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贫穷、走红、过气后，他说自己现在的状态从不曾如此舒展过。2012年夏天，“好声音”的转椅让在歌坛沉浮了十余年的杨坤重回歌坛一线。
几天前，杨坤被一个噩梦惊醒了。他发现身上没有钱，没东西吃，没地方住。这时候，距离他摆脱那种生活已经过去10年，他有条件培养喜欢老爷车或重型机车这类昂贵的爱好，但不安全感曾经长久伴随他，从1995年至今，他搬过55次家，最糟糕的时候，住过80块钱一个月的防空洞。
在经历了贫穷、走红、过气、抑郁等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在“杨坤1/32北京演唱会”记者会上见到他时，他正在接受采访，那天下午一共有五六轮访问，天黑后，人群渐渐散去，他承认，最近想找他的人太多。
演出商后来悄悄告诉我，杨坤的商演价近期一路飙升，为了挡去更多邀请，经纪人不得不抬高价格说出个吓人的数字，没想到还是有人不怕贵，愿意出钱。
就在一年前的同一时间，他为自己2011年北京演唱会做宣传，记者会匆匆了之，主办方工作人员会后给各大媒体记者打电话发短信，拜托稿子尽量帮帮忙发大点。
在更早的2006年冬天，我们约在空落落的唱片公司会议室，他比我早到，一个人静静地等着。那时正值他有抑郁症，不爱说话，对社交恐惧，写了一首歌叫《我比从前更寂寞》，是他成名后又落寞的心态。当时，他对歌坛惨淡现状也多有抱怨，又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尽管嘴里唱的是《无所谓》。
那年正值湖南卫视“超女”很火，记者找他做采访，都爱问他怎么看李宇春，怎么看选秀，他忍不住开炮，“她不会唱歌”，惹来骂声一片。他也不想做评委，“我这性格干不了啊！我肯定都说实话，要配合节目，我做不到啊”。
和他再度提及这些，他说全部记得，说完笑一笑，然后叹气。如今，他已经成了“超女”之后最热门的选秀节目的评委，并借此找回了失去的人气。
但他脸上看不到一丝沾沾自喜。有时候他躺在床上想起这十年来的种种，会觉得挺不可思议，“即使‘好声音’带来的不是重生，也是老天爷在我这个年纪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1995年，唱了两晚就被北京保利大厦歌厅赶出来的杨坤，揣着老板扔给他的100块钱来到当时最火的酒吧“卡萨布兰卡”，他点唱了一首庾澄庆的成名曲《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声音惊动了正在后台候场的沙宝亮。后来杨坤和沙宝亮、满江一起，成为那年“卡萨布兰卡”里最火的驻唱歌手。
2000年，他因为唱《无所谓》走红。
2012年，他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与同为导师的庾澄庆搭档，两个人在同样的位置去为别人转身，给别人机会，“能和他同台，对我来说，是件很荣幸的事”。
但他说自己不会再膨胀。“妹妹，我已经40岁了，你哥我已经火过一次了，如果现在再膨胀的话，那就真白活了。”
“‘好声音’给的一些机会，对我来说必须要珍惜，”他说，“因为现在很多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能在台上再开演唱会，你问问现在有几个人？没有资格膨胀了，没有理由膨胀了。”
杨坤不缺乏岁月的历练。他的第一张专辑里，做文艺兵时的老班长曾录了这样一段旁白形容他：“舞厅伴唱生涯令他对人生失去了信心。他为没人为他写歌而苦恼，犹如一只海上漂泊的孤舟，他绝望了，悲伤了，他最大的痛苦是老唱别人的歌，他最大的冤枉是别人唱他的歌。”
杨坤每次听到老班长的这番话，总忍不住笑中带泪，那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叛逆少年杨坤16岁就混社会，他常去的一个歌厅的驻唱歌手某天晚上病了，已经跟老板混熟的杨坤毛遂自荐，结果唱完后老板对他说，“你从明天开始驻唱吧”。当年唱一晚才5块钱。
意外发现自己的唱歌天赋后，1990年，他考上了文艺兵。当兵之后，杨坤依然偷偷跑去唱歌，而那时，他已经从一个5元一晚的新手成为40元一晚的当地著名歌手，这在当时已是天价。“在酒吧唱歌不丢脸，每一笔都是人生的财富。”
那年，班长看他太喜欢唱歌，自告奋勇要帮他录专辑，录音地点就是宿舍的洗手间。那是一盘一共收录了5首翻唱歌曲的卡带，后来成为杨坤嗓音从干净到沙哑的历史见证。
因《无所谓》成名后，2005年，杨坤不得不面对事业的又一次低谷，写歌一直在痛苦上绕，感受到的也全是痛苦。大夫告诉他，这是抑郁症。他去上海看埃里克·克莱普顿演唱会，两个小时现场一首歌都没听进去，整个人都是晕的。
“最不好的是2005到2008年，我是一个挺脆弱的人，身边很多的环境、氛围要影响你的话，包括你的工作人员、包括你的所有的一些你很不如意的事情放在一起，你就没法解决了。”他回忆说。
抑郁症如影随形，“唯一让我好起来的，是我自己心里想说什么就说出来，但说完了以后我又伤害别人了，我知道了以后又特紧张。现在呢，也会很真实地告诉你们，我是这么想的，但我现在说出来你们就舒服了，你们舒服了以后我就更舒服了。这是我唯一的转变。”
“我现在好了，好得不得了。现在整个人都‘开了’，就像一个15岁的女孩还没长开，到了25岁越来越好看了，长开了。我现在就是那个状态。”
杨坤12月30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演唱会是夏天跟演出商“非凡京奇公司”敲定的。总经理张熠明记得第一次约杨坤谈这事儿时，节目正火，大家一起开会、吃饭，“以前也见过他，没觉得他有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人气变高了。以前是他上个节目上个媒体，还要工作人员去安排。现在倒过来了，很多人求他上节目，求给他做采访。因为他红过苦过也低谷过，所以他看得比较淡，也没有架子。有礼有节，挺谦逊的”。
杨坤解释自己为何如此淡定清醒，又不得不搬出“好声音”，他从前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喜欢听自己唱歌，结果做了回导师让他发觉，“以前，唱歌只要自己爽就行，而现在知道了原来你唱什么样的歌能够影响到什么样的人，这对我来说挺重要的。以前，‘正能量’这三个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现在我为他们每一个转身，说的每一句话，假如能让他们开心，我自己也舒服，这就跟做了慈善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里，别人眼里的杨坤是个很“各色”的人，说话招人厌，但在“好声音”中，不少观众认为杨坤很可爱真性情，在商人眼中，他是4个导师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32场”概念成为最妙的宣传。
因为当年的第一桶金与庾澄庆有关，所以杨坤说庾澄庆是自己心中的偶像。这大半年，几个人都有一种被透支的感觉。庆功宴上，两三百人一起喝酒，酒过三巡，杨坤问庾澄庆：“你有没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庾澄庆说：“我有一种失业的感觉。”
“这几个月我们每个人都把所有的精力投在这里，活也不干，商演也不演。每天都要想怎样去点评学员，怎样给他们挑歌，怎样把这个节目做得更精彩，怎样让两个人对决的时候大家看着更舒服，更有观赏性。一百多天，天天在干这个事，突然这个事没了，大家还是挺失落的，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虽然自己有很多工作，就觉得好像没有比这个工作更重要了。”
杨坤承诺要带着学员跟自己跑“32场”，现在他大笑，“得先问问他们的档期，他们每一天都在演出，比我还忙”。
杨坤和他的学员丁丁还被娱乐消费了一把，传出了“恋情”。他说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早已百毒不侵，但对丁丁并不公平。
“回头看，会有被利用的感觉吗？”面对这个问题，他沉思了一下说：“会有一点点。但是你被人利用了，同时你是不是在这个平台？咱们说良心话，你也获取了很多，就没有必要再抱怨了。”（摘自《博客天下》）
在经历了贫穷、走红、过气后，他说自己现在的状态从不曾如此舒展过。2012年夏天，“好声音”的转椅让在歌坛沉浮了十余年的杨坤重回歌坛一线。
几天前，杨坤被一个噩梦惊醒了。他发现身上没有钱，没东西吃，没地方住。这时候，距离他摆脱那种生活已经过去10年，他有条件培养喜欢老爷车或重型机车这类昂贵的爱好，但不安全感曾经长久伴随他，从1995年至今，他搬过55次家，最糟糕的时候，住过80块钱一个月的防空洞。
在经历了贫穷、走红、过气、抑郁等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在“杨坤1/32北京演唱会”记者会上见到他时，他正在接受采访，那天下午一共有五六轮访问，天黑后，人群渐渐散去，他承认，最近想找他的人太多。
演出商后来悄悄告诉我，杨坤的商演价近期一路飙升，为了挡去更多邀请，经纪人不得不抬高价格说出个吓人的数字，没想到还是有人不怕贵，愿意出钱。
就在一年前的同一时间，他为自己2011年北京演唱会做宣传，记者会匆匆了之，主办方工作人员会后给各大媒体记者打电话发短信，拜托稿子尽量帮帮忙发大点。
在更早的2006年冬天，我们约在空落落的唱片公司会议室，他比我早到，一个人静静地等着。那时正值他有抑郁症，不爱说话，对社交恐惧，写了一首歌叫《我比从前更寂寞》，是他成名后又落寞的心态。当时，他对歌坛惨淡现状也多有抱怨，又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尽管嘴里唱的是《无所谓》。
那年正值湖南卫视“超女”很火，记者找他做采访，都爱问他怎么看李宇春，怎么看选秀，他忍不住开炮，“她不会唱歌”，惹来骂声一片。他也不想做评委，“我这性格干不了啊！我肯定都说实话，要配合节目，我做不到啊”。
和他再度提及这些，他说全部记得，说完笑一笑，然后叹气。如今，他已经成了“超女”之后最热门的选秀节目的评委，并借此找回了失去的人气。
但他脸上看不到一丝沾沾自喜。有时候他躺在床上想起这十年来的种种，会觉得挺不可思议，“即使‘好声音’带来的不是重生，也是老天爷在我这个年纪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1995年，唱了两晚就被北京保利大厦歌厅赶出来的杨坤，揣着老板扔给他的100块钱来到当时最火的酒吧“卡萨布兰卡”，他点唱了一首庾澄庆的成名曲《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声音惊动了正在后台候场的沙宝亮。后来杨坤和沙宝亮、满江一起，成为那年“卡萨布兰卡”里最火的驻唱歌手。
2000年，他因为唱《无所谓》走红。
2012年，他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与同为导师的庾澄庆搭档，两个人在同样的位置去为别人转身，给别人机会，“能和他同台，对我来说，是件很荣幸的事”。
但他说自己不会再膨胀。“妹妹，我已经40岁了，你哥我已经火过一次了，如果现在再膨胀的话，那就真白活了。”
“‘好声音’给的一些机会，对我来说必须要珍惜，”他说，“因为现在很多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能在台上再开演唱会，你问问现在有几个人？没有资格膨胀了，没有理由膨胀了。”
杨坤不缺乏岁月的历练。他的第一张专辑里，做文艺兵时的老班长曾录了这样一段旁白形容他：“舞厅伴唱生涯令他对人生失去了信心。他为没人为他写歌而苦恼，犹如一只海上漂泊的孤舟，他绝望了，悲伤了，他最大的痛苦是老唱别人的歌，他最大的冤枉是别人唱他的歌。”
杨坤每次听到老班长的这番话，总忍不住笑中带泪，那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叛逆少年杨坤16岁就混社会，他常去的一个歌厅的驻唱歌手某天晚上病了，已经跟老板混熟的杨坤毛遂自荐，结果唱完后老板对他说，“你从明天开始驻唱吧”。当年唱一晚才5块钱。
意外发现自己的唱歌天赋后，1990年，他考上了文艺兵。当兵之后，杨坤依然偷偷跑去唱歌，而那时，他已经从一个5元一晚的新手成为40元一晚的当地著名歌手，这在当时已是天价。“在酒吧唱歌不丢脸，每一笔都是人生的财富。”
那年，班长看他太喜欢唱歌，自告奋勇要帮他录专辑，录音地点就是宿舍的洗手间。那是一盘一共收录了5首翻唱歌曲的卡带，后来成为杨坤嗓音从干净到沙哑的历史见证。
因《无所谓》成名后，2005年，杨坤不得不面对事业的又一次低谷，写歌一直在痛苦上绕，感受到的也全是痛苦。大夫告诉他，这是抑郁症。他去上海看埃里克·克莱普顿演唱会，两个小时现场一首歌都没听进去，整个人都是晕的。
“最不好的是2005到2008年，我是一个挺脆弱的人，身边很多的环境、氛围要影响你的话，包括你的工作人员、包括你的所有的一些你很不如意的事情放在一起，你就没法解决了。”他回忆说。
抑郁症如影随形，“唯一让我好起来的，是我自己心里想说什么就说出来，但说完了以后我又伤害别人了，我知道了以后又特紧张。现在呢，也会很真实地告诉你们，我是这么想的，但我现在说出来你们就舒服了，你们舒服了以后我就更舒服了。这是我唯一的转变。”
“我现在好了，好得不得了。现在整个人都‘开了’，就像一个15岁的女孩还没长开，到了25岁越来越好看了，长开了。我现在就是那个状态。”
杨坤12月30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演唱会是夏天跟演出商“非凡京奇公司”敲定的。总经理张熠明记得第一次约杨坤谈这事儿时，节目正火，大家一起开会、吃饭，“以前也见过他，没觉得他有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人气变高了。以前是他上个节目上个媒体，还要工作人员去安排。现在倒过来了，很多人求他上节目，求给他做采访。因为他红过苦过也低谷过，所以他看得比较淡，也没有架子。有礼有节，挺谦逊的”。
杨坤解释自己为何如此淡定清醒，又不得不搬出“好声音”，他从前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喜欢听自己唱歌，结果做了回导师让他发觉，“以前，唱歌只要自己爽就行，而现在知道了原来你唱什么样的歌能够影响到什么样的人，这对我来说挺重要的。以前，‘正能量’这三个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现在我为他们每一个转身，说的每一句话，假如能让他们开心，我自己也舒服，这就跟做了慈善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里，别人眼里的杨坤是个很“各色”的人，说话招人厌，但在“好声音”中，不少观众认为杨坤很可爱真性情，在商人眼中，他是4个导师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32场”概念成为最妙的宣传。
因为当年的第一桶金与庾澄庆有关，所以杨坤说庾澄庆是自己心中的偶像。这大半年，几个人都有一种被透支的感觉。庆功宴上，两三百人一起喝酒，酒过三巡，杨坤问庾澄庆：“你有没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庾澄庆说：“我有一种失业的感觉。”
“这几个月我们每个人都把所有的精力投在这里，活也不干，商演也不演。每天都要想怎样去点评学员，怎样给他们挑歌，怎样把这个节目做得更精彩，怎样让两个人对决的时候大家看着更舒服，更有观赏性。一百多天，天天在干这个事，突然这个事没了，大家还是挺失落的，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虽然自己有很多工作，就觉得好像没有比这个工作更重要了。”
杨坤承诺要带着学员跟自己跑“32场”，现在他大笑，“得先问问他们的档期，他们每一天都在演出，比我还忙”。
杨坤和他的学员丁丁还被娱乐消费了一把，传出了“恋情”。他说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早已百毒不侵，但对丁丁并不公平。
“回头看，会有被利用的感觉吗？”面对这个问题，他沉思了一下说：“会有一点点。但是你被人利用了，同时你是不是在这个平台？咱们说良心话，你也获取了很多，就没有必要再抱怨了。”（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