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说，波普艺术抹平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直接导致了传统艺术的消解。那么，被称为“波普艺术之父”的理查德・汉密尔顿可以算得上为传统艺术敲响丧钟的第一人。 汉密尔顿于1922年出生在伦敦，家境贫寒，父亲是一家汽车公司的司机。这样的出身似乎与艺术八竿子打不着边，但汉密尔顿是一个固执梦想，从不服输的人。父亲一再告诫他，艺术虚无缥缈，应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将来找一份正经工作，他完全不予理会。 当汉密尔顿在10岁时告诉家人，自己想成为一名画家后，谁也拦不住他了，他开始自学绘画。14岁时参加一次儿童画展，他的作品竟被评委遗漏。汉密尔顿很不服气，在颁奖之际，拿着自己的画冲到颁奖者面前与他理论。此人是皇家艺术学院院士，他看过这幅作品后，很欣赏作者的绘画天赋，就向当时的皇家美术学院校长推荐了汉密尔顿，不过那时他岁数太小，两年后才被录取。入校不久后战争爆发，学校也在1940年被迫关门，他重新进入社会谋生，找到一份绘图的工作。 皇家美术学院在战后复课，汉密尔顿得以重返校园。多年的底层生活经验未能磨平他性格中的棱角，他仍然桀骜不驯。但新校长严厉而保守，对他多有呵责。当一位老师夸赞汉密尔顿的画颇有塞尚风格时，校长表示“在奥古斯都・约翰面前，塞尚简直一文不值”。汉密尔顿轻蔑地大笑起来。此后没多久，他就收到校方一纸通知，他被开除了，理由是“未服从教导”。 走出学校，他又应征服役。军人生活要求遵守纪律，自由惯了的汉密尔顿痛不欲生。为了打发时间，他找来一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小说不守成规，不屈从任何套路的写法，让汉密尔顿格外着迷。他意识到：从事艺术，不必受困于风格与手法，《尤利西斯》每一章的风格都不同，却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对《尤利西斯》的热爱，还促成了他的另一爱好――为这部小说创作插画，他断断续续坚持50年直到全部画完。 他在1948年进入斯莱德美术学院，凭借“老兵”身份申请到一笔奖学金，用以完成三年学业。在斯莱德，他开始接触杜尚的现代艺术并深受其影响。 1953年，汉密尔顿得到中央艺术学校的教职，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独立团体”的几位核心成员，他也加入其中。那时英国社会一片沉闷，“独立团体”的成员们却对刚刚兴起的消费文化保持开放心态，他们经常聚集在英国当代艺术中心，探讨新技术、广告和大众文化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 1956年，独立团体”在伦敦白教堂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开创性的展览“这就是明天”。参展作品中有汉密尔顿的剪贴画《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变得如此不同，那么迷人？》。展览非常成功，而汉密尔顿的作品引发强烈反响，成为他的代表作，也被看做波普艺术诞生的标志。 到1962年，他遭遇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他的妻子死于一场车祸。这几乎将汉密尔顿击垮，他开始变得消沉，人生和事业均坠入低谷。但他最终还是站了起来，远遁美国并与杜尚成为好朋友。经杜尚鼓励，他在艺术上获得重生，意识到艺术家应当毫无羁绊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更要勇敢地否定自己，不能重复既有套路。回到英国后，他尝试突破，寻找新的创造方向。 到20世纪60年代，汉密尔顿确立起自己的艺术风格，成长为波普艺术中的先锋人物。他总能以锐利的创作手法抓住消费文化之核心，而披头士的“白色专辑”封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汉密尔顿为专辑设计了纯白封面。为强化小规模生产的概念，他在专辑的角落里随意地写上“披头士”，每张专辑上印有类似手动编号机留下的编号。专辑内部放入用披头士乐队成员生活照做成的剪贴画。整套设计为“白色专辑”的畅销贡献不小，但汉密尔顿仅得到200英镑的报酬。后来谈到此事，他曾不客气地表示，“这些人实在太抠门了。” 20世纪70年代，汉密尔顿搬到牛津郡，其作品逐渐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常有离经叛道之举。当北爱尔兰冲突以及博比・桑兹绝食抗议等历史事件被媒体宣扬得铺天盖地时，他制作出一系列政治画作，引来很多争议与批评。 汉密尔顿从童年开始就热衷于泡博物馆，以吸取创作灵感。他常常连续好几天去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驻足欣赏伦勃朗的作品。因为生活清贫，他对博物馆收取门票的行为深恶痛绝。所以，当一场旨在取消博物馆门票的“向所有人免费”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之际，汉密尔顿立刻投身其中，负责为游行群众设计海报。在社会各方力量努力下，这场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汉密尔顿设计的海报中，有一幅画面是拉斐尔被囚禁在栏杆后，因为没有了观众，他一脸哀怨悲苦。海报设计得如此打动人心，连被抗议者都爱不释手。1998年5月，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宣布永久收藏这幅海报。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美学博士
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说，波普艺术抹平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直接导致了传统艺术的消解。那么，被称为“波普艺术之父”的理查德・汉密尔顿可以算得上为传统艺术敲响丧钟的第一人。 汉密尔顿于1922年出生在伦敦，家境贫寒，父亲是一家汽车公司的司机。这样的出身似乎与艺术八竿子打不着边，但汉密尔顿是一个固执梦想，从不服输的人。父亲一再告诫他，艺术虚无缥缈，应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将来找一份正经工作，他完全不予理会。 当汉密尔顿在10岁时告诉家人，自己想成为一名画家后，谁也拦不住他了，他开始自学绘画。14岁时参加一次儿童画展，他的作品竟被评委遗漏。汉密尔顿很不服气，在颁奖之际，拿着自己的画冲到颁奖者面前与他理论。此人是皇家艺术学院院士，他看过这幅作品后，很欣赏作者的绘画天赋，就向当时的皇家美术学院校长推荐了汉密尔顿，不过那时他岁数太小，两年后才被录取。入校不久后战争爆发，学校也在1940年被迫关门，他重新进入社会谋生，找到一份绘图的工作。 皇家美术学院在战后复课，汉密尔顿得以重返校园。多年的底层生活经验未能磨平他性格中的棱角，他仍然桀骜不驯。但新校长严厉而保守，对他多有呵责。当一位老师夸赞汉密尔顿的画颇有塞尚风格时，校长表示“在奥古斯都・约翰面前，塞尚简直一文不值”。汉密尔顿轻蔑地大笑起来。此后没多久，他就收到校方一纸通知，他被开除了，理由是“未服从教导”。 走出学校，他又应征服役。军人生活要求遵守纪律，自由惯了的汉密尔顿痛不欲生。为了打发时间，他找来一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小说不守成规，不屈从任何套路的写法，让汉密尔顿格外着迷。他意识到：从事艺术，不必受困于风格与手法，《尤利西斯》每一章的风格都不同，却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对《尤利西斯》的热爱，还促成了他的另一爱好――为这部小说创作插画，他断断续续坚持50年直到全部画完。 他在1948年进入斯莱德美术学院，凭借“老兵”身份申请到一笔奖学金，用以完成三年学业。在斯莱德，他开始接触杜尚的现代艺术并深受其影响。 1953年，汉密尔顿得到中央艺术学校的教职，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独立团体”的几位核心成员，他也加入其中。那时英国社会一片沉闷，“独立团体”的成员们却对刚刚兴起的消费文化保持开放心态，他们经常聚集在英国当代艺术中心，探讨新技术、广告和大众文化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 1956年，独立团体”在伦敦白教堂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开创性的展览“这就是明天”。参展作品中有汉密尔顿的剪贴画《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变得如此不同，那么迷人？》。展览非常成功，而汉密尔顿的作品引发强烈反响，成为他的代表作，也被看做波普艺术诞生的标志。 到1962年，他遭遇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他的妻子死于一场车祸。这几乎将汉密尔顿击垮，他开始变得消沉，人生和事业均坠入低谷。但他最终还是站了起来，远遁美国并与杜尚成为好朋友。经杜尚鼓励，他在艺术上获得重生，意识到艺术家应当毫无羁绊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更要勇敢地否定自己，不能重复既有套路。回到英国后，他尝试突破，寻找新的创造方向。 到20世纪60年代，汉密尔顿确立起自己的艺术风格，成长为波普艺术中的先锋人物。他总能以锐利的创作手法抓住消费文化之核心，而披头士的“白色专辑”封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汉密尔顿为专辑设计了纯白封面。为强化小规模生产的概念，他在专辑的角落里随意地写上“披头士”，每张专辑上印有类似手动编号机留下的编号。专辑内部放入用披头士乐队成员生活照做成的剪贴画。整套设计为“白色专辑”的畅销贡献不小，但汉密尔顿仅得到200英镑的报酬。后来谈到此事，他曾不客气地表示，“这些人实在太抠门了。” 20世纪70年代，汉密尔顿搬到牛津郡，其作品逐渐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常有离经叛道之举。当北爱尔兰冲突以及博比・桑兹绝食抗议等历史事件被媒体宣扬得铺天盖地时，他制作出一系列政治画作，引来很多争议与批评。 汉密尔顿从童年开始就热衷于泡博物馆，以吸取创作灵感。他常常连续好几天去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驻足欣赏伦勃朗的作品。因为生活清贫，他对博物馆收取门票的行为深恶痛绝。所以，当一场旨在取消博物馆门票的“向所有人免费”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之际，汉密尔顿立刻投身其中，负责为游行群众设计海报。在社会各方力量努力下，这场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汉密尔顿设计的海报中，有一幅画面是拉斐尔被囚禁在栏杆后，因为没有了观众，他一脸哀怨悲苦。海报设计得如此打动人心，连被抗议者都爱不释手。1998年5月，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宣布永久收藏这幅海报。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