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师傅2012年07月18日 03:12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我17岁时下乡务农，日子过得有些尴尬。挑粪，别人健步如飞，我一步三摇，赶不上十三四岁的小孩。锄草，别人连耍带唱，我锄上一截就累得直不起腰。大拨儿社员早已进入工间休息，一袋烟都快抽完了，我才勉强跟上来，干完该干的活儿。
愁眉不展之际，我竟然想找点可以偷懒、工分又不低的营生去做。当时的分配体制，不是奖勤罚懒，而是吃大锅饭，于是奸猾之徒有空子可钻。我的想法遭到房东老汉当头棒喝：“城市娃娃，做营生跟不上，那不稀罕。后生家，受些苦怕甚？出力长力，惜力没力。”
说来也怪。我听了房东老汉的话，第二年便感觉自己的生活从容了许多。帮邻居盖房，我也能连续飞抛土坯；往场院运庄稼，我也能用铁叉挑起巨大的“个子”，将它们扔上马车；装着六斗粮食（约90公斤）的麻袋，我扛起来，闲庭信步……“这娃儿长成了。”房东老汉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打几下，慢吞吞地说。
21岁时进厂做工，好像有一点底气，因为我已经具备粗浅的务农经验。师傅当时40岁出头，是六级钳工。
一天，师傅拿来一小块铁料，要我锉成边长12毫米的小立方体。我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不惜力、不动脑地锉开了。看看尺寸差不多了，师傅用卡尺量了一下，然后问我：“对角线是多长？”“就这么长。”我用两个手指头比画着。“‘这么长’是多长？你计算过吗？”我语塞。“你以后少说没尺寸的话，那不叫机械工人。瞧你锉的，几个对应面都不平行，歪七扭八，食堂大师傅切出来的豆腐丁儿都比它规矩。”我蒙了。师傅大手一甩，我锉出的“豆腐丁儿”进了废料堆。“你记住，机械工人就得‘机械’，开口得有尺有寸，出手得横平竖直。”
噢。我似乎悟出了师傅的用意。
那时正值“文革”后期。由于年轻，好歹又认识几个字，进厂没几天我就被任命为“理论辅导员”，外出听报告，回厂作报告，鹦鹉学舌，宣讲“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师傅想告诉我，作为机械工人，你的技术还不合格，不应该让那些虚假的东西占据你的生活；至于为人处世，你差得更远。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有幸上了大学。离开工厂时，师傅亲手用铁料锉出一个边长12毫米的小立方体，貌似漫不经心地送给我。我用卡尺一量，它的尺寸误差不超过0.02毫米，所有的棱线、对角线、平面都规规矩矩。虽然未经任何表面处理，但在我眼里，它的六个平面上那细腻的锉纹，就是极美的装饰。
我至今保存着它——有尺有寸、横平竖直的标
志。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家人文社科杂志社的资料室做图书管理员，兼任清洁工。
我不惜力，把自己负责管理的图书排列得横平竖直。我一边打扫书库，一边对照分类表，一类一类、一架一架地记住各个类目之下都有些什么书。小憩时，翻看目录卡，回想库中书，一个中等规模的图书文献体系逐渐在我脑海中形成。
“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吗？”一位读者问。“目录卡里要是没有，那就没有。”我回答。“别处能找到吗？”“不知道。”
“不许说‘不知道’。”说话的是资料室主任，我的领导，上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我们有《古史辨》，顾颉刚先生发表在《古史辨》上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就是《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的前身。”答复了读者，主任回过头来对我说：“你记住的那点东西不够用。丛书、套书的子目必须熟悉，同名异书、同书异名的情况必须了解，每天都要翻翻《中国丛书综录》、《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
我表示愿意学习。主任又严肃地说：“任何专家，教授、研究员也好，医生、工程师也罢，谈到其专业领域以外的事情，都可以说‘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行当——图书管理员，永远不许对读者说‘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对不起，我帮您查’。揭示文献信息，也需要学问。”
这番近乎迂腐的话，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共鸣。我开始关注各种书目，关注各种通用及专业工具书，还不厌其烦地剪报、摘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滑稽地、不合时宜地“积累”知识，念叨着“一物不知，学者之耻”的梦话。有读者找《洙泗考信录》，没有单行本，我会推荐《崔东壁先生遗书》。有读者找《都尔的本堂神甫》，没有单行本，我会推荐《傅雷译文集》某一卷。灰头土脸，乐此不疲。
年过不惑，直至退休，我在一家大报做检校工作，此前笨拙的积累派上了用场。对传统文献和工具书的熟悉、对语文规范的了解，让我这个半路出家、名不副实的“报人”工作得挺愉快。常有年轻人诧异于老朽记忆之芜杂、之坚牢，那是因为他们太习惯于搜索、复制、粘贴。我仍然不惜力。检查报纸大样，宁愿麻烦，也要查资料。标注修改符号，我尽量做到横平竖直。我愿意把旧大样叠得有尺有寸，整齐划一。
如果说，肯“出力”是做事的前提，那么“尺寸”和“平直”便是应当努力接近的标准，“不许说‘不知道’”则是更高、更广的要求。这仅仅是就“做事”而言。实际上，它们更表达着某种只可意会的“做人”境界。
说不上茅塞顿开，说不上醍醐灌顶，可这几句直白的
话就是那么有滋有味。这些，正是房东老汉、钳工师傅、资料室主任 “影响”我的。
我的三个师傅2012年07月18日 03:12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我17岁时下乡务农，日子过得有些尴尬。挑粪，别人健步如飞，我一步三摇，赶不上十三四岁的小孩。锄草，别人连耍带唱，我锄上一截就累得直不起腰。大拨儿社员早已进入工间休息，一袋烟都快抽完了，我才勉强跟上来，干完该干的活儿。
愁眉不展之际，我竟然想找点可以偷懒、工分又不低的营生去做。当时的分配体制，不是奖勤罚懒，而是吃大锅饭，于是奸猾之徒有空子可钻。我的想法遭到房东老汉当头棒喝：“城市娃娃，做营生跟不上，那不稀罕。后生家，受些苦怕甚？出力长力，惜力没力。”
说来也怪。我听了房东老汉的话，第二年便感觉自己的生活从容了许多。帮邻居盖房，我也能连续飞抛土坯；往场院运庄稼，我也能用铁叉挑起巨大的“个子”，将它们扔上马车；装着六斗粮食（约90公斤）的麻袋，我扛起来，闲庭信步……“这娃儿长成了。”房东老汉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打几下，慢吞吞地说。
21岁时进厂做工，好像有一点底气，因为我已经具备粗浅的务农经验。师傅当时40岁出头，是六级钳工。
一天，师傅拿来一小块铁料，要我锉成边长12毫米的小立方体。我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不惜力、不动脑地锉开了。看看尺寸差不多了，师傅用卡尺量了一下，然后问我：“对角线是多长？”“就这么长。”我用两个手指头比画着。“‘这么长’是多长？你计算过吗？”我语塞。“你以后少说没尺寸的话，那不叫机械工人。瞧你锉的，几个对应面都不平行，歪七扭八，食堂大师傅切出来的豆腐丁儿都比它规矩。”我蒙了。师傅大手一甩，我锉出的“豆腐丁儿”进了废料堆。“你记住，机械工人就得‘机械’，开口得有尺有寸，出手得横平竖直。”
噢。我似乎悟出了师傅的用意。
那时正值“文革”后期。由于年轻，好歹又认识几个字，进厂没几天我就被任命为“理论辅导员”，外出听报告，回厂作报告，鹦鹉学舌，宣讲“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师傅想告诉我，作为机械工人，你的技术还不合格，不应该让那些虚假的东西占据你的生活；至于为人处世，你差得更远。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有幸上了大学。离开工厂时，师傅亲手用铁料锉出一个边长12毫米的小立方体，貌似漫不经心地送给我。我用卡尺一量，它的尺寸误差不超过0.02毫米，所有的棱线、对角线、平面都规规矩矩。虽然未经任何表面处理，但在我眼里，它的六个平面上那细腻的锉纹，就是极美的装饰。
我至今保存着它——有尺有寸、横平竖直的标
志。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家人文社科杂志社的资料室做图书管理员，兼任清洁工。
我不惜力，把自己负责管理的图书排列得横平竖直。我一边打扫书库，一边对照分类表，一类一类、一架一架地记住各个类目之下都有些什么书。小憩时，翻看目录卡，回想库中书，一个中等规模的图书文献体系逐渐在我脑海中形成。
“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吗？”一位读者问。“目录卡里要是没有，那就没有。”我回答。“别处能找到吗？”“不知道。”
“不许说‘不知道’。”说话的是资料室主任，我的领导，上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我们有《古史辨》，顾颉刚先生发表在《古史辨》上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就是《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的前身。”答复了读者，主任回过头来对我说：“你记住的那点东西不够用。丛书、套书的子目必须熟悉，同名异书、同书异名的情况必须了解，每天都要翻翻《中国丛书综录》、《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
我表示愿意学习。主任又严肃地说：“任何专家，教授、研究员也好，医生、工程师也罢，谈到其专业领域以外的事情，都可以说‘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行当——图书管理员，永远不许对读者说‘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对不起，我帮您查’。揭示文献信息，也需要学问。”
这番近乎迂腐的话，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共鸣。我开始关注各种书目，关注各种通用及专业工具书，还不厌其烦地剪报、摘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滑稽地、不合时宜地“积累”知识，念叨着“一物不知，学者之耻”的梦话。有读者找《洙泗考信录》，没有单行本，我会推荐《崔东壁先生遗书》。有读者找《都尔的本堂神甫》，没有单行本，我会推荐《傅雷译文集》某一卷。灰头土脸，乐此不疲。
年过不惑，直至退休，我在一家大报做检校工作，此前笨拙的积累派上了用场。对传统文献和工具书的熟悉、对语文规范的了解，让我这个半路出家、名不副实的“报人”工作得挺愉快。常有年轻人诧异于老朽记忆之芜杂、之坚牢，那是因为他们太习惯于搜索、复制、粘贴。我仍然不惜力。检查报纸大样，宁愿麻烦，也要查资料。标注修改符号，我尽量做到横平竖直。我愿意把旧大样叠得有尺有寸，整齐划一。
如果说，肯“出力”是做事的前提，那么“尺寸”和“平直”便是应当努力接近的标准，“不许说‘不知道’”则是更高、更广的要求。这仅仅是就“做事”而言。实际上，它们更表达着某种只可意会的“做人”境界。
说不上茅塞顿开，说不上醍醐灌顶，可这几句直白的
话就是那么有滋有味。这些，正是房东老汉、钳工师傅、资料室主任 “影响”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