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突然被“抢走” 王云家的对面就是北京市重点小学芳草地小学，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她决然没有想到，因为这所学校她会与儿子“咫尺天涯”。 孩子五岁半的时候，我跟他父亲商量孩子上小学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北京户口，需要他父亲给孩子上。孩子的父亲突然提出要让孩子上芳草地小学，说这学校好，又离我家近。这些我当然知道，可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会加班或出差，所以我想让孩子上一所不错的寄宿学校。他口气强硬，说：“必须上芳草地！不然我自己教育。”我一听就火了，我自己独自带大孩子，他几乎不给抚养费，上学的钱我也没问他要，他凭什么做决定？！电话中，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过了没多久，幼儿园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孩子的父亲要把孩子带走。原来他跑到幼儿园，说要把孩子接走。孩子因为近一年半的时间没见他了，比较陌生，吓得躲在老师身后。而且幼儿园的老师没见过他，当然不让他接。他就去抢孩子，把孩子吓得乱跑，老师的胳膊都被他抓出血印，整个幼儿园的孩子都被吓哭了。我赶过去，孩子躲在一个小屋里，插着门，不敢出来，我喊：“是妈妈，开门吧！”他打开门，扑进我的怀里，全身哆嗦！ “真的是全身哆嗦！”王云说到这里强调了一句，并缩了下身子演示当时儿子恐惧的表现。就此事幼儿园出具证明：“2004年6月24日，朱某（王云要求对孩子用化名）的父亲（以前没来过幼儿园，老师没见过）来幼儿园接他，朱某不跟他走。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给侯某的母亲打了电话，他母亲来了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执，孩子的父亲要带走孩子，孩子不跟他走，我们拨打了110报警。在110出警的情况下，在孩子身心受到极度恐怖和惊吓的情况下把孩子带走。” 老师打110，警察来了，他把自己有抚养权的文件给警察看，人家只能表示这是家务事，劝我们到园外平和地解决，别吓着孩子。我们三人刚走到大门外，他突然从我身后把孩子一把抢过来，塞到车里。我的袖子被他扯掉半个，孩子撕心裂肺地大哭，我哭着冲去拉车门，车还是扬长而去。 孩子被“抢”走后，王云有两个月的时间无法上班，“差点不行了”。 “我们不同于一般的母子” 是我独自养大这个孩子，比一般的母爱还要深厚。 在我怀孕六个月时，跟他的感情已经恶化，我们分居了。我曾经去医院想打掉这个孩子，因为我意识到已经无法给孩子完整的家庭，但医生说，孩子太大了，打掉会很危险。于是孩子留下了，我同时下决心自己要好好带大孩子。怀孕8个月时我独自回到老家，1998年11月生下儿子。我给他起的小名叫抗抗，希望他有顽强的生命力，抵抗住所有的风霜雪雨。孩子刚出生时，我的家人给他打电话，让他来看看我们母子，他拒绝了。孩子一岁八个月时，我带着孩子和姥姥回到北京，因为我必须工作，负担独自抚养孩子的重担。他和他的家人会偶尔来看看孩子，但他几乎不给孩子带东西，也从没跟孩子玩过，只是看着孩子，甚至很少对孩子笑。有一次，孩子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妈妈，你能不能给我找个新爸爸？”我很吃惊，问他：“宝贝，为什么呀？你不是有爸爸吗？”他说：“我不喜欢爸爸！” 我尽量避免对孩子提到他的爸爸，没说过他的坏话。为了孩子，我对幼儿园撒谎说：“他爸爸出国了。”这是我在孩子爸爸问题上惟一一次撒谎。就是不希望大人之间的恩怨造成孩子的仇恨。 孩子两岁时，我坚决提出离婚，因为此时我已经能确认自己完全有能力独自抚养孩子。他起初不愿意，请了自己的父亲和单位领导来，试图说服我。我们需要安定的精神生活，他给不了。我们在石景山法院协议离婚，本来我坚持要孩子。可法官后来给我私下做工作，说：“你是否可以考虑把孩子名义上给他？”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如果孩子户口随父亲，必须等满5周岁后才能转到北京，我考虑到以后独自带孩子要承担的经济压力，如果孩子是外地户口显然还需要一大笔借读费。就同意了。 孩子曾跟父亲、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三个月，但孩子一直哭闹，孩子的姥姥找过去，提出把孩子接回去。此后孩子一直跟随王云生活，孩子的姥姥也跟她们住一起帮忙照顾。孩子两岁半时，王云把他送进一家条件较好的幼儿园。 虽然幼儿园是寄宿制的，我也交了相应的费用。但只要有时间，我晚上一定会把他接回家，最多一星期也就在幼儿园住一两个晚上。他喜欢幼儿园，跟老师、小朋友相处得很好。活泼、开朗，而且很聪明。这点我真不是夸张。他喜欢吃冰淇淋，但怕他闹肚子，我限制他吃。一次我在客厅里，瞥见他正打开冰箱，就问他：“你干吗呢？”他忙把冰箱门扇乎几下，说：“我凉快凉快不行吗？”那时候他才两岁多点。 提到儿子，王云的情绪明显开朗起来。她拿出一份2004年的《新京报》给记者看，那里有个专门的版面是介绍小孩子的精彩生活片段的。这一期整个版面都是她的小抗抗，他的大笑，他的搞怪，他的习性……她说自己认为孩子很可爱,所以“走了后门”做了这版。从那些照片看，穿红色衣服的小抗抗确实是个聪明活泼的小淘气。 王云不大的家里，到处是孩子的照片，从小到大，笑的、哭的。王云坐的小板凳、沙发前的小桌子，都是“儿子用的”袖珍家具…… “从他出生到一岁两个多月，都是吃的我的奶，没有人工喂养。”说着，王云的声音哽咽了，忍了又忍，眼泪硬是没流出来。 两年多的两次母子相见 说到跟孩子分离后的情况，王云的声音坚强到有些生硬。 孩子走后头一年我根本见不到，我每个星期周末都给他们送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包括送钱，居委会和邻居都可以作证。可是，他根本不开门。任何人叫都不开门。听楼下邻居说，孩子开始总哭，半夜三更也使劲哭。不知道孩子是什么样了，从来没离开过我，吃得饱吗？穿得暖吗？我知道，他2003年就已经跟单位解除合同了，处于失业状态。所以我从不间断地送东西，即使下雨或下雪，我也去。听说他们父子总是晚上出来，我就在晚上九十点钟去，希望能看上儿子一眼。 我了解他的性格，怕激怒他对儿子做出不利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按照他的要求给他写悔罪信（尽管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希望能感化他。在过了一年零一个月时，终于感化他了，他主动给我打电话，问：“你知道自己有罪吗？”我赶快说：“知道。”因为我“认罪”态度好，他竟然答应我见见孩子。我欣喜若狂。 一进门，我就看见分别一年多的儿子把头抵在桌沿上，头发很长，一声不吭！知道妈妈来了也不抬头。我走过去，把儿子的头使劲扳过来，孩子眼睛里没任何内容。整个相处的过程，孩子几乎不说话，木然，只在他父亲的授意下说过一句：“我很快乐！”我不知道孩子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只看到屋里门窗紧闭，衣物、食品、用品等等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散放在地上，肮脏不堪，气味难闻。而且孩子的声音已经嘶哑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这应该是他苦恼和久不见阳光缺钙的原因。 “为了让孩子重新生活在阳光下”，两年多的时间里，王云找了她能够想到的所有部门。前夫小区的居委会、他的弟弟及父母、石景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石景山妇联、教委、心理诊所，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他沟通”。她找居委会时，人家竟然认为他“一年多没在家住了”。 2004年，王云无奈地与前夫打了一场孩子探视权的官司，法庭支持王云探视孩子的合法权益，可王云还是见不到孩子。 今年三月，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在他的教育下马上就要上电视了，“我的教育是第一流的”。我很兴奋他能打电话给我，在我说服下我又获得了一次见儿子的机会。 孩子看到我还是很漠然，本来坐在地板上，看到我站起来，裤子一下子就滑落到地上。我一看，那条保暖裤还是他小时穿的，裤腿明显短了一截，膝盖处已经磨破了。头发还是长长的，显然很久没清洗了。脚上穿着爸爸的大拖鞋。
板凳上露出很长的铁钉，我说：“你把板凳钉一下，别撞伤孩子。”他说：“不要你管，这是我们朱家的事。” 趁他上厕所时，我给孩子拍了几张照片，孩子让照，但不配合。 王云拿出那次拍的照片给记者看，照片上，孩子冷漠地看着镜头，与登在《新京报》上的照片判若两人。这张照片王云曾拿到法庭，对方提出这是“经过电脑处理的照片”。王云坚决否认这个说法，她指着墙上另一张说：“这张确实经过电脑处理。”那是母子两人的合影，“就是那次他竟然同意给我们拍了一张”，王云的处理，是让坐在自己怀里的孩子“有点笑容”。 他同意给我们拍合影是在我同意给他钱后。这次，他提出“你应该补偿我们生活费用”，每月一千元，两年多共两万四千元，“你先把钱给了我，再说其他的”。孩子目前的状态是对母亲最大的伤害，我想让儿子晒晒太阳，想让他去上学，能不同意吗？我一直在努力改善跟他的关系，就是为了孩子呀。 但我又怕一下子把钱全给他，还是达不到让孩子出来的目的怎么办？让孩子跟他生活在一起，我真不知道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于是，我说：“我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能不能先给你五千，其他的分期给？”这句话刚说完，他就冲上来，一把扯掉我怀中的孩子，把我推倒在床上，殴打我，而且说：“以后你再也不要见孩子，每个月拿1500元。”怕吓到一旁的孩子，我没有反抗，也没痛哭。孩子没哭，也没吭声，只是在我站起来把他楼在怀里后，他一只手上下抚摩我的胳膊，一只手握紧了拳头。我走时，孩子送我到门口，我说：“宝宝，妈妈不来看你了，再来就是把你接走。”孩子说：“妈妈，你不会再有两年多都不来看我吧。”其实，他不知道，那两年多不是我不看他，是他爸爸不让我进门呀。 “我要让孩子生活在阳光下” 这次会见让王云下决心把孩子的抚养权要回来。 什么都不重要，孩子最重要，我的惟一目的就是孩子。他已经七岁半了，不能再拖下去了，我要让他上学，过在阳光下的正常儿童的生活。他剥夺了我儿子在阳光下生活的权利！ 我不愿意走到这一步，我不想出名，不想暴露自己的隐私，可孩子是第一位的，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不救他他就枯萎了。也许我的起诉会激怒他，导致他采取过激的行为，可目前只有这样做我还有50%的机会能给孩子幸福，否则就彻底毁了孩子。 2006年5月31日立的案，8月3日第一次开庭。 因为传票送达不了，法官很无奈。传票送了三次都找不到他的人，敲门不开，谁都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里面，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非常担心。那次我把东西放在他门口，一个小时后去看，东西没了，我知道了，他在里面，于是我跑去告诉法官。庭长特批派了四个法警，准备现场开庭，那天他单位保卫处（他就住单位家属院）也去了，不少于50人。可这么多人，等了三个小时，居然还是没能敲开他的门。 那天晚上我等到九点多，看到他家的灯亮了，知道他在家。第二天我问法官：“他在家，怎么办？”法官说：“随时灯亮我们随时去，任何时间都可以。”我想了一条让他主动出门的好主意。当天晚上我等他灯亮了后把电闸拉了，法官也赶到了，趁他出来修灯的机会把传票送到他手上。 开庭前，王云曾要求法官，能否不让孩子出庭，“对孩子伤害太大了”。法官说：“对方非要带，我们也没办法，这也是离婚家庭孩子必然承受的。” 法庭上，他一定要孩子“发表意见”，孩子宣读一张写好的文章，满纸都是“仇恨！勿忘！”都是大人的话，很苍老，很压抑，法官忍不住问：“孩子，这是你写的吗？”孩子犹豫了一下，回答：“是。”孩子碰到我的目光就不以为然地马上把头转过去，前两次见面的冷漠现在化成了仇恨。我心如刀绞！孩子说不喜欢我，哪个孩子天性不爱母亲，何况我抚养他五年，他说的是真心话吗？我不相信！ 随后，石景山法院又两次开庭，并定于9月19日宣判。 因为他一会儿要请律师，一会要换法官，开庭时间一拖再拖，我着急呀，新学年已经开始了，眼看孩子又得耽误一年。我请求法官能否先予执行，让孩子先去上学，这个官司我跟他慢慢打，别耽误了孩子。可惜法官说这不符合法律规定。 记者在法庭上亲眼见到孩子对王云的仇恨，他甚至不喊她妈妈。如果王云胜诉了，把孩子要回来了，会怎样呢？ 我知道孩子回来后，我的生活会发生很大改变，但我不在乎。我相信，只要给孩子打开一扇窗，孩子就有可能健康。 孩子在封闭状态中已生活很久，势必有个调整过程，必须对他的心理和是非观念进行调整。我要让他了解真善美，带他走进大自然，在自然状态中接受母亲，接受客观世界。 王云的家不大但很整洁，黄色的沙发红色的坐垫，处处透露阳光的色彩，显示出主人对生活的热爱。小小的卧室里摆着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她说她一直没改变孩子在家时的摆设布局，因为她想让孩子一回来就能被熟悉的气氛包围住，那是温暖的、放松的家的感觉。
孩子突然被“抢走” 王云家的对面就是北京市重点小学芳草地小学，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她决然没有想到，因为这所学校她会与儿子“咫尺天涯”。 孩子五岁半的时候，我跟他父亲商量孩子上小学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北京户口，需要他父亲给孩子上。孩子的父亲突然提出要让孩子上芳草地小学，说这学校好，又离我家近。这些我当然知道，可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会加班或出差，所以我想让孩子上一所不错的寄宿学校。他口气强硬，说：“必须上芳草地！不然我自己教育。”我一听就火了，我自己独自带大孩子，他几乎不给抚养费，上学的钱我也没问他要，他凭什么做决定？！电话中，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过了没多久，幼儿园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孩子的父亲要把孩子带走。原来他跑到幼儿园，说要把孩子接走。孩子因为近一年半的时间没见他了，比较陌生，吓得躲在老师身后。而且幼儿园的老师没见过他，当然不让他接。他就去抢孩子，把孩子吓得乱跑，老师的胳膊都被他抓出血印，整个幼儿园的孩子都被吓哭了。我赶过去，孩子躲在一个小屋里，插着门，不敢出来，我喊：“是妈妈，开门吧！”他打开门，扑进我的怀里，全身哆嗦！ “真的是全身哆嗦！”王云说到这里强调了一句，并缩了下身子演示当时儿子恐惧的表现。就此事幼儿园出具证明：“2004年6月24日，朱某（王云要求对孩子用化名）的父亲（以前没来过幼儿园，老师没见过）来幼儿园接他，朱某不跟他走。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给侯某的母亲打了电话，他母亲来了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执，孩子的父亲要带走孩子，孩子不跟他走，我们拨打了110报警。在110出警的情况下，在孩子身心受到极度恐怖和惊吓的情况下把孩子带走。” 老师打110，警察来了，他把自己有抚养权的文件给警察看，人家只能表示这是家务事，劝我们到园外平和地解决，别吓着孩子。我们三人刚走到大门外，他突然从我身后把孩子一把抢过来，塞到车里。我的袖子被他扯掉半个，孩子撕心裂肺地大哭，我哭着冲去拉车门，车还是扬长而去。 孩子被“抢”走后，王云有两个月的时间无法上班，“差点不行了”。 “我们不同于一般的母子” 是我独自养大这个孩子，比一般的母爱还要深厚。 在我怀孕六个月时，跟他的感情已经恶化，我们分居了。我曾经去医院想打掉这个孩子，因为我意识到已经无法给孩子完整的家庭，但医生说，孩子太大了，打掉会很危险。于是孩子留下了，我同时下决心自己要好好带大孩子。怀孕8个月时我独自回到老家，1998年11月生下儿子。我给他起的小名叫抗抗，希望他有顽强的生命力，抵抗住所有的风霜雪雨。孩子刚出生时，我的家人给他打电话，让他来看看我们母子，他拒绝了。孩子一岁八个月时，我带着孩子和姥姥回到北京，因为我必须工作，负担独自抚养孩子的重担。他和他的家人会偶尔来看看孩子，但他几乎不给孩子带东西，也从没跟孩子玩过，只是看着孩子，甚至很少对孩子笑。有一次，孩子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妈妈，你能不能给我找个新爸爸？”我很吃惊，问他：“宝贝，为什么呀？你不是有爸爸吗？”他说：“我不喜欢爸爸！” 我尽量避免对孩子提到他的爸爸，没说过他的坏话。为了孩子，我对幼儿园撒谎说：“他爸爸出国了。”这是我在孩子爸爸问题上惟一一次撒谎。就是不希望大人之间的恩怨造成孩子的仇恨。 孩子两岁时，我坚决提出离婚，因为此时我已经能确认自己完全有能力独自抚养孩子。他起初不愿意，请了自己的父亲和单位领导来，试图说服我。我们需要安定的精神生活，他给不了。我们在石景山法院协议离婚，本来我坚持要孩子。可法官后来给我私下做工作，说：“你是否可以考虑把孩子名义上给他？”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如果孩子户口随父亲，必须等满5周岁后才能转到北京，我考虑到以后独自带孩子要承担的经济压力，如果孩子是外地户口显然还需要一大笔借读费。就同意了。 孩子曾跟父亲、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三个月，但孩子一直哭闹，孩子的姥姥找过去，提出把孩子接回去。此后孩子一直跟随王云生活，孩子的姥姥也跟她们住一起帮忙照顾。孩子两岁半时，王云把他送进一家条件较好的幼儿园。 虽然幼儿园是寄宿制的，我也交了相应的费用。但只要有时间，我晚上一定会把他接回家，最多一星期也就在幼儿园住一两个晚上。他喜欢幼儿园，跟老师、小朋友相处得很好。活泼、开朗，而且很聪明。这点我真不是夸张。他喜欢吃冰淇淋，但怕他闹肚子，我限制他吃。一次我在客厅里，瞥见他正打开冰箱，就问他：“你干吗呢？”他忙把冰箱门扇乎几下，说：“我凉快凉快不行吗？”那时候他才两岁多点。 提到儿子，王云的情绪明显开朗起来。她拿出一份2004年的《新京报》给记者看，那里有个专门的版面是介绍小孩子的精彩生活片段的。这一期整个版面都是她的小抗抗，他的大笑，他的搞怪，他的习性……她说自己认为孩子很可爱,所以“走了后门”做了这版。从那些照片看，穿红色衣服的小抗抗确实是个聪明活泼的小淘气。 王云不大的家里，到处是孩子的照片，从小到大，笑的、哭的。王云坐的小板凳、沙发前的小桌子，都是“儿子用的”袖珍家具…… “从他出生到一岁两个多月，都是吃的我的奶，没有人工喂养。”说着，王云的声音哽咽了，忍了又忍，眼泪硬是没流出来。 两年多的两次母子相见 说到跟孩子分离后的情况，王云的声音坚强到有些生硬。 孩子走后头一年我根本见不到，我每个星期周末都给他们送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包括送钱，居委会和邻居都可以作证。可是，他根本不开门。任何人叫都不开门。听楼下邻居说，孩子开始总哭，半夜三更也使劲哭。不知道孩子是什么样了，从来没离开过我，吃得饱吗？穿得暖吗？我知道，他2003年就已经跟单位解除合同了，处于失业状态。所以我从不间断地送东西，即使下雨或下雪，我也去。听说他们父子总是晚上出来，我就在晚上九十点钟去，希望能看上儿子一眼。 我了解他的性格，怕激怒他对儿子做出不利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按照他的要求给他写悔罪信（尽管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希望能感化他。在过了一年零一个月时，终于感化他了，他主动给我打电话，问：“你知道自己有罪吗？”我赶快说：“知道。”因为我“认罪”态度好，他竟然答应我见见孩子。我欣喜若狂。 一进门，我就看见分别一年多的儿子把头抵在桌沿上，头发很长，一声不吭！知道妈妈来了也不抬头。我走过去，把儿子的头使劲扳过来，孩子眼睛里没任何内容。整个相处的过程，孩子几乎不说话，木然，只在他父亲的授意下说过一句：“我很快乐！”我不知道孩子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只看到屋里门窗紧闭，衣物、食品、用品等等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散放在地上，肮脏不堪，气味难闻。而且孩子的声音已经嘶哑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这应该是他苦恼和久不见阳光缺钙的原因。 “为了让孩子重新生活在阳光下”，两年多的时间里，王云找了她能够想到的所有部门。前夫小区的居委会、他的弟弟及父母、石景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石景山妇联、教委、心理诊所，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他沟通”。她找居委会时，人家竟然认为他“一年多没在家住了”。 2004年，王云无奈地与前夫打了一场孩子探视权的官司，法庭支持王云探视孩子的合法权益，可王云还是见不到孩子。 今年三月，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在他的教育下马上就要上电视了，“我的教育是第一流的”。我很兴奋他能打电话给我，在我说服下我又获得了一次见儿子的机会。 孩子看到我还是很漠然，本来坐在地板上，看到我站起来，裤子一下子就滑落到地上。我一看，那条保暖裤还是他小时穿的，裤腿明显短了一截，膝盖处已经磨破了。头发还是长长的，显然很久没清洗了。脚上穿着爸爸的大拖鞋。
板凳上露出很长的铁钉，我说：“你把板凳钉一下，别撞伤孩子。”他说：“不要你管，这是我们朱家的事。” 趁他上厕所时，我给孩子拍了几张照片，孩子让照，但不配合。 王云拿出那次拍的照片给记者看，照片上，孩子冷漠地看着镜头，与登在《新京报》上的照片判若两人。这张照片王云曾拿到法庭，对方提出这是“经过电脑处理的照片”。王云坚决否认这个说法，她指着墙上另一张说：“这张确实经过电脑处理。”那是母子两人的合影，“就是那次他竟然同意给我们拍了一张”，王云的处理，是让坐在自己怀里的孩子“有点笑容”。 他同意给我们拍合影是在我同意给他钱后。这次，他提出“你应该补偿我们生活费用”，每月一千元，两年多共两万四千元，“你先把钱给了我，再说其他的”。孩子目前的状态是对母亲最大的伤害，我想让儿子晒晒太阳，想让他去上学，能不同意吗？我一直在努力改善跟他的关系，就是为了孩子呀。 但我又怕一下子把钱全给他，还是达不到让孩子出来的目的怎么办？让孩子跟他生活在一起，我真不知道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于是，我说：“我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能不能先给你五千，其他的分期给？”这句话刚说完，他就冲上来，一把扯掉我怀中的孩子，把我推倒在床上，殴打我，而且说：“以后你再也不要见孩子，每个月拿1500元。”怕吓到一旁的孩子，我没有反抗，也没痛哭。孩子没哭，也没吭声，只是在我站起来把他楼在怀里后，他一只手上下抚摩我的胳膊，一只手握紧了拳头。我走时，孩子送我到门口，我说：“宝宝，妈妈不来看你了，再来就是把你接走。”孩子说：“妈妈，你不会再有两年多都不来看我吧。”其实，他不知道，那两年多不是我不看他，是他爸爸不让我进门呀。 “我要让孩子生活在阳光下” 这次会见让王云下决心把孩子的抚养权要回来。 什么都不重要，孩子最重要，我的惟一目的就是孩子。他已经七岁半了，不能再拖下去了，我要让他上学，过在阳光下的正常儿童的生活。他剥夺了我儿子在阳光下生活的权利！ 我不愿意走到这一步，我不想出名，不想暴露自己的隐私，可孩子是第一位的，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不救他他就枯萎了。也许我的起诉会激怒他，导致他采取过激的行为，可目前只有这样做我还有50%的机会能给孩子幸福，否则就彻底毁了孩子。 2006年5月31日立的案，8月3日第一次开庭。 因为传票送达不了，法官很无奈。传票送了三次都找不到他的人，敲门不开，谁都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里面，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非常担心。那次我把东西放在他门口，一个小时后去看，东西没了，我知道了，他在里面，于是我跑去告诉法官。庭长特批派了四个法警，准备现场开庭，那天他单位保卫处（他就住单位家属院）也去了，不少于50人。可这么多人，等了三个小时，居然还是没能敲开他的门。 那天晚上我等到九点多，看到他家的灯亮了，知道他在家。第二天我问法官：“他在家，怎么办？”法官说：“随时灯亮我们随时去，任何时间都可以。”我想了一条让他主动出门的好主意。当天晚上我等他灯亮了后把电闸拉了，法官也赶到了，趁他出来修灯的机会把传票送到他手上。 开庭前，王云曾要求法官，能否不让孩子出庭，“对孩子伤害太大了”。法官说：“对方非要带，我们也没办法，这也是离婚家庭孩子必然承受的。” 法庭上，他一定要孩子“发表意见”，孩子宣读一张写好的文章，满纸都是“仇恨！勿忘！”都是大人的话，很苍老，很压抑，法官忍不住问：“孩子，这是你写的吗？”孩子犹豫了一下，回答：“是。”孩子碰到我的目光就不以为然地马上把头转过去，前两次见面的冷漠现在化成了仇恨。我心如刀绞！孩子说不喜欢我，哪个孩子天性不爱母亲，何况我抚养他五年，他说的是真心话吗？我不相信！ 随后，石景山法院又两次开庭，并定于9月19日宣判。 因为他一会儿要请律师，一会要换法官，开庭时间一拖再拖，我着急呀，新学年已经开始了，眼看孩子又得耽误一年。我请求法官能否先予执行，让孩子先去上学，这个官司我跟他慢慢打，别耽误了孩子。可惜法官说这不符合法律规定。 记者在法庭上亲眼见到孩子对王云的仇恨，他甚至不喊她妈妈。如果王云胜诉了，把孩子要回来了，会怎样呢？ 我知道孩子回来后，我的生活会发生很大改变，但我不在乎。我相信，只要给孩子打开一扇窗，孩子就有可能健康。 孩子在封闭状态中已生活很久，势必有个调整过程，必须对他的心理和是非观念进行调整。我要让他了解真善美，带他走进大自然，在自然状态中接受母亲，接受客观世界。 王云的家不大但很整洁，黄色的沙发红色的坐垫，处处透露阳光的色彩，显示出主人对生活的热爱。小小的卧室里摆着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她说她一直没改变孩子在家时的摆设布局，因为她想让孩子一回来就能被熟悉的气氛包围住，那是温暖的、放松的家的感觉。