”，顶多有五千辆战车。到了战国时期，则常有“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的说法。 战国中期以来，七大国都有几十万军队，秦国甚至有上百万军队。当时，各国的领土和人口都很有限，但养兵之多，难以想象。比如，秦灭六国，光是著名的“四大战役”（伊阙之战、鄢之战、
华阳之战、长平之战），死伤就达上百万，完全是“世界大战”的水平。 2.2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这段话有四个“久”字，都是讲耗费时间。耗费时间是“用兵之害”的第二条。 “其用战也”，是指投入野战。我们要注意，这里的“战”是放在“攻城”前面讲，明显不同于“攻城”。●1 曹注无说。旧注多以“胜久”为一词，如杜牧曰：“胜久，谓淹久而后能胜也，言与敌相持久而后胜，则甲兵钝弊，锐气挫衄，攻城则人力殚尽屈折也。”梅尧臣曰：“虽胜且久，则必兵仗钝弊，而军气挫锐；攻城而久，则力必殚屈。”王皙曰：“屈，穷也。求胜以久，则钝弊折挫，攻城则益甚也。”张预曰：“及交兵合战也，久而后能胜，则兵疲气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胜久则钝兵挫锐”，过去有争论。下文有“故兵贵胜，不贵久”，似乎“胜”和“久”应分开读，但旧注多以“胜久”为一个词，认为“胜久”和“速决”相反，是胜于持久，即靠消耗战，把敌人拖垮。●1 作者认为，这样做很不值，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拖垮，不但对野战不利，还影响到下一步的攻城。“钝兵挫锐”，比较简单，是消耗兵力、挫伤锐气的意思。大家要注意，“胜久”是一个词，下文“故兵贵胜，不贵久”正是拆解这个词，意思是说，“胜”才是目的，“久”不是目的，我们看重的是“胜”，而不是“久”。大家不要把“胜”字放到上一句，读成“其用战也胜”。●2 ●2 古人也有这种读法，如贾林曰：“战虽胜人，久则无利。兵贵全胜，钝兵挫锐，士伤马疲则屈。”现代学者多采用这种断句，如杨丙安《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6—7页；郭化若《孙子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5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4页；杨丙安（《孙子会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20—21页。案：明赵本学《孙子校解引类》说“‘胜’上疑脱一‘贵’字”，乃妄改。杨氏说《武经》系统各本如此，不确。宋本《武经七书》、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都没有这个字。还有人说，“胜”、“速”双声，“胜”应读为“速”，也不可信。●3 “胜”是书母蒸部字，“速”是心母屋部字，古音相差甚远。 “攻城则力屈”，野战久拖不决，不仅对野战不利，还对
后面的“攻城”不利，造成后劲不足，攻城攻不动。这是讲连带的后果。“屈”（音ju），是耗尽的意思。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久”字。“久暴师”是长时间把自己的军队暴露在国外。“暴”（音pù）是暴露的意思。“国用不足”是指国家的财政入不敷出。 “屈力殚货”，“屈”，音义同于上文，“殚”（音dàn），也是消耗殆尽的意思。“人”是人力资源，既包括前方的将士，也包括后方的百姓。“货”是钱财。 “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诸侯”指交战双方以外其他国家的君主，“弊”是衰败。这也是讲野战久拖不决的后果。 （接上页） ●3 杨丙安《孙子会笺》，20—21页。“虽有智者”，简本作“虽知者”。“知者”等于“有智者”。“虽有智者”，不是说“即使是有/智慧的人”，而是说“即使是/有智慧的人”。 最后两句，作者的结论很简单，“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即兵家讲究的是快，宁肯在“快”字上下笨工夫，也绝不在“慢”字上抖机灵。 春秋早期，旷日持久的战役少，攻城也少。《孙子》讲的战争到底有多长，《作战》篇没说，但《用间》篇说了，是“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可见很长。这样长的战争，春秋时期好像还没有，比较像是后起的特点，战国时期的特点。 2.3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屈力〕（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六〕；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弓，戟楯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七〕。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这段话和下面一段是讲“用兵之利”，即什么对用兵有好处。 开头两句，“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是讲“用兵之利”和“用兵之害”的关系。“用兵之利”是针对“用兵之害”。“用兵之害”有两条，一是费钱，二是耗时间。对策也是两条，一条是抢，一条是快。这里先讲第一条。 这段话是针对第一段话，第一段话讲战争规模大，补给线长，前方后方开销大，三大问题，关键是补给难。 补给之难分两方面，一是征发，二是运输。 （一）征发 征发属于军赋制度。《孙子》中的军赋制度，特点是什么都征，第一是征兵员，第二是征马
车、牛车（包括马牛）和各种武器，第三是征粮草，这里都讲到了。 本篇开头，“带甲十万”是讲第一样；“驰车千驷，革车千乘”是讲第二样，“千里馈粮”是讲第三样。 下文，“破车罢马，甲胄矢弓，戟楯矛橹，丘牛大车”，也是讲第二样。 （二）运输 作者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远输”是长途运输，补给线太长。上面讲的“千里馈粮”就是“远输”。“远输”的危害是劳民伤财。 读这段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用间》篇开头有段话，也是讲“远输”。它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远输”对百姓的伤害是，10万人打仗，要有70万家负责后勤保障，很多人被政府征调，全在这条补给线上搞运输，顾不上种地，把家里的地荒了，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叫“百姓贫”。 还有一个伤害，是物价上涨。古代打仗，军队所过，常设军市，突然跑来一堆人，需求太大，供给不足，会引起物价上涨。老百姓不但要吃没吃，手里的钱也毛了，这叫“百姓财竭”。 如此劳民伤财，再从国内征发，是雪上加霜。 这里提到“丘役”。丘役就是“丘赋”（《左传》昭公四年）。 丘赋的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现在还不太清楚。至少春秋中期的晚段已有。如公元前590年，鲁“作丘甲”（《春秋》成公元年），就是较早的记载。公元前538年，“郑子产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也是这种制度。兵书，《司马法》中有这种制度，《孙子》中也有这种制度。 《司马法》讲军赋，分两种，都是“算地出卒”。一种是十进制，一种是四进制。十进制，是按井、通、成、终、同、封、畿出赋。四进制是按井、邑、丘、甸、县、都出赋。 这里的“丘役”是属于后一种。它是从丘这一级征牛马，从甸一级征战车、辎重车和战士，并包括甲、盾、戈等兵器。 丘出的牛马，《司马法》佚文叫“匹马丘牛”。这里也提到“丘牛大车”。 战争有三大消耗，一是粮食短缺，二是武器消耗，三是人员伤亡。 （一）粮草 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这一条很重要。人要吃饭，马要吃草，没有粮草怎么打仗？ 古代军赋，兵员、车马是主要征集对象。比如《司马法》佚文讲的两种出军制度，就是如此。它们都没提粮草。但春秋晚期以来，因为战争规模扩大，战争时间延长，粮草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说到征粮草，有件事很有名。公元前484年，季康子想以“田”为征发单位，在鲁国征军粮。“田”是什么？“田”就是“井”，一井之地，
合900亩。上面提到，《司马法》的两种军赋，都是以“井”为基础。事先，季康子派他的管家，孔子的学生冉求，向孔子征求意见。孔子对这种新制度很不满，有尖锐批评。他批评什么？主要是说，征粮太多，不合古制。 孔子的话，有两种记载，分别见于《左传》哀公十一年和《国语·齐语》，两条不一样。后一条比前一条更重要，它直接提到粮草的征发。原文是：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国语·齐语》） 孔子说的“先王”之法，应该出自当时还在的“周公之典”（见《春秋左传》哀公十一年）。他说，周公征粮是量力而征，远近、有无、老幼、鳏寡、孤独、病弱，都要斟酌，打仗才征，不打仗不征。征，也很少，顶多一井出40把禾秆、1把柴禾、16斗米。●1 ●1 一井，也叫一田，方一里（1里×1里），合900亩。禾是用来喂牛马的禾秆。刍是用来烧火做饭的柴禾，也叫刍藳。米是人吃的谷米，没舂的叫粟，脱壳的叫米。稯禾是40把禾秆，秉刍是1把柴禾，缶米是16斗米。 一井出16斗米是什么概念？我可以替大家算一下。 （1）古代“算地出卒”，不管10家出一个兵，7.68家出一个兵（均见于《司马法》佚文），一井顶多出一个兵。这16斗米是多少？是一个士兵的口粮。 （2）古代士兵，每顿饭，标准分五等：“半食”，每顿吃1/2斗；“参食”，每顿吃1/3斗；“四食”，每顿吃1/4斗；“五食”，每顿吃1/5斗；“六食”，每顿吃1/6斗（《墨子·杂守》）。 （3）当时人，每天吃几顿饭？一般是两顿饭。每个士兵，定量最高，一天也顶多吃一斗米；最低，一天只能吃1/3斗。 （4）这样算下来，16斗米，最多能吃48天，最少能吃16天，平均下来，大约也就是一个月的口粮。 西周时期，春秋早中期，战争规模小，时间短，这点粮草也就够了。但照《孙子》讲的“凡用兵之法”，10万口人吃饭，8000匹马吃草（还没算牛），恐怕不行。所以，上面讲的那个故事，故事的结果是，第二年一开春，季氏一意孤行，不管孔子高兴不高兴，还是按田征赋（《春秋》哀公十二年、《左传》哀公十二年）。 （二）装备 粮草有了，还有武器。 第一类武器是车，战车和辎重车： （1）“破车罢马”。是指马车，包括上面说的驰车和革车。 （2）“丘牛大车”。是从丘征发上来，用牛拉的辎重车。 这两种车，上面已经谈到。 第
二类武器是单兵使用的武器和护具： （1）“甲胄矢弓”。 （2）“戟楯矛橹”。楯音dùn，同盾；橹音lǔ，是大可蔽身的盾牌。“矛橹”，《十一家注》本作“蔽橹”，“橹”或“蔽橹”都是长可蔽身的大盾。 甲，用来护体；胄，用来护头；盾、橹，用来抵挡矢石。这些是防御性的武器，类似动物的甲壳。 进攻性的武器，戟、矛、弓、矢，都是靠锋刃杀人，类似动物的爪牙和犄角。 戟，同戈是一类，是戈的变形，详下。 矛，是刺兵，一锋两刃，以锋为主。 弓矢，以弓送矢，以矢杀人，可用于远程射杀。 《十一家注》本，“弓矢”作“矢弩”。弩是用弩机控弦的射具，杀伤力比一般的弓矢更大。 这里没提到的武器是戈和剑。 戈，是勾兵。戈头用青铜制造，叫“戈”，戈柄用竹木制造，叫“柲”。戈头，形状有点像镰刀，横置于长柄上，与长柄垂直。其前端，有如刀的锋刃，叫“援”；后端，有如刀的短柄，叫“内”；援、内之间有横格，用以缚柲，叫“阑”。戈的特点是“旁敲侧击”，用“勾啄”（勾和凿）的方法杀人，因此柄是扁的。 商代的戈，以一字形为主，有援有内，并流行銎内戈、曲内戈、三角援戈，丁字形戈的也已出现。 两周时期的戈，以丁字形为主。这种戈，戈刃向下延伸，叫“胡”；在阑侧加孔，便于穿绳缚柲，叫“穿”（从一穿到四穿不等）。丁字形的戈，通常是由援、胡、内三部分组成。 战国秦汉，戈加矛刺，向十字形发展，才有多枝的戟。戟的本义，就是指多枝。它的发展趋势是，戈援逐渐上扬，援胡连线逐渐接近45°，戈内也逐渐上扬。戈援、戈内，每一面都有刃，前冲，侧击，左右挥砍，每个方向都有杀伤力。三叉戟、多戈戟，也是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剑，也是一锋两刃，但与戈、矛、戟不同，属于短兵，没有柄，主要用于近身格斗。 古代打仗，武器从哪儿来？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春秋早期的制度，武器藏在国家的武库里，民间不大有，出兵前才授甲授兵；另一种是春秋晚期的制度，武器不光由国家供应，还从民间征发。如《司马法》讲丘赋，说丘甸要出戈、盾（佚文）。《春秋》说鲁“作丘甲”（成公元年），还从丘甸征甲。 战国以来，武器的需求急剧增加，光从民间征发不够，还靠罪犯制造。当时，有用货币、实物或劳役抵罪的制度。用来抵罪的东西，经常是武器，如睡虎地秦简的律令，就有用甲、盾赎刑的例子。出土发现，很多兵器都是犯人造。 武器，车最贵。夺车等于夺坦克。作者说，“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对兵车最看重。 （三）兵员 战斗减员，非战斗减员
，情况如何，原书未说，但减员就要补充。从哪儿补充？从远离身后的大后方？太远。如果能利用敌方的战斗人员，岂不更好？下文“卒善而养之”就是针对这一问题。 针对三大消耗，作者的对策是： （1）“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这是讲吃敌人的粮食。 “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是说不要多次征发。这里“役”是征发人力，“籍”是注册登记。古代老百姓，吃粮当兵，要注册登记，登记姓名、籍贯，来自某郡某县某里，这叫“伍籍”。“役不再籍”，是说国内征兵，征多少算多少，出兵之后，就不再从国内抓壮丁。“粮不三载”，是说军粮也不再从国内运输。“再”、“三”不是实际数目，只是表示多次。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作者说“役不再籍，粮不三载”，那一切吃的用的从哪里来？答案是，先从国内征一次，以后就不征了，什么都靠敌人，一切就地解决。 “故智将务食于敌”，就是讲吃敌人的粮食。 “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是说就地征粮和从国内征粮相比便宜得多，价格比是1∶20。古代称粮食多用量器，称草料多用衡器。“食敌一钟”是讲粮食。“钟”是齐国的容量单位。齐国量制分两种。姜齐量制是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四釜为钟，属于四进制；陈齐量制是四升为豆，五豆为釜，五釜为区，十区为钟，属于十进制。两种量制，都是以“钟”为最高一级。姜齐量制的“钟”是256升，陈齐量制的“钟”是1000升。孙武时代的“钟”应该是前一种，折合今制，约合205公升。“秆一石”是讲草料。“”同萁（音qí），是豆秸。“秆”（音gǎn），是谷草。这两样都属于草料。“石”（音shí，今读dàn），是重量单位。齐国的一石，折合今制，约合30公斤。 （2）“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 这是讲夺取敌人的战车。作者说，杀敌靠愤怒，夺敌靠奖赏。如果有人能夺取10辆战车，一定要奖赏先得者。“更其旌旗”，是说更换旌旗，把敌车变成己车。 （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 这是讲兵员和武器的补充。怎么补充？不是从后方往前方送，而是取之于敌，就地补充。“车杂而乘之”，是把缴获的战车和自己的战车混编在一起。这是补充武器。“卒善而养之”，是优待俘虏，把俘虏养起来，反过来为我方作战。这是补充兵员。这两条，前一条容易，后一条难。 古代战争很残酷，种族灭绝，司空见惯
。这是笨办法。如果不杀，抓回来当奴隶，才比较聪明。但养活奴隶，谈何容易？它有两大前提，一是除了自己吃，还有余粮，二是有办法对付俘虏暴动。仔细想想，全是人对付动物的办法。●1 ●1 人类打猎，最初也是逮住就杀，后来才学会畜养、繁育和驯化动物。畜养、繁育和驯化的前提也是这两条，一要有多余的粮食，二要有足够的安全。 当时，俘虏人的人比现在残忍，被俘虏的人比现在害怕，非常敏感。 古代战争，对待俘虏，经常是活埋。比如长平之战，赵军在战场上只死了5万人，40万人都是俘虏。这么多人，吃住疗伤怎么办？发生暴动怎么办？白起很头疼，也很害怕。古人碰到这种事，想法很简单，干脆全都杀掉。怎么杀？用刀剑斩杀，太麻烦，他们觉得，活埋最省事，所以“诈杀降卒”很普遍。白起说，“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除把年幼的240人放归，全部活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1 ●1 《史记·赵世家》：“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199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过遗址中的永录1号尸骨坑，坑中尸骨几乎都是先杀后埋，推测是阵亡的赵卒。参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平之战遗址永录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33—40页。案：长平之战的遗址尚未全面揭露，永录1号尸骨坑只是个面积不足25平方米，埋尸130个的小坑。这一发现，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司马迁的记载。有人怀疑司马迁的说法，参看：王树新等《战国长平之战新考》，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95—99页。司马迁的年代离长平之战（前260年）并不太久，他讲七国史，秦国史料最丰富，秦尚首功，对斩首捕虏的记载最重视，此说不容轻易否定。更何况，坑杀降卒，古代很普遍，当时杀人多，不止这一数字。这里仍用《史记》旧说。 秦灭六国是这样，六国造反也是这样，一报还一报。比如项羽，就是到处坑杀。司马迁说，楚军沿途“阬杀人以千万数，布常为首虐”（《史记·黥布列传》）。新安之战，“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理由是“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史记·项羽本纪》），同样害怕俘虏暴动。●2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古代野蛮人才会这么干。现代战争，虐杀俘虏，包括活埋，这样的事仍然很多。南京大屠杀就是显例。 《孙子》的时代，还没有《日内瓦公约》，也没
有“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一说。联系这样的背景读《孙子》，你会觉得，“卒善而养之”，实在不容易。 粮食就地补充，武器就地补充，兵员就地补充。这三条加起来，就是所谓“胜敌而益强”。 2.4 故兵贵胜，不贵久。 这段话只有七个字，是讲“用兵之利”在于“速”。 它是针对第二段。第二段说“用兵之害”在于“久”，这里就是针对“久”。“久”的反义词是“速”。 前人注释这段话，都说“兵贵胜”是强调“速”。如孟氏说“贵速胜疾还也”，梅尧臣说“上所言，皆贵速也”。因此有人干脆在“胜”字上加了个“速”字。如赵本学《孙子校解引类》就提到过这类妄改，说“一本‘胜’上有‘速’字，非●2 坑杀降卒的将军，内心也不是滋味，往往害怕是”。 （接上页） 报应。如白起自杀前就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李广跟王朔发牢骚，说自己身经百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王朔说，“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李广说，“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史记·李将军列传》）。上面提到，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胜”应读为“速”，●3 也不对。 我们不必添字解经，也不必改字解经。 作者说“兵贵胜，不贵久”，从字面含义讲，他强调的是“胜”而不是“速”。但我们应该分析一下他所谓的“胜”。 打仗，目的都是求胜。“胜”是什么意思？只是把敌人打败打服，让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不是拼消耗，不是拼持久。胜可胜于“速”，也可胜于“久”。胜于“久”，就是第二段讲的“胜久”。“胜久”是持久战，靠持久取胜。这里讲“不贵久”，就是不贵“胜久”，不贵“胜久”贵什么？当然是贵“胜速”。这样的“胜”当然是“速胜”。●3 杨丙安《孙子会笺》，20—21、31—32页。 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快”对军事很重要。 古代战争，骑马民族的特点是速度快，来如洪水，去如飘风。《孙子》论战，主于“为客之道”，也强调快。古今中外，到别国作战，毫无例外，都强调快。 快的道理是什么？是怕补给跟不上，反制措施是什么？是拖、耗。这是以慢制快。对方拖、耗怎么办？还有反反制措施。反反制措施是什么？主要是抢。不抢不行。你抢，他就坚壁清野，斗争是反反复复。 骑马民族之所以快，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补给方式，牛羊随行，不需转输粮饷。他们擅长抄掠，擅长就地补充给养。抢是对付拖、耗。他们是靠抢掠维持其“无后方作战”。历史
上的侵略战争都靠“抢”，《孙子》的办法也是“抢”。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对付德国，中国对付日本，都是采用持久战。毛泽东写《论持久战》就是讲这种反制措施。他说，战略可以持久，但战术还靠速决。●1 ●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字典纸四卷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228—229页。 快仍然很重要。 2.5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这段话是全篇的结语，可以和《计》篇的开头对着看。 “知兵之将”的“兵”是军队或军事，不要翻成“武器”，不要翻成“战争”。军旅之事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当将军的不可不细心研究。《计篇》开头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的“知兵之将”，就是深明此理的将军。 “司命”，是天上的星官，掌握人的生命。《史记·天官书》说，文昌宫有六星，其中第四星叫司命。司命是定人死生寿夭的神。文昌六星，还有一颗星叫司中，是第五星。司中也叫“司过”或“司祸”，则是计人罪过，定人寿数的神。前者是大司命，后者是少司命。《孙子》把将军比喻为这种神，是因为人民的死生、国家的安危，全都攥在他一个人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